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对策[全文5篇]

第一篇：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对策

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对策

近年来,党中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重点开展涉农资金预防调查,其中,民政系统的职务犯罪层出不穷,而且发案环节集中在优抚金、低保金、优待金的发放上,90%以上的基层民政所不同程度地存在虚报冒领优抚金、低保金、优待金的现象。鉴于民政系统贪污、挪用犯罪案件居高不下,窝案、串案持续上升的情况,现结合近年来对民政系统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整顿及专项治理活动经验做一下归纳总结,调查研究此现象发生的原因、特点、对策等。

一、预防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意义

民政工作担负着为民分忧、为民解困的重任,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各级政府发挥民政优抚救济作用,在保障民生、拥军优属、扶贫济困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民政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渗透到民政领域,出现了个别民政工作人员利用国家优抚救济政策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大肆侵吞各类救济资金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预防和惩治民政系统职务犯罪成为相当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固定且任职时间和作案时间持续较长。从查案的情况看,犯罪的主体绝大多数是民政部门的中层干部、基层民政办主任、会计,他们一般对基层救济对象比较熟悉,一旦救济对象不存在了,他们中的个别人可以轻易地去冒领救济对象的救济款项而不易被人发现。从今年查案的情况看,犯罪的主体多数是乡镇民政系统的民政所长,任期比较长,是在10年以上,他们对基层救济对象比较熟悉,了解民政部门在发放各种社会救济金过程中的漏洞,一旦救济对象不存在或是聋哑人等,他们就实施贪污行为,第一次作案没有被发现,进而无所顾忌地开始下一次的犯罪,作案时间持续较长。如在查办县某乡原民政所长贪污一案中,其犯罪过程持续了10年。

(二)、采用虚列、冒领、截留等手段,不择手段骗取国家优抚、救灾、救济款。具体手法是:以他人名义书写有关报告上报县级民政部门,达到骗取国家优抚款、救济款及低保金的目的,然后再以他人名义签名冒领或模仿笔迹冒领。作案手段隐蔽。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作案的手段和对象上,大多是利用自己工作的范围和对象的便利,采取多报、瞒报或虚报,然后用假签名、假印章代领的方法,将社会救助金、已故退伍军人和伤残抚恤金、已故退休或代管人员工资等救济款项贪污挪用。按照国家民政有关法律政策,各项优抚款、救济款及一些困难群众低保金的发放都有严格的规定。然而,一些利欲薰心的乡镇民政工作人员却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儿戏、置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不顾,肆意侵吞和践踏,不择手段的骗取国家各项优抚、救济资金。从所查办的几起案件情况看,犯罪嫌疑人贪污侵吞各项优抚款、救济款、低保金的主要手段就是“虚报”和“冒领”。其具体手法是:将已死亡(或死亡多年)的优抚救济对象按“活人”的名份连续多年上报财政部门,以达到骗取国家优抚款、救济款及低保金的目的;然后,再通过私刻“死人” 章的方式,用“死人章”冒领或模仿死者笔迹冒领。如佘家乡民政所原所长伪造假伤残军人档案,骗取伤残军人优抚款近5万元。

(三)、作案次数多,且手段隐蔽。多数作案几十次次。他们冒名的对象大多都是不存在的人或是聋哑人,利用确无其人及优抚对象不熟悉或不知晓国家优抚政策而截留、侵吞、骗取各类优抚金、补助款,作案频繁,手段隐蔽。

(四)、利用优抚对象不熟悉或不知晓国家优抚政策而截留、侵吞各类优抚金、补助款。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国家不断加大了优抚力度,提高了各项优抚、救济的标准,但由于被优抚救济对象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调查中发现,有不少优抚对象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复退军人,一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且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村庄内,相互间交流少,信息闭塞,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民政优抚政策及不断提高的优抚标准很不了解或根本就不知道,基本上是处于“给多少就领多少”的状态。这为某些不法乡镇民政人员侵吞、染指国家财政下拨的优抚救济款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的乡镇民政人员利用优抚政策不为群众知晓的机会,将某个时期补发的“优抚救济款”,一次性“整吞”。例如:在查办的柳某贪污一案中,柳某利用担任民政所长职务之便利,贪污国家财政下拨的各类优抚、救济款数额达3万余元,其中于2009年1月份将补发的该乡镇5人的优待金4000元“整体”揣入个人腰包,其贪婪之心,昭然可见。

(五)、共同犯罪。无论复转军人的优待金,还是退休、代管人员工资,均需报请人事部门审核批准、财政部门核拨,仅凭民政部门是无法直接拨付到位的,况且就是民政部门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情况,涉案人员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虚报冒领他人的救济款项或退休工资,往往是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共享利益等原因。如某县检察院查处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刘某为了领取虚假的退休工资,将本镇已死亡的退休人员的工资领取本和私章交给朱某,让朱某领这一笔款,朱某即按刘某的要求,给刘某办理了一个退休工人的工资,并将款拨付到位,刘某领到款项后便给朱某一定的好处。

(六)、涉案金额大。由于嫌疑人选择的对象往往救济标准都比较高,一人一年下来就是10000元左右。如襄县民政局社救股长朱某2000年至2005年之间,竟冒领三个已死亡退休人员的工资,涉案金额达8万多元。魏都区民政局低保办公室工作人员田某两年就非法侵贪低保金达44500元。

三、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原因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感到,民政系统发生的这些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法律意识淡薄,个人私欲膨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乡镇民政工作人员经不起形形色色诱惑带来的考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因为法律观念淡薄,诱使各种侵吞、挥霍优抚救济款、物案件多发。优抚救济工作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法律性非常严肃的工作。党和国家对此历来重视,我国《刑法》条文中对贪污、挪用、侵吞各类救灾、救济、优抚款等行为,也有明确的从严处罚的条款规定。但是,在办案中发现,很多民政工作人员都存有政策观念不强、法律法规知识一知半解的情况,对国家下拨的各类优抚款、救济款,没有“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思想意识,因而,造成了各种侵吞、挥霍优抚救济款、物案件的发生。从我院查办的4件存在违法行为的贪污案来看,行为人明知贪污救灾救济款式触犯法律的,但长期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且还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暴露,即使暴露了,自己也可以讲清楚,应该没有问题。继而一些人不择手段疯狂作案,走上犯罪道路。

(二)乡镇民政机构的人员管理体制不完善。民政系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领导,业务垂直而人事不垂直,这就导致基层民政所尤其是所长,上级管不了,乡镇没法管的脱节现象,形成监督空挡。尤其是有些乡镇的民政部门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民政款物的管理、出账、报账都是一人操作,分管民政工作的乡镇领导没有具体过问,往往由他自己说了算,此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会计管理制度,而且为滋生贪污犯罪留下隐患。尤其是有些地方的民政所负责人,自诩为“山高皇帝远”,把民政所当成了自家的“小金库”。有些地方的民政所聘用临时人员从事民政工作,这些人员的政治观念差、临时观念强、公仆意识淡,对各类优抚救济款物觊觎已久,很容易导致犯罪。比如,今年我们办的佘某贪污近五万元优抚款的案件,这个民政所长,首先他想到自己管着民政,何不为患精神病的哥哥弄点“生活费”?于是他便伪造了一份假的伤残军人档案,竟然骗过县民政局取得伤残军人待遇,领取伤残军人优抚金达五年之久,没有一个部门发现。

(三)救济资金运行监督制度不健全。在社会救济资金发放过程中,没有一套严格的发放制度,无论任何人,只要拿着优抚、救济对象的救济金领取本和印章,就可以轻易领到钱,没人去审核救济对象是否具有资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群众对优抚、优待、低保对象的条件、享受的救济标准等不清楚,不了解,想监督又无法监督。县民政局寄望与乡镇政府监督,乡镇政府认为应该由民政部门监督,结果很少有人去核实这些款物是否真正发放到民政对象手中,从而形成监督空挡,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柳某担任乡民政所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向上级民政部门瞒报优抚对象死亡情况,以死亡优抚对象或其近亲属名义签字或盖章领优抚款,制作虚假的发放优抚款名单、凭证,自2001年至2011年,先后冒领优抚对象共计七人的优抚款四万多元,除去因工支出一万多元外,剩余两万多元被柳某据为己有。十年间无任何人、任何部门发现。把各类优抚救济款物发放到被优抚的“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手中,是党和政府通过民政部门开展优抚救济工作的最终目的和唯一目的。而有些民政主管机关只知道按政策向基层乡镇民政部门拨付优抚救济款、优抚救济物资,但对基层乡镇民政所如何发放优抚救济款、救济物资则不闻不问,即便是下访检查,也是看一下乡镇民政所提供的报表或数字。由于各种优抚、救灾、补助等资金发放面广,特别是实行优抚金由银行直接发放后,这部分钱不经乡镇财政所,乡镇领导不再过问,而县财政局又鞭长莫及,只能抽查,很难发现问题。

(四)管理不到位。社会救济资金按照相关规定应该专款专用,设有专门账户进行严格管理,而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人工作责任心不强,有些环节根本无人管理。就退休工人工资而言,负责申报的是民政部门,审核批准的是劳动人事部门,拨付资金的是财政部门,看起来这是层层把关,实际上是形同虚设。在优抚金、抚恤金、低保金的发放管理上,同样也存在此类问题。

四、预防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民政系统职务犯罪的发生,有当事人自身、内部管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体制的、经济的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分析,突出抓好教育、制度、监督这三个关键环节,着力构筑起“不想腐败”的自律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和“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

(一)、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提高民政工作人员自我约束能力。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以思想的蜕变为先导的,防止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着重抓好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教育,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净化灵魂,规范言行,预防和清除腐朽思想的侵蚀,要经常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加强清政廉洁的自身修养,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强化世界观的改造,另外,还要经常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一些人员走上贪污受贿犯罪道路,无不和一些地方、单位不重视思想教育有关,无不是个人放松思想改造的后果。江泽民同志说过:“大量事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只有认真抓好落实,富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在每个党员干部思想深处筑起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有效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发生。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要提高法律意识,做到学法、知法、守法。预防民政职务犯罪,要提高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培训,学习民政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学以致用是关键。为此,要根据各科室工作性质的不同、城乡民政工作的差异和工作人员岗位的不同,有针对性地举办职务犯罪预防图片展示、民政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分析、召开专题研讨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分层次、多渠道的学习培训,组织民政干部职工学习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家救灾救济方针政策、《村委会组织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兵役法》、《收养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民政法律法规,增强了对民政工作人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了民政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引导民政工作人员结合实际工作,民政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及运用法律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

要正确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算好六笔帐:算政治账,自毁前程;算经济账,倾家荡产;算名誉账,身败名裂;算亲情账,妻离子散;算自由账,我身陷牢笼;算健康账,身心交瘁。要知其害,明其理,常警醒,真正做到预防前移,醒悟在先,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永保政治清醒和为民清廉,给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

要消除消极犯罪心理。犯罪心理是引发犯罪的内在动因,消除消极犯罪心理是预防犯罪重要环节。

一是克服“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一些人把金钱看的太重,所以,一有机会,就必然会丧失理智和党性,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成为金钱的俘虏。贪婪是一切贪爱财物犯罪的共有心态,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共同心理,是走向犯罪道路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是克服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不少公职人员犯罪,都是侥幸心理占上风时陷进去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智商较高,往往自认为身份特殊,见多识广,保护伞厚,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做事天衣无缝,或相信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在自信能侥幸过关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这种心理是所有犯罪者最致命的心理,贪污、挪用公款受贿者在犯罪时总是在心里为自己开脱,“就这么一次,不会被发现和查处的。于是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至被抓住时方悔恨不已。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是克服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有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待遇比自己高,住房比自己好,或者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或者看到才华、学问比自己差的暴发户发了财,便产生不平衡的补偿心理。有些公职人员在犯罪最初阶段,不具有利用职务非法谋利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当陷入犯罪的泥潭时,错误地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多年的补偿。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过去收入少吃了亏,现临近退休该捞一把,为晚年留条“后路”,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于是,他们贪婪地攫取财物,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损失全部补回来。

四是克服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拥有实权的某些公职人员爱慕虚荣,一心追求个人享乐,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成为“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他们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从拒绝吃请到逢请必到,寻欢作乐,过着消极糜烂的生活。

五是克服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一些公职人员为别人办了事,帮了忙,内心总希望“投桃报李”。这种人利令智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我帮他的忙,他应感谢我”。未办事先谈酬劳,谈妥酬劳再办事。在他们眼里,权力不过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在这种交易心理驱使下,他们把职责范围内应该承办的事情与按“劳”取“酬”划等号,不送礼不办事,甚至伸手索要所谓“辛苦费”、“好处费”。

六是克服有恃无恐的狂妄心理。我们有些干部,动不动吹嘘跟上面的领导铁,后台硬,不会出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有保护伞,这样的心理十分危险,一是所谓的关系后台是否可靠,二是这种所谓的关系后台是否能长久,三是这种所谓的关系后台是否为法律所允许,都值得怀疑,千万不要把个人的命运寄托于别人身上,更不要狐假虎威,为非作歹。

七是克服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这种人崇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拜金主义哲学,在金钱的诱惑下,只要能捞到好处,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什么党性原则、荣誉尊严、道德良心甚至自已生命都可以置之脑后。在“有权时捞一把,逮住了自认倒霉”这种赌徒心理驱使下,他们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明知早晚要翻船,仍如飞蛾扑火,自毁前程。

(二)、加强民政队伍建设。无庸质疑,由于进人渠道因素,民政队伍素质难免参差不齐,公仆意识、民生理念有待提高。因此,必须建立良好的选优机制,使那些人民称赞、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岗位,代表人民行使管理权利,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待岗、转岗、离岗、分流等能上能下的干部制度。民政工作重心和基础在基层,各项民政政策法规需要基层实施,本着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办事公道正派、有责任心的人员充实到基层。对基层民政工作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培训,择优罚汰。各乡镇的民政部门至少要配备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实行异地任职,时间以三至五年为限,强调要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互相监督。

(三)、加强财务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堵塞腐败漏洞。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走向腐败。要从机制体制改革入手,围绕容易滋生腐败和犯罪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机制和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腐败产生的弊端。邓小平同志讲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走向腐败。我们要从机制体制改革入手,围绕容易滋生腐败和犯罪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改革力度,加大监督措施落实,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和制约,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机制制度不健全和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腐败产生的弊端。因此,对民政所人员进行监督,必须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形成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监督体系。民政局要加强对乡镇民政所财务帐目、项目审计的检查和工作督查,对所发放的退伍复员军人定补款等要登记造册,严格审查,对死亡情况及时掌握,层层把关,决不能流于形式,要将业务能力、政治素质好的同志选配到民政所领导岗位上;各乡镇民政所要增加工作透明度,对所涉及的收费项目公布标准,按规章制度办事,凡是民政所干部调配、任免均应实行离任审计制度,对审计出的问题按管辖权上报,各职能部门应作出及时、公正的处理,并及时向当事人和群众公布处理结果,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同时应定期组织财会人员进行财务业务培训,提高水平。民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要上下联合,建立对民政优抚、救灾、救济等款物发放对象的回访制度,定期对民政优抚、救灾、救济款物发放进行复核,并有专人亲自到实地与群众进行回访,对群众反映受助对象与实际不相符的,要立即调查,及时处理,以确保救济资金真正发放到民政对象的手中

(四)、堵漏建制,完善预防措施。要加强制度建设,广开渠道,完善各项预防措施,要引导民政系统工作人员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上明辨是非,顾全大局,洁身自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影响他人,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位,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执行中不走样、不变形。建议实行完善以下制度:

一是对基层民政所长的双层考核备案制度。针对乡镇民政所人事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凡乡镇民政所长的任免和变动,要提前征求县(市)民政局的意见,并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在体制上为防止管理上的失控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建立档案制度。要求对享受各种救济资金的人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对救济对象的有关情况及资金发放、领取的情况进行认真记录,并采取一人一档或一户一档的方法,建立档案。

三是建立公示制度。为防止一些人员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要求民政系统人员对享受各个救济项目的条件、范围和列入救助范围人员的情况,在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政务公开栏中予以公示,主动接受监督。

四是建立“三金”定期审核制度。对享受优抚金、优待金、低保金的人员,每季度由承办人员会同救济对象所在的乡镇、办事处民政所长,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负责人等联合审查,四方签字后,报主管局长审批,方可作为救助依据。

五是建立定点专门专人发放领取制度。对救助资金发放,采取定点定时发放,每次发放需本人签收,并携带个人身份证,防止利用假印章、假签字冒领的现象。

六是责任追究制度。对负有社会救济资金申报、审批、拨付、发放等机关职能的部门人员,因工作不负责任、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救济资金流失或利用职权从中贪污、挪用的,将按职责视情节给予党政纪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

预防职务犯罪是源头性的工作,防范于未然,惩治于既然。每个人都应当时刻警惕,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因为腐败、职务犯罪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社会毒瘤,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自己,不要给自己光荣的历史抹上污点,不要给妻儿老小带来耻辱,不要让自己的未来痛苦不堪。做到“五个珍惜”:即,珍惜自己的岗位;珍惜自己的事业;珍惜自己的家庭;珍惜以往的奋斗历程;珍惜保持一颗健康、纯洁的心灵。自觉预防职务犯罪,是对党和国家的负责,是对个人家庭的负责,更是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任,希望大家自觉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树立廉洁勤政、科学发展的理念,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敬请大家珍惜自己的前途,思想上多一分警觉,在行动上多一分约束,呵护自己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生命,远离职务犯罪,为建设“四个”长垣做出应有贡献。

第二篇：关于职务犯罪预防和惩治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职务性的违法犯罪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党、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因为这种特殊主体的违法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它不仅干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践踏了国家法律法规，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败坏了社会风气，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重视和加强对职务犯罪的研究，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具有公务性质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犯国家规范公务人员行为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这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规范国家公务人员行为的一切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它包括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关系，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等等，其犯罪行为的外在表现十分复杂。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职务犯罪现象，但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权力性质，产生职务犯罪的原因不一样，因此在不同的社会中，职务犯罪的类型及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要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就必须认清职务犯罪的类型及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采取整治措施，对症下药。那么，应该如何划分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类型和表现形式是相互联系的，不同表现形式的职务犯罪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而职务犯罪类型的划分又往往是以不同形式的腐败现象的共同特征为依据的。据此，我们可以把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类型分为以下两类：

（一）权钱交易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通过私人生活积累财富的机会增多，少数在国家机关任职的工作人员经不住经济上的“好处”，物质利益的吸引，“捞一把”的思想大大复活了，以权力换取金钱和物质利益便成了当今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之一。这种形式和职务犯罪行为，轻重有异，涉及面大，往往治而复出，花样翻新，在一些地区、部门势头有增无减。一些人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见什么捞什么，借以满足私欲，中饱私囊。特别是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更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个别党政干部长年占用公物私用、私费公报、巧取豪夺。近年来，行贿的方式由过去的暗送发展到现在的高档物品甚至现金，行贿主体由过去的个人、私企到现在的国营、集体企业；行贿的对象由过去的一般工作人员发展到现在的领导干部，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现象，在党政干部中是极少数，但其绝对数并不少。2000年，全国法院系统依法判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17931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公务人员3人，地（厅）级公务人员 52人，县（处）级公务人员350人。

（二）严重渎职型 长期以来，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渎职、失职现象。具体表现为：

1、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摆衙门作风，不为群众办实事，好说空话，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

2、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调查研究，导致工作中的偏差，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影响乃至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有的领导，在引进国外技术时，不懂实情，盲目引进，造成严重的积压和浪费。

3、事业心衰退，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玩忽职守，给国家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empirenews.page--]

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向我们昭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氛围下，职务犯罪总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要有效地防治职务犯罪，还必须清楚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影响的广泛性 一般情况下，职务犯罪现象只发生在个别党政领导干部和极少数基层组织中，而且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职务犯罪现象，涉及面很广，甚至在执法、监督部门中也较多发生。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45113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职务犯罪变成了某些人“发财致富”的窍门，变成了一些企事业单位解决物资短缺和冲破现有规章制度束缚的手段，变成了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借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为其亲属直接谋利益的途径。目前职务犯罪现象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牵动着各个领域中各阶层的千千万万的人，因而变成了一种普遍而严重的社会疾病。

（二）隐蔽性与公开性同时并存 在“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过程中，往往是双方得利，两厢情愿，无人揭发不易暴露，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目前，公开、半公开的职务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多，有些人私欲胃口越来越大，谋私的胆量也越来越壮。他们不仅偷偷摸摸地隐蔽干，而且还以各种借口堂而皇之公开搞，如为单位（或个人）谋私说成“有偿服务”，把行贿收回说成是“搞活经济”。

（三）经济领域情况严重 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千方百计钻法律和体制的空子，企图为个人和小集团牟取暴利。有的利用经管项目、工程、资金等的权力，处处“揩油”，甚至发展到索贿受贿，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

（四）职务犯罪分子具有贪婪性 在职务犯罪分子当中，有的所追求的是要在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各种特权，还有的企图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去“发大财”，并为此不惜冒各种风险。有的竟然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胃口越来越大，追求金钱、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贪污受贿动辄上万元，甚至几十万，数百万元的大案也呈上升之势。

（五）单位、集团职务犯罪现象日益严重 个别掌握一定权力的单位或小集团，为了满足其局部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利用所掌握的项目、审批、处罚等权力，大搞权钱交易。如在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受贿、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嫌疑人169人。

三、职务犯罪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究其成因，应有以下几点：

（一）体制根源。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纳入市场轨道，但党政机关目前的职能配置和权力运用方式仍保留单一产品经济体制时的特征，党政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资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初始形态和市场经济与原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旧体制相交汇，使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有了需要和可能。

（二）制约机制软弱。对职务犯罪现象的斗争，我国过去主要通过思想教育、行政命令和纪律约束等方式实现，当这些常规制约无效时就代之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不可否认，这种制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单一经济体制的年代是有效的，但是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约体制正在实现其应有的效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人财物的流向有许多是受缺乏约束的权力所左右的；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权大于法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管理跟不上，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失控现象。加之民主监督薄弱，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出现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处理，职务犯罪的低风险，更加剧了那些企图以身试法的人侥幸心理和冒险心理。[!--empirenews.page--]

（三）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目前我国尚无专门预防和惩治的法律，只有一些条例和文件，而且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查下不查上，治小不治大，惩外不惩内，罚疏不罚亲的现象。

（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随着商品意识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渗透，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一些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就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把权力视为自己的私产和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和条件。

四、产生职务犯罪的原因错综复杂，决定了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行为。

（一）完善立法，加强执法监督 从解放初期至今，从表面形式到内在实质，从数量到实际影响上，职务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尽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职务犯罪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加之我国刑法的修改时作了很大的补充，但这些法律规定与司法使中对职务犯罪进行惩治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如现行刑事立法还不能包括职务犯罪的各种表现形式，形成立法上的空缺，有些刑法条款在刑事处罚方面规定的不平衡，不能从根本上打击职务犯罪，不能对那些企图以身试法的人形成威慑力。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对职务犯罪的有关规定，以使刑法真正发挥对职务犯罪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相结合的功能。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除了要完善立法外，加强执法监督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惩治职务犯罪的立法能否被严格执行，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确保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真正贯彻执行，对触犯刑律者依法惩处，对企图以身试法者以威慑和预防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在处理职务犯罪与其它刑事犯罪时，确实还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究其原因，执法过程缺乏必要的监督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多年来，在执法部门之间强调配合的多，要求制约的少，使本来就不够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实际操作时更显得软弱无力，因此，解决好这一问题，无疑对有效惩治各类职务犯罪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强化执法监督，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纵向监督上。各级权利机关要加强对各执法部门的监督，尤其是对打击职务犯罪的有关情况更要加大监督力度，“两院”工作报告亦应对此问题作出更加深入、详细的说明。二是在横向监督上。要强化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首先，在各司法机关之间，除了要强调必要的配合外，更要加强相互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要注意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发挥其他相关司法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职能。其次，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将在查处各类违纪案件中发现构成职务犯罪的及时向司法机关移交，起到互相配合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执法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中的执法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再次，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在社会监督中，除应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外，要特别注意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的培养。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之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思想深处铲除滋生职务犯罪的根源——“封建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思想。[!--empirenews.page--]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消除职务犯罪赖以生存和蔓延的温床。一是加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快完善职工工资与市场商品价格的改革，认真解决目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形势下流通领域的混乱局面。二是要加快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逐步建立健全一套凭借民主监督与法律制裁相结合，以约束和规范权力为目的的机制。三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实行政企分开，使党和政府真正处于服务经济的地位，认真处理好党政官员管企业、管人财物、管市场的问题，从而割断“官场”和“市场”之间的“脐带”。

（四）强化民主意识，实行广泛的群众监督。目前，群众监督的渠道和途径不够畅通，致使许多腐败分子未能得到及时举报、查处，使职务犯罪的“风险”较低，从而使“胆小”者变“胆大”，“胆大”者更“胆大”。因此，要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和开放性，重大情况让群众知道，重大问题经群众讨论，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五）要建立和完善经检、监察与司法部门的独立工作机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职能作用，保障这些机构有充分的独立依法查处、惩治职务犯罪的权力，使其本职工作不受非法干预，以确保执法的严肃性、公正性。

第三篇：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然而，近年来村“两委”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呈现多发、高发、频发趋势，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相关案件的查办情况，笔者现对村“两委”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预防对策。

一、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行为多涉及经济问题。目前，村“两委”干部职务犯罪多涉及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罪名，涉案人员大多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或通过滥用手中职权收受、索取他人财物，或利用各种名目截留、侵占集体财产，或将公款挪用于经商、炒股、购买理财产品等营利活动，而村干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是由于涉案人员法律知识不足、工作方法简单等引起，具有偶发性，占案件总数量比例并不高。

（二）涉案金额较小但影响恶劣。虽然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小官大贪”的情况，涉案数额巨大，但仍属较个别现象。总体来看，村干部职务犯罪大多是从贪小利开始，往往犯罪次数多却涉案总数额较小，然而由于其属于最为典型的“发生在群众身边，危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会直接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引发群众不满情绪甚至形成群体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舆论和恶劣社会影响。

（三）犯罪手段具有较强隐蔽性。随着村级财务管理的不断规范，村干部企图谋取非法利益已无法轻易得逞，因此虚开发票、虚挂往来帐、收入不入账或多收少入账等手段成为其违法犯罪的常用手段，他们希望通过此类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方法逃避法律惩处，其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这些获利方式仅从账目表面难以发现问题，特别是当相关人员“统一口径”时，更给犯罪线索发现、案件查办带来了不利因素。

二、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一）法治意识淡薄。整体上看，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对国家法律法规尤其是监管制度缺乏系统学习，对违法行为所承担的后果认识不清，许多涉案人员甚至以为只要把贪污的钱退回去就不用负法律责任。正是由于其法治意识的淡薄，致使个别村干部毫无自我约束意识，一味放纵自身行为，物质欲望过度膨胀，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抗腐化能力极差。

（二）监督管理乏力。相关监督部门职能发挥不是十分理想，乡镇对农村监管制度尤其是财政制度仍然不是十分完善，在许多方面只有框架规定，没有详细标准，从一定程度影响了监管的落实。乡镇一级对村级财务管理重视程度不够，仍然存在“村里的钱不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可”的思想，助长了不正之风。

（三）村务公开不透明。村务公开包括政务公开及财务公开两部分，按照规定村“两委”必须定期将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公布，自觉接受村民监督。然而，大部分发案村的政务、财务公开并不及时甚至从不公开，村民知情权、监督权根本无从谈起，客观上也令个别村干部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三、预防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村干部廉政教育，提高抗腐拒变能力。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法律和廉政知识教育的培训力度，特别是要提高初任村干部遵守法律法规、廉政制度的自觉性、主动性，有效提高其抵御各类诱惑的能力。同时，检察机关要加强农村法律知识宣传力度，利用标语、广播、发放明白纸等方法提高广大村干部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提高广大群众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主动性，并运用手机、互联网等先进传输平台开展法律宣传活动。

（二）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实现规范化管理。有关财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在加强村级财务管理人员配备的同时，严格入账、审账程序，减少财务管理漏洞。同时，各级政府应严格执行惠农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切实做到惠农资金专款专用，对每笔涉农资金都认真执行建档制度，定期研究惠农政策落实情况，通报惠农项目实施进度，做到每笔资金事前预算、事中跟踪、事后审计监督，有效防范各类违反财务规定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监督管理力度，形成切实有效制约。村委会应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推行公开制度，切实执行“政务公开栏”，增强透明度，进一步健全村理财小组机构职能，明确职责，确保理财小组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村委会应扎实执行村务公开制度，定期对村政务、财务工作进行公开，自觉主动接受村民及村民代表的监督，并认真贯彻执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精神，不断加大查处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有力震慑，有效防止和减少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第四篇：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实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重要工作，它也是我国司法制度从单纯打击走向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司法逐步成熟的表现。各地根据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职务犯罪的预防方法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它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加以指导，又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政策性，与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对照，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上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为主要手段，而职务犯罪预防研究在此基础上以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结果的实效性为主要手段，其方法都是实证性的，体现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本质特点。它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不断提出切合实际并充分有效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从方法论的理论角度讲，包容了唯物主义方法论、思维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等等。正确地把上述各种方法论有机结合，形成职务犯罪预防自己的预防理论和方法，达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从事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研究和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有识之士的心愿。

一、职务犯罪预防方法的变化发展过程分析

二、哲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如前文所述，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环境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所以职务犯罪预防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工作，其方法是理论学科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它采取适当的形式从社会结构系统和人的行为系统及其各种关系中寻找出犯罪的种种因素和动力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而哲学知识对职务犯罪预防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所具有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等特点，对创造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笔者认为，注意用哲学观点和原理指导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对预防效果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而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是人的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的对表面现象的认识。感性认识是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遵循正确的途径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职务犯罪预防的目的是根据已经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找出发生案件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堵塞漏洞。寻找原因、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即预防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实际上就是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运用的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进而发展到行业（系统）预防，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的规律。职务犯罪预防不论运用哪一种方法，要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没有现成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事例，去搞预防就成了无末之弓、无源之水，好比造空中楼阁。要对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案发单位的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尽可能去寻找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发展轨迹。要了解案发单位各种状况，例如案发前状况，案发后状况变化等。只有这样，在大量占有案件事例的基础上，再选择正确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归纳，探究了案发原因，分析出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提出预防对策。使它以自身认识的整体性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职务犯罪预防这个具体领域进行再认识，提供一种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则。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后，相类似的职务犯罪案件一个个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对某一环节提出如何防范的对策，分析某一个案，提出相应对策，即个案预防。从认识论角度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最初级方法。而从个案预防发展到专项预防，进而到行业（系统）预防，是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高级阶段。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同志都知道，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是在个案预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也就是说，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的效果比之个案预防来讲，其预防的适用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效果更好。原因就是个案预防仅仅是从一个案件的发生进行分析，它可能只对案发单位起到防范作用，而专项预防则是在个案基础上对一类案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它适用的范围扩大到不同领域相同环节，很显然，专项预防的作用大于个案预防；而系统（行业）预防则是在个案预防基础上对同一系统提出防范对策，其效果更具社会性和影响力。上海市检察机关根据前一阶段查办的大量职务犯罪案件中反映出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现象，提出并实施了“会计委派制”和“村级财务代理记帐”；根据国有大型企业、基建领域案件多发的情况，提出并实施了“一级审计制”和“建筑市场准入制”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组织的肯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种预防方法的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无不反映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讲，预防效果的取得无疑是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积累材料和方法恰当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强调哲学方法对职务犯罪预防产生作用的同时，不能把哲学方法笼统化。不同哲学学派形成不同的哲学理论，因而也有不同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它的有效运用，必须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要从实际出发。哲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内涵于具体科学方法论中。分析、观察、归纳、判断在预防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唯物论的一种体现。同时，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中，既要注意犯罪人身上反映的个性，又要注意反映的共性，在研究预防对策时，注意从个案中归纳出共性的东西，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具体贯彻。个案分析发展到专项预防，既是认识论的反映，又是辩证法的联系观点的体现。运用联系之观点使我们意识到，当前腐败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泛滥，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否牢靠问题，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对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全局意义。

三、科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全国尚处在建言献策探索阶段。很多时候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套用刑事犯罪预防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共性上讲大部分适合职务犯罪预防，但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使得在研究和适用预防方法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鉴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注意吸取和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分重要。特别是当代新型科学理论和方法，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业、心理学、伦理学、预测技术、调查研究学等，这些理论与技术，并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些传统科学之间交叉融合中产生的新型边缘科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笔者试从业已形成的检察机关预防方式方法，举例分析科学方法在职务犯罪预防上适用。

1.同步预防。同步预防是指在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开工之初就介入，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预防对策，直到工程结束，做到预防和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是为

了防止工程各个环节发生职务犯罪，实现“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目的。应该说，重大工程同步预防是检察机关根据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情况采取的类似刑事检察“提前介入”的一种方法。因其实效性明显而受到广大建设单位的欢迎。自上海检察机关于1992年首创这种预防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全国各地随之呼应。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主动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已经成为共识。这里，我们不妨冷静论证一下，同步预防为什么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受到建设方的欢迎？一方面，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高发态势不仅影响到建设单位的声誉，更使得建设单位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损失完全是应该可以避免。于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尽量减少损失就成为必然，遏制减少职务犯罪，也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符合效益经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从新兴的控制技术看，同步预防采用提前介入的方法，随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设置防止犯罪的障碍，即加强了每个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准犯罪人“不能为”的局面，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因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大都始于缺少控制，无控制或控制失效的情况后果。而同步预防恰恰利用控制技术，对整个工程的运作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既有预防控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施工单位的廉政承诺等）有预防实地控制（预防干部参加工程例会、深入工地开展宣传教育等），还有预防信息的反馈控制（工地树立创“双优”活动示意牌，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向社会公开承诺廉政告示牌以及设置举报联系箱等），三个步骤有机结合，使同步预防既有声势又有实效。

2.预防宣传。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论断，深刻地揭示职务犯罪预防，最根本的是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公职人员教育问题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动，在我国，有许多职务犯罪都是由于犯罪人受到封建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而为之。所以，大力开展预防宣传提高国家公职人员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预防宣传，实际上在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中，主要解决犯罪人的头脑中“不想为”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宣传工作历来是我党在关键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解决重大问题，统一干部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大力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今天，开展预防宣传显得尤为重要。但预防宣传与一般宣传有所区别，在宣传方法上，与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心理学方法，可以通过对职务犯罪的心理成因、过程、发展、变化、心理变态等问题，开展有层次、有效性研究，从而得出具体的心理预防方法和对策。在宣传教育中，可以对某一案例的成因心理，进行因素分析与因素的调节与改善，使受教育者了解并掌握如何防止犯罪心理成形与发展，使他们在犯罪内心与动因之初，做好自身防范工作，用经济学方法教育国家公务人员会了解职务犯罪的“概率”是低，反过来使他们认识到职务犯罪成本很大。当前，职务犯罪成本教育受到普遍欢迎，听者感触颇深，无非是经济学方法起到了关键作用，运用得当，可以使犯罪人在犯罪之初通过对成本的计算后，头脑中产生“不想为”的思想。而伦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职务犯罪预防应该从伦理、道德教育抓起。虽然犯罪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防线，但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注意这方面的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当今干部队伍伦理道德低下、腐败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推出的职务犯罪预防公益广告，从其内容上分析，这种宣传方法，实际上包含了对国家公务人中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由此可见，虽然预防宣传的效果不能很快的体现出来，但“润物细无声”，从长远角度看，只要坚持不懈，其影响力不仅仅影响一代人，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3.预防调研。调查研究作为我党的一项工作作风，历来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调

查研究在我党历史上，为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法律领域的调查研究，往往是事后调查。因而，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未能全面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未能把调查研究技术，完全运用到了预防与打击犯罪工作中去。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调查研究在职务犯罪预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讲，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职务犯罪预防的概念分析：职务犯罪预防，就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社会性、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这个概念的表述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预防是要对犯罪原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为前提，才能得出防范的措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在职务犯罪预防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全国检察机关经过将近十年的预防实践，在调查研究上形成比较有效的调研方法，例如专题调研、对策调研、立法调研、一般性调研等。这些调研方法运用不同的调查研究技术达到了最终的目的。例如，专题调研，即根据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带有共性的专门问题开展调研，然后制定专门制度或对策进行防范。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了一起村干部利用村级财务混乱侵吞集体财产一百四十余万元的案件。该院根据案件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混乱这一问题，在全区展开调查研究，在发现全区村级财务管理普遍存在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就如何改进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思考，在区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的支持下，制定了“村级财务代理记帐制”的制度，经过试点后，因该制度既达到了预防村干部犯罪的目的，又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得到区府肯定，并随之在全区得以推广。这个专题调研之所以成功，在于该院在调查研究中适用了正确的调查技术，他们运用了现代调查技术的两个主要方法，一是开展社会化调查，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全区性，不是仅凭一案事例，从而获取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大量材料；二是讲究科学化调查。在获取材料，得出正确判断后，运用实验法，选择二个镇作为试点，以推断制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从而为区府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运用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指导职务犯罪预防方法，可以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成效更明显。但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论研究，只有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体现出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第五篇：医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之思考

医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之思考

摘要：医疗系统职务犯罪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体制改革之后，医疗系统的药品、器械（流通）市场秩序一度产生混乱，职务犯罪层出不穷，特别是在药品、医用器械采购环节上，极易诱发职务犯罪。文本通过对药械回扣受贿状况的阐述，分析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频发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此类犯罪的对策及措施。

关键词：医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现状，原因，对策

2010年上半年，温州市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又频发，我院查办了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姜存积、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陈晋肃等人贿赂案件共11件11人，大部分为大案，暴露出了医疗药械采购渠道上存在的普遍的、触目惊心的回扣黑洞，震动了整个医疗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在源头上遏制医疗系统职务犯罪的产生，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在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同时，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针对药品、医疗器械在采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规律，提高犯罪预防的效能，尽可能降低犯罪的发生。

一、药械回扣受贿的状况

药品回扣现象的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直到现阶段，有逐渐的演变过程。起初在个别推销药品上搭送一些日用小礼品开始，逐步走向奉送略贵重的家用小电器之类，提供外出旅游费用等。继后又以支付小额现金以助促销的手段，美名给予单位的支部活动费用或学术研讨费用。最后演变到目前的按比例提取回扣。时至今日几乎到了样样新药都有回扣，样样医用器械都有回扣，回扣几乎成了唯一的药械促销手段。

二、诱使药品流通中职务犯罪案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一)管理监督不严权力失控。在药品经营领域，存在着高定价、高折扣引发的高竞争。由于我国目前允许医院加收15％的药品批零差价，因此对医院来说，购进的药品越贵，医院的药品销售收入就越高。而药品经营领域，存在着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药品批发企业数量多，发展快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分配逐级调拨的体制被打破，药品经营企业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但由于经营机制不健全，出现了一些经营单位证照不全，出租或转让证照非法经营药品的现象。从医药卫生单位内部来看，原有的药事委员会讨论决定使用药品的管理监督制度形同虚设，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以至个别人说了算。由于药品采购的具体经办人员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各自为政，任意采购，造成重复进药，进劣质药的混乱局面，而某些院领导因为从中收受好处，分享回扣，也不能及时有力地加以管理.(二)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医药市场秩序，纠正医药产品购销活动中的不正之风和规范购销行为的明确规定，严令禁止以所谓的促销费、宣传费、协作科研费等名义，在帐外暗中给予医疗卫生单位和药品采购人员现金或实物；不允许直接与临床科室和医务人员联系，以发放劳务费、开处方费，验证费等形式。刺激医生多开药；或以参观考察为名组织医务人员外出旅游，凡此种种规定，某些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至于采购药品必须通过院药事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与医疗单位的医药购销结算中应全部通过银行转账，不得以现金和实物方式支付，不得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各种名目的回扣等规定更是难以得到贯彻实施。

(三)管理人员的法制观念淡薄，素质不高。不少药管干部、医院领导，搞业务工作是行家里手，但法制意识相当淡薄，对罪与非罪的刑事法律和政策的认识极为模糊，往往把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等同于一般“中介人”拿“回扣”、“佣金”；也有的干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但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腐败思想的影响，利欲熏心，大肆收受贿赂；还有的错误地把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药品推销员信誓旦旦的表白上，收受贿赂后妄想侥幸过关；有的少数犯罪嫌疑人由于权欲观念在作怪，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把组织上给予的权力作为自己以权谋私，挥霍享受的“摇钱树”和“敲门砖”，利用一切机会捞取钱财；再有，就是客观上药品行业的回扣相当普遍，医院向营销企业要回扣，营销企业向生产厂家要回扣，生产厂家进原料也要回扣；采购人员向推销员要回扣，每个环节回扣相加，形成恶性循环，往往使之产生法不责众的联想。

三、预防的对策和措施

针对卫生系统职务犯罪的问题，经过调查分析，我院走访了各案发单位，提出了检察建议，帮助各单位进行整改。

(一)加大对系统内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使之不敢犯罪。

对已发生的职务犯罪如不加以严惩，最终将导致整个行业风气的毒化。作为一项特殊的预防手段；必须坚持以打击促预防，以预防促稳定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在个别行为尚未转化为群体行为的时候，就及时以一定的力度加以遏制和疏导，迫使职务犯罪人接受惩戒，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药品行业及系统内的其他行业的群体能够产生威慑警戒性预防和教育的作用。检察机关的实践证明，离开惩治谈预防，预防工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使职务犯罪人产生“法不可畏”的联想，只有严格执法，'严厉惩治犯罪，才能促使职务犯罪人和那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认识到“法不可违、罪不可犯”。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使之不想犯罪。

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干部职工的“免疫力”。通过对全系统员工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的教育，经常结合形势，运用典型案例，促进干部职工学法、懂法和知法、守法，强化法制意识，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通过教育，至少要使人明确，凡是在自己的职务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往来中，绝不能收受任何形式的财物和非实物性利益，否则就会走上犯罪之路。突出抓好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1、抓领导干部这个龙头，开展预防教育。以各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一系列预防教育活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一是开展政策法规学习，使领导干部知纪守纪守法；二是开展以案说法教育，促使领导干部从中吸取教训；三是开展个别提醒教育，抓住倾向性“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2、抓住重点单位开展预防教育。针对案发医药各重点单位，开展专题教育，帮助这些单位制定勤政廉洁的管理制度，选聘素质较高的医务人员作为监督员，强化对各种不正之风的监督。

3、抓住重点人员开展预防教育。针对容易出问题的重点岗位人员，要求有关单位经常与这些人员谈话，掌握思想动态，把可能发生的向题，想在前，讲在前，避免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使之不能犯罪。

制度建设是治本的措施。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制度，规范职工管理方面的制度，监督和制约权力方面的制度，对干部职工反映较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公开公正、增加透明度的制度，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对重点单位，重要岗位的干部，实行权力分解和制约。

1、加强主管局的管理和监控。主管局在药品管理上应采用“宏观控制、重点检查”的方式方法，参与药品的业务管理。具体实施上可由局下属药政科全面负责，对各医院进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药品采购动态，进行行情分析，指导各医院业务开展。同时实行重点抽查和有针对性的检查，将检查情况与目标考核挂钩。

2、完善医院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其工作流程。（1）对医院原有的规章制度和人员职责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特别是新药、新产品和卫生材料的入院申报、审批和采购制度，完善具体的落实措施，细化内容。（2）对所有药品、器械的进货渠道进行全面的回顾性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属于人为所致的，对责任人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3）完善招投标流程，杜绝招投标过程中的漏洞。加强高值医疗卫生材料的集中采购工作，使采购工作更加公开、透明，更加阳光化。（4）和所有药品、器械供应商签订廉洁经商承诺书，明确“五个禁止”：禁止“红包”、回扣、提成搞促销；禁止供应商代表到门诊、病区推销药械；禁止要求医务人员参加各种带有药械促销性质的学术会议；禁止各种不正当的商业竞争；禁止供应商组织医务人员参加旅游考察。（5）成立药事管理小组，分散药剂科主任的权利，由药事管理小组处理有关“药事管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并对药剂科主任工作通过限期汇报制度进行监督。

3、推行院务公开，完善各种监督机制。为进一步提高各医院的服务质量、医疗水平和工作效率，完善依法行政、勤政、廉政的监督制约机制，如成立院务公开领导小组，全面深化院务公开工作，制定新药引进审批归程，医疗纠纷投诉程序等对外公开事项，同时制定设备采购情况，财务收支情况，干部聘用及变动情况等对内公开事项。

实践证明，把“打击”、“教育”、“制度”、“监督”等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卫生系统在减少或清除诱发职务犯罪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