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

第一篇：食品安全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

食品安全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和谐。当前，正值“两节”、“两会”来临之际，食品安全更应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确保食品安全，我区近年来狠抓综合监管，把控源头关，强化联合执法，重点整治农产品安全、生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消费、畜禽屠宰、药品经营、酒类流通管理等环节，把重点整治与专项整治、日常监管、长效机制建立相结合，食品安全事故大幅下降。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各种利益的博弈必将滋生更多的食品安全陷阱。2009年，全区的综合执法检查中，仍然查出部分假冒伪劣食品、“三无”过期食品、病死猪肉（含瘦肉精猪肉）等。如何有效加强食品安全，保障民生，笔者以为，应强化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双重约束。

“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基本前提。2009年6月1日颁发的食品安全法，是一部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法规。相关职能部门应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法的宣传，促使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严格对照法律规定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充分考虑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确保源头食品和市场流通环节安全。

同时，职能部门还应先知先觉，加大投入，进行科学高效检测，严防违法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质和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形成的污染，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法律的意义在于有效执行，对那些唯利是图、以身试法的生产经营者，要坚决依法打击，彻底改善群众的食品消费环境。只有生产经营者、监管部门、消费者共同努力，使法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法律作为外在的“他律”制度约束，是自外而内，道德作为内在的“意志自律”是自内而外。因此，在强化法制确保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的同时，更应该在社会上倡导普遍的道德价值标准，加大教育督促力度，强化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认识到，生产加工销售有害食品不仅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反之还会给自己经营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更会对社会和他人生命财产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当前，我区在食品生产加工领域推行“承诺制”就是一种有效的道德约束手段，应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涵，切实引导和提升经营业主的综合素养。

作为食品安全法保障对象的广大消费者，应倡导理性消费。贪图便宜、跟风消费是食品安全的大敌。在日常消费活动中，消费者应牢固树立质量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认真了解食品安全法，对照法律规定学习一些必要的、简便易行的食品安全检验办法，拒绝购买和食用不安全食品。这既根除了不安全食品的生存土壤，又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国家要法制与德治结合才能和谐昌盛，推而广之，一项事业，一项工作的成败依然难离其理。有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约束，食品安全才能得以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将得到有效保障。

食品安全的道德与良心 食品安全的道德与良心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的事够大的了，难怪近期报导的福建省污染死鱼事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和关注。人们关注的不单单是这一起死鱼事件，而是全民都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前些日子有一幅关于食品安全的漫画，画的是某菜市场摊位前挂满了放心菜、放心肉、放心面、放心米……众多的标语，顾客看后茫然不知所措，不知买什么放心了！如今吃什么放心呢？可以说什么都放心，因为是经过了检验发了证才准入上架的，还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也可以说是吃什么都不放心，因为有些检验和管理人员就叫人不放心。还是养生专家说的好，“什么都吃，适可而止”。要活命就必须得吃，吃是为了活命，不能因为吃而丧命。还是百姓说的好，你不要老吃一样东西，每样东西都不要多吃，就是有害，只要不是剧毒，也不至于被毒死！

看来，老百姓不能不吃，但吃又担惊受怕，怎样才能放心呢？这要靠全社会做工作。最基本的一点是要进行全民的道德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心教育。从近年发生的几起最不安全的食品事件或有毒食品事件看，都是人为所致，是为谋利而有意为的，明知有害，却故意填加。如轰动一时又死灰复燃的三聚氰胺毒牛奶，叫老百姓人心惶惶的毒九菜、毒黄瓜、毒大米等等不都是明知有毒而又填加的吗？近期冒出来的地沟油、烤鸭油，不也是为谋利而不顾他人的性命吗？至于死鱼、死猪、死鸡等等上市场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做这些事的人，不是没有知识，也不是不知道人吃了有害，而是如百姓所说，是他的良心叫狗吃了，所以才做出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只有把这个德给他找回来，叫他有了德性，有了做人的良心，才能醒悟，不说立地成佛吧，也可以痛改前非呀！

管理者也有个道德问题。食品管理涉及多部门，部门的管理人员，是否真的按有关规定去行事呢？可能都会说：不一定。是的，总有人置法于不顾，明知食品有毒或不达标，却开了绿灯，让有害食品流入市场，上了餐桌。不言而喻，这个流程是有偿的，或说是有偿服务。这样的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已沦失，可以说也是丧尽天良，应该通过社会舆论呼唤良知，叫良心受到谴责，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

过去批判奸商和资本家是唯利是图、谋财害命，现在这些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的人们不也是为了利而谋财害命吗？过去有个道德法庭的相声，专门审阴沟里见不的人的丑恶事，现在是不是又该开庭了！

食品安全是道德问题？

据9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9月15日，最高法院等4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通知要求，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分子，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彻底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与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的职务犯罪一般不得适用缓刑。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已经成为公众的最大“心病”。不久前，《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以72%的得票位居公众最担心的安全问题之首，其中超过半数的人表示，会经常因为吃的问题而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此次通知中，更是把食品安全提升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并为此再出“重拳”。

然而，食品安全的产业链很长，司法所维护的只是最后一道防线，而且往往是事后救济。严刑峻法，对违法犯罪固然有震慑作用，但也不能高估。三鹿奶粉事件中，两人被判死刑，掌门人田文华被判囚终身，一个如此知名的企业轰然倒地，教训不可谓不沉痛。但随后，同样在乳品行业，三聚氰胺魔影再现。执法的威慑力，跟法律的严厉程度不一定正相关，还要看其他两个方面，一是违法行为被揪出的几率是多大，二是能否对所有违法犯罪者一视同仁。

发现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不能只靠人民群众用身体去检验，不能只靠司法的事后救济，这样经济、社会成本都太高。及时发现问题，只能靠逐步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建立可信赖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和体系。近期的金浩茶油事件等，暴露了监管部门在态度和标准上的双重缺陷。在食品安全方面，西方国家也曾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借鉴其先进经验，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不过，任何标准都有局限和滞后性，等到被监管发现，一般已酿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很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在食品中添加的，很多是不在现行标准中的非法添加物，比如三聚氰胺、吊白块、一滴香等化工品，压根就不应该出现在食品中，因此，监管有很大难度。连权威的食品安全专家都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

保障食品安全，缓解人们“吃的焦虑”，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严格的司法，需要完善的监管，也需要提高道德水平，建立起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本信任。因此，建设食品安全体系的过程，也是抵制道德溃败、重建社会的过程。

第二篇：媒体暗访要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

媒体暗访要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

时下关于“暗访”的讨论在新闻传播的领域中很是热烈，于是不免也想凑一回热闹，一写心中所想。

关于暗访的利弊，讨论者众多，在此不想多费唇舌。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是很赞成暗访的形式，至少是在这个阶段，暗访并不是一个向公众披露真相的好办法。

很多人支持

暗访是因为他们认为暗访是为了将丑恶曝光，发扬正义；也有人说暗访是因为迫于无奈；而最主要的是，新闻事业的基本功能就是联系与沟通，但很多情况下若不采用暗访的方式就很难让人们了解真实情况，不能做好联系与沟通的工作，新闻事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对暗访正义论的看法。

作为新闻事业的工作人员，首先要有的就是职业操守，新闻记者应当尊重个人隐私。隐私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控制，别人不能擅自加以干预、窃取或者使用。隐私权的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自我，也就是尊重人。但是暗访和偷拍恰恰是把个人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权给剥夺掉了，替他处分了权利，所以冲突和争议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尊重和保护人格尊严这个理念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根本的理念，你要尊重你的采访对象，尊重你的受众，尊重你的表达者。新闻的责任是披露信息，客观性是基本要求，它无所谓表扬或批评，但当决定采取暗访形式的同时，其实已经主观的带了有色眼镜去看问题，这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且不说法律和人权，就新闻的客观性而言，暗访就已经受到了挑战。

每个采用暗访的记者都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我们当然不否定很多暗访确实让公众看清了事实真相。然而，“公众的利益”究竟具体指了什么？被暗访者究竟算不算“公众”？若连基本的隐私权都要受到威胁，要正义何用？“公众利益”就是一个常用的抗辩武器，因违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而侵犯他人隐私可以免责。但是“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是有很大的弹性的，“公共利益原则”可以为偷拍一些严重恶劣的行为提供一些支持，也可能为侵犯隐私、侵犯人格尊严开绿灯。

二、对“暗访是迫于无奈”的看法。

现实的情况是现在新闻记者的采访遇到了很多困难，记者越来越不受欢迎。有的时候，除此别无他途的话，暗访可能是最有力量的手段。但是，按照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我们的行为总是和社会正义的总量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通过暗访揭露了某些事件，这当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我们从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效果来看，我们更要注意它的负作用。

魏永征教授认为，暗访的负面效应至少有两个：

1、对于媒介和记者来说，你要为暗访付出代价。

2、就是这种带有某种欺骗性质的手段在社会引起仿效的效应。媒介本身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比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来，会对社会产生同样的甚至更为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暗访是一种急功好利的方式，它揭露眼前黑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未必有使新闻事业公信力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大。由于担心被暗访、被曝光而拒绝采访，又引起无奈的记者被迫采用，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三、对基本功能的看法

新闻事业的基本功能是联系与沟通。新闻事业要让人们尽可能多的知道事情的真相，这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系与沟通价值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联系与沟通的内容是真实的。

本身关于新闻的真实性已有很多争议，“相对真实”、“绝对真实”的理论都还未得到证实。而暗访，看上去似乎是在被暗访者毫无造假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的，应该有着很高的真实性，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造假的并不一定是被暗访者，也有可能是采访者本人。这里所说的“造假”，不是仅仅指恶意的陷害他人，也有可能是采访者由于主观因素故意或无意的对所取素材的不完全报道。比如被暗访者说了两句话，而采访者只采用了一句，被报道的那一句肯定是真实，但也许就不是被暗访者的本意。再比如采访者理解错了被暗访者的意思，被暗访者或许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了。由于暗访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刊登前就不可能与当事人协商，以确保当事人能承受的真实度。

为了追求联系与沟通的基本功能而做这样不能体现真实性的新闻，也许是件得不偿失的事。

我觉得，暗访应该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

从道德上来说，就是要尊重“人的权利”。在采访和暗访中，当事人的态度差别是很大的。采访时，他们知道是公开性说话，会注意言辞，而暗访的话他们可能只是随便聊聊。这种平时随意聊天时的话也会被刊登出来，那么平时说话真该是人人自危了。

而暗访的不规范主要还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香港有《个人资料（隐私）保护条例》，还设有隐私保护专员，依照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认为某家媒体的披露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他可以向专员投诉，专员查

明属实，可以给媒体处罚，责令赔偿。但是这样的案件几乎没有发生过。保护隐私的目的就是要把隐私隐藏起来，一旦诉诸法律岂不是在更大范围公开了吗，他将会面对更多媒体的更加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本来没有的事也会坐实成为真的。所以人们只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说：“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

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做一种常规的做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采取的手段。只有同时符合下述四条原则，才能采用秘密调查：第一，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二，没有其他途径收集材料；第三，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第四，经制片人同意。”

我个人以为，在法律中也应该加入类似原则。比如说，与其等到隐私被侵犯后采用惩罚措施，还不如给暗访加上一点法律上的风险性：一旦采用暗访形式，不管结果如何，记者均承担部分民事责任，并负担一定的经济赔偿（1）；若最终的调查结果不符合事实或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将另外承担其他追加责任（2）。但由（1）引起的法律责任，不影响其新闻评奖，所产生的荣誉依然有效。

这个想法是根据“赏罚分明”产生的。暗访常常是合情不合法，对暗访的不合法性，就给其相应的惩罚，使记者在采用暗访形式前三思而后行；而对其合情的正面作用，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以免挫伤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

以上仅代表个人想法，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给予指点或评论。若能引起更多人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那实在是对我学新闻传播这一学科的极大鼓舞。

第三篇：论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

论对权力约束的必要性

——预防1504班严慧珍U201512901近来迷上了中国近代史，翻阅书籍时，往往哀叹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晚清的鸦片战争将一个腐朽的偌大帝国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国门被推开，他的国土被践踏，他的国民，依旧麻木不仁上交着千百年不变的“黄粮国税”。

苦难贯穿晚清七十年：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有《南京条约》的屈辱，有黄海大战的悲壮，有平壤溃退的懦弱，有收复新疆的铁血，有胜而求和的无奈......太多太多的史实，读起来如此沉重，太多太多的人事，让人恨，让人怜，让人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掩卷沉思，多数人分析中国近代史，都会从什么晚清政治腐败，陈腐，封建来解释他的失败，但我却觉得，他注定会失败，腐败贪污，政治腐朽都是外部原因，真正的内部原因是他权利的高度集中化和自由化，家天下甚至是人天下。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显而易见，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权结合起来，就会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清朝就达到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皇帝对于每个人都是生杀予夺，这就必然造成了一个结果：皇权要求一个人不是有用而是忠诚，皇帝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卫一个国家，而是维持他的统止和说一不二，所以国难当头，慈禧想的不是什么维护国家主权，改革要推动国家发展，而是满汉之争，怎样利用汉族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见不得汉族称大时刻提防汉人，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得不到约束就必然导致人民的没有自由，没有公平，没有希望。

甲午战争，基于洋务运动，大清与日本，孰胜孰败？这在当时却不是一个定数，但在现在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定数。之所以说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定数，因为当时的清朝经过两次的鸦片战争，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己的落后，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一个是时兴的“现代型”国家日本，一个是知错就改的东亚旧老大清朝，不到最后，连老谋深算的英国都不知胜负。可结果呢？中国惨败，三十载洋务运动成就的代表——北洋水师毁于战火，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一败终于让政治制度高度自信的中国睁眼看了世界，接着就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而之所以说在现在看来甲午战阵的战败其实是一个定数，不说兵力方面，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俯拾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的全面胜利，我们不能说清朝没有重视这场战争，不能说缺乏人才，不能污蔑在战争中英勇战斗的军人，在此我想就对甲午战争的各种污蔑澄清一下，炮管上晒袜子？简直可笑，炮管离传面多高你知道吗？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爬上炮管晒衣服？北洋军队驻扎地有几千家妓院？你为什不亲自翻一下史料，日本官方记载根本就只有几家，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家战争期间，有如此多的不切实际的污蔑白纸黑字地写在奏折上呈报给皇帝？满汉斗争,党系之争，个人恩怨，自明代以来文臣弹劾他人永远不讲什么证据，手握所有权力的皇帝却恰恰被集权蒙蔽，他不相信任何人，他永远处于生命危险中，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妄想控制所有人，因此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外戚，恶性循环，明代便是宦官横行，而清朝，处于封建制度的顶峰，吸取历史的经验，他逃脱了吗？牝鸡司晨！

事实便是如此，你越想集权，越想稳定，它就越缺少生机、活力和创造力，内部越稳定，他抵抗外部的能力就越弱，到最后，只有一潭死水才达到了最稳定的结构。而这个道理，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了一次又一次。

朝鲜一直标榜自己民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但实际的情况是，朝鲜是一个极度专制、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封闭的国家。2015年12月，继朝鲜公开宣布张成泽因“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被革去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13日又正式传出其已于昨日遭审判并立即处决的消息。尽管依朝鲜给张的所谓定罪来看，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考虑到张成泽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以及近些年来的朝鲜政治清洗实践，其遭此决然肃清仍令人震惊。

再思张成泽的倒台以及历来的朝鲜政治，不难发现这个独裁政权的如下集权逻辑：

第一点是任何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最高大权只能操于一人之手。无论你功有多高，只要可能威胁到金氏政权的“唯一领导”，便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肉体都消失于无形。别说张成泽，即使与金正恩共享所谓“白头山血统”的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也因为有可能威胁到其执政地位，目前也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第二是朝鲜与一些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政治清洗极端残酷。一旦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对手和敌人，消失的不仅是政治生命，很可能还包括肉体生命。而且，被肃清对象还不只限于自己，还往往包括家人、部下，株连九族。在一场政治运动的背后，往往是无数的血雨腥风。

不知道朝鲜政权还能在这条集权的道路上走多远。其三世集权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这在很大意义上应该“归功于”其高度封闭的愚民政治以及残酷决绝的政治清洗。在如今这个时代，这个高度集权的政体还能走多远呢？

斯大林在担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任时，一人独大，国家对其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在其任职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开展大清洗运动，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时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十六个字来形容。

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其任职期间，利比亚实行单一元首制，称“全国政府主席”，由革命领导人提名或兼任，而卡扎菲就自称为“九·一革命领导人”，拥有利比亚的最高行政权和军事权。利比亚的这种政治制度导致卡扎菲执政长达42年之久。而他的这种至高无上权力也使得他过着毫无顾忌的生活。据报道称，卡扎菲直接控制着利比亚中央银行的140多吨黄金储备，折合成现金将近80亿美元。

······

与人沉浸在集权的美梦中不愿醒来，就一定会有人看到集权的坏处。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分权思想。

波利比阿，（公元前208-公元前12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古希腊麦加罗城邦人，出身名门，年轻时就献身城邦的政治事务。希腊在与罗马的毕德纳战役战败后，被迫派1000名著名的公民到罗马做人质，波利比阿是其中的一位。（公元前168-151）客居罗马，他以希腊学者特有的理智思考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罗马人怎样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和统治了全世界？由此，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他认为罗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混合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这种“混合政体集三者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过分的膨胀，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它力量”。他阐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每个部分钳制其他部分，又与之合作，在所有紧急的状况下，他们的联合又是非常适当的”。混合政体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已有体现，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整体形式，亚里士多德也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政体，但是其混合政体主要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平衡，而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概念不仅包括这种平衡，还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混合与平衡，因此，他的学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混合政体而是一种分权学说。这种制约与平衡才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本质特征。同时，他的分权学说还不是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

近代系统的提出分权学说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他指出，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国家一旦把权力交付某些人，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为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 洛克指出，执行权是贝责执行已被立法机关制定的继续生效的那些法律的权力。执行权从属于立法仅，执行机关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而且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权力。

洛克认为．制定法律的人不能同时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因为如果拥有立法权的人同时拥有执行权，那么他们便“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在英国，立法权应交由议会行使，而执行权则由国王行使，而且，国王应该享有一定得特权，即（自由裁量权、赦免权及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的权力、临时召集议会的权力）。比如说邻居失火，不得不拆掉一家无辜的人家的房屋防止火势的继续蔓延。但是国王的特权必须以公共的福利为原则。洛克认为，执行权和对外权虽然有区别但是不可能交给不同的人行使。他说：“如果执行仅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动的人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洛克在论述权力划分时，有一个十分进步的地方，他始终强调人民的地位，强调要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归于人民，他有句名言“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

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国大革命直至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权力这个魔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锁进牢笼，而这一切是时代的趋势，为了人民的福利！

第四篇：论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范文）

论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

在历史发展的数千年之中，道德与法律都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儒家有言“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不难发现，道德与法律存在临界点，因此，道德与法律都应找到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互补互融。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携手合作。道德是对个体或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关系形成之后的必然产物，它以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而形成道德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从最初的风俗习惯，到独立的道德体系，是劳动关系的与生产力的发展一手促成的。

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主要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道德往往借助于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理想等形式，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认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自己对家庭、他人、社会的义务与责任，使人们的道德实践建立在明辨善恶的认识基础上，从而正确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积极塑造自身的道德人格。道德评价是道德社会功能中重要的一环，他通过道德评价来纠正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错误导向，协调人们之间关系的功效和能力。

在中国古代，礼法和刑法分别对应如今的道德与法律。有“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之说，道德与法律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功能上两者互补互融，在古代。有“出礼入刑”之说，说明在封建时代，道德与法律就存在临界点。

由于道德与法律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临界点的存在造成了两重后果，一方面，由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临界点，法律赋予道德一定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兼顾道德的功能。造成了法律道德化，即法律约束在临界点的表现是守法成了一种道德义务。

法律在历史发展中，是道德的规范化，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执行的一种行为规范，不同于道德的是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它具有明确的内容，一般只有触犯法律的行为才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而道德只赋予人们一定的义务，比如一个落水者，就道德而言，你有救人的义务，但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是由国家保证实行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比如古代的封建礼法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是社会物质和生活条件决定的，是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工具。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与时俱进。先是道德的法律化，在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道德被国家的所有者加以利用，以道德为根基，侧重于立法过程，即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使道德规范化，制度化。法律是对人的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精神，它一方面细腻的对人的行为作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作出理论上的抽象。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历史进程中不断的把道德规范化，使法律趋于完善。

道德是有原先的氏族习惯发展到风俗习惯，进而发展到全面的、独立的社会道德体系，它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思想而做出行为。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人。另外，法律的广度远远高于道德，道德存在的领域基本都有法律的约束，但有些方面只有法律约束，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等，道德的实施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法律却是国家保障实施的。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两种工具，是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一方面，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即法律规定的是能维系社会秩序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欺诈谋取他人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这类道德可通过法律广泛有效的在社会上传播，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坚强的后盾，“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在道德解决不了的事情面前，法律可为其保驾护航。

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所以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道德是法律处理的标准和推动力量之一。一方面，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另一方面。道德对法律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无法根据法律处理的。即“无法可依”的，道德对法律就起了补充作用。2011年10月13日下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想必直到现在还令人深思。两岁的小悦悦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小型货柜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均不闻不问，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这件事情就道德来说，司机碾压一次还不自知，又重复第二次，十余路人见死不救，都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批评，就法律来说除司机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法律却对见死不救的路人无可奈何，事后，社会各界向小悦悦捐款二十余万元，这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但小悦悦不治而亡之后，这二十余万元却惹来热议，就道德而言，各界捐款是给悦悦治疗用的，事后小悦悦父母拿出一部分捐款给需要的人，但就法律而言，二十余万元捐款在法律上说应属于悦悦父母，可以自由支配。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仅仅是法律是不完善的，此时道德的调整功能就尤为重要，此二者相互协调，共同处理事情的结果才会让大多数人满意。

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我们应秉持它们各自的属性，道德与法律相结合，处理问题相互协作，才能调整社会关系的契合度，维护社会的有序性，为建立健全的法治、德治社会服务！

第五篇：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

很多观众对于结局是很满意的。虽然有不少感情丰富的人会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泪，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导演的观念。冯小刚很聪明，这种聪明可以用票房计算出来。原著作者赵本夫也 承认，冯小刚很聪明，把一个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王薄只受轻伤，夫妻俩双双把家还）改成有点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狈的下场、王薄的死亡、王丽的身怀六甲和警察的法网柔情赚足了观众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冲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体面地收场了，观众们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的确是一场很划算的电影。

冯导的聪明也仅限于此。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两者的冲突，不惜让警察渎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关头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内在紧张会消耗观众不少的精力，促使他们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痛恨会思考的观众，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样，跟着感觉走，服服帖帖被电影摆布，时哭时笑，乖乖把钱包交出来。《天下无贼》在刻画人性方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个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结局使它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意义。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拣一两个方面来分析。很明显，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法律就意味着背叛道德。然而，正因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纠缠不清。《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无法无天的强盗、小偷、杀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纪守法的贪官污吏却被恨之入骨。这种离奇的效果常被归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享有“法律豁免权”，可以根据道德制定另外一种法律规则，比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来调和两者的矛盾。

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如果把《圣经》当成历史，那还要上溯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约定和“摩西十诫”。柏拉图最早做出系统的回答。在《理想国》之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黄金一代的人类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钉子，开始重视法律，可依旧认为法律所能达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务实，强调法律至上，用法律来规范人性，因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西塞罗大体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法律就是道德、正义的具体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无用的累赘，无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权术。（《君主论》）。霍布斯则完全抛弃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把“性恶说”发展到登峰造极。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人类从“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英美的哲学家大体上走在“性恶说”这条路上，如洛克，休谟，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说得如此不堪。卢梭，这个从道德理想国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进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和归宿的自然法论。他把理性出现之前的自然情感归纳为“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原理，由此演绎出一个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达”，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最高的道德。

鉴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学史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连冯导这么聪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屈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法律礼貌地给道德让路，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完满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纠纷。然而，法律是无处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样是没法摆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中一步步达到高潮的。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职业道德。

于是，我们可以循着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寻找更为重要的事实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