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第一篇：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摘 要:世界各国对于著作权的刑事立法保护虽不乏共性,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和保护范围的确立,还是罪名和罪状的设计安排,抑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各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优劣,比较其得失,无疑有利于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推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 刑事立法保护 比较研究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各种法律领域中受影响最深、冲击最烈的首推著作权法,[1]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以回应新传播技术对新著作权制度的呼唤。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纷纷修订其著作权法,除了对新近出现的许多前沿问题作出回应外,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加大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惩治力度。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对世界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优劣,比较其得失,以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一、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侵犯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案件外,其他类型的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并不突出。因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尽管很早就开始了,但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当时,国际公约中的著作权保护立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立场,大多仅从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的角度调停和解决各国间的著作权纠纷和争端,其中不少涉及到外交途径,而涉及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条款则往往很少。

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影像工业(磁带、录像带、唱片等)的发展,非法复制或者翻制视听资料的现象开始出现。很快地,这种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变得猖獗起来,并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犯罪活动。根据新闻界的估计,目前市场销售的视听资料中25%至80%(根据具体的国家来决定)是非法复制品。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对计算机软件的非法复制也日益严重,且在世界范围内越演越烈,各国因此蒙

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要求在相关的国际公约中设置刑事条款,通过刑事手段的运用,加大对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为世界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加强各国在经济、文化、艺术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与完善。迄今为止,已缔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录音制品日内瓦公约》,《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的载有节目信号公约》,《印刷字体的保护及其国际保存协定》,《WIPO版权条约》与《WIPO表演及

录音制品公约》,等等。

上述国际公约,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之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

为促使世界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61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在以商业规模蓄意地假冒商标或剽窃著作权的案件中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适用的法律补救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到惩罚作用的监禁和/或罚款,其处罚程序应与具有相应严重性的罪行法律补救措施的处罚程度相一致。在适当的案件中,可采用的措施还包括充公、没收或者销毁侵权复制品以及任何其主要用途是用来进行上述犯罪行为的材料和设备。缔约方可以规定将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的和以商业规模来进行时。”显然,该条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仅限于最一般的情形。尽管如此,仍然不难看出,《TRIPS协议》对著作权的刑事程序保护

具有以下特点:[2]

(1)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刑事保护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成员国在国内法上的规定,因为国际法法律责任的实现终究要依赖于国内法的规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所提出的要求,因而也是各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2)该条中所说的著作权情形是指该国际法中的著作权。著作权权利、著作权对象以及保护期限等方面都要根据该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确定。脱离《TRIPS协议》的规定来确定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范围,即是对该协议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宗旨的背离。

(3)明确要求侵权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与其行为危害的严重性保持一致,从而在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中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其中,该条认为监禁和/或者罚款是最基本的刑事处罚方式,不能没有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至于具体如何适用,是单处还是并处,则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另外,对其他的方式如充公、没收、销毁侵权设备以及有关材料,则允许成员国根据情形选择规定。这样的规定不仅防止成员国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活动姑息放纵,而且也防止成员国罚不当罪,同时又为成员国提供可以选择的处罚方式。

(4)对于成员国是否规定除了侵犯著作权和商标权的犯罪之外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不作硬性的要求,但特别指出,“蓄意以商业规模进行的”侵犯知识产权情形,成员国亦应加以

注意。

在上述国际公约中,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虽然只有轮廓勾勒式的粗略规定,但仍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刑事法网。具体说来,国际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

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3]

(1)非法翻印、复制、仿造、剽窃、改编、演绎他人的精神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传播、推销、发行、进口、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行为的具体方式有:第一,伪造他人创作的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或者将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第二,非法地以商业规模翻印或者复制他人的作品,牟取利润;第三,非法地演绎、改变他人的作品,并且加以发表;第四,非法地占有他人因为著作权得到的利益;第五,非法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如书籍、光碟、磁带、录像带等等;第六,非法进口或者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

(2)侵犯他人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实践中,这种犯罪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有的是直接盗版,非法刻录他人的计算机软件;有的是将这些软件直接发布在网络上,供他人无偿地使用,从而严重地侵犯他人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有的则是间接改动,大部分进行抄袭,然后以自

己的名义出版发行进行销售,谋取经济利益。这在某些国家之间甚至发生了长期的争端。

(3)侵犯集成电路著作权的犯罪。此种犯罪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将他人的非常规集成电路设计或者制造作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署名、发表以及发行、销售;第二,以商业目的非法销售、进口或者其他方式发行他人的集成电路;第三,销售、进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集成电路。

二、世界各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可以预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著作权价值的日益凸现,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必将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面对这一严峻态势,纯粹依靠民事调解、行政手段显然不足以有效防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生,因而加大刑法的威慑力和打击力度,已成为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共同

发展趋势。

(一)美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美国是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科技和文化大国。尽管美国在其文化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因借鉴与吸收他人技术和文化的需要而拒不参加相关的世界性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但在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之后,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特别重视作为霸权基础的科学技术,并制定了详尽的知识产权战略,其中对其“版权产业”尤为重视。美国现行版权法是对1909年版权法进行全面修正后,规定在美国法典的第17编内,其第1章至第8章共同过渡性条款和补充条款作为美国第94-553号公法于1976年10月9日通过,1978年1月1日生效。版权法的第506条规定了侵犯版权的刑事犯罪。而对版权法第506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其刑罚处罚是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的规定进行的。根据第97-180号公法,1982年5月24日法(Act of May 24;1982)对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作了专门修正,并新增加第2319条。因此,美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规定,目前主要集中在法典第2318条和第2319条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登记取得版权制度”,所以其刑法保护只限于影片、音乐、音像作品的版权,至于其他作品如文字作品,则只运用民法保护。根据美国版权法第506

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

(1)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版权的犯罪。指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者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的行为。

(2)欺骗性进行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在任何物品上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版权标记或类似字样;或者,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公开发行或者为了公开发行而进口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这种标记或类似字样的物品的行为。

(3)欺骗性地取消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性的目的取消或更改版权作品上任何

版权标记的行为。

(4)伪造说明的犯罪。任何人在申请第409条版权登记时或者在与这项申请有关的任何文字

说明中,故意地对具体事实伪造说明的行为。

在重罪、轻罪的区分及其法定刑的设置上,美国是依犯罪行为人复制或发行侵权制品的份数来确定的。美国版权法第2319条规定: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或上述行为的重犯或再犯,只要先前的违法行为涉及录音作品或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则可处以25万美元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二者并处。如果违法行为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100份但少于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或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7部但少于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则应处以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

2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

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盗版犯罪,美国再次加大了刑事惩罚强度,调整了有关刑事重罪的成立条件。1992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有关修改侵犯版权刑事惩罚的修正法案。该修正法案规定,美国目前的版权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轻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侵犯他人版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二是重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在180天内非法复制、销售一个或一个以上版权作品的复制品或录像带10个以上的,且零售价值超过2500美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同时,凡是第二次或者连续违反有关重罪规定的,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0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4]可见,相对于美国法典第18编《犯罪与刑事诉讼程序》第2319条“版权的刑事侵犯”的规定,即美国版权法第506条中对故意侵犯版权,而且是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的刑事处罚规定,修正案明显加重了对严重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其一,将重罚(25万美元罚金与5年监禁的限度)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这对计算机程序作品有特殊意义,因为价格超过2500美元的计算机程序作品是比较多的。其二,降低了重罚对复制数量的要求,只需复制或发行10份以上,就可能受到严厉的制裁。美国有关人士认为,180天内,10份复制件以及2500美元这三项条件足以排除那些如拷贝一份给朋友的情况等“无辜”的侵权。其三,对重犯或再犯的侵权行为,规定了更严厉的制裁,即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版权法的刑事处罚带来了挑战,数字技术使得盗版更方便、更简单和更直接。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通过了《反电子盗窃法》和《数字化千年之际版权法案》,对版权法、联邦刑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部分修正,试图强化对以电子方式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以加强对版权人的保护。[5]这两部法律与相关法律一起构成了美国比较全面的版权刑事保护体系。

(二)德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作为伯尔尼公约的发起国和初始缔约国之一,德国一直比较注重对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著作权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封建社会的特许制度。至1837年,普鲁士王国颁布了《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权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此法标志着德国现代著作权法的开端。但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德国却一直未予较大的关注。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复制技术的快速发展,书籍、音像制品、电脑软件的制作和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方便,从事非法复制、销售盗版制品等非法经营活动往往很容易地就获得巨额

非法经济利益,盗版活动因而大行其道,并呈日益猖獗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开始引起德国的关注。尽管如此,德国1965年最后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以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一般简称为《联邦德国著作权法》)中,仍然没有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直到1985年,在重新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中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变,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在德国才终于得到普遍的重视,取得其在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中的应有地位。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后,对该法又作了一次重大修订,并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实施。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权法》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做了规定。其中,涉及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6]第一,改变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轻罪性质,不再把该种犯罪作为轻罪对待。原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一般是6个月至1年的监禁,现在修改为3年监禁;罚金的规定仍然可以继续适用。而从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原来很少使用的没收和扣留,现在则较多地得到适用。第二,明确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即职业性侵犯。这实际上是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性要求,排除了在合理使用的范围之内成立犯罪的可能。在主观方面,只要求行为人有“大量、重复性地” 复制他人著作权作品的目的与意图;在客观行为方面,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要有营利的可能性即可,并不要求必须是职业性或者商业性的活动。第三,对于预备性的犯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却明确表示,对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就是未遂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严密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第四,在刑事诉讼方面,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由州的经济庭审理,这不仅有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及时处理,而且也表明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重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著作权刑法保护

在法律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未经许可使用著作权罪。德国著作权法规定:“(1)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之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作品、改编或改写的作品进行复制、传播、公开复述的,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者罚

金;(2)本罪的未遂应受到刑事处罚。”

第二,不经许可显示著作人名称罪。著作人姓名如果不与其所创作的作品相连,在受到侵害时,只能作为姓名权的内容受到民事法律保护。对于美术作品作者的姓名权依国际惯例及《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德国著作权法第107条是惟一以刑法威慑侵犯著作人身权的刑法条款。根据该条规定:“(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原件上标记著作权人著作权标志,或者散发标记这种标志的作品的原件;(2)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上标记使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看起来像原件的著作权标志,或者将标记这种标志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加以传播,处以3年以下监禁和罚金,如果该种行为不能使用其他规定予以更加严厉的处罚的话;(3)本罪的未

遂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侵犯邻接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罪。对于在法定许可情况外不经权利人许可所为的下列行为,处3年以下监禁或科以罚金:(1)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公开复述尚未获得著作权保护的科学性履行物或者这种成果的改编或改写作品的;(2)非法使用他人在著作权保护期满以后发表的遗作或者加工、改编这种遗作的;(3)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展出照片或者照片上的加工、改编作品的;(4)非法使用艺术表演者之表演的;(5)非法使用录音录像制品 的;(6)非法使用电台广播节目的;(7)非法使用电影的;(8)非法使用数据的。

第四,不法营业使用之罪。如果行为人从事非法的复制或传播系营业性质,处以5年以内的监禁或罚款。行为人对该行为的企图也受刑事处罚。

此外,德国著作权法还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强制措施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诉讼方式,采取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对于第106条至第109条的行为只有控告才予以追究,除非刑事追究部门因涉及到公众的特别利益认为有必要依职追究。(2)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的主张,德国著作权法第403条至第406条C规定了以下几种:一是要求销毁违法制作、违法传播和用于违法传播的复制物;二是要求将专门用以违法制作复制物的设备,如模型、印版、石刻、铅版、纸型、负片予以销毁;三是如果由于侵权造成的复制物或设备的现状可通过其他方式,特别是表明改动之处不是权利人所为的方式加以改正,受害者只能要求必要的处置;四是复制物及设备只有在属于参与非法制作或传播复制物者及其继承人的财产时,才适用前述处置;五是被害人的上述主张须在对犯罪人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可提出;六是受害者可要求以适当价格将复制物或设备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以代替前述规定的处置。但是,该适当价格不得超过制作费用。(3)对于构成刑事处罚的案件的判决,如果受害者提出请求并且为表明合法利益,则必须作出根据要求公开发布判决的命令。公布的方式必须在判决中确定。

(三)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版权最早出现于我国。”[7]我国宋代已出现了禁止翻版印刷的禁令。如据宋代新安人罗壁所著《识遗》记载,北宋前期,朝廷为保护《九经》刻本不被讹传、误传,曾下令禁止国子监以外的人随便刻印,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有名的“禁擅镌”。南宋时期刻印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一段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审上司,不许覆版”。元朝沿用了宋代的版本保护禁令。在国外,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官府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是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有效期为5年,但它比中国的“禁擅镌”令晚了近500年。虽然可以说著作权保护的最初萌芽产生在中国,但中国古代社会的保护长期停留在原始、简陋的水平上,没有形成近现代著作权保护制度,更没有建立起全国通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我国古代既无“版权”一词,也无“著作权”一词,这两个术语都来自日本。现代著作权观念和立法传人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文化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希望建立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时期。如在1903年4月,严复曾上书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8]我国著作权法的真正立法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大清修订法律馆,由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和原大清驻美使节伍廷芳主持修律。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此后,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14日也公布过一部《著作权法》,并于同日公布了《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看,因为缺乏著作权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故而著作权保护制度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动用刑罚这一严厉武器去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了。《大清著作权律》虽规定有罚金刑,如第40条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知情代为出售者,法与假冒同”(这是我国历史上对侵犯版权的行为采取刑事处罚的第一次规定)，但颁布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根本未及实施。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6条亦规定有罚金刑。1928年5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3条也规定了罚金刑。但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规定自由刑,其所规定的罚金数额,也远不及我们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行政罚款数额之巨(高可至10万元或者总定价的2~5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0年8月,我国没有颁布过系统的著作权法。在建国后的40余年时间里,宪法、民法、继承法、税法等法律规定了一些保护著作权的原则,一些行政法规、政策成为保护著作权的主要依据。如1950年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保护著作权的最早规定。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1979年国家出版局呈报国务院建议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此事得到同意。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员于1979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由于在该法中将出版法和版权法同置其中遭普遍反对。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1982年,将原版权法草案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暂行条例》。1983年4月文化部又将《暂行条例》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5年,国家版权局成立。1986年5月,国家版权局正式向国务院呈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后经修改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

部著作权法。

我国1990年9月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这虽然是为了照顾我国国情,但却落后于国际社会,以至于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后,国外批评:在我国,侵权行为无论怎样严重,侵权人均不会因侵犯版权而负刑事责任。[9]1991年11月,美国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备,保护不力为由,将我国列为所谓“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一场贸易大战一触即发,后经双方磋商,我国与美国达成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备忘录。1994年6月,美国再次以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为由把我国列为“重点国家”,中美双方不得不再次进行会谈。而国内情况的变化也要求通过刑法来保护著作权。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1994年5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1990年制定著作权法以来,对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对图书、录音录像、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制品的盗版活动十分猖獗,不仅严重损害了作者和有关权利人的民事权益,也扰乱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文化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必须对这些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因此,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版权局研究,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机电部等有关部门以及法律专家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为了更好地适用这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月16日又作出了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新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主要是吸收《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内容。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共规定了2条2个罪名,即217条 的侵犯著作权罪以及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三、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总体比较

通过前面对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规定的考察,不难发现,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保护虽不乏共识,但仍是各具特色,异多于同。

(一)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共同之处现代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保护的共

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益重视著作权的刑事保护。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和高新技术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著作权的法律修改十分频繁,如美国1992年对侵犯版权刑事处罚的修改,法国1994年和1995年两度修正著作权法,不断提高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体现了各国对著作权刑事保护的重视和保

护力度的加大。

2.刑法保护对象趋于宽泛。总体来讲,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日益宽泛,范围涉及文学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美术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等等。不管这些作品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可能成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对象。

3.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更加严密。随着各国对著作权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也更加严密。如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必须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199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关于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释》)中对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以及“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作了明确的解释。美国将重罚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行为界定十分

明确。

4.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日益加重。世界各国均加重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处罚,这是现代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的普遍趋势。如美国1992年侵犯版权刑事处罚修正案,规定了较以前更严厉的制裁,最高刑期由原第2319条(b)款规定的“不超过5年监禁”改为“不超过10年监禁”;法国现行著作权法也是如此,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处罚,将原“处以3个月至2年的徒刑和6000至12000法郎的罚金,或只受到两种处罚中的一种”,改为处以2年徒刑和100万法郎的罚金;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则为7年有期徒刑。

5.刑罚种类日益多样化。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种类来看,世界各国均采用监禁刑和罚金刑两种惩罚形式,且对罚金刑均采数额罚金制的立法模式。因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人员多为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性较强,其目的多是为了牟取不法利益和不义之财。针对这一特性,不仅施以监禁刑,而且从经济上施以惩罚,使其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多于或至少相当于犯罪所获利益,这样行为人基于得失之考虑,就可以降低犯罪的意图,从而更好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大陆也不例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同样采取了自由刑和罚金刑相结合的模式。不过,我国大陆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数额或者幅度却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大大降低了罚金刑规定的可操作性。故在罚金刑的立法规定上,外国刑法的做法无疑值

得我国借鉴。

(二)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不同之处

尽管各国关于著作权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还是罪状设计,抑或

刑罚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1.在立法模式上

从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规定来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共有以下三种模式:(1)著作权法模式。即仅在著作权法律中设置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多数国家均采这一模式。(2)专门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例如,在德国,有专门的经济法典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国以前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本来都规定在刑法典中,但随着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这一专门法律的出台,侵犯著作权犯罪和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就基本上交由该专门法予以规定。(3)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我国大陆即采这种模式。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模式即著作权法模式充分考虑到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专业性强、变化快的特点,不仅有利于在保持著作权法律体系完备性的同时,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作出详尽、细致的规定,便于公众和司法实务人员结合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准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特征和法定刑设置,而且能够根据著作权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法律修改,使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定能够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部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但由于刑法典对侵犯著作权犯罪完全不予涉及,加之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散进行规定,一方面使得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效力不高,另一方面又割裂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人们对一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第二种模式即专门法模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集中统一规定,有利于构建一个系统、协调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便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相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界限,但与著作权模式同样存在着刑法保护效力不高的缺陷,且易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之间罪刑结构上的失衡。至于第三种模式即刑法典模式,虽然避免了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强化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打击力度,但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皮分离现象,[10]也导致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并灵活应对,造成立法的滞后。

可见,单采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网络经济条件下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因而我们认为,对于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完善而言,宜采取上述三种模式相结合的模式,在刑法典采取空白罪状方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原则规定的同时,通过著作权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细化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另一方面对与侵犯著作权犯罪容易发生混淆的其他侵权行为一并予以阐释说明。此外,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著作权法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一些空洞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规定,或者一律取消,或者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刑事责任条文,以确保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在保护范围上

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在多数国家都相当宽泛,且有不断拓展之势。首先,就保护对象来看,各国刑法所保护的著作权作品,目前一般有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包括音乐作品、图画作品、雕塑)、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唱片、磁带、录像带、CD、VCD、DVD等)、电影、建筑作品、表演作品、电视节目、民间艺术作品以及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包括电脑程序)以及与著作权产品相关的物品(如台湾地区刑法条款保护的制版)。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已被提到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层次,而且还被部分国家纳入到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之中。例如,根据美国DMCA的规定,对于故意侵犯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商业优势或个人金钱所得的,如果是初犯,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如果是再犯,则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10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此外,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与多数国家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的新对象,目前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规定。鉴于这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多例类似侵权行为,因而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加紧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和权利管理措施,以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其次,就保护的法益来看,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法益尽管各有侧重,但却基本上都对著作权和邻接权、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给予同等保护。例如,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而在我国大陆,除侵犯美术作品作者署名权的行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对于侵犯著作者的其他著作人身权的行为,一概不予刑罚处罚。这无疑有违立法的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不仅有失刑法的公平,而且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打击。

3.在罪名体系上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均是内容丰富,罪种多样,凡是实践中所出现、且有刑事规制必要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均在刑法典中有相应的罪名可资适用,这不仅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而且有利于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对于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第217条和第218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尽管将其概括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但关于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到底包含了几个罪名,司法解释的概括是否有类罪名之嫌的理论争议迄今仍未平息。在此,我们无意探究刑法典第217条的罪名确定,只想通过对引发罪名之争的原因的探讨,反思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设置。在我们看来,现行刑法典第217条规定的4种侵犯著作权形式互不包容,以一个罪名予以概括,既未能科学地揭示侵犯著作权罪的本质特征,又抹煞了各种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对不同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特征的把握和认定。尤其是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著作权侵权行为多样化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对此,如果仍以一个侵犯著作权笼而统之,则无疑会使侵犯著作权罪成为一个无所不名的口袋罪,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如果冠之以新的罪名,则新罪名与侵犯著作权罪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把握呢?所以,从科学合理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我国大陆应当改变侵犯著作权犯罪目前罪名设置过于单薄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罪名设置的有益做法,一方面细化现有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罪名,另一方面增设一些新罪,以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

4.在罪状设计上

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尽可能放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减少限制性要求,以严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扩大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第一,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仅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至于是否具有营利目的,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展趋势。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要求;在英国,只要实施了“未经版权人许可”这一行为,即使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业过程中以损害版权所有人利益的程度散发版权人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也可构成犯罪;美国对于版权犯罪过去要求必须“出于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经济利益目的”,但1994年发生的United States V.Lamacchia一案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版权犯罪的这一规定,修正后的美国版权犯罪刑事条款对于主观目的已不作要求,只要行为人“故意”侵犯他人版权,即可成立犯罪;而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走得更远,根据该法典的规定,一切侵犯著作权包括对智力作品进行复制、表演或传播的,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法律有规定,均以侵犯著作权犯罪视之。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显然已远远滞后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发展趋势,且与司法实践中的著作权违法犯罪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致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严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刑事追究,进而导致了著作权违法犯罪在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与受到刑事追究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廖廖无几的怪现象。第二,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要件,多数国家法律不仅规定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样态,而且基本上都采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即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作犯罪数额、犯罪情节上的强制性要求。例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样态,各国刑法不仅规定了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且规定了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就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来看,就规定了非法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进出口侵权复制品行为等。而在我国,对于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规定有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一种,至于社会危害基本相当的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等,则付之阙如。此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我国一律采取结果犯或者情节犯模式,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故意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而且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程度。至于何为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刑法未予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过于苛刻,不仅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判定标准,而且起刑点数额规定过高。这样一来,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实行“薄利多销”战略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管其侵权数额如何,仍可因获利数额未达到法定标准而可以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著作权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所以,我们建议,改变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取消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主观目的的限制性要求,同时吸收美国在版权犯罪的重罪、轻罪划分标准上的合理做法,以侵权数额而不是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判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数额的标准,以合理划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圈,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和防范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作用。

5.在非刑罚处置措施上

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均规定,对于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除判处刑罚外,还应没收侵权复制品、用于侵权的工具、材料、设备、装置等,并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将这些物品折价后用于补偿被害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例如,在法国,凡是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对于罪犯所有

非法复制、表演、传播所得相同数额的款项,以及所有为非法复制而安置的设备和所有非法制造物均应没收。所有没收的非法制造物及各种收入将作为作者或其它所有者权利所受到的损害的补偿。补偿后的余额或在没有没收到财物的情况下的全部补偿金,将通过一般途径解决。法院可根据民事请求命令在指定的报纸上全部或部分地公布判决,和命令在指定地点,尤其是住宅、机关、戏院门旁张贴判决书。上述费用由被判处人支付,但不得超过罚金数额。我国香港著作权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大陆,对于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行为,著作权法第45、46条只简略规定了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于侵权复制品及侵权工具等的具体处置措施,著作权法则未予明确规定。对此,虽然根据刑法典第64条的规定,应当予以销毁或者没收归国家所有,但这样的规定过于简略,对于侵犯犯罪缺乏针对性,尤其是不利于对被害人的补偿。为此,我们建议,大陆在今后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时,有必要借鉴法国以及我国香港著作权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规定,明确允许被害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没收、销毁或以其他方法处置侵权复制品或制作设备,并可要求将被没收的复制品或设备转归其所有,以避免造成社会物质的浪费,尽可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使法律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同时,切实关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

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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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汉东,胡开忠.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3.[2] 胡驰.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A].刑法问题与争鸣(第5辑)[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

社,2002.292.[3] 胡驰.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A].刑法问题与争鸣(第5辑)[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

社,2002.294-295.[4]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News(102nd)[Z].West Publishing

Co.Press, 1992.4233.[5] 巫玉芳.美国版权侵权刑事责任的评析[J].现代法学,2000,(3).[6] 胡驰.侵犯著作权犯罪比较研究[A].刑法问题与争鸣(第5辑)[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

社,2002.300.[7]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8] 沈仁干.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话[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8-19.[9] 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27.[10] 储槐植.试论刑法现代化[J].中外法学,2000,(5).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文章来源：《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5月第3期总第75期。

李文燕 田宏杰

第二篇：基于信息化的非法演绎作品著作权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一、界定非法演绎作品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在第十二条作如下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归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此条法规中提到的对已有作品进行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并由此产生的作品，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演绎作品。结合演绎作品的定义和我国著作权法有关法条的规定，非法演绎作品，就是指侵犯了原作品的著作权的衍生于原著的演绎作品。非法演绎作品的“非法”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未经原著作者同意而对原作进行演绎行为；二是虽然原著作者同意了演绎行为，但演绎作者却在其他方面侵犯了原著作者的著作权权利。

二、相关学说研究现状

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现行立法来看，按是否承认侵权演绎作品著作权分为以下三种：

（一）全部否认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只要对已有作品的演绎行为不是被被演绎作品的作者所许可的，该演绎行为就会被认定是非法的，属于侵权行为，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作品就当然不能获得任何法律保护。有些国家在立法中明文规定：所有侵权作品，不论其本身是否具有、或者具有多少独创性，均不享有著作权。美国就属于这类国家的典型。

（二）全部承认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以独创性作为赋予其著作权的标准和要件，只要非法演绎作品具有独创性，演绎作者就可以拥有著作权，拥有要求对演绎作品构成侵权的第三人负侵权责任的权利，同时被演绎作品的原著也有追求侵犯演绎作品权利的第三人侵权责任的权利。

（三）部分承认模式

这是一种折中保护模式。这种模式认为非法演绎作品只有一部分著作权，因此也被称为“著作权消极保护论”.德国是采用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德国的著作权法中规定，不论演绎作品对原作品进行演绎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和目的，演绎作品产生之后都已经产生了著作权，其他第三人违法利用该演绎作品的行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但如果演绎作品是未经原作作者许可而产生的，演绎作品创作人在对演绎作品予以利用的时候，必须先征得原著作权人的同意。这种做法也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态度。

三、非法演绎作品著作权保护之必要性

确立保护非法演绎作品的制度，益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非法演绎作品更贴近立法宗旨

著作权法根本的立法宗旨是保护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动力，不仅仅鼓励原创作品，实际上也是鼓励演绎作品创作的，而侵权演绎作品著作权规定不明势必会影响人们的创作热情。从均衡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受著作权所保护的最重要利益就是付出创造性劳动的作者的利益，保护其他的利益主体的重要性相对来说都处于更低的位置。演绎作品的作者同样付出了原创性的劳动，其因创作而产生的权益应当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重要性最高的权益。

（二）能更好的平衡原著作者于演绎作者之间的利益

如果侵权演绎作品不享有著作权，则任何第三人可以随意使用该侵权演绎作品，而无法受到任何限制和处罚，这对于付出了劳动的演绎人来说显然不公平。另一方面，演绎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完整、系统的规制和保护，也许会使得演绎作品作者“破罐子破摔”,对原作作者造成更多的侵害。

如果肯定侵权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当第三人对非法演绎作品实施侵权行为时，演绎作品作者能名正言顺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被伤害、劳动成果不被侵占；将演绎行为纳入法律的规制，也可以更加全面得保护原作作者的权益。这样既公平地保护了原作作者和演绎作品作者的权益，又能平衡双方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

（三）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

现在传播方式的多元化给著作权立法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各种形式的“作品”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创作成果的社会价值日益突显。而此时著作权侵权成本极低，市场需求的提升也使更的多人进行演绎作品创作，由此因演绎而产生侵权的案件大量出现，这使得著作权法不得不对演绎产生的作品的法律地位和权益引起重视，所以过去那种单一的、偏重于保护原作作者的立法不能全面地适应司法实践。因此肯定侵权演绎作品著作权，确定侵权演绎作品区别保护的具体方式和侵权惩罚方法，才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演绎作品侵权纠纷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郑思成。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姜丽媛。论“非法演绎作品”的保护[J].犯罪研究，2005（6）。

[3]陈锦川。演绎作品著作权的司法保护[J].人民司法，2009（19）。

[4]黄汇。非法演绎作品保护模式论考[J].法学论坛，2008（1）。

第三篇：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研究论文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与“安全”的界定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定义

食品的法律定义，因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与立法传统的差异，尚无统一概念。食物种类本身纷繁复杂，外加现代科学技术掺杂其中，立法给“食品”下定义并非易事。目前，在定义食品总体概念时，分类法被广泛采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1]美国属于分散立法模式，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散于多部法律当中，其中调整食品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将其定义为：“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的各种物品；口香糖；用于制作上述食品的原料。”[1]从中美两国关于“食品”的概念规定来看，有同有异。二者区别主要是对食品食用对象方面的差异，美国规定“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我国明确仅“供人”，相比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此外，我国明确将“药品”排除于“食品”之外。我国认为药品需要专门法律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它；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一直自成体系，置于同等地位保护。我国在定义“食品”时与美国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规定以“食用或者饮用”方式提供的物质补给属于食品的范畴；对食品是否需要加工等过程两国均持否定态度，均认可“原料”是食品的范畴，从而使食品的范围可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最后，在定义方法上，两国都采用分类法，大体上是将食品分类为食品、饮品及原材料。

（二）食品安全犯罪中对“安全性”的界定

关于食品“安全性”的界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判定食品安全需结合时下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要义，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其等同为“食品卫生”。至今，食品安全的内涵也不同以往。总之，食品的“安全性”因时而异，标准也愈来愈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性”规定也非常高，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我国对食品安全不仅要求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要营养充分，缺其一在我国都不能称之为安全食品。美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取而代之是美国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研究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检测食品是否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美国在农药残留方面标准几乎就将所有的农产品涵盖其中。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直接以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体现其安全性。我国虽然在具体判断安全性时，也有一定的标准，但与美国标准相比，源于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我国标准制定和成效显然与之相去甚远。

二、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控范围规定无论粗疏或繁密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对象；二是犯罪行为[3]。因此，对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笔者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犯罪对象比较

犯罪对象即刑事法律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具体的物。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物”首先应当满足立法关于食品的规定。对此，笔者上文已论述，而食品安全犯罪所指的食品还应具备刑事法律中对食品的规定。两国构成犯罪对象的食品都必然是“不安全”食品，区别在于对“不安全”的规定内容和方式的不同。美国在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上采取的是典型的附属型刑法立法模式，即美国的《模范刑法典》中并没有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罪与罚的规定都散见于各食品安全行政法规中。《美国法典》第21篇是专门论及食品方面的内容，其刑法规定主要集中于第1节假冒、伪劣食品、第3节填充牛奶、第4节动物，肉，以及肉与乳制品、第9节联邦食品法、第10节家禽与家禽制品检验和第15节蛋制品检验。每一节不仅分别细述了具体食品的含义，而且也规定了相应的罪与罚，如“填充牛奶”是指任何牛奶、奶油，或脱脂乳，无论他们是否已被冷凝、脱水、浓缩、制成粉末状或被晒干，只要它已被添加、混合或复合任何除了牛奶中的脂肪外的脂肪或油，就可把该产品称作是赝品，即“填充牛奶”[4]。由此也可看出，美国对作为犯罪对象的食品方面作了非常繁密的分类，纵观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餐桌上的基本食品几乎都会被囊入立法之中，同时还有可能出现同一食品被多部法律所调整。美国犯罪对象的规定除了对象的广泛性还有内容的细致性，如上述填充牛奶的规定，以此增大立法的可操作性。我国对罪与罚的规定只存在于《刑法》中。我国《刑法》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主要有以下两个条款：《刑法》分则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5]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6]。以上两个条款对犯罪对象做了两个总体限定：一是首先满足我国立法规定的食品，即前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界定；二是对食品做进一步限定，要求食品必须是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并造成一定不良后果，但具体到某一种食品的判定并未一一规定，这常使我国司法工作者陷入不尴不尬的局面；有毒有害、严重后果亦是如此，更多的是依靠司法者的经验、主观臆断；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中的“标准”，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可谓是既不成体系，发展也不成熟，以此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其成效也是不言而喻。

（二）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犯罪行为的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犯罪行为即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认定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美国。我国目前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八》的第143条和144条。这两个罪名的犯罪行为仅限生产、销售两种方式，这也是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罪的两种行为方式。这两种行为也被美国食品犯罪行为所包含，但却不限于此。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中规定了很多犯罪行为，例如：人为改变或者冒牌食品的运输行为、接收行为；全部或者部分改变、切除、损毁、涂销在售商品标签行为；不建立或保持食品相关信息等、伪造膳食补充剂严重问题事件的报告等等[7]。因此，在美国，运输、接收、改变商品的标签、不建立食品信息等行为都是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畴。当然，这些也只是美国犯罪行为规定的冰山一角。可见，美国规制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网的严密，而这些犯罪行为在我国只是理论研究的愿景。美国还存在大量的解释型立法，通过进一步阐述立法内容，以充分表达立法本意，消除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歧义。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并不全面，现有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在现实中的应用也是疑问重重。此外，美国食品安全犯罪中犯罪行为对本罪的成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食品安全犯罪不同于其他普通犯罪，只要发生刑事立法规定的禁止行为，一般即成立此罪，而不过问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作案动机。美国食品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这与立法的强硬、零容忍态度不无关系。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看出，仅出现刑法规定的否定行为不足以认定此罪，还需综合考虑其他种种因素，这样无疑提高了犯罪入罪门槛。

三、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比较的启示

目前美国已被世界公认为是食品最安全的国家，这与美国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全面程度有很大关系。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刑事立法调控范围不够严谨难辞其咎。因此，通过比较两国在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调控范围，我国应当有所借鉴并改善。

（一）细化食品安全犯罪对象的范围，并增加解释性立法作支撑

美国食品安全犯罪对象规定得极为繁密，这使美国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在实践中更具实用性，也可更有针对性地应对现实的严峻挑战。我国刑法则恰恰相反，犯罪对象的规定较为宽泛，立法很少专门针对某种食品单独立法，这种方式常常给实践带来难题，尤其是犯罪的归类划定，导致目前我国食品的含义在判断一些物品是否属于食品时常常模棱两可。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有大量食品的规定，有较为细致的分类，如添加剂食品、特殊食品、婴幼儿食品等规定。两法之间关系本应是无缝衔接，《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违法对象在刑事立法中不仅存在，而且还应规定相应的罪与罚，通过严密的立法消除违法与犯罪的空白地带，现实却并非如此。综上，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在对食品安全犯罪对象做出抽象概括的同时，还应有更多具体条文针对餐桌上基本的食品、一些易发生争议的以及需要特殊保护人群的食品如儿童、孕妇等的食物单独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并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对象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将立法原意通过司法解释或其他立法方式进行进一步解释说明，以此来支撑我国单薄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最终丰富、细化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对象的范围，提高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

（二）丰富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种类，并增强其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仅限生产与销售，范围限定地非常狭窄，且“生产”、“销售”的具体行为方式也未做进一步解释说明，如因食品的包装不当致人死亡是否可以划为食品的“生产”中。此外，食品安全的风险存在于从农田（饲养）到餐桌的整个过程中，而非仅仅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食品原料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喷洒有毒有害物质损害人体健康；食品在储存、运输途中可能不具备保存条件导致食品变质，产生有毒成分；问题食品未能及时召回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等，这些行为都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因上述行为不属于生产、销售行为，导致不能依据我国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定罪量刑。立法的空白直接影响本罪的认定，我国实践中只能寻找其他罪名定罪，这就可能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达不到惩治该罪的最终目的。综上，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目前的紧迫现状与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联。因此，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规定上，我国显然需要借鉴美国，不仅需要增加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种类，将各环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犯罪行为均纳入到本罪中，还要将每种行为进行明确解释说明，减少实践中可能造成的歧义，从而做到精准有效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此外，我国还应重视犯罪行为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在认定食品安全犯罪时，应重点考量犯罪行为，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严格犯罪责任，始终保持食品安全犯罪零容忍态度，从而达到降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发生概率。

（三）立法模式因地制宜，重在改变立法理念

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主要通过多部单行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来规范食品安全犯罪，零碎法律之上并无一个统领法律，使他们看似杂乱无章，无迹可寻，但这恰与食品安全犯罪特点如出一辙。繁密交杂的法律规定可使复杂的食品安全犯罪被精准覆盖。我国属于刑法典立法模式，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与罚规定只存在于刑法当中，这也是我国的立法传统。我国有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的立法方式并无优劣之分，立法模式只是立法方式、框架性问题，真正影响法律适用的还是立法理念的差异。从中美犯罪对象和犯罪行为的诸多差异来看，概言之是美国重实务，轻理论，立法粗中有细，面面俱到，我国则似乎与之相反，应用性条款的规定却秉持着“宜粗不宜细”原则。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应改变立法理念，增加解释型立法，细致立法应用性条款的规定，以此承担实现食品安全立法存在真正价值的重担。

第四篇：浅析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

本科毕业论文

浅析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所在院系：

所学专业年级：

2011

年

5月

目 录

1.我国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概况..........................................................................................1 1.1何为音乐作品，其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客体间相比有何特殊性；.........1 1.2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时间.........................................................................................1 1.3法定许可情况.............................................................................................................1 1.4如何构建有效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1 1.5如何申请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1 2.音乐作品著作权保的现状...................................................................................................2

2.1国内首例商场播放背景音乐侵权案件……….…………………………………………..2

2.2百度MP3侵权案件…………………………………………………………………………….2

2.3其他相关案例…...……………………………………………………………………………..2 2.4法律规范上存在不少争议和漏洞.............................................................................3 2.5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力度不够.....................................................................4 2.6音乐著作协会集体管理的只能和权限中存在的争议.............................................3 2.7社会对于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意识有待加强.....................................................3 3.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建议...............................................................................................4

3.1完善立法.....................................................................................................................4 3.2行政保护.....................................................................................................................4 3.3司法保护.....................................................................................................................4 3.4规范和完善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保护。.....................................................................4 3.5著作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自我救济。.....................................................................5 4.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意义。.......................................................................................5

4.1体现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5 4.2有利于音乐作品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5 4.3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5 4.4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6

中文摘要

随着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善，以及我国逐渐加入国际知识产权跳跃或公约，国内公民自我法律保护意识日渐增强，音乐作品著作权的纠纷案件日趋增多。音乐作品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和宝贵资源，必须予以适当的法律保护。经过对不同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和比较，以著作权方式对音乐作品实施保护无疑应该是现阶段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而如何运用著作权方式对音乐作品进行保护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音乐作品

著作权

权益保护

Abstract:

along with our country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islation gradually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mping or conventions, domestic citizen self growing law protection awareness, music works copyright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isputes.Music works as the common wealth of human society, and valuable resources must be appropriate legal protection.Through the different legal protection mod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music with copyright way, enforce the protection works undoubtedly should be present a kind of practical and wise choice.And how to use music works copyright way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protect has become important questions.Face the problem we how to respond has become the major issues we must face.Key words:

Music works

copuiright

Rights protecion

音乐作品的法律保护随着网络媒体等通信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上的一个难题，各国对于如何给予其法律保护，给予什么样的法律保护，即采取何种法律保护模式，具体如何实施这种法律保护，存在着很多的分歧，而形成了不同的立法与实践。本文拟针对现实案例中涌现出来的几个重点问题，就音乐著作权的保护作一分析和探讨，以期对音乐作品的法律保护模式的适当选择及相应法律保护制度的合理构建有所助益。

1.1何为音乐作品，其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客体间相比有何特殊性；

音乐是凭借声波震动而存在，在时间中表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是人类创造的诸多的文化想象之一。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为音乐作品所下的定义是“知歌曲，交响乐等能够延长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音乐把各种形态的声波震动作为自己存在的物质材料，运用一定规则将音乐的嘴基本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和声进行组合，并运用各种物质手段发出，这种物质手段既包括人类天生的器官，也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器具。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音乐作品具有以下特征；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听觉的艺术，流动的艺术；⑵声音是构成音乐形象的物质材料；⑶音乐的表现形式是声音彼此之间的协调，划分，结合以及对立矛盾和解决，声音量的不同，时间的长短和节奏是该形式的内在根绝;⑷音乐是表演的艺术，必须通过演唱演奏，才能为听众所感受而产生艺术效果。音乐作品还可以和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产生新的艺术形式。音乐和语言结合产生歌曲；和戏剧表演相结合可以产生歌剧，戏剧；和舞蹈相结合可以产生舞剧；和电影艺术相结合可以形成电影音乐；等等。、1.2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时间

著作权法规定的音乐著作权的保护期指的是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改编、翻译等创作者对其创作的音乐作品享有专有权的保护期限。保护期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过了保护期的音乐作品可以免费使用，但作者的署名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修改权等人身权永远受保护。

1.3法定许可情况

法定许可是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认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而直接依据法律授权使用已发表的作品，但是应当按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

哪些情形适用法定许可现有的著作权法规定了哪些情形适用法定许可？

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但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除外。

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九年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音乐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但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除外。

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的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

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1.4如何构建有效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

面对盗版行为的日益泛滥，音乐人纷纷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但是，也有一些音乐人反映，在维权中他们经常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和困难，而且面对海量的盗版行为，著作权无法实现有效和完整的保护，许多权利难以行使。针对这些情况，我国政府积极探索和完善版权保护机制，在立法、宣传、组织建设方面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目前在音乐、音像等领域已经建立了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的有效方式之一，它能搭起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权利人更好地行使权利，同时又能让使用者合法地使用作品，促进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作为音像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集协一直致力于在全国推进KTV版权收费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主张权利人权利的同时，音集协还积极配合文化部、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开展的全国娱乐场所阳光工程，帮助KTV企业建立正版曲库，推进KTV企业使用正版作品，提高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实现正版化经营。

1.5如何申请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登记部负责办理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作品著作权登记工作。

申请作品著作权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及要求：（1）按要求填写完整的作品著作权登记申请表；（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3）权利归属证明；

（4）作品的样本（可以提交纸介质或者电子介质作品样本）；

（5）作品说明书（请从创作意图、创作过程、独创性三方面写，并作者签字）； 办理时限：

登记机构受理登记申请后30个工作日办理完成。需要补正材料的，申请人自接到补正通知书后两个月内完成补正，登记机构自收到符合要求的补正材料后30个工作日办理完成。

2.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现状

经典案例分析

2.1商场播放背景音乐侵权案件

2003年初，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发现北京东安集团长安商场大量播放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的音乐作品，2003年4月，音著协向长安商场指出其未经著作权人允许，长期以播放背景音乐形式使用音乐作品，严重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作品使用权，要求协商解决，遭到了长安商场的拒绝。

2003年10月，音著协向背景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安商场停止播放背景音乐并赔偿经济损失

被告长安商场辨称:首先，音著协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之间订立的委托合同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其次，音著协是一个民间非官方组织，无权向被告收取费用;再次，音著协主张的收费依据是其单方制定的《表演权收费标准》，对被告没有强制约束力;而且被告并没有因为这些音乐作品而营利，只是提供给公众精神享受，真正的受益人并不是被告;最后，作为大型商场企业，播放的音乐都是已经发表的作品，没有违背著作权人创作音乐服务大众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还负载了某种文化的传播与社会文明的宣传功能，因此严格限制音乐的商业行为会削弱文化传播的功能。

原告表示《表演权收费标准》已经得到了国家版权局的同意。最终此案在法院的调解下结案。2.2百度MP3侵权案件

MP3搜索是百度最受用户欢迎的产品之一，在中国互联网音乐搜索中占有超过8成德市场份额，不过因为百度提供国内外大量音乐的搜索和下载引导功能，惹得国际唱片协会两次均以侵权的名义将其告上法庭。国际唱片协会首次以百度MP3侵权为由，将百度诉上法庭，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国际唱片协会败诉。国际唱片协会收集了新的证据后，再度将百度告上法庭，仍然以败诉收场。法院判决认为，百度向网民提供的是搜索引擎服务而非侵权MP3音乐，因此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3其他相关案例

湖南的刘鸿志对电视连续剧《水浒》主题曲《好汉歌》产生质疑而进行诉讼，认为《好汉歌》抄袭了中原民歌《王大娘补缸》，后来《好汉歌》被判为原创作品； 在英国，1960年代的“西部之家”案件也是一宗关于音乐作品权属纠纷的案件。英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当地流传多年的苏格兰民歌“西部之家”因无法确认其作者而属于公共领域的作品，任何人都有权将其录制下来，而将其录制下来的成果不具有原创性，因而不能享有版权。在美国，1963年“Kingston Trio”案同样涉及音乐作品的权属。在该案中，名为“Kingston Trio”的三重唱组合改编了一首他们认为属于公共领域的歌曲“Tom Dooley”，而没有提到这首歌曲的原创者——生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区的农民Frank Proffitt和记录、整理、改编这首歌曲并发表于《美国民歌集》的民歌收藏家Frank Warner。法院最终审查判决三重唱组合的改编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即侵犯了《美国民歌集》印制版本中应当得到保护的著作权。

通过案例看到的问题

从上述诸案例不难看出，是否以及如何给予音乐作品以何种法律保护，是一个让各国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的新问题，但是又不得不认真面对并寻求合理解决的难题。总的来看，该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4法律规范上存在不少争议和漏洞

比如抄袭事件，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认定音乐作品抄袭的相关标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委托音乐界专业人士对作品进行鉴定，主要从体裁，风格，演唱本色，曲式，旋律，情绪，基调，节拍，词性等艺术和技术方面进行分析鉴定。但是这样的鉴定往往会因专业人士而异，最终而导致法院难以做到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判决。

邻国日本在音乐抄袭的判定上采用的“高度相似标准”，以音符，音阶为重要判断依据，法律通过标准化规定，使得对于抄袭的认定简单不少。2.5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力度不够

为甚对于一首有著作权的歌曲，人们能轻易地从网上试听和下载？原因在于社会中缺少一个渗透社会生活中的著作权权利保护机关。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权利人会越来越重视到自己的著作权，所以要加强一月著作权的保护，需要执法机关随时发现违法行为，随时依法惩办违法行为，同时也需要全社会重视对著作权的保护，有一个良好的行为准则意识。

2.6音乐著作协会集体管理的只能和权限中存在的争议

协会是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国家版权局共同发起,依法成立的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国家民政部登记的非营利社团法人。不同于一般的协会，是由音乐著作权人参与管理，专门维护曲作者、词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机构,协会的日常工作还受国家版权局的监督和指导。

音著协为著作权人统一执行权利保护是一个非常有效且便利的职能行为，但是音著协在行使职能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在处理商场背景音乐案件时，就有人提出对其作出的处罚及评判标准村啊在质疑：又如目前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要负责管理作者的复制权，广播权，表演权，而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责对音像作品的表演，放映，广播，出租，复制，发行，通过网络传播等环节进行收费管理。上述两个团体管理的范围界限并不清楚，存在交叉重复。

2.7社会对于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音乐人可能知道抄袭，但是其模糊的抄袭界限就可能使其作出侵权作为，还有很多人意识中的“免费的音乐”。以为付了购买音乐CD的费用，就可以在公共场所对其播放等想法导致了行为人在非主观恶意的情形下侵犯了权利人的利益。

3.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3.1完善立法

国家通过立法赋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对其著作财产和相关的精神利益共享有知识产权，并予以法律约束力。立法对在做到保护的同时，还应该完善对侵权情形的确认。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打“擦边球”的现象，要对音乐作品制定一个科学，系统，明确的立法保护

3.2行政保护

国家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某些比较严重违反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侵权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及对某些著作权人予以授权等。行政处罚是打击侵权行为的第一枪，这也主要是针对盗版，假冒进行的。从几年的情况看，在盗版大家上去的了不小的成果，有力的维护了著作权人的权益。

3.3司法保护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中心和关键的一环。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即权利人活国家公诉人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刑事，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使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不进给著作权人以信心上的支持，也给侵权人一定的威慑力。

3.4规范和完善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保护。

音乐著作权协会是对著作权人或其他权利人自身权利以保护的社会组织，对其著作权的保护应该 是最普遍也是最直接有效的。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善，比如音著协确定侵权处罚金额的标准欠缺等，导致音著协在维权中遇到不少阻碍和困难。应该先从立法上对音著协权利只能做更完善的规范，同时音著协中应在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成立仲裁小组，专门负责对音乐著作权侵权案件进行审前仲裁，并且规定此仲裁为审判的毕经程序由于音乐的特殊性，经常会遇到事实认定的歧义，如果事先没有一个鉴定的过程，一遇到情况就起诉法院，可能会导致司法的浪费，也给和谐社会带来不和谐的声音。

3.5著作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自我救济。

社会著作权保护意识的教育应切实倡导全社会提高自身法律意识，著作权人也应增加维权意识。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害就应该及时的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当侵权损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要主动的寻求司法解决的办法。同时应主动学习法律知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权益是否被侵害应该用何种办法解决侵害问题。

4.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有何意义。

4.1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

维护公民正当的民事权益，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2建立音乐作品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

保护了创作者的正当权益，调动了广大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著作权法》从法律上确定了秩序哦这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人身权的财产权，这就为作者进行再创作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著作权法》禁止以剽窃，篡改，假冒等不法行为侵害作品，这位保护作者正当权益，尊重作者的创作成果，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当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收到了法律保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就会不断推出，新的作者也会成批地涌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

4.3从调整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看，也有利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

《著作权法》不仅要保护作者的正当权利，也要保护传播者得正当权益，还要保护公众进行学术活动和掌握知识，分享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成果的权利。一部作品创作出来，通常不是为了自我欣赏，它要与公众见面，以某种物质形式为广大公众所使用。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学习，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在别人智力劳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因此其作品包含着他人的劳动。除了传播者根据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相应的权利外，公众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也有权利使用作品。鼓励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鼓励广大群众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国家的宏观利益。为此，对作者和传播者的专有权作必要的限制是需要的，也是合理的。《著作权法》在保护作者利益，规定作者、传播者和公众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协调三者的利害关系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4实行著作权法律保护，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我国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早在南宋时，我国就已经有了著作权保护的观念。但到了近代，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制度落后了。为了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开展国际版权贸易，我国《著作权法》吸 收了国际版权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等，这对于我国有效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从交流中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成果，锻炼我国的作家队伍，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开展著作权法律保护，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是落实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有了《著作权法》，就为我国同外国签订有关著作权保护双边协议或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创造了条件。总之，实施《著作权法》实行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对于造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促进优秀作品的大量产生和传播，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意义。

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在建立健全我国的著作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著作权保护制度，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表演艺术、计算机软件和信息网络等民族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和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以及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著作权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正如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力之另一端达到了平衡并维持了这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文明的进步会不断地使法律制度失去平衡；而通过把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这种平衡又会得到恢复，而且也只有凭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与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性地存在下去。”在知识产权法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发展的主旋律，著作权法也不例外。面对着科技水平网络通信越来越发达的现实，我国的音乐著作权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传播 手机通信传播等等手段都有可能造成对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侵犯，新的科技和现实情况总是不断变化之中。因此这一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当然，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刚刚形成，音乐使用者得著作权观念还不够强，理顺音乐著作权中的各种关系，开展有效的管理工作还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的音乐著作权管理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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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著作权保护协议书

著作权保护协议书

甲方：威邦艺品（香港）有限公司/创意兴业有限公司 乙方：

厂（公司）地址：

负责人：，联系电话：

甲乙方双方就甲方著作权保护事宜特签订本协议如下：

一、甲方将自有著作权等智慧财产权的产品（见附图及产品照片）委托乙方代工生产，委托期限为

年，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月日。

二、委托之交接

甲方在委托乙方生产时，双方需办理交接手续，即乙方应当在甲方提供的产品设计图纸上和产品实物样品上签字盖章确认图纸和样品的智慧财产权归属于甲方。

三、乙方应当尊重甲方的智慧财产权，严格按照甲方的委托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动原有设计，如确实需要改动的，必须实现征得甲方的同意。

四、乙方必须重视甲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无论是生产设计图纸还是样品，均不得向第三人泄漏，否则由此导致产品被仿冒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必须如数赔偿。

五、乙方接受的委托生产任务完成后，应当将产品的设计图纸和样品交回甲方，不得擅自复制图纸和生产产品，亦不得将甲方所委托生产的产品当作自己的产品陈列，如需陈列的，必须经过甲方同意，并注明智慧财产权人是甲方。

六、未经甲方授权许可，乙方不得生产甲方所委托只产品对外销售，如有违反，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如造成甲方经济损失而违约金不足以抵偿损失的，乙方需另行赔偿差额部分。

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并经双方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生效。

甲方：

（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

代表：

签订日期：

****年**月**日

签订日期：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