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高院2009年公布的工伤认定典型案例

第一篇：江苏高院2009年公布的工伤认定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2009年公布的工伤认定典型案例 核心提示

当前，工伤案件直线攀升，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工伤保险条例》虽然颁布时间不长，但依然有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由于工伤内涵的界定不清、工伤保险待遇的性质不明、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待遇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机动车”等概念的内涵也不十分清晰。这决定了工伤行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必然成为行政审判所面临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本报将分两期刊登从全省法院2004年以来审理的700余件工伤行政案件中筛选出的十几起典型案例，集中反映《工伤保险条例》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疑难现状。以通过分析典型行政案件，总结适用法律的规律，摸索有关工伤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这些工伤为何这样认定？

策划供稿 省法院课题组

文字整理 徐 育 王晓红

超龄农民工受伤能否算工伤？

【提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应聘于用人单位，由于其不具备主体资格，与用人单位不能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工作中受伤亦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只能按照雇佣关系直接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责任。

【案情】原告季明花生于1957年2月21日。2007年4月9日，原告在第三人涟水某棉纺织厂工作时受伤，原告右手截肢。2007年5月下旬，原告向涟水县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劳保局以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申请复议。涟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被告涟水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涟水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发生事故受伤时，已超过50周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原告已不符合劳动者就业的法定年龄，其受伤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法律规范来调整。

一审宣判后，季明花不服，向淮安中院提起上诉。淮安中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关系基于劳动合同所产生，在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主要实体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即可确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劳社医[2005]6号）第七条规定：离、退休仍在工作的人员，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围。案中，上诉人季明花已超过50周岁，属于应退休人员，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受伤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调整，其在务工中遭受的伤害，可依照其他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挂靠货车司机受伤找谁赔？

【提示】挂靠车辆受聘驾驶员运输货物至目的地后，辅助收货方完成卸货过程中，受到伤害。在雇主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应认定受聘驾驶员与挂靠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案情】自2003年11月1日起，任光将其资产苏BE-2833的货车挂靠金山公司经营。同时聘用李世富为该车驾驶员，并由其向李世富支付工资。李世富于2006年8月2日驾驶苏BE-2833货车，前往无锡送货。到达目的地后，李世富帮助客户卸货时砸伤左小腿。李世富就该事故向江阴市劳保局要求工伤认定。劳保局受理后，依照工伤认定程序向金山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通知书》，但金山公司未在规定的15日举证期限内提出异议，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被告于2006年9月28日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于10月19日将该决定书分别邮寄送达李世富及金山公司。金山公司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作出了维持劳动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金山公司不服，向江阴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法规及规章中均明确规定了职工与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的主张不一致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原告接到被告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按法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其认为不构成工伤的证据和观点，但原告始终未能提出任何异议和证据材料，因此，原告应对自己未能举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又认为：李世富与金山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从任光与金山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看，金山公司成为该车法律上的车主和营运主体。李世富以公司驾驶员名义承担运输任务，且任光是自然人无用工主体资格，任光聘用李世富的行为可视为公司行为，因此，李世富与公司之间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法院还认为，因运输工作具有流动特性，其运输货物的目的地是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符合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的特性，因而被告认定李世富受伤的地点属于工作场所亦无不当。法院判决维持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夜班打瞌睡恰遇安全事故是否算工伤？

【提示】劳动者在夜班的工作操作休息间隙坐在门边打瞌睡，因同事操作行为引发安全事故而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认定工伤的条件，应该认定为工伤。

【案情】李恩暄是金莲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莲公司）造纸一车间的造纸工，于2006年10月20日0时至8时上夜班。凌晨5时45分左右，纸辊架上原有的半成品纸辊突然坍塌，砸向正坐在车间内门边休息打瞌睡的李恩暄，李躲闪不及，造成右脚踝骨骨折的事故。金莲公司向金湖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金湖劳保局作出了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不属于因工受伤。后原告李恩暄不服向淮安市劳保局提起行政复议，淮安市劳保局作出维持金湖劳动局的认定的决定。为此，原告于2007年2月5日向金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劳动局辩称，原告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当时原告打瞌睡，而没有直接从事工作，非因工作原因而受伤，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条件。

【审判】

金湖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在其当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整个过程中受伤，其夜班工作期间，因生理原因打瞌睡违反劳动纪律，并不是排除其工作原因受伤的法律依据；其次，第三人金莲公司存在着生产上的不安全隐患是导致原告受伤的内在原因，工作场所中纸辊坍塌才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故应认定原告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程序合法，但适用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

无照驾车上下班遇车祸是否算工伤？

【提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当认定为工伤。

【案情】吴翠红是原告南京格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威公司)聘用的职工，2006年5月13日17时50分许，吴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下班途中，与一辆正三轮摩托车相撞致伤，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吴翠红申请工伤认定，江宁区劳保局认定吴翠红为因工负伤。原告格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京市劳保局维持了工伤认定结论。后原告向江宁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南京市江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吴翠红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告江宁区劳保局对此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人吴翠红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是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责任认定，尚不能认为是公安机关的有关法律文书认定吴翠红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故该案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故原告认为第三人吴翠红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不得认定为工伤的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不予支持。

工作中突发疾病怎么认定工伤？

【提示】工伤认定案中存有不少疑难案件，本案就是如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突发疾病”视同工伤条款的疑难案件。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种类、起因均未作限制，但是认定职工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却仍然是本案的审查难点。本案中，对于原告之子高祥广是否属于工作中突发疾病存在争议，法院倾向于认定引发其死亡的疾病是在工作中突发的。

【案情】高祥广自2005年4月19日起开始在苏州市沧浪区祈福汤馆打工。2005年7月30日，高祥广的正常下班时间为21时，当晚19时30分左右，高祥广因咽喉痛向其领班请假去医院看病，19时40分左右高某离开汤馆。20时左右，因朋友生日，高祥广至朋友家送了个红包，坐了大约10分钟后离去。当晚21时20分，高祥广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向医生陈述其“已咽痛2天”，诊治过程中，由于病情突然加重，于7月31日0时0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检验，高祥广死因为急性喉炎、喉头水肿窒息，呼吸衰竭而猝死。高祥广死亡后，其父高启春向被告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社保局作出高祥广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之规定，不认定工伤。原告高启春对此不服，向省劳保厅申请行政复议。省厅维持了苏州市社保局作出的不算工伤的认定决定。原告高启春仍不服，向苏州市沧浪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的工伤认定。

【审判】苏州沧浪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主要争议于对该条的理解。从该条规定来看，其对“突发疾病”的疾病类型、疾病是否与工作原因有关、是否是固有疾病等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故不能排除职工原有或已有疾病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适用该条规定的情形。同时，每个人对于疾病突发的身体反映与忍受力并不相同，高祥广在请假后至朋友家送红包以及自行去医院的行为，不能否定其疾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的事实。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高祥广至医院就诊的确系请假时发作的病情，确也因该病医治无效在48小时之内死亡。被告作出的不认定工伤的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有误，应予撤销。祈福汤馆不服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院提起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原告高启春与第三人祈福汤馆庭外达成协议，上诉人祈福汤馆申请撤回了上诉。

上下班途中肇事身亡算不算工伤？

【提示】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正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含义，是认定此案情形是否属于工伤的前提。

【案情】2004年4月8日，原告镇江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与韦庆国签订了社区辅警员聘用协议，协议期满后，双方未续订，但韦庆国仍在“保安公司”从事原工作。2005年4月13日22时45分许，韦庆国驾驶无牌号二轮摩托车上班，途中与同方向郑小牛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郑小牛当场受伤。事发后，韦庆国驾车往单位方向逃离事故现场时，又与路右侧水泥电线杆发生剧烈碰撞，韦庆国当场死亡。对上述两起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分别作出认定，韦庆国对两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2005年5月9日，保安公司就韦庆国的死亡，向镇江劳保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劳保局受理后，根据韦庆国是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后，离事故现场途中再次发生车祸死亡的事实，作出认定韦庆国为因工死亡的决定。原告对此不服，申请复议，镇江市政府维持了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原告以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中第（一）项“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劳保局”认定韦庆国工伤错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镇江市润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对职工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条件是职工必须在上下班途中。而韦庆国系驾车上班途中与他人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他人受伤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途中又撞上水泥电线杆导致自身死亡。故韦庆国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是在上班途中。判决：撤销劳保局工伤认定决定。

第二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臵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转自：东方法眼网

第三篇：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2012-03-17 23:12:47)转载标签： 婚姻家庭

亲子鉴定

财产分割

感情破裂

子女抚养

情感 ▼

分类： 业务参考

2012年03月07日18:53 来源：江苏法制报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 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1 / 5

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 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 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 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

/ 5

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 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 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

/ 5

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 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

/ 5

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 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 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

/ 5

第四篇：高院十大典型案例

张某某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9日，被告人张某某在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前楼房的水泥路上，见女童范某某（2011年3月10日出生）无人看管，遂心生歹意，将被害人范某某抱至该村东南方向石桥村的一块玉米地中，用手抠摸范某某的的下体，造成范某某下身流血。后因范某某哭喊，张某某怕事情败露，决意将范某某杀害，其用双手掐住范某某的脖子，直至其以为范某某已死亡，之后逃离现场。次日早晨，已苏醒的范某某被附近村民发现。经法医鉴定：范某某身体所受损伤构成重伤。

（二）裁判结果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猥亵儿童致人重伤，之后又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张某某在对被害人范某某实施猥亵后，怕其罪行败露，遂对被害人实施杀害行为，因意志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犯故意杀人罪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法院对张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并罚，处以死缓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在该案发生前曾两次因盗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五年。其前两次的监狱服刑改造并未给其带来真诚悔过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其心理阴暗面的发展和灵魂深处思想的扭曲，对年仅二岁半的留守幼女痛下黑手。该案所暴露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应建立符合各地实际的留守儿童保护制度，比如留守老人保护队、留守妇女保护儿童联防队、村（社区）保护儿童治安联防队等,构建儿童安全全覆盖网络。同时，加大对侵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掉侵害儿童安全的黑手。

许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因李瑞峰（另案处理）与前女友邓某某（生于1998年7月29日）产生感情上的矛盾，李瑞峰与其朋友徐树浩（另案处理）预谋后，联系崔奎（另案处理）到新安县。2014年3月14日，李瑞峰将邓某某带到崔奎及许某某二人所住的新安县新城德美宾馆205房间内，谎称外出有事，将邓某某交给在场的崔奎、许某某，后崔奎将邓某某按到床上并持刀威胁，由许某某将邓某某下身衣服脱掉，崔奎将邓某某上身衣服脱掉，由许某某强行与邓某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被告人许某某等四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12万元，取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

新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本案属共同犯罪，许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但在作案时未满十八岁，系未成年人，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许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许某某案发时不满18周岁，在外打工期间沉迷于网络，受某些不良网络文化影响并在他人的怂恿下犯罪，男女关系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在已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因磨不开面子听从他人教唆导致本案发生。从犯罪原因角度分析，这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导致人格发育的不健全，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李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利用糖果等物品诱骗本村幼女时某甲（生于2008年6月23日）、时某乙（生于2007年9月12日）到其家中，多次与时某甲发生性关系，一次与时某乙发生关系。

（二）裁判结果

镇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采取诱骗的手段，多次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李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5）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案件。性侵行为发生时，两受害儿童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受害人随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在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原因，她们不像城市孩子一样有很多的玩具和小吃，往往禁不住诱惑，而且对性的保护意识较差，一旦遇到坏人的小恩小惠诱惑，根本无法识别而上当受骗。被告人李某某系光棍多年的成年人，生活寂寞，女孩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能尽到监护责任，使其有机可乘。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优先的保护原则，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严惩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此及时出台的。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八年，体现了司法解释的本意。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与段某某等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24日，付某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沿新县至田铺乡公路由北向南李某某驾驶的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豫S91622号客车乘坐人段某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新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某负主要责任，李某某负次要责任，段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段某某即被送往新县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9649.58元。出院诊断为：左侧第2-5肋骨多发骨折、左侧血气胸，医嘱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并陪护两人。肇事车辆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长安公司从事客运经营，并在保险公司投保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并在人寿财保信阳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因段某某提起的案由是客运合同之诉，段某某与李某某、新县长安客运公司之间属客运合同关系，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和人寿财保信阳公司之间属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段某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了段某某的损失后，可行使追偿权。段某某因交通事故导致无法哺乳，有医嘱证明段某某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孩子，故酌定赔偿原告奶粉费3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是承运人的义务，乘客在运输过程中非因乘客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承运人应当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正在哺乳期的女性乘客遭遇交通事故后医嘱禁止母乳喂养的，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否属于旅客运输合同之诉中的人身损害的范畴？我们认为，禁止母乳喂养从结果上看虽然实际损害的是哺乳期的婴儿，但是交通事故对女性乘客造成的人身损害，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原因。不能母乳喂养的损害，不仅是对哺乳期婴儿的损害，也是对女性乘客自身的人身损害，属于乘客人身损害的范围。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乘客实际发生的损失，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角度出发，对此应予以支持。

李某诉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99年11月18日，原告李某与被告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的居民曾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其户口迁入被告处，且从2005年起在被告处分有责任田。2011年9月8日，原告与曾某某登记离婚，离婚后原告的户口一直在被告处，其在被告处分的责任田一直未调整。2012年被告村民组的土地被征用，经该组集体讨论决定该组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31000元，但被告以原告已与本组村民曾某某离婚为由，未将该款分配与原告。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于2011年与被告村民曾某某离婚，但原告自1999年结婚后其户口一直在被告处，且在被告村民组分有田地，故原告在被告确定分配征地补偿费方案时具有被告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依法判决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向原告李某支付土地补偿款31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土地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男女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样规定的目的也在于保证离婚或者丧偶的妇女能够拥有一份承包地，并应当对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的安置补助费享有分配权。本案中原告虽与被告村民解除婚姻关系，但其户口未迁出，且在被告处有承包地，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作为离异女应依法平等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李某某诉张某某、常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常忠于2012年11月11日与张作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认定张作明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3年1月，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张作明家属约定，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共计80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40万元。张作明方现按照约定已将八十万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二被告。经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与被告张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常霞共同委托，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2年11月21日作出鉴定意见书，显示常忠、李某是李某某的亲生父母亲。现李某某起诉要求返还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在常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与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对张作明赔偿常忠的死亡赔偿金均享有同等的赔偿请求权。张作明方与张某某、常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张作明方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0万元，二被告在赔偿协议达成前根据司法鉴定机构所做的亲权鉴定应当知道原告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就应该将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的死亡赔偿金中原告应得的份额支付给原告，但数额应为40万元的三分之一。关于张作明方赔偿二被告的精神抚慰金，是张作明方与二被告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法定的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且因张作明与张某某、常某明确约定了分别支付给张某某和常霞的数额，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该部分款项，理由不成立。依法判令张某某、常某将原告李某某应得的133333.33元死亡赔偿金支付原告李某某。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案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确认生父，给本案的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依法确认了非婚生子女的生母和生父后，才能确保非婚生子女享受到生父母双方的抚养教育及完整的亲情，以及基于身份而产生的其他权利。本案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周某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5月1日，原告周某某与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7月10日，张某提起与周某某离婚之诉，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的内容为：“

一、张某与周某某双方自愿离婚；„ „

三、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 „

六、其他未尽事宜，双方互不再追究”。而在2013年5月28日，张某与案外人宋某在长垣县宏力医院生育一女，取名张某某。周某某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生育一女，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离婚调解书的内容，没有原告周某某明确放弃过错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同时无法确认双方已就过错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原告周某某在离婚后向被告张某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应该支持，遂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周某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行为是对婚姻和整个家庭的背叛，而且给女方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拆散了本应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年幼的子女更是严重的伤害。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体现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精神。

申某某诉李某某等名誉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14日，被告李某某(女)、舒某某(女)、李某(女)约原告申某某(女)外出，将其带到火车站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内，三被告对申某某进行殴打，并让申某某跪在地上，强迫申某某掀起上衣，舒某某用手机对申某某进行拍照，并由李某某配以文字上传至舒某某的QQ空间，该网帖被网友转发，后申某某法定代理人到派出所报案，因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派出所未予立案。申某某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诉于法院。另查明，现舒某某QQ空间所发与原告相关的信息已被删除。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本案三被告使用侮辱性语言，将申某某跪地及露出上半身的照片配以文字在网络上发布，构成对申某某名誉权的侵害，申某某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应予支持，三被告李某某、舒某某、李某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故赔礼道歉责任应由该三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15万元，要求过高，酌定支持其请求2万元，该民事赔偿责任由李某某、舒某某、李某的法定代理人承担。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当事人均系在校学生，因为该案的发生，申某某屡次转学，李某某、舒某某、李某也均无法在原校正常学习，对各方均造成较大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恰当处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矛盾，避免使用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承担责任方式，也应由其自行承担。

岳某某诉曹某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岳某某与曹某某经人介绍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婚后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夫妻感情破裂。岳某某要求与曹某某离婚，曹某某认可夫妻感情破裂，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和部分共同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曹某某系农村家庭主妇，下地干活、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

（二）裁判结果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某某与曹某某感情破裂，应准许离婚。曹某某作为家庭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离婚后将导致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胡某某诉被告陕县民政局、第三人张某某张某某、王某撤销婚姻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某某(女)与自幼被送养他人的第三人王某系姐妹关系。胡某某2002年起外出务工，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王某准备与张某某结婚，但因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不能办理婚姻登记，便携带胡某某的户口簿和由其家人补办的胡某某的身份证等，用胡某某之名到陕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陕县民政局在审查了有关材料，并询问了其结婚意愿后，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胡某某2010年12月初回家得知此事后，便与王某、张某某共同到陕县民政局要求撤销该结婚证未果，胡某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被告陕县民政局为第三人张某某、王某颁发的结婚证。

（二）裁判结果

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张某某明知未达法定婚龄，不符合结婚条件，却向陕县民政局提供虚假材料，用他人名义办理登记，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作为其结果的婚姻登记证当然也应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陕县民政局颁发的陕结010701149号结婚证书无效。

（三）典型意义

法院依法确认假冒他人身份获取的结婚证无效，保护了被假冒身份的妇女的合法权益。冒用他人身份获取的婚姻登记，不仅破坏了国家对婚姻的行政管理秩序，侵犯了婚姻登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侵害被冒用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被冒用人无法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必须对这类婚姻的效力加以彻底否定，才能恢复被假冒身份者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五篇：江苏高院公报：担保纠纷典型案例8则

江苏高院公报：担保纠纷典型案例8则

陈枝辉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

导读：天同码，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借鉴英美判例法国家的钥匙码编码方式，收集、梳理和提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进而形成中国钥匙码的案例编码体系。经与天同诉讼圈商定，审判研究每周独家推送全新天同码系列。文后另附：天同码 185 篇往期链接。天同码导航图

本期天同码，案例来源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4第2辑总第32辑至2017第2辑总第50辑部分典型担保纠纷案例。

规 则 要 述

01.债务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保证人不当然免除其责任债务人虽构成骗取贷款罪，但保证人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免于承担保证责任情形的，其应承担保证责任。02.公司违规为股东担保，担保行为不当然认定为无效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规定，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其股东担保的，该担保行为不当然认定无效。03.以股权转让方式担保借款债务，合同一般应为有效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以股权转让方式为借款债务提供担保的合同，公司其他股东无异议，该合同一般应为有效。04.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权，权利消灭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行使抵押权，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人有权要求注销该抵押登记。05.房产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不能直接行使抵押权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同于抵押权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在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前，并不能直接行使抵押权。06.追偿权对象：债务人、共同连带保证人、反担保人保证人替债务人偿债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亦可要求共同的连带保证人按份清偿，还可要求反担保人承担责任。07.劳动者基于劳动债权，无权对单位配车行使留置权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对用人单位提供其使用的工具、物品等动产行使留置权的，不予支持。08.银行虽持合格证，因未公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银行为保障债权而依约占有汽车合格证所建立的非典型担保，因未经公示而不具有对世性，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规 则 详 解01.债务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保证人不当然免除其责任债务人虽构成骗取贷款罪，但保证人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免于承担保证责任情形的，其应承担保证责任。标签：保证合同｜刑民交叉｜骗取贷款｜合同无效案情简介：2010年，银行与服装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刑事判决认定服装公司及实际经营人构成贷款诈骗罪。担保公司以此作为免除其对服装公司550万元借款本息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法院认为：①本案银行系取得金融许可的商业银行，其与服装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并放贷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虽然服装公司采取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文件手段，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其缔约手段因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而构成犯罪，但该犯罪行为是服装公司单方所为，并无证据证明银行参与该犯罪行为，故本案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情形；案涉借款合同是银行与服装公司经协商一致所签订，该贷款目的不违法，故本案亦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服装公司在贷款中系单方实施欺诈行为，损害银行的财产权益，作为被欺诈方的银行可依《合同法》第54条规定行使撤销权以保护自己利益，其放弃行使撤销权并不影响其依《合同法》其他规定要求服装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服装公司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商业银行财产权益，故本案亦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问题。综上，案涉借款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五种无效情形，故合同合法有效。②《担保法》第3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

（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0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既不存在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服装公司串通骗取担保公司担保事实，亦不存在债权人银行欺诈保证人担保事实，同时担保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存在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情形，故在主合同有效，从合同本身无瑕疵情况下，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判决担保公司偿还银行借款550万元及利息等。实务要点：债务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主合同、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保证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法定免于承担保证责任情形的，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案例索引：江苏高院（2015）苏商终字第00375号“某银行与某担保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见《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连云支行诉金港担保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601/43:58）。02.公司违规为股东担保，担保行为不当然认定为无效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规定，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其股东担保的，该担保行为不当然认定无效。标签：保证｜公司为股东担保｜超越权限案情简介：2012年，汪某向许某借款395万元，并以其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开发公司名义提供担保。2013年，因汪某逾期未偿致诉。开发公司以公司为股东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加盖公章违反内部用章管理规定为由抗辩。法院认为：①《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规范的是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其立法本意在于通过规范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决策程序，防止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属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定的，不应一律认定为无效。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上述规定，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以外，该担保行为有效，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②本案中，汪某既系债务人，同时亦系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及开发公司担保事实均知悉，其作为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担保意思表示明确的借款合同和借条上加盖公司印章，应认定为开发公司行为。公章由谁保管、如何使用系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不影响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真实性判断，不能仅凭公司内部用章规定而认定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即使如开发公司所称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内部规定对外提供担保，亦应认定有效，其担保责任不能免除。判决汪某偿还许某借款本息，开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务要点：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规定，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该担保行为不应一律认定无效。案例索引：江苏高院（2015）苏商终字第00472号“许某与某开发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见《许尔兵诉金烁置业公司、汪陆军等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效力认定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505/41:58）。03.以股权转让方式担保借款债务，合同一般应为有效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以股权转让方式为借款债务提供担保的合同，公司其他股东无异议，该合同一般应为有效。标签：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让与担保｜合同有效案情简介：2010年，韩某出借100万元给朱某，约定以朱某所持工贸公司70%股权作为担保，约定“到期不能归还借款，工贸公司所有资产归甲方（韩某）”。随后双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朱某在欠付韩某借款情况下，以股权转让不真实为由起诉韩某，要求确认无效。法院认为：①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借款协议内容，能认定双方系以朱某将其所持工贸公司股权转让给韩某占有方式，作为其向韩某履行还款义务的担保，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②在朱某转让股权后，韩某亦依约履行了借款的合同义务。依双方合同约定，朱某有权在清偿债务后，要求韩某归还股权，现朱某在所借款项已到期却未完全清偿情况下，向法院起诉主张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返还，于法无据。至于借款协议约定“到期不能归还借款，工贸公司所有资产归甲方”内容违反了法律关于禁止流质规定，该条款无效。朱某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与韩某协议就该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股权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判决驳回朱某诉请。实务要点：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以股权转让方式为借款债务提供担保的合同，公司其他股东无异议的，该合同一般应认定有效。案例索引：江苏淮安淮阴区法院（2013）淮商初字第0295号“朱某与韩某担保合同纠纷案”，见《本案股权让与担保合同应认定有效》（刘龙），载《人民司法·案例》（201416:12）；另见《朱延凯诉韩先进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405/35:53）。04.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权，权利消灭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行使抵押权，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人有权要求注销该抵押登记。标签：抵押｜抵押注销｜抵押消灭｜诉讼时效案情简介：1999年，化工公司以名下房地产为自行车厂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2009年，银行起诉，生效判决以银行要求借款人还款并要求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时效已超过，故驳回诉请。2015年，化工公司诉请确认银行抵押权消灭并办理他项权证注销手续。法院认为：①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性质上为支配权，因而不宜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物权法》第177条规定了担保物权消灭的四种情形，其中第4项规定为“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故该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与该法体系内在逻辑并不相悖。担保法律关系中涉及到担保物权人、担保人、第三人等多方主体利益，诚然担保设立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债权实现，但物尽其用、提高担保物的使用效率以及维护交易秩序稳定同样亦系法律价值追求之一，故不能忽视其他主体尤其是担保人利益。②本案所涉抵押自1999年即已设立，至一审起诉已逾15年，即便自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日起算，至一审起诉亦已逾11年。由于银行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借款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化工公司行使抵押权，法律已明确对其抵押权不予保护，且抵押人明确拒绝抵押权行使，抵押权人已无法实际行使抵押权。在此情形下，若继续维持抵押登记，将使权利状态永不确定，对抵押人而言，势必影响抵押物正常使用和流转，妨害抵押人所有权行使，产生“一次抵押、终身受限”后果，对抵押人而言过于苛刻。溯其根源，乃在于债权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主张债权和抵押权所至，故判决确认案涉房屋及土地上抵押权已经消灭，银行在30日内协助化工公司办理抵押注销登记。实务要点：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行使抵押权，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人有权要求注销该抵押登记。案例索引：江苏常州中院（2015）常商终字第0404号“某化工公司与某银行物权纠纷案”，见《港鑫化工公司诉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确认抵押权消灭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604/46:47）。05.房产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不能直接行使抵押权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同于抵押权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在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前，并不能直接行使抵押权。标签：抵押｜预告登记｜抵押登记案情简介：2008年，钱某在银行办理按揭贷款，并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后因钱某未依约偿还借款，银行诉请钱某、开发公司连带清偿借款，同时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认为：①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同于抵押权登记。房产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在办理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之前，其所享有的权利仅是当抵押登记条件成就或约定期限届满时对诉争房屋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权，并可排他性对抗他人针对诉争房屋的处分，对诉争房屋并不享有现实的抵押权。②本案中，银行虽与钱某签订抵押合同，但诉争房产上设定的仅是抵押权预告登记，并非法律规定的权利人可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抵押权登记。银行作为诉争房产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要求行使诉争房屋抵押权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实务要点：抵押权预告登记不同于抵押权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在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前，并不能直接行使抵押权。案例索引：江苏南京中院（2014）宁商再终字第17号“某银行与钱某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与钱建明、南京蟠龙金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504/40:80）。06.追偿权对象：债务人、共同连带保证人、反担保人保证人替债务人偿债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亦可要求共同的连带保证人按份清偿，还可要求反担保人承担责任。标签：保证｜追偿权｜反担保｜共同连带｜按份责任案情简介：2011年，钢管公司、卞某、任某、孙某、朱某为材料公司向贷款公司贷款4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材料公司、卞某、朱某、孙某向钢管公司提供反担保。后因材料公司未依约还款，钢管公司代偿后，同时起诉卞某、任某、孙某、朱某、材料公司追偿。一审中，因朱某下落不明，钢管公司撤回对其起诉。法院认为：①案涉保证合同约定由钢管公司、卞某、任某、孙某、朱某为材料公司向贷款公司的450万元贷款提供共同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孙某为钢管公司保证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故钢管公司在为材料公司代偿贷款后，有权向债务人材料公司追偿，亦可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承担的份额，并有权依反担保合同约定要求孙某承担反担保责任。②因各保证人提供的是共同连带责任保证，且对保证份额未约定，故应平均承担材料公司债务，即使朱某下落不明，其对材料公司债务的保证责任并未免除，故5个保证人应各承担1/5。钢管公司向卞某、任某追偿时不能超过卞某、任某原应承担份额的1/5。钢管公司在一审期间撤回对朱某起诉，视为其在本案中放弃对朱某的追偿权。钢管公司要求其他保证人分担朱某保证责任，加重了其他保证人责任，不予支持。③因钢管公司与保证合同其他保证人之间就承担保证责任后行使追偿权时发生的律师费负担无明确约定，故钢管公司要求卞某、任某承担其行使追偿权时发生的律师费无相应法律依据。因反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钢管公司因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由材料公司负担，同时该费用属孙某保证责任范围，故钢管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有权向债务人材料公司和反担保人孙某主张。判决材料公司给付钢管公司代偿款450万元及利息、律师费10万元，孙某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任某、卞某各自在材料公司前述450万元及利息1/5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务要点：保证人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亦可要求共同连带保证人按份清偿，还可同时要求反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案例索引：江苏苏州中院（2013）苏中商终字第0281号“某钢管公司与孙某等追偿权纠纷案”，见《宝新公司诉同济公司、孙如年等保证合同追偿权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402/32:85）。07.劳动者基于劳动债权，无权对单位配车行使留置权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对用人单位提供其使用的工具、物品等动产行使留置权的，不予支持。标签：留置权｜留置对象｜劳动关系｜劳动报酬案情简介：2014年，实业公司负责行政、人事、财务的副总经理卢某因拒绝接受岗位调整且旷工被单位辞退。实业公司诉请卢某交还公司为其配置的公务用车。卢某以行使留置权抗辩。法院认为：①《物权法》第230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第231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根据法律规定及法律体系的架构，留置权行使要件之一应为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留置权是担保物权之一，规定在我国的《民法通则》《担保法》《物权法》等民法体系中，其调整对象应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担保关系，排除因管理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对《担保法》的运用。留置权在性质上是平等主体间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其平等性表现在债权人可通过留置债务人的动产对抗债务人，督促其履行债务，并可通过对留置物进行变价优先受偿来保护债权。而劳动关系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为劳动者，与一般的民事关系相比，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处于管理和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劳动者不能基于劳动管理关系而对所占有的用人单位的财产适用留置，否则将导致劳动管理秩序的紊乱。②除企业间留置外，留置的动产应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所谓同一法律关系，是指债权人占有动产是基于与其债权发生的同一法律关系发生，动产与债权发生具有紧密联系性。劳动合同的基本法律关系为劳动者承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和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的义务，并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依约支付劳动报酬。卢某所扣留车辆不是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标的物，不符合“同一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卢某被实业公司安排在管理岗位，分管行政事务、财务以及人事工作，故卢某所扣留车辆仅系实业公司为公司高管出行提供的便利，并非是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的标的物，实业公司可随时收回车辆亦并不影响原有劳动关系履行，实业公司基于所有权而非基于劳动关系要求卢某返还车辆，故卢某占有案涉车辆与其主张的工资、社保金等劳动债权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③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卢某丧失合法占有案涉车辆基础。作为实业公司高管所享受的便利，卢某合法占有案涉车辆有时间限制和条件限制，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卢某合法占有该车条件已不存在，判决卢某向实业公司返还车辆。实务要点：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对用人单位供其使用的工具、物品等动产行使留置权，因此类动产不是劳动合同关系的标的物，与劳动债权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该主张与法律规定相悖。案例索引：江苏无锡中院（2014）锡民终字第1724号“某交易所与卢某返还原物纠纷案”，见《长三角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诉卢海云返还原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01/243:35）；另见《长三角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诉卢某返还原物案——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债权能否适用留置权》（姜丽丽、诸佳英），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502/92:107）；另见《长三角交易所公司诉卢海云不当留置公司财产返还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503/39:51）。08.银行虽持合格证，因未公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银行为保障债权而依约占有汽车合格证所建立的非典型担保，因未经公示而不具有对世性，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标签：消费者权益｜机动车｜质押｜权利质押｜非典型担保案情简介：2015年，王某与销售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并交付全款，但汽车合格证因银行依与汽车生产商汽车公司、经销商经销公司所签融资协议而扣留。王某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合格证并办理机动车号牌。法院认为：①本案系因汽车合格证融资担保引发的纠纷。梳理本案所涉法律关系，银行和汽车公司、经销公司就汽车采购、销售和融资等问题签订协议，三方形成汽车销售金融服务合同关系；销售公司从经销公司购进案涉汽车，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某作为消费者从销售公司购买案涉汽车，双方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现王某在付清车款取得案涉汽车所有权后因缺少合格证无法办理上牌上证手续，无法依正常方法有效支配和使用汽车，其物权圆满状态已受到妨害，故王某基于物权请求权，可向汽车生产商、经销商和持证银行等与汽车合格证有关联的相对人主张权利。汽车合格证作为随车单证资料，与汽车之间是主物与从物关系，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王某在取得汽车所有权后即可行使物权请求权以排除物权圆满状态被妨害，其中包含要求返还从物的伴随性请求权。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具有追及效力。物权成立后，其标的物不论辗转入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物之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并实现物权内容。此为物权应有之义。本案中，生产商汽车公司已按经销商经销公司指示，将合格证交付银行占有，故王某行使物上追及权效力应仅限于合格证实际占有人银行，不及于汽车公司、经销公司、销售公司等非实际占有人。②银行以监管方式占有合格证，其本意利用合格证对汽车特殊功效来限制债务人或第三人支配和使用对应车辆，借此达到控制贷款风险、促进债权实现之目的，故银行以监管方式占有合格证，本质上应属担保范畴，但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担保类型。鉴于商事实践中已出现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担保财产范围，将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其他财产性权益作为标的来设立担保的诸多情形，以及汽车合格证融资担保业务在相关行业已普遍存在的事实，可将以监管方式占有汽车合格证定为非典型担保或新类型担保。其不同之处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担保具有直接保障债权得以实现之功能，即权利人可通过对担保财产的使用、收益、处分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从而填补债权形成时的经济空缺；本案新类型担保不以权利人直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来保障债权实现为途径，而是通过限缩债务人或第三人行使权利，增添债务人经济上的不利益，以激发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的动力，从而间接保障自己债权得以实现。另外，银行以监管合格证方式设定的担保权利未经公示程序，不能产生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王某在购买汽车时并不知晓亦无从知晓银行以监管方式占有合格证，银行、销售公司在王某购买汽车时亦未披露该事实，王某已尽到一般消费者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故王某属于善意第三人。有鉴于此，银行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对汽车合格证的占有权因未经物权公示而不具有对世性，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王某对汽车的所有权及于从物合格证，具有对世性。王某基于物权行使从物返还请求权，理由正当充分，判决银行返还王某合格证，销售公司协助王某办理机动车号牌。实务要点：银行为保障其金融债权实现而依约占有汽车合格证所建立的非典型担保，因未经公示而不具有对世性，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案例索引：江苏南京中院（2016）苏01民终1624号“王某与某销售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见《王佳彬诉江苏淳通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等返还汽车合格证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702/50:50）。核校：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