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思考[样例5]

第一篇：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思考

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思考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监督。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当前检察工作讲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今后开展检察工作的主旋律和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切无疑对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加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一些严重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有明显上升势头，且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那些生产经营者的胆大妄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倒不如说是因为某些行政执法部门对市场的监管出现了问题，是行政执法机关执法能力低下、执法不到位、不依法行政以及刑事司法缺位所致。发生上述事件，不能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执法部门和执法者，而应该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思行政执法体制性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关能否依法行政，能否及时将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随意性太强，或者行政执法部门受经济利益驱使，搞“以罚代刑”、有罪不究、有案不移，甚至个别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渎职失职，就势必会造成市场经济秩序、以致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严重混乱。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赋予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拥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独立国家权力。为了使国家的行政法律法规能够统一正确实施，在监督和保障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就应当担负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是其法定职责所在，也是为了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内在要求。

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和监督不力的原因

目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尤其是对行政执法部门有罪不究、有案不移、搞“以罚代刑”的监督工作，依然存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

举报案件线索少。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行政执法环节。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移送或者不及时移送犯罪线索，司法机关便很难发现此类案件。一方面，作为被处罚的当事人本来已经涉嫌犯罪，当被行政执法机关处以较轻的处罚后（相对于刑罚而言），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本人自然想息事宁人。另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作罚款处理（为主要形式）或作其它形式的处罚，通常都会受到部门利益或者经济利益的驱使，得罚便罚，加上行政执法人员自身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因素，往往会在执法人员心中形成案件已经处罚过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不移送也无所谓的心态，因此便不会再去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了，这也是“以罚代刑”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监督手段不足。从当前情况看，对市场经济领域犯罪打击不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有的行政执法部门搞“以罚代刑”、有罪不究，发现犯罪线索后不向司法机关移送。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监督的手段目前只有两种，一是通过查办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来达到监督的目的，但此类案件从统计来看，因“以罚代刑”而受到查处的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如徇私舞弊不移交案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案件非常少，比例也小。二是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当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司法机关时，检察机关发现之后，可以实施立案监督，可以向行政执法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但是发出的检察建议不被采纳，音信皆无，检察机关应如何。

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几点设想

建立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工作机制。在建立联系机制上，可以成立一个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各行政执法机关组成的相对固定的监督保障协调机构，各组成部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保持经常性的相互联系。通过召开定期联席会议等形式，保障监督行政执法。为增强监督的效力，地方党委、政府可以以文件的形式，或者由地方人大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案件时，特别是对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要按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同时向人民检察院备案，由司法机关依法查明犯罪事实后，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同时，协调机构将有关工作制度、保障措施及有关责任追究制等引入规定之中，予以规范，以确保专门监督保障机构的正常运转。另外，检察机关还可以利用行政执法机关查办行政案件须公示公开的特点，发动群众积极举报，并把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引入到检察监督上来，有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广泛性便可大大加强。

加强行政执法检查，把执法责任追究制真正落到实处。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处罚案件的检查、调查权，尚无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出于维护国家行政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目的，经过地方人大立法后或者依据地方党委、政府出台的实施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可以联合当地政府的法制部门、审计部门或行政执法机关的监察机构等，进行执法检查。完善立法。这是解决对行政执法机关监督不力的根本方法。国家或地方人大应尽快完善立法，及早制定、完善有关落实检察监督权实施的具体法律法规。按照“公权无法律授权不可为”的司法准则。只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检察监督才有法律依据，才不再仅仅是依靠党委、政府建立的联系制度或者协商制度来完成任务，检察工作的开展才更有力度。

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几点思考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经常最普遍的管理活动，可以说，行政执法活动执法频率最频繁，涉及领域最广泛，关系公民的权益也最经常、最直接、最宽广。应进一步加强、改进和完善行政执法，真正做到依法执法、依法行政，最终实现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目标。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加快立法步伐。抓紧制定一批当前急需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法规，注重立法质量，使所立之法具有超前性、预见性、导向性和稳定性，还要集思广益，使制定的法律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同时，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造成法律法规打架和职权交叉现象，从而影响法律的全面、公正和完整。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部门职能，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和整个社会的活力与效率。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同一部门不同层次之间的职责权限，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调整合并行政执法机构，组建相对独立、集中统一的行政执法机构。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使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从而实现行政权的规范运作。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首先是严把执法部门进人关和执法资格审查关。其次，要健全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各项管理制度，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最后，还要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提高他们严格执法、公正执法、规范执法的能力和水平。

完善执法监督体制。一是重视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立法,实行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制化。只有通过立法规范监督活动，才能保障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实现依法监督，确保监督真正有效。二是改革行政监督的双重领导体制,建立起行政监督的垂直领导体制。行

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这已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项原则。我国内部监督机关（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作为行政系统内部专门监督行政的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这种监督体制使得监督机关地位不够独立，容易受到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干扰和影响，因而监督效果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保障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因素，独立行使监督职权,做到大胆秉公执法,严格依法办事。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定位必须由权力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职能应主要集中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集中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在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政府必须到位,以弥补市场的不足｡目前,重点是完善行政执法机制,纠正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使政府､企业都能明确落实到各自的位置｡

（一）转变行政立法理念，健全行政法制体系

首先，行政立法必须树立“法制统一”的理念。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就不能依法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体现在法律制度建设上集中表现为“不抵触”原则：“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规范相抵触。其次，行政立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在行政立法中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尊重人权、爱护群众、依靠人民的精神渗透到法律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贯穿到行政立法活动的各个环节。当然，“以人为本”的行政立法理念必须有“人情化执法”理念相对应，才有助于身处弱势的当事人在不受精神强制的情况下充分表达意志、依法行使权利，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和法律机制的和谐运行。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立法必须树立“制约权力”的观念，立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限制权力的滥用、规范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

（二）积极培育公务员的行政法治理念

有了好的制度、好的法律，最终还是要靠人去执行。自古以来，为政在人。正如王安石所言：“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没理”。公务员是一切行政活动的最终实施者，实现制度约束之下的公务员依法办事，是我国法治走向良性运作的根本。首先，要切实转变和彻底消除公务员的“权力本位”和特权意识，使之牢固树立执政为民、公正执法和行政执法即服务于民的观念，要十分重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大力提高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综合素质。其次，行政执法工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工作，其专业性、法律性都很强，因此应当考虑行政执法人员职业化的措施，要通过经常的、制度化的培训考试等方法使行政执法人员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的“奉法者”。与此同时，必须加大对行政执法队伍的监察、督促甚至制裁的力度，坚决清除行政执法人员中极少数素质低劣的害群之马。

（三）消除传统行政执法“单边主义”思想，健全行政执法参与机制

“政府是为了保障权利而设置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它是许多个人为了保障他们自己权利的目的而选择的代表团体”。既然行政执法权来自于公民权，公民权是行政执法权所追求的目的和需要保障的价值，那么行政执法权必须依全体公民的意志而行使，服务于公民，受公民监督。因此必须消除传统的行政执法“单边主义”思想，建立执法主体和相对人的新型双向关系。在双向关系中，一方面强调行政执法机关不是法治的最高主体，而是法制的客体和对象；另一方面强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来自行政相对人的反向作用促使执法者改变着执法姿态、改进着执法作风、改善着执法局面。相对人对执法者的反向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双向关系获得了程序制度的充分支持，相对人通过行使陈述、申辩、质证、听证等程序性权利，加强了与执法者的对等、对话和合法对抗，增强了行政执法的参与性和民主化。构建新型双向行政执法方式，有利于防止执法权力专横，有利于实现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

（四）构建科学、民主、高效的行政执法程序

执法程序是正确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保证，只有建立科学、民主、高效的执法程序，才能杜绝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不断提高行政效率，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应加强行政程序立法，建立健全行政程序法律体系。包括：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裁决程序、行政处理程序、行政许可程序、行政合同程序和行政复议程序等；另一方面，要确立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制定与实施的制度保证，因而必须尽快确立与完善。主要包括：咨询制度、调查制度、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听证制度、告知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回避制度、职能分离制度、时效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记录和决定制度、救济制度等；加强对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条件成熟时，及时着手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程序是法律机制和谐运行的轨道，建立健全执法程序就是要做到执法权限法定化、执法行为规范化、执法处罚标准化、执法操作有序化、执法检查经常化、执法监督制度化。

（五）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行为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最终走向腐败。严格行政执法，必须强化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改革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体制：以法律形式确定、完善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专项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法律地位；确定各监督主体的监督权限、分工、监督方式和程序，理顺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健全行政监督体系；改变现有监督机构的从属性，监督机构不应被监督对象所领导，应实行越级监督；加强预防监督，把监督放在事前，事中，不能只重视事后监督，监督关口前移，争取监督效益的最大化。

在加强行政系统外部监督方面，首先应着重强调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其次是改革司法机关的监督。一方面是“解放”司法审判权，从体制上给审判机关以完整的人、财、物权，让审判机关没有后顾之忧、无私无畏地行使审查权，监督行政权力的运作。另一方面是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将《行政诉讼法》排斥司法审查的四大事项尽快纳入审查范围，建立起我国的司法审查机制。（司法审查的四大事项：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行政终结裁决行为）第三是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新闻媒体以敏锐、直接、传播范围广泛、反映问题迅速的特点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行政公开，政府接受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对行政行为的报道，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这既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现代民主的重要标志。

在完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方面，必须加强行政自律。应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错案追究制、行政管理公示制、评议考核制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对规范性文件和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及时纠正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和违法、不当的执法行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依法办理每一个行政复议案件。同时，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能，恪尽职守、敢于碰硬。确保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完善内部自控体制，促进行政执法人员廉洁自律，依法行政。

第二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文章标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建立和日趋成熟，民事主体循利而动，在民事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有资产流失、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行业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谁来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目前，对于追诉

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上，我国法律在由谁作为诉讼主体行使诉权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行政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既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诸如上述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发生后，因为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有关主体不敢起诉、不愿起诉，无力起诉、起诉不力，而使得国家、社会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保护因当事人违反行政法、民商法等私法而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立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下，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和概念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我国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过去讨论较少，现行法律中也无任何规定，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我国诉讼法只规定有共同诉讼、代表诉讼和代理诉讼，除此之外，没有从诉讼的效果或诉讼的目的上划分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应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主要的法律特征有：

1、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私益诉讼是因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公益诉讼则是因保障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引发的诉讼。

2、公益诉讼包括基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产生的诉讼即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公诉”；以及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事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和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有关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后者在我国立法上处于“真空”状态，本文的“公益诉讼”特指排除“国家公诉”外的公益诉讼。

3、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和公益行政诉讼。

二、赋予中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的合理性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无力和苍白的。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对一切法律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安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的诉权。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对行政、民商事的法律监督，法律应当同等的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当民事主体通过民事行为、行政机关以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诉讼，以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公益诉讼权从性质上属于司法范畴，将其赋予司法机关行使理所应当。我国的司法机关具体包括审判机关即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院。若将公益诉讼权利赋予审判机关行使即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必将违反“不告不理”诉讼基本原

则，从而陷入法律冲突的泥潭。故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有如下优点：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

（三）赋予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权是由于公益诉讼自身性质决定的。首先，公益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该类利益较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便把握性，个体公民或法人往往感受不到该类利益的存在，或者不能及时全面的感知因该类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自身利益间接受损的状态，如基于行业垄断而造成的移动电话“漫游资费”居高不下等事实。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巨大，诉讼费用较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集团或行政机关，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在我国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尤为明湿。故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不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能有效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国有资产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等案件，侵害的不只是单独的民事主体，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直至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负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职责。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职能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笔者在撰写本文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倾向于我国借鉴和发展英美法系公益诉讼的模式，构筑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为主，其他公益团体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公益诉讼权仅赋予检察机关更具合理性，其理由在上文中已阐明，在此不作赘述。

四、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存的立法、司法体系，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目前亟需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侵犯国家利益的案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案件，往往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对已经流失的国有资产则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缴。将该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通过启动诉讼程序，可以达到追究侵害人的经济责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目的。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侵害人因其违法行为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公害案件多表现为环境污染案件：如擅自采伐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毁坏风景名胜、违规排放污水、废气等案件。该类案件一般较为复杂，应当将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3)垄断案件。垄断案件多表现为不正当竞争案件，如公用企业的限定购买或不合理搭售行为、地方政府的地区封锁行为等引发的案件。目前在我国很多公用事业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垄断经营的，如供电、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等等。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将该类案件归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范围也是十分必要的。

(4)其他损害公益的案件。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并依法追缴行为人非法所得，以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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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思考

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促进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行使、保障行政执法权力与责任统一、实现有效监督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助推了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深入开展，但在实施运行中也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理性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问题，并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法治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现状

近年来，随着依法行政工作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在各地各部门的探索实践中，获得很大发展和进步。

（一）行政执法权力和责任清单基本建立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后，各地各级行政执法单位相继在本级依法行政领导小组组织下，对照法律、法规、规章，经过部门清理、集中初审、反馈意见和审核确认四个步骤，完成了对执法主体清理、执法依据梳理和执法职权界定工作，并通过新闻媒体以及政府和部门门户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梳理结果。以四川省广安市为例，2007年市本级清理出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共74个；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共1996部；具有行政执法职权共3516项。同时，各地根据新颁布和修订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机构改革情况，建立了执法依据动态调整机制，对变更后的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依据、执法权限，及时予以公布实施和报送备案。

（二）分解和公布行政执法执权基本实现

各地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在梳理执法依据的基础上，兼顾执法质量和效率，按照不同的执法职权类别，根据职位分类要求，合理分解执法职权，明确执法程序、标准、时限和责任，落实具体执法机构、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层层签订执法责任书，并建立执法流程图表，通过门户网站和办公场所设置的公告栏或电子显示屏向社会公示，方便群众监督和投诉。

（三）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基本确立

为推动行政执法责任工作落实，全国有30个省级政府出台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为被考核的行政执法单位设立考核档案，量化考核内容，建立起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以日常考核为主的动态考核机制，并将评议考核或者评议考核结果纳入对行政机关综合目标绩效考核体系，或者依法行政评议考核之中，实现了评议考核对行政执法指导和促进的功效。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职权设置不科学

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的逻辑前提是明确的行政执法主体和清晰的执法权限，这就要求国家行政法制层面必须对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依据有准确和清楚的设定，但由于我国在行政法制建设领域“长期欠账”，加之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的部门行政管理传统由来以久，导致了我国行政执法主体繁多，机构林立的现状。数量庞大的执法主体对职权的科学分配设置带来立法技术障碍，造成了职权难明、职责难清的后续问题。虽然，近年政府机构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执法主体过多的问题，但执法机构庞杂，职权不清，职权交叉的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如在城市建设管理、文化市场、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等管理领域中常常发生执法打架现象。城市管理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部门之间的责、权界定和管理监督与违法行为的处罚又存在脱节和厘不清的问题。

（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不健全

1、行政执法评议主体单一。多数地方政府现行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过多的强调了内部（包括自身评议和上级部门评议）的监督考评，而有意无意的淡化外部评议以致公众对行政执法评议参与度不够。这种评议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只唯上不唯实，工作只做给上级看，做给领导看，忽视了行政执法行为作用对象的需求。不仅无法保证执法评议结果的客观公正，而且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自身形象。这都是因为内部评议存在着自我完善动力不足和对行政执法的实际效能考虑不周的“先天”局限。

2、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标准不科学且内容抽象。虽然省级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办法

大都明确了评议考核的内容和要求，但因其是原则性规定，市县政府在实施中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做法，造成了考核标准的不同尺度、考核分值的多少不等，考核方法落后等普遍现象，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

（三）行政执法责任追究不力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是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点和难点。尽管近10多年来各地、各行政管理领域都在探索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长效机制，但从实际情况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难以落实的问题远未根本解决，与建设责任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行政主体责任意识淡漠、执法责任界限不清、执法责任难以认定，行政执法的考核评价与落实执法责任相脱节等。

三、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对策

（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体制作为组织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制度和运行体系，从根本上决定着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进的方向和效用的发挥程度，所以，应当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继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努力建立权责明确、行政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

1、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尤其是健全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这是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环节。只有在法制层面科学合理地设置行政执法机构，明确划分行政执法权限，解决执法权交叉重叠的问题，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分散执法方式下普遍存在的政出多门、权责不明、多头管理、责任难以界定等问题，从而保障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真正落实。

2、深入开展行政综合执法改革。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将原来分别由各类行政机关行政的执法权，包括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征收权和行政强制权等，通过依法配置，相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行政主体来行使，从而减少矛盾冲突，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当前，全国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工作领域已经由城市管理扩展到文化、农业、卫生等领

域；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也正在积极探索过程中。今后，要在更大范围继续深入开展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坚决克服执法权力部门化现象，减少权力交叉重叠的体制矛盾，从而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也便于行政执法责任的落实和对执法权力的监督。

（二）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是关于行政执法工作状况、水平和绩效的重要评价机制，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所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机制，对于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有效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评议考核主体多元化。鉴于公众是行政执法工作的直接作用对象，他们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有着切身体会，对行政执法评议最有发言权。所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主体应当多元组合，除了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外，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首先要保证行政执法信息的及时全面公开，在增加行政执法透明度的基础上建立专家评议、社会公众评议、新闻媒体公众组织评议等外部评议方式，从而真正提高行政执法评价质量，增强评价权威性保障。

2、考核指标科学化。一要严格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体目标和要求来设定。考核的重要标准在于能否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具体考核指标内容上应当包括是否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否依法立法和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是否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服务、行政指导等行政依法作为和依法不作为的各个方面），是否依法作为监督对象接受监督和作为监督主体履行监督职责，包括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履行行政应诉义务等各个方面。二要紧密围绕考评对象的法定职权和执法任务来设定，充分体现考评对象不同的法定职责和执法特点。

3、考评方法信息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电子政务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的评价体系已经出现，因其摒弃了传统评价体系逐个进行与手工操作的不足，为优化行政执法评议体系提供了契机。建立数字化的行政执法评议体系不仅会提高执法评议的工作效率，而且为公众参与执法评议工作搭建了技术平台，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在线投票、民意调查、执法投诉等参与执法评议过程，并影响评议结果，从而保证评价信息的全面、真实、准确。

（三）加大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力度

“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只有运用惩罚,才能使个人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要实现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制度效用，就必须改变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力度疲软现状，必须动真格。一是整合责任追究主体力量，将政府法制部门、审计、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手段和监督内容进行规划整合、增加责任追究的合力和效能；二是将执法责任制由传统的单纯事后监督并追究责任，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动态监督并追究责任；三是切实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紧密挂钩，与各级执法机关领导的政绩和奖惩挂钩。将依法行政考核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体系，占有相当分值，作为年终绩效考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考评结果，严格执行奖励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篇：关于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思考

关于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思考

【摘要】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措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行十多年来，取得显著成效，但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过程中理论研究相对匮乏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本文主要从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完善对策三个主要方面来讨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完善，从而对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行政执法责任；实施现状；问题；对策 前 言

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促进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行使、保障行政执法权力与责任统一、实现有效监督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助推了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深入开展，但在实施运行中也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理性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问题，并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法治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三个环节

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做好份内的事，对没有做好份内的事承担相关损失。从行政执法责任制创建本质分析，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责任”应当是：没有做好应做的事应当承担的否定性后果。行政执法责任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统一对应设置责任，严格遵循“无责任无行政”的现代行政法治原则，以责任制约权力。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的统称，是一种行政机关内部以监督行政执法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层级监督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的 行政执法职责、分解执法岗位责任，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行政责任追究，实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为目的的工作监督机制。

围绕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中心“责任”，可以把行政执法责任制分为三个环节，也可以称之为行政执法责任制“责任”流向的三步曲。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构筑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结构体系。

（一）责任分解——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础环节 这一环节就是依法确定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总的职责权限，并将职责权限分解到本行政机关的有关执法机构、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在此基础上层层建立各行政区域和各系统的行政执法责任体系。具体的说，包括依法确定行政机关外部执法责任和依法确定行政机关内部岗位责任两个方面。

1、确定行政机关外部执法责任。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第一步，是依法确定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行为规范，并将其统一视为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责任。随着我国立法工作的长足进步，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职责权限已经基本纳入了法制轨道。同时，随着依法行政工作的推进，综合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也相继出台，使行政机关自身的行为规范日益明确并越来越多地纳入法制轨道。按照行使职权即相当于履行职责和政府必须规范自身行为的法治原则，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权限和行为规范应当统一视为必须履行的责任。这便是确定行政机关执法责任制的基础，也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

2、确定行政机关内部岗位责任。按照我国行政机关层级制的特点，行政机关内部层级之间和各岗位职能之间具有制定业务流程以及工作顺序的程序与机制，行政机关内部各管理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就决定了一个对外的行政行为，一般要由行政机关内部多个行政岗位职能运做才能完成。行政机关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以整个行政机关的名义承担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为确保行政机关的外部执法责任得以正确履行并防止其落空，行政机关对执法责任必须进行分解，并就每项目标任务的完成进一步提出工作标准和具体要求，使之逐项落实到具有相应执法职能的机构和和人员，明晰岗位责任。

（二）责任评估——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环节

这一环节就是对行政机关落实制度和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考核，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引入社会评议等外部监督机制，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每一个行政机关执法情况。这一环节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

1、完善行政系统内部的考核制度。首先，明确全面的考核内容。考核的内容应当包括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行使执法职权和履行法定义务情况的所有内容。其次，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考核标准能够准确、全面的反映考核内容，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再次，采取有效的考核方法。行政执法责任制既要对行政机关总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核，也要对每个执法岗位每位行政执法人员履行 责任情况进行考核，因此要做到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专项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静态考核与动态考核相结合、自我考核与集体考核相结合。

2、建立行政机关外部评议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行政系统内部建立的层级监督制度，其动力机制主要依靠行政系统内部较高层级的行政权来监督和制约较低层级的行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行政机关的评价结果完全取决于上级行政机关，社会评议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只有外部评议产生的压力才能促使行政系统内部产生严格考核和认真整改的动力。内部考核与外部评议的有机结合，才是公正评价行政执法状况的客观基础。

（三）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关键环节

这一环节是采取有效措施，将行政机关的执法情况同其荣辱挂钩，同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奖惩挂钩，尤其是同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政绩挂钩，这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保障。

1、责任追究是强化政府责任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责任越来越重，依法行使职权、强化政府责任已成为各级行政机关落实政府宗旨，应对入世挑战的唯一选择。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促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载体，落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后果必然体现在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兑现奖惩上，好的给予表彰奖励，差的给予批评惩处，直至依法追究其过错责任。

2、责任追究是评价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在我国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业务工作已经基本纳入法制轨道，转向行政执法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全部或者大部份业务工作都可以通过行政执法责任制来调整和带动，而行政执法工作本身如果脱离政府的中心工作也将一事无成。因此，行政执法同政府的全面工作必须融为一体，体现在目标上就是要把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考核目标与政府目标结合起来，使行政执法责任制成为评价一个行政机关全面工作及行政首长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现状

近年来，随着依法行政工作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在各地各部门的探索实践中，获得很大发展和进步。

（一）行政执法权力和责任清单基本建立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后，各地各级行政执法单位相继在本级依法行政领导小组组织下，对照法律、法规、规章，经过部门清理、集中初审、反馈意见和审核确认四个步骤，完成了对执法主体清理、执法依据梳理和执法职权界定工作，并通过新闻媒体以及政府和部门门户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梳理结果。同时，各地根据新颁布和修订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机构改革情况，建立了执法依据动态调整机制，对变更后的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依据、执法权限，及时予以公布实施和报送备案。

（二）分解和公布行政执法职权基本实现

各地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在梳理执法依据的基础上，兼顾执法质量和效率，按照不同的执法职权类别，根据职位分类要求，合理分解执法职权，明确执法程序、标准、时限和责任，落实具体执法机构、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层层签订执法责任书，并建立执法流程图表，通过门户网站和办公场所设置的公告栏或电子显示屏向社会公示，方便群众监督和投诉。

（三）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基本确立

为推动行政执法责任工作落实，全国有30个省级政府出台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为被考核的行政执法单位设立考核档案，量化考核内容，建立起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以日常考核为主的动态考核机制，并将评议考核或者评议考核结果纳入对行政机关综合目标绩效考核体系，或者依法行政评议考核之中，实现了评议考核对行政执法指导和促进的功效。

三、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职权设置不科学

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的逻辑前提是明确的行政执法主体和清晰的执法权限，这就要求国家行政法制层面必须对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依据有准确和清楚的设定，但由于我国在行政法制建设领域“长期欠账”，加之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的部门行政管理传统由来以久，导致了我国行政执法主体繁多，机构林立的现状。数量庞大的执法主体对职权的科学分配设置带来立法技术障碍，造成了职权难明、职责难清的后续问题。虽然，近年政府机构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推进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行政执法主体过多的问题，但执法机构庞杂，职权不清，职权交叉的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如在城市建设管理、文化市场、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等管理领域中常常发生执法打架现象。城市管理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部门之间的责、权界定和管理监督与违法行为的处罚又存在脱节和厘不清的问题。

（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不健全

1、行政执法评议主体单一。多数地方政府现行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过多的强调了内部（包括自身评议和上级部门评议）的监督考评，而有意无意的淡化外部评议以致公众对行政执法评议参与度不够。这种评议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导致了一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只唯上不唯实，工作只做给上级看，做给领导看，忽视了行政执法行为作用对象的需求。不仅无法保证执法评议结果的客观公正，而且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自身形象。这都是因为内部评议存在着自我完善动力不足和对行政执法的实际效能考虑不周的“先天”局限。

2、考评标准一刀切。考评标准的设置直接关系到行政执法责任制考评的实际效果，考评目标应当作为衡量每一个行政机关及行政执法人员履行执法责任状况的尺度。这一尺度既要体现宏观上的总的社会评价，又要体现为微观上每一项具体任务的完成和每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既要体现工作项目和指标，又要体现工作质量和效率。行政执法机关职能不同，执法权力与责任的大小也不同，因此其考评标准也应当有所区别。而目前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考评基本上还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标准，从而在实际当中经常出现执法任务越重，工作越多的行政机关，问题越多，得分越少，而执法任务越轻，工作越少的行政机关，问题越少，得分越高的不公平现象。

3、考核内容两张皮。首先，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内容与日常执法实际脱节。现有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内容不能全面包含行政执法内容，容易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满足于造声势而不是抓落实，满足于搞形式而不是促工作。有的行政机关认为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法制机构的事，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签责任书、发文件、报报表、迎对检查，没有自觉地把执法责任落实到日常执法工作中。其次，行政执法责任制考评与政府目标考评脱节。行政执法责任制考评在政府目标考评体系中所占份额过少，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依法行政的手段的重要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4、考核方法两次会。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缺乏经常性，一般都采用半年、年终两次集中检查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造成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不注重行政执法责任制平时的落实，只注重应付行政执法责任制检查，从而使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另一方面，行政执法责任制考评单位并不能全面掌握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执行情况，缺少人大、政协、行政相对人的监督评议，往往容易走过场，不能准确反映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

（三）行政执法责任追究不力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是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点和难点。尽管近10多年来各地、各行政管理领域都在探索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长效机制，但从实际情况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难以落实的问题远未根本解决，与建设责任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行政主体责任意识淡漠、执法责任界限不清、执法责任难以认定，行政执法的考核评价与落实执法责任相脱节等。

1、追究主体不明确。从目前实践来看，行政执法责任制是由法制机构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作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一个环节，也应由法制机构落实，但是责任追究主要涉及到对人的处理，而处理人的权利一般集中在人事、监察部门。这就形成了一中工作关系上的矛盾：负责追究责任的部门没有相应处理权，而拥有处理权的人事、监督部门又不是负责责任追究的部门。为解决这一矛盾，目前的通用模式是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办理，在行政机关设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该机构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监察、法制、人事、审计等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但是追究机构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划分一般比较模糊，因而使得责任追究主体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2、追究程序不具体。由于各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内容各不相同，而目前各地的责任追究制度相对比较原则，是行政执法机关共同适用的对责任追究的总规定，因此在有些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详细，特别是在程序规定上。一是启动追究程序方面，什么情况应当进行调查？由谁来提出调查要求？向谁提出调查要求？由谁来批准调查要求？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规定。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是否需要经过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负责人批准。从实际情况看，有此规定，可以加强对责任追究工作的领导，也可以防止追究程序启动的随意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的负责人应当是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 人，使得一些因为主要负责人原因导致的过错得不到追究。二是在调查决定方面，调查的期限、对从立案到审查，再到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对谁来作出决定、谁来执行决定、不服决定有何救济途径等问题都需要未能作出明确规定。

四、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对策

（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体制作为组织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制度和运行体系，从根本上决着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进的方向和效用的发挥程度，所以，应当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继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努力建立权责明确、行政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

1、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尤其是健全行政组织法律制度。

侵犯社会公正的行政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究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行政侵权成本较低所致。现行的行政法及其相关法律大多是从行政执法者的角度出发，对于侵犯公民公正的权力没有完整清晰的技术界定，因此导致行政违法行为大多有漏洞可钻。所以在立法层面，对于要构建以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应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相关立法，并把维护社会公正作为立法的首要价值，有效预防危害社会公正的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对于已经过时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应该去重新修订，或者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去重新阐述它的含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在维护社会公正上无相应的法律法规漏洞。

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尤其是健全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这是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环节。只有在法制层面科学合理地设置行政执法机构，明确划分行政执法权限，解决执法权交叉重叠的问题，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分散执法方式下普遍存在的政出多门、权责不明、多头管理、责任难以界定等问题，从而保障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真正落实。

2、深入开展行政综合执法改革。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将原来分别由各类行政机关行政的执法权，包括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征收权和行政强制权等，通过依法配置，相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行政主体来行使，从而减少矛盾冲突，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当前，全国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工作领域已经由城市管理扩展到文化、农业、卫生等领域；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也正在 积极探索过程中。今后，要在更大范围继续深入开展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坚决克服执法权力部门化现象，减少权力交叉重叠的体制矛盾，从而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也便于行政执法责任的落实和对执法权力的监督。

（二）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

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是关于行政执法工作状况、水平和绩效的重要评价机制，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所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机制，对于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有效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评议考核主体多元化。鉴于公众是行政执法工作的直接作用对象，他们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有着切身体会，对行政执法评议最有发言权。所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主体应当多元组合，除了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外，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首先要保证行政执法信息的及时全面公开，在增加行政执法透明度的基础上建立专家评议、社会公众评议、新闻媒体公众组织评议等外部评议方式，从而真正提高行政执法评价质量，增强评价权威性保障。

2、考核指标科学化。一要严格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体目标和要求来设定。考核的重要标准在于能否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具体考核指标内容上应当包括是否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否依法立法和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是否依法实施行政管理（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服务、行政指导等行政依法作为和依法不作为的各个方面），是否依法作为监督对象接受监督和作为监督主体履行监督职责，包括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履行行政应诉义务等各个方面。二要紧密围绕考评对象的法定职权和执法任务来设定，充分体现考评对象不同的法定职责和执法特点。

3、考评方法信息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电子政务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的评价体系已经出现，因其摒弃了传统评价体系逐个进行与手工操作的不足，为优化行政执法评议体系提供了契机。建立数字化的行政执法评议体系不仅会提高执法评议的工作效率，而且为公众参与执法评议工作搭建了技术平台，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在线投票、民意调查、执法投诉等参与执法评议过程，并影响评议结果，从而保证评价信息的全面、真实、准确。

（三）加大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力度

“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只有运用惩罚,才能使个人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要实现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制度效用，就必须改变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力度疲软现状，必须动真格。一是整合责任追究主体力量，将政府法制部门、审计、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手段和监督内容进行规划整合、增加责任追究的合力和效能；二是将执法责任制由传统的单纯事后监督并追究责任，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动态监督并追究责任；三是切实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紧密挂钩，与各级执法机关领导的政绩和奖惩挂钩。将依法行政考核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体系，占有相当分值，作为年终绩效考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考评结果，严格执行奖励和责任追究制度。

奖惩并用，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也适用于维护社会公正的行政执法责任制。这是因为，对维护社会公正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适当的奖励，不仅能够激发行政执法人员维护社会公正的信心，同时也能够在行政执法领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虽然我国目前尚未针对行政奖励进行立法，但是在日后的行政执法当中，凡是对维护社会公正有突出贡献的执法人员我们都应该积极给予表彰，并大力宣传，从而让我们的整个行政执法队伍树立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崇高信念。但是仅仅只有奖励是不行的，对于那些建危害社会公正的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公务人员，我们不仅要追究行政机关的整体责任，而且还应对违反社会公正的单个行政执法人员实行有效惩戒。这是因为单个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维护社会公正的事件当中，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是代表其所在的行政机关的形象，只有实行严格的处罚体制，才能让行政机关对其行政执法人员严格要求。在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行政执法责任中，适当的奖励和严谨的惩罚措施交叉运用，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

结束语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行政领域的具体运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自觉性和责任感，推动法律正确地实施；同时有助于把政府工作全方位纳入法制轨道，全面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郑传坤,青维富.行政执法责任制理论与实践及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法 制出版社，2004.[2]戴芳.对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思考.法制建设.2010.11 [3]任中杰.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中的误区及思考.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05 [4]马春生,尚君善.充分认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深层阻力.政府法制.半月刊.2006 [5]张永胜.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思考.山西省财政厅.

第五篇：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为中，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主动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将极易被滥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有效检察监督，检察识别是前提，检察建议、支持诉讼、提出抗诉是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坚持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检察监督中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识别;监督方式;权力定位;检察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条文明确了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法律监督的本质是防范、控制和矫正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实现。具体来说，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然而，与检察机关积极行使监督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审判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却一直囿于行政权的强势地位，没能有效实施，所以作为制约权力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使行政权在规范和制度中运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直接体现行政权的主动性、直接性和强制性，所以检察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方式就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在所有行政行为中，行政强制措施调整范围广泛，直接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更明显的直接性和强制性，而且强制方式属于物理性强制，更应被有效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应重点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要求“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这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决定》明确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体现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决心，也反映了目前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法治建设的现状。中央领导指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显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从而积极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

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通俗地讲，就是对被检察监督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判定。检察识别是检察监督的第一步，是正确监督和处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识别出现偏差，就会影响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适用。而且，“识别”是一项智识性活动，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沿用行政机关的判断，应该作出检察认定。

(1)识别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在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过程中，识别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需要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把握以下标准：

第一，暂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某一行为对权益的处分具有最终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制裁性、惩戒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从属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辅助性行政行为，它为另一种行政行为服务，具有预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对醉酒、精神病发作等状态下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是为了防止该人危害社会;对财产的查封是为了防止该财产的转移，从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2)识别范围

《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因而检察识别的范围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其为行政强制措施，就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的运行的自身规律性。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机关对识别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构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

(1)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纠正、改正违法行为或移送案件的建议，包括纠错建议、改正建议、处置建议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议等。但检察建议系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它通过被建议单位的自觉接受、主动采取行动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当前学界及司法界普遍认为检察建议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检察监督，必须切实提升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的义务。法律(至少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义务。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接收者必须按照检察建议书中的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有关行为，承认确有违法情况和漏洞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通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回复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检察机关反映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审查了解，并回复检察机关。

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请惩戒权。对于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和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没有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纠正或者改进的，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有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其进行违法、违纪审查的建议，并且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提请惩戒处分。

三是建立检察建议约谈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与被建议单位相约座谈，阐释检察建议内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帮助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并将约谈与跟踪回访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事先约谈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沟通，了解案情、释法说理，这样既保证检察建议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议单位履行检察建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跟踪回访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监督督促效应，确保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2)支持诉讼

《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公民、组织诉讼，有效缓解弱势群体不敢起诉、起诉难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诉讼，但《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与行政诉讼性质不冲突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则可以认为是法律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一种概括性授权。同时，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必要知识、资源、甚至勇气，当面对过于强大的力量侵害时，不敢起诉，不知起诉或者无能力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辅助权利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符合支持诉讼的立法精神。

相对民事起诉而言，行政相对人起诉压力更大、起诉更难，实践中行政诉讼高撤诉率就是实证。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从有效监督行政权，解决行政相对人在受侵害后无力、不敢或不能进行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持诉讼应该作为一种监督措施。特别是针对实践中，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拒绝接收起诉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不出具收据、不予答复的现象，检察机关以支持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将会很有实际效果。

2D00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诉讼模式。其中适合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模式有两种：其一，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事前监督模式，支持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介入随后的诉讼活动;其二，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支持诉讼，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

(3)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通过对错误的行政裁判结果提出抗诉，间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特别是针对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手段，从现行法律来看，将抗诉机制严格落实将会比各种创新的监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检察监督中的权力定位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活动的本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然而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让行政权发挥作用，又要让监督权得以落实，就必须正确“定位”检察监督权的角色，积极弥补“缺位”，极力避免“越位”。我国行政权和检察权分别为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是管理的权力，提供秩序;检察权是监督的权力，提供保障。两种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内，相互独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联而分工配合、相辅相成。就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其本质是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时性、控制性和强制性以及违法行使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和范围广泛性，这决定了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时，必须同时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又切实履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1)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

行政权是以一种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司法权则被动地解决社会争端。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的特点，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能以监督之名横加干涉，否则会使得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确定性、执行力丧失意义，进而影响行政权威，影响行政治理活动的进行，甚至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2)坚持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

“谦抑”本意是克制、妥协、宽容。检察权谦抑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权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妥协和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马、饶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把“谦抑”运用在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中，就有更丰富的含义了。

克制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被动监督原则。首先，为维护行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该以当事人主动为原则，检察院依职权为例外。其次，当事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救济方式，可复议，也可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

妥协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合法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监督。检察监督为法律监督，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就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客观情境、有关政策、行政习惯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的监督，更适合采取上级机关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如果对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检察监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属性，也不利于贯彻行政权运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因此，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纳入检察监督的内容。

宽容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结果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当事后结果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实施的暂时性或控制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及时性和时限性，如果检察机关过早介入，有可能影响行政强制措施预防性和及时性功效，导致行政强制措施难以发挥其运行的目的，故而进行事后结果监督更为妥当。当然，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检察机关也应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进行事中监督。

四、结语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行政权实施检察监督，就更应当以法律和制度作为支撑。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法律制度支撑;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4)严格、规范、充分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复杂、重大、疑难案件的过程中，在审慎审批、依法使用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运用充分、必要的技术侦查措施。以当前的技术水平和配备，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电话监听，运动轨迹监控，恢复、获取手机联系记录、内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时沟通工具数据。从各地实际情况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发，地级市一级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配备一整套的技术侦查设备，若条件确实不成熟，应积极依托公安、国安、移动通讯运营商等单位进行侦查，以更好地利用好这把利剑。

(5)职务侦查人员的再教育

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情况，对于侦查人员的各方面素质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训工作显得刻不容缓。教育培训的重点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学习和应对、加强出庭说明取证情况的能力。比如面对辩护律师刁钻提问时如何应对;侦查人员和出庭作证身份落差的心理鸿沟如何适应;面对法庭的调查，如何言简意赅，正确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与律师的良性互动

新刑诉法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存在有碍侦查情形外，不得阻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所有案件侦查终结前，都必须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健全与律师的沟通交流制度，重视听取律师的意见，在侦查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及时有效地听取律师的意见，并及时地给予积极、有效的反馈，从而有利于把握案件事实、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