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五篇材料）

第一篇：欧盟海上残障旅客权利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一、引言

目前欧洲已成为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邮轮市场，欧洲旅客数量从2008 年到2013 年五年来增长了44%，达到640 万人。与此同时，带动了超过390 亿欧元的产业收益。据估计，欧洲残疾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20%，到2030 年，65 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整个欧盟人口的三分之一，占欧洲人口总数的35%。这一群体的旅游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为航运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因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出行需要携带辅助设备，给海上旅客运输带来一定的不便，一些航运公司因此要求该类旅客支付超过普通旅客的票款，甚至拒绝接受他们的旅行预订。另一方面，由于船舶以及相关港口缺乏专为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的设施，使他们对船舶旅行望而生畏，而选择以航空、铁路等其他方式出行。

长此以往，既不利于保护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同时又在航运市场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在立法方面，欧盟在2012 年12 月31 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海上事故发生时承运人责任2009 年第392 号条例》是欧盟由《1974 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2002 年议定书》及其《2006 年实施指南》的主要内容转化的欧盟立法，对海上旅客运输中旅客人身伤亡及其财产损失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强制保险等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但是该法对于发生航程取消或延误以及延迟到达目的地时旅客享有哪些权利和相应的救济并无规定，特别是对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海上旅游能否享有同等的待遇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鉴于此，《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关于海上及内水旅客权利条例》(以下简称为《海上旅客权利条例》)于2010 年11 月24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通过，自《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后第20 日，即2010 年12 月17 日起生效，并于《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后24 个月后，即2012 年12 月18 日起正式适用，并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内全面实施。

对于不满300 总吨的从事国内运输的海船，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2 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国内法对本规定下的旅客权利有适当的保障，成员国可自2012 年12 月18 日起两年内排除适用本规定。这一法规的出台为欧盟旅客特别是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水路出行创立了统一的权利制度和相应的服务标准，是欧盟在海上旅客权利保护制度方面的重大发展。本文对《海上旅客权利条例》中有关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的权利进行介绍评析，以发掘欧盟在海上旅客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动向，为我国海上旅客权利保护的相关法规完善与解释提供参考。

二、《海上旅客权利条例》有关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权利的主要内容

《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二章“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权利”(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 and Personswith Reduced Mobility)用九个法条对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在海上旅行中的权利加以规定，主要包括运输权、在港口和船上得到援助权以及移动设施或其他特殊设施的损害赔偿等。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的定义，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是指任何由于身体残疾(感官上或运动上，永久性或临时性)、智力障碍或者损伤，或者任何其他原因的残疾，或者由于年龄的原因，而在使用运输中行动受限的人，其身体状况需要给予特殊的注意并适合其对所提供的服务的特殊的需求。因《海上旅客权利条例》对两者作出统一规定，为叙述方便，本文以下将“残疾人和行动障碍人”简称为“残障人”。

(一)乘船旅行的权利

《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的立法目的之一是使残疾人，不论残疾、年龄或者任何其他因素，都享有跟其他公民同等的使用旅客服务和邮轮的机会，在自由移动、自由选择和非歧视方面享有与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基于此，《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7 条规定，承运人、旅行代理人和旅游经营人不应以残疾或者行动不便为由拒绝接受该类人的旅行预订，不得拒绝向其签发或提交客票或者限制其登船，不得以不同于普通旅客的条件额外收取费用。《海上旅客权利条例》要求提供旅客服务和邮轮的经营人配备足够的信息供旅客选择航线，进行预订，成功完成履行。承运人、旅行代理人或旅游经营人通过网站、宣传小册子、预订处所、旅客服务中心和邮轮客服中心等以可访问的形式发布这些信息。但是，基于对残障人的安全考虑，国际公约、国内法以及相关当局对于运输此类旅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满足相关要求和条件的船舶不能从事运输残障旅客的运输服务。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8 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下两种情况下经营者(或旅行社或经营者代表)可以拒绝残障人的预订、向其签发或提交客票或者让其登船:第一种情况是载运残障人不符合国际、欧盟、相关国内法规以及相关当局的安全要求，这通常与船舶是否符合紧急情况下在30 分钟内从多数船上疏散所有旅客的要求有关。这种要求对于不能在无援助情况下独立到达集合点的残障旅客的数量有必要的限制，这样的限制因船而异，承运人、旅行代理人或旅游经营人应向残障人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以防止预订后因这些原因而被拒绝登船。

三、《海上旅客权利条例》适用于所有旅客的权利规定

《海上旅客权利条例》除对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外，还针对所有旅客就旅行中断情况下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的责任、旅行信息知情权和旅客投诉处理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1.航行中断时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的责任

遇到航程取消或出发延迟，承运人(当时的港口经营人)应尽快告知旅客(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原定出发时间的30 分钟)，并在得到信息后尽快告知预计出发时间和预计到达时间。航程取消或延误超过90 分钟的，应向旅客提供可能的膳食。因航程取消或延误发生旅客滞留的，应提供在船上或岸上最多三晚的住宿，每晚费用最高80欧元，除非取消或延误是危及船舶安全航行的天气条件造成的、取消或延误在旅客购票之前已被告知或者取消或延误是旅客过失造成时。

除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向旅客提供膳食和住宿外，承运人还应帮助旅客取消旅程和返还票款，或者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变更航线。如果航程取消或延误超过90 分钟的，旅客可以选择不另外支付费用而变更航线或者退还票款。承运人应当按照购票的价格全额支付旅客尚未完成的旅行部分的，或者虽已完成部分旅行，但航程对于旅客最初的旅行计划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部分的费用。该费用应当在7 日内以现金、银行电子转账、银行汇票或银行支票的形式支付，也可以通过与旅客协商以旅行凭证或价格等同于票价的其他方式支付。旅客服务因故迟于运输合同约定的到达最终目的地的时间到达的，旅客可以要求承运人赔偿，除非取消或延误归因于危及船舶安全航行的天气条件或者是采取所有合理措施仍无法避免的特殊情况。根据原定航行期间和实际延误的时间，旅客可向承运人主张票价的四分之一或一半的赔偿。承运人应在旅客提交损害赔偿请求后1 个月内支付赔偿。

2.旅客权利的告知

根据《海上旅客权利条例》第22 条的规定，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以任何人可查询的形式和以通常向所有旅客提供信息所使用的同样的语言向旅客提供整个旅程的准确的信息。特别要注意残障旅客的需求。为符合信息要求，可以提前配备使用欧盟各国语言的有关《海上旅客权利条例》条款的简介，特别要包括旅客所享有的权利。此外，还应当在船上、港口码头上以适当的方式告知旅客执行机构的详细联络方式。

四、欧盟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保障立法对中国的借鉴

从上述对欧盟《海上旅客权利条例》有关残障人海上旅游权利保护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对于残障人海上旅游提供了高层次的法律保护，相关规定非常详细具体，因而具有可操作性。从我国残障人数量看，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截至2013 年底，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累计采集、收录持证和非持证残疾人4020 余万人。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3 年底，全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 243 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13 161 万人，占总人口的9.7%。虽然65 岁人口所占比重尚未达到欧洲国家的20%，但已无疑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人比重会逐步提高。从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看，2013 年入境旅游人数1.29 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16.64 亿美元;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9818.5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95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4.0%。

根据《2014 中国邮轮发展报告》的统计，2014 年中国大陆邮轮运营466 航次，增长14.78%，其中母港航次366 个，增长9.3%，访问港航次100 个，增长40.8%;出入境邮轮旅客172.34 万人次(86.17万人)，增长43.36%;其中，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母港航次出入境147.92 万人次(73.96 万人)，增长44.3%，以境外游客为主的访问港航次入出境24.47 万人次(12.24 万人)，增长37.9%。与我国残障人所占比重和海上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有关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保护立法却是空白。目前有关残障人保护的立法主要有2008 年修改的《残疾人保障法》和2013年7 月1 日起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两部法都对保护残疾人和老年人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如赋予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建立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的无障碍设施，国家为残疾人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等。2013 年10 月1 日起施行的《旅游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残疾人和老年人这些特殊人群的保护和提供便利作了专门的规定，强调残疾人和老年人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的同时，要求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这类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残障人旅行权利保护方面与欧盟立法有很大的差距，应当借鉴欧盟立法，针对残障人在旅游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真正使得残障人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权利。

中国未来残障人海上旅行权利保护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规定:第一，明确规定残障旅客享有同普通旅客一样的海上旅行权利。除非因权威部门规定的航行安全或者因港口或船舶设施受限不能运送残障旅客等合法的原因外，承运人、旅行社和旅游经营人不应以残障为由拒绝接受残障人的旅行预订、向其签发或提交客票或者限制其登船。第二，对残障旅客获知相关信息和援助的权利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以任何人可查询的形式和以通常向所有旅客提供信息所使用的同样的语言向残障旅客提供整个旅程的准确的信息，免费提供自残障旅客登船时起至离船时止这一期间的援助。提供的信息特别要注意残障旅客的需求，提供的援助应适合于残障旅客各自的需要，如特殊的坐席或住宿，携带医疗器械或移动设备或者有同伴或导盲犬随行等。第三，增加旅客人身伤亡时的先行支付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就医给旅客带来的经济负担，从而不会影响旅客得到及时的治疗。第四，设立邮轮旅游投诉机构，完善纠纷解决途径，使得旅客明晓其投诉应当遵守何程序得以解决，在程序上保证旅客权利得以实现。

第二篇：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摘 要:世界各国对于著作权的刑事立法保护虽不乏共性,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和保护范围的确立,还是罪名和罪状的设计安排,抑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各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优劣,比较其得失,无疑有利于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推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 刑事立法保护 比较研究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各种法律领域中受影响最深、冲击最烈的首推著作权法,[1]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以回应新传播技术对新著作权制度的呼唤。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纷纷修订其著作权法,除了对新近出现的许多前沿问题作出回应外,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加大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惩治力度。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对世界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优劣,比较其得失,以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一、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侵犯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案件外,其他类型的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并不突出。因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尽管很早就开始了,但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当时,国际公约中的著作权保护立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立场,大多仅从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的角度调停和解决各国间的著作权纠纷和争端,其中不少涉及到外交途径,而涉及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条款则往往很少。

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影像工业(磁带、录像带、唱片等)的发展,非法复制或者翻制视听资料的现象开始出现。很快地,这种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变得猖獗起来,并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犯罪活动。根据新闻界的估计,目前市场销售的视听资料中25%至80%(根据具体的国家来决定)是非法复制品。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对计算机软件的非法复制也日益严重,且在世界范围内越演越烈,各国因此蒙

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要求在相关的国际公约中设置刑事条款,通过刑事手段的运用,加大对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为世界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加强各国在经济、文化、艺术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与完善。迄今为止,已缔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录音制品日内瓦公约》,《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的载有节目信号公约》,《印刷字体的保护及其国际保存协定》,《WIPO版权条约》与《WIPO表演及

录音制品公约》,等等。

上述国际公约,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之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

为促使世界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61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在以商业规模蓄意地假冒商标或剽窃著作权的案件中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适用的法律补救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到惩罚作用的监禁和/或罚款,其处罚程序应与具有相应严重性的罪行法律补救措施的处罚程度相一致。在适当的案件中,可采用的措施还包括充公、没收或者销毁侵权复制品以及任何其主要用途是用来进行上述犯罪行为的材料和设备。缔约方可以规定将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的和以商业规模来进行时。”显然,该条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仅限于最一般的情形。尽管如此,仍然不难看出,《TRIPS协议》对著作权的刑事程序保护

具有以下特点:[2]

(1)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刑事保护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成员国在国内法上的规定,因为国际法法律责任的实现终究要依赖于国内法的规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所提出的要求,因而也是各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2)该条中所说的著作权情形是指该国际法中的著作权。著作权权利、著作权对象以及保护期限等方面都要根据该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确定。脱离《TRIPS协议》的规定来确定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范围,即是对该协议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宗旨的背离。

(3)明确要求侵权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与其行为危害的严重性保持一致,从而在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中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其中,该条认为监禁和/或者罚款是最基本的刑事处罚方式,不能没有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至于具体如何适用,是单处还是并处,则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另外,对其他的方式如充公、没收、销毁侵权设备以及有关材料,则允许成员国根据情形选择规定。这样的规定不仅防止成员国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活动姑息放纵,而且也防止成员国罚不当罪,同时又为成员国提供可以选择的处罚方式。

(4)对于成员国是否规定除了侵犯著作权和商标权的犯罪之外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不作硬性的要求,但特别指出,“蓄意以商业规模进行的”侵犯知识产权情形,成员国亦应加以

注意。

在上述国际公约中,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虽然只有轮廓勾勒式的粗略规定,但仍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刑事法网。具体说来,国际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

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3]

(1)非法翻印、复制、仿造、剽窃、改编、演绎他人的精神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传播、推销、发行、进口、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行为的具体方式有:第一,伪造他人创作的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或者将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第二,非法地以商业规模翻印或者复制他人的作品,牟取利润;第三,非法地演绎、改变他人的作品,并且加以发表;第四,非法地占有他人因为著作权得到的利益;第五,非法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如书籍、光碟、磁带、录像带等等;第六,非法进口或者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

(2)侵犯他人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实践中,这种犯罪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有的是直接盗版,非法刻录他人的计算机软件;有的是将这些软件直接发布在网络上,供他人无偿地使用,从而严重地侵犯他人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有的则是间接改动,大部分进行抄袭,然后以自

己的名义出版发行进行销售,谋取经济利益。这在某些国家之间甚至发生了长期的争端。

(3)侵犯集成电路著作权的犯罪。此种犯罪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将他人的非常规集成电路设计或者制造作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署名、发表以及发行、销售;第二,以商业目的非法销售、进口或者其他方式发行他人的集成电路;第三,销售、进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集成电路。

二、世界各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可以预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著作权价值的日益凸现,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必将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面对这一严峻态势,纯粹依靠民事调解、行政手段显然不足以有效防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生,因而加大刑法的威慑力和打击力度,已成为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共同

发展趋势。

(一)美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美国是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科技和文化大国。尽管美国在其文化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因借鉴与吸收他人技术和文化的需要而拒不参加相关的世界性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但在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之后,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特别重视作为霸权基础的科学技术,并制定了详尽的知识产权战略,其中对其“版权产业”尤为重视。美国现行版权法是对1909年版权法进行全面修正后,规定在美国法典的第17编内,其第1章至第8章共同过渡性条款和补充条款作为美国第94-553号公法于1976年10月9日通过,1978年1月1日生效。版权法的第506条规定了侵犯版权的刑事犯罪。而对版权法第506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其刑罚处罚是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的规定进行的。根据第97-180号公法,1982年5月24日法(Act of May 24;1982)对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作了专门修正,并新增加第2319条。因此,美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规定,目前主要集中在法典第2318条和第2319条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登记取得版权制度”,所以其刑法保护只限于影片、音乐、音像作品的版权,至于其他作品如文字作品,则只运用民法保护。根据美国版权法第506

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

(1)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版权的犯罪。指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者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的行为。

(2)欺骗性进行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在任何物品上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版权标记或类似字样;或者,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公开发行或者为了公开发行而进口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这种标记或类似字样的物品的行为。

(3)欺骗性地取消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性的目的取消或更改版权作品上任何

版权标记的行为。

(4)伪造说明的犯罪。任何人在申请第409条版权登记时或者在与这项申请有关的任何文字

说明中,故意地对具体事实伪造说明的行为。

在重罪、轻罪的区分及其法定刑的设置上,美国是依犯罪行为人复制或发行侵权制品的份数来确定的。美国版权法第2319条规定: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或上述行为的重犯或再犯,只要先前的违法行为涉及录音作品或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则可处以25万美元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二者并处。如果违法行为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100份但少于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或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7部但少于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则应处以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

2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

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盗版犯罪,美国再次加大了刑事惩罚强度,调整了有关刑事重罪的成立条件。1992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有关修改侵犯版权刑事惩罚的修正法案。该修正法案规定,美国目前的版权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轻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侵犯他人版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二是重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在180天内非法复制、销售一个或一个以上版权作品的复制品或录像带10个以上的,且零售价值超过2500美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同时,凡是第二次或者连续违反有关重罪规定的,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0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4]可见,相对于美国法典第18编《犯罪与刑事诉讼程序》第2319条“版权的刑事侵犯”的规定,即美国版权法第506条中对故意侵犯版权,而且是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的刑事处罚规定,修正案明显加重了对严重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其一,将重罚(25万美元罚金与5年监禁的限度)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这对计算机程序作品有特殊意义,因为价格超过2500美元的计算机程序作品是比较多的。其二,降低了重罚对复制数量的要求,只需复制或发行10份以上,就可能受到严厉的制裁。美国有关人士认为,180天内,10份复制件以及2500美元这三项条件足以排除那些如拷贝一份给朋友的情况等“无辜”的侵权。其三,对重犯或再犯的侵权行为,规定了更严厉的制裁,即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版权法的刑事处罚带来了挑战,数字技术使得盗版更方便、更简单和更直接。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通过了《反电子盗窃法》和《数字化千年之际版权法案》,对版权法、联邦刑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部分修正,试图强化对以电子方式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以加强对版权人的保护。[5]这两部法律与相关法律一起构成了美国比较全面的版权刑事保护体系。

(二)德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作为伯尔尼公约的发起国和初始缔约国之一,德国一直比较注重对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著作权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封建社会的特许制度。至1837年,普鲁士王国颁布了《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权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此法标志着德国现代著作权法的开端。但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德国却一直未予较大的关注。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复制技术的快速发展,书籍、音像制品、电脑软件的制作和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方便,从事非法复制、销售盗版制品等非法经营活动往往很容易地就获得巨额

非法经济利益,盗版活动因而大行其道,并呈日益猖獗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开始引起德国的关注。尽管如此,德国1965年最后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以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一般简称为《联邦德国著作权法》)中,仍然没有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直到1985年,在重新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中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变,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在德国才终于得到普遍的重视,取得其在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中的应有地位。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后,对该法又作了一次重大修订,并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实施。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权法》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做了规定。其中,涉及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6]第一,改变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轻罪性质,不再把该种犯罪作为轻罪对待。原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一般是6个月至1年的监禁,现在修改为3年监禁;罚金的规定仍然可以继续适用。而从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原来很少使用的没收和扣留,现在则较多地得到适用。第二,明确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即职业性侵犯。这实际上是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性要求,排除了在合理使用的范围之内成立犯罪的可能。在主观方面,只要求行为人有“大量、重复性地” 复制他人著作权作品的目的与意图;在客观行为方面,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要有营利的可能性即可,并不要求必须是职业性或者商业性的活动。第三,对于预备性的犯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却明确表示,对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就是未遂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严密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第四,在刑事诉讼方面,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由州的经济庭审理,这不仅有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及时处理,而且也表明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重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著作权刑法保护

在法律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未经许可使用著作权罪。德国著作权法规定:“(1)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之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作品、改编或改写的作品进行复制、传播、公开复述的,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者罚

金;(2)本罪的未遂应受到刑事处罚。”

第二,不经许可显示著作人名称罪。著作人姓名如果不与其所创作的作品相连,在受到侵害时,只能作为姓名权的内容受到民事法律保护。对于美术作品作者的姓名权依国际惯例及《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德国著作权法第107条是惟一以刑法威慑侵犯著作人身权的刑法条款。根据该条规定:“(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原件上标记著作权人著作权标志,或者散发标记这种标志的作品的原件;(2)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上标记使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看起来像原件的著作权标志,或者将标记这种标志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加以传播,处以3年以下监禁和罚金,如果该种行为不能使用其他规定予以更加严厉的处罚的话;(3)本罪的未

遂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侵犯邻接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罪。对于在法定许可情况外不经权利人许可所为的下列行为,处3年以下监禁或科以罚金:(1)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公开复述尚未获得著作权保护的科学性履行物或者这种成果的改编或改写作品的;(2)非法使用他人在著作权保护期满以后发表的遗作或者加工、改编这种遗作的;(3)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展出照片或者照片上的加工、改编作品的;(4)非法使用艺术表演者之表演的;(5)非法使用录音录像制品 的;(6)非法使用电台广播节目的;(7)非法使用电影的;(8)非法使用数据的。

第四,不法营业使用之罪。如果行为人从事非法的复制或传播系营业性质,处以5年以内的监禁或罚款。行为人对该行为的企图也受刑事处罚。

此外,德国著作权法还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强制措施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诉讼方式,采取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对于第106条至第109条的行为只有控告才予以追究,除非刑事追究部门因涉及到公众的特别利益认为有必要依职追究。(2)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的主张,德国著作权法第403条至第406条C规定了以下几种:一是要求销毁违法制作、违法传播和用于违法传播的复制物;二是要求将专门用以违法制作复制物的设备,如模型、印版、石刻、铅版、纸型、负片予以销毁;三是如果由于侵权造成的复制物或设备的现状可通过其他方式,特别是表明改动之处不是权利人所为的方式加以改正,受害者只能要求必要的处置;四是复制物及设备只有在属于参与非法制作或传播复制物者及其继承人的财产时,才适用前述处置;五是被害人的上述主张须在对犯罪人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可提出;六是受害者可要求以适当价格将复制物或设备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以代替前述规定的处置。但是,该适当价格不得超过制作费用。(3)对于构成刑事处罚的案件的判决,如果受害者提出请求并且为表明合法利益,则必须作出根据要求公开发布判决的命令。公布的方式必须在判决中确定。

(三)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版权最早出现于我国。”[7]我国宋代已出现了禁止翻版印刷的禁令。如据宋代新安人罗壁所著《识遗》记载,北宋前期,朝廷为保护《九经》刻本不被讹传、误传,曾下令禁止国子监以外的人随便刻印,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有名的“禁擅镌”。南宋时期刻印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一段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审上司,不许覆版”。元朝沿用了宋代的版本保护禁令。在国外,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官府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是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有效期为5年,但它比中国的“禁擅镌”令晚了近500年。虽然可以说著作权保护的最初萌芽产生在中国,但中国古代社会的保护长期停留在原始、简陋的水平上,没有形成近现代著作权保护制度,更没有建立起全国通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我国古代既无“版权”一词,也无“著作权”一词,这两个术语都来自日本。现代著作权观念和立法传人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文化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希望建立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时期。如在1903年4月,严复曾上书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8]我国著作权法的真正立法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大清修订法律馆,由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和原大清驻美使节伍廷芳主持修律。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此后,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14日也公布过一部《著作权法》,并于同日公布了《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看,因为缺乏著作权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故而著作权保护制度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动用刑罚这一严厉武器去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了。《大清著作权律》虽规定有罚金刑,如第40条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知情代为出售者,法与假冒同”(这是我国历史上对侵犯版权的行为采取刑事处罚的第一次规定)，但颁布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根本未及实施。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6条亦规定有罚金刑。1928年5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3条也规定了罚金刑。但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规定自由刑,其所规定的罚金数额,也远不及我们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行政罚款数额之巨(高可至10万元或者总定价的2~5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0年8月,我国没有颁布过系统的著作权法。在建国后的40余年时间里,宪法、民法、继承法、税法等法律规定了一些保护著作权的原则,一些行政法规、政策成为保护著作权的主要依据。如1950年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保护著作权的最早规定。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1979年国家出版局呈报国务院建议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此事得到同意。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员于1979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由于在该法中将出版法和版权法同置其中遭普遍反对。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1982年,将原版权法草案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暂行条例》。1983年4月文化部又将《暂行条例》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5年,国家版权局成立。1986年5月,国家版权局正式向国务院呈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后经修改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

部著作权法。

我国1990年9月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这虽然是为了照顾我国国情,但却落后于国际社会,以至于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后,国外批评:在我国,侵权行为无论怎样严重,侵权人均不会因侵犯版权而负刑事责任。[9]1991年11月,美国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备,保护不力为由,将我国列为所谓“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一场贸易大战一触即发,后经双方磋商,我国与美国达成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备忘录。1994年6月,美国再次以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为由把我国列为“重点国家”,中美双方不得不再次进行会谈。而国内情况的变化也要求通过刑法来保护著作权。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1994年5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1990年制定著作权法以来,对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对图书、录音录像、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制品的盗版活动十分猖獗,不仅严重损害了作者和有关权利人的民事权益,也扰乱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文化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必须对这些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因此,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版权局研究,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机电部等有关部门以及法律专家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为了更好地适用这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月16日又作出了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新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主要是吸收《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内容。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共规定了2条2个罪名,即217条 的侵犯著作权罪以及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三、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总体比较

通过前面对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规定的考察,不难发现,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保护虽不乏共识,但仍是各具特色,异多于同。

(一)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共同之处现代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保护的共

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益重视著作权的刑事保护。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和高新技术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著作权的法律修改十分频繁,如美国1992年对侵犯版权刑事处罚的修改,法国1994年和1995年两度修正著作权法,不断提高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体现了各国对著作权刑事保护的重视和保

护力度的加大。

2.刑法保护对象趋于宽泛。总体来讲,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日益宽泛,范围涉及文学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美术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等等。不管这些作品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可能成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对象。

3.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更加严密。随着各国对著作权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也更加严密。如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必须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199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关于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释》)中对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以及“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作了明确的解释。美国将重罚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行为界定十分

明确。

4.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日益加重。世界各国均加重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处罚,这是现代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的普遍趋势。如美国1992年侵犯版权刑事处罚修正案,规定了较以前更严厉的制裁,最高刑期由原第2319条(b)款规定的“不超过5年监禁”改为“不超过10年监禁”;法国现行著作权法也是如此,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处罚,将原“处以3个月至2年的徒刑和6000至12000法郎的罚金,或只受到两种处罚中的一种”,改为处以2年徒刑和100万法郎的罚金;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则为7年有期徒刑。

5.刑罚种类日益多样化。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种类来看,世界各国均采用监禁刑和罚金刑两种惩罚形式,且对罚金刑均采数额罚金制的立法模式。因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人员多为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性较强,其目的多是为了牟取不法利益和不义之财。针对这一特性,不仅施以监禁刑,而且从经济上施以惩罚,使其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多于或至少相当于犯罪所获利益,这样行为人基于得失之考虑,就可以降低犯罪的意图,从而更好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大陆也不例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同样采取了自由刑和罚金刑相结合的模式。不过,我国大陆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数额或者幅度却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大大降低了罚金刑规定的可操作性。故在罚金刑的立法规定上,外国刑法的做法无疑值

得我国借鉴。

(二)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不同之处

尽管各国关于著作权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还是罪状设计,抑或

刑罚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1.在立法模式上

从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规定来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共有以下三种模式:(1)著作权法模式。即仅在著作权法律中设置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多数国家均采这一模式。(2)专门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例如,在德国,有专门的经济法典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国以前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本来都规定在刑法典中,但随着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这一专门法律的出台,侵犯著作权犯罪和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就基本上交由该专门法予以规定。(3)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我国大陆即采这种模式。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模式即著作权法模式充分考虑到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专业性强、变化快的特点,不仅有利于在保持著作权法律体系完备性的同时,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作出详尽、细致的规定,便于公众和司法实务人员结合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准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特征和法定刑设置,而且能够根据著作权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法律修改,使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定能够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部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但由于刑法典对侵犯著作权犯罪完全不予涉及,加之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散进行规定,一方面使得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效力不高,另一方面又割裂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人们对一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第二种模式即专门法模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集中统一规定,有利于构建一个系统、协调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便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相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界限,但与著作权模式同样存在着刑法保护效力不高的缺陷,且易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之间罪刑结构上的失衡。至于第三种模式即刑法典模式,虽然避免了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强化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打击力度,但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皮分离现象,[10]也导致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并灵活应对,造成立法的滞后。

可见,单采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网络经济条件下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因而我们认为,对于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完善而言,宜采取上述三种模式相结合的模式,在刑法典采取空白罪状方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原则规定的同时,通过著作权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细化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另一方面对与侵犯著作权犯罪容易发生混淆的其他侵权行为一并予以阐释说明。此外,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著作权法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一些空洞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规定,或者一律取消,或者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刑事责任条文,以确保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在保护范围上

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在多数国家都相当宽泛,且有不断拓展之势。首先,就保护对象来看,各国刑法所保护的著作权作品,目前一般有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包括音乐作品、图画作品、雕塑)、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唱片、磁带、录像带、CD、VCD、DVD等)、电影、建筑作品、表演作品、电视节目、民间艺术作品以及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包括电脑程序)以及与著作权产品相关的物品(如台湾地区刑法条款保护的制版)。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已被提到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层次,而且还被部分国家纳入到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之中。例如,根据美国DMCA的规定,对于故意侵犯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商业优势或个人金钱所得的,如果是初犯,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如果是再犯,则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10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此外,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与多数国家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的新对象,目前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规定。鉴于这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多例类似侵权行为,因而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加紧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和权利管理措施,以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其次,就保护的法益来看,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法益尽管各有侧重,但却基本上都对著作权和邻接权、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给予同等保护。例如,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而在我国大陆,除侵犯美术作品作者署名权的行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对于侵犯著作者的其他著作人身权的行为,一概不予刑罚处罚。这无疑有违立法的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不仅有失刑法的公平,而且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打击。

3.在罪名体系上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均是内容丰富,罪种多样,凡是实践中所出现、且有刑事规制必要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均在刑法典中有相应的罪名可资适用,这不仅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而且有利于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对于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第217条和第218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尽管将其概括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但关于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到底包含了几个罪名,司法解释的概括是否有类罪名之嫌的理论争议迄今仍未平息。在此,我们无意探究刑法典第217条的罪名确定,只想通过对引发罪名之争的原因的探讨,反思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设置。在我们看来,现行刑法典第217条规定的4种侵犯著作权形式互不包容,以一个罪名予以概括,既未能科学地揭示侵犯著作权罪的本质特征,又抹煞了各种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对不同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特征的把握和认定。尤其是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著作权侵权行为多样化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对此,如果仍以一个侵犯著作权笼而统之,则无疑会使侵犯著作权罪成为一个无所不名的口袋罪,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如果冠之以新的罪名,则新罪名与侵犯著作权罪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把握呢?所以,从科学合理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我国大陆应当改变侵犯著作权犯罪目前罪名设置过于单薄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罪名设置的有益做法,一方面细化现有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罪名,另一方面增设一些新罪,以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

4.在罪状设计上

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尽可能放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减少限制性要求,以严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扩大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第一,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仅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至于是否具有营利目的,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展趋势。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要求;在英国,只要实施了“未经版权人许可”这一行为,即使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业过程中以损害版权所有人利益的程度散发版权人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也可构成犯罪;美国对于版权犯罪过去要求必须“出于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经济利益目的”,但1994年发生的United States V.Lamacchia一案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版权犯罪的这一规定,修正后的美国版权犯罪刑事条款对于主观目的已不作要求,只要行为人“故意”侵犯他人版权,即可成立犯罪;而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走得更远,根据该法典的规定,一切侵犯著作权包括对智力作品进行复制、表演或传播的,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法律有规定,均以侵犯著作权犯罪视之。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显然已远远滞后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发展趋势,且与司法实践中的著作权违法犯罪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致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严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刑事追究,进而导致了著作权违法犯罪在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与受到刑事追究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廖廖无几的怪现象。第二,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要件,多数国家法律不仅规定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样态,而且基本上都采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即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作犯罪数额、犯罪情节上的强制性要求。例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样态,各国刑法不仅规定了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且规定了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就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来看,就规定了非法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进出口侵权复制品行为等。而在我国,对于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规定有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一种,至于社会危害基本相当的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等,则付之阙如。此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我国一律采取结果犯或者情节犯模式,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故意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而且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程度。至于何为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刑法未予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过于苛刻,不仅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判定标准,而且起刑点数额规定过高。这样一来,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实行“薄利多销”战略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管其侵权数额如何,仍可因获利数额未达到法定标准而可以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著作权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所以,我们建议,改变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取消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主观目的的限制性要求,同时吸收美国在版权犯罪的重罪、轻罪划分标准上的合理做法,以侵权数额而不是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判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数额的标准,以合理划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圈,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和防范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作用。

5.在非刑罚处置措施上

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均规定,对于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除判处刑罚外,还应没收侵权复制品、用于侵权的工具、材料、设备、装置等,并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将这些物品折价后用于补偿被害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例如,在法国,凡是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对于罪犯所有

非法复制、表演、传播所得相同数额的款项,以及所有为非法复制而安置的设备和所有非法制造物均应没收。所有没收的非法制造物及各种收入将作为作者或其它所有者权利所受到的损害的补偿。补偿后的余额或在没有没收到财物的情况下的全部补偿金,将通过一般途径解决。法院可根据民事请求命令在指定的报纸上全部或部分地公布判决,和命令在指定地点,尤其是住宅、机关、戏院门旁张贴判决书。上述费用由被判处人支付,但不得超过罚金数额。我国香港著作权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大陆,对于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行为,著作权法第45、46条只简略规定了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于侵权复制品及侵权工具等的具体处置措施,著作权法则未予明确规定。对此,虽然根据刑法典第64条的规定,应当予以销毁或者没收归国家所有,但这样的规定过于简略,对于侵犯犯罪缺乏针对性,尤其是不利于对被害人的补偿。为此,我们建议,大陆在今后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时,有必要借鉴法国以及我国香港著作权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规定,明确允许被害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没收、销毁或以其他方法处置侵权复制品或制作设备,并可要求将被没收的复制品或设备转归其所有,以避免造成社会物质的浪费,尽可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使法律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同时,切实关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

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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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5月第3期总第75期。

李文燕 田宏杰

第三篇：财政政策与财税立法研究论文

一、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转变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4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以来，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太轻，必须改变过来。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

同时，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浸透，相互交叉，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四篇：我国权利理念研究论文

中国的道路设计特别是城市道路设计，是非常奇怪的，讲究直南直北、直东直西，因此到处都是90度的交叉或者转弯。从天空看，道路网似乎很有规矩，象格尺画出来的一样。方方正正被认为就是美。中国人做人做事倒是不讲方方正正，而是讲究圆滑。而道路的这种方方正正并不具有实用的价值，车辆转弯、掉头有极大的困难。在较窄的道路上，经常遇到一辆车为了转弯而把整个道路给堵死了的现象。即使不被堵死，这些路上也呈现出一派混乱的景象。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规矩，而是这种设计给中国人留下了后患。

90度的转弯，对于车辆来说是有难度的。工程师没开过汽车，也骑过自行车吧。没骑过自行车，也可以用跑步、走路做个实验吧。就是走路的时候90度转弯也是很不方便的。速度越快，越困难。因为你得付出更多的注意，你得减慢速度，你还得避让其他的行人车辆。遇有建筑物，就算你停下来，还是看不到侧面的路况。

所以，90度的转弯就像练武术摆个花架子，花拳秀腿，但是不经一战。日本都市的道路并没有中国的这么宽，也没有中国的这么直，可是一般也没有中国的这么堵、这么难。中国人有走路的权利。日本人却享有走路顺畅的权利。

中国人比较穷，机动车还没有普及。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福利国家，公共交通非常非常不便利。不管机动车普及不普及，不管公共交通便利不便利，中国因为人多，还是会有许许多多的步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步行和骑自行车也需要道路。步行和骑自行车速度比较慢，这是常识；他们不能和机动车共用道路，这也是常识。还有一个常识，中国的大多数道路，都是所有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搅和在一起，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结伴同行，擦肩而过。险恶丛生，而且失去效率。不仅直来直去的道路如此，转弯也是如此。交通的混乱在十字街头达到了顶点。

为了解决十字路口的交通拥挤状况，有的城市建设了立交桥。有的立交桥设计很差劲—再没有别的词可以描述了：本来是1个大十字路，建成立交桥之后，一下变成了4组小十字路。而每组小十字路由包括4个更小的十字交叉，即1个非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交叉口，2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叉口，1个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叉口。也就是说，这一个大的十字路，现在变成了16个小的十字路。

有人说，分割成小的十字路，就是把交通流量分担了。实际上没有分担，而是雪上加霜。交叉多了，效率就降低了。

有人还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我才相信，否则鬼才信。好，你可以去呼和浩特市鼓楼立交桥看看。那里就变成了这样的16个交叉路口。

还有，中国人就是不使用科学的东西，比如有时间差的红绿灯。红灯灭了，就是绿灯；绿灯灭了，就是红灯。黄灯象征性地闪上几次，也不起缓冲作用。在别的国家的交叉路口，为了有个缓冲，设置的是两条道路红灯同时亮起，持续几十秒，然后一条路上的绿灯才亮起。在这几十秒当中，该走的车辆、行人都能顺利通行，根本就没有不同方向的车辆拥挤在一起的情形。

而且外国的红绿灯车辆、行人都管，而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面步行人似乎可以不顾红绿灯而自行其道，人行横道成了行人横行的道。中国司机跟行人抢道这是世界上最昭彰的恶行，可是有的城市偏偏在人行横道上行人横行问题上显得无计可施。

因此很多人看到中国城市的道路北不断地拓宽。道路窄的时候，交通混乱限于窄的道路。道路拓宽了，交通混乱延伸到宽的道路。道路越来越宽，混乱也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混乱的机会变多了，混乱的空间变大了。因为混乱，不实用，不便利，就不是实质的美，而是实质的丑。把实质丑的东西当成实质美的，那就是精神的扭曲。因为精神扭曲了，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颠倒的价值。

但是把一个十字路变成16个十字路，被视为工程师对于就业的贡献。原来这个十字路只能让一组执勤人员上班，现在则堂而皇之的有了四组人员执勤，每个人的权力还更大了一些，即他们每一组要管辖四个小的交叉路口。不仅解决了就业，而且扩大了权力，当然是工程师的贡献。因此，一个憋足的工程师，一个憋足的工程，在某些人的眼里还是优秀的。不仅有了名，而且有了利，还有了辉煌的前途。立交桥被美其名曰“彩虹飞架”，飞架是飞架了，却也是架在市民身上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和难以排遣的心理负担。

中国人为了把原本不是方方正正的道路改造成方方正正，需要大量拆迁居民，不仅成本很高，而且经常有违反居民意志和利益的事情发生。有的居民为了固守祖先留下的住宅，不惜让警察把自己强之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让铲车把自己的家园夷为平地。他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和权利保护自己的家园。

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市寸土如金。中国人都说纽约市中心是黄金地段。可是就在纽约市中心，依然有低矮、破旧的市民住宅或者店铺。任何人都不能用强力把市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你用我的地，是你的要约；至于我卖不卖，需要我的承诺。不管你是谁，没有我的承诺，你休想把我赶跑，把我的家园破坏。

市民的权利得到100%的尊重。这里不干警察的事，也不干铲车的事。警察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权利，铲车的存在是为了市民的福祉。

说到黄金地段，中国人认为有山或者有水，又在城市中心或者离城区较近，可以开发成旅游度假村。这些地方虽然不是寸土如金，但是有可能日进斗金，所以往往被有钱有势的人霸占。

日本人多地少，论理说他们的海岸应当是被“开发”完了。其实不然。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远远没有中国人这么粗野。在日本的时候，我住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住处离海滨只有几百米。还有比我的住处离海滨的距离更近的住宅。但是那个海滨却并没有被“开发”，依然是天然的沙滩，海鸟浮游、盘旋，又有飞鱼常常越出水面。我天天能够饱览潮涨潮落的景象，而一分钱不用花。相形之下，中国的那些被“开发”掉的自然风光，与其说是开发，不如说是被掠夺和破坏了。

为了建设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形成了现代化的圈地运动。英国近代资本家圈地，是为了生产，让这些土地往出长黄金白银。中国现代资本家圈地，是为了等待土地的升值，这些土地现在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撂荒。一个需要用地100亩的老板，圈起1，000亩甚至10，000亩的良田。这样的例子不是耸人听闻。

中文的开发这个概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开发简直就是权利和权利的斗争。黄金地段的开发、旅游景点的开发、圈地和住宅开发，无不如此。

日本人、芬兰人都比较富有。有的人家建别墅，当然可以自己设计成独特的风格。但是盖高层公寓，往往是拿钥匙就可以住。每家每户的房间都是标准装修，不仅门窗是标准的，就连抽水马桶都是标准的。为了体现自我，住户可以自己装饰-注意，不是装修。

中国人中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钱。现在的状况，不管是福利分房还是自己买房，开发商往往是给用户留下所谓的毛地面，也没有水池和抽水马桶。宣扬什么呢？宣扬住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殊不知，这些老百姓一没有多少钱，二没有多少精力，三没有多少心情，四没有多少必要，去拿数量有限的血汗钱搞“装修”。修则修矣，根本就不是个性，也不是时尚，倒是可以说是劳民伤财。

有的贪官污吏、富商巨贾花数以百万、千万元计的资金建起“豪宅”，那才叫气派，那才有个性。一个穷老百姓扛着几千元、三、五万元的血汗钱，拖着疲惫的身躯，钻到一个鸽子窝里面，摸爬滚打，那是在“装修”还是在自戗？“豪宅”的主人们往往就是这个闹剧的始作俑者，他们生造了这种“时尚”，编造了所谓“个性”的神话，给老百姓留下毛地面和没有抽水马桶的下水道，让这些蒙在鼓里的人们演出自我折磨的悲剧和闹剧。

第五篇：湖泊保护立法中公众诉讼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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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保护立法中公众诉讼权问题研究

作者：程芳 何秋

来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3年第05期

[摘 要]《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中单列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规定公众在湖泊保护、管理和监督上的参与权。但在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安排上，却缺乏公众对湖泊保护公益诉讼权的相关规定。我国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其原告适格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鉴于国家机关存在“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质疑，本文借鉴美国诉讼原告的“事实损害上”规则，认为在地方立法上可遵循先行先试的原则，拓宽保护湖泊的公众诉讼权主体，即公众诉讼原告适格主体可增加公民或公民群众、公益团体，以更好地保护好湖北省的湖泊。

[关键词]湖北省；湖泊；立法；公益诉讼；公众诉讼权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2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单列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规定公众在湖泊保护、管理和监督上的参与权和公众参与、举报、奖励的制度。但美中不足的是，制度安排上缺乏公众诉讼权的相关规定，这使得公众参与权的功能大为折扣。本文拟在公益诉讼权的立法基础上，结合我国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湖泊公众诉讼权行使中的原告问题加以分析。

一、湖泊保护公众诉讼之合法性：环境公益诉讼权

1992 年《里约宣言》中提出，“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让人人能有效的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此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法律文件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中相继赋予公众诉讼权。

新出台的《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没有明确赋予公众该项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权利的存在不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中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一条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诉讼权的原则规定。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第55条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从最初《环境保护法》上的原则性规定，到民事诉讼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表明公众诉讼权是环境保护不可缺少的环节和重要内容，赋予公众诉讼权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湖泊保护公众诉讼权之正当性：国家机关“不作为”之质疑

公众参与权指人类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政治活动，包括环境保护之社会运动、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民众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1]《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公众

在湖泊保护问题上的参与权，同时又具体规定了公众湖泊保护参与权的相关制度安排，如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举报权等。公众拥有以上湖泊保护的参与权，但若政府管理部门由于部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局限而不作为或不当作为时，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则视同为有路无门。

从经济学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俘虏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将逐渐被部分被监管者所俘虏，当其越来越迁就一小部分被监管者利益时，就会越来越忽视社会公共利益。该理论正好可以解释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和环境管理制度下，有些地方政府充当本地污染企业利益的代表，地方环境管理机构作为当地政府的下属机构，在环境保护上很多时候都是有心无力。[2]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毋庸置疑，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管理的机关具有原告资格。但其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同时又要维护部门利益，在处理国家公共利益与自身部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将面临着各方利益协调的矛盾，易出现利益妥协下“行政不作为”的倾向。故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了约束政府机关的这种不作为行为，纷纷立法规定公众诉讼权。美国、法国等国允许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由民众或环保公益团体对主管机关起诉，以疏于执行其法定义务为由起诉环保署长。从某种意义而言，《条例》所规定的湖泊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权，主要是一种“公众提出意见——管理部门处理意见”的消极被动方式。[3]《条例》在公众参与权的实现路径上，尚未结合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行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原则，明确赋予公众以环境诉讼权，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有效监督危害湖泊的行为，因此有待完善。

三、湖泊保护公众诉讼权之适格原告

污染湖泊的行为具有社会性、广泛性、潜在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其侵害往往是间接的、难确定的，受害主体间并不互相联系。若按传统的侵权理论，只有“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提起诉讼的话，湖泊公众参与保护的途径必将极大受限。因此，在湖泊公益诉讼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拓宽诉讼主体的资格。以下借鉴美国的诉讼规则来分析。

（一）湖泊保护公众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从“法定权利”标准到“事实损害”

美国早期的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经过从“法定权利”标准向“法定利益”标准的转变，按美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原告资格的“法定利益”标准，是指法院根据原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来决定原告资格之有无的标准。根据“法定权利”标准，当事人欲取得原告资格，须证明自己的“法定权利”遭到侵犯，根据“法定利益”标准，当事人须证明自己的“法定利益”遭到侵犯。鉴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复杂性，法定权利人与法定利益人基于科学技术或自身素质因素，举证具有较大的难度，使原告资格的审查沦为根据实体问题而作出的决定，因而这两种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标准明显具有不足之处。

“事实上损害”标准是在克服以上标准不足下产生的，法院在确定原告资格时，认定所有因被告行为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在诉讼中都享有充分的、符合宪法要求的利害关系，都可以取得原告资格。在“事实上损害”标准之下，当事人欲取得原告资格，只须证明事实上损害即可，无须证明其法定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遭到了侵犯，并且“事实上损害”不限于经济利益的损害，“美学”、“环保”以及“精神”等价值所遭受的损害也足以构成“事实上损害”[4]。这样原告资格的审查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非规范问题。具体而言，公众作为原告的主体既可是公民或公民群体，也可是民间组织。

（二）湖泊保护公众诉讼原告之一：公民或公民群体

环境权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环境保护法也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和对污染环境的检举控告权。但我国民诉法中有关起诉资格的限制使很多公民享有的环境权“有名无实”。环境侵害的特殊性使其并不必然表现为与受害者有直接利害关系，致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不断升级的环境危害即使已经引起公民的高度关注，但限于未对其造成直接损害，公民就无法行使诉权，寻求司法救济。对于环境公益损害，公民有自觉维权意识，也有保护公益的司法诉求，制度的不相称大大降低了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积极性、自觉性。相关的国家机关或组织间具有部门利益相关性，因此面对某些损害公益行为可能懈怠起诉，但民众的诉讼意识来源于自身生存利益和社会公益，不受部门利益的约束与干扰，公民或公民群体在保障湖泊环境上是具有一定合力作用。

美国认可从事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法人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公民，因此我国可借鉴美国，拓宽原告主体资格。

（三）湖泊保护公众诉讼原告之二：公益团体

美国与德国环境法规中都有公益诉讼的制度，都是以公益为前提，但是德国立法规定，可以提起诉讼非个人所能为之，必须以“团体”为之。此处的公益团体资格，第一须是依人民团体法成立之社团法人或以基金会方式成立之财团法人，并须向地方法院完成法人登记。第二须是非营利组织。至于该团体章程所定成立之宗旨或目的，是否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关，法无明文规定。有学者认为，似乎可以放宽认定，只要是非营利组织均可界定为“公益团体”。

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作为公益团体之一的环保民间团体对保护生态资源事业的促进作用愈来愈大。与个人相比，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更加适合。因为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普通公民个人难以掌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之金钱、时间、精力等因素的限制，公民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与被告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这就使得公民个人在环境公诉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很难捍卫自己的权利。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个体面对造成湖泊污染的公司法人或者组织，常常不知、不能、不敢提起诉讼。依法成立的以环保为宗旨的环保组织力量雄厚，它拥有专业的人才、较强的技术基础、雄厚的资金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使它特别适合受害人数众多而又难以确定代表人或者受害人众多但缺乏应有的诉讼能力，环境权属关系不明确的环境侵权案件。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建立之初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但在20世纪80年代

后环保团体力量的壮大和介入，极大地促进了该制度的发展，这就是极好的证明。结合我国的国情，支持和鼓励环境保护组织的建立和有序运作，既可以监督制约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又可以支持配合政府部门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还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湖泊环境公益诉讼中加害方和受害方势力失衡的状态。

参考文献

[1]陈铭聪，台湾地区环境公益诉讼研究，2012年中日流域治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陈学敏，流域管理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挑战与启示，2012年中日流域治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3]黄贤金、赵凌志等，加强综合协调，促进湖泊保护—江苏省湖泊管理现状调研报告，改革与开放，2006（3）。

[4]See，397u.S.150，154（1970）

程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省水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环境法研究；何秋，广西桂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水事研究中心项目《湖北省湖北湖泊保护条例》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C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