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第一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案例1假冒国际名牌ZIPPO打火机案

2004年12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假冒国际著名打火机品牌ZIPPO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作出了民事判决，原告齐波制造公司获得50万元经济赔偿。这是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侵犯商标权赔偿的最高限额。

温州人向心忠于2002年3月至7月间，擅自加工制售假冒ZIPPO、BOSS商标的砂轮打火机。后将成品假冒ZIPPO商标的砂轮打火机22560只销售得款2万余元。同年7月，温州市工商局现场查扣ZIPPO商标打火机97370只，价值87633元，BOSS商标打火机5350只，价值4280元。2004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向心忠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齐波制造公司继续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

点评：中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保护国外知名企业知识产权的力度。齐波制造公司获得最高限额赔偿，正表现了中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重视。据了解，在已处理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侵犯商标类犯罪占到了90%以上。主要是因为这类案件多涉及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社会影响面广，惩治呼声高，且这类案件相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弱，商标真假相对易于识别。

案例

2、中美警方联手侦破美国人在华销售盗版案 2004年，我公安机关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部门展开首次实质性跨国执法合作，成功破获了一起美国人在中国境内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案，查获一个以两名美国人为首的犯罪团伙，捣毁3个盗版DVD存放窝点，缴获21万余张盗版DVD和大量犯罪工具，并冻结涉案赃款人民币22万余元，美金6.7万余元。据首犯顾然地交代，从2001年起，顾然地从一些不法商家购买少量盗版DVD，除自己观看外，开始在网上公开拍卖。2004年3月，顾然地干脆自己设立网站（服务器设在俄罗斯），雇佣人员将每张5元人民币买进的盗版DVD以3美元价格对外销售到美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经上海检察机关批准，警方对6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点评：这是中外合作联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典型案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应有区域、国界之分。此案的查处充分证明，中国警方正积极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一世界性的犯罪活动。

案例

3、首例诉请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

2004年12月，社科出版社诉英国费德里克•沃恩公司的国内首例请求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判决驳回了出版社对“兔子小跑图”注册商标的起诉，同时确认社科出版社未侵犯沃恩公司其他9个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美国女作家毕翠克丝•波特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1902年至1913年之间创作了19篇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于1943年去世。张润芳女士将其有关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作品译成中文本，并于2003年3月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2003年5月，沃恩公司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经销商发函并向工商机关投诉，主张该公司已将“彼得兔系列”及图书中的全部“彼得兔”插图注册了商标，中社科出版社使用“彼得兔系列”及“彼得兔”插图侵犯了其注册商标。

社科出版社认为，波特的作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自己已经从译者手中取得合法的出版权，对插图的使用是对原著的直接使用并不构成对被告商标的使用，且未造成普通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遂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不侵犯被告的商标权。点评：此案原告起诉的案由是确认不侵犯商标权，不同于一般的商标侵权案件，在全国属首例。诉请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是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表现，对于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名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类案件虽然少，但示范性意义非常明显。

目前，许多国家把轻微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都视为犯罪，越来越重视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既是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水平，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和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塑造我国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大国形象，履行加入WTO后庄重承诺的当然选择。

第二篇：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0、www.xiexiebang.com，kodak-bj.com域名，用于网络宣传经营。伊士曼公司发现后，认为其“KODAK”商标早已成为驰名商标，科达电梯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遂于2005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科达电梯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院认为：“KODAK”商标系伊士曼公司创设的臆造性文字商业标识，1982年始即在我国获得注册。多年来，该公司投入巨额费用对该商标进行了持续广泛的宣传。“KODAK”数码影像等产品在我国拥有大量消费者，属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应认定为驰名商标并获得跨类保护。科达电梯公司在其涉及电梯的商品、服务及企业宣传中突出使用“KODAK”文字标识，显然是模仿及攀附伊士曼公司“KODAK”驰名商标的良好声誉形象，以取得不正当商业利益。该使用行为必然会降低伊士曼公司“KODAK”驰名商标显著性，损害其商誉价值，应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故法院判令科达电梯公司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点评：根据商标法的规定，驰名商标具有跨类保护效力，即有权禁止他人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驰名商标可以通过诉讼向法院申请认定。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是有条件的，需认定的商标不仅要具备商标法规定的商标驰名的标准，即在中国境内享有较高声誉并广为知晓；同时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案件审理需要来认定，即要有认定的必要性。本案对于准确把握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尺度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5期刊用，并被评为江苏省第二届“金法槌”杯优秀指导案例一等奖。

12、上海尚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诉无锡钱柜餐饮娱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钱柜PARTYWORLD”是台湾钱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钱柜）合法注册的服务商标，在KTV娱乐业中享有广泛知名度。2004年12月，台湾钱柜许可上海尚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格公司）使用其商标，并授权其有权单独以自己名义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此后，被告无锡钱柜餐饮娱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钱柜）将“钱柜”文字作为其企业字号登记经营KTV业务，并在其营业招牌、广告牌匾、网站等方面突出使用“钱柜PARTYWORLD”。上述文字的使用方式及风格、服务物品及宣传资料的设计风格甚至部分文字内容，与尚格公司极为近似。尚格公司遂以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于2006年7月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清除或销毁“钱柜”标识、变更字号、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法院认为：“钱柜PARTYWORLD”商标在KTV娱乐行业中具有较为广泛的知名度。无锡钱柜未经许可，在相同服务上使用与该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时，其作为同业竞争者，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申请注册“钱柜”字号，突出使用“钱柜PARTYWORLD”文字，并模仿尚格公司商业标识的使用方式及风格、服务物品及宣传资料的设计风格甚至部分文字内容，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客观上造成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法院判令其立即停止侵犯“钱柜PARTYWORLD”注册商标专用权，在服务领域停止使用“钱柜PARTYWORLD”字样及含有“钱柜”字样的企业名称，在《无锡日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尚格公司损失180000元。

点评：本案涉及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两种侵权行为，一是被告在相同服务领域、服务项目上擅自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二是作为同业经营者，攀附使用他人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文字，或刻意模仿他人商业标识使用方式或设计风格，造成相关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的，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的处理对于如何审理商标权与企业字号冲突的案件具有典型意义，在相关行业内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3、艾尔弗雷德?邓希尔有限公司诉无锡市登喜路服饰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艾尔弗雷德?邓希尔公司（英国）（以下简称邓希尔公司）系“登喜路”和“dunhill” 注册商标权人。2003年9月，原锡山市亨达制衣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无锡登喜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登喜路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周均刚于2003年10月在香港登记注册了英国登喜路公司。英国登喜路公司授权许可无锡登喜路公司使用其企业名称。无锡登喜路公司还在其厂房、网站突出使用“登喜路服饰”字样、设立“登喜路服饰专卖”销售服装。邓希尔公司于2005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无锡登喜路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无锡登喜路公司将与原告“登喜路”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及营业招牌突出使用，属于侵犯邓希尔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时，原锡山市亨达制衣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无锡登喜路公司的一个月后，又由其法定代表人周均刚在香港登记注册成立英国登喜路公司，并再转而授权许可无锡登喜路公司使用英国登喜路公司企业名称。然后，无锡登喜路公司以英国登喜路公司授权的方式生产、销售商品，并在其商品上标注“英国登喜路公司授权、无锡登喜路公司制造”的字样。其行为显然是为了传递给相关公众这样的信息：其企业的字号、商品来源于境外，从而达到使相关公众产生与国外的邓希尔公司及其知名商标“登喜路”混淆与关联的目的。因此，无锡登喜路公司的主观意图具有较明显的“傍名牌”的故意。无锡登喜路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据此，法院判决无锡登喜路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邓希尔公司经济损失250000元。本案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无锡登喜路公司撤回上诉。

点评：本案所涉侵权行为在实践中具有一定典型性，通常表现为：国内一些企业在香港或国外注册成立公司，并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或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企业字号，然后再以委托授权的形式许可国内企业在经营中使用，以达到与知名品牌产生混淆的目的。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此类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予制止。

14、如皋市印刷机械厂与如皋市轶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

原告如皋市印刷机械厂（以下简称印刷机械厂）系专业从事印刷机械生产及销售的企业，其产品注册商标为“银雉”。被告如皋市轶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轶德公司）专业从事印刷机械的组装、修理和销售。该公司从市场上购得旧“银雉”牌产品，去除原有的商标标识，经重新修理、喷涂后不带任何标识地再次投放市场销售。原告遂以被告侵犯其商标专用权为由，于2003年6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注册商标与核准使用的商品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商标权人有权在其生产的商品上标注商标，以便于消费者区分商品的不同来源。轶德公司将旧的“银雉”牌产品去除原有的商标标识、修理后不带任何标识重新销售的行为，不属于商标权用尽理论的合理转售行为，其行为割裂了商标与商品间的联系，侵害了商标权人所拥有的在其商品上标注其商标的权利，属于隐性反向假冒商标，构成商标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法院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点评：反向假冒是商标法规定的商标侵权方式之一，但法律对隐性反向假冒行为未作规定。这是国内首起涉及隐性反向假冒行为的商标侵权案件，该案的判决填补了法律的空白，推动了反向假冒理论的发展。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0期刊用。

15、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诉常州市乐美纺织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以下简称路易威登公司）在中国合法取得并拥有路易威登系列商标。路易威登公司的商品自1854年最初投入市场至今已有150余年历史，其商品包括箱子、提包、行李箱、皮革产品、纺织品、成衣女装系列及男女鞋类系列等。作为路易威登系列商品的商标之一，“LV”字母组合商标在我国中高收入人群中具有较高认知度。2005年9月15日，常州质监局根据举报，对被告常州市乐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美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被告乐美公司正在生产标有路易威登系列商标图案的提花牛仔布。路易威登公司遂以被告乐美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也构成使用与其知名商品近似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于2006年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乐美公司的行为侵犯原告路易威登公司依法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并在确定赔偿额时应综合考虑被告乐美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路易威登系列商标的声誉、知名度等因素。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乐美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原告路易威登公司损失65000元。

点评：尽管原告商品系世界知名品牌，而被告商品在价格、销售渠道、店面装潢等诸多方面与原告存在很大差异，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被告的行为在市场上很可能造成假冒原告商标的低廉商品泛滥，同样损害了原告路易威登系列商标的声誉和价值。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16、镇江市丹徒区恒源纱罩厂诉乐清市纱罩厂、苏州市鑫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

原告镇江市丹徒区恒源纱罩厂（以下简称恒源纱罩厂）系“蝴蝶”牌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并经权利人授权打假。该厂生产、销售的“蝴蝶”牌系列汽灯纱罩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第一被告乐清市纱罩厂在生产、销售的汽灯纱罩外包装上擅自使用了与“蝴蝶”牌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加注“TRADEMARK”，并在网络上发布“我厂注册商标有‘蝴蝶牌’„„等系列纱罩，年产350万打„”等信息。2004年10月，乐清市纱罩厂向第二被告苏州市鑫鹤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鹤公司）销售了涉案蝴蝶牌汽灯纱罩,鑫鹤公司再向市场转售。恒源纱罩厂发现上述行为后，遂于2005年1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乐清市纱罩厂、鑫鹤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相同商品上使用与“蝴蝶”注册商标相近似商标图案，乐清纱罩厂在网络上发布“注册商标有‘蝴蝶牌’，生产销售系列纱罩”等内容，足以引起市场混淆，侵犯了恒源纱罩厂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乐清纱罩厂和鑫鹤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法院判决：乐清纱罩厂、鑫鹤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蝴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江浙两省省级刊物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并赔偿恒源纱罩厂经济损失20万元。

点评：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应予以制止。不仅商标权人有权起诉维权，商标权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也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排他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商标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提起诉讼；普通许可的被许可人，在许可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或者与商标权人共同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系涉案“蝴蝶”牌注册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其有权对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7、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诉扬州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友公司）于1998年10月9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了“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上的经营范围为：汽车救援、汽车维护及保养、汽车租赁，其后原告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等项目。2000年10月，原告获得“江苏苏友汽车俱乐部”的中英文及图形组合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的服务项目为第37类“车辆保养和修理、车辆服务站、轮胎翻新、橡胶轮胎修补、车辆上光、车辆清洗”。2001年以来，原告先后在苏州、无锡、常州、徐州等地设立了“苏友汽车俱乐部”会员服务单位，并在江苏省的南通、镇江、扬州等地及安徽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设立了救援站。2003年以来原告还在《现代快报》、《江南日报》及《汽车VS生活》等报刊上对自己的企业形象进行了宣传。被告扬州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苏友公司）于2002年7月5日在扬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了“扬州苏友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汽车救援（不得从事汽车维修）、代办汽车年审、汽车装饰装潢（不得从事汽车喷漆等汽车维护、汽车专项修理项目）。原告以被告侵犯企业名称权和商标专用权为由，于2003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在原告企业名称和商标已在市场上取得相当知名度的情况下，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商标和字号作为自己的字号登记注册企业名称并使用于类似服务，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和企业名称权，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点评：商标、企业字号的主要功能是区别商品来源及不同的经营主体。本案中，原告商标及字号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被告在经营范围、经营区域与原告相同或重叠的情况下，登记使用与原告在先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文字相同的企业字号，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属于典型的“搭便车”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予制止。

18、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诉徐州市嘉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2004年2月21日，原告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耐基特公司）获得“万通”、“万通地产”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其中“万通”商标的核定服务为第37类建筑施工监督、室内装璜等，“万通地产”商标的核定服务为第36类不动产中介、不动产管理等。2000年5月30日，被告徐州市嘉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公司）由江苏万通公司、温州市嘉和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万青经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其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装饰工程、建筑材料、装璜材料等。嘉禾公司的股东之一江苏万通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19日，经营范围为：酱、醋系列调味品等，其拥有“万通”食品类文字注册商标，该注册商标连续两次被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2000年7月18日，嘉禾公司与江苏万通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在江苏万通公司西厂区、万通小区附近开发楼盘，并以“万通佳苑”为该楼盘的名称，并在售楼广告、网上宣传、《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小区命名等处广泛使用了“万通佳苑”文字标识。洋浦耐基特公司遂以嘉禾公司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于2005年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原告虽然拥有“万通地产”第36类、“万通”第37类、第42类的文字商标专用权，其核定服务范围与被告使用“万通佳苑”标识的商品和服务范围相类似，但是，由于被告使用“万通佳苑”标识系对直接表示楼盘及服务地理位置特点的正当使用，且不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因此，被告在其开发的楼盘、住宅小区冠名和广告宣传中使用与原告的“万通”、“万通地产”商标相近似的“万通佳苑”标识，不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点评：本案的核心是注册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涉及到在企业原址上开发的楼盘以该企业字号予以冠名能否构成对注册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本案中，江苏万通公司的“万通”字号在当地的知名度要大于原告注册商标的知名度。被告使用“万通佳苑”楼盘名称系出于便于消费者识别楼盘地址、借助江苏万通公司“万通”字号的知名度两方面目的，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并不会与原告注册商标产生混淆，因此不构成侵权。

19、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诉查某、李某、蒋某、孙某、谢某、陈某等假冒注册商标纠纷案

原告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河酒厂）享有“洋河”、“海之蓝”、“蓝色经典”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李某、蒋某未经洋河酒厂许可，从被告查某处购买5000只“海之蓝”酒瓶盖(包括包装盒上的铆钉)，利用被告孙某、谢某提供的洋河蓝色经典“ 海之蓝”酒包装材料（包括酒箱、酒盒、商标标识）制造假冒洋河蓝色经典“海之蓝”酒分别销售至陈某、李某。后原告针对上述假冒侵权行为，于2007年8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查某、李某、蒋某、孙某、谢某、陈某等六人相互配合，提供酒瓶、铆钉、包装材料等，组织生产、销售，从中牟利，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鉴于洋河酒厂提供的证据不能反映侵权行为发生时“海之蓝”酒的纯利润，法院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及“海之蓝”酒商标的声誉、知名度等因素，判令查某、李某、蒋某、孙某、谢某、陈某等六人共同赔偿洋河酒厂损失150000元。

点评：本案诸被告相互分工配合，共同实施假冒他人商标的侵权行为，牟取利润，损害了商标权人的权利，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应当予以严厉制裁。

20、扬中市应急灯具厂诉镇江市明虎照明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扬中市应急灯具厂（以下简称应急灯具厂）生产的应急灯具的注册商标为“明虎”，在市场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明虎”牌商标被认定为镇江市知名商标。后该厂经营副厂长与他人一起投资设立了被告镇江市明虎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虎公司），将 “明虎”二字作为该公司字号，虽然该公司所生产的应急灯注册商标为“亨辉”，但其在户外广告牌及产品宣传画册的中心醒目位置，却打出了“明虎照明”的字样，而将其注册商标“亨辉”二字置于非醒目位置。应急灯具厂遂以明虎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于2001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利用他人注册商标中所附载的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抢占市场份额，从而使有竞争利害关系的诚实经营者处于不利地位，其行为构成侵权。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10万元。

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将原告商标中的文字作为企业字号，并通过广告宣传等形式突出使用，其行为构成侵权。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发生时上述司法解释还尚未出台。审理法院在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依法作出侵权判定，有效维护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4

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登

（一）作者： 安健 发布时间： 2008-11-19 08:41:34

编者按：11月3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启动以“司法护权、激励创新”为主题的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行动月活动。活动分为四个阶段，作为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17日公布了30年来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00件。为此本版从今天起连续刊登部分案例，以飨读者。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

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

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提审案

北大方正公司是方正RIP、方正字库、方正文合软件的著作权人，也是日本网屏（香港）有限公司激光照排机在中国的销售商。高术公司曾为北大方正公司代理销售激光照排机业务，销售的激光照排机使用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之后代理关系终止。高术公司与网屏公司签订销售激光照排机的协议，约定高术公司销售激光照排机必须配网屏公司的正版RIP软件或北大方正公司的正版RIP软件。北大方正公司怀疑高术公司有制售上述软件的嫌疑，委派员工以个人名义（化名），并申请某公证处公证人员参加，多次与高术公司员工联系购买激光照排机。高术公司派员工在北大方正公司员工临时租用的房间内安装了激光照排机，在北大方正公司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录有上述软件的光盘。某公证处对上述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北大方正公司以高术公司侵犯其享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北大方正公司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方式，该方式未被法律所禁止，应予认可，高术公司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高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北大方正公司的此种取证方式并非获取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此种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故对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北大方正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案的焦点在于“陷阱取证”方式合法性的认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种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按照利益衡量及价值取向的方法，对该取证方式的正当性进行分析，进而肯定了本案北大方正公司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本案的示范意义在于，民事法律原则上不实行法定主义，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简单地适用“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原则，而需要根据利益衡量和价值取向决定其是否合法。这种裁判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意义。

该案曾被媒体称为“全国最大的反盗版案”，一度引起软件行业及法律界的广泛关注。该判决结果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符合我国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制环境的要求。

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与梦特娇·梅蒸(香港)服饰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本案是一起法国公司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梦特娇”商标受到侵害而引发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本案的处理对采用类似侵权手段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本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较好，被最高法院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例之一，并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录用。

原告法国梦特娇自1986年6月起先后向国家商标局登记注册了4个商标：“花图形”、繁体字“梦特娇”、“MONTAGUT与花图形”组合两个。被告上海梅蒸、常熟豪特霸在服装上使用“梦特娇·梅蒸”或“梅蒸”拼音字母与花瓣图形标志的行为，以及上海梅蒸在专卖店的货架上、价格标签上使用“梦特娇”标志，在专卖店的店门以及店内使用“梅蒸”拼音字母与花瓣图形标志的行为，侵犯了原告“梦特娇”、“花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上海梅蒸在专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以及包装袋上直接使用被告香港梦特娇的中英文企业名称，误导消费者，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被告上海梅蒸、常熟豪特霸所使用的包装袋装潢与原告的包装袋装潢近似，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被告上海梅蒸、香港梅蒸、常熟豪特霸在企业名称、商品上及经营过程中综合性使用原告的“梦特娇”商标，以达到使消费者混淆从中牟利的目的，其侵权行为在服装行业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案审理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服装行业的关注，各大媒体都刊载了本案的审理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复杂，合议庭最终判决认定三被告恶意串谋构成共同侵权，并按照法定赔偿金的最高额5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体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王兴华诉黑龙江无线电一厂，第三人王振中、吕文富、梅明宇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提审案

王兴华、王振中、梅明宇与无线电一厂于1990年11月1日签订了专利技术转让合同，许可无线电一厂使用88202076.5号单人便携式浴箱专利技术。期限自合同签订起至1996年3月专利到期止。合同还就入门费和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等作出约定。无线电一厂按照合同的约定生产销售了部分专利产品并支付了部分使用费。1991年3月20日，王兴华与无线电一厂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以该合同涉及的单人便携式浴箱的结构形式在生产中无法实施为主要理由终止了合同。1993年7月10日以后，无线电一厂停止支付专利使用费。王兴华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此外，王兴华与王振中、梅明宇、吕文富因涉案专利权属发生纠纷，经法院审理确认专利权属为王兴华、王振中、吕文富共有，梅明宇参与该专利的效益分配。

此案经原审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原一审法院驳回王兴华等人的诉讼请求，原二审法院撤销原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无线电一厂支付王兴华等专利使用费324万余元。原再审法院撤销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经提审审理撤销原再审判决，基本维持原二审判决。

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王兴华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的效力。原一审和原再审判决均认为，由于在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时王兴华是专利证书记载的唯一的专利权人，虽然还代表王振中等其他人，但其签订终止合同协议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专利权人与其他非专利权人共同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他人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其他非专利权人的权利义务的，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应当受到合同的约束，非经其他非专利权人同意，专利权人无权独自解除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北京市王码电脑总公司诉中国东南技术贸易公司

“优化五笔字型”专利侵权纠纷案

原告王码电脑公司是“优化五笔字型”技术发明专利权人之一，该专利是五笔字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版技术。被告东南公司制造、销售的东南汉卡中使用了五笔字型发展过程中的第四版技术。王码公司诉称东南公司侵犯其专利权。经对比分析，五笔字型第四版技术与“优化五笔字型”专利技术相比，两者存在一定的区别，这些改进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效果，使得五笔字型第四版技术的最高输入速度比五笔字型第三版的最高输入速度提高近一倍。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东南汉卡使用的五笔字型第四版技术与“优化五笔字型”专利技术属于同一类汉字编码体系，在技术上有联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这些区别是具有实质性的。因此，五笔字型第四版技术与“优化五笔字型”专利技术是两个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案，不存在覆盖和依存关系，因而不构成对“优化五笔字型”专利技术的侵犯，据此判决驳回王码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在中国的计算机领域中可谓尽人皆知，曾被称为“中国第一软件”，加之本案被告使用的五笔字型第四版也是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版本，案件的处理结果将会对使用五笔字型是否侵权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本案的审理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本案中，原告的五笔字型第三版获得国家专利，而被告使用的是五笔字型第四版，本案的焦点就是五笔字型第三版专利权能否覆盖五笔字型第四版。由于五笔字型第三版的保护范围是“采用经优化（优选）的220个字根构成简繁汉字和词语依形编码的编码体系”，而第四版的许多技术特征已远远超过了第三版发明人的权利要求，因此，第四版并没有落入第三版专利保护范围之内，法院据此判决王码公司败诉。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编辑： 陈秀军

第四篇：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1

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选登

（四）作者： 安健 发布时间： 2008-11-21 09:31:49

法国香奈儿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秀水街服装市场有限公司

“CHANEL”商标权侵权纠纷案

原告法国香奈儿公司拥有“CHANEL”（即香奈儿）商标专用权，原告在被告秀水市场某摊位购买了带有其商标标识的手包等，并向秀水街市场发出律师函予以告知，但此后仍在该市场黄善旺摊位购买到涉案侵权商品。法院经审理认为，秀水市场有权并有义务对市场进行管理及对商户出售的商品进行监督，制止、杜绝制假售假现象。秀水市场在知道市场内有侵犯商标权行为后，仍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市场继续销售涉案侵权商品，说明其存在主观故意，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判决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

与本案原告一同起诉秀水市场侵权的共有五家欧洲著名的品牌公司，是欧美公司联合在中国“打假”的典型事例。本案的判决充分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水平和保护力度，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同时，本案也促使秀水市场进一步加强对商户经营行为的监管，使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得到了极大改进，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案对在如何认定小商品市场经营者的主观过错，进而依法确定其侵权责任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诉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原审被告 南京联润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上诉案

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在中国依法享有“YAMAHA”、“FUTURE”注册商标专用权。浙江华田公司在其生产的摩托车上标有“华田摩托·日本YAMAHA株式会社”字样，后装饰板两侧贴有“FUTURE”字样。台州华田销售公司等销售了上述部分摩托车。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浙江华田公司等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浙江华田公司在生产的摩托车上使用原告的“FUTURE”注册商标并对外销售，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突出使用“日本YAMAHA株式会社”、“YAMAHA”字样，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和混淆，判决浙江华田公司等停止侵权，并根据审计报告认定的销售数额、参照台州华田销售公司销售的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计算本案侵权产品的销售价格，判决浙江华田公司等连带赔偿损失830余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本案裁判的意义在于，判决认定浙江华田公司在其生产的摩托车产品上突出标注“日本YAMAHA株式会社”字样的行为构成侵犯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商标专用权。浙江华田公司以伪造貌似商号或者企业名称的“日本YAMAHA株式会社”的方式，将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在摩托车相关市场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YAMAHA”注册商标包含在其中，在被控侵权的摩托车商品上标注，还以较大字体突出其中的“日本YAMAHA”字样，其行为显然具有误导相关公众将被控侵权商品与“YAMAHA”注册商标联系起来的意图，客观上亦足以在摩托车相关市场内使人产生商品来源的混淆，对“YAMAHA”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了损害。此外，本案一、二审法院在浙江华田公司等拒不提供相关财务账册的情况下，根据合理的审计结论，确定了合理的侵权产品销售数额、单价、计算方法等，支持了原告关于赔偿数额的请求，是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涉外案件中赔偿数额最多的案件。

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与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 2004年2月7日，华蜀公司申请注册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被商标局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5类。2004年3月31日，正通公司以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及第三十一条为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撤销争议商标的申请。2005年3月4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将华蜀公司的该争议商标予以撤销。华蜀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一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华蜀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中的代理人即为商标代理人，认定华蜀公司与正通公司基于专销协议书而形成的是生产销售合作关系，华蜀公司申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行为不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正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提审认为，华蜀公司因专销关系而使用正通公司构成未注册商标的“头孢西林”商品名称，在专销关系终止以后自行注册了与该商品名称近似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

本案的法律意义在于澄清了商标法第十五条关于代理人、代表人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商标法立法过程、立法意图、巴黎公约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精神，为制止因特殊经销关系而知悉或使用他人商标的销售代理人或代表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抢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只限于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代理商标注册等事宜的商标代理人、代表人，而且还包括总经销（独家经销）、总代理（独家代理）等特殊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诉香港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均为合法权利，由于注册机关不同，且注册时未实行交叉检索制度，故商标与企业名称有可能出现部分文字相同的情况。某些企业为了规避法律，往往在境外注册与他人驰名、著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字号，再授权境内企业在生产、销售的商品上突出使用该字号。本案判决认定这种貌似合法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有效维护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在2003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中，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7个典型案例之一，向中外媒体公布。

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喜鸟集团）拥有“报喜鸟”文字、图形、汉语拼音商标，核准使用范围均为服装、鞋、领带等第25类商品。1998年8月，“报喜鸟”三商标获浙江省著名商标称号。2001年7月，报喜鸟集团排他许可其子公司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喜鸟公司）使用上述“报喜鸟”三商标。报喜鸟集团另于2000年9月7日获得“报喜鸟”文字、图形、汉语拼音组合商标注册，该组合商标于2002年3月被评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8月，乐清市人黄锦楼、黄小琴在香港注册了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报喜鸟），注册资本港币1万元。同年9月，乐清市大东方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方公司）以香港报喜鸟授权其公司负责人朱巧敏、朱琴汉全权代表香港报喜鸟在乐清市开展有关业务事项，委托制作、加工、销售系列“德派”西服为名，生产、销售香港报喜鸟“德派”西服。该西服的外套、水洗唛、商标吊粒、商标挂牌上均标印“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或“香港报喜鸟”字样。大东方公司同时授权他人在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设“报喜鸟”西服专卖店的昆明、鄂尔多斯、安阳、张家口市以香港报喜鸟名义销售“德派”西服。2001年11月，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向温州中院起诉，认为大东方公司、香港报喜鸟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共同赔偿损失700万元及其为调查和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0万元。庭审期间，报喜鸟集团、报喜鸟公司请求对本案适用定额赔偿的方法确定损失。温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大东方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浙江高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编辑： 陈秀军

第五篇：我国药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

我国药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

发布时间: 2010-08-31 09:54:34作者: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加入收藏夹

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其特殊性表现在药品知识产权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法律规定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产权；其复杂性表现在药品知识产权的涵义非常广泛，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医药企业对药品知识产权的重视以及侵犯药品知识产权案件的逐年增加，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此，本版今日刊登两篇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文章，介绍我国司法实践中药品专利案件的处理，以及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药品商标侵权的预防，希望对医药企业更好地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有所帮助。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司法保护是其主要的救济途径。因此，药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是衡量我国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药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虽然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各个知识产权领域，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矛盾比较突出、问题比较多的领域主要是药品专利的司法保护。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受理的药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逐年快速上升，而且案件复杂性和审理难度也明显增大，不少案件甚至因此久拖不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也削弱了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保护功能和效果。

目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药品专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药品专利侵权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使得案件审理难度大、诉讼周期长，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往往被归类为复杂疑难案件，容易久拖不决，大部分案件的一、二审程序加起来都超过了3年，有些案件甚至一个审理程序就超过了3年，极大地增加了权利人诉讼负担和维权成本。另外，维权诉讼久拖不决，还将导致侵权行为继续蔓延和扩展，从而进一步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

第二，大部分药品专利侵权案件都涉及重大经济利益，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成为知识产权审判中的热点问题，有不少案件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涉外案件，对这些案件的审理将关系到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第三，药品专利侵权案件的复杂性和疑难度尤以其中的制备方法专利侵权案件为甚，而且这类案件在目前药品专利侵权案件的总量中占据着较大份额。其复杂和疑难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查取证难，难以查明被告生产被控侵权药品的真实方法，在诉讼中虽然可以由法院向有关药品审批部门调取被告的药品注册申报资料，但由于现行注册制度允许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变更工艺（只要不影响药品质量，则这种变更不需要另行申报审批），所以注册申报资料往往并不能反映被告在投产以后真正使用的生产方法；其二是侵权对比分析难，这类案件由于难以直接获得被告的真实生产方法，在诉讼过程往往需要由法院委托相关的专业技术鉴定机构到被告的生产现场进行现场勘验和取样检测，并根据勘验和检测结果进行相关的对比分析，为了做好上述工作，既需要深入了解涉案的专业技术，也需要被告给予配合，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较大困难。

第四，药品专利侵权诉讼往往还涉及药品管理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我国开展药品专利侵权诉讼的时间不长，无论是代理律师、审案的法官还是相关鉴定人员，对于药品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往往比较欠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相关药品专利侵权诉讼的正确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几个特殊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从立法上确认为了临床研究目的而制造、使用专利药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侵权纠纷案件时面临着适用法律上的困难。

欧美发达国家早已从立法上明确将在专利有效期内为了临床研究的目的而制造、使用专利药品的行为排除在侵权范畴之外，但我国的《专利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都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针对生产临床研究用药行为提起的侵权诉讼。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先后受理了美国礼来公司和日本三共公司分别起诉国内两家制药企业生产临床研究用药行为侵犯其药品专利权的案件；而且由于这种在专利有效期内即进行仿制药品临床研究的现象在我国制药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实践中还有更多的类似纠纷处于待诉状态。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必然面临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尽管现行《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条规定一般理解为：专为科学研究和试验而使用，是指以研究、验证、改进他人的专利技术为目的进行使用，而且使用的结果是在已有专利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技术成果。按照上述理解，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药品的临床研究，因为药品临床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并不在于产生出新的药品技术，而是为了获取该药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实验数据，以提出对其进行商业生产的申请。因此，在现行《专利法》中不能直接找到可以对这种行为给予侵权豁免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若想按照国际惯例对这类侵权诉讼作出不侵权的判决，则将面临难以适用法律的困难。

我国在建立专利制度之初，考虑到当时国内制药工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比较落后和薄弱，需要给予特殊保护，所以在1984年制定并自1985年开始实施的第一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对药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只对药品的生产方法发明给予专利保护。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现实国情来合理地平衡新药研发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对药品的生产方法授予专利权，可以使新药研发者对社会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获得适度保护，以鼓励和促进药品领域的研究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对任何一种药品来说，其生产方法在理论上应当不止一种，这样即使对其中已被发明出来的一种或几种方法授予专利权，只要不保护到药品本身，则在漫长的专利保护期内，随着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其他制药企业仍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研发努力，针对该药品发明出新的生产方法，并按该方法来自由生产该药品。在当时具备药品专利申请能力和条件者主要是外国制药企业的情况下，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采用了只保护药品的生产方法但不保护药品本身的做法，实质上是为落后的国内制药行业预留了必要的、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依据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取得生产方法专利权的药用化合物当中，已有不少药用化合物被我国制药企业研发出新的生产方法，从而使国内企业突破了外国专利权人的权利束缚而获得了对相关药品的自由生产权。

但是，当时有相当一批外国制药企业在向我国申请专利时，为了达到最终保护药品的目的，采用了规避我国上述法律规定的变通做法，以一种特殊方法专利的形式来谋求对药品本身的实质性保护。尽管这些不当申请已有不少被依法驳回，但由于部分专利审批人员在理解和掌握授权标准上的差异，致使这些不当申请中也有相当一批被授予了专利权。

这种特殊专利的权利要求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撰写：“一种用于治疗„„的药用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化合物A或其药用盐与药物上可接受的载体或稀释剂混合，所述的化合物A的结构为„„”。稍具制药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药品都是由具有特定治疗用途的药用化合物或其药用盐（俗称活性成分或活性组分）与药物上可接受的载体或稀释剂混合制成的，因此，以上述形式表述的专利，尽管其形式上是一项方法专利，但实质上却保护了以化合物A为活性成分的所有药品，是以方法专利的名义来达到保护药品本身的实际目的。由于这些特殊专利的权利人基本上都是外国制药企业，而且这种形式上的方法专利权实质上却保护了含有相关活性成分的一切药品，导致了权利人对药品本身的垄断，并将导致以下结果：我国的制药企业即使通过自己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发明了针对该活性成分的新生产方

法，并可以按照该方法来自由生产这种活性成分，但由于外国制药企业（权利人）通过上述特殊方法专利获得了对含有这种活性成分的药品的垄断权，国内制药企业都不能利用这种活性成分来生产相关药品。这就意味着，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通过仅保护药品的生产方法而不保护药品这种方式来为国内制药企业预留的发展和创新大门，却被不当授权的这种特殊方法专利堵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内制药企业通过自主努力找到新的合成路线，突破某一项已有的药用化合物制备方法专利的屏障，仍然受制于这种特殊方法专利权对药品本身的实质性保护，而无法生产该药品本身，从而严重挫伤和抑制国内制药企业针对已有的药用化合物制备方法专利进行创新突破以谋求发展的积极性。这样的法律实施后果，明显背离了立法部门当初在设计第一部《专利法》中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时的初衷和宗旨，损害了我国制药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应当通过启动专利无效程序宣告其无效，使我国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能够回归并恢复到立法本意上来。

药品标准与药品专利权之间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药品标准的行为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出版，能否用相关批件来否定企业在后申请并以该药品标准所载技术方案作为主要内容的药品专利的新颖性，或者说在药品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企业能否援引药品监管部门在先批准并记载着与涉案专利相同技术方案的药品标准批件作为已有技术而提出不侵权抗辩。其二，在同一药品技术方案既被收录进国家药品标准并要求生产该药品的所有企业必须强制遵守，同时又被原研单位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专利权人与因必须遵守国家标准而侵权的其他生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涉及上述两个方面冲突的诉讼案件，而且同一药品技术方案既被纳入国家药品标准又被申请为专利的现象，在前几年中药领域的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以及已有国家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因此，今后还有可能发生更多的类似案件。能否公正地处理好这些冲突对于保护原研企业的研发和创新积极性，提高中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之所以会发生上述药品标准与专利权之间的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药品管理制度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脱节和不协调的问题，反映了有关部门在审批和管理药品标准过程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通行的“一家研发、全国推广”工作思路，未能充分考虑并尊重相关技术方案的原研企业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基于这种创造性劳动所应享有的知识产权。

中药是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药品领域，在近年来我国每年受理的国内各类发明专利申请量中，中药专利申请量一直位居前四名之列。因此，对中药专利给予有效保护，对于鼓励和促进我国制药企业在中药领域的研发和创新积极性，弘扬和提高我国的传统医药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围绕着中药专利发生的侵权纠纷逐年增多，同时中药专利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案例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药技术方案本身具有区别于化学药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中药专利的审查授权标准与侵权判定标准不协调，从而难以针对中药技术方案的特殊性而对其给予有效保护。

众所周知，中药技术方案主要由组方和剂量组成，并不像化学药品那样系通过具体、严格的化学结构式来限定其技术方案，因此比较容易通过改变中药组方中的某种组分或其剂量而形成一种至少在形式上区别于原有技术方案的新方案。所以，在中药专利侵权实践中，被控侵权企业完全按照专利技术方案来实施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会在专利方案基础上对其组分或剂量进行部分改变后再予实施，这样被控侵权方案与专利方案就会不同，在诉讼过程中就只能按照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断。此外，在中药专利的审查授权过程中，由于大部分中药组分的药用功能及其常用剂量都是公知的，因此，为了体现专利申请方案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人员往往会从严掌握审查标准，导致相当多中药专利的保护范围都撰写得比较窄。这样，在按照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断时，由于法院对等同标准的掌握又比较严格，往往会得出不等同的结论，实际上就导致了上述中药专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鉴于此，在实践中有必要对中药专利的授权审查标准和诉讼中的等同标准予以协调，使这两个标准处于一宽一严的状态。不能两者都严，否则就会导致上述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后果；当然也不能两者都松，否则就会出现保护过度进而损害公众利益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