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第一篇：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心得

作者：济宁市任城区院 谭高霞

2015年5月18日至22日我有幸参加省院未检处组织的全省检察机关首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培训班，对于刚到未检部门仅两周的我来说无疑是及时、宝贵的，所以我也格外珍视这次培训。最初看到培训指南课程安排时，就感觉如此强大课程安排和阵容是以往我培训没有过的，随着一节节务实、精彩的授课，更是一次次带给我了无限的震憾和惊叹。

一是惊叹于课程设计与安排是如此高端、科学、丰满与务实。授课人既有参与未检立法的专家教授，又有少年司法和未检工作的领头人；既有本系统的先进工作经验，还有法院系统和>心理学领域少年司法视角；既有少年司法的历史发展，又有当前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具体方法。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检院专家咨询委员在授课中既向我们讲解了立法背景、法条释义，又为我们分析了具体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注意事项，使我们既>收获了正确执法理念，又掌握基本工作方法和原则；心理专家泰祺老师的通过丰富的数据和图表帮助我们认识儿童的成长，让我们认识到眼前的孩子是由过往的很多生活事件组成的，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就需要知道他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为我们做好社会调查注入了理性认同。一节节的精彩授课，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论证着少年司法的应有司法理念和工作原则，拓展了视野，让我这个未检新兵对未检工作框架和司法理念的认识不断地丰满和充盈，有了心理认同，必能转化成行动自觉。

二是惊叹于省院未检处领导的精心照顾和精彩点评。省院未检处领导不但为我们精心安排的丰富科学的培训内容，还从生活、安全、和饮食方面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更是精心于每次授课内容，每次授课结束后都会从站在我们学员的角度对学习内容进行全面总结，并对老师授课进行精彩点评。这些精心付出和总结点评一次次感染着我们，或许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精心的安排、全面的照顾和实情的情感投入，才使学员们深受鼓舞和感动，也正是如此，也才让我们更深切体会到了省院未检领导对于这次培训的重视和期望，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未检检察人的学习热情和职业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增强了未检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真正凝聚了人心，激发了工作热情和内在动力。

三是惊叹于介绍先进工作经验的同志们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一个个工作经验的形成，一项项工作成果展示，体现的是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特别是荷泽市检察院未检处张继民处长对于工作的细心收集整理，涉及内容和倾注精力无极限！济南市天桥区法院少审庭庭长王云华在新形式下，在深厚的庭审实务的基础上探索开展庭审实质化语境下的未检工作，对于工作，王庭长向我们讲述了对于一项创新工作的思索与提练，有时一下午也可能只有几句话。虽然是平淡的一名句话，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执着的工作精神。同时，王庭长还从自己工作实务角度向我们介绍了以庭审中心主义下的审查起诉和支持公诉的理念转变、会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他们的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他们强大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掌握和务实精钻的工作作风面前，深感自己差距太大，思想懒惰，懈怠工作，很多工作还一直只停留在应付状态，负罪感油然而生。

四是惊叹于一节节精彩授课后未检执法理念的不断充实和更新。正确认识未成年的特殊身份，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载着延续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所以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人；未成年犯罪是错，而不是罪；少年司法针对的是人，而不是行为；少年司法更像父亲，宽容而不纵容；少年司法不仅是考虑量刑轻重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方案，有利于避免再犯，或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再受伤害问题等等。特别是张寒玉处通过一个个案例剖析，帮助我们如何在处理案件时从法律的视角或者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重新看待，如何站在儿童利益本位主义看待事件，以儿童利益最大化来处理问题，而不是公众舆论。特别是张处长在讲到帮教工作时提到“教育是引导人的工作，教育引导未成年健康成长，而不是让他依赖你，我们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姐姐”，这个观点纠了正我们长期对爱心工作的错误认识。这些全新的思想理论刷新着我的司法理念，既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处理一切案件和帮教等工作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

在经历上述震撼和惊叹的同时，对照先进，我也深刻认识到在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不足，职业紧迫感和危机感不断增强。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刘力萍说得好，人才是未检事业发展的基石，未检工作者的成长，是做好未检工作的前提，所以我把这次培训作为我在未检工作岗位上成长的第一步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要全面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通过这次培训，使我深刻认识到未检工作能做到什么样，取决于我们自身法律、心理、教育、协调等综合素能。上海长宁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陆海萍，说得好，做教育工作就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也就是未检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是个明白人。反思自己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欠缺，职业危机感进一步增强。所以，当务之急是全面加强学习，既要全面准确熟练掌握未检相关法律法规，也要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的技能学习与培养，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这样才能在办好案件的同时，做好心理疏导、教育帮教、风险评估等工作，同时还要妥善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被情绪控制在谈话帮教时给未成年造成二次伤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未成年利益最大化。

二要树立严谨审慎的工作态度。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心理脆弱的孩子，有些工作失误一旦形成，将会造成不可逆转和修复的错误和伤害。同时在司法过程中，我们既承担着审查逮捕和起诉的职能，还是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审查，严格执法，又怎么能监督别人呢。特别是济南天桥区法院少审庭王云华庭长在讲课时的一句“没有超强功底和审慎思辨的能力，如何实现法律监督”的反问，更是让我崩紧了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工作的弦。高检未检处张寒玉处长也通过各地司法实务处理的一个个具体案例，向我们展示和剖析了个别案件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都提醒着我们认识到我们办理案件的每一个定性、每一个程序、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一个孩子的体验、命运和未来。这些都对我们弥足珍贵的，既是业务借鉴，又是警戒与提醒。

三要树立保护意思，倾注爱心工作。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未检工作是爱心事业，阳光工程。未检工作者关注的是人，而不是行为，未成年需要什么才更重要，所以未检工作者的定位不是惩罚者，而是挽救方针的实施者。从诉讼开始就要教育、引导、矫正，在处理每一个诉讼环节时，都要立足于实现未成年权益的最大化，要把是否实现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我们评价工作成效的标准。从培训班上两位授课人身上，我看到了未检工作者应该有的职业形象：上海长宁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陆海萍，她柔和的目光和温和的语气告诉我们在面对未成年人时应该是温和慈爱的形象，而我们的未检领头人高检未检处张寒玉处长，那雷厉风行、有理必争的作风告诉我们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应有的坚决态度。

四要准确职能定位，学会整合资源。通过培训，使我对未检工作的职能定位有一明确认识。未检的主业定位还是办案，在办案的同时，做好如法定代理人到场、合适成年人到场、不捕、不诉说理，亲情会见、分案起诉、教育，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检察工作。我们不是社会保护人员，我们应定位牵头维权，把分散的未成年保护部门整合起来。正如姚建龙教授所讲的“少年司法的面孔不应是检察人员给他们钱或物，而是把转给相关职能部门。”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重引导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如督促建立协作机制、异地社会调查机制、关护帮教机制等，因为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现实未成年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篇：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一、国外刑事检察介绍

1.英国

英国检察机关在1981年才得到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的承认,于1986年设立。在此之前,警察包揽了调查和起诉两项权力。一般情况,警察机构委托公诉律师履行起诉权,在没有公诉律师的警察局就聘请私人律师或者他们自己进行起诉。1985年《检察法》通过,并诞生了皇家检察署(the crown prosecute service,简写为CPS)。CPS是由首席检察官领导的一个政府部门,首席检察官由首相领导。目前CPS分管13个区域(包括伦敦地区),每个区域都设有相应的警察机构,CPS拥有对该区域内的警察的管辖权。CPS除由一名首席检察官领导外;还配备有分管具体运作和办案工作的首席检察官助理两名和一名区域行政官。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 CPS负责由警察调查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工作,一些轻微的交通肇事案除外。英国也承认自诉权,但是从属于CPS的起诉权力。CPS可以中止自诉案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很少这样做。CPS的权力限制在警察调查的案件范围内,它对海关税收部门、贸易规范部门和其他特别公共团体起诉的案件不得行使起诉权。

目前,英国的警察仍保留着最初起诉的决定权。一旦被告被指控,警察必须将案件移送CPS复核和起诉,检察官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起诉。如果他们认为该案不适合审判,可交治安法院终止程序。CPS实际上执行着准司法的功能。他们可以用自由裁量权决定案件是否起诉。《检察法》中明确规定,决定是否起诉应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检察官必须确定是否有充足证据,也就是说他是否认

为本案会导致有罪判决的前景的内心确信。如果没有,该案必须中止。其次,即使有充足的证据,检察官也必须确定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作出上述决定时,检察官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事实:犯罪的严重性、损失的利益、犯罪的时效、被捕者的年龄、当地该类犯罪的普遍性、当地社团的意见等。

根据皇家刑事诉讼委员的报告,在1987年设立CPS以前,英国的检察工作缺乏相应的权限,而现在首席检察官和CPS的权限大得多,例如,在检察政策方面,检察官对国会负责,他有权任命和监督DPP和CPS ,也可以要求CPS汇报工作。另外,《检察法》必须象CPS公布在检察工作中适用原则那样公布与众。而且,DPP必须向首席检察官提交报告,并逐级上报国会。首席检察官应接受国会议员的咨询,其中包括来自选民或为选民的利益的信件咨询。除此之外,CPS作为一个公众组织对其决定负责,而且要求直接对公众和法院负责。

2.德国

作为联邦制共和国,德国有两级司法机关,即联邦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各省司法机关负责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各省设有与地方法院相应的公诉机关,负责该省治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刑事起诉工作。德国16个省都设有与地方高级法院相应的检察机关。在联邦层次上,有联邦检察署,被称之为“联邦公诉人”,与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相对应。

德国检察官分等级组成。最高层次的检察官是省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他们分别对省和联邦司法部负责。每个检察官受其上级监督,而且严格忠于上级的领导,以便使检察工作保持高度一致。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德国,警察应将刑事案件的侦察结果移送检察官,检察官也可以自己进行侦查,但一般只是建议警察按他们的意志去处理。

尽管德国的刑事检察官受法律原则支配,即要求检察官不能在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后才采取行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即采纳一种适当的方式,发挥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指控者罪行轻微,而且公共利益要求不应起诉时,检察官可以终止案件。对这类案件,检察官既可以简单地中止程序,也可以暂时拒绝指控而对被指控者采取其他措施。如果对被指控的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诉讼程序将终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刑事诉讼方面的公共利益相适应”(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条),这种有条件不起诉的措施包括赔偿被害人损失、向慈善机构或国家支付一定的金钱、从事一些慈善工作以及为一些无助的人尽帮助义务。

虽然不起诉遵循适宜原则,但一般检察官仍需得到法官的建议。实践中是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在检察部门内,下级检察官要遵循上级检察官的建议。另外,各省和联邦司法部长还公布了刑事诉讼的统一规则,提供检察官考虑检察技术问题的构筑自由裁量的指导方针。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请求,检察官不能对轻微的犯罪提起诉讼。轻微犯罪包括破坏家庭和睦、侮辱、轻伤等。即使受害人提出请求,检察官也可以根据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拒绝起诉。如果检察官拒绝起诉,被害人可提出自诉。

被害人也可以对不起诉决定向省首席检察官申诉,在申诉不被认可时,被害人可以向地方高级法院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应该起诉,可以命令检察官提出指控。

3.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公诉机关隶属最高检察署。它不隶属于司法部,首席检察官在检察级别上是最高的权威,他同内阁首相有同等地位,并可出席内阁会议。首席检察官由总统任免,并直接向总统负责。目前六位助理检察官也是由总统任命的。

最高检察署下设27个高级检察厅,分布在全国各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在全国还有435个分支机构。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根据印度尼西亚1981年12月31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简写KUHAP),警察是对犯罪行为行使最初调查权的调查者和对其他刑事调查机构的协调者。根据特别立法规定,检察官们保留着对某些犯罪,如经济犯罪,腐败和颠覆活动犯罪的侦查权,并运用特殊程序行使这一权力。新刑诉法规定了调查与起诉之间的诉前阶段。在诉前阶段,检察官接受警察调查终结的案卷,在七日内审毕卷宗是否完整(即:案卷证据是否充分,是否按刑诉法要求组织的),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材料不完整,可将卷宗退回警察局,并附上指示意见,。以便警察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当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起诉,必须准备起诉书并写送法院。在印度尼西亚,刑事起诉权只属于检察官。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警察着手刑事调查必须通知检察官,以保证检察官和警察之间紧密协作和协调。一般警察可以留置嫌疑人20天,如果需要延长,可向检察官申请,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40天。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具备审判该案的充足证据,但也有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自由裁量权只属于首席检察官,一般很少使用,不起诉决定可能遭到警察或“审前程序”中第三方的抗议。每个地方法院都有专门法官决定任何逮捕、拘留、抽查终结或不起诉决定是否合法,包括检察官基于某种根据不起诉决定(如证据不足、控告事实的缺乏、等等)。另外,这种程序也允许检察官和第三人反对警察终结侦查的决定,但实践中警察和检察官为保持彼此之间的融洽,一般都没有在审前程序中与对方作对。

除了履行起诉和有限的侦查职能外,印度尼西亚的检察官有义务执行判决和其他法院命令,他们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就量刑和适用法律向法院提出建议。

其他功能:除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功能外,1991年的《检察法》还规定了检察官的其他功能。例如,监督缓刑执行,承担国家的民事和行政诉讼,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以加强社会法律教育,控制并检查任何出版物的流通,控制宗教的教派、教育、教条或信仰中可能危害社会或国家的内容等等。

印度尼西亚法律授予检察官在反颠覆与反腐败斗争中广泛的权力。首席检察官被授权执行与一切颠覆和腐败行为的调查权和检察权。与此相联系,首席检察官有权羁押被控颠覆之罪的被告达一年之久,不用征求法院意见。

4.日本

日本的检察部门呈特殊的阶梯状,最高检察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下分5个高级检察院,50个区域检察院和448个地方检察院。象韩国一样,日本检察厅是属于司法部的独立团体,由一名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在有关政策性事务和特殊案件中有指导其他检察官员的法定权力。司法部长(内阁成员,通常是民选官员)有权向所有的检察官发布一般政策。对于特殊案件,司法部长可以指导总检察长。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原则上日本法律赋予警察刑事侦查的最基本权力。实践中警察确实进行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并按法律程序向检察官移送案卷和履行刑事程序中相应职能。检察官仅对严重或疑难案件给予警察调查提出有限的指导意见。检察官也有调查案情的法定权力,通常是调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腐败案件和复杂的白领犯罪案件,并有权用他们的调查结果补充警察的调查,通常是通过他们自己对嫌疑犯和关键证人的审问和询问。

不论什么案子,日本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绝对自由权。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会导致审判时做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将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或被告人对被害人已作出赔偿和被害人撤 5

诉,或其他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原因时,检察官可以拒绝起诉。检察官有讯问和询问嫌疑犯及证人的权力,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最近几年大约30%的案件没有起诉,尽管他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处理方式被称为“迟延起诉”),在作控告决定的时候,检察官也要认真研究和决定在审判时要求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被控诉的嫌疑人)。这种处理方式在日本称为“KYUUKEI",这不会妨碍法官审判案件。但是要求只有在已有完整的调查和历史上有类似案件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检察官除了调查和控诉的职能外,还担负着另外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他们代理国家出席国家案件的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法院作出了从宽判决、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不恰当,有权提出抗诉,由此可见检察官参与了重要的审判活动。二是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包括死刑。

5.韩国

韩国检察系统由最高检察厅、5个高级检察院、12个地区检察院和38个与法院相应的检察分院。最高检察厅是司法部内由总检察长领导的独立机构。总检察长负有指导、监督和控制所有检察事务的权力。

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韩国参与和决定刑事侦查的权力属于检察官,但是实践中警察和其他调查机构参与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基本侦查。他们调查是按检察官的一般标准和方向来进行,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检察官作决定。对于一些复杂或严重的案件,检察官可以按检察部门内特别的侦查分工进行侦查,如在官员的腐败、经济违法、毒品犯罪、逃税、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警察的违规等。

韩国检察官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犯,如果检察官认为犯罪轻微且嫌疑人有明显的悔过或其他刑罚不必要的原因时,可决定终止起诉。如果原告不服终止起 6

诉的决定,可以分别向相应的高级检察院(汉城)和最高检察院申诉。如果原告对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仍不服的,还可以向宪法法院申诉作出最后决定。1993年,在1,859,987件检察案件中,有199,103(10.7%)件以终止起诉方式处理的。

检察官还可以向法院建议给予被指控人以适当的惩罚。尽管法院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决定惩罚的种类和幅度,但他们通常对检察官的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他们有提出抗诉和向上一级法院重新请求的权力。当判决生效后,检察官负责判决的执行,他可命令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部门的职员或司法官去执行判决。

其他功能:韩国检察官除了具有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外,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还代表国家参与诉讼,充当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包括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和协助。

6.泰国

泰国检察官过去属于检察部——内务部监督下的组织,自1991年便隶属于独立的检察署。该机构直接受总理领导。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泰国,调查和起诉是完全分离的。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扮演相对被动和有限的角色。检察官不能着手刑事指控,除非有已实施犯罪的调查,这禁止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因为法律只允许警察执行调查。由于不能自己执行调查,检察官被禁止主动参与调查犯罪过程。

检察官的角色始于警察调查终结并将案卷移送之后。检察官应对全案进行复核,包括警方是否起诉的建议,然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不充分和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指示警 7

方执行补充调查或亲自询问证人,因为调查权只属于调查官员,而不属于检察官,他只能要求警方补充调查,不能自己着手进行。

在复核卷宗之后,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可向初审刑事法院立案;如果认为指控证据不足,可销案;如果认为该案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也可使用自由决定权不予起诉。如果检察官决定销案,调查案卷必须送交曼谷警察总长复核,请省长作进一步的复核。如果警察总长或省长同意该决定,那么不起诉的决定即被认可;否则,调查卷宗移交首席检察官作最后决定。

尽管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自由决定权的适用罕见。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主要依据是证据不足。之所以很少使用自由决定权,是因为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不确定性。目前,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运用已逐步得以认可,总检察长正在考虑以适当的方式鼓励检察官更多地使用自由决定权,并寻求适当方式加以控制。

其他功能:除了履行起诉职能和在刑事案件中参与诉讼外,检察官还负有其他重要职能,担当国家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他们的责任包括:代理政府在民事诉讼中出庭,向省权力机构、市政府和政府组织等提供法律建议,通过人权保护与法律援助局的活动。检察署实际承担了大量公共利益的保护工作,包括给穷人提供法律建议和代理。

7.美国

在美国,检察制度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次。在联邦,美国的首席检察官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同首席大法官一样,是国家最高的司法官员。还有一些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他们是美国95个司法区域中的主要司法执行官员。尽管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在首席联邦检察官的一般监督和在司法部长的 8

指导之下尽责,但是日常工作几乎不受控制。尽管来自司法部的监督日益增强,地方检察工作仍保持相对自由,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优先权和检察工作。

美国联邦检察官不受联邦首席检察官的控制,主要由于他们的选举过程。尽管1789年的《司法官法》规定每个区域的美国检察官的职务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但在实践中的真实过程几乎是全颠倒的。检察官由各州的执政党议员或如没有执政党议员时由州议会代表选定,州长象征性地同意即可。这最终使将成为联邦检察官的人自然而然地与总统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丝毫没有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通常联邦检察官的权力只限于处理那些直接损害中央政府的犯罪,例如叛国罪,或在联邦法院阻碍司法罪。但是,由于联邦刑事司法权的膨胀,有关绑架、抢劫银行、勒索、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法律规定联邦检察官有广泛的刑事法律的执行权。在各州,地方检察官同样在他们的所在地拥有广泛的调查与起诉的权力。

从美国大量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有刑事控诉的绝对权力。美国检察官与警察局合作履行调查职责,并且在调查、起诉、逮捕嫌疑犯上都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一旦案卷材料齐备,检察官即接受调查和起诉事务。换句话说,他们将审判阶段和调查过程中警察和检察官的职能结合起来。

形式上检察官不亲自参加刑事诉讼或调查,只有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诈骗、政府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通常难以取证、要求长时间仔细调查的案件,检察官才直接监督调查。大多数案件,警方在准备控告文书之前求助于检察官或他们的助手。为了申请逮捕令或搜查令,警方必须向检察官提交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评估。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们不仅有权决定是否对某人提起刑事指控和何种犯罪应受指控,而且他们有权接受比原告指控要轻的犯罪抗辩。实际上美国的大量刑事案件是在被指控人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以犯罪抗辩形式,这被称为“抗辩交易”。

其他职能:美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和州检察长除了作为联邦和州政府的最高司法官员外,他们还向联邦和州的行政官员和机构提供建议、忠告和代理出庭。作为公共的辩护者,检察长的工作应对公共辩护工作负责,这不同于为政府官员和代理人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和法律服务。

二、比较分析

1.检察官与刑事检察。从上述七国检察机关来看,检察系统是在联邦和州的基础上按级别构建的。司法部长任命每个检察官。任命、提升大都以考核和工作成绩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检察官通常从获得一定法学学位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同等考试(如德国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人中招募职员。检察部门常常以考核形式或面试(通常竞争很强)自行处理招考工作。在德国,只有不到10个职位面向1,200位申请人开放,而在泰国,只有2%合格者通过招募考试。成功的申请者通常都经过一个试用期或在被任命前进行培训。

然而在美国,很多区域检察官(在他们区域内是实质上的首席检察官)是选举出来的。尽管这种直接选举制度被批评为与审判公平性相矛盾,这种针对性争论使检察官真正成为一个“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但现在美国还没有摒弃区域检察官选举制度的迹象,却有向专职检察官和加强职业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助理检察官。

在美国担任检察官是倍受推崇的角色,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检察官显示出与司法制度很强的关联性。在德国、日本和韩国,法官及检察官接受了法律教育和集中培训,因而有同样态度和理解 10

力。另外德国,存在检察官从事几年法官职业的习俗(法官也要从事检察工作)。在泰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考试事实上是相同的。

2.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七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也存在差异,存在完全控制调查与调查与起诉相分离的不同制度。在韩国和德国,检察官完成控制调查,警察只是相当于检察官的助手。在这样制度下,检察官完全控制调查过程。警察只是按要求处理检察官认为必要的事宜,例如搜查和逮捕。只有检察官才可决定是否为获许可而向法院陈述正当的理由。在日本和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警察在履行他们职责时有相对自由权。检察官通常不亲自进行刑事调查。但在有些国家,象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检察官可以直接调查,或者在相对复杂案件中,例如公共欺诈、政府腐败、经济犯罪等案件中积极监督警察。

在调查和起诉分离的国家里,警察处于支配地位,这往往严重影响检察官的决定,致使问题不断上升。警察通过调查、证据的收集、案件的初步准备阶段,成为“构造”案情、确定是否起诉的决定者。检察官不能亲自询问证人,他们除了掌握警察有选择地提供案卷材料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案件的事实,造成检察官不能进一步作出是否起诉或撤销指控的评估。另外案卷迟延送达直接影响检察官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决定。

这些问题在英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很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这些国家,正试图建立调查与起诉相均衡的制度,但未见明显的成效。

3.关于起诉专属权。从印尼,韩国、日本和美国大量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独占起诉权,换句话说,唯有检察官可将案件移送法院。然而泰国、英国采取私人起诉和允许被害人自己将刑事案卷呈交法院。虽然德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原则基础之上,但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自诉。例如,在一些较小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必须首先将控诉书送交检察官请求起诉,如果

检察官不立案,被害人可行使自诉权。在德国,法院有权核查检察官的决定,如果当检察官将不起诉归责于证据不足,被害人在申请上级检察官复议被驳回后,可将案卷送交法院复核。

在英国,自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却罕见。这是因为审判中雇请律师的费用太昂贵。对于自诉案件,皇家检察署有权在任何时候审阅案卷。英国首席检察官有权撤销起诉命令不起诉或终止该案,并有权撤销任何自认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泰国,自诉案件通常须经过法院的严格初步听证程序,而公诉案件不要求听证。最近法院放松了听证程序的要求,对此引发了争议,即:刑事法律中规定的自诉有时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或与公共利益不一致,这种放松要求的作法是否合适。

在英国,除了皇家检察署之外,还有几个组织负责某些特殊犯罪的起诉。例如,关税与贸易规范部以及其他特殊团体享有对其管辖权限内的犯罪起诉权,而皇家检察署只负责所有警察侦查的刑事案件。

4.关于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各国检察制度中,公诉人都负有决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进行起诉的任务,这种决定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不同而具体操作有别。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即使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检察自由裁量的决定并不是仅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而主要基于政策的考虑。

各国检察制度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不相同的。在美国,检察官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他们可以在任何案件中运用该项权力而不提出指控。并且他们可以减少指控的罪行,这已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抗辨交易。美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经常缺乏制度监督而遭到指责,日前有许多关于运用指导原则构造并控制建议,法官也被鼓励参与抗辩交易程序。

日本检察官拥有广泛的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是日本还规定有条件释放。被指控的人在最终不起诉的决定作出之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韩国规定了对少年犯实行考验期的暂缓起诉的制度,即所谓“慈父般管教环境内少年犯暂缓起诉”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少年犯置于自愿的考验官员监督之下将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根据《检察法》,英国检察官可以公共利益为由运用自由裁量权而不起诉。该法第6条列出了事由供他们在评价公共利益时参照,这项规定是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指导原则。

泰国检察官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拒绝起诉,《泰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德国法典中的强制起诉的规定。由于泰国缺乏这项规定,便采用了适宜原则。现在泰国法院案卷堆积如山,监狱已人满为患。司法部门正在考虑是否采用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似,印尼的检察官也同样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尽管首席检察官拥有该项权力。

5.检察官的控制。各国关于检察官的控制制度也不同。日本设有“检察复核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司法工作。检察官不起诉决定复核委员分成员从选民中产生,美国没有“大陆审团制度”,由法律专业人士、社会代表组织,负责复核检察官的未起诉决定。

绝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某种内部复核的规定。如原告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适当的上一级检察部门或向首席检察官(在共和制国家中)申诉要求复核。在韩国,如果对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仍不服的,可进而向总检察长申诉,对检察官决定的申诉和再申诉类似于向法院上诉。另外,原告还可向宪法法院申请最终判决。

在德国设有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控制检察官的行为,自诉、伤害案的原告可对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向各省检察长申诉,如被拒绝,可向高级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起诉是合适的,可命令检察官起诉。

还有一些有趣的控制检察官的方式,即检察类推规定。在日本和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检察官对滥用权力构成犯罪或执法人员侵害公民的犯罪案件拒绝起诉,任何人都可要求法院复查该案,并交付审判,如果要求被许可,法院应指定一名律师监督检察官的工作。

在美国,如果公正的调查和审判不能通过普通检察程序获得成功,议会可以指定私人律师作为检察官(应是以独立辩护而出名的)进行起诉。这种规定适用于高层官员腐败或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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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

李 炜 韩孔林

继《刑法修正案

（八）》增加《刑法》第100条第2款关于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在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中，提出了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相关刑事记录予以封存的构想。可以说，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时机已经日趋成熟。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固然应当高度重视相关法律的正确适用以及这项制度本身的构建，但在同时，如何立足检察职能，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执行的监督，同样是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检察监督的重要意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涵盖司法监督与法纪监督两个方面。其中，司法监督又包括了依法对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的追诉和对有关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适用刑事法律是否正确、合法实行的监督。因此，检察机关不仅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依法追究和惩罚犯罪分子，而且对司法机关开展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诉讼活动实行全面、有力的监督。从性质上讲，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和刑事记录的封存，都属于刑事司法制度的范畴，前者是实体性要求，后者是程序性保障，两者都伴随着检察机关作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或者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而产生，都属于刑事诉讼执行环节的重要内容。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封存，检察机关既有自身执行制度的法定义务，解决好“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也有监督其他职能部门执行制度的法定权限，落实好“做得怎么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失足的未成年人顺利地就学和就业，重新回归社会，防止其再度走上犯罪道路。这不仅涉及司法机关的职能履行，更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关注和社会资源的投入，所以与社会管理层面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正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可见，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法律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二、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其内容可以从适用法律和执行制度两个环节予以设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都关系到制度运行的规范化问题。

首先是法律适用环节的合法性监督。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既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启动与否的先决条件。对于法院因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决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应当针对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重点审查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是否属于未成年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以监督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适用是否具备法定的实体要件。当然，法律监督者自身权力的行使同样必须受到监督。鉴于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于下级检察机关因作相对不起诉处理而决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上级检察机关应当针对不起诉决定，审查涉及刑事记录封存实体要件的主体年龄、犯罪情节等相关内容；上级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应当在撤销不起诉决定并交由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下级检察机关撤销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封存决定。其次是制度执行环节的规范性监督。司法机关作出案件处理结果并决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后，包括决定机关在内的诸多职能部门和单位，如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校）、用人单位、街道及社区基层组织等，即应当承担起依法执行封存决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履行的规范性离不开检察监督。具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有关职能部门刑事记录封存、管理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包括是否依照司法机关的决定，及时封存了相关案卷、档案等材料，是否制定了专人保管、分类管理的工作制度，是否落实了相应的保密措施等；二是对特殊情况下查询和公开刑事记录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包括查询的主体和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必要性，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是否严格履行了制度规定和审查程序，其批准公开的刑事记录内容和范围是否符合限制性要求，是否告知查询单位不得擅自公开查询内容的保密义务等。

三、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检察监督的运行模式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履行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监督职能，应当以刑诉法修正案确立该项制度为界限，采取相对不同的模式和程序。

由于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缺乏直接的法律支撑，目前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仍然处在试点阶段，对于因相对不起诉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情形，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职能作用发挥作为抓手，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或者分别签署规范性文件、明确各自职责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执行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尤其要重视发现制度执行不规范、不到位的“一类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帮助执行单位制定整改措施、健全工作制度，必要时还可以由检察机关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就制度执行中的重大事项、争议问题形成合意，达成共识，确保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试点工作取得实效，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积累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倘若刑诉法正式确立起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则检察机关对这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就能够完全纳入法律监督职能中刑事执行监督的范畴。无论是基于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决定，还是以法院刑事判决为根据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情形，不仅都可以依法履行监督职能，而且监督的手段也比较丰富，除了制发检察建议外，还可以运用纠正违法，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制度过程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对应当封存的刑事记录不予封存，并且因违法公开未成年人刑事记录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已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记录的查询和公开的情况，检察机关同样有必要履行监督职能。建议执行单位决定公开刑事记录后，在规定时限内将具体的查询内容及审批情况，报送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不应当公开而予以公开的情形，及时书面通知执行部门纠正，执行部门则应当立即要求查询单位返还刑事记录材料，并告知保密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将纠正及告知情况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

（作者单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 责任编辑：）

第四篇：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既要治病，更要救人

有关犯罪研究表明:初次犯罪的年龄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再次犯罪的次数越多，终止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一个孩子因为伤害他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消除他对未来的担忧、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这是我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09年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检察机关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已全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科)，全市共有110人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上海市检察机关创设了一整套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工作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明华认为，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爱心、有必备的法律专业素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比如，只有那些做了妈妈的检察官，才有足够的宽厚和慈爱，才能理解那些犯了错的孩子，并用真心去关爱、教育他们。记者注意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顾晓琼，卢湾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赵丛萍，黄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黄卓懿，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董利，杨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夏芳„„这些未检科长都已身为人母。

姚建龙说，如果仅仅是完成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检察机关通过机械地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基本职能就可以实现，但这只是看病，不是看人。而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人的工作，更是心的工作。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捕诉防”一体化的未检基本模式，并开始出现向“未检一体化”模式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犯罪行一般较为简单、犯罪事实较为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像成年人犯罪那样实行捕诉分开，而可以由主办检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程负责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等工作，以使预防工作更好地融于检察办案过程之中，真正做到一案一防，有案必防，办案紧贴预防。而“未检一体化”，则代表了上海市未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其目的在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正的多部门、跨部门合作机制，以聚集区域内资源优势，形成挽救合力。具体包括四个着眼点:

一是未检机构职能一体化。打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壁垒，将批捕、起诉、预防、执行(监所检察)，以及民事行政检察、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等职能，统归未检机构。

二是未检办案模式一体化。打破捕诉交叉的办案方式，由同一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进行个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较为简单，绝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会认罪，捕诉交叉制约的意义不大，而由同一检察官承担批捕、起诉、预防职能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三是司法一体化。公检法司均形成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制，提高专业化素能，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无缝衔接。

四是社会支持一体化。聚集国家力量(民政、教育、文化、工商、妇联、共青团等)和社会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建立健全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严明华检察长告诉记者，从上海未检的发展现状来看，“未检一体化”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未检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自下而上的阶段。除上海市外，在大部分省市未成年人检察总体上还只是被视为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一项“活动”，而不是检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未检机构建设、未检办案程序、未检特殊办案制度等均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检察改革易于引起社会关注，也因此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实质”的风险。今后未检改革应进一步坚持依法、理性、“儿童中心主义”的原则，避免未检改革的异化，尽快推动独立未检制度的建立，让未成年人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以下是我多年来对少年司法的一些切身体会，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的一些做法：

一、创新法庭设置，U型法台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需要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少年法庭的工作，首先离不开法庭这一空间物质环境。我院少年法庭率先对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了突破，以便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要求。

开庭审判既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又是决定未成年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特殊的法庭环境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感到紧张、恐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庭的设置形式也要体现这一原则。我院党组要求少年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有关条款，对少年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大胆探索。按照院党组的意见，在主管院长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根据未成年被告人多为在校学生，课堂、老师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这一特点，大胆尝试将法庭变为“课堂”，将1米多高“黑笼子”、“冷板凳”的被告席变为只有70公分高的式样精巧的“课桌”、“课椅”。法台设置以未成年人为中心，形成英文大写“U”字型。色彩是天然木质的暖色，营造出温暖明亮的法庭气氛。合议庭位居圆弧中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在同一弧线上，体现了审、控、辩、帮四方既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20余年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庭设置大大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紧张心理，他们的恐惧感消失了；公诉人、辩护人亦觉得恰到好处，便于执行职务；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也很感激能在这样的审判环境中跟孩子沟通；出席法庭的帮教人也感到自己是法庭的一员，增强了责任感。我院这样的法庭设置被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也为全国许多法院所效仿。

二、寓教于审，通过法律和爱心让罪错少年迷途知返

每当我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席上的花季少年，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他们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毁了自身的前程，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痛苦，更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作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一位母亲，从哪个角度而言，我都有责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时，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

我认为，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侧重庭审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审不仅是一个查明事实，辨法析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使其深刻认识罪行和错误，痛改前非的特殊课堂。因此我院少年法庭一贯非常重视寓教于审的工作，在庭审中特意设置了法庭教育程序，并为此做了大量庭前准备工作。

我曾审理过这样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5名未成年人将一名女孩诱骗至家中，对其实施了3个多小时的殴打猥亵，致其轻伤。事发后，被害人母亲情绪异常激动，不断地写信给各级领导和各大媒体。一时间，案件的审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在冷静分析思考之后，认为首先要安抚好被害人一方的情绪。为此我在双方家长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最后，被告人的家长主动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足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家长也为被告人父母真诚忏悔的言行所感动，一改当初要求严惩被告人的态度，出具了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并要求从轻处罚的书面意见。

前期工作铺垫好之后，我开始认真布置庭审，以求利用庭审对被告人开展教育。开庭时，在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我请被害人的母亲当庭陈述了女儿遭遇不幸的痛苦。理性的倾诉比严厉的指责更能发人深省，5名被告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和创伤。我进一步发挥检察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人学校老师的作用，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课堂”里，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亲情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此案最后经合议庭评议，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过两年不懈的判后帮教，现在该案的5名失足少年，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读大专。两年前那个让他们难以忘怀的审判，真正成为了引导他们寻找正确人生方向的航标。

三、准确认定年龄，不枉不纵切实保障案件质量

虽然未成年犯大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案情也较为简单清楚，但是要切实保证案件质量，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却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细致地工作，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年龄是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问题，因此，确认被告人年龄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环节，在审判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有时需要法官善于从案件的细节中发掘重要信息。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是未成年女学生，因涉嫌犯盗窃罪被起诉至我院。在庭审中，她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却说不清作案的具体日期，被盗事主因出差在外也无法说清。考虑到16周岁是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年龄界限，关系到罪与非罪，我想无论多麻烦，花再大的精力也要查个水落石出。为此我和检察官多次去侦查机关、失主单位、居委会和被告人家里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告人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被告人十六岁生日当天与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她身上所穿的紫色上衣正是失主家中被盗的那件外套。最终，由于这名少女实施盗窃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检察机关撤回了起诉，避免了一件错案。

实践中也有少数被告人谎报年龄，企图逃避法律的惩罚。2000年11月，我承办的一件盗窃案的起诉书中写到“被告人李某，17岁，1983年5月5日出生，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图宝山镇”。但我发现，案卷材料中既无户籍证明，也无被告人身份证件，只有一张手写的办案说明，提到了他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5月5日。为了核实这一情况，我与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然而，派出所的同志却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回复：“我们这里只有元宝山镇，而且元宝山镇也不属于红山区。”这一情况引起了我的警觉。再进一步核实其它情况时，被告人的供述也得不到印证。12月10日，为了查清李某的年龄，我和书记员在严寒中冒雪驱车12小时赶到了数百公里外的赤峰。几经周折，走访了当地多个派出所后，我们查到了“李某”的真实姓名和信息。“李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庙乡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盗窃，目前在逃。”最终，我们查明李某作案时已满19周岁。李某试图隐瞒姓名、年龄，假冒未成年人逃避刑事处罚的企图没有得逞，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为此，我的同事们都说，你这个法官妈妈慈心也有铁面时。

四、宽严相济，细致调解全力化解社会矛盾

基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特殊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也必将有别于普通刑事审判。少年审判以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为导向，量刑必然总体上趋于宽缓，即更加强调“宽”。然而，在对未成年被告人从宽判处刑罚的同时，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是否通过审判得到了化解?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了恢复?

因此，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工作，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即“被告人充分认罪、充分赔偿、被害人充分谅解”，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近日，我审理了这样一件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小利系某小区保安，十六岁生日刚过两天，就因琐事与班长高某发生冲突，致其轻伤。因小利家境贫寒，案发后虽经公安、检察机关多次调解，但未能赔偿高某的治伤损失费，因此高某要求法院严惩小利。通过庭前调查，我发现高某来自北川地震灾区，家庭财产因地震损失殆尽，本案的赔偿款对其重建家园至关重要；然而小利家在河北山区农村，其父在外打工不管家事，其母常年患病，年幼的妹妹还在上学。虽然调解难度很大，但我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坚持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让其换位思考，体会对方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调解工作使被告人的家长深受感动，其经多方筹措终于交来了赔偿款，高某也降低了赔偿要求，谅解了小利，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小利从轻处罚。看到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达成了和解，我感到十分欣慰。宣判后，少年被告人的家长特地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清正廉明，执法如山。”

五、限制前科公开，真诚帮教失足少年

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影响，人格特征不稳定、可塑性强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较大的矫正可能性。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改正错误，重回人生正道，还需在宣判之后，配合执行机关对失足少年进行持续有效的帮教，时刻警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并为他们顺利归复社会提供便利条件。我们认为，在跟踪帮教时，如果对失足少年的前科限制公开，将更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复学、升学、就业，维护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院少年法庭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张某本人也品学兼优。可是在张某16周岁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带领三名同学，盗窃10余起，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盗窃犯呢？张某说：“我崇拜英雄，但我不能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也不能像欧阳海那样拦惊马，所以我就模仿小说里的侠客劫富济贫。”那些偷来的东西，他一样也没留下，全都分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了。

依照法律，张某应当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张某作案动机和一贯表现，合议庭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我没有中断对他的教育，在家长、老师和法官的帮助下，张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还拾金不昧，受到了学校的表彰。鉴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有突出的悔改表现，为了让失足后愿意悔过自新的孩子同样能以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使他不因曾受到刑事处罚而影响到大学的高考，我对张某的前科能否限制公开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经向院领导请示后，我主动找到张某所在中学的校长，提出能不能将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转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开始，校长明确地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为了打消校长的顾虑，我又到区教委查找有关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档案的备查函，经过我们主动找校长做说服工作，说明张某的悔罪情况及一贯表现，校长终于被感动，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尚法官，我真服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你审判的少年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后来，张某在全国统一高考中以59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某全国重点大学，一家人欢天喜地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我院向少年法庭的法官们报喜，并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琢璞为玉育新苗，铁面慈心法官情。”张某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申请到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他通过贺卡告诉了我这一好消息，这是我那一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六、宣传法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少年审判的工作向前延伸，参与青少年法制宣传，帮助提高青少年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法律维权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当今社会的价值标准更加多样化，各种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给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逐步完成从经验型法官向专家型法官的转变，努力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和先进方法，进一步了解新时期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先后担任了多所学校的法制校长，并和多个街道的社区建立了“少年与家庭法制教育基地”，以《让法律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以守法为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争做教子有方的合格父母》等为题，在本市和全国各地做了数十场法制教育巡回报告，受到师生和家长的肯定和好评。工作之余，我还全面分析总结了现实案例中反映出的家庭教育问题、学校管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问题等，撰写了《法官妈妈给父母的90个建议》等书籍，积极向社会宣传推广科学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我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所举办的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以《犯罪的孩子为什么称呼我妈妈？》、《用精心的审判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家长携手挽救失足的孩子》、《女法官与少年犯——中国未成年人审判的理论与实践》等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的国际同行、专家学者们，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无不对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和中国的法官大为赞赏。与此同时，我也通过这些国际性的研讨会拓宽了视野，虚心地吸收国外同行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先进做法，运用到我所从事的少年审判工作中去。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将少年审判的原则和宗旨具体贯彻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做到忠于事实和法律，对每一个未成年被告人负责，对每一个被害人负责。22年来，我共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26件，无一件被发回重审；共判处少年犯1000余人，其中适用非监禁刑256人。在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中，有100余人考入了各类专业学校，22人考上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在内的大专院校，3人考取了研究生，2人出国留学深造，其它人也都自立自强，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重新犯罪率低于1%。

党和国家一贯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于2005年6月语重心长地指出：“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要明确责任，大力协同，综合防治。通过教育和法制相结合，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明显好转。”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也强调：“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必须贯彻好‘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做到切实加强对少年法庭工作的领导等‘六个加强’。”少年审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的崇高事业，是重塑少年健全人格和优良品行的“希望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少年司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我愿与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共同携手，为进一步做好少年法庭的工作、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为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每个孩子都拥有美好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第五篇：广西博白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经验获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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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经验获全国推广

作者：符显国 杨小龙

来源：《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3年第05期

4月21日至27日，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培训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博白县人民检察院派出干警参加会议，并代表广西基层检察院在会上作了经验发言，并被转发推广。

近年来，博白县人民检察院以派驻乡镇检察室为载体，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针对不同青少年群体的不同需求，采用参观警示教育基地、上法制课等形式，加强对辖区内中小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立足检察职能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积极探索以乡镇检察室为依托，围绕“四个注重”，即注重品行调查，剖析犯罪动因后果；注重检调对接，着力化解社会矛盾；注重帮教矫正，确保办案效果；注重预防教育，筑牢减少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的根基。2010年至2013年3月共办理审查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57人，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2人，其中，不捕、不诉帮教27人，社区矫正23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势头得到遏制，涉嫌犯罪的部分未成年人通过社区矫正和帮教成为社会有用之材。该院先后荣获自治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多项荣誉称号。（符显国、杨小龙，博白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