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的故事与道德约束

第一篇：猴子的故事与道德约束

猴子的故事与道德约束

亚当·斯密在写完《国富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转而又写了本《道德情操论》，专门论述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是维持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最商业化的社会，也是最讲究道德的社会，比如16世纪时荷兰人就比英国人值得信赖，当时荷兰的商业比英国发达，反之亦然。

人类道德的产生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纯文化因素起作用，有些国家道德程度高，有些国家则低。如北欧人之间的道德感高于意大利人的道德感。或者是宗教信仰的原因，怕上帝惩罚你，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道德感就要强于一般人。如在美国，教会的人道德感比较强，因为他们认为若不道德，将来会进地狱。这种解释中，道德是外界强加于人们的，使人们不违约。而笔者主要想给出的是第二种解释，即博弈论是如何解释道德的。

道德可以打破囚徒困境的难题，化解个人理性与社会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个猴群博弈的故事。这个故事这两年一直流传于中文网络各大论坛与社区。

有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在笼子里的上方有一条绳子，绳子拴着一个香蕉，绳子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又与一个水源相连。猴子们发现了香蕉，有猴子跳上去够这个香蕉，当猴子够到时，与香蕉相连的绳子带动了机关，于是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其他猴子被淋湿了，这个过程重复着，猴子们发现，尽管有猴子吃到香蕉，但吃到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经过一段时间，有一伙猴子自觉地行动起来，当有猴子去抓香蕉时，它们便揍那个猴子。每当有猴子去取香蕉，就有其他的猴子因愤怒而自动地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合作，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在这个故事里，猴子间产生了“道德”。如果这群猴子构成一个社会，它们也繁衍下一代，它们会将它们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渐渐地猴子们便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从而认为去取这个香蕉是“不道德的”，它们也会自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博弈故事却反映了人类的道德的产生过程。

霍布斯认为人类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中，就是“人与人之间像狼与狼一样”，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企图占有别人的东西，此时，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此时没有任何规则，没有财产，没有正义或不正义，只有战争。武力与欺诈是战争中的两大基本德性。因此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无法产生文明。与国家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动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使得人类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人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产生了道德感。

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不采取合作，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或者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地产生了调节作用。

当然，道德约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对不道德的行为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当不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大于道德的满足时，道德约束的作用便失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拾金不昧是理所当然的美德，当捡到别人丢的100块钱时还给失主不仅有道德满足感，还会受到社会的表扬，建立起自己的美誉；若不及时交换失主并很容易被发现的话，则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并失去社会信誉。假想一下，当检别人遗失的价值上百万的古玩名画时，极大的可能是归为己有。这是因为他道德的满足感与可能所受谴责的效用远小于其所检物品给他带来的效用。这种情况下，道德作用失效了，法治就不可替换地代替了道德。

课堂讨论： 信息时代对个人道德的影响？

第二篇：管理故事：“黄牛”与“猴子”

管理故事：

“黄牛”与“猴子”

北动物村里的劳动模范一直是黄牛，因为它工作踏实，还有力气，每天都比别的动物多耕很多地，脏活、累活它也从不挑剔、抱怨。在村长的肯定声中，村民都以黄牛为学习榜样。一天，猴子来到了北动物村，它不按时劳动，还经常开小差，虽然猴子靠聪明智慧发明了很多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力气和时间的工作设备与工作方法，生产力比黄牛还要高，但是，村长认为猴子虽然工作效率很高，但是工作态度不好，会影响周围的村民都变得懒散，于是，严格要求猴子向黄牛看齐。

可是，当猴子像黄牛一样去低头循规蹈矩的干活，工作效率反倒低了，因为，猴子的体力根本没法和黄牛相比，也没有黄牛那样的耐心。最后村长和村民都认为猴子工作不称职，而猴子自己则觉得这里不适合自己，不久就离开了北动物村。

猴子又来到了南动物村，这里的村长并不要求村民像黄牛那样去工作、劳动。它让动物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特长与习性去工作，比如，允许运输工骆驼慢悠悠的去工作，并不要求它像运输工白马跑的一样快。因为村长知道，骆驼虽然速度没有白马快，但是耐力与负重能力比白马要强得多；村长也允许猫头鹰白天休息，晚上出来工作„„这些在北动物村都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离经叛道的行为。不久，南动物村建起了高楼大厦，也有了宽敞的马路与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猴子则做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而北动物村则依然是以耕种为生，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劳动模范也依然是黄牛，大家也依然以黄牛为榜样。

启示：

常听到企业管理者抱怨：给员工的薪水与福利越来越高，可是员工的抱怨声却一点不减；培养出一个人才却可能轻易就跳槽；企业规章制度越是增加、细化，管理问题却反倒越多„„

管理者把这些不是都归罪于现在的员工缺乏道德意识、心态浮躁等原因。其实，这不是员工的过错，也不是企业越来越难管理，而是管理者用错了管理方法。管理新时代的员工自然不该采用昨天的管理方式，或昨天管理方式的进化形态，而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管理思维，因为，客观环境的巨大改变使管理的哲学发生了改变。还用管理“黄牛”的方式管理“猴子”，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越管越难，越理越乱，直接结果就是人力资源内耗与人才的流失。

再往里可以发现，这是企业文化的问题。领导者决定了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取向，只有适应企业文化和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才能在企业获得发展。

第三篇：论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范文）

论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

在历史发展的数千年之中，道德与法律都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儒家有言“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不难发现，道德与法律存在临界点，因此，道德与法律都应找到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互补互融。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携手合作。道德是对个体或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关系形成之后的必然产物，它以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而形成道德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从最初的风俗习惯，到独立的道德体系，是劳动关系的与生产力的发展一手促成的。

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主要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道德往往借助于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理想等形式，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认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自己对家庭、他人、社会的义务与责任，使人们的道德实践建立在明辨善恶的认识基础上，从而正确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积极塑造自身的道德人格。道德评价是道德社会功能中重要的一环，他通过道德评价来纠正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错误导向，协调人们之间关系的功效和能力。

在中国古代，礼法和刑法分别对应如今的道德与法律。有“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之说，道德与法律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功能上两者互补互融，在古代。有“出礼入刑”之说，说明在封建时代，道德与法律就存在临界点。

由于道德与法律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临界点的存在造成了两重后果，一方面，由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临界点，法律赋予道德一定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兼顾道德的功能。造成了法律道德化，即法律约束在临界点的表现是守法成了一种道德义务。

法律在历史发展中，是道德的规范化，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执行的一种行为规范，不同于道德的是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它具有明确的内容，一般只有触犯法律的行为才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而道德只赋予人们一定的义务，比如一个落水者，就道德而言，你有救人的义务，但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是由国家保证实行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比如古代的封建礼法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是社会物质和生活条件决定的，是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工具。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与时俱进。先是道德的法律化，在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道德被国家的所有者加以利用，以道德为根基，侧重于立法过程，即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使道德规范化，制度化。法律是对人的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精神，它一方面细腻的对人的行为作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作出理论上的抽象。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历史进程中不断的把道德规范化，使法律趋于完善。

道德是有原先的氏族习惯发展到风俗习惯，进而发展到全面的、独立的社会道德体系，它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思想而做出行为。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人。另外，法律的广度远远高于道德，道德存在的领域基本都有法律的约束，但有些方面只有法律约束，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等，道德的实施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法律却是国家保障实施的。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两种工具，是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一方面，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即法律规定的是能维系社会秩序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欺诈谋取他人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这类道德可通过法律广泛有效的在社会上传播，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坚强的后盾，“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在道德解决不了的事情面前，法律可为其保驾护航。

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所以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道德是法律处理的标准和推动力量之一。一方面，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另一方面。道德对法律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无法根据法律处理的。即“无法可依”的，道德对法律就起了补充作用。2011年10月13日下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想必直到现在还令人深思。两岁的小悦悦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小型货柜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均不闻不问，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这件事情就道德来说，司机碾压一次还不自知，又重复第二次，十余路人见死不救，都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批评，就法律来说除司机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法律却对见死不救的路人无可奈何，事后，社会各界向小悦悦捐款二十余万元，这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但小悦悦不治而亡之后，这二十余万元却惹来热议，就道德而言，各界捐款是给悦悦治疗用的，事后小悦悦父母拿出一部分捐款给需要的人，但就法律而言，二十余万元捐款在法律上说应属于悦悦父母，可以自由支配。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仅仅是法律是不完善的，此时道德的调整功能就尤为重要，此二者相互协调，共同处理事情的结果才会让大多数人满意。

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我们应秉持它们各自的属性，道德与法律相结合，处理问题相互协作，才能调整社会关系的契合度，维护社会的有序性，为建立健全的法治、德治社会服务！

第四篇：论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

论对权力约束的必要性

——预防1504班严慧珍U201512901近来迷上了中国近代史，翻阅书籍时，往往哀叹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晚清的鸦片战争将一个腐朽的偌大帝国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国门被推开，他的国土被践踏，他的国民，依旧麻木不仁上交着千百年不变的“黄粮国税”。

苦难贯穿晚清七十年：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有《南京条约》的屈辱，有黄海大战的悲壮，有平壤溃退的懦弱，有收复新疆的铁血，有胜而求和的无奈......太多太多的史实，读起来如此沉重，太多太多的人事，让人恨，让人怜，让人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掩卷沉思，多数人分析中国近代史，都会从什么晚清政治腐败，陈腐，封建来解释他的失败，但我却觉得，他注定会失败，腐败贪污，政治腐朽都是外部原因，真正的内部原因是他权利的高度集中化和自由化，家天下甚至是人天下。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显而易见，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权结合起来，就会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清朝就达到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皇帝对于每个人都是生杀予夺，这就必然造成了一个结果：皇权要求一个人不是有用而是忠诚，皇帝的最终目的不是保卫一个国家，而是维持他的统止和说一不二，所以国难当头，慈禧想的不是什么维护国家主权，改革要推动国家发展，而是满汉之争，怎样利用汉族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见不得汉族称大时刻提防汉人，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得不到约束就必然导致人民的没有自由，没有公平，没有希望。

甲午战争，基于洋务运动，大清与日本，孰胜孰败？这在当时却不是一个定数，但在现在看，这其实还是一个定数。之所以说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定数，因为当时的清朝经过两次的鸦片战争，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和自己的落后，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起了洋务运动，一个是时兴的“现代型”国家日本，一个是知错就改的东亚旧老大清朝，不到最后，连老谋深算的英国都不知胜负。可结果呢？中国惨败，三十载洋务运动成就的代表——北洋水师毁于战火，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这一败终于让政治制度高度自信的中国睁眼看了世界，接着就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而之所以说在现在看来甲午战阵的战败其实是一个定数，不说兵力方面，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俯拾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实一个制度对另一个制度的全面胜利，我们不能说清朝没有重视这场战争，不能说缺乏人才，不能污蔑在战争中英勇战斗的军人，在此我想就对甲午战争的各种污蔑澄清一下，炮管上晒袜子？简直可笑，炮管离传面多高你知道吗？你会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爬上炮管晒衣服？北洋军队驻扎地有几千家妓院？你为什不亲自翻一下史料，日本官方记载根本就只有几家，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家战争期间，有如此多的不切实际的污蔑白纸黑字地写在奏折上呈报给皇帝？满汉斗争,党系之争，个人恩怨，自明代以来文臣弹劾他人永远不讲什么证据，手握所有权力的皇帝却恰恰被集权蒙蔽，他不相信任何人，他永远处于生命危险中，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他妄想控制所有人，因此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外戚，恶性循环，明代便是宦官横行，而清朝，处于封建制度的顶峰，吸取历史的经验，他逃脱了吗？牝鸡司晨！

事实便是如此，你越想集权，越想稳定，它就越缺少生机、活力和创造力，内部越稳定，他抵抗外部的能力就越弱，到最后，只有一潭死水才达到了最稳定的结构。而这个道理，历史早已为我们证明了一次又一次。

朝鲜一直标榜自己民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但实际的情况是，朝鲜是一个极度专制、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封闭的国家。2015年12月，继朝鲜公开宣布张成泽因“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被革去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13日又正式传出其已于昨日遭审判并立即处决的消息。尽管依朝鲜给张的所谓定罪来看，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考虑到张成泽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以及近些年来的朝鲜政治清洗实践，其遭此决然肃清仍令人震惊。

再思张成泽的倒台以及历来的朝鲜政治，不难发现这个独裁政权的如下集权逻辑：

第一点是任何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最高大权只能操于一人之手。无论你功有多高，只要可能威胁到金氏政权的“唯一领导”，便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肉体都消失于无形。别说张成泽，即使与金正恩共享所谓“白头山血统”的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也因为有可能威胁到其执政地位，目前也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第二是朝鲜与一些独裁政权的共性，即政治清洗极端残酷。一旦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对手和敌人，消失的不仅是政治生命，很可能还包括肉体生命。而且，被肃清对象还不只限于自己，还往往包括家人、部下，株连九族。在一场政治运动的背后，往往是无数的血雨腥风。

不知道朝鲜政权还能在这条集权的道路上走多远。其三世集权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这在很大意义上应该“归功于”其高度封闭的愚民政治以及残酷决绝的政治清洗。在如今这个时代，这个高度集权的政体还能走多远呢？

斯大林在担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任时，一人独大，国家对其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机制。在其任职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开展大清洗运动，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实行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时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十六个字来形容。

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其任职期间，利比亚实行单一元首制，称“全国政府主席”，由革命领导人提名或兼任，而卡扎菲就自称为“九·一革命领导人”，拥有利比亚的最高行政权和军事权。利比亚的这种政治制度导致卡扎菲执政长达42年之久。而他的这种至高无上权力也使得他过着毫无顾忌的生活。据报道称，卡扎菲直接控制着利比亚中央银行的140多吨黄金储备，折合成现金将近80亿美元。

······

与人沉浸在集权的美梦中不愿醒来，就一定会有人看到集权的坏处。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分权思想。

波利比阿，（公元前208-公元前12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古希腊麦加罗城邦人，出身名门，年轻时就献身城邦的政治事务。希腊在与罗马的毕德纳战役战败后，被迫派1000名著名的公民到罗马做人质，波利比阿是其中的一位。（公元前168-151）客居罗马，他以希腊学者特有的理智思考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罗马人怎样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和统治了全世界？由此，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他认为罗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混合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这种“混合政体集三者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过分的膨胀，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它力量”。他阐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每个部分钳制其他部分，又与之合作，在所有紧急的状况下，他们的联合又是非常适当的”。混合政体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已有体现，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整体形式，亚里士多德也把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政体，但是其混合政体主要是各种社会集团和力量之间的混合与平衡，而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概念不仅包括这种平衡，还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混合与平衡，因此，他的学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混合政体而是一种分权学说。这种制约与平衡才是罗马共和体制的本质特征。同时，他的分权学说还不是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

近代系统的提出分权学说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他指出，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国家一旦把权力交付某些人，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为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 洛克指出，执行权是贝责执行已被立法机关制定的继续生效的那些法律的权力。执行权从属于立法仅，执行机关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而且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权力。

洛克认为．制定法律的人不能同时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因为如果拥有立法权的人同时拥有执行权，那么他们便“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在英国，立法权应交由议会行使，而执行权则由国王行使，而且，国王应该享有一定得特权，即（自由裁量权、赦免权及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的权力、临时召集议会的权力）。比如说邻居失火，不得不拆掉一家无辜的人家的房屋防止火势的继续蔓延。但是国王的特权必须以公共的福利为原则。洛克认为，执行权和对外权虽然有区别但是不可能交给不同的人行使。他说：“如果执行仅和对外权掌握在可以各自行动的人手里，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洛克在论述权力划分时，有一个十分进步的地方，他始终强调人民的地位，强调要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归于人民，他有句名言“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

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国大革命直至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权力这个魔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锁进牢笼，而这一切是时代的趋势，为了人民的福利！

第五篇：猴子捞月的故事

猴子捞月的故事：一天晚上，有只小猴子到井边玩，发现井里有个月亮。小猴子马上叫了起来：“不好了，月亮掉进井里了!”猴妈妈听见了跑来一看，也叫了起来：“不好了，月亮掉进井里了!”猴爸爸听见了跑来一看，叫道：“哎呀，月亮掉井里了，我们把它捞起来!”于是，小猴子最先爬上树，用尾巴勾住树，倒挂在树上。猴妈妈拉住小猴子的手，猴爸爸拉住猴妈妈的手。三只猴子就这样一只接一只倒挂下来，一直挂到井里头。猴爸爸开始捞月亮，可是一碰到月亮就散了，怎么也抓不住。猴爸爸捞累了，就抬头看，却发现月亮好好在天上挂着呢!它喘着气说：“哎，月亮在天上挂着呢，井里的月亮是它的倒影!”

猴子捞月的故事启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能太盲目。

三个和尚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小和尚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日子过得很舒服。不久，来了个大和尚，他一到庙里就把水喝光了。小和尚说：“你把水喝光了，快去挑水回来。”大和尚说：“我一个人不挑，要喝水的话就两个人一起去抬!”于是，两个人就每天抬一桶水回来，这样总算有水喝。后来来了个胖和尚，他一来就把水都喝光了，又不肯去挑。三个和尚商量了半天，找不到好办法，就都不挑水了。小朋友们不要向三个和尚学习，一定要有责任感，共同出力。三个和尚动画片：《三个和尚》是根据中国民间谚语改编而成的，通过三个和尚没水吃、寺庙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救火直至后来三人合作吊水的情节，既批评了“三个和尚没水吃”这种社会上存在的落后思想，又提倡了“人心齐，泰山移”的社会新风尚，与现实生活紧密。

三个和尚的故事启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办一件事，如果没制度作保证，责任不落实，人多反而办不成事。

聪明的农夫的故事：一天晚上，农夫从地里回家，碰到了魔鬼。魔鬼说：“如果你连续两年把地里种的分一半给我，我就给你宝藏。”农夫点头说：“行，长在地面上的东西归你，地下归我。”魔鬼同意了。很快，到了播种的季节，农夫在田里撒上了萝卜种子。收获时，农夫把地下的萝卜收走了，魔鬼只得到了地上的烂萝卜叶子。魔鬼生气地对农夫说：“明年地上的归你，地下的归我!”农夫同意了。很快，到了播种的季节，农夫在田里撒上了大白菜种子。收获时，他把地上的菜收走了，魔鬼又只得到了地下的烂菜根儿。最后，农夫拿到了魔鬼的宝藏，过起了富裕的日子。

聪明的农夫动画片：暂无动画片信息。

聪明的农夫的寓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坏人时一定要运用智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