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效果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效果的几点思考

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效果的几点思考

高邑县人民检察院 刘如卿 李仲辉、论文摘要：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监督的价值基础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且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也要求有相应的检察监督和约束。但由于立法上的不明确，致使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从而提出解决对策并将此制度加以完善，以期使检察监督发挥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司法公正的检察职能。【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完善建议

民事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上规定,为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作了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至第190条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范围和程序。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价值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用“监督”来约束“诉讼”是“诉讼监督”的基本目的。诉讼监督，意在对诉讼活动的察看和督促。广义的诉讼监督是指包含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的诉讼监督仅指专门国家机关即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诉讼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监督是国家法制的调解系统。法律系统投入运行之后，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会出现偏离预定轨道的情况，监督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各种干扰的影响，及时地调节法制环节，消除偏离现象，保证系统向预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诉讼监督是使法制在诉讼阶段得以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

第二，诉讼监督是民主制度的保障机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和内容。诉讼监督，作为国家法制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民主制度关系极为密切，监督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

第三，诉讼监督是权力制衡的有效手段。在诉讼中，通过权力制衡，通过规范与完善各监督主体的职能，一方面使 被被监督者不滥用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诉讼公正。

二、民事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权在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再审监督，采取的是事后监督方式，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的任务在于对可能存在的因裁判者原因造成的司法不公，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以督促裁判者公正司法并为合法权益人提供一个利益救济途径，是为纠正审判偏差和错误而确立的一项特殊制度。然而，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具体，相关部门特别是检法机关对于法律理解的不一致，致使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在实务开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一）抗诉监督的范围不确定

《民事诉讼法》第187条将抗诉的对象确定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将抗诉的原因规定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等四种情形。这条规定并未明确抗诉监督的范围是基于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做出的所有生效判决、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做出的生效裁判；其次，对裁定的抗诉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条裁定，还是仅仅为这10条裁定中的部分裁定，法律也并未作出具体规定。由此，检察机关认为抗诉监督的 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这一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破产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法院则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裁判仅限于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做出的某些裁判，且抗诉的裁判必须满足事后监督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裁定，对先予执行的裁定，对破产程序的裁定的抗诉于法无据，不予受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的检察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重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这些裁定确有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抗诉。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可以适用这一程序再审的，检察机关才能够提出抗诉。检察监督作为一种权力，同样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基于审判独立的理念，检察监督的范围也不应太过宽泛。然而在实践中确实存 在着个别法院违反管辖规定受理诉讼，违法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的现象。在破产程序、执行程序中也存在着滥用司法权违法做出裁定的情况。对于这些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是完全必要的。在抗诉监督不能达到监督的效果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创设一些替代监督形式，以最终达到诉讼公正的目标。

（二）案件的再审法院不合理

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上级法院几乎一律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将案件交给做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实践中的这种做法颇为不妥，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法院的这种做法不符合诉讼立法的精神。我国《民事诉讼法》之所以没有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检察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其立法意图在于一方面是为了对抗诉的条件把握得更加准确，使抗诉的提出更为慎重，但另一方面，显然也包含了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应由上级法院予以再审的意思。

（2）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对错误裁判的纠正，也不利于发挥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尽管在再审中需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审判人员仍需面对较大的压力，不利于纠正错误审判。

（3）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地位，决定了上级法院不宜将案 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根据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专门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不只是一种观察，也不只是一种判断和评价，它必须能够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法律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用以制约其他国家权力行使的权力。而要使这种监督权真正起到制约作用，具有相应的权威，至少其地位和效力应与被监督的权力是平等的或相对峙的。因此从维护检察机关的权威出发，我们认为既然上级检察机关以就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上级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能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再将案件交给原作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予以审理。

（三）原抗诉机关对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再次抗诉

对下级法院再审后做出的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机关（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则不予受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6日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批复时所体现出来的：凡是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的，无论由同级法院再审还是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人民法院均不受理。只有在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应当受理。检察机关对该批复持有异议，认为它不当地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因此尽管有了这一批复，在一些地方原抗诉的检察机关对由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的案件，仍然再次提出抗诉。最 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批复有其合理之处：维护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防止了抗诉再审的无限循环，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但从另个角度分析，此批复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收到申诉后，一般都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慎重的选择，挑选那些符合抗诉条件，有把握抗诉成功的案件进行抗诉。对抗诉后维持原判的案件，检察机关再次抗诉会格外慎重，非有法定理由一般不会轻易地又一次提出抗诉。因此不予受理此类抗诉不利于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如按批复中由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则会引起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级别上严重失衡和增加上级检察机关工作负担，增加监督成本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由上级法院自己进行再审，是解决此问题的合理方法，由此就不会出现抗诉与再审的多次循环。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上级法院再审后做出的判决，只有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权提出抗诉。

三、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建议

依照检察机关检察监督职能的要求，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当加强其监督效果的体现，而其核心就在于构建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建并运用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检察监督方式：

（一）检察意见

检察意见是体现检察效率原则的一种监督方式，是指在 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纠正错误。实践中，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有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种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专门说明：“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以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在实践中，运用检察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应明确以下问题：

（1）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2）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 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3）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4）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二）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中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就纠正或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三）特定案件的民事起诉和诉讼参与

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合适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这是检察制度的目的所在。当一个民事行为侵害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或者侵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了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损害，因不是直 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起诉权，也常常以起诉与否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无直接的关系而无人起诉。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就可以以原告身份启动诉讼程序，使人民法院有权对这种案件行使审判权，同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的诉讼参与权，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但是，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和民事诉讼参与权毕竟不同于公民和法人的此类权利，不能没有限制。否则，就会因检察机关的过多介入而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同时也使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效果大打折扣。检察机关起诉和参与诉讼的民事案件主要应为以下两类：（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在实践中，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员参加诉讼。对于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案件，应有权参与到诉讼中，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作好坚强卫士。（2）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审判职能具有消极的一面，法院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解决纠纷，这在技术上就要求有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去启动诉讼 程序以维护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对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尤其是公害事件，其引起的不满程度很高，但因此而形成的诉讼却寥寥无几。针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起诉或参与此类案件的诉讼，监督审判活动，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

第二篇：民事检察

民事检察:行使调查权的三个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行使调查权的基本原则是，少用、慎用、非确有必要时不用。如何合理使用调查权，我认为应把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应把调查作为阅卷的补充手段。

一般而言，案件的诉讼过程及法官的判决依据都会在案卷中全面予以反映通过阅卷可以审查审判中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由此确定是否提出抗诉，因而不需要启动调查程序。

只有具备需要调查的情况且依据

法律规定应由检察机关调查的，才可启动调查程序。此外，通过

阅卷还可以确定调查方向、调查的重点和目标，使调查更具针对性。

二是调查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重点审查审判过程中是否具有不当作为和不当不作为。

一种情况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能具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单纯通过案卷审查往往难以发现和确认，必须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收集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另一种情况是指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收集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时，却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全面、不真实的。实践中又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案件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这时仅仅依靠对原案卷的审查和对原审当事人举证的甄别无法查明真相，检察机关应主动调查取证。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程序性事项，法院据以作出决定的依据可能存在错误的。三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法院没有收集或收集不客观的。对后两种情形，检察机关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应予调查的情形，进而查明是否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性，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事实和证据，才能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三是调查不得代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一旦举证不能、举证不足、举证不及时，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个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应越俎代庖。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过多动用调查权，千方百计收集应由当事人提出的有利于改判的证据，据此提出抗诉。这种方式极不可取，它不但破坏了当事人民事诉权的平等性，还会有损于检察机关的公正形象。

第三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文章标题：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浅析

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建立和日趋成熟，民事主体循利而动，在民事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国有资产流失、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行业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谁来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目前，对于追诉

民事主体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问题上，我国法律在由谁作为诉讼主体行使诉权尚处于立法的“真空”状态。这种立法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行政活动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既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法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诸如上述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发生后，因为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有关主体不敢起诉、不愿起诉，无力起诉、起诉不力，而使得国家、社会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保护因当事人违反行政法、民商法等私法而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立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下，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和概念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我国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过去讨论较少，现行法律中也无任何规定，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我国诉讼法只规定有共同诉讼、代表诉讼和代理诉讼，除此之外，没有从诉讼的效果或诉讼的目的上划分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应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其主要的法律特征有：

1、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私益诉讼是因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引发的诉讼；公益诉讼则是因保障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引发的诉讼。

2、公益诉讼包括基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产生的诉讼即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公诉”；以及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事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和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有关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后者在我国立法上处于“真空”状态，本文的“公益诉讼”特指排除“国家公诉”外的公益诉讼。

3、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和公益行政诉讼。

二、赋予中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的合理性

（一）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诉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将是一种抽象权力，而法律监督本身将必然是无力和苍白的。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对一切法律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均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安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诉讼的诉权。对于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对行政、民商事的法律监督，法律应当同等的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唯此，当民事主体通过民事行为、行政机关以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能够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诉讼，以达到起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公益诉讼权从性质上属于司法范畴，将其赋予司法机关行使理所应当。我国的司法机关具体包括审判机关即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院。若将公益诉讼权利赋予审判机关行使即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必将违反“不告不理”诉讼基本原

则，从而陷入法律冲突的泥潭。故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有如下优点：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

（三）赋予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权是由于公益诉讼自身性质决定的。首先，公益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该类利益较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便把握性，个体公民或法人往往感受不到该类利益的存在，或者不能及时全面的感知因该类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自身利益间接受损的状态，如基于行业垄断而造成的移动电话“漫游资费”居高不下等事实。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巨大，诉讼费用较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集团或行政机关，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在我国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尤为明湿。故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将公益诉讼权赋予检察机关不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能有效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国有资产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等案件，侵害的不只是单独的民事主体，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直至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负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职责。由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职能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笔者在撰写本文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倾向于我国借鉴和发展英美法系公益诉讼的模式，构筑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为主，其他公益团体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公益诉讼权仅赋予检察机关更具合理性，其理由在上文中已阐明，在此不作赘述。

四、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的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和现存的立法、司法体系，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目前亟需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侵犯国家利益的案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案件，往往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对已经流失的国有资产则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缴。将该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通过启动诉讼程序，可以达到追究侵害人的经济责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目的。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侵害人因其违法行为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公害案件多表现为环境污染案件：如擅自采伐造成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毁坏风景名胜、违规排放污水、废气等案件。该类案件一般较为复杂，应当将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3)垄断案件。垄断案件多表现为不正当竞争案件，如公用企业的限定购买或不合理搭售行为、地方政府的地区封锁行为等引发的案件。目前在我国很多公用事业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垄断经营的，如供电、邮政、电信、铁路运输等等。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将该类案件归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范围也是十分必要的。

(4)其他损害公益的案件。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并依法追缴行为人非法所得，以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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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律知识监督试论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

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省人民政府定期将监测、预报情况予以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 试论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

俞其林

【摘要】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08年4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此次修改中变动最大的要数审判监督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两大部分。但从修改的内容和民事执行中现存的问题来看，强制执行的修改依然无法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针对现存的“执行乱、执行难”问题。民诉法仍没有提供很好的对策。确立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建构进行论证，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目前我国民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院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案件的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执行难”、“执行乱”成了这一问题的形象化表述，不但严重困挠着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也不断引发公众舆论对类似问题的热烈讨论。判决生效却无法执行，如同打了“法律白条”，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以及司法的公信力。

“执行难”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受社会、政治、经济、舆论等诸多方面的非法干预和影响，而使其实施执行措施不能或实施措施失去功效，致使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执行秩序遭受破坏的司法过程 [1]。“执行乱”是指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故意或过失地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或执行依据，在执行过程中损害审判权威或侵犯当事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乱执行”情形，是纯粹因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的原因导致的执行问题{1}。

从近几年各地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来看，不服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裁定，或者反映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违法问题的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多。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执行机构消极不作为。怠于执行，严重超期执行;2.执行过程中违反程序、超范围执行，任意增加、变更执行措施或执行标的;3.查封、扣押财产程序不合法，随意评估、变卖、查封、扣押财产，超标的查封、扣押财产，超期处理被查封、扣押的财产;4.不认真核查被执行财产产权，错误执行案外人财产;5.不认真负责错误执行标的;6.为案外人利益不按规定对执行标的随意作出民事裁定;7.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不审查、不答复，随意执行，或与案外人串通转移被执行财产;8.执行人员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违规、违法，自损形象;9.执行人员滥用职权徇情枉法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挪用被执行款物等等。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概言之主要在于相关法律针对人民法院执行方面的规定并不健全而规范，现行执行体制不适应执行活动的要求，外部监督缺位，内部监督不力，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等几个方面。因此完善对人民法院执行活动的立法规制及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刻不容缓。

(二)民事执行监督的现状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广义上来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涉及到法律实施的方方面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79条和第187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有权提出抗诉。由此看出，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工作的职责是由法律赋予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然而单从文义上来看，此项监督只是检察机关对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而提出的申诉进行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予以抗诉。因而可以说，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人民法院执行方面的监督作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在实践中抑制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权限。而且人民法院为了保证有效地开展执行工作，于1998年由最高法院专门制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执行监督”一章，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程序、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强化了系统内部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此外，还有《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对民事执行工作中的违纪行为也作出了相应的处分规定。但基于种种因素，对于民事检察监督这一缕来自外部的“阳光”，总以提高诉讼效益、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权威等等堂皇的理由相继出台多项司法解释予以排斥和拒绝。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目前民事执行中的执行难、执行乱、执行多、执行急等突出问题，当事人多有抱怨，而被执行人规避法律抗拒执行常常使执行工作陷于尴尬局面，加上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活动缺乏外部监督与控制的权限，因而现在执行中存在的违法、违规，甚至执行法官职务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这一切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了怀疑，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威信，降低了执行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比较研究

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尤其是检察制度更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些学者主张包括民事检察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检察制度已经落伍，不能与国际主流的法律体系接轨。然而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司法实践看，现行的检察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而且，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环节不仅涉及审判活动，也涉及执行活动。在执行监督活动中，检察机关拥有为监督需要所必备的实体处分权。综观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大陆法国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例大量存在，这对我国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

作为大陆法系的先驱，法国较早地确立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法国早期的执行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委托执行法官全面收集执行情报，在因行政机关或金融机构以遵守保密义务为理由不予以答复的情况下，基于执行法官应保持中立地位的法律原则，执行法官不能强制其答复，债权人在此情况下得转而求助于检察官，法国《司法院组织法》第L751—2条明确规定“在民事方面，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依职权行动。他监视法律、裁判和判决的执行。如果上述执行与公共秩序有关，他可以依职权从事执行工作。”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法国对其原有的执行法律进行了修改，新的<民事执行程序改革法》更加强化了检察官的作用，明确了检察官对司法执达官的权威，赋予了共和国检察官有保障判决与其他执行根据得到执行的使命(第11条)，有命令其管辖区内的所有司法执达员给予协助的权力(第12条)，在持有具有执行力的执行根据的司法执达员进行各种尝试均无结果的情况下。共和国检察官可以收集有关债务人的情况的权力(第39条和第41条){2}。因此，法国立法当局将收集债务人情报规定为检察官的管辖事项，并由承担监督执行义务的检察官具体负责实施。有权向共和国检察官提出收集债务人情况的申请人是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在提出申请前应当独立进行收集情报活动，对没有努力进行收集情报活动的执行法官.检察官可以命令进行追加调查{3}。

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来源于前苏联，在前苏联时期，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民事判决的活动享有监督权。前苏联解体后，作为其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基本沿用了前苏联时期的民事检察制度。俄罗斯联邦1995年修订后的《检察机关法》明确规定，监督俄罗斯联邦领域上现行法令执行是俄罗斯检察机关的任务，而检察长参加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是保障检察机关履行这一使命的途径之一{4}。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在执行程序一编中规定，检察长对法院以下裁定可提出抗诉：法官中止执行程序、终结执行程序、将执行文件退回追索人问题所作的裁定(第366条);对执行判决费用的裁定(第367条);对债务人在共有财产中所占份额的裁定(第378条)：对认定拍卖无效的裁定(第405条第2款);对责成债务人实施一定行为的裁定(第406条)。检察长可以对法院执行判决提出抗诉的情形包括：根据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对法院执行员执行判决或拒绝执行判决的行为可以提出抗诉;(2)对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员行为问题做出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抗诉：(3)对于法院做出的执行回转问题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抗诉。(第428条和第431条)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可行性论证

(一)权力制约理论要求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缺乏监督都会失控，任何权力失控都会膨胀并被滥用，民事强制执行权也不例外。为了保证执行权的依法行使和防止执行权的滥用，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对法官和法院独立的行使执行权予以保障和制约。对执行权的制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将执行权与法院分离，专门成立执行机构，使得审判与执行分离，以保证司法公正;二是运用专门监督和一般监督来对执行权进行制约，即通过赋予专门机关法律监督权以及诉讼参与人和个人、社会团体的监督权，对执行权予以制约。对于前一种途径，在我国虽有论证，但现实可能性不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幅度的改革，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目前看来只有第二种途径可行。

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在法院系统内部是存在的，由本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监督。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5}。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法律确定的权利对法院的所有诉讼行动实行一定的制约和监督，是宪法应有之意，而且“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是一种权力——一种强大而独立的权力。”检察院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法院内部监督体系中“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

“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亦可通过司法的矫治来恢复公正：如若没有司法的公正，就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公正，也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7}公正是司法得以存在的灵魂所在，也是所有司法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即无论在程序上怎样设计，诉讼过程如何运作，诉讼都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全面实现实体公正。而程序公正尽管实际上不能绝对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实现实体公正，但因其可以保障绝大多数案件实现实体公正，即使偶尔导致了不公正的实际后果，也是可以谅解和接受的，因为参与诉讼的各方和裁判者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8}因此，司法程序从根本上保障了司法判断的正当性。实体公正并不能离开程序而当然得以实现，它必须依赖严格和公正的程序范围才能成为可能，即实体公正对程序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而程序则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于实体公正之外，只是在实体处理时才会显现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程序的不公正或者不健全，是导致我国司法不公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消除司法不公，完善法院民事裁判执行程序，建立健全法院自身的监督体系是当然的选择之一，而外部监督程序也是目前遏制和消除司法不公、维护司法公正的有力手段，民事检察监督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院自身之外的监督程序。笔者从民事检察监督实务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价值取向在于通过检法两家的协调配合、求同存异、共同努力，追求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相对于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而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作为外部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无疑更具有正当性。

(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

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在前苏联，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拥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不仅在刑事诉讼中拥有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而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有监督权。在现行的俄罗斯《宪法》和《检察院法》中，也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的权力。”{9}我国现行宪法第129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监督”，不仅应当包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监督规定，还应包括《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包括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在内所有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虽未在宪法中以具体条文的形式直接加以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该制度是符合宪法应有之意。因此，民事检察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的，不是检察机关凭空捏造产生的。它是我国多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也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有些学者指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了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并没有规定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一些学者以广义的审判活动包括执行活动来反驳，笔者认为，不管执行程序是否包含于审判程序，只要《民事诉讼法》对其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根据宪法的精神就可以推断出检察院的这项职能。

(四)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的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贪污执行款、索贿、受贿、办人情案、怠于执行、不按程序执行等等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现象，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固然是一种途径，但是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才是问题的症结。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腐败，缺乏必要的权利制约必然导致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刑事领域，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发挥得还是比较完整与充分的，有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机关对刑事判决执行的监督权，而且监督的范围是逐步地扩大，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无论是民事执行权，还是刑事执行权的行使，在执行权行使理论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只是在行使的方式、方法、步骤、要求、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罢了。因而，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活动监督工作的开展，对于民事执行监督制度的完善，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以及观念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探索

在目前没有法律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的限制下，部分省市人民检察院、法院仍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如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行文的《关于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应用检察建议的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明确纳入了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并规范了四川省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施监督的手段——检察建议。又如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15日联合执行一起拖延达四年之久的案件，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现场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法律规定以外的行动{10}。再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行文的<关于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将“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违法采取对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违法保全或者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失的”列入提出检察建议的情形，扩大了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的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强制执行的检察监督上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在实务中我们发现，法院在执法中存在违法、违规、甚至执行法官职务犯罪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也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了怀疑，降低了司法部门的威信，也妨碍了执行的有效进行。例如2006年恒申贸易有限公司因货物买卖纠纷案的执行申诉至我院，其申请法院诉讼保全的一辆轿车被被申诉人串通案外人藏匿—而法院却对这种行为不采取任何措施，致使执行不能到位并准备终结执行，损害了申诉人的利益。检察院受理后立即与法院联系，法院也因此举办了执行异议听证会，我院承办检察官也参与旁听。根据听证会了解到的情况和词阅相关材料，此案的执行情况存在诸多问题，我院多次与执行局联系，阐述我院的观点，但法院却迟迟未作出听证裁定，也无任何执行行动。其后我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并继续加大对此案的关注力度，终于于2007年促使执行局执行到位全部执行款。

其实，在全国各地类似案件发生过很多，各地各级检察院的大多做法是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法院纠正错误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通过此种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化解了申诉人心中的疑问，使不断上访、申诉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缓和，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一些执行过程中违法乱纪现象起到了有效的威慑，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促进了司法公正。但这种做法毕竟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建立强制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才是关键所在。

五、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构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监督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也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是缓解“执行难”和遏制“执行乱”的有力制度设计。基于目前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因素，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有效的制度和程序远未建立，尚不能真正发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功效，需要根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的运行规律加以分析思考，逐步加以完善。

(一)民事执行中检察监督的原则

建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目的在于促使检法两家的协调配合、求同存异、共同努力，追求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因此，并不是在执行程序的全部过程都需要检察院的介入，也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执行案件检察院都应该介入，检察监督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依法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包括民事实体法、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检察监督要建立在自身合法的基础上，做到在严格依法办事，确保监督程序严谨、有序、合法。然而这一条件目前还不具备，只有寄希望于相关法律的及时修订，以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可以早日有法可依。

2.同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应由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实施，以适应部门的对等性，确保监督效率。

3.有限监督原则。为了不妨碍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同时也为了节省司法资源，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应该是有限的，实施监督要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对一些案件标的额比较大的(比如十万元以上)才应该介入，对普通的，小额案件没有必要启动监督程序。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法院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民事裁判全面及时地执行，因此，监督的范围应只要限于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问题。一般理论认为，民事执行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执行决定，即决定采取执行措施、决定执行程序的开始、停止和结束;三是执行裁定，即对民事执行活动出现的异议的进行裁决;三是执行实施，即具体执行措施的采取。根据检察监督的法律特性，检察机关应主要针对民事执行活动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4.主动与被动相结合原则。从检察权的性质来讲，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应该是主动，不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但是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那些仅涉及私人利益的案件检察院并不宜主动介入。如果当事人觉得有必要，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然后检察院才应该对执行进行监督。而对于那些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案件的执行，检察院应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主动进行监督。

5.不干预人民法院正常民事执行活动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是正确发挥司法机关职能的基本条件，是平等、公正执法的需要。人民法院依职权对生效民事裁判实施执行活动，应不受外力的干扰，检察机关实施监督不应影响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的运用，不是要干预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而是按照法律监督的程序向法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由法院自行纠正其不当或违法行为，以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目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是一种事后监督，且仅仅表现为对生效判决和裁定的抗诉，监督方式比较单一;对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就适用检察建议的几种情形作了规定，但适用的范围仍拘泥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监督范围，没有大的突破。由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均对监督的方式没有规定，笔者按照民事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的通说，针对不同情形，以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为蓝本，结合我国民事执行的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作一设想。

1.抗诉。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做出的终局性裁决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俄罗斯联邦执行程序法》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一定的诉讼权利。根据该法的第35条第2项的规定，执行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执行程序，该代理人有权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与所有与执行有关的活动或实施与执行有关的行为。对于代理人具体的代理权限，诸如再转委托、对司法人员的行为提出申诉以及接受执行到的财物和金钱等，当事人均应事先在委托书中予以载明{4}。根据此项规定可以看出，检察院有就执行问题提出抗诉的权利。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428条第(3)项明确规定，对法院关于执行员行为问题做出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者抗诉。

对于在民事执行过程人民法院做出涉及实体权利方面的裁定，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等问题，这些裁决权与审判程序中的裁判权性质应属一致，也有可能出现错误，而当事人或案外人的救济渠道受到严重限制，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民事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如果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定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况，依法当然可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2.纠正违法通知书。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做出的一些仅为程序性的非终局性裁定，如中止执行、查封、扣押、拍卖等具体执行措施裁定，这类裁定中出现执行不当或违法执行的现象最为普遍，也最为公众所垢病。笔者认为，由于此类裁定数量过于巨大。检察机关不可能逐一通过抗诉的形式予以纠正，因其涉及具体民事执行行为，以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监督更为便捷。在审查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就某个具体民事执行裁定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这既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检察建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怠于执行、不按程序执行等等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会发生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现象。因此，对于申请执行人因此而提出的申诉，应纳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如确属执行员主观上故意拖延或有其他违法违纪现象，检察机关可就个案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或者执行员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终结，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对于那些触犯刑法的严重情况则应直接立案侦察。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建议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执行程序继续作为单独的一编保留在《民事诉讼法中》，此时建议将《民事诉讼法》总则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而在总则部分将检察机关民事监督的外延扩展为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同时相应地在“执行程序”一编中增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规定，明确监督的范围、方式、条件和具体程序，使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如果强制执行法得以单独立法，也应当充分考虑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将监督的范围、方式、条件和具体程序纳入立法设计的总体思路。

有必要着重提出的是，鉴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过于单一的状况，无论是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还是民事执行单独立法，都必须区别不同的情况增加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细化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使得审级、调卷等目前困扰民事检察工作的问题一并解决。

关于行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检察院的级别问题，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法检察院可以对下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可能对同级的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总体上讲是一种上对下的监督。对于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有学者提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应由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行使，这样既能确保由熟悉案情的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又有利于提高抗诉的效率，确保执行的高效性{11}。笔者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应由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行使。

第五篇：检察监督申请书

检察监督申请书

申请人：周广洪，男，汉族，职业个体户，农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3，住址：济宁市高新区柳行街道办事处南营村文明西街115号。

申请事项：请求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检察监督意见，对申请人认为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3）岩法委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确有错误所提的申诉一案，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并依法在两个月作出决定，或直接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事实和理由：本案被申请执行人沈忠鑫在养猪有利润的情形下不按约定归还申请人（原告、申请执行人、违法确认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赔偿申诉人）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饲料费共计363618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沈忠鑫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民币363618元给原告罗沂太，并支付自2007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9日对本案执行立案。时正值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养猪业的最高暴利期，连城县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猪场生猪（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会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如其不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则依法拍卖、变卖此生猪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个月内执行结案。但连城县人民法院却违反相关执行的法律、法规，推延不执行此可供执行财产，直到立案执行13个月以后在执行他案时，才将沈忠鑫猪场经廉卖转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残猪叫申请人先行接收处理，后指使连城县价格认证中心抬高价格，将当日只值35100元的生猪通过剥夺申请人的复议权于1个月后违法裁定为79396元，共给申请人造成判决财产权（含利息）至2009年11月2日止损失达53万余元。申请人根据2010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国家赔偿法的违法赔偿原则，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违法确认，以求获取相应赔偿。连城县人民法院在不争的事实下明知难以推卸责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证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证。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知这些假证与之前已确认可作为定案依据的真实证据相冲突，但还是采用这些假证于2010年7月27日以（2010）岩确字第1号《裁定书》作出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违法的确认。申请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不理会申诉人的申诉意见（附《申诉意见书》），不查清事实，不依据法律，于2010年12月13日（2010）以闽确申字第4号《裁定书》裁定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违法。申请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违反自家制定的相关执行工作的规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之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确认违法，于2011年5月13日以（2011）确监字第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请人的申诉，致使申请人本应依法获得赔偿而没有获得赔偿。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赔偿原则。201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违法确认程序。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认为本案适用新的国家赔偿，于2012年10月15日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申请司法赔偿。几经周折，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才于2013年1月21日立案受理，3月5日举行质证。但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通过质证，已经知道连城县人民法院无法（不能）对其实际的执行行为的正确性、合法性进行举证，依法应承当赔偿责任，却仍以两年前早已被新的国家赔偿法所取消的违法赔偿原则，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不违法确认裁定文书作不予赔偿的定案依据，于2013年3月13日《（2013）岩法院赔委字第1号赔偿决定书》里驳回申请人的赔偿申请，违反最高人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重新审查程序]之规定，于2013年4月1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无正当理由驳回申诉的情形下，则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期限应当对申诉作出决定为由至今已过80天没有决定（并表示将永远不作决定），严重违反国家赔偿法重新审查程序的规定。另申请人曾于2013年5月1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打报告请求指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或直接审查本案，也至今未有回复。综上，由于各级人民法院不对本案因执行错误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依国家赔偿法作相应的赔偿，不仅导致申请人造成直接、间接损失各过百万元，还导致申请人的花生油厂、饲料加工厂停产、倒闭，现每月还应支付利息等各种费用1.7万余元。为此，现唯有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赔偿委员会重新审查程序第三款之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检察监督意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依法得以保护，故恳望贵院能予以大力支持，为盼！此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罗沂太 201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