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场地区检察监督职能的认识(大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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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对农场地区检察监督职能的认识

对农场地区检察监督职能的认识

毛毅佳

内容摘要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行使检察监督的权力。我国刑法、刑诉法都概括规定了实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地处安徽南部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地区的检察监督工作为例,主要通过对白茅岭地区派驻检察的历史延续,探讨检察机关在监狱及农场地区的职能。

关键词 农场地区 检察监督 主要职能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行使检察监督的权力。我国刑法、刑诉法都概括规定了实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方法。我国刑诉法第222条、223条、224条、最高法刑诉解释第353条、365条、最高检刑诉规则第412条到436条等法律、司法解释都详细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监督的内容。上海市目前在安徽南部有军天湖、白茅岭两处监狱,其前身为军天湖农场、白茅岭农场,另在江苏北部有两处农场,实行劳动教养。本文以皖南白茅岭农场为例,主要探讨检察机关在监狱及农场地区的职能。

一、农场及农场检察院简介

农场地区简介。以地处安徽省南部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 为例,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又称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建于皖南郎溪、广德两县交界的丘陵地带,占地40.5平方公里,1956年3月开始,作为上海市内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60年代后期,白茅岭农场开始接受法院判决后的服刑人员(已决犯)进行劳动改造。20世纪90年代,上海曾有将近一半的服刑人员在白茅岭农场接受劳动改造。2004年4月,白茅岭农场中心监狱建成,服刑人员集体搬迁至中心监狱服刑,结束了以往几十年的“农田散放”的改造方式,服刑人员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都有极大改善。同时白茅岭农场分为了大墙内的监狱和大墙外的社区两个独立管理单位,实行由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统一领导、分别管理的模式。

白茅岭农场区检察院的历史:198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达的通知中提出:“北京、上海两市设在外地的劳改单位,应由该两市中级人民法院派出法庭,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出和法院相适应的检察机构。”。1984年,上海市白茅岭地区检察院开始筹建,1985年11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正式成立了上海市白茅岭地区人民检察院,作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行使县级检察机关职权。白茅岭检察院内部机构设臵1室1科,即办公室、业务科。其干部配备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各区、县人民检察院派出,每 1~2年轮换一次。地址在安徽省郎溪县白茅岭农场内。1988年10月1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易名为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区人民检察院。2005年4月20日,根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调整派驻检察机构,整合监所检察资源的思路,上海市军天湖农场区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区人民检察院实行合并,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区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被撤销,其全部业务职能由上海市军天湖农场区人民检察院新设的驻白茅岭监狱检察室承担。目前,军天湖检察院承担着对上海市军天湖监狱和上海市白茅岭监狱的检察监督职责,驻白茅岭检察室干部日常办公、住宿仍在白茅岭农场内。

二、白茅岭检察机关的职能

综上可见,农场检察院最初主要为刑罚执行监督而设立。而所谓刑罚执行监督,即检察监督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对监狱的监管活动,对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对罪犯又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立案、侦查和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受理被监管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等工作。

2005年后,随着白茅岭中心监狱的投入使用,农场、监狱的分离,农场检察院的职能范围逐步扩大,从以往单纯以驻监检察为主转变为以驻监检察、县级检察院基本职能并重的格局。截止2010年末,白茅岭监狱在押犯1800余人,分为五个监区,白茅岭农场地区人口5000余人,有社区机关、监狱机关、部队、学校、医院、工贸公司、茶场、超市、酒店、浴室等机关、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数十家单位。农场人口已经大大超越监狱在押犯人数。农场内经济、社会活动逐年增多,属于检察机关职能范围的案件、事件也逐渐显现。具体体现在:

(一)驻白茅岭监狱检察室日常的工作职责已经超越驻监检察的范畴,包含了监所检察条线的所有业务内容。如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按职能不属于驻监检察室职责范围,但在2010年底,就出现户籍地在农场地区的刑事犯罪人员被裁定暂予监外执行返回原籍的情况,驻监检察室同白茅岭地区公安局、社区相互配合,由驻监检察室干部赴上海外调,调取监外执行人员基本情况及在上海常住地的表现,并监督农场公安局将该人员纳入重点人员列管之中。

(二)驻监检察室的职能也体现在预防犯罪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上海发生“11〃15”特大火灾后,农场社区机关、农场公安局同驻监检察室密切配合,在农场地区开展排查消防安全隐患行动,由农场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列明检查情况和安全隐患、要求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三)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近几年来白茅岭农场地区社会稳定,刑事案件甚至治安案件都处于偶发甚至不发的状态,但也曾发生过故意杀人未遂、强奸等案件,此类案件都 由驻监检察室办理,并由驻监检察室检察员代表检察机关出庭公诉。

(四)法制宣传教育方面。驻监检察室定期同驻地武警部队开展法律知识问答,在武警部队内部报刊上登载《检察官说法》栏目,丰富官兵的法律常识。社区机关、监狱纪委等则不定期邀请检察干部为农场干部、干警开展法制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五)其他工作方面。如在2010年7月的安徽当地大暴雨中,农场驻军及干警为确保白茅岭地区安全,全力抗洪抢险、驻监检察室则及时制发公函,逐一列明监狱、社区的重点部位,要求农场机关及时制定、传达防汛预案和措施。

由此可见,白茅岭农场驻监检察室的职责已不局限于大墙之内,而是立足于整个农场地区,干部编制5人的白茅岭驻监检察室,堪称最小的“检察院”。据此,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各区县检察院的职能分工,目前农场地区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应当包含如下内容:

(一)依法对辖区内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二)对辖区内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批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三)对辖区内一般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起诉,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四)依法对监狱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五)依法对辖区内民事和行政案件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六)受理公民控告、申诉和检举,办理刑事赔偿事项;受理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举报工作。

(七)分析、研究辖区内贪污贿赂、渎职和侵权犯罪的动态、特点、规律及社会治安状况,提出防治对策;开展预防犯罪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八)对于检察工作中遇到的应用法律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解释和建议。

(九)承办应由农场检察院负责的其他事项。在农场地区检察院的职责中,依法对监狱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保障刑罚的顺利实施、维护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则又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具体则是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开展同步检察工作,即在监狱机关对服刑人员开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审查的同时,进行书面的合法性审查,同服刑人员谈话,了解其大帐收支、以及重点人员的减刑假释开庭审理的现场监督等工作。

三、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派驻农场检察机关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为确保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当地农场社区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良好作用,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熟悉监所检察业务的检察干部。但是农场检察机关在日常工作中也同样面临各种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以期探讨。

一是农场检察院检察员的法律资格问题。农场院目前干部由各单位选派,每两年轮换一次,检察长、副检察长任期三年。根据检察官法第五章第十二条规定,“检察官职务的任免,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办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农场地区当前并无人民代表大会,由社区管委会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农场居民户口在农场本地、本市宝山、闵行等区。目前农场院正副检察长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则据此,检察员也应由市人大任命。而现实情况是农场院干部的检察员资格由各所属区县人大任命,检察员的工作权限应在本辖区范围内,农场地区则明显不属于各区县所属。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由检察长临时性任命助理检察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亦或是具有检察官资格的派驻干部由原所在区人大常委会撤销其检察员资格,改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二是驻白茅岭监狱检察室是否可以将“监狱”二字去掉,更名为驻白茅岭检察室?如前所述,农场检察机关的工作已不仅仅局限于大墙内的监所检察,而在农场检察院设立之初,就已规定了行使县级检察院职能,白茅岭检察院虽然已与军天湖检察院合并,但驻白茅岭检察室的职能仍与合并前相同。根据农场当地社情民情,检察机关的职能应得到加强,即根据需要,充分履行县级检察院的职能,为维护农场地区的稳定发展而服务。

三是是否可以通过市人大立法,或者部门规章、工作纪要、备忘录等形式,加强监狱与农场检察机关的横向联系。排除目前部分监检关系靠“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熟人好办事、生人走不通的局面,使全市监、检部门监督与被监督的形式、内容大致统一,排除人为的干扰因素。如白茅岭监狱同军天湖检察院目前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总结前半年工作、计划下半年安排,白茅岭检察室则每周参加监狱工作例会。如果能在更上层以文件形式固定横向联系的方式方法,则能对所有驻监检察室、监狱产生约束力。

四是农场区检察院没有对辖区内民事和行政案件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农场内没有派驻法院,而农场干警、职工甚至服刑人员在面临民事法律问题时,一般在安徽当地法院或返回上海户籍地及居住地的法院寻求解决途径。但这一点却造成了农场区检察院行驶县级 检察院职能的不健全。为保护农场地区居民的法律权利,农场地区检察院的民事检察权力是否可以得到认可呢?

交大法硕班 毛毅佳 67号 2011年4月21日

第二篇:检察监督申请书

检察监督申请书

申请人:周广洪,男,汉族,职业个体户,农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3,住址:济宁市高新区柳行街道办事处南营村文明西街115号。

申请事项:请求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检察监督意见,对申请人认为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3)岩法委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确有错误所提的申诉一案,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并依法在两个月作出决定,或直接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事实和理由:本案被申请执行人沈忠鑫在养猪有利润的情形下不按约定归还申请人(原告、申请执行人、违法确认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赔偿申诉人)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饲料费共计363618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沈忠鑫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人民币363618元给原告罗沂太,并支付自2007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9日对本案执行立案。时正值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养猪业的最高暴利期,连城县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猪场生猪(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会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如其不用金钱履行判决义务,则依法拍卖、变卖此生猪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个月内执行结案。但连城县人民法院却违反相关执行的法律、法规,推延不执行此可供执行财产,直到立案执行13个月以后在执行他案时,才将沈忠鑫猪场经廉卖转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残猪叫申请人先行接收处理,后指使连城县价格认证中心抬高价格,将当日只值35100元的生猪通过剥夺申请人的复议权于1个月后违法裁定为79396元,共给申请人造成判决财产权(含利息)至2009年11月2日止损失达53万余元。申请人根据2010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国家赔偿法的违法赔偿原则,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违法确认,以求获取相应赔偿。连城县人民法院在不争的事实下明知难以推卸责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证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证。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知这些假证与之前已确认可作为定案依据的真实证据相冲突,但还是采用这些假证于2010年7月27日以(2010)岩确字第1号《裁定书》作出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违法的确认。申请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不理会申诉人的申诉意见(附《申诉意见书》),不查清事实,不依据法律,于2010年12月13日(2010)以闽确申字第4号《裁定书》裁定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违法。申请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违反自家制定的相关执行工作的规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之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连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确认违法,于2011年5月13日以(2011)确监字第7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请人的申诉,致使申请人本应依法获得赔偿而没有获得赔偿。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违法赔偿原则。201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违法确认程序。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认为本案适用新的国家赔偿,于2012年10月15日向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申请司法赔偿。几经周折,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才于2013年1月21日立案受理,3月5日举行质证。但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通过质证,已经知道连城县人民法院无法(不能)对其实际的执行行为的正确性、合法性进行举证,依法应承当赔偿责任,却仍以两年前早已被新的国家赔偿法所取消的违法赔偿原则,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不违法确认裁定文书作不予赔偿的定案依据,于2013年3月13日《(2013)岩法院赔委字第1号赔偿决定书》里驳回申请人的赔偿申请,违反最高人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重新审查程序]之规定,于2013年4月1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无正当理由驳回申诉的情形下,则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期限应当对申诉作出决定为由至今已过80天没有决定(并表示将永远不作决定),严重违反国家赔偿法重新审查程序的规定。另申请人曾于2013年5月1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打报告请求指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查或直接审查本案,也至今未有回复。综上,由于各级人民法院不对本案因执行错误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依国家赔偿法作相应的赔偿,不仅导致申请人造成直接、间接损失各过百万元,还导致申请人的花生油厂、饲料加工厂停产、倒闭,现每月还应支付利息等各种费用1.7万余元。为此,现唯有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赔偿委员会重新审查程序第三款之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检察监督意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依法得以保护,故恳望贵院能予以大力支持,为盼!此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罗沂太 2013年7月8日

第三篇: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知识

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知识

(一)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部门的主要职能:抗诉

抗诉,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审判人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依法提起抗诉:

(二)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部们的其他职能:

1、执行监督:对人民法院执行活动违法或不当,依法进行监督:

2、支持(督促)起诉:督促受损害的国有集体单位行使诉权;支持弱势群体提起诉讼;

3、公益诉讼: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原告身份提起公益拆讼;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犯罪行为导致国家集体利益损失,依法提起诉讼;

5、初查、侦查:对审判人员、执行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职务行为进行初查、侦查;

6、调解监督:对法院调解结案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以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进行监督。

(三)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检察院提起抗诉: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7、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1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14、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请进行执行监督:

1、法院启动民事、行政执行程序违法,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不符合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规定;

2、有证据证明执行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定的;

3、擅自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给当事人造成一定损失的;

4、超标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财产给当事人造成一定损失的;

5、故意违法执行第三人或案外人财产的;

6、鉴定、评估、拍卖被执行人财产时为谋私利或者一方当事人利益,指使、暗示有关部门和人员违反规定故意压低或者抬高价格损害当事人利益的;

7、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违法;

8、作出的不予执行、中止执行和终结执行等裁定违法;

9、擅自使用、截留、挪用、侵吞、私分案件执行款及其孳息或者其他财产的;

10、执行人员消极执行的;

11、执行人员存在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12、其他需要进行执行监督的案件。

(五)人民检察院执行监督的方式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暂缓执行建议书等。

(六)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时需要提供的材料;

1、申诉状,申诉状内容包括:申诉书名称、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基本情况、申诉请求事项、案件事实与申诉理由、申诉人签名或盖章、申诉时间;

2、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或据以执行的文书;

3、证明申诉主张的证据材料;

4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当事人也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诉,如委托律师、法律服务所或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自己信任的人;委托申诉的,要有委托书。

(七)审查期限

对于申请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调(借)阅人民法院审判案卷,并在调(借)阅审判案卷后3个月内审查终结。

(八)受理费

人民检察院办理申诉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复制费用可以由当事人承担。

第四篇:会计对内部管理的监督职能

浅谈会计人员对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的监督职能谭京

凡是学过会计的人或者稍微接触过会计工作的人,相信都知道会计人员的两大职能: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这两大职能从我们学习财务知识的第一天起就深深的伴随在我们左右,从毕业到工作,从初级到注会,每天他们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就在中南土木集团2012年财务工作报告中,“会计监督”这个的关键词又再次被公司主管领导反复的提起,在公司面对日益恶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严峻的财务状况时,主管领导再三要求公司广大会计人员在履行好自身会计核算职能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自身对公司内部管理工作的监督职能。从领导们严厉的话语中不难看出,监督职能正是目前公司很多会计人员有所欠缺的。而做好现代财务管理工作已要求基层会计人员不能只是简单的会计核算,记账算账,做一个传统式记账先生,更重要的是做好公司的管家,做好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做好公司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要想所有的会计人员心中树立会计监督的意识,自身完成由核算到监督职能性的转变,财务部门还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如何更好的发挥财务人员的监督职能,我认为应从以下三点入手。

一、会计人员自身提高业务水平,树立会计监督的意识。

在公司内部,会计工作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等几乎全部经济业务都要经过会计环节转换为会计信息,会计人员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和企业的财务状况。

而监督职能反映了会计工作参与企业管理进行内部控制的作用,由会计人员进行内部控制,首先要会计人员必须自身先提高业务水平,提高沟通能力,树立风险防范和监督意识。这就要求我们的会计人员一定要在平时日常工作中要熟知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将公司的各项财务制度铭记于心,了解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以便自身在遇到问题和风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解决,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还要及时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员进行沟通,尽最大努力减少公司的损失,将各种可能出现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总而言之,会计人员要想更好的履行监督职能首先要在心中树立起主人翁精神,树立自己会计监督的意识。

二、会计人员深入到业务中去,真正了解所在单位的经济业务。

没有哪家企业的财务部门,能够摆脱繁琐的记帐管理。很大程度上,财务部门的工作就是对业务结果进行记录。业务部门需要向财务支取费用花钱去,财务部门的人会本能地考虑费用是否出自预算,费用是否合理。而在业务部门眼里,财务部门的人员似乎总在和自己过不去。于是我们就总能听见业务部门的人在说,“今天这个费用为什么不能报”,“那个费用为公司办事情怎么还要我自己掏”,“我上个月那个报销怎么现在还没下来“。另一面我们的财务人员从来都是拖着,这月拖到下月,下月拖到下下月,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财务周期没到,资金紧张,审批不合规,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比皆是,跟财务打交道真是烦透了!”这是公司业务部门的人在向财务部门抱怨。事实并非如此,财务部门来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也有他们的理由:谁想当他们业务的“拌脚石”?财务有财务上的制度,业务部门总是想当

然,他们根本不懂得财务管理要求,那些要求都是无理要求,我们就是按流程办事。看似这点点滴滴的小问题,有时候还真成了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矛盾的交点。业务部门为的是能更广泛地开拓市场,扩大销售额,而财务部门的目的是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将经营风险降至最低。谁也没错,然而这种各自为利的部门利己主义却成了“拌脚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部门的人员之间缺少交圈,财务人员方面则是缺少对业务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他们有时候更多是只为自己不出现错误,不承担责任考虑,有时候难免忽视了对整个业务前进步伐的把握。从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现在公司里的许多会计、出纳,他们仅仅是干好手头的事情而已,从不关注外面的世界。所以要想协助好业务部门做好工作,让自身工作水平有所提高,广大会计人员就必须多了解公司的一些战略发展,一些最新精神,一些经济业务的工作流程和细节,多向业务部门请教。了解了公司的业务实质,知道了经济业务活动中每一个细节的会计,才知道哪些费用需要支出,哪些费用可以暂缓支付,哪些报销费用可能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这样的财务人员再不是本位思考问题,他们就会从规避财务风险和促进业务发展双赢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找到这一平衡点。而从这一刻起,一个会计人员也就真正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和财务部门的价值。

三、公司通过不断完善绩效考核体系,激发会计人员的主动性。

作为一个在外打工的人,说的再多说为了公司之类的话归根到还是为了自己。所以公司在要求会计人员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多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对财务人员的薪酬与绩效考核体系也要和以往有

所不同,新的绩效考核指标,财务人员绩效评估指标中不仅仅是要有原有的事务性工作的评价指标,更应将考核重点放在会计人员能够发现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能够推进问题的解决等更高层次的选项上,当财务人员监督职能履行的同时能够得到领导和公司的肯定,并且能够得到回报,相信也会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工作的积级性,会计人员的主动性和监督的意识才会真正的挖掘出来。

第五篇: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

浅议检察对刑事侦查的监督xxx xxx 侦查权是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专门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它虽然只直接关涉到少数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着极强的力度,极易造成严重后果,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害。侦查是重要的审判前程序,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处于靠前位置,侦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以后各个环节阶段的质量,合理合法的侦查才能带来公正的审判结果。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侦查权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监督立案,侦查、审判、执行整个诉讼过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监督将是消除现存弊端的关键,本文将对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肯定我国各级侦查机关对刑诉法中有关侦查的制度和规范的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侦查权缺少制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进而影响案情的切实查证。1.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主要发生在某些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担心把人放掉会放纵罪犯;二是侦查工作出现“反复”,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侦查陷入僵局,羁押期满而未能结案;三是少数案情确实复杂,虽经批准延长羁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关规定处理。五是由于鉴定的原因等等。

2、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诱供、套供、骗供等问题时有发生。

3、侦查活动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如在严打斗争中,侦查手段的选择缺乏合理性,倾向于选择最严厉的方法,从而使严打的概括性精神转向具体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4、其他不按刑诉法办事的情况。例如,不允许犯罪嫌疑人对询问笔录中遗漏或差错提出实事求是的补充或改正意见;实施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行为不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等等。

二、检察对刑事侦查监督的途径、方法及其不足。我国检察院目前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主要有:(1)通过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进行监督。(2)通过派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有关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3)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因此,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发现侦查活动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有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口头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2)书面通知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方法适用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即对于侦查活动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在采取侦查措施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警检关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无权指挥公安机关。侦查和起诉在程序上被明显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机关独立进行侦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批捕和审查起诉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收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而且复查的案件,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活动的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调查报告《检察对刑事侦查明的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权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特别是刑事侦查权的行使频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和紧迫。(2)检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监督带有倾向性。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监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坚决和明朗。尽管法律要求检察机关要尊重事实真相,并同时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刑事侦查的一个基本情况表明,检察机关无论作为侦查机构还是作为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即使进行法律监督,也经常是从如何有效进行追诉的角度进行法律监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设立中立裁判者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诉力量的过于庞大和辩护方力量的继续萎缩,同时也无助于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这显然表明,只靠侦查机构负责人实施的内部制约或者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实上,没有中立司法机构的介入,没有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辩护律师参与范围的扩大,中国的侦查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难被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控辩双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进行对抗,裁判者居中裁判。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这个理念进行的。任何一个诉讼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并形成一系列与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项制度必须考虑与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国的庭审方式改革就引发了起诉方式的改革,同样对抗式审判也要求侦查制度的改革。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控辩双方力量的均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承担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侦查程序中也无从进行。一句话,中国的侦查程序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强制性措施,都是由侦查机构或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会经常带来诸如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主要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侦查构造。(3)侦检脱离影响起诉质量。侦查毕竟属于刑事追诉机制的一个环节,刑事追诉的成功与否,最终还要取决于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说服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诉讼中,案件不论是由检察机关还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诉都要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实施。可以说,在确保已经侦破的案件取得最终“胜诉”方面,检察机关要比公安机关承担着更大、也更为关键的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检警分离的体制,却造成负责对大多数案件进行侦查的机关,与负责对所有案件支持公诉的机关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将案件侦破完毕,其余的追诉工作也就由检察机关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侦破案件和实施鉴定的公安人员极少有出庭作证的,负责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很难获得公安机关的继续支持和配合。另外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挥公安人员进行侦查,而只能在必要时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这样一来检察机关就无法从起诉的角度对侦查进行指导,进而大大影响了刑事追诉的效果。(4)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际上脱离,也不利于促使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较少受到制约的现状使侦查人员缺少一种外在的压力,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忽视提高自身素质及改进侦查方法和提高技术手段,而是习惯于过多地依赖和使用强制处分权,尤其是偏重羁押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这些手段使用不当又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存在的违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对违法侦查缺乏制约机制而不能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并予以相应制裁,反过来又会强化侦查人员对这种现象的无所谓态度,形成恶性循环。

三、对完善检察对侦查监督的思考。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侵犯个人基本权益的现象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还难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刑事追诉机构带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构建这一程序时必须提高嫌疑人的防御能力,为刑事追诉活动设立一系列程序性障碍,以达到在国家追诉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之间形成抗衡的目标。另一方面,侦查程序又是刑事追诉机构发现事实真相、收集有罪证据的关键阶段。可以说,侦查机构能否成功地将刑事案件予以侦破,检察机关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说服法庭,将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侦查追诉活动质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坏。从这一角度来讲,刑事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益这一价值目标。根据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应当借鉴有关西方国家的经验,结束这种分离化和松散化的局面,走向一体化的诉讼格局。将刑事追诉的各个具体环节视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统一整体,视为追诉机构为发现事实真相、惩治犯罪而必经的诉讼阶段,使得检察机关对刑事追诉活动的成功承担最终责任。与此同时,为防止刑事追诉的集中化所可能带来的权力滥用情况,应当同时确保刑事追诉活动的各个环节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于某一个人的追诉行为和决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机构的授权、审查和救济。从我国实际出发,这种构造同刑诉法规定有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在短期内不会实现。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找到检察机关同侦查机关最有效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可以在侦查机关设置检察室,检察机关直接监督侦查活动,以增加透明度,从而使侦查与公诉真正成为一体,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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