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远县检察院对刑事检察调解制度的研究分析

第一篇：安远县检察院对刑事检察调解制度的研究分析

安远县检察院对刑事检察调解制度的研究分析

安远县人民检察院唐强英

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及“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检调对接工作的开展为检察机关更积极主动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安远县院审时度势，立足工作实际，积极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工作机制与方法，并把实践工作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和总结。

一、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2011年8月16日，安远县检察院受理了一起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魏X泉因向被害人魏X阳索要房租一事发生争吵，进而发生打斗。犯罪嫌疑人魏X泉用拳头击打被害人魏X阳面部等处，造成被害人右眼眶内侧壁骨折、头部、颈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甲级），犯罪嫌疑人魏X泉的妻子也被误伤,当场昏倒。犯罪嫌疑人魏X泉被取保候审。该案到了检委会讨论阶段，捕与不捕争议较大。原来犯罪嫌疑人魏X泉与被害人魏X阳是邻居，平时关系还颇为亲密，而犯罪嫌疑人魏X泉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子患有智障，若把他逮捕，对这个家庭的伤害非常大。另一方面，被害人魏X阳对自己的打架行为也有悔意。

面对这一情况，承办人认为，为促进社会和谐，深入贯彻“两 1

少两扩”精神，建议由县院主持调解这一轻微刑事犯罪案件。检委会认为检察调解制度尚未成熟，如何依法、公正、公开地调解好这一案件需要缜密的思考。

经过详细了解案件双方态度、居中主持“圆桌调解”、两方充分对话协商、签订调解协议、加害方及时履行道歉赔款义务、及时作出不逮捕决定等程序，该院成功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犯罪嫌疑人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其家庭得以保全，双方重归友好。

安远县院以办理此典型案件为契机，查看历年批捕、公诉案件记录，发现类似于上述案例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而根据最高检《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及十六部委《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如何构建检察调解制度俨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检察机关适用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法律依据，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目前的《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刑事调解，即使是现如今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没有支持检察机关主持调解的条文。最高检没有就检察机关主持刑事调解工作发布规范或指导意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检调对接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检察机关仍然处于协同配合的地位。

（二）检察调解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期限有冲突。刑事诉

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期限为七天，审查起诉的期限最长为一个半月。而检察机关主持调解要从审查案卷、告知权利义务、详细了解双方意愿、面对面协商方案、签订协议、履行协议、审批做出决定等环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遭遇当事人反悔、履行不能等情况，导致调解周期无限延长。

（三）调解方案的不履行与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相矛盾。经调解后的案件，会因各种原因不能立即履行协议，而检察机关根据调解协议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了不批捕、不起诉的决定，却无法确保当事人切实履行协议，这就无疑给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了第二次侵害，同时也会给犯罪嫌疑人乘机逃脱刑罚的机会，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可能不减反增。

三、检察机关适用调解的可行性分析

（一）构建和谐社会为建立检察调解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居中调解促进加害人与被害人对话协商，使被害人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内心上得到更多关照，使加害人自愿悔过、积极赔偿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和法律的宽大处理，对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二）中国“和”文化及耻诉的传统观念为检察调解提供了文化基础。儒家文化的“仁”“义”思想，使中国人历来不提倡

对抗式地解决矛盾纠纷。我们在提倡通过诉讼来“定纷止争”的同时，还应结合自身实际，谨记刑法的“谦抑性”，把力量和资源集中在打击少数严重违法犯罪上。面对家庭、邻里之间发生的轻微刑事案件，适调解会比刑罚更符合当事人的意志及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构建为检察调解提供了政策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是要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而检察调解是实现宽严相济的重要措施。此外，赣州市十六家机关单位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检察机关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平台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对轻微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探索建立运用和解方式解决问题的机制，明确开展调解或引导刑事和解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四、检察调解制度的具体内容

（一）检察调解适用范围

适用检察调解的范围宜限定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老年人犯及亲友、邻里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因为这些人主观恶性较小，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能够保护被害人利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还达到使犯罪者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并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同时这些轻微刑事案件往往更具有调解可能性，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积极主动性、可控性也会更强，能够

有效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调解的适用条件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适用调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坚持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要求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上犯罪嫌疑人认罪并悔过，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且双方当事人都有和解意愿；客观上检察机关已查清案件事实，掌握充分证据，分清了责任大小，且双方对案件事实认定无异议。

（三）检察调解的适用程序

1、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一方或双方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期间主动提出申请的，承办人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即可开展调解。若没有当事人主动提请调解，而检察机关发现调解时机成熟，应主动联系双方进行充分说明解释，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即可启动刑事调解。

2、调解阶段。检察机关内部专门调解小组组织涉案各方，和平对话，一起分别就案件事实、责任分担、权利义务等内容发表意见，并协商拟定解决方案，磋商过程有检察机关记录在案。检察机关根据调解结果制作《刑事调解书》，由三方签章后生效。

3、调解执行阶段。在审查批捕阶段订立调解协议后，只有当事人在批捕期限内执行完协议内容，检察机关才能做出不批捕决定，否则应立即按照普通程序作出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

调解，检察机关也应该在当事人执行完协议内容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应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附加一些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以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再次侵犯，如在需要赔付损失而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可提供有经济能力的担保人或担保物。

4、监督帮教阶段。在当事人履行了调解协议后，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后，应审查监督调解成效，对当事人进行帮教回访，或到其所在单位、社区、亲友家了解双方和解后的心理状态及思想认识，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若一方反悔，不履行协议，应支持另一方根据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执行。

此外，检察调解并不意味着对加害人不进行惩罚。检察机关进行刑事调解时可以辅之以训诫、要求具结悔过书、进行社会帮教或社区矫正等非监禁措施，或运用附条件不起诉、刑事污点限制公开等，以切实做到司法公正、案结事了。

第二篇：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刑事检察比较研究

一、国外刑事检察介绍

1.英国

英国检察机关在1981年才得到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的承认,于1986年设立。在此之前,警察包揽了调查和起诉两项权力。一般情况,警察机构委托公诉律师履行起诉权,在没有公诉律师的警察局就聘请私人律师或者他们自己进行起诉。1985年《检察法》通过,并诞生了皇家检察署(the crown prosecute service,简写为CPS)。CPS是由首席检察官领导的一个政府部门,首席检察官由首相领导。目前CPS分管13个区域(包括伦敦地区),每个区域都设有相应的警察机构,CPS拥有对该区域内的警察的管辖权。CPS除由一名首席检察官领导外;还配备有分管具体运作和办案工作的首席检察官助理两名和一名区域行政官。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 CPS负责由警察调查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工作,一些轻微的交通肇事案除外。英国也承认自诉权,但是从属于CPS的起诉权力。CPS可以中止自诉案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很少这样做。CPS的权力限制在警察调查的案件范围内,它对海关税收部门、贸易规范部门和其他特别公共团体起诉的案件不得行使起诉权。

目前,英国的警察仍保留着最初起诉的决定权。一旦被告被指控,警察必须将案件移送CPS复核和起诉,检察官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起诉。如果他们认为该案不适合审判,可交治安法院终止程序。CPS实际上执行着准司法的功能。他们可以用自由裁量权决定案件是否起诉。《检察法》中明确规定,决定是否起诉应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检察官必须确定是否有充足证据,也就是说他是否认

为本案会导致有罪判决的前景的内心确信。如果没有,该案必须中止。其次,即使有充足的证据,检察官也必须确定起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作出上述决定时,检察官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事实:犯罪的严重性、损失的利益、犯罪的时效、被捕者的年龄、当地该类犯罪的普遍性、当地社团的意见等。

根据皇家刑事诉讼委员的报告,在1987年设立CPS以前,英国的检察工作缺乏相应的权限,而现在首席检察官和CPS的权限大得多,例如,在检察政策方面,检察官对国会负责,他有权任命和监督DPP和CPS ,也可以要求CPS汇报工作。另外,《检察法》必须象CPS公布在检察工作中适用原则那样公布与众。而且,DPP必须向首席检察官提交报告,并逐级上报国会。首席检察官应接受国会议员的咨询,其中包括来自选民或为选民的利益的信件咨询。除此之外,CPS作为一个公众组织对其决定负责,而且要求直接对公众和法院负责。

2.德国

作为联邦制共和国,德国有两级司法机关,即联邦司法机关和省级司法机关,各省司法机关负责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各省设有与地方法院相应的公诉机关,负责该省治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刑事起诉工作。德国16个省都设有与地方高级法院相应的检察机关。在联邦层次上,有联邦检察署,被称之为“联邦公诉人”,与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相对应。

德国检察官分等级组成。最高层次的检察官是省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他们分别对省和联邦司法部负责。每个检察官受其上级监督,而且严格忠于上级的领导,以便使检察工作保持高度一致。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德国,警察应将刑事案件的侦察结果移送检察官,检察官也可以自己进行侦查,但一般只是建议警察按他们的意志去处理。

尽管德国的刑事检察官受法律原则支配,即要求检察官不能在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后才采取行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但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即采纳一种适当的方式,发挥其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指控者罪行轻微,而且公共利益要求不应起诉时,检察官可以终止案件。对这类案件,检察官既可以简单地中止程序,也可以暂时拒绝指控而对被指控者采取其他措施。如果对被指控的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诉讼程序将终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刑事诉讼方面的公共利益相适应”(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条),这种有条件不起诉的措施包括赔偿被害人损失、向慈善机构或国家支付一定的金钱、从事一些慈善工作以及为一些无助的人尽帮助义务。

虽然不起诉遵循适宜原则,但一般检察官仍需得到法官的建议。实践中是以司法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在检察部门内,下级检察官要遵循上级检察官的建议。另外,各省和联邦司法部长还公布了刑事诉讼的统一规则,提供检察官考虑检察技术问题的构筑自由裁量的指导方针。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请求,检察官不能对轻微的犯罪提起诉讼。轻微犯罪包括破坏家庭和睦、侮辱、轻伤等。即使受害人提出请求,检察官也可以根据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拒绝起诉。如果检察官拒绝起诉,被害人可提出自诉。

被害人也可以对不起诉决定向省首席检察官申诉,在申诉不被认可时,被害人可以向地方高级法院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应该起诉,可以命令检察官提出指控。

3.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公诉机关隶属最高检察署。它不隶属于司法部,首席检察官在检察级别上是最高的权威,他同内阁首相有同等地位,并可出席内阁会议。首席检察官由总统任免,并直接向总统负责。目前六位助理检察官也是由总统任命的。

最高检察署下设27个高级检察厅,分布在全国各省的省会城市,另外,在全国还有435个分支机构。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根据印度尼西亚1981年12月31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简写KUHAP),警察是对犯罪行为行使最初调查权的调查者和对其他刑事调查机构的协调者。根据特别立法规定,检察官们保留着对某些犯罪,如经济犯罪,腐败和颠覆活动犯罪的侦查权,并运用特殊程序行使这一权力。新刑诉法规定了调查与起诉之间的诉前阶段。在诉前阶段,检察官接受警察调查终结的案卷,在七日内审毕卷宗是否完整(即:案卷证据是否充分,是否按刑诉法要求组织的),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材料不完整,可将卷宗退回警察局,并附上指示意见,。以便警察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当作进一步补充侦查。在起诉阶段,如果检察官认为该案应起诉,必须准备起诉书并写送法院。在印度尼西亚,刑事起诉权只属于检察官。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警察着手刑事调查必须通知检察官,以保证检察官和警察之间紧密协作和协调。一般警察可以留置嫌疑人20天,如果需要延长,可向检察官申请,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40天。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具备审判该案的充足证据,但也有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自由裁量权只属于首席检察官,一般很少使用,不起诉决定可能遭到警察或“审前程序”中第三方的抗议。每个地方法院都有专门法官决定任何逮捕、拘留、抽查终结或不起诉决定是否合法,包括检察官基于某种根据不起诉决定(如证据不足、控告事实的缺乏、等等)。另外,这种程序也允许检察官和第三人反对警察终结侦查的决定,但实践中警察和检察官为保持彼此之间的融洽,一般都没有在审前程序中与对方作对。

除了履行起诉和有限的侦查职能外,印度尼西亚的检察官有义务执行判决和其他法院命令,他们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就量刑和适用法律向法院提出建议。

其他功能:除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功能外,1991年的《检察法》还规定了检察官的其他功能。例如,监督缓刑执行,承担国家的民事和行政诉讼,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以加强社会法律教育,控制并检查任何出版物的流通,控制宗教的教派、教育、教条或信仰中可能危害社会或国家的内容等等。

印度尼西亚法律授予检察官在反颠覆与反腐败斗争中广泛的权力。首席检察官被授权执行与一切颠覆和腐败行为的调查权和检察权。与此相联系,首席检察官有权羁押被控颠覆之罪的被告达一年之久,不用征求法院意见。

4.日本

日本的检察部门呈特殊的阶梯状,最高检察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下分5个高级检察院,50个区域检察院和448个地方检察院。象韩国一样,日本检察厅是属于司法部的独立团体,由一名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在有关政策性事务和特殊案件中有指导其他检察官员的法定权力。司法部长(内阁成员,通常是民选官员)有权向所有的检察官发布一般政策。对于特殊案件,司法部长可以指导总检察长。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原则上日本法律赋予警察刑事侦查的最基本权力。实践中警察确实进行大多数案件的调查,并按法律程序向检察官移送案卷和履行刑事程序中相应职能。检察官仅对严重或疑难案件给予警察调查提出有限的指导意见。检察官也有调查案情的法定权力,通常是调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腐败案件和复杂的白领犯罪案件,并有权用他们的调查结果补充警察的调查,通常是通过他们自己对嫌疑犯和关键证人的审问和询问。

不论什么案子,日本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绝对自由权。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会导致审判时做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将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或被告人对被害人已作出赔偿和被害人撤 5

诉,或其他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原因时,检察官可以拒绝起诉。检察官有讯问和询问嫌疑犯及证人的权力,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最近几年大约30%的案件没有起诉,尽管他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处理方式被称为“迟延起诉”),在作控告决定的时候,检察官也要认真研究和决定在审判时要求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对被控诉的嫌疑人)。这种处理方式在日本称为“KYUUKEI",这不会妨碍法官审判案件。但是要求只有在已有完整的调查和历史上有类似案件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检察官除了调查和控诉的职能外,还担负着另外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他们代理国家出席国家案件的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法院作出了从宽判决、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不恰当,有权提出抗诉,由此可见检察官参与了重要的审判活动。二是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包括死刑。

5.韩国

韩国检察系统由最高检察厅、5个高级检察院、12个地区检察院和38个与法院相应的检察分院。最高检察厅是司法部内由总检察长领导的独立机构。总检察长负有指导、监督和控制所有检察事务的权力。

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韩国参与和决定刑事侦查的权力属于检察官,但是实践中警察和其他调查机构参与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基本侦查。他们调查是按检察官的一般标准和方向来进行,然后将调查结果呈送检察官作决定。对于一些复杂或严重的案件,检察官可以按检察部门内特别的侦查分工进行侦查,如在官员的腐败、经济违法、毒品犯罪、逃税、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警察的违规等。

韩国检察官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犯,如果检察官认为犯罪轻微且嫌疑人有明显的悔过或其他刑罚不必要的原因时,可决定终止起诉。如果原告不服终止起 6

诉的决定,可以分别向相应的高级检察院(汉城)和最高检察院申诉。如果原告对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仍不服的,还可以向宪法法院申诉作出最后决定。1993年,在1,859,987件检察案件中,有199,103(10.7%)件以终止起诉方式处理的。

检察官还可以向法院建议给予被指控人以适当的惩罚。尽管法院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决定惩罚的种类和幅度,但他们通常对检察官的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检察官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他们有提出抗诉和向上一级法院重新请求的权力。当判决生效后,检察官负责判决的执行,他可命令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部门的职员或司法官去执行判决。

其他功能:韩国检察官除了具有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外,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还代表国家参与诉讼,充当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包括向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和协助。

6.泰国

泰国检察官过去属于检察部——内务部监督下的组织,自1991年便隶属于独立的检察署。该机构直接受总理领导。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在泰国,调查和起诉是完全分离的。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扮演相对被动和有限的角色。检察官不能着手刑事指控,除非有已实施犯罪的调查,这禁止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因为法律只允许警察执行调查。由于不能自己执行调查,检察官被禁止主动参与调查犯罪过程。

检察官的角色始于警察调查终结并将案卷移送之后。检察官应对全案进行复核,包括警方是否起诉的建议,然后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检察官认为卷宗不充分和需要进一步调查,可以指示警 7

方执行补充调查或亲自询问证人,因为调查权只属于调查官员,而不属于检察官,他只能要求警方补充调查,不能自己着手进行。

在复核卷宗之后,如果检察官决定起诉可向初审刑事法院立案;如果认为指控证据不足,可销案;如果认为该案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也可使用自由决定权不予起诉。如果检察官决定销案,调查案卷必须送交曼谷警察总长复核,请省长作进一步的复核。如果警察总长或省长同意该决定,那么不起诉的决定即被认可;否则,调查卷宗移交首席检察官作最后决定。

尽管检察官具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自由决定权的适用罕见。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主要依据是证据不足。之所以很少使用自由决定权,是因为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不确定性。目前,检察官自由决定权的运用已逐步得以认可,总检察长正在考虑以适当的方式鼓励检察官更多地使用自由决定权,并寻求适当方式加以控制。

其他功能:除了履行起诉职能和在刑事案件中参与诉讼外,检察官还负有其他重要职能,担当国家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他们的责任包括:代理政府在民事诉讼中出庭,向省权力机构、市政府和政府组织等提供法律建议,通过人权保护与法律援助局的活动。检察署实际承担了大量公共利益的保护工作,包括给穷人提供法律建议和代理。

7.美国

在美国,检察制度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次。在联邦,美国的首席检察官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同首席大法官一样,是国家最高的司法官员。还有一些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他们是美国95个司法区域中的主要司法执行官员。尽管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在首席联邦检察官的一般监督和在司法部长的 8

指导之下尽责,但是日常工作几乎不受控制。尽管来自司法部的监督日益增强,地方检察工作仍保持相对自由,并建立他们自己的优先权和检察工作。

美国联邦检察官不受联邦首席检察官的控制,主要由于他们的选举过程。尽管1789年的《司法官法》规定每个区域的美国检察官的职务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但在实践中的真实过程几乎是全颠倒的。检察官由各州的执政党议员或如没有执政党议员时由州议会代表选定,州长象征性地同意即可。这最终使将成为联邦检察官的人自然而然地与总统和联邦首席检察官丝毫没有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通常联邦检察官的权力只限于处理那些直接损害中央政府的犯罪,例如叛国罪,或在联邦法院阻碍司法罪。但是,由于联邦刑事司法权的膨胀,有关绑架、抢劫银行、勒索、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法律规定联邦检察官有广泛的刑事法律的执行权。在各州,地方检察官同样在他们的所在地拥有广泛的调查与起诉的权力。

从美国大量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有刑事控诉的绝对权力。美国检察官与警察局合作履行调查职责,并且在调查、起诉、逮捕嫌疑犯上都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一旦案卷材料齐备,检察官即接受调查和起诉事务。换句话说,他们将审判阶段和调查过程中警察和检察官的职能结合起来。

形式上检察官不亲自参加刑事诉讼或调查,只有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如诈骗、政府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通常难以取证、要求长时间仔细调查的案件,检察官才直接监督调查。大多数案件,警方在准备控告文书之前求助于检察官或他们的助手。为了申请逮捕令或搜查令,警方必须向检察官提交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评估。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们不仅有权决定是否对某人提起刑事指控和何种犯罪应受指控,而且他们有权接受比原告指控要轻的犯罪抗辩。实际上美国的大量刑事案件是在被指控人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以犯罪抗辩形式,这被称为“抗辩交易”。

其他职能:美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和州检察长除了作为联邦和州政府的最高司法官员外,他们还向联邦和州的行政官员和机构提供建议、忠告和代理出庭。作为公共的辩护者,检察长的工作应对公共辩护工作负责,这不同于为政府官员和代理人进行的刑事司法活动和法律服务。

二、比较分析

1.检察官与刑事检察。从上述七国检察机关来看,检察系统是在联邦和州的基础上按级别构建的。司法部长任命每个检察官。任命、提升大都以考核和工作成绩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检察官通常从获得一定法学学位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同等考试(如德国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人中招募职员。检察部门常常以考核形式或面试(通常竞争很强)自行处理招考工作。在德国,只有不到10个职位面向1,200位申请人开放,而在泰国,只有2%合格者通过招募考试。成功的申请者通常都经过一个试用期或在被任命前进行培训。

然而在美国,很多区域检察官(在他们区域内是实质上的首席检察官)是选举出来的。尽管这种直接选举制度被批评为与审判公平性相矛盾,这种针对性争论使检察官真正成为一个“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但现在美国还没有摒弃区域检察官选举制度的迹象,却有向专职检察官和加强职业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助理检察官。

在美国担任检察官是倍受推崇的角色,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检察官显示出与司法制度很强的关联性。在德国、日本和韩国,法官及检察官接受了法律教育和集中培训,因而有同样态度和理解 10

力。另外德国,存在检察官从事几年法官职业的习俗(法官也要从事检察工作)。在泰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考试事实上是相同的。

2.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七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的角色也存在差异,存在完全控制调查与调查与起诉相分离的不同制度。在韩国和德国,检察官完成控制调查,警察只是相当于检察官的助手。在这样制度下,检察官完全控制调查过程。警察只是按要求处理检察官认为必要的事宜,例如搜查和逮捕。只有检察官才可决定是否为获许可而向法院陈述正当的理由。在日本和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调查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警察在履行他们职责时有相对自由权。检察官通常不亲自进行刑事调查。但在有些国家,象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检察官可以直接调查,或者在相对复杂案件中,例如公共欺诈、政府腐败、经济犯罪等案件中积极监督警察。

在调查和起诉分离的国家里,警察处于支配地位,这往往严重影响检察官的决定,致使问题不断上升。警察通过调查、证据的收集、案件的初步准备阶段,成为“构造”案情、确定是否起诉的决定者。检察官不能亲自询问证人,他们除了掌握警察有选择地提供案卷材料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案件的事实,造成检察官不能进一步作出是否起诉或撤销指控的评估。另外案卷迟延送达直接影响检察官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决定。

这些问题在英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很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这些国家,正试图建立调查与起诉相均衡的制度,但未见明显的成效。

3.关于起诉专属权。从印尼,韩国、日本和美国大量司法实践来看,检察官独占起诉权,换句话说,唯有检察官可将案件移送法院。然而泰国、英国采取私人起诉和允许被害人自己将刑事案卷呈交法院。虽然德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原则基础之上,但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自诉。例如,在一些较小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必须首先将控诉书送交检察官请求起诉,如果

检察官不立案,被害人可行使自诉权。在德国,法院有权核查检察官的决定,如果当检察官将不起诉归责于证据不足,被害人在申请上级检察官复议被驳回后,可将案卷送交法院复核。

在英国,自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却罕见。这是因为审判中雇请律师的费用太昂贵。对于自诉案件,皇家检察署有权在任何时候审阅案卷。英国首席检察官有权撤销起诉命令不起诉或终止该案,并有权撤销任何自认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泰国,自诉案件通常须经过法院的严格初步听证程序,而公诉案件不要求听证。最近法院放松了听证程序的要求,对此引发了争议,即:刑事法律中规定的自诉有时是出于报复的目的或与公共利益不一致,这种放松要求的作法是否合适。

在英国,除了皇家检察署之外,还有几个组织负责某些特殊犯罪的起诉。例如,关税与贸易规范部以及其他特殊团体享有对其管辖权限内的犯罪起诉权,而皇家检察署只负责所有警察侦查的刑事案件。

4.关于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各国检察制度中,公诉人都负有决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进行起诉的任务,这种决定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不同而具体操作有别。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即使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检察自由裁量的决定并不是仅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而主要基于政策的考虑。

各国检察制度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不相同的。在美国,检察官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他们可以在任何案件中运用该项权力而不提出指控。并且他们可以减少指控的罪行,这已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抗辨交易。美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经常缺乏制度监督而遭到指责,日前有许多关于运用指导原则构造并控制建议,法官也被鼓励参与抗辩交易程序。

日本检察官拥有广泛的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决定权。但是日本还规定有条件释放。被指控的人在最终不起诉的决定作出之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韩国规定了对少年犯实行考验期的暂缓起诉的制度,即所谓“慈父般管教环境内少年犯暂缓起诉”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少年犯置于自愿的考验官员监督之下将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根据《检察法》,英国检察官可以公共利益为由运用自由裁量权而不起诉。该法第6条列出了事由供他们在评价公共利益时参照,这项规定是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指导原则。

泰国检察官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拒绝起诉,《泰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德国法典中的强制起诉的规定。由于泰国缺乏这项规定,便采用了适宜原则。现在泰国法院案卷堆积如山,监狱已人满为患。司法部门正在考虑是否采用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似,印尼的检察官也同样很少运用自由裁量权,尽管首席检察官拥有该项权力。

5.检察官的控制。各国关于检察官的控制制度也不同。日本设有“检察复核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司法工作。检察官不起诉决定复核委员分成员从选民中产生,美国没有“大陆审团制度”,由法律专业人士、社会代表组织,负责复核检察官的未起诉决定。

绝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有某种内部复核的规定。如原告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适当的上一级检察部门或向首席检察官(在共和制国家中)申诉要求复核。在韩国,如果对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仍不服的,可进而向总检察长申诉,对检察官决定的申诉和再申诉类似于向法院上诉。另外,原告还可向宪法法院申请最终判决。

在德国设有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控制检察官的行为,自诉、伤害案的原告可对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向各省检察长申诉,如被拒绝,可向高级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复核。如果法院认为起诉是合适的,可命令检察官起诉。

还有一些有趣的控制检察官的方式,即检察类推规定。在日本和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检察官对滥用权力构成犯罪或执法人员侵害公民的犯罪案件拒绝起诉,任何人都可要求法院复查该案,并交付审判,如果要求被许可,法院应指定一名律师监督检察官的工作。

在美国,如果公正的调查和审判不能通过普通检察程序获得成功,议会可以指定私人律师作为检察官(应是以独立辩护而出名的)进行起诉。这种规定适用于高层官员腐败或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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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的研究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

关键词: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 [1]刑事立案中存在的“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司法机关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解决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看，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的立案通知不予执行，检察机关该如何继续行使检察监督权(注：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置之不理的情况经常发生，这里举一例为证：被告人阮某于某日晚利用看麦场的机会，以暴力手段将前去麦场取农具的同村女青年林某强奸。林某被害后当即到乡政府告发。但乡政府个别干部却认为两家同住一村，原来又没有什么矛盾，没有强奸的因素，而且一个人对一个人，如女方不同意，进行反抗，男方也不能达到目的，遂以通奸作结论，责成被告人作出检讨而了结此案。被害人及其父母不服，向县公安局告发。公安局则认为乡政府已作处理而不予受理。被害人又告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院按照案件立案管辖的规定又转到公安局，并建议公安局对此案及时查处。公安局派人前往调查，经讯问被告人，被告人不承认;故未立案。尔后，被害人又告到检察院，检察院经详细询问被害人并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认为，被害人告发情态自然;乡政府调查时见到被害人衣服撕破，手皮擦破以及裤子上附有精斑等;两家无矛盾，被害人与被告人平日来往不多，不存在诬陷的可能。因此认为，乡政府的原处理是错误的。据此，检察院再次通知公安机关，要求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认为已经调查过，拒绝受理。该案例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缺乏足够 1 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 [2]因而未能对刑事立案开展有力的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摆在法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立案的性质

刑事立案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程序的一个环节，理论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立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 [3]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事诉讼立法规定来看，还是从刑事诉讼的过程来看，立案都只能是一种具有明显程序性的启动诉讼活动的一个环节，其本身隶属于侦查程序，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诉讼程序的实质属性。

从我国立法的规定看，无法表明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程序地位。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一法条把立案与侦查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视为一个程序。因此把立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所以，笔者认为，加强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加强对刑事侦查的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事立案这一环节的检察监督，可以实现对立案侦查程序的检察监督的完整性。

二、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规定很不完善。对刑事立案“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只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 2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这一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立案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但立而不侦或者怠慢侦查怎么办?侦查工作不是机械的作业，需要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形式上的立案，实质上的久拖不办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

对刑事立案“不当立而立”的检察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干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有的以合同诈骗犯罪立案来帮助民事案件当事人追债;又如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而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时，公安机关以被执行人报案而以抢劫立案为由出面干预执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刑事立案的条件不明确，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

考察国外一些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可以发现，尽管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是，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与控制仍然是十分有力的。

在意大利，检察院的首项职能就是主导刑事侦查，警察必须接受检察官的指令，由检察官决定刑事侦查的进程，整个刑事立案的控制权在检察官手中。在法国，检察官兼具有司法警察的所有职权，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一切侦查活动，可以要求司法警察就一切犯罪提供报告及移送案件，并可受理告发与告诉。法国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刑事立案的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案件的立案都要受到检察官的监督，而且检察官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美国，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可他们也有权参与侦查工作。有些检察机关有自己的专门侦查人员，有些检察机构则经常从当地警察局抽调侦探组成侦查队伍。特别是当警察人员因受不公正之利害关系牵制不能

公正进行侦查工作的时候，检察官往往亲自主持开展侦查工作。由此说明英美国家刑事立案侦查的权力也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掌握的。

在日本，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一种诉讼构造。一般认为，侦查是警察的责任，警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也受到了检察官的制约。日本检察官对警察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罢免不服从指挥的警察;二是决定自行侦查。司法警察在对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时，需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对司法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制约，故日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指示、指挥权。[4]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司法警察在接受告诉或告发时，应当迅速将与之有关的文书及物证送交检察官，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自行侦查;检察官为了保证公诉的提起，有权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一般性指示及一般性指挥。为确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优势地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了警察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指示、指挥行为的惩戒。在司法警察职员没有正当性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情况下，认为有必要时，检察总长、高等检察厅长或地方检察厅长，对于警察署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或都道公安委员会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对于警察署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对他有惩戒或罢免权限的机关分别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

可见，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还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职权主义，抑或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主义，虽然各国检察监督模式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但检察官对包括刑事立案在内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检察监督的强化发展，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程序规律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诉讼程序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地运作。为了规制公安机关对刑事立案权力的行使，应该用诉讼程序理论来说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 4

诉讼程序理论中，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中与检察机关关系，在西方国家采用“侦检一体理论”，(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侦检关系模式只有一种即侦检一体化模式，大陆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紧密型，英美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松散型。(编者注))我国强调“侦检分工制约理论”，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是我国构建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具有检察监督的制约权，而这种制约权应该既包括对“作为”行为的制约权，又包括对“不作为”行为的制约权。权力也是职责和责任，不依法行使权力是一种失职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督。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作为”的行为，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审查批准、审查起诉等环节进行检察监督，而对于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不作为行为，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那么“侦检分工理论”也是不完善和不全面的。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中“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现象的检察监督是全面落实“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不采用“侦检一体理论”，但应借鉴“侦检一体理论”中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检察监督，[5]并将立案和侦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察监督，使“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三、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实施情况来看，如果不辅之以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改革，诉讼程序的公正必然难以实现。根据司法实践及他国的立法经验，笔者就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程序，提出二项改革的建议：一是对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仅可以指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且公安机关不按照指令办理时，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在公安机关不按照检察机关立案指令办理时，保留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选择权力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从“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上看，自行立案侦查是有效制约、打击犯罪的监督手段。当一个人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这件事情应付了事，而立案侦查是需要积极去做才能有成效的，与其让公安机关消极立案侦查还不如改变立案侦查的主管机关更有效果。另一方面，从“侦检一体理论”和“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相互借鉴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在坚持“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同时，适当借鉴“侦检一体理论”的某些精神，吸收国际上的一些通常做法，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刑事案件行使立案撤销权，可以使刑事立案工作更加规范化，建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报送有关材料，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确实不应当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本文原载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上

注释:

【参考文献】

[1] 王步顺.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J].江西社会科学，2000.(1).130.[2] 赵景川，宗淼.论立案监督的制度保障[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21.[3] 赵志建.对刑事立案问题的探讨[J].法学杂志，2002,(5).8.[4] 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61.[5] 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法学研究，1999,(1).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四篇：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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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

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法》。其中《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经济状况为决定条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与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则确立了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确立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三是法律援助职能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过窄，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不畅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来思考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

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

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办案的律师也不例外，如果连律师办案的成本都无法支付，长此以来，律师办案的质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过分依赖社会资助，我国政府应切实负起责任来。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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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刑事庭审制度研究 书评

《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书评

该书作者龙宗智是一位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人物”，他一方面坚信现代法治理论，憧憬中国法治的春天；另一方面，又限于国情，举步唯艰。沉默权、阳光法、检警一体化等等美好的理论设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编写的《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一书是他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司法制度研究方向内得出的重要成果。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和重心，建构合理的庭审制度理论对于刑事诉讼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的价值。而且新型事诉讼体制下的庭审环节，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通过探讨庭审的基本理论以及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研究整体上的制度协调和微观意义的制度填充，对于新的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章节梳理

本著作共分10章，前四章论述庭审制度的一般性问题，如庭审的要素、功能和价值目标；庭审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庭审制度的前现代类型和现代类型时势比较研究；关于中国新的庭审方式的特征与模式等，可谓“总论”。后六章则属于“分论”的内容。分别论述庭前的公诉审查和证据开示程序，庭审调查和辩论程序的基本问题，法庭公诉和辩护中的问题。尔后，对庭审调查的重点和难点——人证调查进行了专门研究，对法官的审理和裁判作了专门研究。

第一章序论共包括三节。第一节是庭审的构成和法庭的设置，具体来讲包括庭审的构成要素，庭审设置的社会学和符号学意义和法庭位置及其文化心理分析。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分别论述了庭审的功能和价值目标以及庭审制度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的具体内容是刑事庭审的原则和原理。在第一节中阐述了刑事庭审的结构原则。其中就是我们熟悉的四个方面：法官独立、法官中立、司法至上和诉辩平等。在第二节中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刑事庭审的审理原则，也即审判公开、直接言词、辩论质证和集中审理原则。第三节是刑事庭审的四个裁判原则：诉判同

一、证据裁判、依法裁判和有利被告的原则。第三章是庭审结构类型比较研究。在两节中分别从前现代刑事庭审结构和现代刑事庭审结构两个时间段的视角对审判结构的比较评价。第四章是对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的特色与模式基本问题的分析并提出了改革完善刑事庭审制度的目标模式及路径。第五章进入到了庭前程序研究，包括庭前审查程序研究和证据开示程序研究。第六章庭审调查和辩论程序研究在证据调查的顺序与方法、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制度评析、对物证、书证等非陈述征据的调查、关于诉讼异议与诉讼辩论、关于证据移送和庭后“废话审判”及相关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论述。随后的第七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该章花了四个小节具体阐述了人证调查特别研究。征人出庭作证及其制度完善、书面证言的运用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变通、书面供证与当庭供证相矛盾时书面供证的运用、人证调查方式之一：交叉询问和人证调查方式之二：对质询问。在随后的文章中，笔者也会着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

第八章法庭公诉与辩护研究从公诉变更的意义及立法的疏漏上演绎公诉变更权的归属和公诉变更的程序两个问题。第二节是关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设。作者从英美法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和大陆法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再到我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问题这样推进的方式进行解答。第三节是关于刑事僻护及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界限。第九章的第一节说明法官的审理权力和责任并在下一节中进行了法官认证问题的研究。第三节中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分别论述了庭外调查核实的性质和意义，条件与范围和所采用的手段及其处理。在最后的第四节是关于我国陪审制度模式的选择。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模式功能分析中总结归纳，并谈论了我国陪审制度模式与路径的选择。第十章刑事判决研究。首先是第一节，关于判决改变罪名问题。第二节关于“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方式，第三节关于判决书应加强判决理由，说明判决理由的意义和实务中的问题。第四节关于刑事判决的既判力的主要内容就是 “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其意义、实现方式和中国刑事诉讼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通过对各个章节基本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龙宗智先生这本书从理论到实践，结合实际再回到书本的特色。刑事庭审，是指法官在其他诉讼关系人的参与下在刑事法庭以特定方式审理刑事案件的活动。为实现其功能，法庭审判应具备四大要素：(1)主体要素。法官与控辩双方是庭审诉讼主体，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因起辅助作用是庭审法律关系主体，法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庭审主体；(2)客体要素，即刑事案件；(3)时空要素。庭审进行于特定时空，庄严性为其空间特性，连续性为其时间特性。法庭设置方式属于“法院生态学安排”的内容，可以反映庭审的精神和结构；(4)方式要素。法官和其他庭审主体采用哪些步骤、行为和程序以推进和完成庭审。刑事庭审文化是基于一定历史生活条件产生的、并能决定一定时期刑事庭审的地位、功能、范式、运行的群体观念。刑事庭审文化具有社会物质条件决定性、群体性、刑事庭审决定性、恒定性等特点。刑事庭审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刑事庭审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有利于刑事庭审功能的全面发挥，有利于刑事庭审制度的完善。

诉讼是控辩审三方以特定形式组合，并以法庭为主要空间展开互动关系的一个法律构造。而庭审法律制度构筑了特定的法的空间。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审判制度尤其是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改革。近七、八年来的实践，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制度体验，而且时间的流逝形成了一定的距离，便于对当时的制度改革进行比较从容的评价。

二、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

庭前审查程序的设立有其理论上的基础。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由刑事诉讼价值论及刑事诉讼构造论构成。前者以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及其刑事诉讼中的冲突和选择为研究对象；后者以由一定的诉讼价值观所决定的，通过一系列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关系及其矛盾与矛盾之调和为研究对象。刑事诉讼的所有实践，均建立在刑事诉讼的价值和构造原理之上。任何一种刑事诉讼模型，其运作都是围绕控、辩、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而展开的。在决定刑事诉讼的具体模型时，无法回避的困难是，一方面，刑事诉讼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发现犯罪、证明犯罪，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从而实现刑法的任务；另一方面，刑诉法又应当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规则，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处罚和保障对罪犯进行公正适当的处罚。任何一种刑事诉讼法都不会选择单一的目的，但是，在对待惩罚和保障的相互关系上，可总是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当事人主义模式重在保障，诉讼的主动权委诸当事人，当事人在诉讼中居于主体地位；职权主义模式重在惩罚，国家专门机关掌握诉讼主动权，在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

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当然应该是惩罚和保障的绝对平衡，但是，这种状态很难达致。正因如此，理论和实践中的纷争才不会平息．如果把问题简单化，那么，我们更常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两种目的发生了直接冲突，哪个目的更值得维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刑事诉讼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惩罚目的从来没有被放弃，而保障目的越来越被突出。今天，我们对于严刑峻法和刑讯逼供的彻底否定，就是对历史结论正确性的铁的证明。刑事庭前审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阶段性程序。毫无疑问，在这一程序的构建中，也会有诉讼目的间矛盾的显现与调和，也必然要把控、辩、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程序内容安排时的出发点。

亚里士多德说：人不是神，让人来裁判案件，就会在理性中渗入兽性。因此，法官碰到了许多上帝碰不到的问题。一方面，案件的事实如何查明，特别是如何把握客观的事实在主观中的凝固，这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主观印象痕迹和客观物质痕迹中去探究事实真相的道路是崎岖的，法官必须要穿过“悬置于真幻之间的‘罗生门’”，甚至有时还要通过“直觉---灵魂之眼”才能确定事实的真相。

庭前程序的改革向贯彻排除预断原则迈进了一大步，同时照顾了新旧制度的衔接以及司法的现实，但仍存在问题：庭前法官了解案情不全面可能造成“预断的扭曲”，庭前审查的内容不确定，以及实体审查不能排除而可能导致新的“庭审走过场”。庭前程序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程序，证据开示是实现诉讼的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举措。

三、庭前审查程序的价值体现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追求的耳标。公正与效率也一直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主题，是一对相互依存的价值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公正与效率都能反映保障与惩罚的目的，但它们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公正，既要保障被告人，也要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对真实罪犯恰如其分的惩罚，才是全面的保障；效率，绝不意味着不择手段地完成刑事追诉，也包含着尽早让无罪的人得到解脱前的羁押。在当代社会，由于司法资源的稀缺，除了公正，效率也已成为衡量刑事诉讼是否科学与文明的另一重要尺度。在刑事诉讼中，一方面，国家投入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的多寡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其数量总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国家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必然要通过诉讼程序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为此付出相应的司法资源。由于现代社会矛盾增多，犯罪现象呈现上升趋势，从而生成了司法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兼顾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由紧张趋向缓和，因此也就成为了刑事诉讼改革所必须率先破除的一个“瓶颈”。即如罗马法在其开篇给公正（正义）所下的定义：“长期和永恒的决心，要给每个人应得的东西。”而从刑事的角度讲，公正就是一种对应关系和因果关系，指恰如其分地惩治那些应该惩治的，保护那些应该保护的。

对庭前审查程序而言，一方面，司法效率是庭前审查程序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要求，即要求司法资源在庭前和审判环节之间进行分配时，庭前审查程序不得受到损害。庭前审查程序的功能性。庭前审查程序的功能定位，就是我们在设计该程序时希望其发挥的作用。一般来说，庭前审查程序应具备以下两方面作用：第一，抑制公诉，防止不应追诉的案件轻易进入审判程序。这是庭前审查程序的主要功能。它体现了审判权对公诉权的监督，通过审查公诉行为，防止公诉权的滥用，保护公民的免受不当追诉的权利。第二，为庭审做准备，这主要是要求庭前审查程序能起到初步展示证据、整理争点、明确待定事实等一系列旨在保证庭审顺利、高效、公正地推进的作用。笔者认为，庭前审查程序本身并不必然生成前述不足。纵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在正式进行法庭审理前，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庭前审查制度。例如德国的“裁判是否开始审判程序”；法国的“二级预审制度”等等。这些事实亦说明，合理、科学的庭前审查程序是能够发挥其功能性的。需要去做的只是将目前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进行必要的改进，发挥其最大的功能。

1212唐磊；‘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法理分析h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126页．4.秦宗文：‘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2001年11月第1期，57页． 当前研究庭审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庭审是诉讼程序的中心。刑事庭审是实现正义的工具，我国有学者主张“诉讼程序只有摆脱它对结果的依附地位，才能够成为独立的正当性的源泉。”刑事诉讼确实负有查明案件事实的使命，但刑事诉讼同时承载着制约司法机关损害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使命。“法院认为自己是使个人权利遭到政府滥用职权之害的保护人。”不论是被告人最后被认定为有罪还是无罪释放，只要程序按照人们认可的立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刑事诉讼的进行就完成了其使命，人们寄托于刑事诉讼中的正义理念就得到实现，而不是取决于部分人事先所预期的这样或那样的结果。因而，独立于结果以外，程序本身体现正义。

43四、庭前审查程序的一般原则

庭前审查程序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模式设计和运行必然在一定法律原则的引导下展开。防止预断原则。从心理学角度讲，预断、偏见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事人的思维和判断。“由于法官的证前可能性，形成于对当事人的确提出诸多证据的审理基础上，因而变得越来越不准确，最终令诉讼过程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因此，合理的庭前审查程序必须遵循防止法官预断的原则。法哲学家戈尔丁将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要求就是法官的中立性，这种中立性具体化为三项内容：“（1）‘任何人能不能充当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2）结果中不应包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 6

5五、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程序作出了两项修改：其一，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我国的刑事诉讼逐渐由原先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变为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职权主义为补充的新型混合式诉讼模式。其二，废除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在庭前审查后可以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以及法院可以进行庭前调查的规定。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为旄行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庭审制度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庭审的实质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官的先入为主。

（二）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设想

一个完整、合理的庭前审查程序，应当能够实现两项价值、揉和三种功能。两项价值，即公正与高效；三种功能：即促进审判中立、选择程序适用、明确事实争点的功能。每一种功能主要由不同的具体制度来承担，同时，各制度间需有一个整体上的协作、配合，使公正、高效的价值目标得到统合。刑事庭审这一诉讼活动，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社会民众已经将信仰赋予其上、融于其中，刑事庭审的启动就是民众信仰的实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像人们永远不能忘记法西斯的反人道罪行一样，在法制的建设 3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 页.[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载《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第38页.5 [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听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54页． 6 [美]戈尔丁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页.7张军、郝银钟：《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7页.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和操作上，我们不能患所谓的“民族健忘症”，而要始终记住这些历史的教训，警惕那些具有野蛮残暴和反理性特征的司法审判重演。针对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现状，当前，急需考虑设立和完善三项主要制度：

一、建立预审法官制度

防止公权利的滥用，避免不必要甚至错误的追诉，保障被追诉人的权益，就必须完善我国公诉权的制约机制。立足国情、探究实况，我国的权力制约体系中，最有效的当属权力对权力的控制，这种类型的控制通过程序的规定及运作来实现。现代法治国家之所以强调限制权力，根本的动因是：“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建设预审法官制度后，预审法官主要负责以下工作：指令控辩双方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方的案情陈述。预审法官在对控辫双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后，应当集中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决定是否开庭审判及是否改变管辖；(2)整理和明确讼争议要点；(3)解决证据保全、证据可采性、证据展示及其他与证据有关的法律问题；(4)决定案件是否分流及审理案件应适用的程序；(5)其他为庭审而作的准备工作。

二、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所谓证据开示是指在刑事诉讼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对其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依照一定规则进行的相互告知、交换、查阅的诉讼制度。第一，先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然后，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抗制庭审方式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已由职权主义转变为以当事入主义为主导、职权主义为补充的新型混合式诉讼模式。

三、完善刑事案件简易程序

完善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是为了完成案件的繁简分流。如果把普通程序理解为唯一的正式审判程序，那么，简易程序理所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案件的审前处理方式。我国的刑事案件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时，针对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而适用的较普通程序更加简单的诉讼程序。刑事庭前审查程序，是以程序正当为前提，以审判高效和顺畅为追求，以妥当控、辩、裁三方的关系为特征的而建构的一种程序。当然，这一程序能否如愿建立、如何建立，还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最困难的，是对之具有决定作用的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形成。8

六、结语

由于掌握的资料不足、个人的感悟有限等原因，本文对某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可能没有触及，或者仅仅浅尝辄止，对有些问题论述不透不深，但我会以这篇论文为起点，继续致力于对该书的深入研究。希望本文对于本人在学习研究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证据立法以及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深化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取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347页．

参考文献

[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取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347页．

[2] [美]戈尔丁著，齐海滨译：《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页.[3] [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听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54页．

[4] [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载《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第38页.[5]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 页.[6] 秦宗文：‘论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改革’，2001年11月第一期，57页． [7] 张军、郝银钟：《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7页.[8] 唐磊：‘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法理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126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