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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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 ①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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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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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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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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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
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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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①
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2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三篇:菊与刀读书报告
《菊与刀》读书报告
雍青纳么 西南民族大学民研院民俗2013级 ***4 《菊与刀》是由美国人类女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从未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通过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并将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认为运用文化模式理论,通过对日本人个体样本的归纳研究而得出的模式,可以用来验证和解释个体的行为。通过对文本、影视、和同战俘的对话,比较美国人和日本人的价值观,研究得出日本人具有双重性格和“耻感文化”的文化特征,因此得出日本会投降以及美国不能用对付德国的方法对付日本的结论。对于一个从未到过日本的人类学家而言,能够研究得如此细致缜密,实在是不容易,而且这些结论到如今都还能发挥其作用,足以证明《菊与刀》的价值。
一、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1关注日本1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吕万和译本。
人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才能从中了解隐藏其后的决定。文章在美日两大文化比较的整体眼光下,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得出日本人的各类文化模式,及其与美国等国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
二、等级制度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一切都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份”等级制为基准的。从家庭开始到整个社会的严格等级制都是自上而下的严密系统,将每个人都纳入其中,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具有强大的约束力,日本人在其秩序下遵循其中规则不反抗。为揭示日本人生活方式极端的原因,本尼迪克特用大量文字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具体论述,涉及了恩、义务、情意、人情等概念,这些概念深入描述了对日本人在等级制意识笼罩下的道德伦理体系,等级制已深入日本人骨髓。
(一)、社会中的等级制
日本家庭等级制开始,到其日常生活中扩展的等级制意识。在日本,家庭和社会管理模式一致,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系统,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等级制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以普遍的约束力让人们遵循其中规则而不反抗。从古至今,漫长的时光,遵从等级制已经成为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我们看来无法理解的不平等却是他们最自然的标准。不同等级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全都被灌注准则,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日本人按照此标准生活,从不跨越雷池一步。在家庭中的“各安其份”规定都十分缜密,长者为先,家中最老的父亲掌握整个家族的话语权,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辈分和年龄的差别也有严格规定,在日常生活中要严格遵守秩序并通过礼仪表达出来。
(二)、战争中的等级制
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在战争中的日本天皇的态度,就是日本社会等级森严的集中体现。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因此,为了实现对天皇的忠,日本开始了战争。日本当年建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类似于将整个亚洲看成一个家庭,自认为的长子身份要求他们,必须负担起“照 顾”家人的义务,因此,这场战争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道德观是不能被别的国家所接受的。
每一个战士都被冠以军国主义的思想,从小接受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士们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向天皇尽忠,日本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日本在作战时嚣张跋扈与战后十分驯服的表现让所有人惊诧不理解。等级制这把双刃剑让他们有了如此差别巨大的做法,因为无论是何时,他们追求“各安其分”的思维都是不变的。一开始他们把自己放到国际金字塔关系的顶峰,在战争中占主导地位。而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定位,他们又开始遵从这一定位中自己该有的秩序。
三、结语
文化模式的理论在当时的语境中发挥了其作用,事实证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为美国提出的指导意见是正确的,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与其报告的主旨一致。社会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在整体观察的眼光下观察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不应放过对个体的琐事研究,注重细节对研究是有益而无害的。文化模式论虽然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否定,认为文化并不等于其中个体的简单相加,文化模式理论缺乏这方面的思考,它基本上只是含糊地认为,归纳得到的模式,可以用来验证和解释个体的行为。但是这一理论当时取得的成就和现在依然拥有的价值,依然不容置疑。篇二:《菊与刀》(必选书目)读书报告
《菊与刀》读书报告
读完这本书一遍很快,因为文字不多,内容因为新奇所以生动,所以一口气读完,还没来得及咀嚼,就要到了deadline,所以匆匆起笔,写下了这篇读书报告。当然,匆匆有匆匆的好处,回忆保证新鲜、准确,感受保证直观、易懂。选择这本书的目的,并非想了解日本人,虽然我一直对他们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民族心存好奇,但还不足以将我从比看书更加刺激的电脑游戏中拽出来。但我一直想读这本书,原因是,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大、文化素质落后、通胀等等)与我从长辈、新闻、文章处获知的近代的日本是何其相似,而我又自认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爱国者,也能心平气和地承认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逊于日本。于是,我想要自己去探究“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第一步就是了解日本的近代史。于是,《菊与刀》被放进了我的购物车。
贯穿全书的是二战,也正因为受到了二战中后日本国民迥异的表现的刺激,作者才会深入地调查和探究。而其中“明治维新”“孩子的学习”等章,乃是为了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以及这些复杂生物的基因特别加入的。闲话少叙,开始报告。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日本人的处世准则,我认为是:各得其所。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日本人苛刻地执行了这一句话。有几个概念左右着日本人的行为,分别是“天皇”“名誉”“恩”“义理”,重要性依次递减。尤其读到书的中间部分,会深有体会。耻感文化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所谓耻感, 即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行为、所作所为的后果在别人看来是否受到嘲笑、侮辱。如果社会和他人对其表示排斥、讥笑, 那么他就会感到受到了耻辱, 心理上就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的一切都将会判上了死刑。日本人这种耻感文化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 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人们可以通过祷告、坦白、忏悔来赎罪, 以此解脱心灵上的枷锁。而耻感文化?则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日本人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 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 那他就没有羞耻感, 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这也成为日本民族性格矛盾的主要原因。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没有直接用人们容易接受的字句概括本书的主题, 而是巧妙地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即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 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的两面性归根到底, 是由日本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从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们大致可以见到以上与中国人大相径庭的人格的源头。他们的快乐指数大概是“u”型,儿童和老年时收到的束缚最少,也最快乐,人到中年却因为种种的束缚而必须艰难地生活。幼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皆受到深深地宠爱,孩子们自由、乖戾、任性,而母亲基本尽其所能地溺爱之,父亲会比较严厉一点,也仅限于做错事之后的瞪一眼。渐渐长大之后,孩子慢慢体会到
并懂得了周遭人的行为都围绕着几个中心,于是他们的行为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于是,男人找寻艺妓,喝的烂醉之后口无遮乱,闹得无法无天皆可解读为短暂地摆脱俗世的枷锁,恣意地放纵自己的情欲;女人则是大多私藏了自慰的道具。但是,又因为“各得其所”,在夫妻相对之时,仍会毕恭毕敬,遵守礼节,真正做到相敬如宾。不能免俗地,我也极力地思考这本书对于国人有什么借鉴意义?日本人国民性之中有哪一些是可贵的?又或者维持这样的国民性,其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在我看来,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 贯穿了日本文化发展全过程。日本这个民族, 在我看来, 礼貌且无礼, 高尚且低俗, 安分且激进, 和善且尚武。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 恬静淡然却又刚烈自闭。从对战争的看法可以看出, 日本重视精神的力量, 而且还将菊花和刀的精神力量巧妙的结合起来。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 刀代表的就是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力量。这种重视非物质力量, 轻视物质力量的文化内涵, 使得日本在对外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出了其人性的极端残酷性。虽然这样的文化看似是很矛盾的, 也很难让人理解, 但是他们还融合在了一起。由此不难看出, 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所属其范围内的人群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形成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也在努力地认识自己, 努力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并在文化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当然,书中所述事实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战后的色彩,虽然一些深层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当比照当今日本人(特别是在读了
一些日本当代小说,同时与一些日本同学交流过之后发现),难免有些偏差。所以,《菊与刀》只是开始,我也庆幸,它成功地引起了我阅读其他著作的欲望。希望接下来的阅读之旅能更精彩!篇三:菊与刀 读书报告 日本文化
——读《菊与刀》后感 提要:“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者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矛盾性,温和而又好斗、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倨傲、善变而又顽固、驯服而又专断、忠贞而又反叛、勇敢而又怯懦??每种极端矛盾的性格,都如经纬纵横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之中。
关键词:日本 矛盾性 耻感文化 等级 忍 该书主要是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从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其特性,追问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菊”的隐忍淡泊与“刀”的锋芒毕露统一在日本文化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骨架,而其中更加细致深入的一切,还需我们慢慢了解。整本书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安本分 各尽其职,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历史与世界的债务人,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恩报,第七章 “难以承担的”回报,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世界,第十章 德之两难,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读完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将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在日本说一个人没有耻辱感是对其人格极大的侮辱。这种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内心的耻辱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优秀甚至一个国家更加昌盛,可是在日本对待中国的侵略上,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狡辩、装腔,除了少许的日本老人愿意出面表示他们对中国万万人的忏悔,大多数的日本人仍旧坚持,当年的侵华战争是正义使然,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贫穷的局面。日本当局也没有扭转他们国民的想法,反而改版教科书,肆意的宣扬他们当年所谓的正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得不到缓解的原因。为此,我对他们的“耻感文化”表示很不理解。
还有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孩子对父母命令的绝对遵从,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听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屈服,此所谓“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无不显示着日本文化中的强烈的尊卑感。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日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统治权不在天皇手中的时代,然而天皇处于等级制的最顶端这一事实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不能“各安其所”,于他们而言便是莫大的灾难了。所有的日本人在一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背负上了“皇恩”与父母之恩;在生活中,一旦接受的别人的恩惠,便又要背负上“情义”二字;对于非直系血亲的亲戚们,也有着种种义务。而与中国文化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乌鸦反哺”不同,日本人“报恩”,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报恩不是出于心中的感激之情,而是必须执行的任务,与一个人的尊严与名誉相关。
最深刻的是日本人的“忍”他们对自己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日本武士的修行:忍耐饥饿,忍耐疼痛,忍耐疲倦,甚至有人在这样的修行中死去,然而却不曾放弃。信奉所谓的精神力量,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而普通民众也十分重视自我修养,培养能力,更进一步的,则是培
养坚忍与“圆通”。我们经常听说日本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苦修方法: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一文钱不花支持一个星期,连续几天不睡觉??然而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忍耐恰恰是“人生乐趣与享受”的前提,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从而更好的生活。而日本人的锐意进取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而他们的荣誉感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强制力: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他们往往必须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巨大牺牲以求做到完美而不至于遭人轻视,于是他们必须放弃能为自己带来甜头的个人乐趣,抑制自己的种种冲动。然而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类的本性,无论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民主自由与追求自我约束激烈碰撞,只好向着一条扭曲而艰辛的路途发展:渴望成功,奋发努力,却在得到成功之后仍然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这也就是日本人均gdp总是高居世界前列而国民的幸福指数总是很低的原因。日本民族的忍者精神实在是令我佩服,我想,当今越来越物欲的社会最需要的还是所谓的精神力量,每个中国人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这种精神的,坚忍与勇气在人生面前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在谨记那段屈辱历史的同时,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参考书目:《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武士名誉观》王炜
《日本武士道》张万新篇四:读书报告《菊与刀》 摘要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读书报告:《菊与刀》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对日本社会的综合研究,与美国、中国、欧洲国家等的比较分析,从历史与近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来阐释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二战后期为制定对日政策和战后对日本的管理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本书于1946年由作者整理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日本社会人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菊与刀”,分别用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和日本武士精神‘刀’这两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
作者简介:
一、这本书在寻找什么?
本书中鲁思在分析日本这一特殊民族时总共分为13章,第一章着重写了写作本书的背景以及研究日本的意义,提出了很多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人文的方法,提出了比较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而本书在很多问题的分析时都会把日本的社会状态与美国、中国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问题的答案。
作者从第二章讲述战争,比较美日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下,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风俗习惯、道德修养、报恩、义理、教育、孩子培养等等来阐明日本的民族特征和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性格。“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也是这本书的核心,不论是恩债、报恩还是义理、人情都围绕着这些进行阐述。鲁思将日本‘菊’与‘刀’这两种
复杂的双重性格剖析清楚,从而来了解一个民族,了解日本人的逻辑。
日本这个民族,日本社会状态下的人们的性格到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内部逻辑呢?本书就旨在寻找这么一个答案。
二、对“菊”和“刀”的理解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鲁思用这两者形象地比喻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
日本是个崇尚天皇的民族,“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象征日本人尚礼,忠义,坚忍不拔,顽强不息的精神。日本人表现的虔诚,正是对天皇的一种信仰。在很多时候,他们认为物资是无法战胜精神的,即使力量悬殊也不会惧怕,他们信赖精神而不是物资,相信精神可以战胜死亡。所以在日本人的信条上,不会向死亡低头。日本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飞行员在中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完成最后一次汇报的故事,他们认为意志,精神决定一切。而这个飞行员也就是对天皇信仰,忠义与坚韧。
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日本武士精神即是日本武士崇尚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日本武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忠诚于主人,勇武为本,重名轻死。“刀”体现一种冷酷、血腥、凶狠、刚烈的习性。而这正是日本武士的性格特点。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武感,我们可以看到切腹自杀以报皇恩,可以发现他们对恩债耻辱的强烈反应。这种武者精神对日本旧社会以及新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三、负恩与报恩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者)。”鲁思在这本书中这样提到。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少让我们失去了说这句话时的自信。西方人对历史并没有什么负债感,而东方的民族则相反,他们认为是历史的负恩债者。英语中“obligation”译为中文是义务,而在日本就是指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的词。日本人所受某人之恩,也就是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债主视为恩人。因为对恩的一种负债感,日本人对于负恩有一种耻感,他们会记恩于心,时刻回报,正因如此会出现因为害怕别人背负恩债而拒绝帮助他人的现象。在日本有一个故事,“八公义犬”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别名是忠诚。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那么有负恩,也就有报恩了。正因为恩是债务,所以必须偿还。对日本来说,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报恩是一种义务,这在中国,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忠义思想相近。然而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这种恩义思想道德正颓化的同时,日本社会却强烈的奉为义务和道德内心的懿行。日本的恩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种是数量和时间上无限的,另一种是有限、特定时间内必须偿还的。前者通常有两类:对父母的“孝”和对天皇的“忠”。鲁思在阐述时主要对中日这两个都受有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对比,她认为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
本质区别在于:日本是无条件的,而中国是强调条件的。在日本的恩义中有道德、婚姻、教育等恩,有家长对子女,有子女对父母,有婆媳之间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天皇的“皇恩”的回报。鲁思的主要思想就是日本所谓的恩和报恩其实就是“忠孝”,其核心即为“皇恩”,最高法律也可以说是“忠孝”,是对皇恩(也可以是等级制)的体现。
四、义理、名分与人情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报答义理就像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对义理的定义是未免招世人非议而不愿意做的事。
义理包含一系列的混杂的义务:从报答救恩直到复仇。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他们的义理范围不仅包括对于“姻亲”的义务,也包括对父母,叔侄的义务。义理和义务是不同的,虽然强调的都是对于义务的报答,但是义务本身是无止境的,无法还清的。而义理是有限的,必须回报,这是严格的规定。正像义理的未免非议而不愿做一样,日本对于名分的理解就要求极力维护自己的名誉。也就是“名誉的义理”吧。对名分的义理就是使名分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他们的名分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能报复,那么世界就无法平衡。日本人如果欠债,在到期无法还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逃避或抵抗,反而认为那是名誉的侮辱,而选择自杀。相对应的是如果自己的名分受到侮辱,一定会复仇。所以日本的武士比武失败,会选择报复,如若失败便会选择自杀,即使讲求忠孝的日本武士,如果自己主人侮辱自己,也会杀掉主人而后自杀。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对天皇皇恩的尊重和维护,如果孩子起名含有天皇的名字中的字,他们会认为有损天皇名分,选择自杀并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所有的日本故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报复,一个是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
从“名分”到“人情”,也许大家觉得应该区别极大的事,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人情同样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人情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层面,而是在日本道德准则之下感官享乐的宽容。“人情”的分析即是对日本满足私欲,感官享乐的泛滥无制的思考。那么这种“人情”在本书中鲁思给出了几种:1.肉体享乐,性和热水浴都是对肉体感官的追求。2.睡眠。日本人的爱好,也是熟练的技能,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他们都能舒服睡着。3.浪漫主义的恋爱。4.同性恋。作为武士,僧侣等上层任务的一种公认的享乐。5.自淫性享乐。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这些“人情观”,他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他们的性格所具有的善恶两性也就决定了这种对于道德和私欲享乐的两种态度。
五、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人极为纠结的人性,这自然可以说是日本的性格矛盾,义理与义务,恩债与报恩等表现出一系列的复杂性。这些也就可以佐证日本的道德困境。而这一切源自于日本对道德准则缺乏统一性。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各个世界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日本人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规则。每个世界的道德准则也会随着情况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受到主君侮辱后,就可以背叛主君。每个世界每个领域的准则不同会造成在同一事件里会有不同的准则,这就是所谓道德困境。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但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近代以后日本对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划分层次和范围的不满,使他们选择在教育上把“忠”作为最高道德。之后日本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的道德标准“诚”。日本人用“诚”并非指人的诚实,是指热诚的遵循日本的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诸如义理、忠诚、孝等等,也更强调日本的耻感文化,依赖罪感和羞耻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事。
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下,鲁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来比较,分析日本的道德畸形。她将之归结为德行世界的划分。那么日本又是这样来自我修养的呢?鲁思在书中阐述美国发达的修养系统,认为人在自己的可行目标奋斗过程中会通过自我锻炼来提高自己,弃绝良心和轻率,作为一种技术练习来学习。而日本确认为应在学习考试所必须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日本人将之归为,培养能力和能力之上的更高获得。日本人认为修养就像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为一把锋利的刀。日本会采取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技巧来自我修养,显示了与印度瑜伽的亲缘关系,把修行导入到忘我人神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有禅宗哲学的素朴的个人主义,讲求精神训练,在“公案”中探求真理,把、让装在“门”内的蒙昧的人性产生顿悟。
六、儿童学习 本书中鲁思将日本人性格及行为的矛盾归结为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因为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u型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和人性,而随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大,在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
日本幼儿时期的教育非常注重孩子自身的自由,孩子可以有很多玩乐的权利。不论是出身、待哺,走路说话还是学习都体现了这一观念。日本孩子真正开始被纳入谨慎的生活模式是在入学三年左右,他们要学会控制身体。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学会复仇思想。这些贯穿至整个成长生涯,高中、大学、军队等他们都会接受诸如恩债、义理、名分的教育,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这些都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发育。同时对于男孩、女孩的教育在十岁左右开始有所区分,男生应学习的道德准则,女孩应学习各种义理约束,这些与年幼的自由任性截然不同,给了他们很多的约束,他们的性格也开始不断地凸显矛盾。幼年期他们建立起一面“不知耻的自我”的镜子,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常窥探自己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
在他们的记忆力始终会有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任性的时期,这在成人里的二元性变得既追求自由的恋爱又会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可以沉湎于享乐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接受极端的义务,有时怯懦但有时也很鲁莽,有时傲慢有时殷勤有礼,这也就证明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而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也正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
七、鲁思的答案
在第一部分提到了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作者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为十三章讲述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特殊性格,一直在阐明日本人性格中的内部逻辑。距离鲁思写作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对于日本这个能够轻易从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的民族来说,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此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的一些特质,似乎依旧有效。
在鲁思这个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一些日本人行事的准则,比如义理、恩债、名分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极为普通。在鲁思看来,中日之间的道德准则的本质区别是“仁”。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信奉无条件的忠、孝,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皇恩”,“等级制”或者说“武士道”的忠义思想的继承。其实很多的日本传统仍保留至今,家庭、婚姻、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等等。所谓的日本社会的传统道德的保留,这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1)二战失败后,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2)当时,美国并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和帮助促使他改变;3)后来,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无意中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4)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鲁思这本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和“仁”的这一关键观念没有被美国人重视。二战失败后,因为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人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而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依旧保留了完整的封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意识到日本文化中缺乏仁,也就是人道的关键元素,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压力和帮助去促使他改变。此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客观上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而现在,在个性彰显的小泉先生的领导下,日本人更是执拗起来。从这方面来说,太沉溺于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美,太沉溺于自己经济的发达,真不是好事。在国学虚热、经济虚高的今天,值得国人引以为戒.文献推荐:
日本的《四十七士物语》
川岛武宜的《评价与批判》
阅读推荐: 《菊與刀》崔树菊、吕万和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初版(日本丛书),isbn 7100012937 0120822 纪伟
12物流管理1班 2013-6-4篇五:菊与刀读书报告 《菊与刀》读书报告
鲁斯·本尼迪克特 潘星汉
赵野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12级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2050108002)引言
它是最权威的日本学研究著作,它对日本的国民性格做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解析,60年前,美国依据它制定了对日的政策,今天,它依旧是我们了解日本的首选读本。它就是《菊与刀》。读了这本书,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开篇对日本人的描写就深深的吸引住了我,令我不禁感叹,太准确了。日本人彬彬有礼,但是也倨傲和蛮横;他们既顽固保守,但是也能够跟随历史的步伐进行着剧烈的改革;他们性格温顺,但是又不会毫无怨言的服从某个阶级的控制;他们既勇敢成性,又非常的怯懦;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热诚倾慕,但是又顽固地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不比西方差。这个民族普遍爱美、对文学艺术给予崇高的荣誉,甚至醉心于菊花栽培的民族的书,但同时又是一个崇尚武士荣誉和刀剑的民族。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情怡然的秋菊,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既生性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古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们会十分在意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如果没有人了解其劣迹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的膝下。这就是对日本民族真实的写照,千真万确。在中国唐朝鼎盛时期,他们常常派人来大唐学习和明治维新中进行的秋风草落叶似的改革就可以看出。
正的认为“菊”与“刀”这两个字生动地刻画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那么我就从这两个方面来书写我的读书报告。
一、“菊”的品质
朱德在《赏菊》中说道:“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元稹在《菊花》中说道:“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黄巢在《咏菊》中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见。菊花不仅是美丽的,它的美使人陶醉其中,但是它却也能够临霜绽开,不畏严寒。日本人的性格中,有很多菊的美好品质。
(一)对恩情和义的重视 日本提倡“义”的概念,也就是努力让自己对得起所有人,既包括自己的祖先,也包括和自己同时代的人。
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忠犬八公》,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讲述了一个小狗被陌生人领养后,天天早晨主人上班时,小狗八公会送主人到车站;主人下班时,它又会到车站去迎接主人。可是,不久主人去世了,小狗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会按时到车站当车到站时,八公就会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它的主人。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八公后来已经衰老,人们却依然能够看到每天在车站等候主人的八公,或许它相信有一天,自己的主人会出现??这个故事也被写进了日本的小学教材。这便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恩”和“义”的重视。
最大的“恩”就是“皇恩”。日本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地生活,是源于天皇所赐的恩典。除了“皇恩”之外,还存在着接受了天皇之外的恩惠的情况,比如父母之恩。这不仅仅包含子女对父母的恩情,父母对孩子的义务也是“父母之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日本人对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主人也有着特殊的“恩”,因为老师和主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帮助。
报恩的思想是日本人非常认同的。在日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巨大的负恩者,前面提到过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坚持,而这种认真遵守的等级制更加
使得日本人重视道德上的报恩,使得全民族对于这种报恩没有任何怨言的局面。可以知道,日本人从一出生便背负着沉重的恩情,至少有皇恩和父母的生育之恩。
日本人认为,别人对自己的恩情是一定要报答的,因此,受恩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他们不愿意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因为这会让自己背上人情债。对日本人来说,如果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帮助,那将是一件十分令他们讨厌的事情。大部分“恩情”只会让“受恩”的人感到难堪和痛苦。即使是一点小小的恩惠,也是一种严肃的“恩情债”,他们认为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美德,不能因为恩情小就毫不在意。他们认为有多大的恩就应该回报多大的恩,并且这种恩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将其还清。
在日本,如果别人对自己有恩,无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自己都要报恩。比如即便是有着恶行或者无德的混账父母,儿女也要无条件的孝敬。这与我们中国是不同的。在我们的国家,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所以,在中国,忠义的先决条件是“仁”。一个皇帝要想自己的统治长久,那么前提就是他对他的臣民实行仁政。
日本人在家庭中对长者要绝对的服从,这是履行人生义务的一项具体内容,对于家长来说他担负着家庭中最大的责任,其中就有对家庭成员中年轻人的监护责任,这种义务就要求年轻人做出自己的牺牲,就算他们并不认同家长的意见,也不得不遵从长辈们的决定,如果倒行逆施,那就是根本没有把自己对家庭的“义务”放在眼里。
在美国,人们认为不管怎样质疑法律,都不能让国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这种态度简直是无法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是没有民主自由的驯民。这种不同的自尊心感受与彼此有着很大不同的文化熏陶有关系,美国人觉得自尊心就反映在自己处理事情上;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尊心体现在能够知恩图报。
(二)精神战胜物质的信念
日本人非常坚信精神力量能够战胜物质力量,认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早就料到的。他们有着精神必然战胜物质的信念,永恒的精神是一切,所有的物质资源都有用完的时候,这可能与我们中国坚持的马克思的唯物观相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这种唯心主义也是起着一定作用的。比如,当一个工人在工厂中连续工作12小时,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要说的并不是抱怨,而是:“身体上的劳累,可以让意志和精神更加坚强和斗志昂扬”,“疲倦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他们这种观点,可能让我们难以理解,可能他们过于夸大了精神的力量。可是,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国人是否太注重物质而轻视了精神的力量。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坚信的主张:不管是什么事,只有我们主动期求的,绝对没有我们被动接受的,更没有什么人能够强加给我们什么东西。面对战争,他们会说:“这些期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们会主动迎接它的到来。”当面对难以逾越的困境之时,日本人会自己主动去创造他们的命运。七八世纪的时候,出访中国的日本使节对于中国的礼仪制度赞叹不已,于是日本的天皇和他的宫廷集团便引进我们中国很多的文化习俗来改造日本。
还有,就是日本的天皇。电视剧中,每看到一个日本人剖腹自杀的时候,都会说自己对不起天皇。我们一直很好奇这个所有日本人都尊若神明的天皇到底有多大的权威来让他的每一位子民都臣服于他。其实,在日本漫长的七百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实际上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元首。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狂热地崇拜这个天皇?
其实,天皇代表所有日本国民,是日本的象征,是所有日本人崇敬的中心,是高于宗教的一种信仰。日本人是不能将天皇与日本分开的,如果没有天皇,那日本就不能称其为日本。他们认为,参加战争是为天皇效力的表现,是在天皇指引下的神圣光荣的行为,而服从天皇则是每个日本人的天职。而如果战争失败,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天皇,也不能因为战败而让天皇受到指责。责任应该又内阁和军部来承担,天皇对此没有责任。这样想来,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1901~1989)那么长寿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天皇之外,日本对于其他一切都不会完全认同。
日本的天皇,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天皇也可以被视为“军事将领的政治犯”。他只是一个深居幽宫、任人摆布的符号而已。但是,对于等级制观念有着深刻理解并在生活中处处实践这一习惯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对他们的意义非凡。天皇对于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会发布诏书,他的诏书主要内容不过是关于道
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的告谕。当天皇驾崩时,整个日本都在为天皇虔诚祈祷。天皇是不关乎任何政治纠纷的精神象征,在日本人民心中,他是神圣不容侵犯的。
(三)注重自我修行 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的修养锻炼。他们认为,修养锻炼就是让自己“身上的绣”渐渐磨掉,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把锐利的宝刀。只有苦中作乐才能让自己的成就更高。
对于日本人来说,“圆熟”完全是一种自在和乐的状态,它可以使修行者的行为与内心的愿望完全达到一致。另外,日本的修行中非常重视“虚灵”(心无杂念)、“体静”(身体不动)以及反复诵念一句话让全部精神集中到一件事情上的精神状态。他们认为一旦达到某种境界,便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恰如其分的地应对各种局面,同时又能够让恣意妄为得到控制。当自己碰到来自外界的人身危险或内心的情绪波动时,自己就可以不急不躁,保持镇定。
(四)对“情面”的重视
“情面”,与“义务”是相反的两个词。“义务”是针对自己至亲的人,或者是自己对祖国等,是自己与生 俱来的一种责任,必须去履行。而“情面”是完全被迫进行回应的一种道德准则,他让接受“情面”的人总觉得非常为难。“情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以称作“对社会的情义”,也就是对于别人情面的积极回应,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义务;另一类可以称作“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例如,日本人对于认真抚养孩子的动机同样是因为祖先,不过那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帮助远亲,则只是“情面”的范畴。当不得不帮助他们的时候,日本人或许会说:“我是碍于‘情面’。”
日本人会精心记录彼此之间的来往,不管是劳务来往还是礼品来往,这些记录似乎非常奇怪,可事实上,这是他们对于“情面”进行回报的依据。在结婚、盖饭,所有相互之间的赠送都会有详细的记录,以方便日后回报。在这份珍贵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周围邻居都送了什么礼,帮忙做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记录也是日后别家出现同样问题进行还礼的依据。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尚往来。这其实就是日本人对于报答情义、照顾情面的一种有限义务的表现。
第四篇:读书报告《菊与刀》
摘要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读书报告:《菊与刀》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对日本社会的综合研究,与美国、中国、欧洲国家等的比较分析,从历史与近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来阐释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二战后期为制定对日政策和战后对日本的管理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本书于1946年由作者整理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日本社会人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菊与刀”,分别用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和日本武士精神‘刀’这两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花与刀》、《文化模式》等。
一、这本书在寻找什么?
本书中鲁思在分析日本这一特殊民族时总共分为13章,第一章着重写了写作本书的背景以及研究日本的意义,提出了很多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人文的方法,提出了比较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而本书在很多问题的分析时都会把日本的社会状态与美国、中国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问题的答案。
作者从第二章讲述战争,比较美日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下,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风俗习惯、道德修养、报恩、义理、教育、孩子培养等等来阐明日本的民族特征和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性格。“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也是这本书的核心,不论是恩债、报恩还是义理、人情都围绕着这些进行阐述。鲁思将日本‘菊’与‘刀’这两种复杂的双重性格剖析清楚,从而来了解一个民族,了解日本人的逻辑。
日本这个民族,日本社会状态下的人们的性格到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内部逻辑呢?本书就旨在寻找这么一个答案。
二、对“菊”和“刀”的理解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鲁思用这两者形象地比喻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
日本是个崇尚天皇的民族,“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象征日本人尚礼,忠义,坚忍不拔,顽强不息的精神。日本人表现的虔诚,正是对天皇的一种信仰。在很多时候,他们认为物资是无法战胜精神的,即使力量悬殊也不会惧怕,他们信赖精神而不是物资,相信精神可以战胜死亡。所以在日本人的信条上,不会向死亡低头。日本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飞行员在中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完成最后一次汇报的故事,他们认为意志,精神决定一切。而这个飞行员也就是对天皇信仰,忠义与坚韧。
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日本武士精神即是日本武士崇尚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日本武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忠诚于主人,勇武为本,重名轻死。
“刀”体现一种冷酷、血腥、凶狠、刚烈的习性。而这正是日本武士的性格特点。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武感,我们可以看到切腹自杀以报皇恩,可以发现他们对恩债耻辱的强烈反应。这种武者精神对日本旧社会以及新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三、负恩与报恩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者)。”鲁思在这本书中这样提到。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少让我们失去了说这句话时的自信。西方人对历史并没有什么负债感,而东方的民族则相反,他们认为是历史的负恩债者。英语中“obligation”译为中文是义务,而在日本就是指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的词。日本人所受某人之恩,也就是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债主视为恩人。因为对恩的一种负债感,日本人对于负恩有一种耻感,他们会记恩于心,时刻回报,正因如此会出现因为害怕别人背负恩债而拒绝帮助他人的现象。在日本有一个故事,“八公义犬”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别名是忠诚。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那么有负恩,也就有报恩了。正因为恩是债务,所以必须偿还。对日本来说,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报恩是一种义务,这在中国,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忠义思想相近。然而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这种恩义思想道德正颓化的同时,日本社会却强烈的奉为义务和道德内心的懿行。日本的恩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种是数量和时间上无限的,另一种是有限、特定时间内必须偿还的。前者通常有两类:对父母的“孝”和对天皇的“忠”。鲁思在阐述时主要对中日这两个都受有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对比,她认为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本质区别在于:日本是无条件的,而中国是强调条件的。在日本的恩义中有道德、婚姻、教育等恩,有家长对子女,有子女对父母,有婆媳之间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天皇的“皇恩”的回报。鲁思的主要思想就是日本所谓的恩和报恩其实就是“忠孝”,其核心即为“皇恩”,最高法律也可以说是“忠孝”,是对皇恩(也可以是等级制)的体现。
四、义理、名分与人情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报答义理就像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对义理的定义是未免招世人非议而不愿意做的事。
义理包含一系列的混杂的义务:从报答救恩直到复仇。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他们的义理范围不仅包括对于“姻亲”的义务,也包括对父母,叔侄的义务。义理和义务是不同的,虽然强调的都是对于义务的报答,但是义务本身是无止境的,无法还清的。而义理是有限的,必须回报,这是严格的规定。
正像义理的未免非议而不愿做一样,日本对于名分的理解就要求极力维护自己的名誉。也就是“名誉的义理”吧。对名分的义理就是使名分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他们的名分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能报复,那么世界就无法平衡。日本人如果欠债,在到期无法还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逃避或抵抗,反而认为那是名誉的侮辱,而选择自杀。相对应的是如果自己的名分受到侮辱,一定会复仇。所以日本的武士比武失败,会选择报复,如若失败便会选择自杀,即使讲求忠孝的日本武士,如果自己主人侮辱自己,也会杀掉主人而后自杀。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对天皇皇恩的尊重和维护,如果孩子起名含有天皇的名字中的字,他们会认为有损天皇名分,选择自杀并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所有的日本故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报复,一个是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
从“名分”到“人情”,也许大家觉得应该区别极大的事,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人情同样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人情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层面,而是在日本道德准则之下感官享乐的宽容。“人情”的分析即是对日本满足私欲,感官享乐的泛滥无制的思考。那么这种“人情”在本书中鲁思给出了几种:1.肉体享乐,性和热水浴都是对肉体感官的追求。2.睡眠。日本人的爱好,也是熟练的技能,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他们都能舒服睡着。3.浪漫主义的恋爱。4.同性恋。作为武士,僧侣等上层任务的一种公认的享乐。5.自淫性享乐。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
这些“人情观”,他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他们的性格所具有的善恶两性也就决定了这种对于道德和私欲享乐的两种态度。
五、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人极为纠结的人性,这自然可以说是日本的性格矛盾,义理与义务,恩债与报恩等表现出一系列的复杂性。这些也就可以佐证日本的道德困境。而这一切源自于日本对道德准则缺乏统一性。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各个世界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日本人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规则。每个世界的道德准则也会随着情况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受到主君侮辱后,就可以背叛主君。
每个世界每个领域的准则不同会造成在同一事件里会有不同的准则,这就是所谓道德困境。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但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近代以后日本对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划分层次和范围的不满,使他们选择在教育上把“忠”作为最高道德。之后日本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的道德标准“诚”。日本人用“诚”并非指人的诚实,是指热诚的遵循日本的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诸如义理、忠诚、孝等等,也更强调日本的耻感文化,依赖罪感和羞耻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事。
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下,鲁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来比较,分析日本的道德畸形。她将之归结为德行世界的划分。那么日本又是这样来自我修养的呢?鲁思在书中阐述美国发达的修养系统,认为人在自己的可行目标奋斗过程中会通过自我锻炼来提高自己,弃绝良心和轻率,作为一种技术练习来学习。而日本确认为应在学习考试所必须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日本人将之归为,培养能力和能力之上的更高获得。日本人认为修养就像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为一把锋利的刀。日本会采取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技巧来自我修养,显示了与印度瑜伽的亲缘关系,把修行导入到忘我人神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有禅宗哲学的素朴的个人主义,讲求精神训练,在“公案”中探求真理,把、让装在“门”内的蒙昧的人性产生顿悟。
六、儿童学习
本书中鲁思将日本人性格及行为的矛盾归结为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因为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U型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和人性,而随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大,在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
日本幼儿时期的教育非常注重孩子自身的自由,孩子可以有很多玩乐的权利。不论是出身、待哺,走路说话还是学习都体现了这一观念。日本孩子真正开始被纳入谨慎的生活模式是在入学三年左右,他们要学会控制身体。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学会复仇思想。这些贯穿至整个成长生涯,高中、大学、军队等他们都会接受诸如恩债、义理、名分的教育,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这些都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发育。同时对于男孩、女孩的教育在十岁左右开始有所区分,男生应学习的道德准则,女孩应学习各种义理约束,这些与年幼的自由任性截然不同,给了他们很多的约束,他们的性格也开始不断地凸显矛盾。幼年期他们建立起一面“不知耻的自我”的镜子,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常窥探自己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
在他们的记忆力始终会有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任性的时期,这在成人里的二元性变得既追求自由的恋爱又会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可以沉湎于享乐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接受极端的义务,有时怯懦但有时也很鲁莽,有时傲慢有时殷勤有礼,这也就证明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而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也正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
七、鲁思的答案
在第一部分提到了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作者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为十三章讲述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特殊性格,一直在阐明日本人性格中的内部逻辑。
距离鲁思写作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对于日本这个能够轻易从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的民族来说,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此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的一些特质,似乎依旧有效。在鲁思这个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一些日本人行事的准则,比如义理、恩债、名分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极为普通。
在鲁思看来,中日之间的道德准则的本质区别是“仁”。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信奉无条件的“忠”、“孝”,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皇恩”,“等级制”或者说“武士道”的忠义思想的继承。其实很多的日本传统仍保留至今,家庭、婚姻、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等等。所谓的日本社会的传统道德的保留,这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1)二战失败后,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2)当时,美国并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和帮助促使他改变;3)后来,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无意中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4)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
鲁思这本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和“仁”的这一关键观念没有被美国人重视。二战失败后,因为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人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而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依旧保留了完整的封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意识到日本文化中缺乏“仁”,也就是“人道”的关键元素,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压力和帮助去促使他改变。此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客观上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而现在,在个性彰显的小泉先生的领导下,日本人更是执拗起来。从这方面来说,太沉溺于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美,太沉溺于自己经济的发达,真不是好事。在国学虚热、经济虚高的今天,值得国人引以为戒.文献推荐:
日本的《四十七士物语》 川岛武宜的《评价与批判》
阅读推荐: 《菊與刀》崔树菊、吕万和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初版(日本丛书),ISBN 7100012937
0120822 纪伟
12物流管理1班
2013-6-4
第五篇:菊与刀 读书报告[模版]
日本文化
——读《菊与刀》后感 提要:“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者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矛盾性,温和而又好斗、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倨傲、善变而又顽固、驯服而又专断、忠贞而又反叛、勇敢而又怯懦„„每种极端矛盾的性格,都如经纬纵横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之中。
关键词:日本矛盾性耻感文化等级忍
作者介绍: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女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完成了报告,并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以直接的方式统治日本;美国需要保存并运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她的预见和建议得到了证实和采纳。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她于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 of Culture,1934年)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
该书主要是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从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其特性,追问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菊”的隐忍淡泊与“刀”的锋芒毕露统一在日本文化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骨架,而其中更加细致深入的一切,还需我们慢慢了解。整本书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安本分 各尽其职,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历史与世界的债务人,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恩报,第七章 “难以承担的”回报,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世界,第十章 德之两难,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读完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将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在日本说一个人没有耻辱感是对其人格极大的侮辱。这种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内心的耻辱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优秀甚至一个国家更加昌盛,可是在日本对待中国的侵略上,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狡辩、装腔,除了少许的日本老人愿意出面表示他们对中国万万人的忏悔,大多数的日本人仍旧坚持,当年的侵华战争是正义使然,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贫穷的局面。日本当局也没有扭转他们国民的想法,反而改版教科书,肆意的宣扬他们当年所谓的正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得不到缓解的原因。为此,我对他们的“耻感文化”表示很不理解。
还有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孩子对父母命令的绝对遵从,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听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屈服,此所谓“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无不显示着日本文化中的强烈的尊卑感。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日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统治权不在天皇手中的时代,然而天皇处于等级制的最顶端这一事实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不能“各安其所”,于他们而言便是莫大的灾难了。所有的日本人在一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背负上了“皇恩”与父母之恩;在生活中,一旦接受的别人的恩惠,便又要背负上“情义”二字;对于非直系血亲的亲戚们,也有着种种义务。而与中国文化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乌鸦反哺”不同,日本人“报恩”,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报恩不是出于心中的感激之情,而是必须执行的任务,与一个人的尊严与名誉相关。
最深刻的是日本人的“忍”他们对自己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日本武士的修行:忍耐饥饿,忍耐疼痛,忍耐疲倦,甚至有人在这样的修行中死去,然而却不曾放弃。信奉所谓的精神力量,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而普通民众也十分重视自我修养,培养能力,更进一步的,则是培
养坚忍与“圆通”。我们经常听说日本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苦修方法: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一文钱不花支持一个星期,连续几天不睡觉„„然而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忍耐恰恰是“人生乐趣与享受”的前提,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从而更好的生活。而日本人的锐意进取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而他们的荣誉感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强制力: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他们往往必须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巨大牺牲以求做到完美而不至于遭人轻视,于是他们必须放弃能为自己带来甜头的个人乐趣,抑制自己的种种冲动。然而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类的本性,无论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民主自由与追求自我约束激烈碰撞,只好向着一条扭曲而艰辛的路途发展:渴望成功,奋发努力,却在得到成功之后仍然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这也就是日本人均GDP总是高居世界前列而国民的幸福指数总是很低的原因。日本民族的忍者精神实在是令我佩服,我想,当今越来越物欲的社会最需要的还是所谓的精神力量,每个中国人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这种精神的,坚忍与勇气在人生面前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在谨记那段屈辱历史的同时,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参考书目:《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武士名誉观》王炜
《日本武士道》张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