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 大全

第一篇：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 大全

浅议检察对刑事侦查的监督xxx xxx 侦查权是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专门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它虽然只直接关涉到少数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着极强的力度，极易造成严重后果，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害。侦查是重要的审判前程序，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处于靠前位置，侦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以后各个环节阶段的质量，合理合法的侦查才能带来公正的审判结果。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侦查权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监督立案，侦查、审判、执行整个诉讼过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监督将是消除现存弊端的关键，本文将对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

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

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

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调查报告《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

三、对完善检察对侦查监督的思考。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侵犯个人基本权益的现象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还难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刑事追诉机构带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构建这一程序时必须提高嫌疑人的防御能力，为刑事追诉活动设立一系列程序性障碍，以达到在国家追诉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之间形成抗衡的目标。另一方面，侦查程序又是刑事追诉机构发现事实真相、收集有罪证据的关键阶段。可以说，侦查机构能否成功地将刑事案件予以侦破，检察机关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说服法庭，将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侦查追诉活动质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坏。从这一角度来讲，刑事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益这一价值目标。根据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应当借鉴有关西方国家的经验，结束这种分离化和松散化的局面，走向一体化的诉讼格局。将刑事追诉的各个具体环节视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统一整体，视为追诉机构为发现事实真相、惩治犯罪而必经的诉讼阶段，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追诉活动的成功承担最终责任。与此同时，为防止刑事追诉的集中化所可能带来的权力滥用情况，应当同时确保刑事追诉活动的各个环节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于某一个人的追诉行为和决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机构的授权、审查和救济。从我国实际出发，这种构造同刑诉法规定有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在短期内不会实现。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找到检察机关同侦查机关最有效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可以在侦查机关设置检察室，检察机关直接监督侦查活动，以增加透明度，从而使侦查与公诉真正成为一体，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功效。

第二篇：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一、国外刑事检察介绍

1.英国

英国检察机关在1981年才得到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的承认,于1986年设立。在此之前,警察包揽了调查和起诉两项权力。一般情况,警察机构委托公诉律师履行起诉权,在没有公诉律师的警察局就聘请私人律师或者他们自己进行起诉。1985年《检察法》通过,并诞生了皇家检察署(the crown prosecute service,简写为CPS)。CPS是由首席检察官领导的一个政府部门,首席检察官由首相领导。目前CPS分管13个区域(包括伦敦地区),每个区域都设有相应的警察机构,CPS拥有对该区域内的警察的管辖权。CPS除由一名首席检察官领导外;还配备有分管具体运作和办案工作的首席检察官助理两名和一名区域行政官。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 CPS负责由警察调查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工作,一些轻微的交通肇事案除外。英国也承认自诉权,但是从属于CPS的起诉权力。CPS可以中止自诉案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很少这样做。CPS的权力限制在警察调查的案件范围内,它对海关税收部门、贸易规范部门和其他特别公共团体起诉的案件不得行使起诉权。

目前,英国的警察仍保留着最初起诉的决定权。一旦被告被指控,警察必须将案件移送CPS复核和起诉,检察官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起诉。如果他们认为该案不适合审判,可交治安法院终止程序。CPS实际上执行着准司法的功能。他们可以用自由裁量权决定案件是否起诉。《检察法》中明确规定,决定是否起诉应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检察官必须确定是否有充足证据,也就是说他是否认

为本案会导致有罪判决的前景的内心确信。如果没有,该案必须中止。其次,即使有充足的证据,检察官也必须确定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作出上述决定时,检察官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事实:犯罪的严重性、损失的利益、犯罪的时效、被捕者的年龄、当地该类犯罪的普遍性、当地社团的意见等。

根据皇家刑事诉讼委员的报告,在1987年设立CPS以前,英国的检察工作缺乏相应的权限,而现在首席检察官和CPS的权限大得多,例如,在检察政策方面,检察官对国会负责,他有权任命和监督DPP和CPS ,也可以要求CPS汇报工作。另外,《检察法》必须象CPS公布在检察工作中适用原则那样公布与众。而且,DPP必须向首席检察官提交报告,并逐级上报国会。首席检察官应接受国会议员的咨询,其中包括来自选民或为选民的利益的信件咨询。除此之外,CPS作为一个公众组织对其决定负责,而且要求直接对公众和法院负责。

2.德国

作为联邦制共和国,德国有两级司法机关,即联邦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各省司法机关负责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各省设有与地方法院相应的公诉机关,负责该省治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刑事起诉工作。德国16个省都设有与地方高级法院相应的检察机关。在联邦层次上,有联邦检察署,被称之为“联邦公诉人”,与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相对应。

德国检察官分等级组成。最高层次的检察官是省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他们分别对省和联邦司法部负责。每个检察官受其上级监督,而且严格忠于上级的领导,以便使检察工作保持高度一致。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德国,警察应将刑事案件的侦察结果移送检察官,检察官也可以自己进行侦查,但一般只是建议警察按他们的意志去处理。

尽管德国的刑事检察官受法律原则支配,即要求检察官不能在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后才采取行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即采纳一种适当的方式,发挥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指控者罪行轻微,而且公共利益要求不应起诉时,检察官可以终止案件。对这类案件,检察官既可以简单地中止程序,也可以暂时拒绝指控而对被指控者采取其他措施。如果对被指控的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诉讼程序将终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刑事诉讼方面的公共利益相适应”(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条),这种有条件不起诉的措施包括赔偿被害人损失、向慈善机构或国家支付一定的金钱、从事一些慈善工作以及为一些无助的人尽帮助义务。

虽然不起诉遵循适宜原则,但一般检察官仍需得到法官的建议。实践中是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在检察部门内,下级检察官要遵循上级检察官的建议。另外,各省和联邦司法部长还公布了刑事诉讼的统一规则,提供检察官考虑检察技术问题的构筑自由裁量的指导方针。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请求,检察官不能对轻微的犯罪提起诉讼。轻微犯罪包括破坏家庭和睦、侮辱、轻伤等。即使受害人提出请求,检察官也可以根据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拒绝起诉。如果检察官拒绝起诉,被害人可提出自诉。

被害人也可以对不起诉决定向省首席检察官申诉,在申诉不被认可时,被害人可以向地方高级法院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应该起诉,可以命令检察官提出指控。

3.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公诉机关隶属最高检察署。它不隶属于司法部,首席检察官在检察级别上是最高的权威,他同内阁首相有同等地位,并可出席内阁会议。首席检察官由总统任免,并直接向总统负责。目前六位助理检察官也是由总统任命的。

最高检察署下设27个高级检察厅,分布在全国各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在全国还有435个分支机构。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根据印度尼西亚1981年12月31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简写KUHAP),警察是对犯罪行为行使最初调查权的调查者和对其他刑事调查机构的协调者。根据特别立法规定,检察官们保留着对某些犯罪,如经济犯罪,腐败和颠覆活动犯罪的侦查权,并运用特殊程序行使这一权力。新刑诉法规定了调查与起诉之间的诉前阶段。在诉前阶段,检察官接受警察调查终结的案卷,在七日内审毕卷宗是否完整(即:案卷证据是否充分,是否按刑诉法要求组织的),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材料不完整,可将卷宗退回警察局,并附上指示意见,。以便警察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当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起诉,必须准备起诉书并写送法院。在印度尼西亚,刑事起诉权只属于检察官。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警察着手刑事调查必须通知检察官,以保证检察官和警察之间紧密协作和协调。一般警察可以留置嫌疑人20天,如果需要延长,可向检察官申请,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40天。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具备审判该案的充足证据,但也有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自由裁量权只属于首席检察官,一般很少使用,不起诉决定可能遭到警察或“审前程序”中第三方的抗议。每个地方法院都有专门法官决定任何逮捕、拘留、抽查终结或不起诉决定是否合法,包括检察官基于某种根据不起诉决定(如证据不足、控告事实的缺乏、等等)。另外,这种程序也允许检察官和第三人反对警察终结侦查的决定,但实践中警察和检察官为保持彼此之间的融洽,一般都没有在审前程序中与对方作对。

除了履行起诉和有限的侦查职能外,印度尼西亚的检察官有义务执行判决和其他法院命令,他们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就量刑和适用法律向法院提出建议。

其他功能:除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功能外,1991年的《检察法》还规定了检察官的其他功能。例如,监督缓刑执行,承担国家的民事和行政诉讼,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以加强社会法律教育,控制并检查任何出版物的流通,控制宗教的教派、教育、教条或信仰中可能危害社会或国家的内容等等。

印度尼西亚法律授予检察官在反颠覆与反腐败斗争中广泛的权力。首席检察官被授权执行与一切颠覆和腐败行为的调查权和检察权。与此相联系,首席检察官有权羁押被控颠覆之罪的被告达一年之久,不用征求法院意见。

4.日本

日本的检察部门呈特殊的阶梯状,最高检察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下分5个高级检察院,50个区域检察院和448个地方检察院。象韩国一样,日本检察厅是属于司法部的独立团体,由一名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在有关政策性事务和特殊案件中有指导其他检察官员的法定权力。司法部长(内阁成员,通常是民选官员)有权向所有的检察官发布一般政策。对于特殊案件,司法部长可以指导总检察长。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原则上日本法律赋予警察刑事侦查的最基本权力。实践中警察确实进行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并按法律程序向检察官移送案卷和履行刑事程序中相应职能。检察官仅对严重或疑难案件给予警察调查提出有限的指导意见。检察官也有调查案情的法定权力,通常是调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腐败案件和复杂的白领犯罪案件,并有权用他们的调查结果补充警察的调查,通常是通过他们自己对嫌疑犯和关键证人的审问和询问。

不论什么案子,日本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绝对自由权。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会导致审判时做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将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或被告人对被害人已作出赔偿和被害人撤 5

诉,或其他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原因时,检察官可以拒绝起诉。检察官有讯问和询问嫌疑犯及证人的权力,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最近几年大约30%的案件没有起诉,尽管他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处理方式被称为“迟延起诉”),在作控告决定的时候,检察官也要认真研究和决定在审判时要求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被控诉的嫌疑人)。这种处理方式在日本称为“KYUUKEI",这不会妨碍法官审判案件。但是要求只有在已有完整的调查和历史上有类似案件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检察官除了调查和控诉的职能外,还担负着另外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他们代理国家出席国家案件的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法院作出了从宽判决、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不恰当,有权提出抗诉,由此可见检察官参与了重要的审判活动。二是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包括死刑。

5.韩国

韩国检察系统由最高检察厅、5个高级检察院、12个地区检察院和38个与法院相应的检察分院。最高检察厅是司法部内由总检察长领导的独立机构。总检察长负有指导、监督和控制所有检察事务的权力。

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韩国参与和决定刑事侦查的权力属于检察官,但是实践中警察和其他调查机构参与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基本侦查。他们调查是按检察官的一般标准和方向来进行,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检察官作决定。对于一些复杂或严重的案件,检察官可以按检察部门内特别的侦查分工进行侦查,如在官员的腐败、经济违法、毒品犯罪、逃税、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警察的违规等。

韩国检察官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犯,如果检察官认为犯罪轻微且嫌疑人有明显的悔过或其他刑罚不必要的原因时,可决定终止起诉。如果原告不服终止起 6

诉的决定,可以分别向相应的高级检察院(汉城)和最高检察院申诉。如果原告对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仍不服的,还可以向宪法法院申诉作出最后决定。1993年,在1,859,987件检察案件中,有199,103(10.7%)件以终止起诉方式处理的。

检察官还可以向法院建议给予被指控人以适当的惩罚。尽管法院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决定惩罚的种类和幅度,但他们通常对检察官的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他们有提出抗诉和向上一级法院重新请求的权力。当判决生效后,检察官负责判决的执行,他可命令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部门的职员或司法官去执行判决。

其他功能:韩国检察官除了具有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外,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还代表国家参与诉讼,充当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包括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和协助。

6.泰国

泰国检察官过去属于检察部——内务部监督下的组织,自1991年便隶属于独立的检察署。该机构直接受总理领导。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泰国,调查和起诉是完全分离的。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扮演相对被动和有限的角色。检察官不能着手刑事指控,除非有已实施犯罪的调查,这禁止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因为法律只允许警察执行调查。由于不能自己执行调查,检察官被禁止主动参与调查犯罪过程。

检察官的角色始于警察调查终结并将案卷移送之后。检察官应对全案进行复核,包括警方是否起诉的建议,然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不充分和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指示警 7

方执行补充调查或亲自询问证人,因为调查权只属于调查官员,而不属于检察官,他只能要求警方补充调查,不能自己着手进行。

在复核卷宗之后,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可向初审刑事法院立案;如果认为指控证据不足,可销案;如果认为该案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也可使用自由决定权不予起诉。如果检察官决定销案,调查案卷必须送交曼谷警察总长复核,请省长作进一步的复核。如果警察总长或省长同意该决定,那么不起诉的决定即被认可;否则,调查卷宗移交首席检察官作最后决定。

尽管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自由决定权的适用罕见。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主要依据是证据不足。之所以很少使用自由决定权,是因为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不确定性。目前,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运用已逐步得以认可,总检察长正在考虑以适当的方式鼓励检察官更多地使用自由决定权,并寻求适当方式加以控制。

其他功能:除了履行起诉职能和在刑事案件中参与诉讼外,检察官还负有其他重要职能,担当国家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他们的责任包括:代理政府在民事诉讼中出庭,向省权力机构、市政府和政府组织等提供法律建议,通过人权保护与法律援助局的活动。检察署实际承担了大量公共利益的保护工作,包括给穷人提供法律建议和代理。

7.美国

在美国,检察制度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次。在联邦,美国的首席检察官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同首席大法官一样,是国家最高的司法官员。还有一些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他们是美国95个司法区域中的主要司法执行官员。尽管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在首席联邦检察官的一般监督和在司法部长的 8

指导之下尽责,但是日常工作几乎不受控制。尽管来自司法部的监督日益增强,地方检察工作仍保持相对自由,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优先权和检察工作。

美国联邦检察官不受联邦首席检察官的控制,主要由于他们的选举过程。尽管1789年的《司法官法》规定每个区域的美国检察官的职务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但在实践中的真实过程几乎是全颠倒的。检察官由各州的执政党议员或如没有执政党议员时由州议会代表选定,州长象征性地同意即可。这最终使将成为联邦检察官的人自然而然地与总统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丝毫没有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通常联邦检察官的权力只限于处理那些直接损害中央政府的犯罪,例如叛国罪,或在联邦法院阻碍司法罪。但是,由于联邦刑事司法权的膨胀,有关绑架、抢劫银行、勒索、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法律规定联邦检察官有广泛的刑事法律的执行权。在各州,地方检察官同样在他们的所在地拥有广泛的调查与起诉的权力。

从美国大量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有刑事控诉的绝对权力。美国检察官与警察局合作履行调查职责,并且在调查、起诉、逮捕嫌疑犯上都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一旦案卷材料齐备,检察官即接受调查和起诉事务。换句话说,他们将审判阶段和调查过程中警察和检察官的职能结合起来。

形式上检察官不亲自参加刑事诉讼或调查,只有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诈骗、政府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通常难以取证、要求长时间仔细调查的案件,检察官才直接监督调查。大多数案件,警方在准备控告文书之前求助于检察官或他们的助手。为了申请逮捕令或搜查令,警方必须向检察官提交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评估。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们不仅有权决定是否对某人提起刑事指控和何种犯罪应受指控,而且他们有权接受比原告指控要轻的犯罪抗辩。实际上美国的大量刑事案件是在被指控人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以犯罪抗辩形式,这被称为“抗辩交易”。

其他职能:美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和州检察长除了作为联邦和州政府的最高司法官员外,他们还向联邦和州的行政官员和机构提供建议、忠告和代理出庭。作为公共的辩护者,检察长的工作应对公共辩护工作负责,这不同于为政府官员和代理人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和法律服务。

二、比较分析

1.检察官与刑事检察。从上述七国检察机关来看,检察系统是在联邦和州的基础上按级别构建的。司法部长任命每个检察官。任命、提升大都以考核和工作成绩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检察官通常从获得一定法学学位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同等考试(如德国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人中招募职员。检察部门常常以考核形式或面试(通常竞争很强)自行处理招考工作。在德国,只有不到10个职位面向1,200位申请人开放,而在泰国,只有2%合格者通过招募考试。成功的申请者通常都经过一个试用期或在被任命前进行培训。

然而在美国,很多区域检察官(在他们区域内是实质上的首席检察官)是选举出来的。尽管这种直接选举制度被批评为与审判公平性相矛盾,这种针对性争论使检察官真正成为一个“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但现在美国还没有摒弃区域检察官选举制度的迹象,却有向专职检察官和加强职业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助理检察官。

在美国担任检察官是倍受推崇的角色,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检察官显示出与司法制度很强的关联性。在德国、日本和韩国,法官及检察官接受了法律教育和集中培训,因而有同样态度和理解 10

力。另外德国,存在检察官从事几年法官职业的习俗(法官也要从事检察工作)。在泰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考试事实上是相同的。

2.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七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也存在差异,存在完全控制调查与调查与起诉相分离的不同制度。在韩国和德国,检察官完成控制调查,警察只是相当于检察官的助手。在这样制度下,检察官完全控制调查过程。警察只是按要求处理检察官认为必要的事宜,例如搜查和逮捕。只有检察官才可决定是否为获许可而向法院陈述正当的理由。在日本和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警察在履行他们职责时有相对自由权。检察官通常不亲自进行刑事调查。但在有些国家,象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检察官可以直接调查,或者在相对复杂案件中,例如公共欺诈、政府腐败、经济犯罪等案件中积极监督警察。

在调查和起诉分离的国家里,警察处于支配地位,这往往严重影响检察官的决定,致使问题不断上升。警察通过调查、证据的收集、案件的初步准备阶段,成为“构造”案情、确定是否起诉的决定者。检察官不能亲自询问证人,他们除了掌握警察有选择地提供案卷材料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案件的事实,造成检察官不能进一步作出是否起诉或撤销指控的评估。另外案卷迟延送达直接影响检察官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决定。

这些问题在英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很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这些国家,正试图建立调查与起诉相均衡的制度,但未见明显的成效。

3.关于起诉专属权。从印尼,韩国、日本和美国大量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独占起诉权,换句话说,唯有检察官可将案件移送法院。然而泰国、英国采取私人起诉和允许被害人自己将刑事案卷呈交法院。虽然德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原则基础之上,但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自诉。例如,在一些较小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必须首先将控诉书送交检察官请求起诉,如果

检察官不立案,被害人可行使自诉权。在德国,法院有权核查检察官的决定,如果当检察官将不起诉归责于证据不足,被害人在申请上级检察官复议被驳回后,可将案卷送交法院复核。

在英国,自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却罕见。这是因为审判中雇请律师的费用太昂贵。对于自诉案件,皇家检察署有权在任何时候审阅案卷。英国首席检察官有权撤销起诉命令不起诉或终止该案,并有权撤销任何自认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泰国,自诉案件通常须经过法院的严格初步听证程序,而公诉案件不要求听证。最近法院放松了听证程序的要求,对此引发了争议,即:刑事法律中规定的自诉有时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或与公共利益不一致,这种放松要求的作法是否合适。

在英国,除了皇家检察署之外,还有几个组织负责某些特殊犯罪的起诉。例如,关税与贸易规范部以及其他特殊团体享有对其管辖权限内的犯罪起诉权,而皇家检察署只负责所有警察侦查的刑事案件。

4.关于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各国检察制度中,公诉人都负有决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进行起诉的任务,这种决定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不同而具体操作有别。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即使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检察自由裁量的决定并不是仅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而主要基于政策的考虑。

各国检察制度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不相同的。在美国,检察官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他们可以在任何案件中运用该项权力而不提出指控。并且他们可以减少指控的罪行,这已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抗辨交易。美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经常缺乏制度监督而遭到指责,日前有许多关于运用指导原则构造并控制建议,法官也被鼓励参与抗辩交易程序。

日本检察官拥有广泛的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是日本还规定有条件释放。被指控的人在最终不起诉的决定作出之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韩国规定了对少年犯实行考验期的暂缓起诉的制度,即所谓“慈父般管教环境内少年犯暂缓起诉”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少年犯置于自愿的考验官员监督之下将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根据《检察法》,英国检察官可以公共利益为由运用自由裁量权而不起诉。该法第6条列出了事由供他们在评价公共利益时参照,这项规定是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指导原则。

泰国检察官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拒绝起诉,《泰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德国法典中的强制起诉的规定。由于泰国缺乏这项规定,便采用了适宜原则。现在泰国法院案卷堆积如山,监狱已人满为患。司法部门正在考虑是否采用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似,印尼的检察官也同样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尽管首席检察官拥有该项权力。

5.检察官的控制。各国关于检察官的控制制度也不同。日本设有“检察复核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司法工作。检察官不起诉决定复核委员分成员从选民中产生,美国没有“大陆审团制度”,由法律专业人士、社会代表组织,负责复核检察官的未起诉决定。

绝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某种内部复核的规定。如原告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适当的上一级检察部门或向首席检察官(在共和制国家中)申诉要求复核。在韩国,如果对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仍不服的,可进而向总检察长申诉,对检察官决定的申诉和再申诉类似于向法院上诉。另外,原告还可向宪法法院申请最终判决。

在德国设有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控制检察官的行为,自诉、伤害案的原告可对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向各省检察长申诉,如被拒绝,可向高级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起诉是合适的,可命令检察官起诉。

还有一些有趣的控制检察官的方式,即检察类推规定。在日本和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检察官对滥用权力构成犯罪或执法人员侵害公民的犯罪案件拒绝起诉,任何人都可要求法院复查该案,并交付审判,如果要求被许可,法院应指定一名律师监督检察官的工作。

在美国,如果公正的调查和审判不能通过普通检察程序获得成功,议会可以指定私人律师作为检察官(应是以独立辩护而出名的)进行起诉。这种规定适用于高层官员腐败或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件。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三篇：刑事侦查实训

现场访问实训教案

（一）实验的目的和要求

1、实验的目的

通过现场访问实验，要求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如下问题：

（1）凶杀、盗窃、抢劫、放火、爆炸、投毒等各类案件现场的访问内容。（2）对案件发现人、被害人、事主、证人和一般知情群众等不同访问对象的访问策略、方法和原则。

（3）在不同现场寻找知情人的方法。（4）判断访问材料真伪的方法。

（5）制作现场访问笔录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2、实验的要求

（1）实验时间为2学时。

（2）组织现场访问实验，应以各地总结出的调查访问做得较好的案例为蓝本，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适当编排，围绕需要查明的问题，分设若干角色，如案件发现人、被害人、目睹犯罪分子或犯罪活动的人等，然后组织学生分别扮演不同角色，进行模拟实验。

（3）组织实验，必须遵守现场访问各项原则，要根据证人陈述心理正确运用调查访问的各项策略方法。

（4）参加实验的学生，必须每人制作一份或若干份现场访问笔录，笔录应严格遵循制作规范。

（5）实验必须在教师的组织下进行，学生以小组（一般10人为宜）为单位进入实验现场，参加现场访问的学生必须明确各自角色的性质。

（6）现场访问应由教师根据学生调查访问的表现和制作访问笔录的质量，逐个进行讲评并按百分制打分。

（二）实验器材

现场访问实验按实战要求配发现场勘查证、访问笔录表格、笔、印泥、录音机、磁带等。

（三）实验的方法 现场访问实验采取操作性实验的方法进行。

（四）实验内容

模拟现场访问实验的内容，主要安排学生通过对凶杀、盗窃、投毒等不同类型案件现场的访问实验，掌握现场访问的基本方法、原则、策略，以及访问笔录的制作方法。

（五）实验要点

（1）本实验以实地调查访问、接触各种访问对象、收集证据材料为主要目的。

（2）操作性现场访问实验以实地操作为主要实验手段，但必须与现场实地勘验实验加以区别，它应以设计各种访问对象和访问情节为核心，尽量简化现场痕迹物品的出现，并使有限的痕迹物品为模拟现场访问实验服务。

（六）实验步骤 凶杀案件现场的访问实验

1、案情设计：

某年11月21日上午10点多钟，某市火车站北旅店服务员李一民在清扫237号房间时，发现旅客蒋志广在铺上蒙头睡觉，联想头天下午她进此房时也见此状，便生疑惑，就去请常住该店的旅客张勇揭开被子。只见蒋志广面部伤痕斑斑、满脸血污，已惨死在床上。李、张二人即向车站派出所报案。

现场情况，237号房间内只有两个铺位，进门左侧床位上尸体呈仰卧状、棉被蒙头盖身，仅穿贴身衣服。额部、面部及颈部有条状和片状表皮剥脱14处，颈部还有一条环型软性索沟，呈皮下出血。窒息征象较明显。尸检推断死亡时间为30个小时以上。整个现场整齐不乱，无搏斗迹象。

2、准备“被访问对象”的参考证词

旅店开票处陈巧娥陈述：蒋志广11月10日由北京来本市推销产品，是北京海淀区东升电器厂车间主任，年龄40岁。登记住宿时提一黑色手提包，见其从包内取出工作证、介绍信及一装现金的蓝色钱包。陈将他安排在237号房间左床。11月18日住进237号房间的另一名旅客持大连液压机械厂工作证登记，名叫“阮泉孙”，已于20日离去。“阮泉孙”住进237房间前曾在413号房间、270号房间住过几天。413号房间三位旅客陈述：“阮泉孙”，男，年龄约27～28岁，身高1．7米左右，体型单薄，留长发，江浙口音，油头滑脑，十分健谈。

270号房间旅客陈述：“阮泉孙”曾在闲谈中声称要周游各地，博览名胜。又说来本市前到西昌出差，结识了两名女青年，不慎被她们提走手提包，内有现金1000多元，当时还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服务员李一民陈述：“阮泉孙”住进237号房间后与死者蒋志广谈得很投机，曾见阮与死者相约上街逛商店、下饭馆。

3、进行访问

（1）参加实验的小组由组长指挥分工并明确各自的角色性质后进入模拟现场视察和勘验整个现场。

（2）由组长组织全体成员研究确定应访问对象和访问顺序。（3）开展访问。

（4）向组长汇报访问情况。

（5）参加实验的各成员写出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受理报案的情况；到达现场的时间和视察分工的情况；访问对象、内容、过程；附上访问中制作的询问笔录。

4、点评与总结

各小组访问结束后，上交相关文书、报告，指导教师批改后，就实验情况进行总结评析。

实验评分标准：

寻找访问对象的顺序

10分 访问内容

20分 访问原则的掌握

20分 访问方法和策略的掌握

20分 访问笔录

20分 纪律作风

10分

调查访问实训教案

一、案情简介：

（一）接报案和现场勘验情况

2002年12月9日上午8：40，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110指挥中心通知：有群众报案，在仓山区某地发现一具包在编织袋内的女尸，要求大队派员勘查现场。

现场位于仓山区南江滨大道边，从路边到编织袋丢弃的位置有明显的拖拉痕迹。编织袋下部有较大的破裂，可看见一只光脚，一女尸蜷缩在编织袋内。女尸着装整齐，未穿鞋袜，右眼眶青紫，左右颈部均有2.5×3mm、2.5×1.7mm大小的表皮脱落，左手中指青紫。右拳紧握，打开后发现指缝中留有几根毛发。编织袋内有一女式提包，内有：钱夹一个，内有建行龙卡一张、“逸景阁茶艺居”贵宾卡一张、华榕超市会员卡一张、新光皮具店贵宾卡一张、五角、两角零钱三张；化妆品、餐巾纸。编织袋内另有女式皮鞋一双，一塑料袋内装有睡衣一套及女式内衣，衣服中裹有一传呼机。距编织袋约6米处的路边有一塑料袋，袋内有一张撕去一半的女人照片（与死者较象），两封信。寄信人为“金丽芳”，收信人为“福州市盖山镇仓霞村74号，王万明”，寄信时间分别为“2001年8月11日”和“2002年10月2日”，信内有大量错别字。编织袋周围有大量凌乱的脚印。

经法医检验确定，死者，女，1.60米，着装整齐，颜面轻微青紫伴有散在性出血点，结膜充血；下颌角、口鼻周围有明显的指甲损伤，左右颈部均有2.5 × 3mm、25×1.7mm的表皮脱落，左手中指青紫，肩胛骨皮下出血，头部小块血肿。解剖发现尸体颈部甲状基大面积出血，头枕部有出血，应为钝器打击所致。胃内容物为米饭、青菜及少量肉粒，饭后1小时左右被害。死亡时间在26小时。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生前12小时内无性行为。

二、现场访问实验——对发现人、报案人和现场群众的访问

（一）被访问人杨明光（由同学扮演），提供内容：

1、个人基本情况：男，28岁，务农。其他情况由扮演者设计。

2、发现经过：当天上午8时，杨明光到堂兄杨明伦家商量家事，经过南江滨大道时，发现路旁草地上有一较新的编织袋。杨明光走近后看见编织袋下部露出一只光脚，确定是人的脚后，立即打110报案。

3、杨明光不认识死者，从来没见过，可以肯定不是附近的人。

4、杨的家住在附近，前一天夜里没有看见可疑的人或听到可疑的声音。

（二）被访问人陈国庆（由同学扮演），提供内容：

1、陈国庆，男，26岁，融侨房地产物业公司南江滨段保安，其他个人情况由扮演者自行设计。

2、每天巡视情况：每天一班4人，轮流从早上5点到晚上11点在该路段巡视。

3、前一天晚上是陈国庆巡最后一班，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也没看到编织袋。当天早上是刘星值班，具体情况要问他。刘星上午9点已向队长请假，要回永泰老家，说家中有急事。

三、侦查中的调查访问实验——对被害人家属的模拟调查访问

（一）许益灿（由同学扮演）

12月16日上午11点，一名叫许益灿的男青年前往仓山公安分局报案，称其女友失踪，提供情况如下：

1、个人情况：许益灿，男，30岁，福建福安人，已婚，高中文化，在福州宏发贸易公司负责业务。其他个人基本情况由扮演者设计。

2、许是在今年五月在一次同福安人聚会时认识女友吴玉娥。吴，连江人，23岁，没有工作，以前在福州歌厅做过三陪小姐，认识许后，于今年9月与许同居，许出差都带上吴。3、12月14日，许与吴从温州出发送公司的一批货到长乐。14日上午9时许，二人到达福州，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微型货车准备送货到长乐。车开到三叉街附近时，吴说头昏，不想去长乐，对许称下车找住在仓山的女朋友，在朋友家玩玩，下午四、五点时再与许联系。许到长乐后，中午12点左右吴还打了电话给他，号码是：3576588。下午一直未见吴与其联系。许不知道吴在仓山的朋友的名字、住址和联系电话。许14号送货（皮鞋）到长乐国兴商场的仓库，由商场的经理钱云理来点货，当时因为有一个牌子的号码有点差错，协调了很久，后来又去商场的财务那里结上个月的款，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许当晚回福州租的房子住，没见吴回来。同吴在福州的二嫂联系，也说没看见吴。许昨天到处找她，以为她又跑哪里玩去了，因为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到今天觉得不对劲了，所以来报案。

4、吴以前的朋友许很少认识，偶尔提起许也没在意，听起来大多是老乡或以前一起做小姐的。

张小霞，南平人，住在古田路的新村里； 林凤珠，连江人，住在王庄；

没听说吴与谁有矛盾，只是吴平时说话、举动比较随便，为此许还和吴吵过几次。吴的二哥吴天丰和二嫂陈秀芬在福州，住上海新村16栋305。

5．吴有1500元钱，是当天到福州后向许要的。此外，吴戴有项链、手链和脚链，铂金的，都是许给她买的。有一部诺基亚8210手机。这次去温州呆了半个月，吴的手机没来得及交费，停机了，所以没有开机，前一天中午打来的电话就是用的公用电话。吴的手机号码是：***。吴没用传呼。侦查组出示的传呼机不认识，但肯定不是吴的。

（二）吴玉娥二嫂陈秀芬（由同学扮演）

1、吴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吴高中没毕业就去工厂打工，97年还曾跑到广东东莞打过一年工，赚的钱不多。2、1998年，吴在家闲着没事，就到福州找工作，后来同一帮老乡在夜总会上班，认识的人比较杂。经常来往的几个是：

张小霞，南平人，住在古田路的新村里；

林凤珠，连江人，住在王庄，电话是***； 陈玉美，长乐人，住在仓山师大附近； 琦琦，连江人，住在二环路斗池村；

徐艳，浙江人，住在哪里不知道，只在街上碰见过一次。

3、吴曾在2000年认识一个男人，闽侯甘蔗人，叫陈冰，年龄在35岁左右，听说是在甘蔗做二手车生意的，人长得还蛮清楚的。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关系密切。后来听说陈冰有老婆，而且知道他们的事后闹得很厉害，吴在去年年底就没怎么同他往来了。陈冰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要问问吴的其他几个女朋友。

4、今年吴认识许益灿后，没有再去坐台，两个人住在一起。吴曾经带许来我家玩过两次。我和吴已经有两个月没见面了，要联系就打她的手机***。

5、个人基本情况及丈夫吴天丰情况由扮演人设计，注意与许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

四、深入侦查后的调查访问——对嫌疑人亲友的询问 陈玉美提供情况：

1、我于12月10日回长乐，为父亲祝寿（生日是12月16日），至今未到福州，在仓山的房子是租来的（房租100元/月），这一段是男友刘吉胜住在那里。12月14日晚7时左右，刘打过电话给我，电话是打到我家楼下的食杂店的公用电话上（8635760），说第二天会来长乐。15日上午10点多刘来长乐，穿着新买的西装，我问他怎么这身打扮，他说第一次到我家，要穿象样一点，还给了我500元，作为我父亲的寿礼。我问他哪里拿的钱，他说是以前一个朋友借他的钱刚还的。刘在我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急着回福州，说到以前的老板那里拿欠下的工资。所以16号他吃过午饭就坐车走了。

2、在仓山的住处是今年11月才搬来的，之前住在斗池。吴玉娥曾经来过我这里，因为搬来不长，很多人都没来过。一起坐台的姐妹会在我以前住处打麻将。刘同她们也都熟悉。

常去的有：张小霞，南平人，住在古田路的闽都新村； 吴玉娥，连江人，和男朋友（姓许）住在祥美花园； 林琦，“其其”，连江人，住在二环路斗池村； 王丽莎，“莎莎”霞浦人，住在灵响小区

刘吉胜情况：刘吉胜，28岁，湖北圻春县人。99年随老乡到福州打工。曾做过油漆、水泥工、推销员、服务员，还替人看过店。前一段在一家装修公司做事。老板欠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半年多都住在我租的房子里。我回长乐时叫他同我一起走，他说要留在福州找老板要钱好回家过年，实际上是他手上没钱不好意思去我家。刘平时来往的主要是他的湖北老乡和以前工作过的几个同事，他在福州没什么别的住所。

3．刘吉胜有一个传呼，黑色的，我的一个老乡不用了给他的。他来长乐时，我没有看见他的呼机。

4.我回长乐，忘记带充电器，所以手机没开机。刘知道我家楼下的电话，所以要找我就打那个电话。今天上午我打电话给“其其”，她说林凤珠在找我，我和林凤珠联系，结果你们就把我找到了。

第四篇：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

李 炜 韩孔林

继《刑法修正案

（八）》增加《刑法》第100条第2款关于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在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中，提出了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相关刑事记录予以封存的构想。可以说，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日趋成熟。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固然应当高度重视相关法律的正确适用以及这项制度本身的构建，但在同时，如何立足检察职能，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执行的监督，同样是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检察监督的重要意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涵盖司法监督与法纪监督两个方面。其中，司法监督又包括了依法对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的追诉和对有关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适用刑事法律是否正确、合法实行的监督。因此，检察机关不仅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依法追究和惩罚犯罪分子，而且对司法机关开展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诉讼活动实行全面、有力的监督。从性质上讲，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和刑事记录的封存，都属于刑事司法制度的范畴，前者是实体性要求，后者是程序性保障，两者都伴随着检察机关作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或者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而产生，都属于刑事诉讼执行环节的重要内容。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封存，检察机关既有自身执行制度的法定义务，解决好“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也有监督其他职能部门执行制度的法定权限，落实好“做得怎么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失足的未成年人顺利地就学和就业，重新回归社会，防止其再度走上犯罪道路。这不仅涉及司法机关的职能履行，更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关注和社会资源的投入，所以与社会管理层面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正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可见，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法律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二、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其内容可以从适用法律和执行制度两个环节予以设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都关系到制度运行的规范化问题。

首先是法律适用环节的合法性监督。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既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启动与否的先决条件。对于法院因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决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应当针对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重点审查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是否属于未成年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以监督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适用是否具备法定的实体要件。当然，法律监督者自身权力的行使同样必须受到监督。鉴于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于下级检察机关因作相对不起诉处理而决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上级检察机关应当针对不起诉决定，审查涉及刑事记录封存实体要件的主体年龄、犯罪情节等相关内容；上级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应当在撤销不起诉决定并交由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下级检察机关撤销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封存决定。其次是制度执行环节的规范性监督。司法机关作出案件处理结果并决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后，包括决定机关在内的诸多职能部门和单位，如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校）、用人单位、街道及社区基层组织等，即应当承担起依法执行封存决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履行的规范性离不开检察监督。具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有关职能部门刑事记录封存、管理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包括是否依照司法机关的决定，及时封存了相关案卷、档案等材料，是否制定了专人保管、分类管理的工作制度，是否落实了相应的保密措施等；二是对特殊情况下查询和公开刑事记录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包括查询的主体和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必要性，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是否严格履行了制度规定和审查程序，其批准公开的刑事记录内容和范围是否符合限制性要求，是否告知查询单位不得擅自公开查询内容的保密义务等。

三、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检察监督的运行模式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履行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监督职能，应当以刑诉法修正案确立该项制度为界限，采取相对不同的模式和程序。

由于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缺乏直接的法律支撑，目前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仍然处在试点阶段，对于因相对不起诉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情形，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职能作用发挥作为抓手，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或者分别签署规范性文件、明确各自职责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执行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尤其要重视发现制度执行不规范、不到位的“一类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帮助执行单位制定整改措施、健全工作制度，必要时还可以由检察机关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就制度执行中的重大事项、争议问题形成合意，达成共识，确保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试点工作取得实效，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积累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倘若刑诉法正式确立起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则检察机关对这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就能够完全纳入法律监督职能中刑事执行监督的范畴。无论是基于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决定，还是以法院刑事判决为根据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情形，不仅都可以依法履行监督职能，而且监督的手段也比较丰富，除了制发检察建议外，还可以运用纠正违法，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过程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对应当封存的刑事记录不予封存，并且因违法公开未成年人刑事记录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已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查询和公开的情况，检察机关同样有必要履行监督职能。建议执行单位决定公开刑事记录后，在规定时限内将具体的查询内容及审批情况，报送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不应当公开而予以公开的情形，及时书面通知执行部门纠正，执行部门则应当立即要求查询单位返还刑事记录材料，并告知保密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将纠正及告知情况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

（作者单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 责任编辑：）

第五篇：检察监督申请书

检察监督申请书

申请人：周广洪，男，汉族，职业个体户，农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3，住址：济宁市高新区柳行街道办事处南营村文明西街115号。

申请事项：请求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检察监督意见，对申请人认为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3）岩法委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确有错误所提的申诉一案，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并依法在两个月作出决定，或直接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事实和理由：本案被申请执行人沈忠鑫在养猪有利润的情形下不按约定归还申请人（原告、申请执行人、违法确认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赔偿申诉人）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饲料费共计363618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沈忠鑫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民币363618元给原告罗沂太，并支付自2007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9日对本案执行立案。时正值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养猪业的最高暴利期，连城县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猪场生猪（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会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如其不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则依法拍卖、变卖此生猪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个月内执行结案。但连城县人民法院却违反相关执行的法律、法规，推延不执行此可供执行财产，直到立案执行13个月以后在执行他案时，才将沈忠鑫猪场经廉卖转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残猪叫申请人先行接收处理，后指使连城县价格认证中心抬高价格，将当日只值35100元的生猪通过剥夺申请人的复议权于1个月后违法裁定为79396元，共给申请人造成判决财产权（含利息）至2009年11月2日止损失达53万余元。申请人根据2010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国家赔偿法的违法赔偿原则，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违法确认，以求获取相应赔偿。连城县人民法院在不争的事实下明知难以推卸责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证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证。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知这些假证与之前已确认可作为定案依据的真实证据相冲突，但还是采用这些假证于2010年7月27日以（2010）岩确字第1号《裁定书》作出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违法的确认。申请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不理会申诉人的申诉意见（附《申诉意见书》），不查清事实，不依据法律，于2010年12月13日（2010）以闽确申字第4号《裁定书》裁定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违法。申请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违反自家制定的相关执行工作的规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之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确认违法，于2011年5月13日以（2011）确监字第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请人的申诉，致使申请人本应依法获得赔偿而没有获得赔偿。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赔偿原则。201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违法确认程序。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认为本案适用新的国家赔偿，于2012年10月15日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申请司法赔偿。几经周折，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才于2013年1月21日立案受理，3月5日举行质证。但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通过质证，已经知道连城县人民法院无法（不能）对其实际的执行行为的正确性、合法性进行举证，依法应承当赔偿责任，却仍以两年前早已被新的国家赔偿法所取消的违法赔偿原则，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不违法确认裁定文书作不予赔偿的定案依据，于2013年3月13日《（2013）岩法院赔委字第1号赔偿决定书》里驳回申请人的赔偿申请，违反最高人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重新审查程序]之规定，于2013年4月1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无正当理由驳回申诉的情形下，则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期限应当对申诉作出决定为由至今已过80天没有决定（并表示将永远不作决定），严重违反国家赔偿法重新审查程序的规定。另申请人曾于2013年5月1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打报告请求指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或直接审查本案，也至今未有回复。综上，由于各级人民法院不对本案因执行错误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依国家赔偿法作相应的赔偿，不仅导致申请人造成直接、间接损失各过百万元，还导致申请人的花生油厂、饲料加工厂停产、倒闭，现每月还应支付利息等各种费用1.7万余元。为此，现唯有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赔偿委员会重新审查程序第三款之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检察监督意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依法得以保护，故恳望贵院能予以大力支持，为盼！此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罗沂太 201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