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摘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法律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必须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为中，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具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主动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将极易被滥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有效检察监督，检察识别是前提，检察建议、支持诉讼、提出抗诉是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坚持检察权的谦抑性是检察监督中检察监督权的正确定位。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识别;监督方式;权力定位;检察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条文明确了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法律监督的本质是防范、控制和矫正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实现。具体来说，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然而，与检察机关积极行使监督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进行审判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却一直囿于行政权的强势地位，没能有效实施，所以作为制约权力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促使行政权在规范和制度中运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做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直接体现行政权的主动性、直接性和强制性，所以检察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方式就是对行政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在所有行政行为中，行政强制措施调整范围广泛，直接针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更明显的直接性和强制性，而且强制方式属于物理性强制，更应被有效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应重点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要求“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阐明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态――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这将构成“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司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决定》明确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检察监督，体现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决心，也反映了目前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法治建设的现状。中央领导指出：“如果对这类违法行为置之不理、任其发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头性问题演变为刑事犯罪。”显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有利于规范行政权的运行，从而积极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
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识别，通俗地讲，就是对被检察监督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判定。检察识别是检察监督的第一步，是正确监督和处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识别出现偏差，就会影响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适用。而且，“识别”是一项智识性活动，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沿用行政机关的判断，应该作出检察认定。
(1)识别标准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可见，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
在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过程中，识别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需要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把握以下标准：
第一，暂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暂时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某一行为对权益的处分具有最终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为具有制裁性、惩戒性，则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从属性标准。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辅助性行政行为，它为另一种行政行为服务，具有预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对醉酒、精神病发作等状态下的人员限制人身自由，是为了防止该人危害社会;对财产的查封是为了防止该财产的转移，从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够得到执行。
(2)识别范围
《决定》立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让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且将其对象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因而检察识别的范围是“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上，《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其为行政强制措施，就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的运行的自身规律性。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检察机关对识别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应当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监督方式。构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监督的有力武器。
(1)检察建议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纠正、改正违法行为或移送案件的建议，包括纠错建议、改正建议、处置建议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议等。但检察建议系柔性的法律监督方式，它通过被建议单位的自觉接受、主动采取行动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当前学界及司法界普遍认为检察建议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检察监督，必须切实提升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的义务。法律(至少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接收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义务。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接收者必须按照检察建议书中的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有关行为，承认确有违法情况和漏洞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通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回复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检察机关反映的违法情况，应当及时审查了解，并回复检察机关。
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请惩戒权。对于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和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没有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纠正或者改进的，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有关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其进行违法、违纪审查的建议，并且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提请惩戒处分。
三是建立检察建议约谈制度。即指检察机关在发送检察建议的同时，与被建议单位相约座谈，阐释检察建议内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帮助行政机关预防和减少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并将约谈与跟踪回访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项创新性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可以事先约谈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沟通，了解案情、释法说理，这样既保证检察建议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议单位履行检察建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与跟踪回访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监督督促效应，确保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2)支持诉讼
《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公民、组织诉讼，有效缓解弱势群体不敢起诉、起诉难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诉讼，但《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诉的原则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对于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与行政诉讼性质不冲突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则可以认为是法律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一种概括性授权。同时，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他们缺乏必要知识、资源、甚至勇气，当面对过于强大的力量侵害时，不敢起诉，不知起诉或者无能力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辅助权利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符合支持诉讼的立法精神。
相对民事起诉而言，行政相对人起诉压力更大、起诉更难，实践中行政诉讼高撤诉率就是实证。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从有效监督行政权，解决行政相对人在受侵害后无力、不敢或不能进行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持诉讼应该作为一种监督措施。特别是针对实践中，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拒绝接收起诉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诉材料后不出具收据、不予答复的现象，检察机关以支持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将会很有实际效果。
2D00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诉讼模式。其中适合支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模式有两种：其一，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的事前监督模式，支持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介入随后的诉讼活动;其二，向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支持诉讼，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
(3)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通过对错误的行政裁判结果提出抗诉，间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特别是针对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手段，从现行法律来看，将抗诉机制严格落实将会比各种创新的监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检察监督中的权力定位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活动的本质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然而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让行政权发挥作用，又要让监督权得以落实，就必须正确“定位”检察监督权的角色，积极弥补“缺位”，极力避免“越位”。我国行政权和检察权分别为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是管理的权力，提供秩序;检察权是监督的权力，提供保障。两种权力在我国宪政体制内，相互独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联而分工配合、相辅相成。就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其本质是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表现，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时性、控制性和强制性以及违法行使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和范围广泛性，这决定了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时，必须同时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又切实履行了检察权的监督职能。
(1)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
行政权是以一种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方式对行政事务进行管理，而司法权则被动地解决社会争端。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的特点，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能以监督之名横加干涉，否则会使得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性、确定性、执行力丧失意义，进而影响行政权威，影响行政治理活动的进行，甚至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
(2)坚持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
“谦抑”本意是克制、妥协、宽容。检察权谦抑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权要尽可能保持克制、妥协和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马、饶他一把，就是这个意思。当把“谦抑”运用在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中，就有更丰富的含义了。
克制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被动监督原则。首先，为维护行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应该以当事人主动为原则，检察院依职权为例外。其次，当事人不服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救济方式，可复议，也可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必也不应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
妥协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合法性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监督。检察监督为法律监督，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就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客观情境、有关政策、行政习惯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的监督，更适合采取上级机关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方式。如果对行政强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检察监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属性，也不利于贯彻行政权运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因此，不宜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纳入检察监督的内容。
宽容体现在实施检察监督遵循结果监督原则。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应当事后结果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实施的暂时性或控制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及时性和时限性，如果检察机关过早介入，有可能影响行政强制措施预防性和及时性功效，导致行政强制措施难以发挥其运行的目的，故而进行事后结果监督更为妥当。当然，若重大行政行为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检察机关也应对行政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重大行政行为进行事中监督。
四、结语
权力并不必然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监督水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行政权实施检察监督，就更应当以法律和制度作为支撑。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有更加全面和坚实的法律制度支撑;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4)严格、规范、充分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复杂、重大、疑难案件的过程中，在审慎审批、依法使用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运用充分、必要的技术侦查措施。以当前的技术水平和配备，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电话监听，运动轨迹监控，恢复、获取手机联系记录、内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时沟通工具数据。从各地实际情况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发，地级市一级检察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配备一整套的技术侦查设备，若条件确实不成熟，应积极依托公安、国安、移动通讯运营商等单位进行侦查，以更好地利用好这把利剑。
(5)职务侦查人员的再教育
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情况，对于侦查人员的各方面素质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训工作显得刻不容缓。教育培训的重点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学习和应对、加强出庭说明取证情况的能力。比如面对辩护律师刁钻提问时如何应对;侦查人员和出庭作证身份落差的心理鸿沟如何适应;面对法庭的调查，如何言简意赅，正确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与律师的良性互动
新刑诉法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存在有碍侦查情形外，不得阻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所有案件侦查终结前，都必须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健全与律师的沟通交流制度，重视听取律师的意见，在侦查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及时有效地听取律师的意见，并及时地给予积极、有效的反馈，从而有利于把握案件事实、定性。
第二篇：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研究
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汤维建
2012-12-26 22:19:07
来源：《法治研究》2012年8期
【内容提要】 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就其本质而言乃是诉讼规律、检察规律和其自身特殊规律等三方面磨合、融汇而成的，它蕴含着民行检察监督行为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包含着民行检察监督行为的行为方式、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我国目前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最为重要的是要强调三大原则：一是全面监督原则；二是依法监督原则：三是客观公正监督原则。
【关键词】民行检察/检察监督/基本原则
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蕴含着民行检察监督行为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包含着民行检察监督行为的行为方式、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因此，基本原则、制度、规则和程序构成了民行检察监督法律规范的系统，我们不仅要善用制度、规则和程序之类的具体规范，而且要善于妥当地解释和适当地运用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功能和规范功能。那种认为只有明确无误、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则、具体制度才是民行检察监督可以依循的操作规程的观点，是不妥的、片面的，因为它没有看到基本原则的重要作用。
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一是表征监督模式，概括地描述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特征。二是指引监督立法，无论是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关内容的完善抑或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以及将来出台检察院监督法，都具有指导意义，因而它具有立法准则的功能。三是指引和规范民行检察监督行为。一方面在具体制度和程序规则需要解释时，利用基本原则作为解释的指导思想，从而使相关的制度和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运用；另一方面，在立法出现空白之时，基本原则可以起到填补立法漏洞的功效。因而，研究和表述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确立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法律依据
在理论研究中，要将民行检察监督的理论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层次是纯理论的研究，如民行检察监督的价值论、目的论、模式论等等，另一个层次是制度性或规范性研究，包括基本原则、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研究。前一个研究是应然层面的，后一个研究是实然层面的；前一个研究需要理论依据，后一个研究需要规范依据，因此，研究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应当给出并诠释它的规范性根据，而不能凭主观臆断、想当然地进行。
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法律载体是研究该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列述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法律载体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一点，即基本原则的表达方式问题。我国主要采法典法模式，基本原则一般有明确的列举，因而理论研究也比较便利。但是，我国的法典法，尤其是像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样的程序法，还不是很成熟，其基本原则的立法规定也不可能完全科学合理。比如说，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其第一章所规定的“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其内容除任务和适用范围外，并非尽然都是基本原则。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支持起诉”原则(第15条)，就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充其量仅属于在起诉和受理阶段发挥作用的具体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民事诉讼法该部分未明确确立为基本原则的内容，也不一定就不构成一项真正的基本原则。比如学术界所讨论的“诚信原则”，就应当被认同为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从其具体规范性内容中可以很显然地概括出此一基本原则。所以，基本原则既有明示的，也有隐含的。对研究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应当考虑到，否则就会失去全面性，或者在概括基本原则时失却精准性。
由于立法不健全等缘故，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不可能在一部诸如“检察监督法”中找到，甚至难以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中寻找得到，因此，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法律载体是不具有确定性和统一性的，这为该问题的研究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增加了众说纷纭的可能性。然而尽管如此，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法律载体依然要加以客观地探寻。笔者认为，其法律载体或规范性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属性和基本功能作出了高度概括的规定，这成为我们研究和概括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基本依据。其主要条款包括：第129条规定了检察机关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131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第132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原则；第133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原则；第134条规定了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的原则；第13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等等。
2.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活动原则也进行规定，包括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独立行使检察权、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工作等项原则。
3.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均作了原则性规定和具体性规定。其原则性规定分别表述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10条)。至于其具体性规范，如关于检察院抗诉制度的规则和程序，则也可作为抽绎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规范性依据，此不具体列述。
二、确立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
在确立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时，应当同时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已如上述，检察机关是由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上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面对包括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内的所有的司法和执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就此而言，其法律监督的职能与法律的作用领域是等同、契合的，因而也是极其宽泛的。当然，这仅是指其可能性；此外还应考虑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现实性。结合两方面来论，可以说，民行检察监督有着广阔的作用空间；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下，需要对民行检察监督的触角把握好一个适当的度。
2.司法实践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需求度。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实践也是最有利的依据。民行检察监督究竟要不要进行，以及在何种范围内进行，以何种方式进行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最终都必须回到实践的层面寻找答案。现在的民事和行政司法的实践是如何的呢?总的来说并不乐观。就民事诉讼而言，从诉讼一开始到诉讼的最后结束，可以说就是用一个“难”字贯穿起来的，比如说，起诉难、管辖难、举证难、送达难、申诉难、执行难等等。这些难处的另一面就是司法的各种乱象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行政诉讼的情况更加严重。其原因的形成，宏观地说，就是我国的司法体制尚欠健全和完善；具体地说，就是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缺乏足够有效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检察院的缺位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事实上，我国司法体制的健全和完善的过程，离不开各种制约体系和监督体系的不断形成和完备，同样也离不开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有效发挥。
3.尊重诉讼规律和检察规律。任何制度的设计与构建，都要在尊重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否则该制度缺乏长久的生命力。民行诉讼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成为民行诉讼制度的本质特征，违背这些规律就难以构建出一个有效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比如说，在民事诉讼中，就有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原则，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民事诉讼制度都不能违反它们，同样的道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民事诉讼中的下位性制度或程序也不能违反它们或者对它们形成冲击，否则要么就会制约民事诉讼的发展，要么就会使该下位性制度或程序举步维艰，乃至动辄得咎。这三个原则就是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了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或者说是民事诉讼基本规律的制度反映。民行检察监督制度预设其基本原则时，也要尊重此种诉讼规律以及由此种诉讼规律所映现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检察权运行也有其自身规律，这种规律同样也要在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构筑中表达出来。比如，检察权的特殊司法属性、检察权的上下级领导体制、检察权的客观义务性等等，均对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表述构成制约。可见，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就其本质而言乃是诉讼规律、检察规律和其自身特殊规律等三方面磨合、融汇而成的。所以说，我们在表述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之时，实际上就是在刻画和描述民行检察监督的内在规律。
三、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分类
为了恰当地给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定位，有必要将它在两个层面上予以区分：一是将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区分开来。前者要在后者的基础上和框架内予以确定和认知，后者是前者的出发点，也是其基本要求。比如，民事诉讼法中有当事人平等原则(第8条)、调解原则(第9条)、辩论原则(第12条)、处分原则(第13条)、支持起诉原则(第15条)等等。所有这些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原则，都当然是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对民行检察监督活动都具有约束力和规范力，民行检察监督应当遵守这些基本原则。就此而言，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整个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又只能是具体领域的特有原则或具体原则。二是要将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与其他检察监督的原则区分开来。比如，有人认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应当确立检察一体原则、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原则、保障人权原则、依法接受监督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就是层次更高的基本原则，对民行检察监督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比如，有人提出，在检察权配置时，应当遵循分工协作原则、独立性原则、符合司法规律的原则、符合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原则、符合诉讼效率的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属于检察院组织构建的原则，是组织原则，而不是活动原则，因而与民行检察监督的活动原则有所不同。再如，有人提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坚持必要性原则、及时性原则、谦抑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循规性原则等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实施法律监督时应当恪守依法监督原则、有限监督原则、同级监督原则、制约和支持并重原则、事后监督原则、保障公正与执行效率相统一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层次上要低于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它们分别在更加具体的民行检察监督领域中发挥作用，因而这些原则的确立和解释又要受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的支配和制约，属于具体原则。可见，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一个居中性的范畴体系，在其上有更加宏观的基本原则，在其下有更加微观的具体原则。诸多性质不同的原则构成了一个原则系统，自上而下层层演绎而成，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和科学性，这也是一个可以独立研究的理论命题。
此外，尚应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在对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探讨中，应细分三大监督的原则性差异。具体说来，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与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不应完全一致，即便有些原则，如依法监督、客观义务原则等在表述上有相似乃至相同之处，然而在具体解释和运用上却并非完全一致；尤其是有些原则完全是个殊性的，正是这些个殊性原则的存在，才使它们相互之间区别开来，否则就会造成刑民不分的局面，在实践中会出现混乱和负面效应。不仅如此，在民行检察监督内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和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也应有所区别；只是现在一般将它们合在一起论述，笔者也暂不加区分。总之，三大诉讼的检察监督在基本原则的表述上，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共性的一面体现为共有性原则，个性的一面体现为特有性原则。这里所介绍的基本原则，主要偏重于民行检察监督的特有性原则。试图通过这些基本原则的描述和诠释，反映出民行检察监督的特有规律和基本特征。
从理论研究来看，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之研究虽不丰富、深入，但已经有之。然而从为数不多的研究来看，各种表述并非完全相同。可以说，关于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表述，其权威性的观点尚未建立，尤其是立法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表述是探讨性的，需要根据将来的研究和实践不断地完善，使之在表述上趋于精准，并更富有权威性。
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最为重要的乃是强调三大原则：一是全面监督原则；二是依法监督原则；三是客观公正监督原则。当然，此外我们还可以构设出其他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比如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原则、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检察一体化原则、检察权的谦抑行使原则等等。然而这些原则，就其内容而言，有的是被隐含在上述三大原则之中的，比如谦抑原则，就是被包含在依法监督和客观公正原则之中的，无需独立论述；有的体现得不如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那样明显，比如检察一体化原则，该原则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也是有存在空间的。然而，实践表明，表现在检察一体化原则中的一些含义，如职务收取权和职务转移权等等，在民行检察监督中表现得并不突出，甚至包括上命下从的规则，表现得也不明显。这里大概便体现出了民行诉讼检察监督区别于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某种特点。因而这些原则在本文中均不予论及，至于其他的一些原则表述，则也可作上述这种分析。由于客观公正原则笔者曾撰文论述，①这里也不加论述。因此，在上述三个原则中，这里集中论述全面监督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
四、全面监督原则
在检察机关所担负的民行监督职能上，有所谓“全面监督”和“有限监督”两种不同的原则主张。有限监督的原则主张认为，检察院对民行诉讼或审判活动所实施的法律监督，应当坚持有限主义，而不是全面开花。这种有限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的程序阶段是有限的，检察院仅能进行事后的抗诉监督，除此以外的监督均不得进行。二是即便是抗诉监督。也仅仅只能就重要类型的案件实施监督，而不能将监督的触角覆盖于所有的案件类型。有限主义的监督原则主要有两点依据，一是法定性依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仅仅规定了抗诉监督一种形式，立法所未明定的监督形式是不能认可的。二是可能性依据：检察院目前实施法律监督的力量仅能够应付事后的抗诉监督，而对于其他的监督形式则是无暇也无能力应对的。
诚然，有限主义的监督原则在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起步阶段是具有现实依据的，是一种不仅合法而且务实的观点。但衡之以发展的目光，有限主义的监督原则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它没有看到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发展规律。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规律是：从抗诉这种点状的监督出发，逐渐地扩散到诉讼的全过程，最终演化为全面监督的原则。
所谓全面监督的原则，就是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应当从立案到执行实施全程监督。其基本内涵在于：哪里有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运行，哪里就应有检察院的监督，检察监督的触角应当分布于民事、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具体包括四大领域的监督：诉前监督，包括对诉前保全的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的监督等；诉中监督，对诉讼全过程所实施的监督；诉后监督，对生效裁判实施的抗诉监督；执行监督，对法院执行活动所实施的监督等等。
提出全面监督的原则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的：首先，宪法对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和权力分工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全面推行提供了根本依据。其次，无论民事诉讼法抑或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了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或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这是全面监督原则赖以成立的诉讼法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诉讼”显然既包括了诉讼的结果，也包括了诉讼的过程。《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似乎不包括执行，但实际上“审判”的概念在民事诉讼法的总则和分则中的使用含义是有区别的，总则中的“审判”就包含了“执行”。这一点既可以在民事诉讼法立法史的变迁中得到说明，同时在总则的其他规定中也可以获得佐证。比如《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该条文中的“审判经验”，自然也包含“执行经验”。再次，全面监督原则具有政策依据。2008年12月5日，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发[2008]19号)。该文件扩大了检察监督的范围，提示了全面监督原则的发展方向。最后，司法实践表明，检察院实施全面监督具有必要性。事实上，现在关于民行检察监督是否实行全面监督原则，其争论业已画上句号了。民事诉讼法修改表明，检察机关全面介入民事诉讼已经成为现实。在理解全面监督原则时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关于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科学表述问题。目前关于检察监督的原则性表述，应当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检察监督与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在基本原则表述上的关系。目前学理普遍认为，民事诉讼程序在严格意义或狭义上并不包括执行程序。因为民事诉讼程序具有对抗性和判定性的诉讼特性，而执行程序仅具有非讼性和行政性，因此两者之间的程序原理具有性质上的差异，不宜混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执行程序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同时也越来越具有独立立法的必要性。因此，关于民行检察监督原则的表述就要处理好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关系。二是，在基本原则的表述中，是否应当有具体的监督方式之内容。比如说，是否需要指明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在表述民行检察监督基本原则时，不应当将具体的监督方式包括在里面，否则的话，其基本原则的意义就会被淡化；通常关于基本原则的表述，应当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其主旨在于概括权能，而不是具体的操作。应当将民事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与执行活动中的检察监督原则分开来表述，而不宜将执行监督的原则隐含在民行检察监督原则中。此外，在立法安排“基本原则”的位置时，不宜将执行监督原则从民事诉讼法的总则中分离出去，仅仅规定在执行程序编中，而应当将执行监督与诉讼监督同等看待。因此，笔者认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这样表述检察监督原则：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和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其次，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宪法责任，正因如此，理论上一般都将检察机关视为公共利益的最佳保护人和天然代表人。尽管社会公共利益难以明确定义并划定界限，但只要社会公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就应义不容辞地采取法律措施给予切实保障，在这些法律措施中，就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种形式。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通例，只要允许检察机关介入民事纠纷解决过程，就至少同意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各国关于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权能的基本做法。因此，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法律依据上可以回溯到宪法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做好两方面的立法完善工作：一方面，明确人民检察院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权能；另一方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作出可操作性规定。这里尤其要明确一点，就是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具有多元性，而非具有唯一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仅仅是公益诉讼程序赖以发动的一种机制，而不是唯一机制。除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外，还有其他的国家机关、社会公益组织或相关社会机构、公民个人等等主体，也应依法享有公益诉权。因此，在多元化公益诉讼启动主体的关系上，不仅需要立法明确授权，而且需要立法就它们之间的先后顺位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公益诉权的行使上，应当具有优位性；它们对于公益性纠纷，应当率先启动公益诉权；如果它们鉴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行使公益诉权，或者未能履行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则作为最后的保障，检察机关应当提起这种应该提起而未提起的公益诉讼。可见，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上，不仅不应当先行或前置于其他公益诉权的主体，而且还不应与它们平起平坐，只是最后的公益诉讼主体。因此，在公益性纠纷发生后，检察机关可以而且应当首先通过督促起诉或支持起诉等方式，向有关的国家机构、社会团体组织行使提起诉讼的督促权，或者支持受害的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当这些主体最终未能提起公益诉讼时，检察机关作为其最后堡垒，理应提起公益诉讼。惟其如此，才能充分调动公益诉讼诸诉权主体的积极性，同时也不致使公益诉讼最终因其他主体的消极不作为而无法启动。
再次，关于程序监督的问题。程序监督有两种：一种是对诉讼过程的程序监督，另一种是对诉讼结果的程序监督。前者是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过程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实施法律监督，后者是对诉讼结果中所包含的程序违法因素实施法律监督。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发生在诉讼结果产生之前，后者发生在诉讼结果产生之后。相对于诉讼结果来说，前者可以称为预防性监督，后者则为纠错性监督。比如，法院违反了有关管辖的规定，尤其是违反了专属管辖的规定，而作出了最终的裁判，对此，检察机关所实施的法律监督则属于后一种情形，也即属于对诉讼结果的程序监督。通过这种监督，法院再审后既有可能改变诉讼结果，也有可能维持原有的诉讼结果；无论如何，程序监督的目的已经实现了。这种程序监督，在2007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后已经出现，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继续保持。这里所说的程序监督，主要是指前一种形式，即对诉讼过程的程序监督。这种程序监督，在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中尚付诸阙如，而这种类型的程序监督更有必要。因为通过诉讼过程中的程序监督，可以将可能导致甚或足以导致诉讼结果错误的程序违法现象，消灭在诉讼结果产生之前，由此可以避免对诉讼结果进行纠错性的法律监督。这种类型的程序监督，应当成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予以强化的重点内容。这是构成检察监督全面监督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了对诉讼过程的程序监督，所谓全面监督原则就变得残缺不全了。
最后，在落实全面监督原则的过程中，还应当特别强调监督对象或监督客体的全面性。对诉讼案件的法律监督固然是检察院行使监督权的主要领域，但除诉讼案件外，人民法院还对非诉讼案件行使审判权，比如目前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特别程序的案件，除选民名单案件属于特殊的诉讼案件外，其他的案件类型均属于非诉讼案件的范围，包括宣告公民死亡、宣告公民失踪的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案件、认定财产无主的案件等等。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破产程序也属于非诉讼案件的范畴。非诉讼案件尽管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争议，因而不属于诉讼案件，但它也同诉讼案件一样，需要法院行使审判权对某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加以确认，并最终作出裁判；而只要法院行使审判权，都会出现错判问题，因而都需要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加以监督。从性质上说，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诉讼案件的审判活动和非诉讼案件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意义并无二样，都是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因此，全面监督原则理应包含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非诉讼案件审判的法律监督。当然，由于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的性质和程序制度有别，因而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程序和方式也有差异。
在监督对象或监督客体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诉讼调解的监督问题。诉讼调解与诉讼审判是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案件的方式，有区别的仅仅是两者的原则与程序而已。诉讼调解主要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自愿性原则，否则诉讼调解就是非法的或者是错误的。从实践中看，诉讼调解不仅有大量的违反合法性原则的情况出现，而且还存在较多的违反自愿性原则的情形。违反合法性原则的情形比如，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等，目前出现较多的“恶意调解”就属于这种情形；违反自愿性原则的情形比如，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形下“和稀泥”调解，或者法院为追求调解率而“以判压调”等等。违反了诉讼调解的原则及程序，人民检察院就应当行使法律监督权加以监督。因此，诉讼调解也应被纳入检察院全面监督的原则之中。可见，全面监督原则不仅包括事后的实体型监督，也包括事中的程序型监督；不仅包括对诉讼案件的监督，也包括对非诉讼案件的监督；不仅包括对司法审判的监督，也包括对诉讼调解的监督；不仅包括对法院违法审判的监督，也包括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监督；不仅包括对诉讼程序启动后的法律监督，也包括诉讼程序启动之时的监督，因而它是一种全覆盖的监督。目前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全面监督原则；当下司法实践中所需求的也是这种全面监督原则。可以说，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诉讼活动和执行活动实行全面监督，是检察监督制度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规律的表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应当受到尊重和重视。
五、依法监督原则
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正确实施。这一职能定位就要求检察机关的任何法律监督活动，都应当建立在合法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之上。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逻辑是：利用法律来监督法律的实施。监督法律实施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律实施的过程本身。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机关，法律是检察监督活动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归属点，离开了法律，所谓法律监督就不复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检察机关被誉为“护法机关”、“法律的守护者”。检察机关是服务于依法治国这个宪法目标的，其基本使命是确保包括宪法在内的全部法律原原本本、切切实实、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使之从纸面走向现实。因此，只有依法监督，检察机关才有力量源泉，其监督才富有理性，才具有说服力，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这里所谓依法监督的“法”意味着什么?其范围应当予以明确。这里的“法”应当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从广义上理解，其外延既包括宪法、法律，也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还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有明确可操作性内容的司法政策也属于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规范性渊源或依据。
依法监督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实施法律监督的主体到客体、行为、程序、方法方式、效力等等，均应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和解释。就民行检察监督而言，民行检察监督的依法原则可以表述为由合法的主体和人员，基于法律规定或赋予的权能，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法、方式，针对立法规定的可以监督的各种情形，采用法定的标准、规范和根据，提出监督意见，实施监督行为，从而使之产生监督效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职能法定。检察机关进行民行诉讼监督，在权能或职能上已如前述，应当按照全面监督的原则加以理解，具体包括诉前的支持起诉、诉中的违法情形监督、诉后的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再审监督、对执行的监督。至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由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目前还在修订过程中，检察机关是否具有此项权能尚待后论。但从理论上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有根据的，也是颇有必要的。
2.方式法定。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也应当是法定的，而不宜任意创设。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看，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出现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监督的方式也出现了由单一的刚性向刚性、柔性并举的方向转变的特点。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司法解释《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扩展了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在抗诉之外，增加了再审检察建议和检察建议两种形式。再加上民事诉讼法所隐含规定的支持起诉的形式以及实践中探讨并得到司法改革文件正式确认的督促起诉的方式，共有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和检察建议等5种方式。值得提及的是，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在性质上也属于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该《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可以通过依法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法律监督。”据此规定，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还可以包括依法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5种。这样加上前面所述5种，总共就有10种监督方式。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和认识是正确的，应当坚持。②
3.程序法定。程序法属于公法和强行法，本身就实行程序法定主义，而反对程序任意主义；准确地说，程序法定主义是原则，程序任意主义是例外。检察机关行使民行检察监督权，事关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自然应当严格恪守程序法的明确规定。当然，我国立法关于民行检察监督的程序规范往往较为原则和粗疏，致使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或者操作困难的局面。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强立法步伐，尽快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程序性规范，使之免于陷入程序操作困境；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检察监督的能动作用，积极地、及时地推出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尽最大可能地弥补程序规范匮乏的弊端。首先，程序法定包括民行检察监督的启动程序应当由立法明定，比如说抗诉程序主要依赖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诉而启动，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启动抗诉程序应受到严格限定：再如，在诉讼进行中，如果出现了程序严重违法情形，立法也应明定在何种程序契机下，人民检察院才能予以介入，从而实施相应的监督行为。其次，程序法定还包括民行检察监督活动如何实施的程序规范。比如说，在抗诉所引起的再审程序中，检察官究竟负担何种监督义务、享有何种监督权力，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监督等等，诸如此类，均应明确。最后，程序法定还包括检察监督的退出机制和终结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要克服一种倾向，这就是重视启动机制和实施机制，而轻视终结机制和退出机制，这是完全错误的。检察监督不是一启动就结束的，更不是启动后就可以慢慢地不了了之的，而应当有始有终、有头有尾。惟其如此，方能显现出民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性、权威性和责任性，方能完整地履行完该履行的全部监督职责。
4.标准法定。监督的基本逻辑在于用一种标准型的规范去衡量和比较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的司法和执法行为及其结果，看它们的行为过程以及行为结果是否与既存的、有效的法律规范相符合。如果相符合或大致符合，或者本质上符合，则给出一个监督的判断，其司法行为或执法行为是合法的，因而应当受到支持和肯定；反之，如果两相比较的结果，两者间存在着不一致，甚或差距较大，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监督判断，这就是相关的司法行为或执法行为是不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或根据的，因而应当给出否定性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要求相关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进行纠错或补救。检察机关这种用来衡量和比较相关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或执法行为的基本依据就是法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原则上必须是法定的。这实际上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所依循的法律渊源，各种有效的法律渊源都可以成为监督的标准。这种用来监督的标准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别，一是程序性标准，这主要是指诉讼程序法，这里包括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比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组成合议庭如果存有不合法情形，检察机关则应依据民事诉讼法或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提出监督意见。二是实体性标准，这里包括民事实体法和行政实体法两大领域的实体法。通常所谓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适用法律错误，一般指的就是民事实体法的标准适用。标准法定是检察机关实施民行法律监督的合法性要求之一，这要求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要坚持用法律来说话。就此而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更加强调合法性要求。
综上可见，依法监督原则对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能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全方位的合法性要求，包括检察机关有无监督的权能、用何种合法的方式来实施监督、根据何种合法的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活动以及实施法律监督时应当以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标准。唯有坚持依法监督原则，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基本宪法定位才不致模糊和动摇，也才能为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和统一实施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理解依法监督的原则时，应当持辩证的而不是机械或简单的态度和方法，应当处理好依法监督与能动监督的关系。③能动司法而不是消极司法，是我国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一大特点，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因其自身特性的缘故，应当更加强调法律监督的能动属性，民行检察监督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的基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制尚处在不断健全过程中，如同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应强调其能动性并推行案例指导制度一样，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也同样要体现出一般情形下的依法监督和特殊情形下的能动监督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为此，检察机关应在司法改革的政策框架内，大胆进行检察改革，不断拓宽监督领域，创新监督方式，完善监督程序和机制，使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不断呈现新的局面，并由此促进有关民行检察监督立法的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实践之需，基于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监督职能，大力创设相关的司法解释，推动民行检察监督工作不断步入新的台阶。
注释：
①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上、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期。
②汤维建：《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现代化改造》，载《法学家》2006年第4期。
③汤维建：《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定位及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第三篇：动物卫生监督涉及行政强制措施
主要行政强制措施
在动物卫生执法中不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冻结存款、汇款这两类行政强制措施。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涉及的法定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理”。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有权查封、扣押”。
三、《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是假、劣兽药的，应当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
四、《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工具、设施，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场所”。
五、《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以及违法使用的生鲜乳、辅料、添加剂”、“查封涉嫌违法从事乳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六、《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各自产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下列职权：„„
（二）查阅、复制、查封、扣押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查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违法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
（四）查封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
有几点必须要注意
1.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有充分的法定依据。根据《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实施查封、扣押的依据必须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凡法律法规没有赋予执法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强制措施权限的，不得采取查封、扣押强制措施。因此，畜牧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这包括畜牧执法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授权和认定当事人涉嫌违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两个方面。在法律法规授权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授权执法机关在查处案件时，对与违法活动有关的财物予以查封、扣押，前提条件是有根据认为、有证据证明，这是对执法者行使该职权所做出的约束性规定，充分体现了平等、公平和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因此，执法机关在采取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时，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应当有证据证明，即执法机关已取得了认定当事人涉嫌违法的事实依据。
2.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严格行政强制措施事前报批程序，健全行政强制措施文书管理，进一步理顺合理用权与强化监督的关系，建立科学规范的行政强制措施监督机制。一是遵守内部程序。要严格报告批准程序及操作授权范围。比如实施前必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二是遵守外部程序。对当事人出具的相关法律手续必须完善。如实施时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向当事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及《财物清单》，并完善文书送达、财物清点交接等手续，以便有证据证明整个扣押财物的过程，均按法定程序操作，做到有据可查，有章可循。
3.切实遵守查封、扣押的时限要求。《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监管执法部门办理案件涉及对违法产品的查封、扣押时，要切实把握好一般的案件查封、扣押时间不得超过30日，情况复杂的案件经负责人批准后也不得超过60日。目前，只有《兽药管理条例》对查封、扣押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其适用不会发生变化。办理其他案件，在《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均要遵守这一时限规定。而这期间还可能包括调查取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或者听证告知、送达等法定程序的时限。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处理决定，可能会因违反《行政强制法》导致行政败诉等不利后果。
4.关于先行登记保存与查封扣押的区别。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混淆使用“查封扣押”和“先行登记保存”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执法人员认为就地保存就是查封，异地保存就是扣押。查封、扣押与先行登记保存之间区别主要在于：一是行为性质不同。查封、扣押属于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先行登记保存仅是一种证据保全措施。因此先行登记保存处理时限7日的规定与查封、扣押30日的规定不一致。二是法律后果不同。查封、扣押是一个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查封（扣押）决定书》一经发出，不管其最后导致什么后果，行政相对人均可由此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申请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而先行登记保存只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能由此种行为直接提出行政诉讼或者申请行政复议等。三是实施对象不同。查封、扣押是在调查取证阶段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其强制对象也是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而先行登记保存则是在证据可能永远不复存在，或者虽然事实上存在但以后难以再取得此证据时使用，其实施对象为证据而并非与违法行为有关的一切财物。
一、强制履行
1、在一类动物疫病点、疫区、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扑灭疫病。
法 律 依 据 《动物防疫法》第31条第2款：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
《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13条第3款：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类、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时，当地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先行组织采取隔离、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紧急措施；当地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疫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确定疫点、划定疫区和受威胁区。
需对疫区实行封锁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和通报毗邻地区。封锁令包括封锁的范围、时间、对象、措施等内容。
发布封锁令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封锁、控制、扑杀、消毒和无害化处理措施，迅速扑灭疫情。
2、发生2类动物疫病时对疫点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限制易感染的动物和动物产品及有关物品出入等到控制、扑灭措施。
法 律 依 据 《动物防疫法》第32条第2款：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
《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13条第1、3款：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类、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时，当地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先行组织采取隔离、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紧急措施；当地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疫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确定疫点、划定疫区和受威胁区。
需对疫区实行封锁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和通报毗邻地区。封锁令包括封锁的范围、时间、对象、措施等内容。
发布封锁令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封锁、控制、扑杀、消毒和无害化处理措施，迅速扑灭疫情。
3、强制执行动物免疫及其他控制、扑灭措施。法 律 依 据动物防疫法》第31条第2款：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
（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疫区范围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对疫区实行封锁。必要时，上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下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
（三）在封锁期间，禁止染疫、疑似染疫和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流出疫区，禁止非疫区的易感染动物进入疫区，并根据扑灭动物疫病的需要对出入疫区的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采取消毒和其他限制性措施。
4、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
法 律 依 据 《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乡级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本管辖区域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工作。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经强制免疫的动物，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识，实施可追溯管理。
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理
1、对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的强制处理 法 律 依 据 《动物防疫法》第48条：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货主应当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下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处理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理”。
《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18、21、27条：第18条：动物、动物产品在运输、出售前，货主应当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产地检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申报后，应当按照有关动物产地检疫的规定，及时派人到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盖验讫印章或者加封验讫标志；检疫不合格的，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没有免疫标识或者免疫标识不符合规定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不得出具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种用、乳用、役用医用动物和运出县境的动物、动物产品除作临床健康检查外，必要时还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进行实验室检验。第21条：动物的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进入屠宰场所、肉类加工厂屠宰的生猪等动物，应当具有合法的免疫标识、检疫证明，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动物检疫员验证查物和临床检查健康后，方可屠宰。屠宰后的动物产品，经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盖验讫印章或者加封验讫标志，准予运出屠宰场所；未经检疫的不准运出宰场所；检疫不合格的，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第27条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在依法监督检查动物、动物产品时，发现无合法的检疫证明、消毒证明、免疫标识的，应当实施补充免疫、补充检疫、补充消毒，按照国家规定收费。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应当立即隔离、封存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转移、销售。
2、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可能是保假、劣的兽药 法 律 依 据 《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是假、劣兽药的，应当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日起７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需要检验的，应当自检验报告书发出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需要暂停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权限作出决定。
未经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不得擅自转移、使用、销毁、销售被查封或者扣押的兽药及有关材料。
3、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工具、设施，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
法 律 依 据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工具、设施，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
4、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场所 法 律 依 据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四）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场所。
第四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要论（2）行政法律文书
下篇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
一、抗诉
（一）现行抗诉制度的优势
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唯一的检察监督方式，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要论（2）行政法律文书。这种检察监督方式在50年代的检察实践中就有适用，不过在那个时候将抗诉称作抗议。1在90年代制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抗议统一称作抗诉。
抗诉制度原始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在该法典中，对苏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都作了完整的规定。其中第282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长，不管他是否参加过该案件审理，都可以对不合法或无根据的法院判决提出抗诉。”按照该法典第319条和第320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民族州的检察长，都有权按照监督审程序提出抗诉。建国初期，中国司法制度借鉴了这些抗诉制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1982年制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1990年制订《行政诉讼法》，正式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抗诉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制度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以后，检察机关正式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自1990年办理第一件行政抗诉案件之后，每年办理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逐步增多。至199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34821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为12482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等改变原判决的为10246件，占总数的82.09%，发挥了审判监督的作用。
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总体上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诉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审，法院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再审。这就是抗诉的再审强行性原则。
（二）现行抗诉制度的局限性
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抗诉程序是有严重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表现在：
一是没有规定上诉程序的抗诉程序。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诉讼参与人，是自始至终参加诉讼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行使审判活动的监督，并不是仅仅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还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以及其他的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抗诉，使自己进入诉讼程序，参与到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在庞大、复杂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中，仅仅依靠这样简单的、单一的监督方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以减少矛盾上交的程度，将纠纷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能够保证检察监督的效果。
二是缺少抗诉程序的具体规范。就是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程序，也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算为最详细的了，但是也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范文《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要论（2）行政法律文书》。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操作，法院怎样审理，法、检怎样配合，都是毫无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例如，检察机关是否有权调阅人民法院的审判卷宗，就没有类似《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22条关于“检察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权从相应的法院调阅民事案卷，以便解决是否有理由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问题”的规定，致使对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一直得不到解决，成为“老大难”问题，争论了十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三是规定终审法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抗诉，就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集中在省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这不符合“将矛盾消灭在基层”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抗诉的程序上，不能不存在不同的看法，激烈的争执和纷争由此而生。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无法正常进行。
（三）抗诉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在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单轨制监督模式，还是作双轨制的监督模式，抗诉制度都应当进行改革。可以选择的方法：其一，继续坚持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但是将抗诉的权力下放到做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由同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其二，在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使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抗诉，发生提起上诉审的法律效力。
我们的意见是选择第二种方法：
首先，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就是，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抗诉。在具体的抗诉程序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上，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任意解释。例如，在调卷、审级、审限、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在再审法庭上的职责等，都应当规定清楚。
第二，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权。
现实生活中对司法权的不正当行使，造成错案，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大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没有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的范围，大致基于以下理由：法律已经将上诉权赋予诉讼当事人；未生效裁判尚未取得执行力，对其抗诉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种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
一是，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将上诉的权利赋予诉讼当事人，但是，在法院的裁判涉及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时，当事人往往不提出上诉。即使存在富有正义感的人，由于当事人资格的限制，他也难以依据现行法律找到可行的途径。
二是，法律已经赋予检察机关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诉权，不能成为否定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对象的理由。虽然，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不会造成错杀无辜、冤狱等人身损害后果，但是，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和错误的刑事判决一样，一旦生效并付诸执行，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法律应当尽可能防止错误裁判付诸执行，据此，赋予检察机关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可以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稳定社会，因而是十分必要的。对此，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仲裁诉讼法规定，对仲裁法院裁决，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
1第三，如果不能建立上诉程序的抗诉制度，则应当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交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
第五篇：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管理办法
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1号令）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定条件，应当实施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结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实施。
第三条 实施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五条 烟草专卖行政强制措施包括责令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
第六条 根据持证人违法、违规或违章性质的情节轻重，其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分别为7天以上15天以下、15天以上30天以下、30天以上60天以下、60天以上90天以下：
（一）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7天以上15天以下：
1、无烟草专卖准运证运输卷烟，价值在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或数量在20条以上50条以下的；
2、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在2条以上5条以下的；
3、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在20条以上50条以上的；
4、经两次书面告知，仍未按规定亮证经营的；
5、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经查证属实的。
（二）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15天以上30天以下：
1、违法从事卷烟批发业务数量在50条以上100条以下的；
2、无烟草专卖准运证运输卷烟，价值在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或数量在50条以上100条以下的；
3、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在5条以上10条以下的；
4、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在50条上100条以下的；
5、违法经营案件被查处后经两次书面通知，不按规定时间内接受调查处理的。
（三）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30天以上60天以下：
1、违法从事卷烟批发业务数量在100条以上250条以下；
2、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卷烟，卷烟价值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或数量在100条以上250以下的；
3、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10条以上20条以下的；
4、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100条以上250条以下的；
5、妨碍或拒绝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检查的。
（四）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的时间为60天以上90天：
1、违法从事卷烟批发业务数量在250条以上的；
2、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卷烟价值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或数量在250条以上的；
3、违法经营走私烟、非法生产卷烟数量在20条以上50条以下的；
4、违法经营不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数量250条以上的；
5、因违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一年内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情节轻微的；
6、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执法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七条 持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
（一）买卖、出租、出借或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二）因违法经营非法生产的卷烟一年内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的；
（三）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关一次性查获假烟、走私烟50条以上的；
（四）因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不执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的；
（六）停业整顿期间擅自从事烟草专卖经营业务或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七）经检查不符合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需要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需要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的，由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送达《责令停业整顿决定书》，整顿期间烟草专卖批发企业暂停供货。第九条 责令停业整顿行政强制措施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审批后，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将《责令停业整顿决定书》送达持证人。停业整顿时间从通知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符合取消经营资格条件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送达《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决定书》，并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不得申领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依据职权，可以撤消行政强制措施：
（一）因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强制措施；
（四）依法可以撤消行政强制措施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温州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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