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湖泊保护立法中公众诉讼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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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保护立法中公众诉讼权问题研究
作者：程芳 何秋
来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3年第05期
[摘 要]《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中单列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规定公众在湖泊保护、管理和监督上的参与权。但在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安排上，却缺乏公众对湖泊保护公益诉讼权的相关规定。我国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其原告适格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鉴于国家机关存在“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质疑，本文借鉴美国诉讼原告的“事实损害上”规则，认为在地方立法上可遵循先行先试的原则，拓宽保护湖泊的公众诉讼权主体，即公众诉讼原告适格主体可增加公民或公民群众、公益团体，以更好地保护好湖北省的湖泊。
[关键词]湖北省；湖泊；立法；公益诉讼；公众诉讼权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2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单列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一章，明确规定公众在湖泊保护、管理和监督上的参与权和公众参与、举报、奖励的制度。但美中不足的是，制度安排上缺乏公众诉讼权的相关规定，这使得公众参与权的功能大为折扣。本文拟在公益诉讼权的立法基础上，结合我国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湖泊公众诉讼权行使中的原告问题加以分析。
一、湖泊保护公众诉讼之合法性：环境公益诉讼权
1992 年《里约宣言》中提出，“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让人人能有效的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此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法律文件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中相继赋予公众诉讼权。
新出台的《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没有明确赋予公众该项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权利的存在不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中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一条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诉讼权的原则规定。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第55条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明确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从最初《环境保护法》上的原则性规定，到民事诉讼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表明公众诉讼权是环境保护不可缺少的环节和重要内容，赋予公众诉讼权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湖泊保护公众诉讼权之正当性：国家机关“不作为”之质疑
公众参与权指人类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政治活动，包括环境保护之社会运动、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民众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1]《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公众
在湖泊保护问题上的参与权，同时又具体规定了公众湖泊保护参与权的相关制度安排，如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举报权等。公众拥有以上湖泊保护的参与权，但若政府管理部门由于部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局限而不作为或不当作为时，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则视同为有路无门。
从经济学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俘虏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将逐渐被部分被监管者所俘虏，当其越来越迁就一小部分被监管者利益时，就会越来越忽视社会公共利益。该理论正好可以解释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和环境管理制度下，有些地方政府充当本地污染企业利益的代表，地方环境管理机构作为当地政府的下属机构，在环境保护上很多时候都是有心无力。[2]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毋庸置疑，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管理的机关具有原告资格。但其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同时又要维护部门利益，在处理国家公共利益与自身部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将面临着各方利益协调的矛盾，易出现利益妥协下“行政不作为”的倾向。故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了约束政府机关的这种不作为行为，纷纷立法规定公众诉讼权。美国、法国等国允许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由民众或环保公益团体对主管机关起诉，以疏于执行其法定义务为由起诉环保署长。从某种意义而言，《条例》所规定的湖泊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权，主要是一种“公众提出意见——管理部门处理意见”的消极被动方式。[3]《条例》在公众参与权的实现路径上，尚未结合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行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原则，明确赋予公众以环境诉讼权，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有效监督危害湖泊的行为，因此有待完善。
三、湖泊保护公众诉讼权之适格原告
污染湖泊的行为具有社会性、广泛性、潜在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其侵害往往是间接的、难确定的，受害主体间并不互相联系。若按传统的侵权理论，只有“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提起诉讼的话，湖泊公众参与保护的途径必将极大受限。因此，在湖泊公益诉讼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拓宽诉讼主体的资格。以下借鉴美国的诉讼规则来分析。
（一）湖泊保护公众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从“法定权利”标准到“事实损害”
美国早期的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经过从“法定权利”标准向“法定利益”标准的转变，按美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原告资格的“法定利益”标准，是指法院根据原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来决定原告资格之有无的标准。根据“法定权利”标准，当事人欲取得原告资格，须证明自己的“法定权利”遭到侵犯，根据“法定利益”标准，当事人须证明自己的“法定利益”遭到侵犯。鉴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复杂性，法定权利人与法定利益人基于科学技术或自身素质因素，举证具有较大的难度，使原告资格的审查沦为根据实体问题而作出的决定，因而这两种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标准明显具有不足之处。
“事实上损害”标准是在克服以上标准不足下产生的，法院在确定原告资格时，认定所有因被告行为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在诉讼中都享有充分的、符合宪法要求的利害关系，都可以取得原告资格。在“事实上损害”标准之下，当事人欲取得原告资格，只须证明事实上损害即可，无须证明其法定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遭到了侵犯，并且“事实上损害”不限于经济利益的损害，“美学”、“环保”以及“精神”等价值所遭受的损害也足以构成“事实上损害”[4]。这样原告资格的审查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非规范问题。具体而言，公众作为原告的主体既可是公民或公民群体，也可是民间组织。
（二）湖泊保护公众诉讼原告之一：公民或公民群体
环境权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环境保护法也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和对污染环境的检举控告权。但我国民诉法中有关起诉资格的限制使很多公民享有的环境权“有名无实”。环境侵害的特殊性使其并不必然表现为与受害者有直接利害关系，致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不断升级的环境危害即使已经引起公民的高度关注，但限于未对其造成直接损害，公民就无法行使诉权，寻求司法救济。对于环境公益损害，公民有自觉维权意识，也有保护公益的司法诉求，制度的不相称大大降低了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积极性、自觉性。相关的国家机关或组织间具有部门利益相关性，因此面对某些损害公益行为可能懈怠起诉，但民众的诉讼意识来源于自身生存利益和社会公益，不受部门利益的约束与干扰，公民或公民群体在保障湖泊环境上是具有一定合力作用。
美国认可从事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法人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公民，因此我国可借鉴美国，拓宽原告主体资格。
（三）湖泊保护公众诉讼原告之二：公益团体
美国与德国环境法规中都有公益诉讼的制度，都是以公益为前提，但是德国立法规定，可以提起诉讼非个人所能为之，必须以“团体”为之。此处的公益团体资格，第一须是依人民团体法成立之社团法人或以基金会方式成立之财团法人，并须向地方法院完成法人登记。第二须是非营利组织。至于该团体章程所定成立之宗旨或目的，是否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关，法无明文规定。有学者认为，似乎可以放宽认定，只要是非营利组织均可界定为“公益团体”。
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作为公益团体之一的环保民间团体对保护生态资源事业的促进作用愈来愈大。与个人相比，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更加适合。因为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普通公民个人难以掌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之金钱、时间、精力等因素的限制，公民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与被告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这就使得公民个人在环境公诉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很难捍卫自己的权利。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个体面对造成湖泊污染的公司法人或者组织，常常不知、不能、不敢提起诉讼。依法成立的以环保为宗旨的环保组织力量雄厚，它拥有专业的人才、较强的技术基础、雄厚的资金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使它特别适合受害人数众多而又难以确定代表人或者受害人众多但缺乏应有的诉讼能力，环境权属关系不明确的环境侵权案件。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建立之初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但在20世纪80年代
后环保团体力量的壮大和介入，极大地促进了该制度的发展，这就是极好的证明。结合我国的国情，支持和鼓励环境保护组织的建立和有序运作，既可以监督制约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又可以支持配合政府部门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还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湖泊环境公益诉讼中加害方和受害方势力失衡的状态。
参考文献
[1]陈铭聪，台湾地区环境公益诉讼研究，2012年中日流域治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陈学敏，流域管理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挑战与启示，2012年中日流域治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3]黄贤金、赵凌志等，加强综合协调，促进湖泊保护—江苏省湖泊管理现状调研报告，改革与开放，2006（3）。
[4]See，397u.S.150，154（1970）
程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省水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环境法研究；何秋，广西桂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水事研究中心项目《湖北省湖北湖泊保护条例》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C014。
第二篇：湖泊生态：呼唤立法保护
湖泊生态：呼唤立法保护
湖泊生态安全形势严峻 摄影/南戈
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湖泊是大地的血脉，就如同人身体上的血管和脉络一样。沿湖泊周边地区的山林、湿地与湖泊水体唇齿相依，是改善调节流域环境、净化湖泊水质的“绿肺”和“绿肾”。如果想让人的生命之树常绿，就必须保证人的血管脉络和脏器完好。同样，要保障大地常青，就必须保证河流湖泊以及沿湖泊周边地区的山林、湿地完好。
“目前各地搞建设、上项目的冲动和“竭泽而渔”式的任意开发，使湖泊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如果不立法加以强制保护的话，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繁衍于斯的湖泊将很快消亡，我们将无颜面对以湖泊为母亲湖的人民群众，更将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告诉《中国人大》记者。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由杜国玲领衔，39位江苏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国家湖泊生态安全法的议案。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收到大会主席团交付的这件代表议案后，进行了认真研究，会同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建设部、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上海、浙江、安徽、云南等8省（市）人大相关委员会以及沿太湖、巢湖、滇池、鄱阳湖、洞庭湖的14市人大常委会和相关委员会，召开了专门的湖泊生态安全立法座谈会。
信息来源环保英才网：
“推进中国水环境的改善，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湖泊生态安全进行立法非常必要。”在这次座谈会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表示。
湖泊生态安全形势严峻
我国湖泊众多，近年来，由于过度开发，众多湖泊尤其是淡水湖泊面临着水量减少、面积萎缩、水质达标率降低、流域洪涝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湖泊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以太湖为例，目前优质水源已基本枯竭，现有主要来水80%为劣Ⅴ类水。”杜国玲告诉记者，直接或间接饮用以太湖为饮用水水源的人口呈几何级增长，但现在太湖水体自净功能已逾极限，而总体污染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
在此情况下，沿太湖周边地区的山林、湿地资源尤其显得稀缺和宝贵。“当前，沿湖周边各地普遍存在着以旅游、文化、宗教等各种名义大搞开发，无序侵占湖岸山林、湿地的现象。”杜国玲进一步解释道，有些地区规划建设湖滨新城，大肆圈占湖边湿地；有些地方未经规划擅自开山筑路，在湖边山体上修建永久性建筑，开发规模巨大的旅游项目；有些地区借修建森林防火通道，擅自提高建路标准，加宽道路，形成商业通道；有些地方则直接借助防火通道到山上大兴土木。
“许多以生态修复为名的建设项目，实际上是变相的房地产或商业餐饮开发项目。”杜国玲深刻指出，这些项目的开发建设，占用大量的山体和林地，使湖边山林、湿地的原生态植被和生物种群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山体水土流失，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修复。
在杜国玲看来，这种对湖泊一体化保护认识的局限以及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逐，导致一直以来对湖边山林、湿地的破坏和不合理开发利用，使得湖边山林、湿地面积急剧萎缩，自然特性不断丧失，生态价值不断下降，也使得湖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存在严重生态安全隐患。
确立一体化保护的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组成。1982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相继颁布的一系列有关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部分法律与山林、湿地保护有关，但这些法律法规对湖泊水体、山林、湿地一体化保护的认识不到位，存在局限性。”杜国玲指出，湖泊周边的山林、湿地是湖泊的有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如果对任意侵占破坏山林、湿地的现象听之任之，对因工业化、城市化大量消耗农田、毁坏山林的问题无法破解，对商业化倾向明显的各级各类以各种名义侵占破坏沿湖泊周边地区山林和湿地的开发建设无动于衷，我们赖以生存的湖泊就会消亡。”杜国玲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组织召开的湖泊安全立法座谈会上，各方人士对此问题也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以流域视角研究加快湖泊生态安全立法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在会上说，对于湖泊生态保护要特别强调其流域概念，不能就湖论湖，要把湖泊及其周边流域内的问题集中起来研究。
汪光焘同时指出，保护湖泊生态安全是集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于一体的综合工作。既包括客观看待历史成因，多还历史旧账，也包括正确认识现实状况，深入研究生态容量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关系，还包括要对未来湖泊生态趋势的研究和正确判断，要正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依赖湖泊给人们提供自然环境，又必然会给湖泊生态环境带来压力的二重性。
加快湖泊生态安全立法
长期关注及研究国内水环境治理的经验，让汪光焘对湖泊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湖泊是水环境情况的综合反映，湖泊的生态安全将直接影响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湖泊生态安全立法非常必要。
据了解，目前，云南、江苏等省市已在小区域范围内实施湖泊生态安全立法，但跨行政区域的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湖泊生态安全保护相关法律还没有先例。
“在国家制定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时，以某个流域的湖泊为例来研究制定它的条例、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条例更具现实性。”汪光焘指出，各地在湖泊生态保护立法工作中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标志着我国湖泊生态安全立法工作有了良好的基础。
“各地湖泊保护与治理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应当上升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予以保障。”汪光焘说，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实践，各地、各部门在湖泊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中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地方立法的条件基本成熟。
2011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为了办理好湖泊生态安全立法议案，积极推动了《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的出台。年初，国务院将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列入一类立法计划。
4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参加了环太湖五市人大推进太湖治理联席会议，并听取了议案领衔代表杜国玲和地方人大的意见，形成并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了对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的建议。6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召开了代表议案办理情况反馈会，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地方人大的反馈意见，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了对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的补充建议，并得到了采纳。8月24日，《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经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1年11月1日起实施。
“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的出台，是各地运用地方性法规来保护湖泊生态安全的同时，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保护跨行政区域和流域性湖泊的又一重要举措。”汪光焘指出，当前要注意把握湖泊生态问题暴露、全社会对湖泊生态问题高度关注的有利时机，找准湖泊生态保护工作的切入点，切实加强区域性、流域性的湖泊生态安全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的有效性，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可以看作是对湖泊生态安全立法的一次提速。汪光焘强调，在加快湖泊生态安全立法中，要关注四个重要方面：一是湖泊安全立法的综合性很强，湖泊有自然规律和人类活动规律、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要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容量、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科学治理与资金投入。二是沿湖各地方对湖泊保护的成功经验，应当用制定法律规定保障。三是区域性、流域性的地方性法规对湖泊生态安全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有效。四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问题
第三篇：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摘 要:世界各国对于著作权的刑事立法保护虽不乏共性,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和保护范围的确立,还是罪名和罪状的设计安排,抑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各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优劣,比较其得失,无疑有利于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推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 刑事立法保护 比较研究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各种法律领域中受影响最深、冲击最烈的首推著作权法,[1]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以回应新传播技术对新著作权制度的呼唤。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纷纷修订其著作权法,除了对新近出现的许多前沿问题作出回应外,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加大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惩治力度。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对世界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优劣,比较其得失,以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一、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侵犯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案件外,其他类型的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并不突出。因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尽管很早就开始了,但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当时,国际公约中的著作权保护立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立场,大多仅从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的角度调停和解决各国间的著作权纠纷和争端,其中不少涉及到外交途径,而涉及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条款则往往很少。
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影像工业(磁带、录像带、唱片等)的发展,非法复制或者翻制视听资料的现象开始出现。很快地,这种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变得猖獗起来,并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犯罪活动。根据新闻界的估计,目前市场销售的视听资料中25%至80%(根据具体的国家来决定)是非法复制品。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对计算机软件的非法复制也日益严重,且在世界范围内越演越烈,各国因此蒙
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要求在相关的国际公约中设置刑事条款,通过刑事手段的运用,加大对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为世界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加强各国在经济、文化、艺术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与完善。迄今为止,已缔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录音制品日内瓦公约》,《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的载有节目信号公约》,《印刷字体的保护及其国际保存协定》,《WIPO版权条约》与《WIPO表演及
录音制品公约》,等等。
上述国际公约,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之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
为促使世界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61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在以商业规模蓄意地假冒商标或剽窃著作权的案件中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适用的法律补救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到惩罚作用的监禁和/或罚款,其处罚程序应与具有相应严重性的罪行法律补救措施的处罚程度相一致。在适当的案件中,可采用的措施还包括充公、没收或者销毁侵权复制品以及任何其主要用途是用来进行上述犯罪行为的材料和设备。缔约方可以规定将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的和以商业规模来进行时。”显然,该条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仅限于最一般的情形。尽管如此,仍然不难看出,《TRIPS协议》对著作权的刑事程序保护
具有以下特点:[2]
(1)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刑事保护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成员国在国内法上的规定,因为国际法法律责任的实现终究要依赖于国内法的规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所提出的要求,因而也是各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2)该条中所说的著作权情形是指该国际法中的著作权。著作权权利、著作权对象以及保护期限等方面都要根据该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确定。脱离《TRIPS协议》的规定来确定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范围,即是对该协议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宗旨的背离。
(3)明确要求侵权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与其行为危害的严重性保持一致,从而在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中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其中,该条认为监禁和/或者罚款是最基本的刑事处罚方式,不能没有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至于具体如何适用,是单处还是并处,则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另外,对其他的方式如充公、没收、销毁侵权设备以及有关材料,则允许成员国根据情形选择规定。这样的规定不仅防止成员国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活动姑息放纵,而且也防止成员国罚不当罪,同时又为成员国提供可以选择的处罚方式。
(4)对于成员国是否规定除了侵犯著作权和商标权的犯罪之外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不作硬性的要求,但特别指出,“蓄意以商业规模进行的”侵犯知识产权情形,成员国亦应加以
注意。
在上述国际公约中,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虽然只有轮廓勾勒式的粗略规定,但仍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刑事法网。具体说来,国际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
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3]
(1)非法翻印、复制、仿造、剽窃、改编、演绎他人的精神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传播、推销、发行、进口、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行为的具体方式有:第一,伪造他人创作的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或者将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第二,非法地以商业规模翻印或者复制他人的作品,牟取利润;第三,非法地演绎、改变他人的作品,并且加以发表;第四,非法地占有他人因为著作权得到的利益;第五,非法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如书籍、光碟、磁带、录像带等等;第六,非法进口或者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
(2)侵犯他人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实践中,这种犯罪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有的是直接盗版,非法刻录他人的计算机软件;有的是将这些软件直接发布在网络上,供他人无偿地使用,从而严重地侵犯他人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有的则是间接改动,大部分进行抄袭,然后以自
己的名义出版发行进行销售,谋取经济利益。这在某些国家之间甚至发生了长期的争端。
(3)侵犯集成电路著作权的犯罪。此种犯罪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将他人的非常规集成电路设计或者制造作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署名、发表以及发行、销售;第二,以商业目的非法销售、进口或者其他方式发行他人的集成电路;第三,销售、进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集成电路。
二、世界各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可以预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著作权价值的日益凸现,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必将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面对这一严峻态势,纯粹依靠民事调解、行政手段显然不足以有效防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生,因而加大刑法的威慑力和打击力度,已成为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共同
发展趋势。
(一)美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美国是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科技和文化大国。尽管美国在其文化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因借鉴与吸收他人技术和文化的需要而拒不参加相关的世界性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但在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之后,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特别重视作为霸权基础的科学技术,并制定了详尽的知识产权战略,其中对其“版权产业”尤为重视。美国现行版权法是对1909年版权法进行全面修正后,规定在美国法典的第17编内,其第1章至第8章共同过渡性条款和补充条款作为美国第94-553号公法于1976年10月9日通过,1978年1月1日生效。版权法的第506条规定了侵犯版权的刑事犯罪。而对版权法第506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其刑罚处罚是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的规定进行的。根据第97-180号公法,1982年5月24日法(Act of May 24;1982)对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作了专门修正,并新增加第2319条。因此,美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规定,目前主要集中在法典第2318条和第2319条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登记取得版权制度”,所以其刑法保护只限于影片、音乐、音像作品的版权,至于其他作品如文字作品,则只运用民法保护。根据美国版权法第506
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
(1)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版权的犯罪。指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者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的行为。
(2)欺骗性进行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在任何物品上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版权标记或类似字样;或者,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公开发行或者为了公开发行而进口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这种标记或类似字样的物品的行为。
(3)欺骗性地取消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性的目的取消或更改版权作品上任何
版权标记的行为。
(4)伪造说明的犯罪。任何人在申请第409条版权登记时或者在与这项申请有关的任何文字
说明中,故意地对具体事实伪造说明的行为。
在重罪、轻罪的区分及其法定刑的设置上,美国是依犯罪行为人复制或发行侵权制品的份数来确定的。美国版权法第2319条规定: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或上述行为的重犯或再犯,只要先前的违法行为涉及录音作品或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则可处以25万美元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二者并处。如果违法行为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100份但少于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或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7部但少于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则应处以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
2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
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盗版犯罪,美国再次加大了刑事惩罚强度,调整了有关刑事重罪的成立条件。1992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有关修改侵犯版权刑事惩罚的修正法案。该修正法案规定,美国目前的版权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轻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侵犯他人版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二是重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在180天内非法复制、销售一个或一个以上版权作品的复制品或录像带10个以上的,且零售价值超过2500美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同时,凡是第二次或者连续违反有关重罪规定的,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0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4]可见,相对于美国法典第18编《犯罪与刑事诉讼程序》第2319条“版权的刑事侵犯”的规定,即美国版权法第506条中对故意侵犯版权,而且是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的刑事处罚规定,修正案明显加重了对严重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其一,将重罚(25万美元罚金与5年监禁的限度)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这对计算机程序作品有特殊意义,因为价格超过2500美元的计算机程序作品是比较多的。其二,降低了重罚对复制数量的要求,只需复制或发行10份以上,就可能受到严厉的制裁。美国有关人士认为,180天内,10份复制件以及2500美元这三项条件足以排除那些如拷贝一份给朋友的情况等“无辜”的侵权。其三,对重犯或再犯的侵权行为,规定了更严厉的制裁,即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版权法的刑事处罚带来了挑战,数字技术使得盗版更方便、更简单和更直接。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通过了《反电子盗窃法》和《数字化千年之际版权法案》,对版权法、联邦刑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部分修正,试图强化对以电子方式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以加强对版权人的保护。[5]这两部法律与相关法律一起构成了美国比较全面的版权刑事保护体系。
(二)德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作为伯尔尼公约的发起国和初始缔约国之一,德国一直比较注重对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著作权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封建社会的特许制度。至1837年,普鲁士王国颁布了《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权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此法标志着德国现代著作权法的开端。但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德国却一直未予较大的关注。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复制技术的快速发展,书籍、音像制品、电脑软件的制作和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方便,从事非法复制、销售盗版制品等非法经营活动往往很容易地就获得巨额
非法经济利益,盗版活动因而大行其道,并呈日益猖獗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开始引起德国的关注。尽管如此,德国1965年最后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以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一般简称为《联邦德国著作权法》)中,仍然没有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直到1985年,在重新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中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变,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在德国才终于得到普遍的重视,取得其在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中的应有地位。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后,对该法又作了一次重大修订,并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实施。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权法》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做了规定。其中,涉及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6]第一,改变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轻罪性质,不再把该种犯罪作为轻罪对待。原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一般是6个月至1年的监禁,现在修改为3年监禁;罚金的规定仍然可以继续适用。而从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原来很少使用的没收和扣留,现在则较多地得到适用。第二,明确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即职业性侵犯。这实际上是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性要求,排除了在合理使用的范围之内成立犯罪的可能。在主观方面,只要求行为人有“大量、重复性地” 复制他人著作权作品的目的与意图;在客观行为方面,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要有营利的可能性即可,并不要求必须是职业性或者商业性的活动。第三,对于预备性的犯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却明确表示,对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就是未遂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严密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第四,在刑事诉讼方面,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由州的经济庭审理,这不仅有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及时处理,而且也表明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重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著作权刑法保护
在法律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未经许可使用著作权罪。德国著作权法规定:“(1)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之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作品、改编或改写的作品进行复制、传播、公开复述的,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者罚
金;(2)本罪的未遂应受到刑事处罚。”
第二,不经许可显示著作人名称罪。著作人姓名如果不与其所创作的作品相连,在受到侵害时,只能作为姓名权的内容受到民事法律保护。对于美术作品作者的姓名权依国际惯例及《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德国著作权法第107条是惟一以刑法威慑侵犯著作人身权的刑法条款。根据该条规定:“(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原件上标记著作权人著作权标志,或者散发标记这种标志的作品的原件;(2)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上标记使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看起来像原件的著作权标志,或者将标记这种标志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加以传播,处以3年以下监禁和罚金,如果该种行为不能使用其他规定予以更加严厉的处罚的话;(3)本罪的未
遂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侵犯邻接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罪。对于在法定许可情况外不经权利人许可所为的下列行为,处3年以下监禁或科以罚金:(1)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公开复述尚未获得著作权保护的科学性履行物或者这种成果的改编或改写作品的;(2)非法使用他人在著作权保护期满以后发表的遗作或者加工、改编这种遗作的;(3)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展出照片或者照片上的加工、改编作品的;(4)非法使用艺术表演者之表演的;(5)非法使用录音录像制品 的;(6)非法使用电台广播节目的;(7)非法使用电影的;(8)非法使用数据的。
第四,不法营业使用之罪。如果行为人从事非法的复制或传播系营业性质,处以5年以内的监禁或罚款。行为人对该行为的企图也受刑事处罚。
此外,德国著作权法还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强制措施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诉讼方式,采取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对于第106条至第109条的行为只有控告才予以追究,除非刑事追究部门因涉及到公众的特别利益认为有必要依职追究。(2)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的主张,德国著作权法第403条至第406条C规定了以下几种:一是要求销毁违法制作、违法传播和用于违法传播的复制物;二是要求将专门用以违法制作复制物的设备,如模型、印版、石刻、铅版、纸型、负片予以销毁;三是如果由于侵权造成的复制物或设备的现状可通过其他方式,特别是表明改动之处不是权利人所为的方式加以改正,受害者只能要求必要的处置;四是复制物及设备只有在属于参与非法制作或传播复制物者及其继承人的财产时,才适用前述处置;五是被害人的上述主张须在对犯罪人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可提出;六是受害者可要求以适当价格将复制物或设备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以代替前述规定的处置。但是,该适当价格不得超过制作费用。(3)对于构成刑事处罚的案件的判决,如果受害者提出请求并且为表明合法利益,则必须作出根据要求公开发布判决的命令。公布的方式必须在判决中确定。
(三)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版权最早出现于我国。”[7]我国宋代已出现了禁止翻版印刷的禁令。如据宋代新安人罗壁所著《识遗》记载,北宋前期,朝廷为保护《九经》刻本不被讹传、误传,曾下令禁止国子监以外的人随便刻印,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有名的“禁擅镌”。南宋时期刻印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一段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审上司,不许覆版”。元朝沿用了宋代的版本保护禁令。在国外,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官府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是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有效期为5年,但它比中国的“禁擅镌”令晚了近500年。虽然可以说著作权保护的最初萌芽产生在中国,但中国古代社会的保护长期停留在原始、简陋的水平上,没有形成近现代著作权保护制度,更没有建立起全国通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我国古代既无“版权”一词,也无“著作权”一词,这两个术语都来自日本。现代著作权观念和立法传人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文化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希望建立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时期。如在1903年4月,严复曾上书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8]我国著作权法的真正立法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大清修订法律馆,由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和原大清驻美使节伍廷芳主持修律。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此后,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14日也公布过一部《著作权法》,并于同日公布了《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看,因为缺乏著作权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故而著作权保护制度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动用刑罚这一严厉武器去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了。《大清著作权律》虽规定有罚金刑,如第40条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知情代为出售者,法与假冒同”(这是我国历史上对侵犯版权的行为采取刑事处罚的第一次规定)，但颁布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根本未及实施。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6条亦规定有罚金刑。1928年5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3条也规定了罚金刑。但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规定自由刑,其所规定的罚金数额,也远不及我们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行政罚款数额之巨(高可至10万元或者总定价的2~5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0年8月,我国没有颁布过系统的著作权法。在建国后的40余年时间里,宪法、民法、继承法、税法等法律规定了一些保护著作权的原则,一些行政法规、政策成为保护著作权的主要依据。如1950年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保护著作权的最早规定。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1979年国家出版局呈报国务院建议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此事得到同意。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员于1979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由于在该法中将出版法和版权法同置其中遭普遍反对。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1982年,将原版权法草案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暂行条例》。1983年4月文化部又将《暂行条例》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5年,国家版权局成立。1986年5月,国家版权局正式向国务院呈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后经修改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
部著作权法。
我国1990年9月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这虽然是为了照顾我国国情,但却落后于国际社会,以至于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后,国外批评:在我国,侵权行为无论怎样严重,侵权人均不会因侵犯版权而负刑事责任。[9]1991年11月,美国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备,保护不力为由,将我国列为所谓“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一场贸易大战一触即发,后经双方磋商,我国与美国达成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备忘录。1994年6月,美国再次以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为由把我国列为“重点国家”,中美双方不得不再次进行会谈。而国内情况的变化也要求通过刑法来保护著作权。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1994年5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1990年制定著作权法以来,对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对图书、录音录像、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制品的盗版活动十分猖獗,不仅严重损害了作者和有关权利人的民事权益,也扰乱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文化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必须对这些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因此,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版权局研究,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机电部等有关部门以及法律专家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为了更好地适用这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月16日又作出了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新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主要是吸收《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内容。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共规定了2条2个罪名,即217条 的侵犯著作权罪以及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三、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总体比较
通过前面对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规定的考察,不难发现,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保护虽不乏共识,但仍是各具特色,异多于同。
(一)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共同之处现代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保护的共
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益重视著作权的刑事保护。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和高新技术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著作权的法律修改十分频繁,如美国1992年对侵犯版权刑事处罚的修改,法国1994年和1995年两度修正著作权法,不断提高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体现了各国对著作权刑事保护的重视和保
护力度的加大。
2.刑法保护对象趋于宽泛。总体来讲,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日益宽泛,范围涉及文学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美术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等等。不管这些作品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可能成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对象。
3.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更加严密。随着各国对著作权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也更加严密。如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必须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199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关于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释》)中对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以及“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作了明确的解释。美国将重罚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行为界定十分
明确。
4.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日益加重。世界各国均加重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处罚,这是现代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的普遍趋势。如美国1992年侵犯版权刑事处罚修正案,规定了较以前更严厉的制裁,最高刑期由原第2319条(b)款规定的“不超过5年监禁”改为“不超过10年监禁”;法国现行著作权法也是如此,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处罚,将原“处以3个月至2年的徒刑和6000至12000法郎的罚金,或只受到两种处罚中的一种”,改为处以2年徒刑和100万法郎的罚金;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则为7年有期徒刑。
5.刑罚种类日益多样化。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种类来看,世界各国均采用监禁刑和罚金刑两种惩罚形式,且对罚金刑均采数额罚金制的立法模式。因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人员多为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性较强,其目的多是为了牟取不法利益和不义之财。针对这一特性,不仅施以监禁刑,而且从经济上施以惩罚,使其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多于或至少相当于犯罪所获利益,这样行为人基于得失之考虑,就可以降低犯罪的意图,从而更好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大陆也不例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同样采取了自由刑和罚金刑相结合的模式。不过,我国大陆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数额或者幅度却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大大降低了罚金刑规定的可操作性。故在罚金刑的立法规定上,外国刑法的做法无疑值
得我国借鉴。
(二)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不同之处
尽管各国关于著作权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还是罪状设计,抑或
刑罚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1.在立法模式上
从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规定来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共有以下三种模式:(1)著作权法模式。即仅在著作权法律中设置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多数国家均采这一模式。(2)专门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例如,在德国,有专门的经济法典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国以前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本来都规定在刑法典中,但随着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这一专门法律的出台,侵犯著作权犯罪和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就基本上交由该专门法予以规定。(3)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我国大陆即采这种模式。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模式即著作权法模式充分考虑到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专业性强、变化快的特点,不仅有利于在保持著作权法律体系完备性的同时,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作出详尽、细致的规定,便于公众和司法实务人员结合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准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特征和法定刑设置,而且能够根据著作权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法律修改,使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定能够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部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但由于刑法典对侵犯著作权犯罪完全不予涉及,加之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散进行规定,一方面使得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效力不高,另一方面又割裂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人们对一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第二种模式即专门法模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集中统一规定,有利于构建一个系统、协调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便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相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界限,但与著作权模式同样存在着刑法保护效力不高的缺陷,且易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之间罪刑结构上的失衡。至于第三种模式即刑法典模式,虽然避免了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强化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打击力度,但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皮分离现象,[10]也导致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并灵活应对,造成立法的滞后。
可见,单采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网络经济条件下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因而我们认为,对于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完善而言,宜采取上述三种模式相结合的模式,在刑法典采取空白罪状方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原则规定的同时,通过著作权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细化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另一方面对与侵犯著作权犯罪容易发生混淆的其他侵权行为一并予以阐释说明。此外,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著作权法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一些空洞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规定,或者一律取消,或者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刑事责任条文,以确保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在保护范围上
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在多数国家都相当宽泛,且有不断拓展之势。首先,就保护对象来看,各国刑法所保护的著作权作品,目前一般有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包括音乐作品、图画作品、雕塑)、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唱片、磁带、录像带、CD、VCD、DVD等)、电影、建筑作品、表演作品、电视节目、民间艺术作品以及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包括电脑程序)以及与著作权产品相关的物品(如台湾地区刑法条款保护的制版)。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已被提到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层次,而且还被部分国家纳入到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之中。例如,根据美国DMCA的规定,对于故意侵犯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商业优势或个人金钱所得的,如果是初犯,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如果是再犯,则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10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此外,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与多数国家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的新对象,目前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规定。鉴于这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多例类似侵权行为,因而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加紧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和权利管理措施,以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其次,就保护的法益来看,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法益尽管各有侧重,但却基本上都对著作权和邻接权、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给予同等保护。例如,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而在我国大陆,除侵犯美术作品作者署名权的行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对于侵犯著作者的其他著作人身权的行为,一概不予刑罚处罚。这无疑有违立法的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不仅有失刑法的公平,而且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打击。
3.在罪名体系上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均是内容丰富,罪种多样,凡是实践中所出现、且有刑事规制必要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均在刑法典中有相应的罪名可资适用,这不仅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而且有利于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对于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第217条和第218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尽管将其概括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但关于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到底包含了几个罪名,司法解释的概括是否有类罪名之嫌的理论争议迄今仍未平息。在此,我们无意探究刑法典第217条的罪名确定,只想通过对引发罪名之争的原因的探讨,反思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设置。在我们看来,现行刑法典第217条规定的4种侵犯著作权形式互不包容,以一个罪名予以概括,既未能科学地揭示侵犯著作权罪的本质特征,又抹煞了各种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对不同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特征的把握和认定。尤其是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著作权侵权行为多样化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对此,如果仍以一个侵犯著作权笼而统之,则无疑会使侵犯著作权罪成为一个无所不名的口袋罪,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如果冠之以新的罪名,则新罪名与侵犯著作权罪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把握呢?所以,从科学合理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我国大陆应当改变侵犯著作权犯罪目前罪名设置过于单薄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罪名设置的有益做法,一方面细化现有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罪名,另一方面增设一些新罪,以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
4.在罪状设计上
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尽可能放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减少限制性要求,以严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扩大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第一,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仅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至于是否具有营利目的,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展趋势。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要求;在英国,只要实施了“未经版权人许可”这一行为,即使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业过程中以损害版权所有人利益的程度散发版权人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也可构成犯罪;美国对于版权犯罪过去要求必须“出于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经济利益目的”,但1994年发生的United States V.Lamacchia一案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版权犯罪的这一规定,修正后的美国版权犯罪刑事条款对于主观目的已不作要求,只要行为人“故意”侵犯他人版权,即可成立犯罪;而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走得更远,根据该法典的规定,一切侵犯著作权包括对智力作品进行复制、表演或传播的,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法律有规定,均以侵犯著作权犯罪视之。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显然已远远滞后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发展趋势,且与司法实践中的著作权违法犯罪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致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严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刑事追究,进而导致了著作权违法犯罪在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与受到刑事追究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廖廖无几的怪现象。第二,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要件,多数国家法律不仅规定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样态,而且基本上都采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即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作犯罪数额、犯罪情节上的强制性要求。例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样态,各国刑法不仅规定了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且规定了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就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来看,就规定了非法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进出口侵权复制品行为等。而在我国,对于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规定有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一种,至于社会危害基本相当的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等,则付之阙如。此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我国一律采取结果犯或者情节犯模式,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故意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而且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程度。至于何为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刑法未予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过于苛刻,不仅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判定标准,而且起刑点数额规定过高。这样一来,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实行“薄利多销”战略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管其侵权数额如何,仍可因获利数额未达到法定标准而可以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著作权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所以,我们建议,改变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取消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主观目的的限制性要求,同时吸收美国在版权犯罪的重罪、轻罪划分标准上的合理做法,以侵权数额而不是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判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数额的标准,以合理划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圈,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和防范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作用。
5.在非刑罚处置措施上
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均规定,对于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除判处刑罚外,还应没收侵权复制品、用于侵权的工具、材料、设备、装置等,并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将这些物品折价后用于补偿被害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例如,在法国,凡是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对于罪犯所有
非法复制、表演、传播所得相同数额的款项,以及所有为非法复制而安置的设备和所有非法制造物均应没收。所有没收的非法制造物及各种收入将作为作者或其它所有者权利所受到的损害的补偿。补偿后的余额或在没有没收到财物的情况下的全部补偿金,将通过一般途径解决。法院可根据民事请求命令在指定的报纸上全部或部分地公布判决,和命令在指定地点,尤其是住宅、机关、戏院门旁张贴判决书。上述费用由被判处人支付,但不得超过罚金数额。我国香港著作权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大陆,对于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行为,著作权法第45、46条只简略规定了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于侵权复制品及侵权工具等的具体处置措施,著作权法则未予明确规定。对此,虽然根据刑法典第64条的规定,应当予以销毁或者没收归国家所有,但这样的规定过于简略,对于侵犯犯罪缺乏针对性,尤其是不利于对被害人的补偿。为此,我们建议,大陆在今后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时,有必要借鉴法国以及我国香港著作权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规定,明确允许被害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没收、销毁或以其他方法处置侵权复制品或制作设备,并可要求将被没收的复制品或设备转归其所有,以避免造成社会物质的浪费,尽可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使法律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同时,切实关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
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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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5月第3期总第75期。
李文燕 田宏杰
第四篇：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唐程
[摘要] 本文将针对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阐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专利
Tang 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analyze its causes,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China's urban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basis.[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tection;economic development;patent
经济全球化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加剧了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提高综合竞争力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知识产权制度是一国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在技术、产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战略手段。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列为三大支柱，足见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在经济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当今社会，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知识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一、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是指专利权、商标权、版权（也称著作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法，就是保护这类民事权利的法律。
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一切经济活动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和信息传播手段的日益发展，当代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在质与量、深度和广度、内涵与外延等方面迅速扩张。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换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句话说，知识、信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先导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和智力资源的创造、占有和应用，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可见，拥有知识产权，特别是拥有一大批科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已成为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也强调，知识产权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有力手段。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主体通过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所带来的利润推动了技术进步。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创新对增强综合国力的作用日益突出。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鼓励技术创新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种机制和—种制度，为技术创新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良好的法律环境。国内外历史证明，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和保护技术创新的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有效机制，是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的核心手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己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进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变革。知识产权制度能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发明，促进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但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负作用，它会导致知识和技术的垄断，不利于知识产品的传播与扩散。经济学理论也指出，知识产权制度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许多影响，一些是积极的，另一些是消极的，这些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文化环境。
二、认识和正确对待知识产权
严格来讲，知识产权在中国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被广泛的谈及.大多数人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因此，当我们走向国际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诸如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确实遇到了上述的问题。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知识产权呢？
总体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方面的水平还不高。很多企业没有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的企业在做技术研发时.忽视专利查新。当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后.才发现同类技术已被申请专利.更严重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产品被诉侵权，结果造成更大损失;还有的企业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时怕应诉，放弃依法维权。因此，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正确对待知识产权。
第一，我们的企业家要认识到，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一种社会道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德。为了拥有一项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金和劳动.因此才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对他们加以保护。只有人人都尊重保护他人的知识产权自己的知识产权才不会受到侵害。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与开发，学会科学的创新与开发方法同时注重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不仅要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专利产业化.也要及时将自主创新成果、核心技术在国内外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三，学会自我保护和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方法，善于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第四，把对外宣传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所取得的成就当为己任。政府、协会、企业和中介机构，都应加强对外宣传与文流，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企业，了解中国的产品，了解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让世界明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力地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受益的是全人类，为我们需要的外国企业走进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做了哪些
回顾我国近30年来的市场经发展历程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快速的.取得的成绩是令世人瞩目的。
首先.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知识产权体制和机制健全上，我国取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上个世纪70代末以来.我国先后公布实施了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法规并加入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设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这些政府机构分别负资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事务。
同时，在海关、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设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工作机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轨并行形成了权利人维权、产业自律、中介服务和社会监督融为一体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系。为加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还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领导小组和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担任组长。对于展会商务部和中国贸促会还专门为其联合制定了展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
其次，在加大对侵权人的打击力度、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近些年来，我们每年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权行为的高压态势.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专利局、工商局、海关联合打击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侵权犯罪行为.整治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仅2006年.就开展了“阳光行动”、“蓝天会展行动”、“山鹰二号行动”、“版百日行动”等7个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中，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836件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988人。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6441件;专利、海关、工商等部门受理和查处知识产权案件17243起涉案金额近10亿元人民币.有力地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护了权利人权益。
在宣传教育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培育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2004年开始每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有关部门都在全国范围举行“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2006年以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每年公布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各相关部门举办了“骨干企业负贵人员保护知识产权专题研讨班”.启动了“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等一系列宣传教育和普法教育活动。为方便社会监督.在全国5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综合性的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开通“12312”举报投诉电话和互联网在线举报投诉窗口.形成了便捷、快速、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网。实际上，欧美主要国家直到19世纪中后期知识产权制度依然非常混乱各国政府默许进口技术在国内注册专利以及对外国人专利的漠视等等。美国更是在建国一百多年后的1891年才开始承认外国人的版权。从最早开始出台知识产权法律到初步完善.西方国家用了100年的时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
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因素。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达到333.4万件，其中国内申请272万件，占总量的81.8%，发明专利申请达到109.0万件；累计授权专利173万余件。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三种专利申请57.3万件，同比增长20.3%；授予专利权26.8万件，同比增长25.2%。
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我国自主创新的关键保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我国经济、科技、贸易和文化发展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06年5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针对加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指出，“知识产权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正确处理激励科技创新和鼓励科技运用的关系、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关系、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满足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关系，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仍然相当滞后。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目标出发，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据报载，近年来我国每年取得的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达3万多项，而每年受理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1万多件，还有2万项左右的成果没有取得专利保护。这说明了许多人知识产权意识保护淡薄，他们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还有的发明人只是申请中国专利，而不申请其他国家和地区专利，也导致专利大量流失。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至20世纪末，我国向国外申请的发明专利不足3000件，反而将11.3万多项发明无偿地“奉献”给了世界各国。此外，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也存在历史性的原因。自清末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都是“强迫性学习”的产物。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使知识产权制度缺乏存在的环境。此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强制推行的，我国企业并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产生积极的要求。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缺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滞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至今尚未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虽然我国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但仍然很不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尚且存在。面对量大面广的市场，面对大量存在的违法侵权行为，仍然缺乏健全的管理网络和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第三，知识侵权行为屡有发生。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公民很难对这种无形财产归属与占有进行判断，所以许多人将日常生活中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皆视为“合法”。这也是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不断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仍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切实加以改变，必将给我国的知识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多数国内企业没有建立专业的知识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产权保护机制，对国际规则的了解比较贫乏，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
第五，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散、冲突、缺乏统一性的问题，执法效果不理想。由于各部法律实施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在制定目标、司法和行政保护范围和力度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定。另外，由于高新技术不断涌现，许多无形财产已超出了原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所涵盖的范围,我国立法尚显滞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层面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机构有七八家，这直接导致了执法过程中效率和相互协调性的缺乏,故知识产权执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和软肋。此外，市场机制不完善、研发投入不足、知识产权运用管理能力不强、知识产权行政司法机制不完善等都会影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五、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有知识经济所带来的良好机遇，又面临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在新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国家的知识化，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就要从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来促进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我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牢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宣传工作，要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方式，广泛开展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使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知识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同时，要创新宣传途径和方式，把知识产权宣传工作与群众性发明创造、青少年发明创造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宣传效果。通过宣传，不仅要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知道依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的权益，依法与各种形式的侵权行为作斗争，而且让知识产权的利用者也要明白只有依法才能取得知识产权，才能使用知识成果，从而逐步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尊重知识产权，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努力开发知识产权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为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湖南科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二）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法制建设
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经验，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修订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效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出的能力，为知识的生产、传递和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努力建设我国保护知识价值的制度环境，促进经济建设更快发展。同时，要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填补法律法规空白，形成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使知识产权保护有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
（三）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和打击知识产权违法侵权行为
要不断完善人民法院和知识产权行政机关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强化行政执法手段，严格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大幅度提高执法保护的水平和效率；要支持和鼓励建立知识产权自律和维权性组织，逐步健全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知识产权监督体系，逐步建立自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善于规避他人权利、有效保护自身权益的长效机制；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全面彻底地查缴侵权产品等违法活动，维护知识市场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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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WTO，知识产权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导致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的难题，出现严重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平行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对此，为了促进自由贸易，我国应该总体上支持平行进口，但在微观上应该对专利和版权的平行进口作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两者冲突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国际贸易自由化平行进口 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冲突 法律和谐
一、引言
据《科技日报》载，当代国际贸易的10大趋势之一是知识产权贸易发展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同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是WTO规则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旨在通过规则的确立与实施，充分有效地保护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防止因对知识产权的无视或侵害而带来的贸易障碍及贸易扭曲。《TRIPS协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TRIPS协定》作为规范统一WTO成员知识产权贸易行为的规则，尽管是由发达国家极力促成的，但从长远发展看，对发展中国家将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有利的影响要表现为：⑴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要求。⑵有利于引进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投资。，⑶有利于推动我国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生产与出口。⑷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⑸设立了一条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通道。2.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⑴知识产权贸易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⑵知识产权市场竞争会加剧。⑶影响出口生产增长。⑷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贸易纠纷会增加。[1]可见，随着中国加入WTO，虽然加速了国际贸易自由的进程，但与之相伴而生是的知识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难题，导致既要促进经济发展而大力推进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又要注意由于各国对知识产品的特殊保护而特殊对待。因此，国际贸易中出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二难问题，必须为我所面对，并寻求解决之。
二、国际贸易自由化：需要平行进口
所谓平行进口（在美国称“灰色市场”）是指国际贸易中，当某一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权获得两个以上国家的保护时，未经知识产权人或者独占许可证持有人的许可，第三者从外国知识产权人手中购得知识产权产品并输入本国进行销售的行为。[2]例如：经乙国知识产权人B的许可，某A在甲国享有某种产品的知识产权，同时C在丙国也取得了相同的权利，如果甲国的D未经A的许可从丙国进口该种产品，那么这种进口则构成平行进口。从此可以得出其特点为：⑴第三人从一国进口到另一国的产品是通过购买等合法方式取得的。⑵涉及两个领域，第三方从一国得到知识产权产品后进口到另一国，这两个地域的法律是否允许平行进口要依国内法律决定。⑶有两层法律关系，一是知识产权人和相对人之间通
过授权许可合同建立起来的许可和被许可的关系或是知识产权在两个地域内受到法律的保护，二是第三人从一国善意取得知识产权产品销往另一国的进出口行为。由此导致平行进口的合法性问题，即平行进口是否侵犯了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成为法律界长期争议的问题，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约，也未能对此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由于受本国法律传统、经济政策的影响，对平行进口是否侵权的立场不尽统一，从而使平行进口落入了权利保护的“灰色区域”。平行进口的主要原因在于某项知识产权产品在进口国本国的零售价高于其在外国的批发价。在利益的驱动下，进口商就会购买那些在国外生产并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然后按低于本国正常物价的价格在本国市场销售，于是形成了进口商与知识产权人或有关的被许可人之间就同一种商品争夺市场的局面。
根据平行进口理论，第三人未经知识产权人或者独占许可证持有人许可从第三国获得知识产品并在内国进行销售的行为，这必然加剧了在内国的对同一产品的竞争，当然这是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的，为了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应该鼓励平行进口，使知识产品发挥最大效用，是符合WTO基本原则精神的。这样可以使知识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转，促进竞争，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要求。因此，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平行进口。
三、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平行进口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无论中、外均起源于封建社会。它们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或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3]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垄断资本家寻求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于是产生了签订国际条约的愿望和要求。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这一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4]因此，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地域性理论，即地域性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知识产权人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获得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各知识产权之间是
相互独立的，知识产权在一国领域的实现和用尽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人根据其他国法律获得的知识产权在该国的实现和用尽。[5]
根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知识产品在内国依法受保护后并不能必然要求他国给予同样的保护，因为他国也没有义务给予同等的保护，因此，在内国特殊受到一国法律的保护，尽量地避免产生同业竞争者，以利于保护其在一些国家的专有权利，这与WTO确立的国际贸易自由的基本趋势是相违背的。可见，对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会限制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这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的平行进口背道而驰的。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平行进口。
四、国际贸易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的理论基础
平行进口既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又涉及到贸易问题。知识产权强调的是独占性，而贸易则更强调自由化而反对垄断，由此形成了平行进口方面的激烈争论与矛盾。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国际贸易中，一方面平行进口在一些国家遭到禁止或限制，另一方面则平行进口有增无减，以至于国际社会也无法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肯定平行进口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禁止平行进口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产生冲突，其理论基础主要有：
1.权利用尽原则是支持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
权利用尽原则又称为权利穷竭原则，是指经知识产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许可而生产的知识产权产品，在第一次投放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对此控制权，其权利被认为用尽。凡合法取得该产品的人，只要不将用于侵犯知识产权人的专用权，即可自由的使用、转让和处理该知识产权产品。无论何人使用或转售该产品的行为，都无需得到权利人的同意，也不侵犯商标权，商标权人不得再利用商标权阻止该商标产品的进一步流通。这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的专用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主要是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这种原则在专利和商标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在版权领域也有所体现。例如，合法地载有某商标的货物一经投放市场，商标权人即丧失对其的控制，其权利被视为用尽，任何人再次销售该产品，商标权人应无权阻止。[6]因此，平行进口合法。
2.地域性原则是反对平行进口的理论支柱。
地域性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依据不同的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是相互独立的，不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法律，知识产权人是依据不同法律分别付出不同的代价而取得的。例如在中国申请并获得专利，如果未在国外申请专利，其在国外普遍认为是公有领域不能成为专利，在中国取得的专利权要想在其他国家获得专利保护，就必须按照他国法律分别申请并获得授
权。由于各国法律的差异，各国按照本国的法律规定对其专利申请是否决定授予专利权，而不受其他国家对该专利申请是否授予专利权的约束。商标权也是如此。
同时，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国家建立其知识产权的良好信誉是分别进行的，以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为基础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获得的，“一个商人很可能希望其产品进行很小的改变而适应不同的市场需要、兴趣和偏爱，但仍然使用相同的商标，这个希望是相当合理的。如果他不能阻止平行输入，他将发现这个销售目标将发生挫折，他的信誉因其使用不合适的商品（从消费者角度）的销售而遇到损害，而且这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7]因为商标权是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分别付出了不同的代价而取得的，各国商标法的内容、保护的期限、范围和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商标权仅是一个主权国家法律的产物，因此依不同国家法律产生的商标权是相互独立的，在一国获得商标权并不能自动在它国获得同一商标权，即根据某国法律取得的商标权仅在该国领域内有效并受到保护，一旦跨出该国领域就不发生效力。即使是同一个商标，商标权人在不同国家建立其商标的良好信誉是分别进行的，以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为基础而采取不同方法才获得的，这就是所谓的“商标信誉独立论”。其实，在版权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地域性原则”和“权利用尽原则”目前仍然是两个并行的重要原则，也是平行进口问题上相对对立的观点的理论基础。在过去，“地域性原则”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权利用尽原则”今后将被越来越多地被使用。郑成思先生认为“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也有地域性，其权利在甲国虽已穷竭，但在乙国处于未曾行使状态，尚未穷竭”[8]因此，权利穷竭原则也受到地域限制，即使第三人在国外合法购买商标权所有人的产品，但未经许可而将产品从国外进口，仍然对商标权构成侵害。因此，平行进口应予禁止。
如果允许商标平行进口，当然会促进货物的自由流动，但是却削弱了对商标权的保护；如果不允许平行进口，当然是加强了对商标权的保护，但会造成知识产权人或被许可人对进口国市场的垄断，将促使人为价格安排及其它形式的价格限制，不利于公共社会，而且如果不允许平行进口，必然会造成世界市场的分割，这种人为市场分割显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相违背，不利于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与世界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这些都与世界贸易的基本准则——自由竞争贸易原则相违背。因此，对商标权保护与货物自由流动的冲突，使商标平行进口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
五、我国对国际贸易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协调的法律调整
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专利申请人被授予专利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专利权人有权阻止他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这条规定赋予专利权人进口权，排除了平行进口，与各国通行做法是吻合的。我国2000年修订《专利法》的第七章专利权的保护中第63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不被视为侵犯专利权。从该规定的反面来看，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制造、进口专利产品的，应当视为侵犯专利权。这可以视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当中，对“平行进口”的有关规定。但这是从反面来理解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我国目前《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仍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虽然有许多变化，但是关于“平行进口”的问题仍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所包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其中没有关于进口权的规定；《著作权法》第46条列举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中也没有涉及到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进口其作品的问题。因此，对于版权的“平行进口”我国仍属空白。2001年修订《商标法》也有一些重大变化，但亦没有涉及到“平行进口”的问题。
根据权衡平行进口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两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总体上应该许可平行进口，主要在原因在于：⑴知识产权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有悖于国际贸易规则，更不能因为禁止平行进口将其拒绝于货物贸易之外，平行进口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势。⑵中国由于总体上来讲属于低价位市场，允许平行进口符合中国的贸易利益。考虑到我们的综合贸易量及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中国长时间相对于大多数国家仍是低价位市场，平行进口合法化将使这种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⑶作为技术引进大国，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提高技术引进的效果由于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我国是个技术引进大国。而我国的企业多属于被许可方，他们希望通过引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我国禁止平行进口，就会使得中国企业在引进技术后进行生产、销售时产品面临市场问题，无法实现引进技术的初衷。⑷允许默认许可的例外有利于引进技术考虑到我国的技术水平状况，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产业结构的飞速调整之际，我们应强化自主专利权的发展。同时，在平行进口合法的基础上，允许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就产品的市场等作出例外的规定，以吸引国外技术可促进中国创新技术水平的上升。
但在微观领域，在总体上实行平行进口的大前提下，应该大力地发展商标领域的平行进口，而尽可能地限制但不禁止版权和专利权领域的平行进口。主要原因在于：⑴商标是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区分的根本标志，无论应用于哪个国家都不应该予以改变，应该促进商品的自由竞争，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运用平行进口，可以防止商标权利人滥用自己的权利，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同时，允许平行进口并不会对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⑵对专利的平行进口和版权的平行进口应该限制一些，这样可以保护国内权利人或者其许可人的利益，既鼓励了科学创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对打击非法盗版和走私具有重要意义，也不必担心完全禁止平行进口而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并产生垄断，进而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1] 于吉辰、王爱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我国对外贸易》，理论学刊2004年第8期，第56-57页。
[2] 杨芳、杨永忠：《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行进口问题探讨》，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第1期，第95页。
[3]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第84页。
[4] 冯晓青：《试论知识产权保护的源革及在当代社会的发展》，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73-74页。
[5] 任燕：《“平行进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69页。
[6] 李小伟：《论平行进口与商标权关系》，载《中国专利与商标》1996年第2期。
[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8] 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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