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东：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第一篇：吴汉东：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提供资料来源网络 吴汉东：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保护“三审合一”（武汉）研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呈现为“双轨制”，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发生后，权利人既可请求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处理，也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这里的“双轨”是“并行的双轨”，而非“平行的双轨”，他们有主次之分。在法律保护体系中，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于这种保护方式应是主要的、基本的和最终的。其法律基础是一国司法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正因为如此，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文规定“健全知识产权执法和管理体制。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在私权理念下，对权利人的补救强调“损害填补”，权利人所受损害应得到及时、有效、全面的赔偿。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模式下，行政机关对侵权人的罚款其实是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罚款所得却不能补偿给权利人。所以，知识产权私权属性决定了司法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中的主导地位。行政保护虽然有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来规范行政行为，因而后者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此外，我国对滥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还不够全面。因而，在行政保护模式下权利人虽然能得到充分的救济，但是这种救济却不一定合理。（人民法院报）

来源：人民法院报

第二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案例1假冒国际名牌ZIPPO打火机案

2004年12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假冒国际著名打火机品牌ZIPPO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作出了民事判决，原告齐波制造公司获得50万元经济赔偿。这是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侵犯商标权赔偿的最高限额。

温州人向心忠于2002年3月至7月间，擅自加工制售假冒ZIPPO、BOSS商标的砂轮打火机。后将成品假冒ZIPPO商标的砂轮打火机22560只销售得款2万余元。同年7月，温州市工商局现场查扣ZIPPO商标打火机97370只，价值87633元，BOSS商标打火机5350只，价值4280元。2004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向心忠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齐波制造公司继续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

点评：中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保护国外知名企业知识产权的力度。齐波制造公司获得最高限额赔偿，正表现了中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重视。据了解，在已处理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侵犯商标类犯罪占到了90%以上。主要是因为这类案件多涉及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社会影响面广，惩治呼声高，且这类案件相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弱，商标真假相对易于识别。

案例

2、中美警方联手侦破美国人在华销售盗版案 2004年，我公安机关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部门展开首次实质性跨国执法合作，成功破获了一起美国人在中国境内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案，查获一个以两名美国人为首的犯罪团伙，捣毁3个盗版DVD存放窝点，缴获21万余张盗版DVD和大量犯罪工具，并冻结涉案赃款人民币22万余元，美金6.7万余元。据首犯顾然地交代，从2001年起，顾然地从一些不法商家购买少量盗版DVD，除自己观看外，开始在网上公开拍卖。2004年3月，顾然地干脆自己设立网站（服务器设在俄罗斯），雇佣人员将每张5元人民币买进的盗版DVD以3美元价格对外销售到美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经上海检察机关批准，警方对6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点评：这是中外合作联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典型案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应有区域、国界之分。此案的查处充分证明，中国警方正积极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一世界性的犯罪活动。

案例

3、首例诉请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

2004年12月，社科出版社诉英国费德里克•沃恩公司的国内首例请求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判决驳回了出版社对“兔子小跑图”注册商标的起诉，同时确认社科出版社未侵犯沃恩公司其他9个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美国女作家毕翠克丝•波特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1902年至1913年之间创作了19篇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于1943年去世。张润芳女士将其有关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作品译成中文本，并于2003年3月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2003年5月，沃恩公司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经销商发函并向工商机关投诉，主张该公司已将“彼得兔系列”及图书中的全部“彼得兔”插图注册了商标，中社科出版社使用“彼得兔系列”及“彼得兔”插图侵犯了其注册商标。

社科出版社认为，波特的作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自己已经从译者手中取得合法的出版权，对插图的使用是对原著的直接使用并不构成对被告商标的使用，且未造成普通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遂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不侵犯被告的商标权。点评：此案原告起诉的案由是确认不侵犯商标权，不同于一般的商标侵权案件，在全国属首例。诉请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是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表现，对于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名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类案件虽然少，但示范性意义非常明显。

目前，许多国家把轻微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都视为犯罪，越来越重视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既是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水平，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和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塑造我国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大国形象，履行加入WTO后庄重承诺的当然选择。

第三篇：论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精选）

论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一、我国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起步和发展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初，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颁布施行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至90年初，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颁由实施，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迈进，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明确的执法标准，同时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受案数量不断增加

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长，近几年增长幅度加大。

（二）发达地区专利权，著作权案件比例大

在经济、文化和科技比较发达的地区、知识产权案件日益突出，且专利权、著作权案件所占比例较大。

（三）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案件为侵权纠纷

由于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作用日显突出，且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日显重要，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不法侵害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社会特别是先期进入中国投资的各国著名跨国公司对我国专利保护类案件的审判，特别是司法保护力度尤为关注。

（四）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

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与高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相关的案件以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近年来，相当一批涉及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域名和技术成果权的案件，包括植物新品种案件进入司法保护范围，使知识产权保护不断面临挑战。知识产权案件“高、新、难”的特点，对我国司法队伍的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五）涉外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据统计，1998年1月至2004年底，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审涉外、涉港、涉台案件284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9.4%；北京高、中两级法院2004年就受理涉外案件84件，占全部一审案件的10%。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多来自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当事人还多为国际著名的企业，如美国微软公司、美国宝洁公司、法国拉科斯特公司、美国奥多比公司、加拿大索尼娱乐公司、日本电气株式会社等。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范围

（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范围

一般认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指对知识产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即由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国家公诉人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民事、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民事、刑事法律责任，以及通过不服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处罚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进行对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以支持正确的行政处罚或纠正错误的处罚，使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得到切实的保护。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范围包括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版权）、邻接权以防止不正当竞争权等涉及人类智力成果的一切无形财产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我国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和水平基本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规定的范围和水平相同，并且将会受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公约的积极影响。我国知识产

权审判庭还将有关技术转让、技术合作等各类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自己的保护范围。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在我国进行司法改革，强调严肃、公正和公平执法，为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司法保障的背景下开展的。

三、加大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

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抄袭、非法复制、假冒、违约等故意侵害知识产权、破坏科技市场秩序的侵权行为，我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

（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武器，对知识产权犯罪施之以刑罚，惩治假冒、盗版，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1997年3月，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并于同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节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该节从第213条至第220条共有8个条文。刑法第213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法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法第215条规定，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年罚金。该法第216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法第217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法定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定的侵权行为包括：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3）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刑法第218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法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法第219条规定，实施法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律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包括：（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2）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以前2页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商业秘密论。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的规定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在审查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知识产权犯罪嫌疑的，即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如果受害人提起自诉刑事诉讼的，依法予以受理。

四、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

面临新的形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任务神圣艰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十五”计划纲要确立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认真贯彻执行产权法律和其他法律，积极做好入世的司法准备，正确处理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制止假冒、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和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鼓励知识创新和促进科技进步及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

（一）认真贯彻执行新修改的专利法及其他知识产权法律

去年8月，专利法完成了第二次修改，并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这次专利法的修改力度很大，专利法总共69条，修改的条文就达35条。此外，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也正在加紧修改，将于近期通过。这些法律的修改完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重要司法准备之一，也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贯彻执行问题。植物新品条例已于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1999年4月23日，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承诺履行该联盟公约义务。我国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也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从1999年4月23日开始受理国内外植物新品种申请，并已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授予了植物新品种权。

（二）依法正确处理好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要按照公正与效率的要求，依法正确审理好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要处理好假冒、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近处来，假冒、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屡禁不止，十分猖獗，严重侵犯了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各级知识产权保护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保护知识产权职能作用，按照全国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运用法律赋予的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及先予执行、民事制裁等措施，坚决制止假冒、资版等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

在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进行不正当竞争。

要处理好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案件。鼓励技术和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分配制度，并成为鼓励广大科技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激励手段。因此，要按照这一制度的精神，正确处理好涉及专利、商业秘密、著作权、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等权属纠纷，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智力成果，以调动广大科技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发展高科技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科技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要处理好技术合同和其他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技术合同是进行科技成果开发、推广、转让的重要法律形式，贯穿于研究开发、实现产业化的全过程。著作权合同等其他知识产权合同是进行知识产权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法律形式。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技术合同和其他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通过知识产权合同法律制度，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确保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利用。

要处理好知识产权行政纠纷案件。根据新修改的专利法和即将修改的商标法

以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专利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无效、撤销和维持的行政决定，均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要通过正确处理知识产权行政纠纷案件，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

此外，还要依法处理好网络环境下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等其他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技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做好入世的司法准备工作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益临近，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要做好入世的各项准备。

1、要在思想上入世。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中国加入WTO，对我国司法工作包括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意味着我们的管理能力和审判水平也要达到更高的水平，否则，我们就会处在被动的位置，也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2、要尽快熟悉世贸组织规则，特别是TRIPS协议。这是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入世准备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学习世贸组织规则特别是TRIPS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我国新修改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结合起来，做到对国内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均“胸中有数”。我们应当做到依法平等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包括既切实保护外国的知识产权，也依法保护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产业。

3、要把入世准备同人民法院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和法官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要把入世准备同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合作交流起来。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视野和范围将更为开阔，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更应具有世界眼光。我们要及时跟踪世界知识产权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始终把握知识产权审判的发展方向。

五、依照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发挥民事责任惩罚与补偿相结合的特有功能，全面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使知识产权得到最终保护。

依照法律规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其民事司法救济的方式主要有：责令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上述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对其它严重侵权行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人民法院视案情可以采取收缴非法所得、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赔偿，不公考虑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对侵害知识产权的精神利益的还可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

应当注意到，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诸项民事责任形式的核心与关健环节，也是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根本利益所在。2001年7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了我国专利诉讼的诉前临时“禁令”制度。最离人民法院已经公布了有关司法解释，明确界定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操作程序。

通过司法实践完善和丰富了知识产权侵权理论，高度重视“过错推定原则”在确定侵权者民事赔偿责任中的运用。逐步形成以下知识：

1、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要求停止侵权的，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禁止的侵权行为，权利人不必证明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也不必考虑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即可作出停止侵权先予执行的裁定或停止侵权的实体判决。

2、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禁止的侵权行为，即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行为人举证证明其主观不具有过错成立的，不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不能举证或举证不成立的，即判令其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3、销售者对于不得销售侵权复制、假冒商品等，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或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负有注意义务，在其实施了销售侵权物品行为后，其主观上具有过失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对于确有证据证明销售侵权物品的行为人，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知后仍继续销售的，应当承担故意侵权责任。

5、对于实施了知识产权法禁止实施的行为，确有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知、也不应当知道的，在一定条件下，法官仍可以判令其返还不当得利，或者适当的定额赔偿，或者两者并处。

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与高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相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以及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要充分注意新修改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特别需要加强司法指导。在加强司法指导的同时，要从保护广大科技人员和创作人员创造和创新热情，保障“科教兴国”战略得以实施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展望未来，我们已经跨入新世纪。新世纪的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将面临高科技的挑战，为适应需要，知识产权各项法律的修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范围，加大司法保护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第四篇：我国药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

我国药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

发布时间: 2010-08-31 09:54:34作者:信息来源:中国医药报加入收藏夹

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其特殊性表现在药品知识产权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法律规定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产权；其复杂性表现在药品知识产权的涵义非常广泛，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医药企业对药品知识产权的重视以及侵犯药品知识产权案件的逐年增加，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此，本版今日刊登两篇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文章，介绍我国司法实践中药品专利案件的处理，以及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药品商标侵权的预防，希望对医药企业更好地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有所帮助。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司法保护是其主要的救济途径。因此，药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状况，是衡量我国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药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虽然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各个知识产权领域，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矛盾比较突出、问题比较多的领域主要是药品专利的司法保护。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受理的药品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逐年快速上升，而且案件复杂性和审理难度也明显增大，不少案件甚至因此久拖不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也削弱了药品专利制度本身的保护功能和效果。

目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药品专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药品专利侵权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使得案件审理难度大、诉讼周期长，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往往被归类为复杂疑难案件，容易久拖不决，大部分案件的一、二审程序加起来都超过了3年，有些案件甚至一个审理程序就超过了3年，极大地增加了权利人诉讼负担和维权成本。另外，维权诉讼久拖不决，还将导致侵权行为继续蔓延和扩展，从而进一步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

第二，大部分药品专利侵权案件都涉及重大经济利益，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成为知识产权审判中的热点问题，有不少案件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涉外案件，对这些案件的审理将关系到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第三，药品专利侵权案件的复杂性和疑难度尤以其中的制备方法专利侵权案件为甚，而且这类案件在目前药品专利侵权案件的总量中占据着较大份额。其复杂和疑难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查取证难，难以查明被告生产被控侵权药品的真实方法，在诉讼中虽然可以由法院向有关药品审批部门调取被告的药品注册申报资料，但由于现行注册制度允许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变更工艺（只要不影响药品质量，则这种变更不需要另行申报审批），所以注册申报资料往往并不能反映被告在投产以后真正使用的生产方法；其二是侵权对比分析难，这类案件由于难以直接获得被告的真实生产方法，在诉讼过程往往需要由法院委托相关的专业技术鉴定机构到被告的生产现场进行现场勘验和取样检测，并根据勘验和检测结果进行相关的对比分析，为了做好上述工作，既需要深入了解涉案的专业技术，也需要被告给予配合，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较大困难。

第四，药品专利侵权诉讼往往还涉及药品管理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我国开展药品专利侵权诉讼的时间不长，无论是代理律师、审案的法官还是相关鉴定人员，对于药品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往往比较欠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相关药品专利侵权诉讼的正确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几个特殊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从立法上确认为了临床研究目的而制造、使用专利药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导致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侵权纠纷案件时面临着适用法律上的困难。

欧美发达国家早已从立法上明确将在专利有效期内为了临床研究的目的而制造、使用专利药品的行为排除在侵权范畴之外，但我国的《专利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都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针对生产临床研究用药行为提起的侵权诉讼。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先后受理了美国礼来公司和日本三共公司分别起诉国内两家制药企业生产临床研究用药行为侵犯其药品专利权的案件；而且由于这种在专利有效期内即进行仿制药品临床研究的现象在我国制药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实践中还有更多的类似纠纷处于待诉状态。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必然面临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尽管现行《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条规定一般理解为：专为科学研究和试验而使用，是指以研究、验证、改进他人的专利技术为目的进行使用，而且使用的结果是在已有专利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技术成果。按照上述理解，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药品的临床研究，因为药品临床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并不在于产生出新的药品技术，而是为了获取该药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实验数据，以提出对其进行商业生产的申请。因此，在现行《专利法》中不能直接找到可以对这种行为给予侵权豁免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若想按照国际惯例对这类侵权诉讼作出不侵权的判决，则将面临难以适用法律的困难。

我国在建立专利制度之初，考虑到当时国内制药工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比较落后和薄弱，需要给予特殊保护，所以在1984年制定并自1985年开始实施的第一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对药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只对药品的生产方法发明给予专利保护。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根据当时的现实国情来合理地平衡新药研发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对药品的生产方法授予专利权，可以使新药研发者对社会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获得适度保护，以鼓励和促进药品领域的研究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对任何一种药品来说，其生产方法在理论上应当不止一种，这样即使对其中已被发明出来的一种或几种方法授予专利权，只要不保护到药品本身，则在漫长的专利保护期内，随着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其他制药企业仍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研发努力，针对该药品发明出新的生产方法，并按该方法来自由生产该药品。在当时具备药品专利申请能力和条件者主要是外国制药企业的情况下，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采用了只保护药品的生产方法但不保护药品本身的做法，实质上是为落后的国内制药行业预留了必要的、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依据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取得生产方法专利权的药用化合物当中，已有不少药用化合物被我国制药企业研发出新的生产方法，从而使国内企业突破了外国专利权人的权利束缚而获得了对相关药品的自由生产权。

但是，当时有相当一批外国制药企业在向我国申请专利时，为了达到最终保护药品的目的，采用了规避我国上述法律规定的变通做法，以一种特殊方法专利的形式来谋求对药品本身的实质性保护。尽管这些不当申请已有不少被依法驳回，但由于部分专利审批人员在理解和掌握授权标准上的差异，致使这些不当申请中也有相当一批被授予了专利权。

这种特殊专利的权利要求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撰写：“一种用于治疗„„的药用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化合物A或其药用盐与药物上可接受的载体或稀释剂混合，所述的化合物A的结构为„„”。稍具制药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药品都是由具有特定治疗用途的药用化合物或其药用盐（俗称活性成分或活性组分）与药物上可接受的载体或稀释剂混合制成的，因此，以上述形式表述的专利，尽管其形式上是一项方法专利，但实质上却保护了以化合物A为活性成分的所有药品，是以方法专利的名义来达到保护药品本身的实际目的。由于这些特殊专利的权利人基本上都是外国制药企业，而且这种形式上的方法专利权实质上却保护了含有相关活性成分的一切药品，导致了权利人对药品本身的垄断，并将导致以下结果：我国的制药企业即使通过自己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发明了针对该活性成分的新生产方

法，并可以按照该方法来自由生产这种活性成分，但由于外国制药企业（权利人）通过上述特殊方法专利获得了对含有这种活性成分的药品的垄断权，国内制药企业都不能利用这种活性成分来生产相关药品。这就意味着，我国第一部《专利法》通过仅保护药品的生产方法而不保护药品这种方式来为国内制药企业预留的发展和创新大门，却被不当授权的这种特殊方法专利堵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内制药企业通过自主努力找到新的合成路线，突破某一项已有的药用化合物制备方法专利的屏障，仍然受制于这种特殊方法专利权对药品本身的实质性保护，而无法生产该药品本身，从而严重挫伤和抑制国内制药企业针对已有的药用化合物制备方法专利进行创新突破以谋求发展的积极性。这样的法律实施后果，明显背离了立法部门当初在设计第一部《专利法》中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时的初衷和宗旨，损害了我国制药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应当通过启动专利无效程序宣告其无效，使我国的药品专利保护制度能够回归并恢复到立法本意上来。

药品标准与药品专利权之间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批准药品标准的行为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出版，能否用相关批件来否定企业在后申请并以该药品标准所载技术方案作为主要内容的药品专利的新颖性，或者说在药品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企业能否援引药品监管部门在先批准并记载着与涉案专利相同技术方案的药品标准批件作为已有技术而提出不侵权抗辩。其二，在同一药品技术方案既被收录进国家药品标准并要求生产该药品的所有企业必须强制遵守，同时又被原研单位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专利权人与因必须遵守国家标准而侵权的其他生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涉及上述两个方面冲突的诉讼案件，而且同一药品技术方案既被纳入国家药品标准又被申请为专利的现象，在前几年中药领域的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以及已有国家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因此，今后还有可能发生更多的类似案件。能否公正地处理好这些冲突对于保护原研企业的研发和创新积极性，提高中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之所以会发生上述药品标准与专利权之间的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现行药品管理制度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脱节和不协调的问题，反映了有关部门在审批和管理药品标准过程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通行的“一家研发、全国推广”工作思路，未能充分考虑并尊重相关技术方案的原研企业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基于这种创造性劳动所应享有的知识产权。

中药是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药品领域，在近年来我国每年受理的国内各类发明专利申请量中，中药专利申请量一直位居前四名之列。因此，对中药专利给予有效保护，对于鼓励和促进我国制药企业在中药领域的研发和创新积极性，弘扬和提高我国的传统医药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围绕着中药专利发生的侵权纠纷逐年增多，同时中药专利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案例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药技术方案本身具有区别于化学药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中药专利的审查授权标准与侵权判定标准不协调，从而难以针对中药技术方案的特殊性而对其给予有效保护。

众所周知，中药技术方案主要由组方和剂量组成，并不像化学药品那样系通过具体、严格的化学结构式来限定其技术方案，因此比较容易通过改变中药组方中的某种组分或其剂量而形成一种至少在形式上区别于原有技术方案的新方案。所以，在中药专利侵权实践中，被控侵权企业完全按照专利技术方案来实施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会在专利方案基础上对其组分或剂量进行部分改变后再予实施，这样被控侵权方案与专利方案就会不同，在诉讼过程中就只能按照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断。此外，在中药专利的审查授权过程中，由于大部分中药组分的药用功能及其常用剂量都是公知的，因此，为了体现专利申请方案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人员往往会从严掌握审查标准，导致相当多中药专利的保护范围都撰写得比较窄。这样，在按照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断时，由于法院对等同标准的掌握又比较严格，往往会得出不等同的结论，实际上就导致了上述中药专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鉴于此，在实践中有必要对中药专利的授权审查标准和诉讼中的等同标准予以协调，使这两个标准处于一宽一严的状态。不能两者都严，否则就会导致上述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后果；当然也不能两者都松，否则就会出现保护过度进而损害公众利益的后果。

第五篇：2015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山东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责，创新审判机制，深化司法公开，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充分履行审判职责，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山东法院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依法有效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制止、制裁和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利益。2015年，山东各级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6852件。其中，著作权案件3805件，专利案件504件，技术合同案件114件，商标案件2099件，不正当竞争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330件。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6644件。山东法院2015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审判质效不断提高2015年，全省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量比2014年增长35.8%。其中，著作权案件增幅最为显著，达87.8%。技术合同案件同比增长21.3%，也呈现了较快增长势头。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专业法官变动频繁的情况下，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同比增长30.8%，结案率达97%。案件调撤率达63%，大量知识产权民事纠纷通过调解或撤诉方式解决，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一审案件上诉率由2014年的7.2%下降为6.3%，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结案率达到99.3%。

（二）疑难复杂案件增多，审理难度持续加大同往年相比，各类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系列案件所占比例大幅缩减；涉及知名企业品牌利益保护的商标纠纷案件，涉及著名影视文化作品互联网传播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涉及国际领先高精尖技术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涉及新技术合作开发、技术成果市场应用的技术合同等疑难复杂案件大幅增多。如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有限公司诉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确认不侵犯商标权纠纷案、“汇源”商标侵权纠纷案、《鬼吹灯2》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罗地亚集团专利侵权纠纷案以及奥图泰公司反垄断纠纷案等。同时，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涉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进入高发期，诸多新类型案件给法院审理工作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

（三）精品案件成果显著，审判影响力不断扩大2015年，山东法院继续大力推进“精品案审判”工程，贯彻落实“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对新型疑难复杂案件重点关注，创新审判思路和保护方法，打造出一批具有指导意义和较大影响的精品案件。百度搜索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鲁锦”商标侵权纠纷案分别入选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45、46号指导性案例。美商NBA产物股份有限公司与特易购商业（青岛）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威尔德摩德公司与济南慧邦汉默实业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雨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3起案件入选2014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张晓燕与雷献和等著作权纠纷案被编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4年）》。另外还有2篇案例入选《人民司法案例》，1篇案例入选《中国法院2015案例》。

二、发挥司法主导作用，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山东法院牢牢把握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时代机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塑造自主品牌，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一）以保护创新为基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创新发展新形势下，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在山东高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导下，山东各级法院就如何深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使用和保护，合理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进行积极探索，服务大局成果显著。一是提出建设性司法建议和司法保护意见。济南中院编写出版《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实务》一书，满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枣庄中院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关于尽快在金融系统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推动全市城市转型工作发展的司法建议》。东营中院围绕市委推动全市新一轮跨越发展重大部署，制定实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五条”。青岛、淄博、济宁等中级法院均向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出知识产权司法建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二是加强与行政机关的联系协作。山东高院完成并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同时，对省政府、省知识产权局、省科技厅的相关文件从司法角度提出了修改意见。淄博中院积极探索与文化市场执法局共同成立淄博市版权保护中心。莱芜中院与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版权局、行政执法局等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现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优势互补。三是多种形式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创造性地开展司法服务工作。青岛中院在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设立的知识产权巡回法庭，为服务新区建设、保障创新型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产权司法保障，全国打假办及最高人民法院将巡回法庭的工作经验以简报转发并在全国推广。东营中院与当地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工业园建立协作沟通机制，把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生态谷、临港产业园区列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济南、泰安、滨州、聊城等中级法院把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知识密集型企业、行业协会、辖区内的重点企业列为联系点，指导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以加强保护为导向，创新审判体制机制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山东法院抓住机遇，不断创新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一是继续优化调整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一个高级法院、十八个中级法院、五个基层法院的总体管辖布局，其中多个中院分别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驰名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管辖权。2015年7月山东高院召开了“优化山东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研讨会，为继续优化完善山东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规划了蓝图。二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在济南、青岛、东营三地试点法院，依据不同改革方案和案件情况，“三合一”审判工作有序开展。济南中院根据案件审判规律和实践需求，组建了知识产权行政和知识产权刑事两个专业合议庭，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统归民三庭审理。该院由于“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成效突出，作为全国五个中院代表之一，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三是诉调对接推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山东高院与山东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专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若干意见》，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充分发挥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化解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四是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出台后，山东法院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创新，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知识产权审判的渠道。2015年，东营、烟台、济宁、泰安、菏泽等中级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参审率均达100%，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审判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三）以司法公开为契机，提升司法公信与权威2015年山东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充分利用山东法院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全方位提升司法公开的广度与深度。一是审判流程公开、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等“阳光司法”工作有条不紊。知识产权案件从立案开始至各个审判流程节点信息全部实现网络查询，当事人可以随时掌握审判流程、联系法官，充分保障诉权。网络庭审直播实现常态化，以直播促进审判工作规范有序运行。裁判文书上网采取季度汇报、总结制度，专人监督、专人负责，2015年山东高院及青岛、枣庄、东营、烟台、菏泽等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率均达100%，全省法院上网公开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数量达7856篇。二是积极开展“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活动。山东高院连续第十四年召开知识产权审判新闻发布会，公布《2014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白皮书）、《2014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件》，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知识产权典型案件庭审并座谈讨论，听取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三是拓宽渠道，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宣传。积极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兴媒体等传播媒介，全方位向社会宣传知识产权审判，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司法保护影响力。济南中院采用微博、微信直播等方式向社会通报知识产权典型案件。青岛中院在《青岛财经日报》开辟知识产权专版，由办案法官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评析。莱芜中院在莱芜电视台《以案说法》栏目开设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栏。菏泽中院在新浪微博建立了知识产权庭的官方微博账号。此外，各地法院均定期开展知识产权司法宣传活动，到社区、企业、街头、市场发放知识产权宣传手册、诉讼指南等，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三、抓好审判监督指导，确保法律适用准确统一公正司法、严格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明确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权威、弘扬法治精神的关键所在。山东法院通过加强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规范知识产权司法行为，提升审判质效，保障法律适用准确统一，维护法律权威。

（一）拓宽渠道加强审判指导一是及时明确工作要点，统筹全年工作。山东高院于年初制定下发《2015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要点》，对全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作出统筹安排。二是适时研讨座谈，加强全省业务指导。举办了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针对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澄清认识，统一裁判标准；召开了庭长工作座谈会，凝聚共识，共谋发展。三是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交流。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网站、“全省知识产权法官微信群”等平台，及时发布知识产权相关政策、理论研究、审判动态，形成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沟通交流的良性机制。四是加强案例指导，统一裁判标准。通过山东法院《案例参阅与指导》、《知识产权审判要情》季刊，及时刊发典型案例，明确相关类型案件的审理要点和政策导向。

（二）研判结合加强审判监督一是注重全省知识产权审判整体协调均衡发展。山东高院完成了《2014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绩效评估情况报告》，对三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二是做好知识产权案件的分析研判工作。通过《全省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情况及运行态势分析》和《二审知识产权案件改发情况及典型案件分析》，及时研究全省知识产权审判的新动向、新问题，指导下级法院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大要案协调机制。实行重大案件和系列案件每月报送制度，掌握审判动态，强化调度职能，加强整体调控。四是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认真落实随机组成合议庭、随机分案、审判长签发文书、案件节点管控、审判长联席会等制度，确保案件责任落实到位，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三）多种形式加强司法调研一是组建山东知识产权审判调研小组。从三级法院甄选18位业务骨干率先成立全省专业审判调研小组，分别针对专利、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领域进行专题调研，提出并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二是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热点问题研讨交流。山东高院先后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研讨会”、“ICT行业反垄断法实施研讨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端研讨会”等。东营中院应邀参加了第二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版权联盟年会。烟台中院出席了2015年半岛知识产权协同创新高峰论坛和第二届全国医药行业知识产权论坛。济宁中院受邀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长江知识产权沙龙”。三是知识产权调研工作成效显著。山东高院先后完成了《关于涉剧本抄袭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的修改建议》等。济南中院多篇调研文章被《人民司法》、《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研究》、《证据科学》等刊物采用，多人在国家级、省级的调研成果评比中获奖。青岛中院作为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完成了近四万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保护新情况》的调研工作，并在全国“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淄博中院完成了《关于淄博市涉文化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为党委政府决策、企业良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济宁中院参加了国家版权局与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云存储著作权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

四、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打造高素质知识产权审判队伍队伍强则事业兴，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长远发展，山东法院始终致力于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引导知识产权审判法官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总目标和总原则，坚定建设法治中国的理想信念，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升业务素养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新问题、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山东法院始终注重与时俱进，加大业务培训和学习力度。定期举办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培训班，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负责起草司法解释和著作权法的全国审判专家和资深法官授课，及时更新法官的知识储备，不断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

（三）加强廉政作风建设，全心服务群众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十个不准”、惩治“六难三案”等制度要求，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守好廉政防线。狠抓纪律作风，认真落实“四心工作法”，规范司法行为，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通过邮寄立案、送法下乡等制度方便群众诉讼、维护群众权益、赢得群众信任，打造司法为民、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优秀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正式开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将面临发展战略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2016年4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志着山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山东法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着力培育良好的知识产权司法环境，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