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对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监督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对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监督的思考

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对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监督的思考 2006-1-23 【大 中 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对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一审法院执行。由于执行工作量大、任务重，全国各级法院为此设立了执行局，执行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少数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执行不严、违法犯罪现象，不仅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也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规定：“ 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笔者就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执行人员渎职犯罪要件的构成

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它解决犯罪的形成及法定条件问题，它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四个有机组成部分。渎职罪并非新罪，刑法对其犯罪构成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而对于执行人员渎职犯罪这个新罪名的犯罪构成也应该在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1、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且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执行人员渎职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审判机关的正常职责活动，这里的正常职责活动是国家为实现审判机关职能，保护人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而赋予执行人员从事执行活动的职权，是职责与权限的结合。如果只重权不重责，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责任的漠视和怠于履行，从而为司法腐败找到借口，成为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的一大诱因。

2、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它包括危害行为、行为对象、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等，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的危害行为必须与其职责有直接联系，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具体体现为：（1）消极执行。如以种种借口拒不采取执行措施，久拖不执，甚至长期暂缓执行；有的甚至将诉讼保全的财产擅自解冻解封，有的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为其对抗执行出谋划策；有的对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不查不找，漫不经心；有的搞地方保护主义，受托执行按兵不动，或者动辄中止执行。（2）违法执行。有的逾期受理执行；有的执行不公，不按程序执行，或者不按公平原则分配执行财产；或者对被执行财产估价过高或过低，损害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更有甚者重复查封、冻结，挪用执行款项等。（3）阻碍执行。地区法院之间搞地方保护，下级对抗上级，拒不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协调和指导。（4）盲目执行。主要是对错案的执行上，如案件中有的错定合同性质，有的错定合同效力，有的错定合同责任，有的确定债务数额有误，有的将刑事诈骗案件当作经济纠纷案件来审理，有的以裁定代替调解书、判决书。错误案件盲目执行必然是错上加错，引发事端，激化矛盾。其危害结果是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特大损失。

3、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执行工作应由执行员进行，执行员应由审判员担任，助理执行员由助理审判员担任。实践中大量的案件由不具备相应的资格的执行人员、临时人员来执行，由于其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不高，工作经验不足，工作方式粗暴，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只要身体好，敢打敢冲就可”的错误思想，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更容易出现以上列举的四种违法违纪，甚至犯罪的情况。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这些人员的犯罪应按渎职罪论处。

4、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及犯罪目的和动机。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执行人员的渎职犯罪中，作为的犯罪一般是故意犯，不作为的犯罪有的属于故意犯，有的属于过失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当然，界定该罪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缺一不可。要掌握从严，否则不利于执行队伍的思想稳定，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

二、执行人员渎职犯罪行为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特别是其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理应对执行人员的渎职犯罪进行监督，但是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作为专事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以及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部门，对司法机关中的执行队伍的监督却显力度不够，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1）、缺乏相应的立法。渎职侵权检察部门职责主要是对刑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如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活动的监督，及对司法工作人员如公安、监狱、法院审判人员枉法裁判、包庇犯罪的渎职问题的监督。而对执行人员的监督却仍是空白。（2）执行人员犯罪的隐蔽性强。执行工作主要是针对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及刑事判决中的财产部分等法律文件，较少涉及刑事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涉及民事方面的问题，被执行人对执行人员的渎职犯罪状告无门或不知去那里申诉，造成其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或虽被发现却被轻描淡写的批评、警告等内部行政处分一笔带过。（3）取证难。正是由于执行人员的犯罪隐蔽性和行政的过多干预，造成对执行人员的犯罪取证难度加大。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执行人员的渎职犯罪活动的监督却有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所不具有的优势。首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受理民事行政案件的来信、来访申诉，承办本院管辖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可见，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任务决定了它可以通过被执行人对执行不服的来信、来访申诉而迅速了解案情，获得第一手的证据材料，对执行人员的犯罪活动较早掌握，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对犯罪的打击惩处。其次，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和渎检部门联合，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执行人员渎职案件进行初查，对不构成犯罪的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停止执行人员的违法侵权活动；构成犯罪的，初查获得一定的证据之后移交渎检部门立案审查，达到起诉条件的移交公诉部门提起诉讼。这样既有利于发现执行人员的渎职犯罪，又有利于案件的从速从快侦破，维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另外，随着民事行政检察力度的加大，其对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和执行人员的执行活动的监督必将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监督手段，对执行人员渎职犯罪的初查也将成为其监督法院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之，随着立法活动的不断深入，法院强制执行作为法律理论界和司法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人民法院也相继制订了有关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问题的规定、执行工作细则或执行工作条例等，民事强制执行法的探讨必将为法院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打下基础，执行人员的渎职犯罪问题也将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二篇：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论改革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进入了一个整合时期，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需要得到法津规范的调整。这个时期的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法院及法官的一些违法审判行为游离于检察监督之外，群众呼声较大；当审判公正出现问题时，人们对监督者的作用寄

予了更高的期望。所以强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顺应社会的需要。

一、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

民行检察开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规定。目前民行检察主要业务：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或监督起诉；其中只有抗诉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有一定的强制效力；但其对审判工作仅仅是程序上的影响，在实体的判决结果上发挥不了监督作用，任凭你抗诉理由千千条，再审时完全可以置于一边。实践中，各级法院更是对检察监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责难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触知错不改或者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这直接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人们形容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不良后果，不论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实质上执掌的是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至于检察建议，法院更是爱理就理，不理便如同废纸。支持起诉工作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仅要取得企业的配合，还要恳求法院的支持协助，其中不仅体会不到丝毫监督者的凛然，反而觉得为完成工作任务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欠了别人的情；这应该是监督者的悲哀。

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消除立法缺陷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权利配置的结果,同时更具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没有程序上的系统性；造成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要强化民行检察监督，使民行检察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就必须从立法上完善法律监督程序，使民行检察监督有法可依，使操作程序系统、规范并趋于科学合理；为达到监督效果可否在立法上着重明确以下几点：

1、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还没有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我国《宪法》中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据此推论，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民行公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基于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启动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民事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包括：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诸如：资源保护、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没有起诉主体或受侵害对象为群体的重大民事案件；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2、赋予检察机关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且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为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即不能妨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建立了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可以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

3、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定唯一方式。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所以，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是及

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基本保证。还应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最起码要明确规定：再审判决必须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做出明确合理的回答，以避免法院再审时脱离抗诉对其的制约关系。

4、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

里的“审判活动”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还包括执行；因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执行的作为与不作为，同样可能出现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5、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现行民诉法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缺乏有效途径，必须依赖于下级院的提请，这样费时费力，增加诉讼成本。实际上，上级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所以，应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这样规定也必将促使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重视。

6、发挥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应明确规定若检察院的抗诉法院再审后不予纠正，检察院仍认为法院裁判错误的，在当事人坚持申诉的情况下，可由检察院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论证、审议决定，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

三、加强民行检察自身建设

我们在分析民行检察工作监督不力的外因时，也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目前民行检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检察机关对民行检察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置不足。检察机关内部重反贪重起诉，精兵强将多安排在其中，对民行部门往往是凑个人数，以短期整合的民行队伍监督应对长期从事民行审判工作的法官，民行检察官队伍的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和业务素质需要提高。民行检察工作需要既精通民商、行政法，还要擅长侦查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在人力资源上一定要实行高配置。

2、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至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与废纸无异；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却并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3、民行检察的工作方式不当。一是充当一方当事人代理人的角色，绞尽脑汁替当事人找理由、寻证据，淡化监督理念。二是将刑事检察理念及工作方法带入民行检察，习惯于采用调查取证的方式去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刻意追寻案件的客观真实，忽略案件的法律事实，违背举证责任原则的理念。

针对上述问题，应在思想上提高对民行检察制度的认识，树立监督理念，不断的总结民行检察工作的规律；从法律上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有效性，用制度规范民行检察工作的健康发展；培养造就一支民行检察专业队伍，靠素质和质量树立民行检察工作的权威。

民行检察工作是检察业务发展的新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更显民行检察的重要性；所以，改革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民行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培根在《论司法》中形象地论述：“一次不公平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民行检察的职责便是守护“水源”，确保“水源”的清净。我们作为基层检察院的民行检察官深感任重而道远，为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确实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第三篇：浅析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思考

浅析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思考

论文摘要 社区矫正执行是社区矫正功能实现的关键，自2002年8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以来，社区矫正执行取得了很多实践成果，但也存在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检察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忽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的问题。本文从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重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四个方面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执行 检察监督 完善建议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与传统的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模式。我国自2002年8月开始在上海和北京两市试点社区矫正以来，取得了很多实践成果，但与此同时，对于社区矫正功能实现最为关键的社区矫正执行，还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不被重视、流于形式等问题，导致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社区矫正执行的深入开展以及社区矫正功能的实现。因此，对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必不可少。

一、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的执法、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以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社区矫正依法公正执行的活动。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权力制约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以及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理论。首先，权力制约理论。其最早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分权思想，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其核心观念在于通过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权力的制衡，从而防止权力的恶意扩张和肆意侵略。对于社区矫正执行也不例外，检察监督就是通过对社区矫正执行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权力的平衡，保障社区矫正的公正执行。其次，人权保障理论。保障基本人权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我国更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社区服刑人员虽然是“犯罪人”，但基本人权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检察监督的开展正是为了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人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依法治国”、“司法文明”。再次，恢复性司法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艾葛拉西提出的，美国恢复性司法学家丹尼尔·凡奈思与凯伦·斯创认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强调修复因犯罪行为所导致或揭露之伤害的司法理论。简而言之，恢复性司法就是希望实现犯罪人与受害人乃至所有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的对话，并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彼此之间直接沟通和协商的犯罪反应方式。我国的社区矫正执行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而检察监督则是制度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它是保障这种沟通和协商有效进行的关键所在。最后，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理论。协作，是为更好的达成共同目标；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目标就在于更好的打击犯罪，实施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在社区矫正执行中，检察监督正是刑事司法机关协作的具体表现，共同的目标是更好的开展社区矫正，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尽快回归社会，实现社会和谐。

二、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

首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法律位阶太低，不能引起社区矫正执行主体以及检察机关对于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充分重视，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违法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而检察机关也将检察监督的重点放在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上，使得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形同虚设；其次，《刑法修正案

（八）》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比如对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等都没有提及，检察监督效果难以发挥；最后，检察监督的权力设置缺乏强制性，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行使纠正违法权之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什么时候进行纠正、不纠正或拒绝纠正应当如何处理，使得检察监督难以落到实处。

（二）检察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定位的不准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监督不重视，仍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上。其次，将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与监外执行检察监督混为一谈，不分区别的将相关工作方法、工作手段、工作经验予以运用，忽略了社区矫正执行自身的功能价值。最后，“越俎代庖”，部分地区代行了司法行政机关的相关职责，比如帮困扶助、心理矫治等，导致主次颠倒，监督淡化。

（三）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

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制度确立时间较短，检察监督工作还不成熟，很容易造成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实践中，检察机关和相关工作人员常常以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权能为重点，但对于其享有的司法权能，比如获得减刑权、对无法律依据的矫正措施的拒绝权、对矫正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控告申诉权等常常予以忽视。

（四）忽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执行效果体现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矫正，以及能够顺利有效的回归社会。但目前的检察监督，还停留在对社区矫正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和控制上面，防止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脱管、漏管、失控现象的出现，忽视了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执行效果，是否真正实现了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有效矫正，以及是否能够顺利有效的回归社会的检察监督，不利于社区矫正执行的健康长效开展，更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

“法无授权即禁止”，是公权力的运行原则，对于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亦是同样的。如果深入有效的对社区矫正执行开展检察监督，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

步修改完善，同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保障检察机关真正获得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权力。

首先，制定《社区矫正法》。我国社区矫正研究专家已经起草了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案，共计118条，并在201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主办了相应的研讨会，专家建议案的内容就包括社区矫正监督与法律责任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抓住此次机遇，结合自身检察监督实践，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促进该法的早日出台，明确自身法律地位。其次，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可以将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种在《刑法》予以确立，比如社区服务刑或社区矫正刑。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在检察机关行使纠正违法权之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拒绝纠正或不纠正的，实行责任追究制和限期整改制，赋予检察监督更多强制力，保障检察监督落到实处。

（二）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

对于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新定位：首先，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视。社区矫正执行是社区矫正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所在，如果社区矫正得不到有效规范的执行，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以及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效果就难以实现，检察机关应当加强重视。此外，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检察机关更应加强重视，充分做好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工作。其次，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监外执行检察监督区分开来，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社区矫正执行的信息报送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报送主体，明确报送内容，比如相关判决书、裁定书、送达凭证以及其他法律文书、矫正执行信息等，还要根据本地区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情况明确报送时间和接收部门，同时要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录入的检察监督，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平台，解决跨地域的刑罚交付执行和跨级别的刑罚变更执行监督信息不畅的问题，防止社区矫正执行脱管、漏管、失控现象的出现。最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防止自身“越俎代庖”。检察机关要建立相应的监督信息平台，并定期召开情况通报会，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向舆论媒体、社会公众通报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情况，接受媒体的质询和人民的监督，防止代行司法行政机关矫正职责。

（三）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是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方面，也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落实，对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在检查监督过程中，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主要应当做好以下两方面：第一，要注意对未成年、妇女、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比如要监督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注意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心理辅导和成长关注，建立跟踪维权机制；针对女性服刑人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现象，要注意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灵关爱，保证矫正执行机关在进行矫正时有女性矫正工作人员参与，并采取较为舒缓的矫正方式；对于老弱病残，要监督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对其进行重点帮扶，确保正常生活。第二，注意对社区服刑人员司法权能的维护。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其意识到自身的司法权能，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检察监督工作人员也要纠正思想观念，在保障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权能的基础上注重保护其司法权能，通过检察官信箱、检察官接待日、合法权益告知制等制度建设，从根本上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重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好坏关乎刑罚目的能否有效落实，关乎社区服刑人员能否顺利有效回归社会，关乎能否预防和减少犯罪，关乎能否实现社会安定，因此，检察机关应当高度重视社区矫正执行效果，并做好检察监督。首先，要重视对社区矫正执行信息的监督。社区矫正执行信息直接反应社区矫正执行的开展情况，通过监督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可以了解社区矫正执行的具体效果，发现社区矫正执行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相关检察建议，保证社区矫正执行的质量。其次，要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的评估。通过上门走访、调查问卷、电话约谈、心理测试等形式，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动态，对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矫正程度以及能否顺利回归社会做出客观评价，从而判断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好坏，对于矫正效果不好的社区服刑人员要重点关注、加强矫正。最后，让普通群众、社区居民参与评议。让普通群众、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情况进行评议，可以更加客观现实的反映社区矫正执行效果，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保障社区矫正执行的健康长效开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四篇：民事行政检察申请监督须知（xiexiebang推荐）

民事行政检察申请监督须知

一、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职能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方式，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实行法律监督。

二、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的管辖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书的监督案件，由作出该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的监督案件有管辖权。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案件，由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案件，由执行法院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

三、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的受理条件

（一）申请监督人是诉讼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并提出明确的申请监督理由。

（二）当事人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存在错误的；

2、民事、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

3、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监督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即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或者人民法院超过三个月未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裁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裁定、调解书后，申请人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三）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提交监督申请书、身份证明和相关法律文书，具体要求：

1、监督申请书。须为原件，至少一式两份，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1）申请监督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及有效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方式；

（2）其他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及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及负责人等信息；有委托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写明委托人的有效联系方式；

（3）申请监督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

2、证明申请监督事项的有关材料。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应提交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复印件，有原审判决、裁定的，还应提交原审判决、裁定复印件；申请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执行行为监督的，应提交证明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执行行为违法的相关证据材料。

3、已走完法定前置程序的材料。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应提交已经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证明材料，包括法院签收申请再审的材料单据、受理文书、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等；申请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执行行为监督的，如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则应提交已经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相关证据材料。

4、申请监督人身份证明材料。申请监督人为单位的，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等有效证照，无营业执照的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单位身份的证照，证照上需盖单位公章；申请监督人为自然人的，提交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或者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等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的原件、复印件，经核对后留取复印件；有代理人的还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5、以新证据为由申请监督的，应提交新证据材料。

四、不予受理的情形

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或者民事调解书存在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判决、裁定或者民事调解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或已被撤销、变更的；

（二）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当事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

（三）当事人已在法定申请再审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正在对民事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但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除外；

（四）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五）判决、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但对财产分割部分不服的除外；

（六）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另行提起诉讼，但当事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或法院正在处理中的；

（七）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包括已提出抗诉、检察建议、不予立案、不予提请抗诉、不予抗诉或不支持监督申请），当事人再次申请监督的；

（八）其他不应受理的情形。申请监督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申请监督人限期补正，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监督。

五、申请监督人及其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一）申请监督人及其他当事人的权利

1、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放弃、变更、补充申请监督事项和理由的权利；其他当事人有承认、反驳申请监督事项的权利；

3、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的权利；

4、自行和解的权利；

5、认为陈述笔录有差错，有申请补正的权利。

（二）申请监督人及其他当事人的义务

1、依照受理条件认真制作监督申请书，并留下联系电话；

2、自觉遵守法律，听从检察官的指导；

3、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如实陈述案件事实；

4、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5、在相关法律文书、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6、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及时告知人民检察院。

六、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的办理期限

当事人申请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终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检察长批准。下列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一）调阅诉讼卷宗的期间；

（二）案件移送在途的期间；

（三）鉴定、评估、审计、翻译的期间；

（四）中止审查的期间；

（五）当事人和解的期间；

（六）处理管辖权争议的期间。

七、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的结果

人民检察院对审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区分情况作出下列决定：

（一）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二）提请抗诉；

（三）提出抗诉；

（四）提出检察建议；

（五）提出纠正违法通知；

（六）终止审查；

（七）不支持监督申请。

八、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条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九、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结果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再审。但案件是否改判，由人民法院经再审后作出结论。

十、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是否中止法院的执行

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不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只有在该案抗诉后，由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十一、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请监督案件的费用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复印、鉴定、审计、勘验等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检察院不得代收代付。

第五篇：试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预防职务犯罪

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一规定是人民检察院开展民事审判监督重要的法律依据之一；同样于一九九0年十月一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亦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这些规定从一九九一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各检察机关，相继设立了民行检察监督机构，广泛开展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对人民检察院开展民事审判监督具体方式方法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属于该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用抗诉的方式予以监督。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条是开展行政诉讼监督的具体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亦相应作出了一系列的配套的、操作性较强的规定，如现行实用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规则》。“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另外一种方式“检察建议”，即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或其他事项中（如执行等）确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发出“检察意见书”予以纠正。综上人民检察院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就是“抗诉”和发“检察意见书”。

在我国对职务犯罪的认识与惩处，具有久远的历史。可以主说，有阶级有国家就有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现象存在。而“职务犯罪”却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是二十世纪中叶，才在我国和世界各国中普遍时兴与适用起来的。对职务犯罪的概念，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称谓与说法，我国法学界对职务犯罪这一概念所做的解释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照刑事法律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它的基本特征是：犯罪行为必须是与职务相联系的。而且，法律规定这种联系还应是必然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而预防职务犯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它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和策略，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所实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也是我国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过程中，一个历史的、必然的过程与阶段。更是我国司法制度，从单纯追求打击、走向边打击边预防、打防并举、法治成熟的重要表现。

近年来，在我国各级检察机关相继成立了职务犯罪预防机构，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那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预防职务犯罪有什么关系呢？说白了，就是“抗诉”和“检察意见书”对预防职务犯罪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通过近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实践，感到通过“抗诉”和发“检察意见书”的监督形式，可以及时、有效的遏止和防范审判人员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造成的枉法裁判案件；进而对行政机关的某些枉法行政行为和执法违规的工作人员起到一定的震摄作用。

笔者与同事曾在一九九九年办理了一起因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申诉案件。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一方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依法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省高法审理后，没有按照惯例指令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是直接发还回原一审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原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悉此情后，认为案件的处理可能有变，遂在内部产生矛盾（该方当事人人数较多），将原贿赂法官的情况向人民检察院举报，人民检察院根据这一线索，一举破获了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审判人员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的案件。案件提起公诉后，法院依法作出了有罪的判决，使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该案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产生了信任感，纷纷向检察机关举报职务犯罪方面的线索，乘着这一契机检察机关办理了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使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同时对罪犯亦起到了一定的震摄作用。

由此可见，民行检察监督对于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环境。而且，对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刘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