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第一篇：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一、国外刑事检察介绍

1.英国

英国检察机关在1981年才得到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的承认,于1986年设立。在此之前,警察包揽了调查和起诉两项权力。一般情况,警察机构委托公诉律师履行起诉权,在没有公诉律师的警察局就聘请私人律师或者他们自己进行起诉。1985年《检察法》通过,并诞生了皇家检察署(the crown prosecute service,简写为CPS)。CPS是由首席检察官领导的一个政府部门,首席检察官由首相领导。目前CPS分管13个区域(包括伦敦地区),每个区域都设有相应的警察机构,CPS拥有对该区域内的警察的管辖权。CPS除由一名首席检察官领导外;还配备有分管具体运作和办案工作的首席检察官助理两名和一名区域行政官。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 CPS负责由警察调查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工作,一些轻微的交通肇事案除外。英国也承认自诉权,但是从属于CPS的起诉权力。CPS可以中止自诉案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很少这样做。CPS的权力限制在警察调查的案件范围内,它对海关税收部门、贸易规范部门和其他特别公共团体起诉的案件不得行使起诉权。

目前,英国的警察仍保留着最初起诉的决定权。一旦被告被指控,警察必须将案件移送CPS复核和起诉,检察官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起诉。如果他们认为该案不适合审判,可交治安法院终止程序。CPS实际上执行着准司法的功能。他们可以用自由裁量权决定案件是否起诉。《检察法》中明确规定,决定是否起诉应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检察官必须确定是否有充足证据,也就是说他是否认

为本案会导致有罪判决的前景的内心确信。如果没有,该案必须中止。其次,即使有充足的证据,检察官也必须确定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作出上述决定时,检察官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事实:犯罪的严重性、损失的利益、犯罪的时效、被捕者的年龄、当地该类犯罪的普遍性、当地社团的意见等。

根据皇家刑事诉讼委员的报告,在1987年设立CPS以前,英国的检察工作缺乏相应的权限,而现在首席检察官和CPS的权限大得多,例如,在检察政策方面,检察官对国会负责,他有权任命和监督DPP和CPS ,也可以要求CPS汇报工作。另外,《检察法》必须象CPS公布在检察工作中适用原则那样公布与众。而且,DPP必须向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并逐级上报国会。首席检察官应接受国会议员的咨询,其中包括来自选民或为选民的利益的信件咨询。除此之外,CPS作为一个公众组织对其决定负责,而且要求直接对公众和法院负责。

2.德国

作为联邦制共和国,德国有两级司法机关,即联邦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各省司法机关负责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各省设有与地方法院相应的公诉机关,负责该省治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刑事起诉工作。德国16个省都设有与地方高级法院相应的检察机关。在联邦层次上,有联邦检察署,被称之为“联邦公诉人”,与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相对应。

德国检察官分等级组成。最高层次的检察官是省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他们分别对省和联邦司法部负责。每个检察官受其上级监督,而且严格忠于上级的领导,以便使检察工作保持高度一致。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德国,警察应将刑事案件的侦察结果移送检察官,检察官也可以自己进行侦查,但一般只是建议警察按他们的意志去处理。

尽管德国的刑事检察官受法律原则支配,即要求检察官不能在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后才采取行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即采纳一种适当的方式,发挥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指控者罪行轻微,而且公共利益要求不应起诉时,检察官可以终止案件。对这类案件,检察官既可以简单地中止程序,也可以暂时拒绝指控而对被指控者采取其他措施。如果对被指控的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诉讼程序将终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刑事诉讼方面的公共利益相适应”(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条),这种有条件不起诉的措施包括赔偿被害人损失、向慈善机构或国家支付一定的金钱、从事一些慈善工作以及为一些无助的人尽帮助义务。

虽然不起诉遵循适宜原则,但一般检察官仍需得到法官的建议。实践中是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在检察部门内,下级检察官要遵循上级检察官的建议。另外,各省和联邦司法部长还公布了刑事诉讼的统一规则,提供检察官考虑检察技术问题的构筑自由裁量的指导方针。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请求,检察官不能对轻微的犯罪提起诉讼。轻微犯罪包括破坏家庭和睦、侮辱、轻伤等。即使受害人提出请求,检察官也可以根据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拒绝起诉。如果检察官拒绝起诉,被害人可提出自诉。

被害人也可以对不起诉决定向省首席检察官申诉,在申诉不被认可时,被害人可以向地方高级法院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应该起诉,可以命令检察官提出指控。

3.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公诉机关隶属最高检察署。它不隶属于司法部,首席检察官在检察级别上是最高的权威,他同内阁首相有同等地位,并可出席内阁会议。首席检察官由总统任免,并直接向总统负责。目前六位助理检察官也是由总统任命的。

最高检察署下设27个高级检察厅,分布在全国各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在全国还有435个分支机构。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根据印度尼西亚1981年12月31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简写KUHAP),警察是对犯罪行为行使最初调查权的调查者和对其他刑事调查机构的协调者。根据特别立法规定,检察官们保留着对某些犯罪,如经济犯罪,腐败和颠覆活动犯罪的侦查权,并运用特殊程序行使这一权力。新刑诉法规定了调查与起诉之间的诉前阶段。在诉前阶段,检察官接受警察调查终结的案卷,在七日内审毕卷宗是否完整(即:案卷证据是否充分,是否按刑诉法要求组织的),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材料不完整,可将卷宗退回警察局,并附上指示意见,。以便警察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当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起诉,必须准备起诉书并写送法院。在印度尼西亚,刑事起诉权只属于检察官。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警察着手刑事调查必须通知检察官,以保证检察官和警察之间紧密协作和协调。一般警察可以留置嫌疑人20天,如果需要延长,可向检察官申请,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40天。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具备审判该案的充足证据,但也有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自由裁量权只属于首席检察官,一般很少使用,不起诉决定可能遭到警察或“审前程序”中第三方的抗议。每个地方法院都有专门法官决定任何逮捕、拘留、抽查终结或不起诉决定是否合法,包括检察官基于某种根据不起诉决定(如证据不足、控告事实的缺乏、等等)。另外,这种程序也允许检察官和第三人反对警察终结侦查的决定,但实践中警察和检察官为保持彼此之间的融洽,一般都没有在审前程序中与对方作对。

除了履行起诉和有限的侦查职能外,印度尼西亚的检察官有义务执行判决和其他法院命令,他们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就量刑和适用法律向法院提出建议。

其他功能:除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功能外,1991年的《检察法》还规定了检察官的其他功能。例如,监督缓刑执行,承担国家的民事和行政诉讼,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以加强社会法律教育,控制并检查任何出版物的流通,控制宗教的教派、教育、教条或信仰中可能危害社会或国家的内容等等。

印度尼西亚法律授予检察官在反颠覆与反腐败斗争中广泛的权力。首席检察官被授权执行与一切颠覆和腐败行为的调查权和检察权。与此相联系,首席检察官有权羁押被控颠覆之罪的被告达一年之久,不用征求法院意见。

4.日本

日本的检察部门呈特殊的阶梯状,最高检察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下分5个高级检察院,50个区域检察院和448个地方检察院。象韩国一样,日本检察厅是属于司法部的独立团体,由一名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在有关政策性事务和特殊案件中有指导其他检察官员的法定权力。司法部长(内阁成员,通常是民选官员)有权向所有的检察官发布一般政策。对于特殊案件,司法部长可以指导总检察长。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原则上日本法律赋予警察刑事侦查的最基本权力。实践中警察确实进行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并按法律程序向检察官移送案卷和履行刑事程序中相应职能。检察官仅对严重或疑难案件给予警察调查提出有限的指导意见。检察官也有调查案情的法定权力,通常是调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腐败案件和复杂的白领犯罪案件,并有权用他们的调查结果补充警察的调查,通常是通过他们自己对嫌疑犯和关键证人的审问和询问。

不论什么案子,日本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绝对自由权。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会导致审判时做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将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或被告人对被害人已作出赔偿和被害人撤 5

诉,或其他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原因时,检察官可以拒绝起诉。检察官有讯问和询问嫌疑犯及证人的权力,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最近几年大约30%的案件没有起诉,尽管他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处理方式被称为“迟延起诉”),在作控告决定的时候,检察官也要认真研究和决定在审判时要求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被控诉的嫌疑人)。这种处理方式在日本称为“KYUUKEI",这不会妨碍法官审判案件。但是要求只有在已有完整的调查和历史上有类似案件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检察官除了调查和控诉的职能外,还担负着另外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他们代理国家出席国家案件的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法院作出了从宽判决、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不恰当,有权提出抗诉,由此可见检察官参与了重要的审判活动。二是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包括死刑。

5.韩国

韩国检察系统由最高检察厅、5个高级检察院、12个地区检察院和38个与法院相应的检察分院。最高检察厅是司法部内由总检察长领导的独立机构。总检察长负有指导、监督和控制所有检察事务的权力。

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韩国参与和决定刑事侦查的权力属于检察官,但是实践中警察和其他调查机构参与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基本侦查。他们调查是按检察官的一般标准和方向来进行,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检察官作决定。对于一些复杂或严重的案件,检察官可以按检察部门内特别的侦查分工进行侦查,如在官员的腐败、经济违法、毒品犯罪、逃税、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警察的违规等。

韩国检察官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犯,如果检察官认为犯罪轻微且嫌疑人有明显的悔过或其他刑罚不必要的原因时,可决定终止起诉。如果原告不服终止起 6

诉的决定,可以分别向相应的高级检察院(汉城)和最高检察院申诉。如果原告对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仍不服的,还可以向宪法法院申诉作出最后决定。1993年,在1,859,987件检察案件中,有199,103(10.7%)件以终止起诉方式处理的。

检察官还可以向法院建议给予被指控人以适当的惩罚。尽管法院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决定惩罚的种类和幅度,但他们通常对检察官的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他们有提出抗诉和向上一级法院重新请求的权力。当判决生效后,检察官负责判决的执行,他可命令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部门的职员或司法官去执行判决。

其他功能:韩国检察官除了具有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外,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还代表国家参与诉讼,充当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包括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和协助。

6.泰国

泰国检察官过去属于检察部——内务部监督下的组织,自1991年便隶属于独立的检察署。该机构直接受总理领导。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泰国,调查和起诉是完全分离的。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扮演相对被动和有限的角色。检察官不能着手刑事指控,除非有已实施犯罪的调查,这禁止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因为法律只允许警察执行调查。由于不能自己执行调查,检察官被禁止主动参与调查犯罪过程。

检察官的角色始于警察调查终结并将案卷移送之后。检察官应对全案进行复核,包括警方是否起诉的建议,然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不充分和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指示警 7

方执行补充调查或亲自询问证人,因为调查权只属于调查官员,而不属于检察官,他只能要求警方补充调查,不能自己着手进行。

在复核卷宗之后,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可向初审刑事法院立案;如果认为指控证据不足,可销案;如果认为该案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也可使用自由决定权不予起诉。如果检察官决定销案,调查案卷必须送交曼谷警察总长复核,请省长作进一步的复核。如果警察总长或省长同意该决定,那么不起诉的决定即被认可;否则,调查卷宗移交首席检察官作最后决定。

尽管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自由决定权的适用罕见。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主要依据是证据不足。之所以很少使用自由决定权,是因为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不确定性。目前,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运用已逐步得以认可,总检察长正在考虑以适当的方式鼓励检察官更多地使用自由决定权,并寻求适当方式加以控制。

其他功能:除了履行起诉职能和在刑事案件中参与诉讼外,检察官还负有其他重要职能,担当国家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他们的责任包括:代理政府在民事诉讼中出庭,向省权力机构、市政府和政府组织等提供法律建议,通过人权保护与法律援助局的活动。检察署实际承担了大量公共利益的保护工作,包括给穷人提供法律建议和代理。

7.美国

在美国,检察制度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次。在联邦,美国的首席检察官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同首席大法官一样,是国家最高的司法官员。还有一些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他们是美国95个司法区域中的主要司法执行官员。尽管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在首席联邦检察官的一般监督和在司法部长的 8

指导之下尽责,但是日常工作几乎不受控制。尽管来自司法部的监督日益增强,地方检察工作仍保持相对自由,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优先权和检察工作。

美国联邦检察官不受联邦首席检察官的控制,主要由于他们的选举过程。尽管1789年的《司法官法》规定每个区域的美国检察官的职务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但在实践中的真实过程几乎是全颠倒的。检察官由各州的执政党议员或如没有执政党议员时由州议会代表选定,州长象征性地同意即可。这最终使将成为联邦检察官的人自然而然地与总统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丝毫没有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通常联邦检察官的权力只限于处理那些直接损害中央政府的犯罪,例如叛国罪,或在联邦法院阻碍司法罪。但是,由于联邦刑事司法权的膨胀,有关绑架、抢劫银行、勒索、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法律规定联邦检察官有广泛的刑事法律的执行权。在各州,地方检察官同样在他们的所在地拥有广泛的调查与起诉的权力。

从美国大量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有刑事控诉的绝对权力。美国检察官与警察局合作履行调查职责,并且在调查、起诉、逮捕嫌疑犯上都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一旦案卷材料齐备,检察官即接受调查和起诉事务。换句话说,他们将审判阶段和调查过程中警察和检察官的职能结合起来。

形式上检察官不亲自参加刑事诉讼或调查,只有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诈骗、政府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通常难以取证、要求长时间仔细调查的案件,检察官才直接监督调查。大多数案件,警方在准备控告文书之前求助于检察官或他们的助手。为了申请逮捕令或搜查令,警方必须向检察官提交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评估。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们不仅有权决定是否对某人提起刑事指控和何种犯罪应受指控,而且他们有权接受比原告指控要轻的犯罪抗辩。实际上美国的大量刑事案件是在被指控人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以犯罪抗辩形式,这被称为“抗辩交易”。

其他职能:美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和州检察长除了作为联邦和州政府的最高司法官员外,他们还向联邦和州的行政官员和机构提供建议、忠告和代理出庭。作为公共的辩护者,检察长的工作应对公共辩护工作负责,这不同于为政府官员和代理人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和法律服务。

二、比较分析

1.检察官与刑事检察。从上述七国检察机关来看,检察系统是在联邦和州的基础上按级别构建的。司法部长任命每个检察官。任命、提升大都以考核和工作成绩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检察官通常从获得一定法学学位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同等考试(如德国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人中招募职员。检察部门常常以考核形式或面试(通常竞争很强)自行处理招考工作。在德国,只有不到10个职位面向1,200位申请人开放,而在泰国,只有2%合格者通过招募考试。成功的申请者通常都经过一个试用期或在被任命前进行培训。

然而在美国,很多区域检察官(在他们区域内是实质上的首席检察官)是选举出来的。尽管这种直接选举制度被批评为与审判公平性相矛盾,这种针对性争论使检察官真正成为一个“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但现在美国还没有摒弃区域检察官选举制度的迹象,却有向专职检察官和加强职业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助理检察官。

在美国担任检察官是倍受推崇的角色,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检察官显示出与司法制度很强的关联性。在德国、日本和韩国,法官及检察官接受了法律教育和集中培训,因而有同样态度和理解 10

力。另外德国,存在检察官从事几年法官职业的习俗(法官也要从事检察工作)。在泰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考试事实上是相同的。

2.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七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也存在差异,存在完全控制调查与调查与起诉相分离的不同制度。在韩国和德国,检察官完成控制调查,警察只是相当于检察官的助手。在这样制度下,检察官完全控制调查过程。警察只是按要求处理检察官认为必要的事宜,例如搜查和逮捕。只有检察官才可决定是否为获许可而向法院陈述正当的理由。在日本和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警察在履行他们职责时有相对自由权。检察官通常不亲自进行刑事调查。但在有些国家,象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检察官可以直接调查,或者在相对复杂案件中,例如公共欺诈、政府腐败、经济犯罪等案件中积极监督警察。

在调查和起诉分离的国家里,警察处于支配地位,这往往严重影响检察官的决定,致使问题不断上升。警察通过调查、证据的收集、案件的初步准备阶段,成为“构造”案情、确定是否起诉的决定者。检察官不能亲自询问证人,他们除了掌握警察有选择地提供案卷材料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案件的事实,造成检察官不能进一步作出是否起诉或撤销指控的评估。另外案卷迟延送达直接影响检察官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决定。

这些问题在英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很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这些国家,正试图建立调查与起诉相均衡的制度,但未见明显的成效。

3.关于起诉专属权。从印尼,韩国、日本和美国大量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独占起诉权,换句话说,唯有检察官可将案件移送法院。然而泰国、英国采取私人起诉和允许被害人自己将刑事案卷呈交法院。虽然德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原则基础之上,但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自诉。例如,在一些较小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必须首先将控诉书送交检察官请求起诉,如果

检察官不立案,被害人可行使自诉权。在德国,法院有权核查检察官的决定,如果当检察官将不起诉归责于证据不足,被害人在申请上级检察官复议被驳回后,可将案卷送交法院复核。

在英国,自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却罕见。这是因为审判中雇请律师的费用太昂贵。对于自诉案件,皇家检察署有权在任何时候审阅案卷。英国首席检察官有权撤销起诉命令不起诉或终止该案,并有权撤销任何自认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泰国,自诉案件通常须经过法院的严格初步听证程序,而公诉案件不要求听证。最近法院放松了听证程序的要求,对此引发了争议,即:刑事法律中规定的自诉有时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或与公共利益不一致,这种放松要求的作法是否合适。

在英国,除了皇家检察署之外,还有几个组织负责某些特殊犯罪的起诉。例如,关税与贸易规范部以及其他特殊团体享有对其管辖权限内的犯罪起诉权,而皇家检察署只负责所有警察侦查的刑事案件。

4.关于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各国检察制度中,公诉人都负有决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进行起诉的任务,这种决定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不同而具体操作有别。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即使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检察自由裁量的决定并不是仅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而主要基于政策的考虑。

各国检察制度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不相同的。在美国,检察官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他们可以在任何案件中运用该项权力而不提出指控。并且他们可以减少指控的罪行,这已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抗辨交易。美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经常缺乏制度监督而遭到指责,日前有许多关于运用指导原则构造并控制建议,法官也被鼓励参与抗辩交易程序。

日本检察官拥有广泛的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是日本还规定有条件释放。被指控的人在最终不起诉的决定作出之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韩国规定了对少年犯实行考验期的暂缓起诉的制度,即所谓“慈父般管教环境内少年犯暂缓起诉”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少年犯置于自愿的考验官员监督之下将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根据《检察法》,英国检察官可以公共利益为由运用自由裁量权而不起诉。该法第6条列出了事由供他们在评价公共利益时参照,这项规定是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指导原则。

泰国检察官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拒绝起诉,《泰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德国法典中的强制起诉的规定。由于泰国缺乏这项规定,便采用了适宜原则。现在泰国法院案卷堆积如山,监狱已人满为患。司法部门正在考虑是否采用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似,印尼的检察官也同样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尽管首席检察官拥有该项权力。

5.检察官的控制。各国关于检察官的控制制度也不同。日本设有“检察复核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司法工作。检察官不起诉决定复核委员分成员从选民中产生,美国没有“大陆审团制度”,由法律专业人士、社会代表组织,负责复核检察官的未起诉决定。

绝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某种内部复核的规定。如原告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适当的上一级检察部门或向首席检察官(在共和制国家中)申诉要求复核。在韩国,如果对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仍不服的,可进而向总检察长申诉,对检察官决定的申诉和再申诉类似于向法院上诉。另外,原告还可向宪法法院申请最终判决。

在德国设有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控制检察官的行为,自诉、伤害案的原告可对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向各省检察长申诉,如被拒绝,可向高级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起诉是合适的,可命令检察官起诉。

还有一些有趣的控制检察官的方式,即检察类推规定。在日本和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检察官对滥用权力构成犯罪或执法人员侵害公民的犯罪案件拒绝起诉,任何人都可要求法院复查该案,并交付审判,如果要求被许可,法院应指定一名律师监督检察官的工作。

在美国,如果公正的调查和审判不能通过普通检察程序获得成功,议会可以指定私人律师作为检察官(应是以独立辩护而出名的)进行起诉。这种规定适用于高层官员腐败或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件。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二篇：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作者：济宁市任城区院 谭高霞

2015年5月18日至22日我有幸参加省院未检处组织的全省检察机关首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班，对于刚到未检部门仅两周的我来说无疑是及时、宝贵的，所以我也格外珍视这次培训。最初看到培训指南课程安排时，就感觉如此强大课程安排和阵容是以往我培训没有过的，随着一节节务实、精彩的授课，更是一次次带给我了无限的震憾和惊叹。

一是惊叹于课程设计与安排是如此高端、科学、丰满与务实。授课人既有参与未检立法的专家教授，又有少年司法和未检工作的领头人；既有本系统的先进工作经验，还有法院系统和>心理学领域少年司法视角；既有少年司法的历史发展，又有当前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具体方法。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检院专家咨询委员在授课中既向我们讲解了立法背景、法条释义，又为我们分析了具体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注意事项，使我们既>收获了正确执法理念，又掌握基本工作方法和原则；心理专家泰祺老师的通过丰富的数据和图表帮助我们认识儿童的成长，让我们认识到眼前的孩子是由过往的很多生活事件组成的，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就需要知道他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为我们做好社会调查注入了理性认同。一节节的精彩授课，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论证着少年司法的应有司法理念和工作原则，拓展了视野，让我这个未检新兵对未检工作框架和司法理念的认识不断地丰满和充盈，有了心理认同，必能转化成行动自觉。

二是惊叹于省院未检处领导的精心照顾和精彩点评。省院未检处领导不但为我们精心安排的丰富科学的培训内容，还从生活、安全、和饮食方面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更是精心于每次授课内容，每次授课结束后都会从站在我们学员的角度对学习内容进行全面总结，并对老师授课进行精彩点评。这些精心付出和总结点评一次次感染着我们，或许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精心的安排、全面的照顾和实情的情感投入，才使学员们深受鼓舞和感动，也正是如此，也才让我们更深切体会到了省院未检领导对于这次培训的重视和期望，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未检检察人的学习热情和职业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增强了未检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真正凝聚了人心，激发了工作热情和内在动力。

三是惊叹于介绍先进工作经验的同志们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一个个工作经验的形成，一项项工作成果展示，体现的是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特别是荷泽市检察院未检处张继民处长对于工作的细心收集整理，涉及内容和倾注精力无极限！济南市天桥区法院少审庭庭长王云华在新形式下，在深厚的庭审实务的基础上探索开展庭审实质化语境下的未检工作，对于工作，王庭长向我们讲述了对于一项创新工作的思索与提练，有时一下午也可能只有几句话。虽然是平淡的一名句话，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执着的工作精神。同时，王庭长还从自己工作实务角度向我们介绍了以庭审中心主义下的审查起诉和支持公诉的理念转变、会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他们的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他们强大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掌握和务实精钻的工作作风面前，深感自己差距太大，思想懒惰，懈怠工作，很多工作还一直只停留在应付状态，负罪感油然而生。

四是惊叹于一节节精彩授课后未检执法理念的不断充实和更新。正确认识未成年的特殊身份，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载着延续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所以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人；未成年犯罪是错，而不是罪；少年司法针对的是人，而不是行为；少年司法更像父亲，宽容而不纵容；少年司法不仅是考虑量刑轻重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方案，有利于避免再犯，或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再受伤害问题等等。特别是张寒玉处通过一个个案例剖析，帮助我们如何在处理案件时从法律的视角或者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重新看待，如何站在儿童利益本位主义看待事件，以儿童利益最大化来处理问题，而不是公众舆论。特别是张处长在讲到帮教工作时提到“教育是引导人的工作，教育引导未成年健康成长，而不是让他依赖你，我们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姐姐”，这个观点纠了正我们长期对爱心工作的错误认识。这些全新的思想理论刷新着我的司法理念，既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处理一切案件和帮教等工作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

在经历上述震撼和惊叹的同时，对照先进，我也深刻认识到在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不足，职业紧迫感和危机感不断增强。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刘力萍说得好，人才是未检事业发展的基石，未检工作者的成长，是做好未检工作的前提，所以我把这次培训作为我在未检工作岗位上成长的第一步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要全面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通过这次培训，使我深刻认识到未检工作能做到什么样，取决于我们自身法律、心理、教育、协调等综合素能。上海长宁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陆海萍，说得好，做教育工作就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也就是未检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是个明白人。反思自己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欠缺，职业危机感进一步增强。所以，当务之急是全面加强学习，既要全面准确熟练掌握未检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技能学习与培养，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这样才能在办好案件的同时，做好心理疏导、教育帮教、风险评估等工作，同时还要妥善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被情绪控制在谈话帮教时给未成年造成二次伤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未成年利益最大化。

二要树立严谨审慎的工作态度。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心理脆弱的孩子，有些工作失误一旦形成，将会造成不可逆转和修复的错误和伤害。同时在司法过程中，我们既承担着审查逮捕和起诉的职能，还是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审查，严格执法，又怎么能监督别人呢。特别是济南天桥区法院少审庭王云华庭长在讲课时的一句“没有超强功底和审慎思辨的能力，如何实现法律监督”的反问，更是让我崩紧了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工作的弦。高检未检处张寒玉处长也通过各地司法实务处理的一个个具体案例，向我们展示和剖析了个别案件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都提醒着我们认识到我们办理案件的每一个定性、每一个程序、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一个孩子的体验、命运和未来。这些都对我们弥足珍贵的，既是业务借鉴，又是警戒与提醒。

三要树立保护意思，倾注爱心工作。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未检工作是爱心事业，阳光工程。未检工作者关注的是人，而不是行为，未成年需要什么才更重要，所以未检工作者的定位不是惩罚者，而是挽救方针的实施者。从诉讼开始就要教育、引导、矫正，在处理每一个诉讼环节时，都要立足于实现未成年权益的最大化，要把是否实现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我们评价工作成效的标准。从培训班上两位授课人身上，我看到了未检工作者应该有的职业形象：上海长宁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陆海萍，她柔和的目光和温和的语气告诉我们在面对未成年人时应该是温和慈爱的形象，而我们的未检领头人高检未检处张寒玉处长，那雷厉风行、有理必争的作风告诉我们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应有的坚决态度。

四要准确职能定位，学会整合资源。通过培训，使我对未检工作的职能定位有一明确认识。未检的主业定位还是办案，在办案的同时，做好如法定代理人到场、合适成年人到场、不捕、不诉说理，亲情会见、分案起诉、教育，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检察工作。我们不是社会保护人员，我们应定位牵头维权，把分散的未成年保护部门整合起来。正如姚建龙教授所讲的“少年司法的面孔不应是检察人员给他们钱或物，而是把转给相关职能部门。”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重引导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如督促建立协作机制、异地社会调查机制、关护帮教机制等，因为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现实未成年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篇：安远县检察院对刑事检察调解制度的研究分析

安远县检察院对刑事检察调解制度的研究分析

安远县人民检察院唐强英

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及“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检调对接工作的开展为检察机关更积极主动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安远县院审时度势，立足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工作机制与方法，并把实践工作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和总结。

一、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2011年8月16日，安远县检察院受理了一起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魏X泉因向被害人魏X阳索要房租一事发生争吵，进而发生打斗。犯罪嫌疑人魏X泉用拳头击打被害人魏X阳面部等处，造成被害人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头部、颈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甲级），犯罪嫌疑人魏X泉的妻子也被误伤,当场昏倒。犯罪嫌疑人魏X泉被取保候审。该案到了检委会讨论阶段，捕与不捕争议较大。原来犯罪嫌疑人魏X泉与被害人魏X阳是邻居，平时关系还颇为亲密，而犯罪嫌疑人魏X泉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子患有智障，若把他逮捕，对这个家庭的伤害非常大。另一方面，被害人魏X阳对自己的打架行为也有悔意。

面对这一情况，承办人认为，为促进社会和谐，深入贯彻“两 1

少两扩”精神，建议由县院主持调解这一轻微刑事犯罪案件。检委会认为检察调解制度尚未成熟，如何依法、公正、公开地调解好这一案件需要缜密的思考。

经过详细了解案件双方态度、居中主持“圆桌调解”、两方充分对话协商、签订调解协议、加害方及时履行道歉赔款义务、及时作出不逮捕决定等程序，该院成功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犯罪嫌疑人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其家庭得以保全，双方重归友好。

安远县院以办理此典型案件为契机，查看历年批捕、公诉案件记录，发现类似于上述案例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而根据最高检《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及十六部委《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如何构建检察调解制度俨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检察机关适用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法律依据，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目前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刑事调解，即使是现如今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没有支持检察机关主持调解的条文。最高检没有就检察机关主持刑事调解工作发布规范或指导意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检调对接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检察机关仍然处于协同配合的地位。

（二）检察调解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期限有冲突。刑事诉

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期限为七天，审查起诉的期限最长为一个半月。而检察机关主持调解要从审查案卷、告知权利义务、详细了解双方意愿、面对面协商方案、签订协议、履行协议、审批做出决定等环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遭遇当事人反悔、履行不能等情况，导致调解周期无限延长。

（三）调解方案的不履行与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相矛盾。经调解后的案件，会因各种原因不能立即履行协议，而检察机关根据调解协议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不批捕、不起诉的决定，却无法确保当事人切实履行协议，这就无疑给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了第二次侵害，同时也会给犯罪嫌疑人乘机逃脱刑罚的机会，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可能不减反增。

三、检察机关适用调解的可行性分析

（一）构建和谐社会为建立检察调解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居中调解促进加害人与被害人对话协商，使被害人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内心上得到更多关照，使加害人自愿悔过、积极赔偿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和法律的宽大处理，对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二）中国“和”文化及耻诉的传统观念为检察调解提供了文化基础。儒家文化的“仁”“义”思想，使中国人历来不提倡

对抗式地解决矛盾纠纷。我们在提倡通过诉讼来“定纷止争”的同时，还应结合自身实际，谨记刑法的“谦抑性”，把力量和资源集中在打击少数严重违法犯罪上。面对家庭、邻里之间发生的轻微刑事案件，适调解会比刑罚更符合当事人的意志及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构建为检察调解提供了政策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是要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而检察调解是实现宽严相济的重要措施。此外，赣州市十六家机关单位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检察机关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平台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对轻微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探索建立运用和解方式解决问题的机制，明确开展调解或引导刑事和解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四、检察调解制度的具体内容

（一）检察调解适用范围

适用检察调解的范围宜限定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老年人犯及亲友、邻里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因为这些人主观恶性较小，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能够保护被害人利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还达到使犯罪者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并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同时这些轻微刑事案件往往更具有调解可能性，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积极主动性、可控性也会更强，能够

有效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调解的适用条件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适用调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坚持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要求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上犯罪嫌疑人认罪并悔过，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且双方当事人都有和解意愿；客观上检察机关已查清案件事实，掌握充分证据，分清了责任大小，且双方对案件事实认定无异议。

（三）检察调解的适用程序

1、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一方或双方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期间主动提出申请的，承办人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即可开展调解。若没有当事人主动提请调解，而检察机关发现调解时机成熟，应主动联系双方进行充分说明解释，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即可启动刑事调解。

2、调解阶段。检察机关内部专门调解小组组织涉案各方，和平对话，一起分别就案件事实、责任分担、权利义务等内容发表意见，并协商拟定解决方案，磋商过程有检察机关记录在案。检察机关根据调解结果制作《刑事调解书》，由三方签章后生效。

3、调解执行阶段。在审查批捕阶段订立调解协议后，只有当事人在批捕期限内执行完协议内容，检察机关才能做出不批捕决定，否则应立即按照普通程序作出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

调解，检察机关也应该在当事人执行完协议内容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应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附加一些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以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再次侵犯，如在需要赔付损失而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可提供有经济能力的担保人或担保物。

4、监督帮教阶段。在当事人履行了调解协议后，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后，应审查监督调解成效，对当事人进行帮教回访，或到其所在单位、社区、亲友家了解双方和解后的心理状态及思想认识，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若一方反悔，不履行协议，应支持另一方根据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执行。

此外，检察调解并不意味着对加害人不进行惩罚。检察机关进行刑事调解时可以辅之以训诫、要求具结悔过书、进行社会帮教或社区矫正等非监禁措施，或运用附条件不起诉、刑事污点限制公开等，以切实做到司法公正、案结事了。

第四篇：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的研究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

关键词: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 [1]刑事立案中存在的“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司法机关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解决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看，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的立案通知不予执行，检察机关该如何继续行使检察监督权(注：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置之不理的情况经常发生，这里举一例为证：被告人阮某于某日晚利用看麦场的机会，以暴力手段将前去麦场取农具的同村女青年林某强奸。林某被害后当即到乡政府告发。但乡政府个别干部却认为两家同住一村，原来又没有什么矛盾，没有强奸的因素，而且一个人对一个人，如女方不同意，进行反抗，男方也不能达到目的，遂以通奸作结论，责成被告人作出检讨而了结此案。被害人及其父母不服，向县公安局告发。公安局则认为乡政府已作处理而不予受理。被害人又告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院按照案件立案管辖的规定又转到公安局，并建议公安局对此案及时查处。公安局派人前往调查，经讯问被告人，被告人不承认;故未立案。尔后，被害人又告到检察院，检察院经详细询问被害人并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认为，被害人告发情态自然;乡政府调查时见到被害人衣服撕破，手皮擦破以及裤子上附有精斑等;两家无矛盾，被害人与被告人平日来往不多，不存在诬陷的可能。因此认为，乡政府的原处理是错误的。据此，检察院再次通知公安机关，要求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认为已经调查过，拒绝受理。该案例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缺乏足够 1 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 [2]因而未能对刑事立案开展有力的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摆在法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立案的性质

刑事立案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程序的一个环节，理论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立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 [3]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事诉讼立法规定来看，还是从刑事诉讼的过程来看，立案都只能是一种具有明显程序性的启动诉讼活动的一个环节，其本身隶属于侦查程序，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诉讼程序的实质属性。

从我国立法的规定看，无法表明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程序地位。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一法条把立案与侦查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视为一个程序。因此把立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所以，笔者认为，加强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加强对刑事侦查的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事立案这一环节的检察监督，可以实现对立案侦查程序的检察监督的完整性。

二、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规定很不完善。对刑事立案“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只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 2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这一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立案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但立而不侦或者怠慢侦查怎么办?侦查工作不是机械的作业，需要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形式上的立案，实质上的久拖不办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

对刑事立案“不当立而立”的检察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干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有的以合同诈骗犯罪立案来帮助民事案件当事人追债;又如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而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时，公安机关以被执行人报案而以抢劫立案为由出面干预执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刑事立案的条件不明确，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

考察国外一些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可以发现，尽管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是，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与控制仍然是十分有力的。

在意大利，检察院的首项职能就是主导刑事侦查，警察必须接受检察官的指令，由检察官决定刑事侦查的进程，整个刑事立案的控制权在检察官手中。在法国，检察官兼具有司法警察的所有职权，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一切侦查活动，可以要求司法警察就一切犯罪提供报告及移送案件，并可受理告发与告诉。法国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刑事立案的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案件的立案都要受到检察官的监督，而且检察官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美国，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可他们也有权参与侦查工作。有些检察机关有自己的专门侦查人员，有些检察机构则经常从当地警察局抽调侦探组成侦查队伍。特别是当警察人员因受不公正之利害关系牵制不能

公正进行侦查工作的时候，检察官往往亲自主持开展侦查工作。由此说明英美国家刑事立案侦查的权力也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掌握的。

在日本，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一种诉讼构造。一般认为，侦查是警察的责任，警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也受到了检察官的制约。日本检察官对警察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罢免不服从指挥的警察;二是决定自行侦查。司法警察在对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时，需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对司法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制约，故日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指示、指挥权。[4]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司法警察在接受告诉或告发时，应当迅速将与之有关的文书及物证送交检察官，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自行侦查;检察官为了保证公诉的提起，有权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一般性指示及一般性指挥。为确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优势地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了警察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指示、指挥行为的惩戒。在司法警察职员没有正当性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情况下，认为有必要时，检察总长、高等检察厅长或地方检察厅长，对于警察署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或都道公安委员会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对于警察署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对他有惩戒或罢免权限的机关分别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

可见，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还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职权主义，抑或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主义，虽然各国检察监督模式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但检察官对包括刑事立案在内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检察监督的强化发展，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程序规律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诉讼程序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地运作。为了规制公安机关对刑事立案权力的行使，应该用诉讼程序理论来说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 4

诉讼程序理论中，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中与检察机关关系，在西方国家采用“侦检一体理论”，(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侦检关系模式只有一种即侦检一体化模式，大陆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紧密型，英美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松散型。(编者注))我国强调“侦检分工制约理论”，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是我国构建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具有检察监督的制约权，而这种制约权应该既包括对“作为”行为的制约权，又包括对“不作为”行为的制约权。权力也是职责和责任，不依法行使权力是一种失职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督。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作为”的行为，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审查批准、审查起诉等环节进行检察监督，而对于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不作为行为，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那么“侦检分工理论”也是不完善和不全面的。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中“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现象的检察监督是全面落实“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不采用“侦检一体理论”，但应借鉴“侦检一体理论”中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检察监督，[5]并将立案和侦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察监督，使“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三、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实施情况来看，如果不辅之以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改革，诉讼程序的公正必然难以实现。根据司法实践及他国的立法经验，笔者就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程序，提出二项改革的建议：一是对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仅可以指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且公安机关不按照指令办理时，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在公安机关不按照检察机关立案指令办理时，保留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选择权力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从“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上看，自行立案侦查是有效制约、打击犯罪的监督手段。当一个人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这件事情应付了事，而立案侦查是需要积极去做才能有成效的，与其让公安机关消极立案侦查还不如改变立案侦查的主管机关更有效果。另一方面，从“侦检一体理论”和“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相互借鉴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在坚持“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同时，适当借鉴“侦检一体理论”的某些精神，吸收国际上的一些通常做法，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刑事案件行使立案撤销权，可以使刑事立案工作更加规范化，建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报送有关材料，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确实不应当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本文原载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上

注释:

【参考文献】

[1] 王步顺.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J].江西社会科学，2000.(1).130.[2] 赵景川，宗淼.论立案监督的制度保障[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21.[3] 赵志建.对刑事立案问题的探讨[J].法学杂志，2002,(5).8.[4] 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61.[5] 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法学研究，1999,(1).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五篇：刑事 1-3律师事务所函(侦查、检察、审判机关)

律师事务所函

安林刑字[ ]第 号

：

本所接受 的委托，指派 律师担任你院/局办理的 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

特此函告

律师事务所(章)年 月 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注：本函用于向侦查、检察、审判机关提交)

本所地址：合肥经济开发区松谷路东海花园5-10D室 律师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