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6.2 快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5篇

第一篇：2017.6.2 快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http://hlj.ifeng.com/a/20170425/5609518_0.shtml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关键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2017-04-25 来源：凤凰黑龙江

描述：2017年04月25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窗友”商标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泾公司）是“窗友”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聚胺脂；氯丁胶；工业用胶；填漏剂；填隙剂；墙砖粘合剂；工业用粘合剂；未加工的人造合成树脂；酯；硅酮，有效期限为2008年12月14日至2018年12月13日。2010年11月28日，刘某获准注册“窗友”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膨胀接合填料；非金属软管；绝缘材料，有效期限为2010年11月28日至2020年11月27日。2012年3月6日，锋泾公司对刘某的“窗友”商标申请复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刘某的“窗友”商标与锋泾公司的“窗友”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方面相同；刘某的“窗友”商标核定使用的膨胀接合填料商品与锋泾公司的“窗友”商标核定使用的填隙剂等商品功能、用途关联密切，如刘某的“窗友”商标使用在上述核定商品上，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裁定：刘某的“窗友”商标在膨胀接合填料商品上予以撤销。2011年10月1日，刘某与北京市居欢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居欢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居欢公司为其产品的生产商。窗友公司系股东为刘某的一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刘某，成立日期为2012年9月14日，经营范围为经销五金、建材、保温材料、装饰材料、汽车配件。锋泾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刘某许可居欢公司生产并自行销售“窗友”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属于锋泾公司“窗友”商标核准使用商品范围，属商标侵权行为。窗友公司、居欢公司作为侵权产品的监制、生产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刘某、窗友公司、居欢公司立即停止侵害锋泾公司的“窗友”注册商标权的行为，赔偿锋泾公司损失1464000元及维权合理开支57103元，合计1521103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刘某、窗友公司辩称：刘某的“窗友”注册商标系合法取得，刘某委托居欢公司生产及销售“窗友”商品合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已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裁定，对刘某的“窗友”商标在膨胀接合填料商品上予以撤销，在此情形下，刘某、窗友公司、居欢公司的抗辩事由不成立。锋泾公司的“窗友”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聚胺脂；氯丁胶；工业用胶；填漏剂；填隙剂；墙砖粘合剂；工业用粘合剂；未加工的人造合成树脂；酯；硅酮。刘某、窗友公司生产、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的名称为“膨胀接合填料”，但该商品名称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审定的商品名称，亦没有相关的产品标准。被诉侵权产品从成分、功能、主要用途以及消费群体上看，均与锋泾公司的“窗友”注册商标有较大的关联性。故刘某、窗友公司、居欢公司生产、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与锋泾公司的“窗友”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构成类似。“窗友”是无固定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经多年经营和宣传，锋泾公司生产的“窗友”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刘某、窗友公司、居欢公司作为该商品领域的生产、销售商，应知晓锋泾公司“窗友”聚氨酯泡沫填缝剂产品的知名度，刘某在此情况下成立窗友公司，并在其生产、销售的产品上使用“窗友”商标，易使相关公众将被诉侵权产品与锋泾公司的产品混淆，或认为产品来源于锋泾公司。判决：

一、刘某、窗友公司、居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侵害锋泾公司“窗友”注册商标权的行为；

二、刘某、窗友公司赔偿锋泾公司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50万元，居欢公司对其中的50万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锋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案情复杂，主要体现在：一是被侵权人索赔金额较高。因被诉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范围较广，被侵权人索赔金额高达一百五十余万元，在我省同类案件中较为罕见；二是侵权人“傍名牌”的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方式特殊。刘某在“膨胀接合填料”等商品上注册“窗友”商标，并以“窗友”为名成立公司，以“膨胀接合填料”为名称生产、销售或委托他人生产、销售相应商品，貌似规避了锋泾公司的“窗友”商标权利；三是法院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

一、二审法院判决刘某、窗友公司赔偿锋泾公司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50万元，居欢公司对其中的50万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基本上完全支持了锋泾公司的诉请。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刘某以其享有“窗友”注册商标权、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已提起行政诉讼、待行政诉讼判决作出后再行裁判为由，要求法院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以该商标属于恶意注册为由对其抗辩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对此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基于刘某与锋泾公司的“窗友”商标在核定使用的商品功能、用途关联密切，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为由作出了裁定，虽然刘某已提起行政诉讼，但该裁定被法院判决撤销的可能性较小，如等待行政程序的判决结果，则会为侵权人继续侵权、逃避责任提供机会，或进一步增加被侵权人的损失。二审法院致力于实质性解决纠纷，既依法保障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提高了审判质效，确保当事人及早获得公正结果。

案例二：“无名缘”商标及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哈尔滨街上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街上缘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主营米粉快餐。2011年7月6日，街上缘公司取得注册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3类：饭店、酒吧、茶馆、餐馆等。经过街上缘公司多年经营，“无名缘”米粉已成为在全国拥有近四千家连锁加盟店的全国性快餐品牌。2013年，街上缘公司创作完成美术作品，并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哈尔滨快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客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10日，经核准拥有注册商标，核准使用范围为第43类饭店、快餐馆、自助餐馆、流动饮食供应等，期限为2012年1月7日至2022年1月6日。哈尔滨快客无名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客无名缘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0日，经核准拥有注册商标，核准使用范围为第44类饮食营养指导、卫生设备出租、眼镜行等，期限为2012年2月7日至2022年2月6日。自2013年起，快客公司、快客无名缘公司未经许可，授权多家加盟商使用“无名缘米粉”字样进行经营。街上缘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侵害商标权经济损失200万元及侵害著作权经济损失5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1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快客公司、快客无名缘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街上缘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属于以改变显著特征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侵害了街上缘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侵害了街上缘公司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判令快客公司、快客无名缘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

【典型意义】

“无名缘”米粉为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服务商标，快客公司、快客无名缘公司未经许可，以改变注册商标显著特征、超越商标核定使用范围等方式，通过线下加盟、网上宣传等多种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吸引相关公众加盟，具有较大影响。在本案诉讼中，快客公司、快客无名缘公司几乎用尽了商标侵权诉讼的所有抗辩事由，法院均予以回应，较具典型意义。

案例三：KTV经营者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简称音集协）为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张某经营的金莎国际娱乐会所未经许可，使用了音集协授权管理的《最炫民族风》等53首歌曲的MTV，音集协遂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音集协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享有涉案《最炫民族风》等53首歌曲的著作权，张某经营的金莎娱乐会所未经许可，将上述歌曲用于经营活动，侵害了音集协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应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KTV点歌系统的制造、销售商未经许可使用涉案作品的行为，与张某未经许可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涉案作品的行为属各自独立的行为，音集协有权选择向任何一方主张权利。KTV点歌系统的制造、销售商是否实施侵权行为并不影响张某实施侵权行为以及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判定。张某关于音集协应起诉KTV点歌系统的制造、销售商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省法院受理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其管理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KTV经营者的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维权范围也从哈尔滨市向省内其他各大城市扩展。此类案件多为相关KTV经营者未将音乐作品的许可使用费列为其经营成本，对支付许可使用费存有较强的抵触情绪，且极少主动缴费、重复侵权现象严重。审判实务中，KTV经营者多以所购买的KTV点歌系统（包括硬件设施及软件系统）自带卡拉OK音乐作品、已支付KTV点歌系统的价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由，抗辩不构成侵权，或主张音集协应向KTV点歌系统生产商主张权利。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KTV点歌系统的生产商并无相关音乐权利人的任何授权，KTV经营者在购买产品时即应当知晓点歌系统属侵权产品，其合法来源抗辩依法不能成立。未经许可，制造、销售、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均属侵权，权利人对于向谁主张权利拥有选择权。在权利人未申请追加被告的情况下，法院无需主动追加。

案例四：赵某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吴某于2014年10月28日申请，2015年2月18日获得专利号为ZL 2014 2 0631539.2“一种箱式传动机构及包含该传动机构的水田筑埂机”实用新型专利权。2014年9-10月，赵某自灌云县黄海机械有限公司、灌云新海机械有限公司购买20台水田筑埂机，从2015年2月8日开始销售。吴某以赵某销售的水田筑梗机侵害其实用新型专利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专利法》第四十条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第十一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依据上述规定，专利权人对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权公告日前实施该专利的行为，并不享有请求他人停止实施的权利。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之前已经生产、销售完毕产品的后续行为，包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即便其行为延续至专利权授权公告日之后，也应得到允许。本案中，赵某所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于吴某案涉专利公告日之前即已生产完毕并开始销售，不构成侵权，判决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专利法》第四十条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该条为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期限的规定。而《专利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实用新型专利有效期十年，自专利申请日起计算”的规定，为专利权有效期限的规定，并非专利保护期限的规定，不应将二者混淆。

案例五：APP软件开发合同违约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6年1月19日，钱某与江辰公司签订《合同书》。主要内容为：钱某委托江辰公司开发“超市配送外卖APP”，该APP在Apple iOS和Android环境下运行；APP应用开发的栏目架构及相关功能细节由《APP开发需求表》载明；开发总金额为105,000元，开发前钱某向江辰公司预付首款4万元，第二期款项待任务完成一半即2016年2月25日之前再付4万元，待江辰公司交付软件当日，钱某验收合格后向江辰公司结清余款25,000元；江辰公司自合同签订日起，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APP客户端的开发。2016年1月21日，钱某指派案外人韩某向江辰公司汇款4万元。至2016年2月25日，江辰公司完成APP项目50%的开发任务，钱某未再支付任何开发款项。至合同履行期届满，江辰公司未能完成整个APP项目客户端的开发。钱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江辰公司返还其已交付的4万元费用及利息。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江辰公司举示的电脑网络打印件及二审期间新提交的视听资料的当庭演示，能够证实其已经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于2016年2月25日前完成案涉软件开发工作50%以上，而钱某未按合同约定在此期限前支付第二期款项4万元，钱某的行为构成违约。江辰公司以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为由中止履行合同的理由成立。因钱某违约在先，故应对案涉合同的解除承担全部责任。江辰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了相应开发工作，因钱某的违约行为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有权要求钱某支付相应对价，故钱某对其已支付的4万元合同价款，无权主张返还。据此判决：解除钱某与江辰公司签订的《合同书》，驳回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目前，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多集中于合同应否解除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由于此类案件通常具有时间跨度大、证据多、证据真实性难以判断的特点，因此对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增加了难度，对导致合同解除的过错责任的评判提出了挑战。在审查当事人履行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是否构成违约的判断上，对当事人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阶段性义务，显得尤为重要。本案中，江辰公司虽然未能在合同期限届满前完成整个APP项目客户端的开发，但其按期完成了APP项目50%的阶段性开发任务，而钱某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前支付当期软件开发款，没有履行相应阶段性义务，已构成违约。对此，江辰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其中止履行合同不构成违约。钱某因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阶段性义务，应对合同的解除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本案对于指导当事人诚实、守信地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案例六：橡胶制品虚假宣传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3年12月2日，广州大明联合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明公司）的奥妮橡胶避孕套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认定为新的薄度纪录保持者。安兴大药房销售的“冈本”橡胶避孕套，生产日期为2014年，但仍然宣称是薄度纪录保持者，大明公司认为该商品构成虚假宣传，属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决：安兴大药房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销售带有“薄度纪录保持者”标识的橡胶避孕套，并负担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三）以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认定。本案中，大明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安兴大药房在被诉前已知大明公司获得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涉案“冈本003”安全套上所宣称的原吉尼斯世界纪录已被打破，故不能判定安兴大药房实施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观过错，不应判定安兴大药房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但是，安兴大药房作为涉案“冈本003”安全套商品的销售者，在知道涉案“冈本003”安全套上所宣称的原吉尼斯世界纪录已被打破、大明公司获得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后，即应停止销售带有“世界最薄”“GUINNESS WORLD RECORDS”（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语及标识的涉案“冈本003”安全套。判决：安兴大药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销售带有“世界最薄”“GUINNESS WORLD RECORDS”（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等宣传语及标识的涉案“冈本003”安全套商品。

【典型意义】

生产者与销售者实施的经营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应有所区分。销售者与生产者相比，处于流通过程中的“下游”，其对商品信息的掌握很大程度依赖于生产者的标注说明，因此在确保商品信息的真实性方面，生产者与销售者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销售者在销售商品的过程中，若履行了与其能力相应的审查义务，如实按照商品描述信息宣传、销售，即使信息虚假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较好地把握了上述区分，未苛以销售者过高的审查义务，并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角度，在确认销售者不构成虚假宣传的前提下，判令销售者停止销售带有虚假信息的商品，以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七：“三精”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07年1月1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三精公司）与北京三精国药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三精日化公司）签订《品牌使用协议》，将第3396525号“三精”商标及正在申请注册的核定使用在第3类染发剂、护发素、烫发剂、焗油膏等商品上的“三精”商标、“ ”图形商标许可给北京三精日化公司在中国非独占性使用，并许可北京三精日化公司使用“三精”字号，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许可期限届满后，哈药三精公司终止了北京三精日化公司对三精系列商标及“三精”字号的使用。后北京三精日化公司于2013年7月8日更名为北京中科精彩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科公司），2015年5月6日更名为北京三精公司。北京三精公司使用“三精”字号，并一直以“三精”品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和销售，在其网站企业简介中表述“其作为三精制药向日化领域扩张的平台”“以‘制药’的严谨态度开发”“拥有三精医药研发的深厚实力”。精彩染发店销售了北京三精公司生产的被诉侵权商品。哈药三精公司认为，北京三精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北京三精公司与精彩染发店应当停止侵权并连带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三精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在其网站上宣传其植物染发、植物清凉柔顺洗发液等美发护发商品时，使用了“三精”“ ”标识，其行为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北京三精公司在《品牌使用协议》到期后，违反哈药三精公司的授权许可和承诺，使用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生产与涉案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同种或者类似的被诉侵权商品，既构成违约，亦构成侵权。北京三精公司是在明知《品牌使用协议》到期后其无权使用“三精”字号，且已经为履行终止协议相关约定而终止使用“三精”字号，并将字号变更为“中科精彩”的情况下，又再次变更企业名称为北京三精公司，其再次更名使用“三精”字号，既构成违约，亦构成不正当竞争。精彩染发店销售北京三精公司生产的侵犯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被诉侵权商品，侵害了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构成商标侵权。精彩染发店不知道被诉侵权商品系侵犯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够证明被诉侵权商品系合法取得并能说明提供者，其关于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成立，予以支持。判决:北京三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使用以“三精”作为字号的企业名称、停止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精彩染发店停止销售被诉侵权商品；北京三精公司赔偿哈药三精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支出合计50万元；驳回哈药三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与其他合同一样，受《合同法》的调整。《合同法》规定合同履行完毕或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协助许可人妥善处理合同终止后的各项事务。本案中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终止后，被许可人负有相应的不作为义务，即不得实施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被许可使用商标的行为，违反此项义务给许可人造成的损害，应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确定其责任。该案较好的利用合同法原理解决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终止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准确划分和认定责任，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案例八：“宝宇”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案情简介】

咸阳市秦都区宝宇大连海鲜渔港（以下简称秦都区宝宇海鲜渔港）是从事餐饮服务的个体工商户，于2008年7月28日注册了第4396502号“宝宇”商标，核定使用服务第43类，2014年被评为“陕西省著名商标”。黑龙江圣宝宇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宝宇公司）和黑龙江圣宝宇餐饮有限公司立都时尚分公司（以下简称圣宝宇立都分公司）在经营牌匾、宣传资料、名片、餐后结算单以及网络微博等处加以突出使用“宝宇”字样并进行企业宣传，秦都区宝宇海鲜渔港认为二被告使用商标及字号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1.圣宝宇公司、圣宝宇立都分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宝宇”字号，销毁带有“宝宇”字样的商品宣传资料、店面招牌和商品外包装等装饰，停止并撤下相关网络宣传；2.圣宝宇公司、圣宝宇立都分公司赔偿秦都区宝宇海鲜渔港经济损失300万元，其中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及调查取证等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圣宝宇公司、圣宝宇立都分公司在网络宣传和实际经营中使用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的“宝宇”、“宝宇?”等字样，使用与涉案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宝宇餐饮?”、“宝宇餐饮”、“宝宇美食”等字样，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但不能认定圣宝宇公司、圣宝宇立都分公司使用“宝宇”或者“圣宝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系为了利用秦都区宝宇海鲜渔港的涉案注册商标及其字号的知名度以误导公众、混淆市场经营主体、“傍名牌”、“搭便车”，获取不正当利益，故不能认定圣宝宇公司、圣宝宇立都分公司注册以“宝宇”或者“圣宝宇”为字号的企业名称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判决：圣宝宇公司、圣宝宇立都分公司停止使用带有“宝宇”字样的经营、宣传行为，停止并撤除相关的网络宣传，销毁带有“宝宇”字样的商品宣传资料、店面招牌和商品外包装等装饰，赔偿秦都区宝宇海鲜渔港20万元；驳回秦都区宝宇海鲜渔港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被控侵权行为表现形式多样，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相互交织，如何适用法律是本案难点所在。法院通过对侵权行为进行归类、梳理，准确认定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据此寻找法律依据，较好的把握了商标侵权与涉商标不正当竞争之间不同的保护方法和裁判标准，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案例九：李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案情简介】

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李某与张某、库某（均另案处理）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预谋通过手机微信发布销售三星、苹果牌移动电话机的广告信息。在买方支付定金后，由李某将钱款转账给张某，由张某负责从哈尔滨市大世界进货假冒品牌手机并发货，由库某负责取货，最后由张某或库某冒充同城快递给买方送货并收取余款。通过上述方式李某等三人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手机31部，销售金额51900元，非法获利5650元。经鉴定：涉案的三星牌手机系他人冒用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注册商标生产、销售的侵权产品。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鉴于被告人系初犯、坦白犯罪，主动退赃并交纳罚金，可对其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宣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典型案例。与传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相比，此类犯罪作案手段相对隐蔽、销售行为传播面广、推广速度快、社会影响恶劣。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国家商标管理制度及市场管理秩序。本案的裁判结果充分反映了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政策导向，有助于打击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不良行为，营造公平、诚实、信用的经济发展环境。

案例十：“勃锦”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 【案情简介】

勃利县勃锦农机修造厂（下称勃锦修造厂）是“勃锦”图文组合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农业机械、犁、收割机、中耕机、谷物脱粒机、除草机、播种机（机器）、非手工操作农业器具、机动耕作机、插秧机，有效期限为2010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2014年2月15日，黑龙江勃锦悍马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勃锦悍马公司）与潍坊菲尔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下称菲尔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书，委托菲尔公司生产玉米脱粒机及其配件。2014年3月5日，菲尔公司将其生产的两台型号为5TY-150、5TY-190玉米脱粒机样机运送到黑龙江汽车农机大市场参加展览，机身显著位置喷涂了“勃锦悍马”字样。2014年4月15日，勃锦修造厂向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勃锦悍马公司商标侵权行为。2014年9月19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哈工商经检处字[2014]第2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菲尔公司在同类的玉米脱粒机上使用“勃锦悍马”名称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行为，决定没收侵权“勃锦悍马”玉米脱粒机两台，上缴财政。菲尔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七）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本案中，“勃锦”图文组合注册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为“勃锦”文字，菲尔公司生产的玉米脱粒机上使用的具有标识作用的“勃锦悍马”文字，完整包含了“勃锦”图文组合注册商标的文字部分，二者相比近似，以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容易造成混淆，二者构成近似商标。同时，勃锦修造厂2010年取得“勃锦”文字图形组合的注册商标使用权后，在其生产销售的玉米脱粒机显著位置上使用了“勃锦悍马”字样，在同类产品市场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菲尔公司在勃锦悍马公司委托生产加工的两台玉米脱粒机上使用“勃锦悍马”文字，属于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行为，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使消费者误认为是勃锦修造厂的商品。故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该行为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无不当。菲尔公司关于“勃锦”图形与“勃锦悍马”文字明显不同，不存在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行政处罚对象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本案中，菲尔公司将5TY-150、5TY-190两台玉米脱粒机运到黑龙江汽车农机大市场参加展览，属于前述规定中的将商标用于展览的情形。虽然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5）潍城于民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认定两台玉米脱粒机的所有权人是勃锦悍马公司，菲尔公司为受委托加工方，但菲尔公司未经勃锦修造厂许可在玉米脱粒机上使用“勃锦悍马”字样并参加展览，亦是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使用注册商标的菲尔公司作为被处罚人实施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菲尔公司和勃锦悍马公司关于两台玉米脱粒机的所有权人为勃锦悍马公司、行政处罚对象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判决驳回菲尔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依法查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典型案例。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依法查处的职权，其对菲尔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知识产权保护职责，打击了侵犯商标权行为，有效维护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肃清市场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诚信经营，增强生产者、经营者的守法意识和维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法院以裁判的方式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彰显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宗旨。

第二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5黑龙江省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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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5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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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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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1月11日四川省法院发布2016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均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中刑事案例4件、民商事案例4件、行政案例1件、执行案例1件。

马荣龙、樊永先、李泽华等污染环境案

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荣龙等开办的炼油厂所泄漏的轮胎油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遂依法判决被告人马荣龙、被告人樊永先、被告人李泽华犯环境污染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分别处罚金五千元；三被告人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陈绍辉、胡孝坤、谭刚共同赔偿宜宾市南溪区黄沙镇的经济损失共计52015元，共同赔偿宜宾市南溪区环境保护局的经济损失共计135803元。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指出，近年来，全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有进步，但某些方面依然令人担忧。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看，全国范围内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数量逐年递增且增幅不小。2011年，全国范围内查处的环境污染犯罪且上网公开的案件数仅为6起，201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39起，四川的趋势也基本与全国相同。当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犯罪进入法院审判，法官也亟需样板案例来指导手头案件的审理与判决。

粟天云非法营运校车危险驾驶案

崇州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粟天云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无驾驶校车资格驾驶未取得校车许可的汽车从事接送小学生业务，且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其行为违反校车管理规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构成危险驾驶罪；遂依法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粟天云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一审宣判后，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袁志认为，本案被告人违反道路安全管理相关法规，非法从事校车营运业务且超员运输，其行为已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充分彰显了司法判决在实现法律目的、发挥法律作用、保障法律权威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必将极大程度遏制非法营运校车的现象，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也保障社会的未来、家长的期望——广大中小学生的安全。

滥用职权违规办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从中受贿案

被告人廖卫东等人相互联系、互相配合，利用廖卫东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责审核上报失地农民参加社保花名册和相关资料的职务便利，明知王某某等41人是不符合规定的参保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为其购买社保，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且系共同犯罪。宣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崔吉林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分别判处廖卫东、叶多序有期徒刑二年、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以受贿罪判处崔海庆均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崔吉林不服，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韩旭指出，本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涉案人员主体身份的多元性，既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村社基层组织人员，还有无“权”可以行使的普通农民。本案属于典型的非国家公职人员与国家公职人员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的犯罪。崔海庆虽系普通农民，但其与崔吉林勾结并利用后者的身份和职务之便共同收受他人钱财，仍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赵雄建、杨康、赵威威电信诈骗案

被告人赵雄建伙同被告人杨康等人，被告人赵威威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发布虚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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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信息，虚构可以代为办理高额度信用卡的方式，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数额巨大，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崇州市人民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雄建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被告人杨康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被告人赵威威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一审宣判后，赵雄建、杨康、赵威威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各被告人的刑事处罚。

法学博士、成都大学法学系讲师赵琦指出，诈骗犯罪的手段通常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社会现实。采用代办信用卡的诈骗方式，是近几年诈骗犯罪的典型方式之一。受过度消费、经济下行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公民可能出现资金周转不灵，而通过信用卡进行小额融资，是不错的缓解方式。然而通过正规途径办理信用卡不一定能申领成功，申请的额度也较为有限。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人们的这种需求，承诺代办信用卡、发卡时间快、透资额度高。最终，有的提供给被害人假卡并骗取中介费，有的利用被害人信息盗刷信用卡，有的利用被害人信息办理贷款。

本案既打击了罪犯、震慑了潜在的不法分子，又提醒了公民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应通过正规渠道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本案的审理与发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川化股份破产重整成功转型案

川化股份重整从法院裁定受理到重整程序结束历时6个月左右。重整期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导并监督管理人依法推进重整相关工作，并加强与相关监管部门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推动形成《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2016年9月23日，管理人组织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等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遂请求法院批准川化股份重整计划。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川化股份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结果以及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表决结果，管理人申请批准川化股份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遂于2016年9月29日依法裁定，批准川化股份重整计划，终止川化股份重整程序。

西南财经大学民间金融及法律规范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唐清利认为，川化股份通过申请破产重整的方式提供了一起让企业“起死回生”的典型案例，为破产法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适用和获得最大公约数提供了范例。特别是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形势下，形成了法院如何为四川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的新经验。

因遭受家暴申请人身保护令案

隆昌县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王某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遂依法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汪某威胁、殴打申请人王某及其家属；本裁定有效期为六个月，自送达之日起生效，送达后立即执行；如被申请人汪某违反上述禁令，法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竹表示，“清官难断家务事”并不代表法律不对家庭暴力进行救济，而是要考虑到法律救济对家庭这一特殊法律关系的现实影响。反家庭暴力法的一大创举，就是借鉴了英美法的禁令制度，2016年7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明确，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收取诉讼费用，申请人不需要提供担保，进一步解除了申请人的顾虑。

本案中，法院根据对情况紧急程度的判断，依法在二十四小时内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内容明确有力，对家暴实施者达到了震慑的目的。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布，最终促使当事人感情和好，挽救了婚姻，为出生后的未成年人创造了更好的成长环境，应当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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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路虎”商标专用权案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由于捷豹路虎公司并未证明其于2012年5月4日前享有第3004861号商标专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关于侵害包括商标专用权在内的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应以权利人享有相应民事权利为前提，没有权利则没有侵权，因四被告的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捷豹路虎公司取得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之前，没有侵犯捷豹路虎公司的第3004861号商标专用权，四被告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捷豹路虎公司关于被告行为侵犯其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捷豹路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捷豹路虎公司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成都路虎公司、诚荣公司、吴晓春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捷豹路虎控股有限公司第3004861号“LANDROVER”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产品，连带赔偿捷豹路虎控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455512元。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高晋康指出，我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均将经营者利用商业标识实施市场混淆行为认定为违法并引入了惩罚性赔偿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工作报告中指出，需要通过司法实践“加大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遏制恶意抢注商标、‘傍名牌’等行为”。本案法官在审理中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对商标案件审理的价值引导作用，认定成都路虎公司非法生产、销售相关产品构成对国际知名品牌捷豹路虎的侵权行为，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有利于适当扩张具有较高知名度商标的司法保护范围和强度，有利于营造公平有序、和谐诚信的市场秩序，有利于树立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形象，具有较强的法律适用的典型意义及较大的社会影响。

因耕牛上高速导致事故诉广巴高速公司合同纠纷案

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川HU8656小型轿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发生与耕牛相撞的事故，与高速公路管理经营者疏于管理、未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存在因果关系，尽管广巴高速公司提交了事故发生时的巡查记录，但其中并未有该事故发生的记载，也说明了广巴高速公司的巡查工作存在一定的疏忽，对因此不当履行义务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川HU8656小型轿车驾驶人未保持安全车速、临危措施不当，广巴高速公司疏于管理、未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双方均有违反合同义务的情形，其损失应由双方均担，遂依法判决广巴高速公司赔偿肖光洁经济损失13632.5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没有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省律协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坤林指出，现实生活中，高速公路与人们出行息息相关。当汽车从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后，汽车驾驶人与高速公路管理方就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双方就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事发公路是一条全封闭的并实行收费服务的高速公路，被告广巴高速公司作为高速公路经营者与管理者，应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通行车辆在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行驶。小型轿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发生与耕牛相撞的事故，与高速公路管理经营者疏于管理、未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应当对小汽车损失承担赔偿。

本案警示公共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怠于或消极履行职责造成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当诉讼当事人面临着多种司法救济途径时，人民法院有职责、有义务向当事人进行释明，积极引导当事人正确进行诉讼。本案对今后审理类似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具有指导意义。

成都市人社局因举证不利导致工伤认定败诉案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撤销，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于2016年2月5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成都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宣判后，成都市人社局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庭审时发现，成都市人社局负责人委托了成都市新都区人力资源和社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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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作为“相应的工作人员”代为出庭，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相关要求，遂向成都市人民政府和成都市人社局发出司法建议，要求成都市人社局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

省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志认为，工伤认定涉及到劳动者遭遇事故后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作出工伤认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务是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应有之意。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除了工伤认定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以外，还在于在交警部门对案涉交通事故现场调查后无法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针对原告（即工伤认定申请人）提出的撤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求，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参照最高法院发布的第69号指导案例进行裁判说理时，依法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作出了加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查义务的补漏性解释，司法公正的天平再一次向劳动者倾斜的同时，积极倡导公共社会应当对劳动者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给予充分的关注。

透过本案的审判活动和裁判结果，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法院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给予了劳动者充分的权利保障。

王明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依法处刑案

广汉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王明建明知其管理、使用的德阳市建英机械厂所有的机械设备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在所涉民事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后，擅自变卖以上财产，致使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告人王明建案发后能够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遂依法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王明建有期徒刑两年。一审宣判后，王建明不服，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袁志指出，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解决困扰司法实践多年的民商事案件“执行难”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一个有效且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刑法手段对那些有能力执行，但故意逃避执行义务的人予以制裁。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7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从入罪标准、诉讼程序等方面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充分发挥刑罚功能，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法律适用标准。本案的判决，不仅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也极大震慑了那些故意逃避法院执行的被执行人，为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来源: http: www.xiexiebang.com kx19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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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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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日前，江苏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6年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并发布了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韩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诈骗团伙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间，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台湾另案处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设立诈骗窝点组织电信诈骗。后被告人韩彩菊、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该诈骗窝点担任话务员。在诈骗窝点内，被告人韩彩菊、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组织中的其他人员假冒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相关单位客服人员等身份，通过发送诈骗语音信息诱使被害人拨打诈骗窝点电话等电信技术手段，虚构国家工作人员查案需要查验资金、收取保证金等事实，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通过上述方式，该诈骗窝点共计骗取人民币22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韩彩菊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100余万元，被告人宋秀芳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000余万元，被告人吴勇强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2000余万元，被告人郭东明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700余万元，被告人崔春香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600余万元，被告人李情文参与共同诈骗人民币5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韩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个月至五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韩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均属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韩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六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害人陈述、银行汇款记录、诈骗机房账务报表、相关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认笔录等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宋秀芳、吴勇强、郭东明、崔春香参与分工明确的诈骗犯罪组织，四上诉人共同协作参与诈骗共同犯罪，各自应对其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原审判决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参与实施诈骗的金额，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归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及被告人吴勇强父母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相关量刑情节，量刑适当。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苏05刑终39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国内人员加入境外诈骗窝点进行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一些诈骗窝点转移到境外，甚至将拨打诈骗电话、网络平台、转账取现等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给案件侦破和赃款追缴带来了不少困难。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境外诈骗窝点的打击力度将持续加强。同时，也提醒广大群众，加大对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税务工作人员等诈骗电话的警惕，遇有此类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时应及时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环境侵权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造纸公司）连续三年被查获以私设暗管方式向苏北堤河偷排浓度严重超出排放标准的生产废水2600吨。徐州市铜山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外排废水监测数据显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指标分别超过《纸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铜山区环保局曾经于2014年、2015年两次对鸿顺造纸公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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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罚款合计人民币15万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鸿顺公司将遭受污染的环境恢复原状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其中修复费用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人民币26.91万元为基准的三至五倍确定。

【裁判结果】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环公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鸿顺造纸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105.82万元。宣判后，被告鸿顺造纸公司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鸿顺造纸公司排放废水污染环境，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该公司多次以私设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为隐蔽，在环保机关查处后依然违法排放，过错程度严重。该公司连续三年被发现私设暗管排放废水，查获的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实际排放废水量远高于被查获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以2600吨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基准，判决鸿顺造纸公司在该基准的三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系主张鸿顺造纸公司实际偷排废水为查获量的三至五倍。鸿顺造纸公司有能力对该公司废水实际排放量进行举证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认定徐州市人民检察院所提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鸿顺造纸公司应当以实际查获偷排量2600吨的四倍计算侵权赔偿费用并无不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苏民终135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来全国法院首批受理、最先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经验。本案在审理中高度重视司法公开和公众参与，合议庭由三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于当庭作出宣判；庭审向社会公开并且在新浪网等网络进行了全程视频直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良好。本案的审理体现了环境资源审判专业性特点，法庭邀请专家辅助人就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问题提出专家咨询意见，较好地解决了环境资源案件科学性和公正性衔接问题；科学分配举证责任，确定在公益诉讼人提供证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证据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对排放量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规则，为解决环境侵权案件中原告取证难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初步探索了根据被告主观恶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惩罚因素的修复费用计算方法，对于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件审理情况】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船舶）系江苏最大国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运与船舶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加之企业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经营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处以“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面临退市风险。2015年12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作为债权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现有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舜天船舶进行重整。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针对舜天船舶资产效能低、债务负担重、面临退市风险等多重困难，南京中院经充分研究论证并主持重整参与各方协商后，在江苏国信集团支持下，最终确定了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的重整方案，通过剥离亏损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同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把握时机，高效挽救企业。重整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在各表决组均获得超过98%表决权的高票通过。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参考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具的专家咨询意见，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证券监管部门对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行政审批工作。目前，重整计划已基本执行完毕，债权人债务得到全额清偿，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及股票划转等有关事项均已完成，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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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舜天船舶在实施重整过程中同步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实践先河，通过首创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业危机，成为困境企业反转投资策略的最佳选择，其开拓性和创新性对未来上市国企脱困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通过同步实施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舜天船舶摆脱了退市危机，实现了去产能、调结构的目标，使企业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近86亿元债务均得到100%清偿，创下历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债权清偿率。通过提升资产盈利能力，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全案近55.86亿元金融债权得到全额保护，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维护了3.1万户股东利益，为国家挽回税款2亿元，维护了民生和地方发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有效解决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的衔接问题，为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诉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水务集团）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约定，用户逾期交纳水费的，除应补足应缴纳的水费外，还应当支付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缴纳水费数额0.5%计算的违约金。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认为，上述规定中违约金比例明显过高，远远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利息的标准，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为此，江苏省消费者协会曾多次约谈南京水务集团，但该公司只是将违约金条款以留白的形式进行合同备案，并未按照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建议的示范条款进行整改。后江苏省消费者协会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违约金条款无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详细阅卷、厘清争点后，立即组织双方就违约金条款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南京水务集团提交书面承诺，将原条款修改为 “„„每逾期一日还应支付欠缴水费金额同期同档贷款利率1.3倍的违约金”，并将修改后的条款报工商部门备案。

【裁判结果】

南京水务集团修改涉案条款后，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以南京水务集团已对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纠正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苏01民初2034号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江苏省首例针对公共服务行业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属于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事业，同时也属于垄断行业，当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条款时，消费者个人往往难以维权。本案中，江苏省消费者协会代表广大消费者群体针对南京水务集团的不合理违约金条款提起民事诉讼，经过法院的组织协调，案件得以圆满处理，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促进了相关行业收费标准的规范化。本案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施行后的一次实践探索，对类案的处理和纠纷的解决具有引导示范意义。

五、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案 【基本案情】

顾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户籍地为南京市建邺区某住宅小区，系应于2015年9月入学的适龄儿童。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辖区内各小学对2015年入学的适龄儿童数量进行调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开建邺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公众参与研讨会，由参会代表对《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意见征求稿》提出建议；于同年5月21日召开建邺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专家论证会，由参会代表对上述文件提出建议；于同年5月25日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在附件中对2015年建邺区公办小学招生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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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及施教区进行了规定，并于当日将该办法及附件上网公示。根据上述办法，顾某户籍所在地属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施教区范围。顾某对施教区划分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建邺区教育局的施教区划分行为，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区划分行政行为。

【裁判结果】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驳回顾某的诉讼请求。顾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建邺区教育局委托辖区内各小学对适龄儿童数量进行调查摸底后，根据建邺区学校分布及适龄儿童数量、分布状况划分施教区，分别召开公众参与研讨会以及专家论证会，对本小学入学方案征求意见，并在作出《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后，将该办法及附件上网公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虽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会造成部分适龄儿童未能被安排至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但由于建邺区目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适龄儿童及学校分布不均匀、街区形状不规则，因此“就近入学”本身并不意味着直线距离最近入学。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虽未能完全满足上诉人的利益诉求，但其在尽可能满足个体利益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社会整体现状，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个体利益的维护，符合行政权行使的基本价值取向。被诉行政行为对施教区的划分符合建邺区教育现状，符合义务教育全员接纳、教育公平、就近入学原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明显不当”情形。但同时，法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间，被上诉人应尽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苏01行终13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顾某诉教育局重新划分施教区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划分施教区问题，因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案在裁判中正确把握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提出“就近入学”不等于直线距离最近入学，而应综合考虑学校分布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广泛听取意见”的“广泛”不一定及于每个相对人，行政机关有一定裁量空间。因此，本案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构成明显不当，法院依法不应予以撤销。但同时，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为的积极作为，文书说理中直接指出：“被诉行政行为虽具有合法性，且不构成明显不当，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间，行政机关应尽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区划分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从而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热点问题的关切，推动了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的再思考。

六、张爱民等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环境资源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人张爱民、李楠、王杰、王学义等十五人利用张爱民设立的“苏州鹰隼交流群”、王学义设立的“西北鹰猎群”以及“西安鹰猎群”、“宠物石猴买卖交流群”等腾讯QQ、微信网络交流平台相互结识，并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等支付方式，采取长途客运车辆快递运输等手段将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购，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金雕、猎隼、游隼、雀鹰、猕猴、网纹蟒等。

【裁判结果】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科研价值。保护、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过度狩猎、栖息地丧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动物的灭绝速率呈逐步上升趋势。案涉金雕、猎隼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本身属于生物链顶端的物种，且繁殖率低、数量稀少，极易受环境影响，如再乱捕滥猎、非法交易，更易使其濒临灭绝，导致生物链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进而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护。行为人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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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使未予以出售获利而是自行饲养，或者在非法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过程中没有获利，但其行为均侵害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应以犯罪论处。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苏0302刑初18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爱民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其他被告人亦处以相应刑罚。

一审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迄今查获的全国最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涉及10个省级行政区23个地市。当前，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法分子愈发热衷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非法收藏、贩卖与食用，同时，网络平台和物流业的发展无形中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野生动物走私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毒品、军火的非法贸易，严重威胁到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已刻不容缓。本案的审理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今日说法》、《新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全国30余家媒体报道，不仅有效提高了民众的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更彰显了我国坚决打击有关野生动物类犯罪、致力于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家生态稳定与安全的态度和决心。本案入选人民法院报评选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诉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屠荣灵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卫厨公司）成立于1994年，营业范围包括热水器、燃气灶、吸油烟机等的生产、销售。

被告屠荣灵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资设立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樱花卫厨公司以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分别提起诉讼。两案均经过一、二审，最终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字号、赔偿损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荣灵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樱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苏州樱花中山分公司，负责人屠荣灵；2011年6月2日，屠荣灵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中屠荣灵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与被告屠荣灵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山水净化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后该公司2012年10月被核准注销。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与案外人共同投资设立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荣灵、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从事厨房电器、燃气用具等与樱花卫厨公司相近的业务，不规范使用其注册商标，使用与樱花卫厨公司相近似的广告宣传语，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裁判结果】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苏州樱花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被告中山樱花卫厨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上述公司均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同时认为，原告樱花卫厨公司的现有举证并不能证明被告屠荣灵、余良成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滥用各自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进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苏州樱花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以和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仅为屠荣灵、余良成实施涉案侵权行为载体的事实依据不足。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苏州樱花公司停止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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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20万元；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停止侵害商标权的行为，赔偿损失30万元；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停止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50万元；上述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一审判决后，樱花卫厨公司、苏州樱花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均提起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苏州樱花公司等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屠荣灵作为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有过侵犯樱花卫厨公司知识产权的历史，在法院判决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屠荣灵又相继成立了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主观恶意明显。余良成作为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樱花卫厨公司的“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与其自身注册商标的区别。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权经营为主业，屠荣灵与余良成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足以认定屠荣灵与余良成在明知樱花卫厨公司“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商誉的情况下，通过控制上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其个人对全案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与上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上述公司所实施的涉案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9号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苏州樱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樱花”作为其企业字号；停止侵害樱花卫厨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屠荣灵、余良成与上述公司连带赔偿樱花卫厨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20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纠纷，屠荣灵在前案判决后，陆续成立新的公司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公司成为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和载体。本案二审判决在判定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等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停止使用“樱花”字号等的同时，结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观恶意、公司股东构成及公司的侵权行为，最终认定屠荣灵、余良成与上述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判令屠荣灵、余良成对公司的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判决，充分体现了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加大惩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导作用，对于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具有典型意义。

八、程春颖诉张涛、人保南京分公司网络约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张涛为其所有的苏AT9M32号轿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苏AT9M32号轿车行驶证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保单上载明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

2015年7月28日，张涛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订单一份，遂根据订单驾驶苏AT9M32号轿车搭载网约车乘客，行驶至清水亭东路丁字路口右转弯过程中，遇原告程春颖驾驶电动自行车直行通过该路口发生碰撞，致程春颖构成伤残、车辆损坏，张涛负事故全部责任。后程春颖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张涛、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订立后，如果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显失公平。基于此，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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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相较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本案中，张涛将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用于网约车营运活动，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依法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张涛未履行通知义务，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苏0115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原告程春颖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各项损失合计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由被告张涛赔偿159236.34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网约车满足了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相关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网约车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方案，对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进行区分处理，并认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网约车载客活动增加了车辆的风险，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未通知的，因载客活动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该裁判规则基于对各方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对于规范网约车保险行为、促进网约车行业和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九、全朝晖、韦军等九人贩卖、运输毒品、非法持有枪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晖和被告人韦军电话联系贩卖毒品事宜后，全朝晖指使被告人方刚桥及陈新华（另案处理）驾车携带毒品从广州市出发赴宁与韦军进行毒品交易。抵宁后，方刚桥将约5千克冰毒和469颗麻古交予韦军。韦军指使被告人朱靳将上述毒品向陈兵（另案处理）及被告人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等人贩卖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晖提供的银行账户汇付毒资共计人民币66万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晖与韦军再次商议贩毒事宜后，全朝晖与方刚桥、陈新华一同驾车携带毒品从广州市出发赴宁，途径江西抚州时，全朝晖下车留宿抚州，并安排方、陈二人继续驾车来宁。8月4日，方、陈二人抵宁后将毒品交给受韦军指使前来取货的朱靳，后朱靳携带毒品至其暂住处附近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侦查人员从朱靳暂住处另查获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获韦军于2013年6月以来藏匿于该暂住处的手枪2支、猎枪1支、子弹11发，经鉴定，上述枪支均具有致伤力。当日，韦军在其住处小区内被公安机关抓获。8月5日，全朝晖在江西省抚州市环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机关抓获。

本案中，韦军以贩卖为目的共向全朝晖购买甲基苯丙胺约10988.25克、麻古469颗、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韦军指使朱靳向陈兵贩卖甲基苯丙胺约500克、麻古200颗；韦军指使朱靳四次共计向杨联合贩卖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颗，杨联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约6克；韦军指使朱靳四次向陈雪贩卖甲基苯丙胺925克，陈雪将其中约5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处理）贩卖甲基苯丙胺约12克并被公安机关抓获；韦军指使朱靳三次向刘金城贩卖甲基苯丙胺1250克，刘金城将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被告人杨国华。

【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全朝晖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韦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方刚桥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朱靳、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杨国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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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全朝晖、杨国华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运输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上诉人方刚桥明知是毒品而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上诉人韦军、朱靳、杨联合、陈雪、刘金城、王毓彬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上诉人韦军、朱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上诉人韦军、朱靳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全朝晖指使方刚桥运输毒品，韦军指使朱靳向他人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枪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刚桥、韦军、刘金城、王毓彬、杨国华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金城、王毓彬曾分别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毒品罪，杨国华曾因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判，又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朱靳、杨联合、王毓彬归案后对部分事实如实供述，均构成坦白，均可从轻处罚。原审判决对九名上诉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苏刑一终字第000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省毒品犯罪持续高发蔓延，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毒品犯罪态势极为严峻。与此同时，毒品犯罪日趋隐蔽化、集团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不断提高反侦察意识和措施，给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审理提出了很多难题。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晖、韦军在涉案毒品犯罪团伙中分别处于第一、二层级，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马仔取货、存货、送货，从而实现二人与毒品的“人货分离”，因此，如何通过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客观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对于定案十分关键。经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被告人全朝晖、韦军对于犯罪事实均不供认，但是通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手机通话资料、声纹鉴定、银行转账记录、记账本等一系列客观证据形成的锁链，足以锁定二人的犯罪事实。本案涉案毒品数量大、层级多、分工明确，在南京地区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贩毒脉络，且显现出“枪毒合一”的特征，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缓、一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对于严厉打击和预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十、如皋市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诉如城街道办事处、如城街道宏坝居委会等房屋拆除行政强制案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拉型材公司）与如城街道宏坝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宏坝居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土地租赁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办事处共同拆除，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宏坝居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裁判结果】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号行政判决，确认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办事处、宏坝居委会均提起上诉。冷拉型材公司主张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办事处主张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坝居委会主张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本案一审庭审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证明，房屋拆除现场有如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视频资料证明，房屋拆除现场有多名如城街道办事处的城管人员；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亦主张，钱德圣（案外人）曾经受如城街道办事处某领导的指派参与强拆前后与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谈判。据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在如城街道办事处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如城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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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强拆房屋正确。同时，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张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其房屋无事实依据。第三人宏坝居委会并无赔偿能力，且与涉案土地开发无关，其主张涉案房屋系其组织人员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强拆前未给予冷拉型材公司补偿安置，如城街道办事处亦未提供强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如城街道办事处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并无不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苏行终3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拆除房屋均应依法拆除。实践中，在难以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强拆的情况时有发生。行政机关拆除房屋时，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权人到达现场，导致权利人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确定强拆主体的举证发生困难。本案裁判明确，在房屋所有权人提供了行政机关实施强拆的初步证据，而行政机关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权利人关于强拆主体的主张成立，避免出现权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机关推诿承担责任的局面。该裁判标准对于规范行政机关依法强拆行为、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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