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四个典型案例

第一篇：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四个典型案例

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四个典型案例

目 录 摘要...4 Abstract 5 绪论...6

一、课题来源及范围界定...6 1选题目的...6 2研究范围...6

二、选题的意义...7 1情报工作对战争的影响...7 2二战期间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7 3研究日军二战期间情报失误的现实意义...8 第一章 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四个典型案例...8 第一节 诺门罕战役——情报收集失误...8

一、错误估计苏联内部政治形势...9

二、严重低估苏军装甲部队的战斗力...9

三、发动细菌战却自食其果...11

四、点评...11 第二节 中途岛战役——情报传递失误...12

一、代号“AF”之谜被解开...13

二、分散兵力——山本五十六犯下的低级错误...13

三、忽视了侦察任务...14

四、点评...15 第三节 马里亚纳战役——情报分析失误...16

一、对美军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失误...17

二、不完善的分析导致错误的战术...18

三、侦察装备落后于美军...18

四、点评...19 第四节 秘密战线上的失误...19

一、德国入侵苏联的情报消息泄露...20

二、留希科夫叛苏事件...21

三、“南下战略”外泄...21

四、点评...22 第二章 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原因分析...22 第一节 情报体制因素...22

一、情报体制对情报工作的影响...22二、二战期间日军的情报体制...23

三、体制上的弊端带来的失误...23

四、冷战后日本对情报体制的改革...24 第二节 民族及文化特点因素...25

一、日本民族及文化的主要特点...25

二、民族劣根性带来的失误...26 第三节 科技水平因素...26一、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工作当中的主要科技手段...26

二、科技水平局限性导致的失误...27 第三章 教训与启示...27 第一节 加强情报体制建设...27 第二节 努力提高科技水平...28 第三节 情报工作人员的选择与素质培养...30

一、选择情报工作人员要考虑的因素...30

二、当代情报工作对人员素质的要求...31

三、提高情报分析人员整体素质...31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工作的影响...32 第一节 情报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32 第二节 情报工作必须具备连续性...33 第三节 情报内容必须具备全局性...33 第四节 情报工作必须专业化...34 第五节 战略情报必须与战略决策有机结合...35 后记...35 参考文献...36

摘 要

情报历来在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战争总是首先围绕着情报的争夺而拉开序幕，敌我双方都尽可能地搜集战争中可能面临的一切影响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参战各国情报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在二战前期，轴心国之一的日本曾经利用其出色的情报工作，在亚洲大陆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但是到了二战中后期，日本的情报工作接连出现了一些失误，无论在战略形势的分析上、敌情的判断上、还是保密工作上等都存在诸多失误。这些失误对一系列战役战斗甚至整个二战的战争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对二战期间日军四个因情报失误而造成失败的典型案例进行阐述，这四个案例分别为：诺门罕战役、中途岛战役、马里亚纳战役和秘密战线。并对这四个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分别指出了每个案例中日军情报工作的败笔所在。这些失误主要在情报收集、情报传递、情报分析等方面。

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日军失误的深层次原因，比如日本情报体制、民族文化以及科技水平等。以及对我国情报部门应该从中获得的教训和启示。比如提高情报科技水平、选择合适的情报人才以及情报人才的素质培养等。同时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工作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对我国情报工作尤其是军事情报工作将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情报；日本；情报战

Abstract

Intellig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ar, and is the always the first race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The Second World War is the largest war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nd is a wa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uggle.In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 which is one of axis got many victor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ttlefields by its excellent intelligence work.But later in war, the Japanese intelligence work have appeared some mistakes, whether in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analysis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enemy, or the confidential work.These failur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 battle or even on the whole war process.This paper analyzes Japanese four typical cases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during World War II, including the Nuno Mendes battle, Battle of Midway, Marianas campaigns and secret front, and points out the failure of Japanese intelligence work in every case.These failures are in the aspects of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intelligence transmission and intelligence analysis, etc.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se failures such a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Also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e should gain from these cases.Such as improvi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evel, choosing appropriate intelligences and intelligence training.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n intelligence work by the Second World War.This work will be of momentous current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Keyword: The Second World War;Military Intelligence;Japan;Intelligence War 绪论

一、课题来源及范围界定

1选题目的

情报是信息，是相关者希望获取的有价值的信息，是进行决策的依据。传统的情报指的主要是军事情报：“军中集种种之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1915年版《辞海》），“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1965年版《辞海》），“情报是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1979年版《辞海》）。军事情报史是研究军事情报工作发生、发展规律，揭示情报工作在政治、军事和外交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是军事情报学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情报尤其以无线电密码破译为代表的信号情报为盟军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历史研究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基础不牢，则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只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很难想象，一个对情报工作的发生、发展缺乏基本认识的研究人员，能够在军事情报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理论问题，离开历史事实根本无法说清。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军事情报工作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丰富的情报实践也为我们总结情报工作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能，从中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揭示军事情报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把军事情报基础研究推向深入。同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提供借鉴[1]。2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情报工作上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论述日军在诺门罕战役、中途岛战役、马里亚纳战役以及秘密战线上的战争经历，研究了情报工作在这些战役中的影响，分别从情报收集、情报传递、情报分析和秘密战线等方面研究日军失败的原因。同时还研究了造成日军情报战线上失败的深层原因，即日本民族文化对日本战争方式，尤其是情报工作方式的影响。另外，通过日本的战败教训，研究了情报体制因素的重要作用和对当前中国情报工作的启示。这主要包括情报体制的建设，情报人员的选择和培养等方面。

二、选题的意义

1情报工作对战争的影响

情报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情报工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予以高度重视，把情报工作看作是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等各项活动不可缺少的工作。任何一个国家除正确估价自身的力量和内部环境外，还要尽可能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估价与自己的战略利益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战略和方针政策、政局动向、发展趋势及各种外部环境状况。无论是制定国家军事战略还是各种政策方针，都离不开情报。国际形势总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这些情况的变化，自身的政策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只有及时获取有关情报，才能确保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正确性。

情报概念产生于军事领域，军事斗争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情报在军事活动中的突出作用。古今中外因为情报的作用而获取战争胜利的战例不胜枚举。正确的军事行动有赖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准确、及时的情报。及时准确的情报可以使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可以变均势为优势，甚至可以变劣势为优势。战役情报就是组织实施战役所需要的情报。战役情报是战役指挥员了解战区环境、判断敌情、把握战场态势、组织战场活动的保障条件。现代条件下的战役，使情报保障难度加大，任务更加繁重。2二战期间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报的搜集手段发生重大的变革，无线电技术侦察、雷达侦察、航空侦察以及公开情报资料收集手段接近成熟。一战以后，无线电通信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由于“埃尼格码”密码机的发明，无线电报的加密实现了机械化。与此同时，无线电分析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破译“埃尼格码”的理论和技术已经出现并开始实用。

航空侦察是近代产生的情报收集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迅速，二战期间，航空侦察更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照相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侦察，航空摄影成为主要情报手段，这个新的侦察手段对双方军事情报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到大战将近结束时，交战双方都不敢在白天调动军队。此外，雷达侦察也在二战期间迅速成熟，并且投入实用，在几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中，雷达侦察发挥了关键作用。

3研究日军二战期间情报失误的现实意义

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成为历史研究生被遗忘的一角。在我国，情报史研究也一向是被忽视的领域。地方学者对本领域研究绝少涉足，军方学者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虽然很多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史的研究上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很少有涉及情报在战争中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对军事情报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二战情报史，尤其是与我国产生直接战争关系的日本军队的情报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我们通过研究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由于情报失误而造成的战役失败，甚至整个战争的失败的历史，可以强烈的感受到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通过研究日本的情报体制以及民族文化对日军情报工作的影响，也可以反思我国情报工作在体制上、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的研究将可以填补二战史中日军情报工作研究的空白。

第一章 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四个典型案例

本章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三次重要的失败战役以及秘密战线上的失败案例，分别是：诺门罕战役、中途岛战役、马里亚纳战役和佐尔格间谍案。通过对这些战役和案例的关键进程介绍，分析了情报工作在这些战役和案例中所起到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日军情报工作失误的具体原因，即究竟在情报工作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导致整个战役的被动以及最后的失败。第一节 诺门罕战役——情报收集失误

情报搜集就是搜寻和集中各种来源的情报，是情报机关和情报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有计划、有目的地广泛搜集和系统积累情报材料的活动。军事情报侦察是通过各种观察、探测和调查手段获取情报材料的活动，是军事情报人员和情报机关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

诺门罕战役发生于1939年5月4日，同年的9月16日结束，历时135天。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企图把蒙古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5月14日，苏联政府加入这场战争。至9月15日签订停战协议，以日军失败告终，史称“诺门罕战争”。诺门罕战争是二战初期苏、日两军在亚洲一场规模较大的作战，前后历时近半年，双方动用了十几万精锐部队和除海军外几乎所有的现役装备，苏军最终完胜日军[9-12]。

在此次战役中，由于日军盲目自大、轻视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导致在情报收集上没有能够实事求是，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情报，甚至对有价值情报置之不理。这是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错误估计苏联内部政治形势

1937年到1938年，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肃反运动，重点是对军事机构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这次清洗是斯大林一个时期内实行极左路线的表现，对苏军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苏军中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果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都先后被捕并被处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马尔尼克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创建人，他在安全部人员逮捕他的时候开枪自杀。智勇双全的军团司令科夫丘赫于1938年7月被枪决。苏联著名元帅朱可夫的上级雅基尔（当时任基辅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和老军长塞尔基奇都先后被枪决。就连在西班牙任军事观察团团长的扬.别尔津将军也被押回国内执行枪决。在这个时期里，新补充进来的炮兵不知道如何开炮，新补充进来的步兵连靶都没有打过，很多人连开枪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学过。在所有的步兵部队里，练习过刺杀的士兵不到20%。隐蔽训练基本上没有开展过。新任命的军官也没有什么战争指挥经验。

另外，日本军阀从心眼里看不起苏联红军。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沙皇陆军屡战屡败，海军全军覆没于对马海峡。在1919年至1921年的俄苏内战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的部分领土。后来苏维埃政权稳固，日军才撤回。所以关东军从开始就趾高气扬，一心想找一个或者造一个“柳条湖”(即过去的柳条沟)事件，袭占苏联或蒙古领土，击溃苏蒙军队。其最低目标是占领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苏联远东领土。如果得手，则一直向西席卷，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军沿某条双方议定的界线分割苏联。

日本通过收集情报，错误估计苏联内部政治形势，认为“大肃反”后，有能力和经验的指挥官基本被清洗掉了，此时的苏军已不足为虑，毫无理由的轻视对手。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当时日军整个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二、严重低估苏军装甲部队的战斗力

日军在战前情报收集中，没有收集到苏联军队装甲部队的战斗力情况，未能充分认识到苏军重型装甲部队的实力，盲目的以轻型坦克死拼苏军，致使顺势惨重。另外日军的情报也没有对苏联指挥官的背景和能力以正确的认识。这次战役日军遇到的是苏联杰出的军事统帅朱可夫，和朱可夫相比，日军的统帅在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上差距不小。

1939年5月27日，日军向苏蒙军发起攻击，第23师团骑兵联队和重装甲车部队虽包抄奇袭蒙军指挥部得手，但很快被苏军坦克包围，一交手，关东军便尝到了苏军的厉害，日军的重装甲车厚度较小，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日本骑兵面对苏军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苏蒙军1个喷火坦克连和装甲车营轻而易举地全歼了日军这股快速部队。正面进攻的日军也被苏军密集的炮火打得丢盔卸甲、损伤过半，撤回了海拉尔。6月20日，日军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向诺门罕进发，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是日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关东军航空兵主力倾巢出动飞抵海拉尔机场。可令东京想不到的是，此刻他们的对手已换成了苏军一代名将——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跟朱可夫玩大兵团作战，小松原等人显然能力欠缺不少。

7月4日，苏军将偷渡过河的关东军步兵主力击溃后，朱可夫将军开始对付正面的日军坦克，苏军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苏军的T-

28、T-

26、T-130、BT-

6、BT-7坦克和BA-

6、BA-10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相互配合，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毫无招架之力。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此战之后，日军坦克部队基本瘫痪了。安冈坦克师团的溃败极大震动了东京，认为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再用。

朱可夫将军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日军隐隐感到苏军并不像东京所想的那么好对付，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7月23日，日军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火光冲天，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史上首次。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饱和射击，打的效果并不好，精度尤为不够。战至中午，炮群一口气打出了近万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关东军就得破产。更令关东军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多门重炮炮架折断，炮身过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层出不穷。

下午，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面对苏军排山倒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于呻吟，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炮战延续了三天，日军已毫无还手之力，骄横的日军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又输了。

既然空、坦、炮方面接连失败，日军只好又回到步兵不顾一切低头猛冲的老路子上，这是日俄战争时的老套路。入夜后，数万名日本步兵一起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当日军冲到苏军阵地前沿时，苏军突然打开了车载探照灯，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就成片成片地被打倒了。在指挥官带领下，日军继续不顾死活地冲锋。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使日军普遍有一种亡命徒似的作风，但亡命徒式的勇敢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连续几次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苏军仅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3公里。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整个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损失了近50000人，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损失殆尽，11个特种兵联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三、发动细菌战却自食其果

在战役中，日军卑鄙地动用了石井部队，(即臭名昭著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秘密向哈拉哈河投放了鼠疫、鼻疽等烈性传染病菌，妄图在苏军士兵中播撒瘟疫，然而日军的情报收集工作再次出现重大失误，竟然没有获得苏军的饮水从后方供应这一基本情报。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苏联军队毫发无损，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在极度干渴下偷偷喝了河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因不明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四、点评

日军在此次战役中，由于盲目的自大，轻视对手，所以严重忽视了情报收集工作，致使关键情报错误甚至缺失，是导致日军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场战役对二战期间的战斗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我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从军事角度上看，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第二节 中途岛战役——情报传递失误

情报传递时情报发出者通过一定媒介使情报从时间、空间的一点移向使用者的行为。同一发信者向大量接受者传递时叫传播，往返传递叫交流。传递是情报概念的重要构成要素，如果去掉“传递”就形不成情报，剩下的只是知识或消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很短时间内连续重创美英澳盟军，轻取广大南方资源及战略要地。在初战胜利的刺激下，日军企图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继续发展攻势，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威逼夏威夷，孤立澳大利亚，确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持久不败的态势。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军队在经历了日军的初期打击之后，逐步稳住了阵脚，并利用日军战线过长的弱点，在珊瑚海、中途岛等防御战役中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之后，盟军又取得瓜岛战役的胜利，迫使日军处于战略守势，从而迎来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盟军于1943年间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一系列局部反击，并取得成功，为1944年横跨中太平洋的大规模进攻奠定了基础[9-12]。

在此次战役中，日军失利的关键原因是关键情报被美军截获。情报的保密性是情报价值的根本所在，战争双方都非常重视窃取对方的情报，在这方面，美军无疑做的更出色，美国利用其先进的破解密码技术成功的破解了日本军队进攻的目标。提前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并做了充分的准备，给予日军致命的打击。日军在情报传递的保密工作中，由于过于自信自己的密码不可破解，而没有及时更换密码，导致自己也吃到了因情报传递失误而造成的苦果。

一、代号“AF”之谜被解开

与偷袭珍珠港一样，日军把成功寄托于保守秘密。但是在珍珠港，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却预先获悉，对方即将对莫里斯比港发动大规模入侵。尼米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完全要归功于他的作战情报处。该处约有１２０名工作人员，由约瑟夫·罗奇福特中校领导。

这些情报人员日以继夜地在珍珠港海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工作。日本联合舰队发出的密码电报，有９０％都被这些情报人员截收了。

有关中途岛行动的情报，可以说是日本海军送上门来的礼物。早在５月１日，日本联合舰队就计划更换主要密码。由于定期更换密码，在日本海军的主要密码被罗奇福特的工作人员破译之前，外界根本无法掌握日本海军动向的情报。而这一次因为工作仓促，日本仍在使用旧码。日本的海军情报专家满有把握地认为，他们的密码是不会被破译的

美军的约瑟夫·罗奇福特少校破译了日本人正在使用的ＪＮ２５密码。在1942年初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无线电联络频繁，美海军根据经验判断，日方将有重大行动，有迹象表明，日本打算在太平洋上与美海军决战，但时间和地点还不清楚。从4月初开始，有一个地点代号“AF”在日军密报中反复出现，为弄清这一代号的所指美军情报人员绞尽了脑汁。其中一位情报人员忽然记起，当年3月份，日军的一份有关水上飞机攻击珍珠港失利的电报中，曾经提过“AF”，于是找到原文，得知这架飞机在位于中途岛和夏威夷中间的佛伦奇弗里格特礁停留时，在电文中提到经过“AF”，美军情报人员将这份电报和刚截获的电报进行对比，然后对日军的能力及其可能袭击的目标进行了分析。中途岛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间，陆地面积只有4.7平方公里，战略地位重要，但防御力量十分薄弱，日军攻击中途岛的可能性最大，因而判定“AF”很可能指中途岛。后来，又有多份电报中的“AF”被估计为中途岛。为了最后确认，美军指示中途岛基地指挥官发了一份电报：“岛上淡水蒸馏设备发生故障。”经三天的守候，美军侦听到日本舰队发给海军部的一份密码电报“AF缺乏淡水”，估计终于被证实。这为美军取得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AF”确定后，中途岛的防卫被大大加强了。尼米兹将亲自视察了中途岛，许多飞机增援到了该岛，在这同时，尼米兹将军手小仅有的3艘航空母舰也集中起来。这3艘永垂美国海军青史的航母分别是：刚刚完成中袭东京使命、由斯普鲁思斯少将指挥的“企业”号、“大黄蜂”号和在珊瑚海大战中受到重创，勉强恢复战斗力的由弗莱彻少将指挥的“约克城”号。3艘航母和7艘巡洋舰，16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于6月3日进入中途岛东北海域，准备用炸弹和航空鱼雷打击入侵的日军，保卫中途岛。

二、分散兵力——山本五十六犯下的低级错误

日本的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犯了分散兵力的兵家大忌。山本不是把参战的日本部队集中使用，而是采取了分散兵力的方针，日本的舰只虽多，却被分为相互不能直接支援的六支，结果各部队的兵力都比较薄弱。从战略上看，分散部署在阿留申的兵力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支兵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摧毁那里的美军设施和短时间占领北方几个小岛，然后再予放弃。而且分散兵力还不只限于兵分两路，在中途岛方向作战的兵力也是分散使用的。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在中途岛西北；山本的战列舰主力在后面300海里处；近藤的攻略部队主力在中途岛的南面或西南；栗田的直接支援部队同攻略部队输送船团则从西南接近中途岛。兵力不集中，对陆、海、空作战都是一种基本战术弱点。在中途岛，这一弱点给美军歼灭南云部队提供了方便条件。南云的航空母舰被歼后，日本方面由于兵力分散而产生的弱点使日军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此相反，美方部队的部署却是紧凑有力的。美军的参战部队虽然一分为二，但是两部分兵力配置的距离并不远，保持了紧密的战役战术联系，其舰载机完全可以集中攻击同一个目标。在所有的作战原则中，“确立明确的作战目标”是最重要的一条。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日军摔了一个很重的跟斗。日军所设计的中途岛作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双头怪物”，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山本一方面计划攻取中途岛环礁，另一方面又打算诱歼美太平洋舰队残部。就连刚刚培养出来的日本海军少尉也能看出这两个目标犹如水火，不能相容。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两个目标中，日本人还搞错了重点。在联合舰队看来，攻占中途岛是首要任务，而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是次要任务。他们正好把两者的重要性搞颠倒了。如果日军首先集中兵力消灭尼米兹在中太平洋残存的主力舰只，然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中途岛。但是，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日本人却没搞明白。但是，尽管矛盾百出，这个计划还是被强制实施了。结果落了个应得的下场。

三、忽视了侦察任务

日军的南云舰队没有进行全面详细的飞机侦察情报作业，从战役结果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南云舰队没有专门的侦察机飞行队，由于不愿分散进攻力量，南云舰队的侦察任务主要由编队中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老式水上飞机担任。那天日本舰队没有进行双相搜索，进行单相搜索的飞机中有2架出现故障，延误了起飞时间，造成发现美国舰队迟误，直接影响战局。

6月3日下午，日军机动编队以二十四节航速直扑中途岛，编队采取环形队形，中央是四艘航母“赤诚”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四周是“榛名”号和“雾岛”号战列舰、“利根”号和“筑摩”号重巡洋舰、“长良”号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4时30分，日军机动编队到达中途岛西北240海里处，按照预定计划从“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各派出一架飞机，“利根”号和“筑摩”号巡洋舰各派两架水上飞机，“榛名”号战列舰派架水上飞机，共计7架侦察机对东南海域进行分区扇面搜索，除了“榛名”号的飞机搜索半径只有150海里外，其余飞机搜索半径都是300海里。日军虽然拥有足够的侦察机，却没有进行更为可靠的双相侦察，而只进行了已被证实并不可靠的单相搜索，即对每个扇面只有一架侦察机，一旦发生任何意外，就难以补救！更致命的是“利根”号巡洋舰因弹射器故障，其所携的侦察机未能按时起飞，“筑摩”号的一架侦察机引擎又发生故障，不得不在中途返航。这成为后来日军失利的致命原因！回顾双方在这次海战中的全部经过，“筑摩”号这架中途折返的侦察机本应该正好从美军舰队上空飞过！而在这架飞机以南搜索扇面内进行搜索的又正好是晚起飞的“利根”号的侦察机，它因为返回途中航向偏差才意外发现美军舰队，如果南云采取更周密的双相搜索，如果“筑摩号”的飞机能飞完全程，如果“利根”号的飞机能按时起飞的话，那就将使南云能在下达换弹命令前发现美军舰队，那么战役的结局或许完全不同。

南云只派出7架侦察机目的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集中兵力攻击中途岛，不愿多派飞机去进行侦察搜索，削弱攻击的力量。这一方面是南云始终担心以自己手上的这些飞机同时担负两项使命，力量不足；再一方面他认为中途岛海域不会有美军舰队，单相搜索已足够了。相反，美军在基本掌握日军作战企图的情况下，依然派出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飞机实施侦察搜索，双方对于尽快准确了解对方情况这点上，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此次海空决战的胜负。

四、点评

日军错误的任务自己的密码不可破解，没有按照规定及时的更换密码，忽视了情报传输中的保密性，致使己方情报被美军破解，暴露了自己的作战计划，使得精心策划的作战方案功亏一篑。在中途岛战役之后，日军再次发生情报传递泄密事件，日军海军最高长官山本五十六的视察行程机密被美军获得，美军击落了山本所乘坐的飞机，致山本死亡。这也是对日本一次重大的打击。

在这次海战中，日军被击沉“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4艘航母和“三隈”号重巡洋舰，损失飞机322架，其中有283架是随母舰沉没，“最上”号重巡洋舰遭重创，“荒潮”号、“朝潮”号驱逐舰负伤，“榛名”号战列舰、“谷风”号驱逐舰、“曙丸”油船轻伤，阵亡3507人。美军“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和“哈曼号”驱逐舰被击沉，损失飞机147架，其中舰载机109架，阵亡307人。

中途岛战役，是世界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无论从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还是在中途岛局部战场的兵力，日军都占明显优势。但日军遭到惨败，不仅损失了4艘主力航母和322架飞机，更重要的是损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技术高超，富有经验的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大都是战前经过几乎千中选一的高淘汰率培养出来的，又有宝贵实战经验！这是日军根本无法弥补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精华的丧失使得日军舰艇部队就难以超越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活动，逐步丧失了主动权。因此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对整个战争有着决定性影响。第三节 马里亚纳战役——情报分析失误

军事情报分析是指军事情报机构和人员对搜集到的情报材料进行鉴别、分析、综合和判断的科学思维活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揭示情报的价值。只有经过分析研究的情报，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军事情报分析是一项科学性的研究工作。军事情报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对搜集到的情报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情报价值。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情报量巨大，各种保密措施、欺骗伪装，使情报真伪难辨，获取情报非常困难，而且获取情报的内容零散片断，这就需要情报人员运用广泛的知识，运用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把分散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和素材中的有利用价值的零散片断材料加以提炼，研究其相互关系和作用，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军事情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对各种来源的紊乱无序的情报素材，进行整序、分析和综合，理清脉络，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军事情报分析也是一项服务性工作。军事情报分析是通过对情报资料的分析研究，以研究成果来为有关部门、首长服务的，是一种难度很大、要求很高的工作。

1944年初，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后，决定绕过坚固设防的加罗林群岛，直取马里亚纳，建立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打开通往菲律宾的道路。日本海军根据其“寻机决战”的指导思想，制定“阿”号作战计划，企图以马里亚纳群岛、雅浦岛、硫黄岛的陆基航空兵，在菲律宾以东、帕劳群岛以西海域削弱美海军力量，随后出动舰载机摧毁美国舰队。双方参战兵力为：美国海军第5舰队(由R.A.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指挥)，主要舰只140艘，舰载机956架；日本联合舰队第1机动舰队(由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指挥)，主要舰只55艘，舰载机360架及岸基飞机240架。6月13日，日本第1机动舰队从菲律宾塔威塔威岛出航，被美军潜艇发现并跟踪。15～16日，美第5舰队乘日海军主力尚未到达攻击阵位之机，出动舰载机对马里亚纳群岛各机场实施突击，击毁日军大批陆基飞机。18日，日舰队驶抵马里亚纳群岛以西约650海里处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编队，19日黎明占领攻击阵位，10时起在约300海里距离上分4个波次出动舰载机攻击美舰队，但受到美机和高炮拦击，大部飞机被击落。与此同时，美潜艇对日舰队实施鱼雷攻击，击沉航空母舰“大凤”号和“翔鹤”号。20日，美舰队向西追击，下午在300海里距离上出动舰载机攻击日舰队，击沉航空母舰“飞鹰”号。傍晚，日本第1机动舰队奉命撤出战斗。战役中，日军航空母舰3艘、油舰2艘被击沉，航空母舰4艘以及战列舰、巡洋舰、油船各1艘被击伤，损失飞机395架；美军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艘受轻伤，损失舰载机126架。此役，日军阻滞美军战略进攻的企图被粉碎，其航空母舰编队受到致命打击，从而丧失了马里亚纳海域的制海、制空权，为美军夺取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9-12]。

马里亚纳海战中，日军虽然在情报收集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无奈对美军战略主动方向判断错误，导致兵力与美军相比处于劣势。另外日军实行的外围攻击战术虽然想法很好，但是没有充分了解美军的情况，致使飞行攻击编队几乎被全歼。

一、对美军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失误

在已经得知美军即将进行的反攻行动后，日军在对美军主攻方向的情报做了深入的分析，然而还是没有美军的战略进攻方向做出正确判断。日军大本营一直都以为美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是新几内亚——棉兰老岛，因此将机动舰队置于塔威塔威，就是因为该地距离预计战场较近，当5月27日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在比阿岛登陆后，日军更是认为美军太平洋舰队将到达新几内亚以北海域，立即迅速向该方向调集兵力，并准备在帛琉海域与敌决战，同时将潜艇部队配置于加罗林群岛以南，以尽早发现美军舰队，甚至美军6月11日开始对马里亚纳群岛实施炮火准备，日军仍然认为是美军牵制性行动，不以为然。直到6月15日美军的大批登陆舰艇到达塞班岛海域，并开始换乘，这才意识到美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马里亚纳，为时已晚。

在情报分析初期，根据侦察能手千早少佐6月1日深入侦察的结果判明，美军首先从比亚克登陆，然后空袭塞班、提尼安、硫黄岛，大舰队集结于马绍尔群岛的马朱罗基地。从上述情报进行分析，美军主攻方向可能是澳大利亚北部，可能是塞班，也可能是帕劳。对于这3个方面，日本军队即使搞清其中之一处，恐怕也难以确定应重点准备的重点海面。因此，“阿号作战”的指挥者不得不指示主要战场应该是“从中部太平洋起，直到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不客气地说，上述这个关于主要战场的指示简直等于零。换句话说，这道指令就意味着要部队做好能够适应上述3方面的各种作战准备，这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未能向部队明确指出重点作战战场，这完全是联合舰队首脑们的责任。美舰队主攻海域究竟在哪里？日本舰队首脑们在旗舰“大淀”上曾进行了反复的研究，结果认为，帕劳方面有50%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北部方面有40%的可能性，塞班岛方面的可能性最小，只有10%。当时认为塞班方面的可能性最大的唯有情报参谋中岛亲孝中佐1人。然而，从眼下的战局来看，美军已经登陆比亚克，这自然就成了争夺的重要地点，如果美军在这里建起飞机场，菲律宾岛南部、帕劳都将进入美B-24飞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作战区域便由2个变成1个，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投入比亚克争夺战，这样一来，美军的机动部队也有可能参与这一争夺战，如果作战成功，那么，帕劳方面和菲律宾方面就有可能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日方采取的具体步骤是：把小泽的航空母舰部队和栗田的战舰部队集结到婆罗洲北端的塔威塔威，然后进一步从提尼安方面抽调舰队的一部分和基地航空部队的飞机480架，向哈马黑拉(该岛也和帕劳、比亚克等距离)前进，旨在挑起比亚克争夺战，这就是所谓的“浑作战”。此次作战于6月3日发动，13日截止，其间日军曾2次出击，先后都以失败告终，遭到美军的耻笑。

就在日本海军主力向比亚克岛发动“浑作战”的同时，美军机动部队主力从比亚克岛调转矛头，于6月11日突然出现在关岛以东170海里海域，对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提尼安、关岛、罗塔岛4个基地同时发动了空袭。6月12日，空袭进一步加剧，日本基地空军遭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损失飞机不下500余架。角田基地空军势力大减、士气不振是与“对战场的误判”密切相联的。至此，可以说只有中岛中佐1人的判断是正确的。6月13日，美军向塞班实施猛烈的舰炮轰击，证明了敌人确实有在塞班岛登陆的意图，于是，指挥部立即命令尚在遥远的3000海里之外的小泽舰队北进出击。同时，指挥部也向提尼安基地航空部队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可是，由于2天前惨遭美机空袭，基地空军已支离破碎。目前，唯有塞班岛上的守备部队在顽强地进行抵抗。指望小泽舰队抵达战场以及基地空军再次转进，显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然而，位于日本生命线北端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塞班岛(后来该岛成了美B-29超级轰炸机基地)，由于受到舰炮长达7个小时的轰击，第一道防线已被击溃，美军轻而易举地登陆成功，日本守备部队拼死抵抗也无力扭转败局。仅仅3个星期，塞班就被美军完全占领了。

其实进攻塞班岛的设想早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在同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对此做出了决定。1943年10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反攻塞班的时间定在第二年7月，并预定在占领塞班岛之后于10月1日建成B-29式轰炸机基地。美军的这次进攻可以说是按照1年半以前就制定了的反攻方案进行的。面对这些公开情报，日本的情报部门竟然视而不见，不得不说这是日本情报分析工作上的重大失误。

二、不完善的分析导致错误的战术

小泽的航空母舰部队在遭遇到美军舰队后，决定采用外围攻击战术，日军飞机不像美机有装甲防护，重量比美机轻，因此作战半径比美机大160公里，小泽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决定在美军作战半径之外发动攻击，然后在马里亚纳群岛机场上降落加油挂弹，再从陆地机场起飞攻击美军，形成“穿梭攻击”之势，从纸面上看好像很不错，既可有效打击美军，又能避免美军的攻击。但日军忽视了其飞行员的战术技术水平有限这一重要因素，实施“超距攻击”必须在极限航程起飞，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要尽量节约燃料，要考虑气象条件的影响，要随时警惕周围敌情。要做到这几点就连技术熟练的飞行员都不容易，何况日军飞行员大都是训练不久的“菜鸟”，如此漫长的航程还没投入战斗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哪里还有足够的精力应付美机的拦截？因此途中遇到美机拦截，自然损失大半，即使突破了美机的拦截，对美舰攻击效果也很不理想。由此可见，日军这一战术，根本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倒事与愿违。

三、侦察装备落后于美军

日军在实施的外围攻击战术中，遇到了浓云密布的恶劣天气。由于日机没有安装雷达，所以受天气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天气却大大有利于美舰编队，日舰队虽然做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并企图以鱼雷轰炸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但是，由于浓云作祟，终于失掉了机翼下的绝好目标。必胜的大好时机被恶劣的气候葬送了。虽说浓云给日本机队带来严重的不利，但是，如果日本攻击队能够巧妙地加以利用，不能说没有取胜的希望。因为，日机完全可以利用密云作掩护，穿越缝隙，急剧下降，实现突袭。但是，遗憾的是，日机没有安装雷达，很难判明自己的攻击目标究竟在哪里。完全可以这样说，从战术上而言，日本达到了置美舰队于外围歼击战之中的目的，而从机械能力上看，则完全被敌军置自己于外围歼击战之中了。

相反，美国舰队用先进的雷达在150海里的远距离发现了日本空中攻击队。正因为这样，美舰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出动舰载机实施拦截作战，也可以及时地调动在关岛上空作战的机群。因此，当日本空中攻击队在尚未达到美舰群上空时就被美机拖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使日机群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局面。

四、点评

马里亚纳战役中，日军虽然认识到了情报的重要性，但是在情报分析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是这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从这次情报分析失误我们发现，先入为主是情报分析人员发生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情报分析时，完全排斥先入之见是不可能的，没有先入之见，情报人员面对一大堆情报资料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法进行。但是，情报人员要防止先入之见演变成先入为主，要用不同来源的情报资料对原先的假设进行证伪，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第四节 秘密战线上的失误

谍报侦察是向侦察对象内部秘密派遣人员或在侦察对象内部秘密发展人员，以获取机密情报的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称为间谍。利用对方营垒里的间谍收集情报信息，这虽然是古老的情报手段，但在现代战争的筹划准备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间谍利用在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方法搜集敌方情况，常可获取价值较大的情报，有时甚至是核心的情报。

谍报侦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隐蔽性。谍报必须以合法、公开的形式掩护自己的真实企图，秘密进行情报活动。二是艰巨性。谍报侦察要深入敌人内部开展情报活动，一切活动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内进行，难度很大，任务艰巨，而且要冒很大风险。三是长期性。谍报侦察须深入敌人要害部门，一般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取得信任，长期潜伏，活动得当，才能持久地搜集到机密情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基本做法是建立谍报网，采取观察、刺探、密取、窃听、引诱和恐吓等方法招募间谍和获取情报。

佐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员，苏联的情报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派往中国、日本从事情报工作。在日本他打入德国驻日使馆，以纳粹党员和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成功地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谍报活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后被誉为伟大的20世纪间谍明星、反法西斯战士。

一、德国入侵苏联的情报消息泄露

1940年，佐尔格在日本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佐尔格知道，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

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等。在计划进攻波兰时是这样，在侵占法国前也是这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准备大举入侵英国，而关于苏联则无声无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进攻英国只是一个幌子，一种战略上的伪装。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佐尔格还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到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二、留希科夫叛苏事件

1938年5月，苏联远东军区留希科夫少将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方面叛逃。叛逃者立即被押到东京。留希科夫是负责苏联远东情报事务的高级官员，除掌握大量苏军机密情报外，还掌握苏联谍报通信的密码，一旦被日本人获取，后果十分严重。由于佐尔格是单线与总部联系的，留希科夫没有掌握他的情况。因此，莫斯科致电佐尔格：尽一切可能得到“Y”(留希科夫的代号)的情况。佐尔格原打算在审讯他以前把他干掉，但由于日本军部对他严加保护而无法接近。正当他百思不得其法的时候，奥特少将给他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佐尔格立即驱车前往。奥特开门见山地说：明天日本人要正式讯问留希科夫。为了表示德日友好关系，日本特高课同意柏林派特别调查组参加讯问，柏林指示他俩前去。佐尔格表面故作震惊，立即表示服从。审讯过后，佐尔格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密电：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莫斯科接到电文后，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情况和远东谍报密码交给日本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堵住缺口，挽救了苏联远东谍报网。

三、“南下战略”外泄

苏德战争爆发后，佐尔格摸清了日本对苏意图，即南下战略。据此情报苏联将远东地区半数以上的苏军调往西线，遏止了长驱直入东侵的德军势头。并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6月26日莫斯科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并电告莫斯科：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于是他们各自加紧活动，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他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搜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佐尔格日夜冥思苦想，最终勾画出了日本总部署的轮廓。佐尔格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工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所搜集的材料，将作为典范载入间谍史册。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接着，苏联远东地区的步兵和坦克部队用军用列车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部西线去保卫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共计25万人。幸亏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这些部队才能增援莫斯科，使苏联乃至全世界幸免于纳粹德国的长期蹂躏。

四、点评

佐尔格在日本进行了卓越的间谍工作，出色的完成了为苏联提供情报的任务，他提供的情报对苏联具有重大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讲，对整个二战形势都有重要的影响。虽然最后佐尔格被日本反间谍人员发现并最终牺牲，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让他流芳百世。

日本虽然很重视秘密战线工作，但是却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个大跟头，由于自己的工作疏忽，使得佐尔格在日本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日本和德国情报，让战争的进程向着不利于日本本国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是日本在谍战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第二章 二战期间日军情报失误原因分析

第一节 情报体制因素

一、情报体制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情报体制，就是在一个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协调的情报工作体制。情报体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使一个国家所有的军事情报机构、民间情报机构等等通过一个中心组织加以统一协调管理，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整个国家的情报资源，及时向有关情报需求部门提供所需情报，为国家安全、对外战略服务展服务[32,34]。

情报体制是情报工作的顺畅进行的保证。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管理的合理性，很多无论是情报的收集、分析和传递，都需要非常严密的机制来保证这些工作能顺畅、隐秘的进行。特别是秘密战线工作，如果不能保证合理、严密的情报体制，将会产生不可估计的严重后果。

二、二战期间日军的情报体制

二战期间日军的情报体制、情报机构的设置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

一是中央的情报机构，主要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分别设立的情报部，以及政府所属各部，诸如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设立的情报机构。其中，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主要负责日本外派间谍的指挥、调遣与组织工作，它们派出的间谍多以使馆武官的身份为掩护，刺探所在国的各种情报。陆海军的情报组织是两个系统，互不统属。但有时也有联合，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陆海军就在缅甸共同设立了“缅甸机关”。

二是日本侵略军于侵占地设立的特务机关。这类特务机关的数量和规模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深日益庞大，系统缜密、分布广泛。日军最早在中国设立的特务机关是关东军于1916年在奉天设立的，1918年又在哈尔滨设立了特务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相继设立了很多特务机关。到1945年，关东军在东北共设立了15个特务机关和20个分机关。主要任务是监视和调查中国军民的动向、扶植汉奸、监视伪满的官吏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纷纷组建各类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根据不同地域的特点进行谍报和谋略活动，如设在宁波市的东机关的任务就包括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国民党军的情报和搜集英美在浙、闽沿海地区活动的有关情报，而设在上海的儿玉机关的任务则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掠夺战略物资并进行谍报谋略活动。有些日军的特务机关为了便于活动，还设有外围机构，以社团、杂志社、经济实体等为掩护进行谍报活动。

除此之外，日本中央警察机关——内务省的警保局及其下属的地方警察机关、隶属于日本陆军省的宪兵队都设有特别高等课(简称特高课)，监管反间谍业务。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傀儡政权中也全部设有宪兵队和警察机关，它们因此成为搜集情报镇压中国人民抗日和侦缉抗日地工人员的血腥机构。

三、体制上的弊端带来的失误

日本的情报体制虽说经过严密的布置，但是在二战期间仍然出现了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二战期间陆军与海军战略方针的矛盾。日本陆军一直以俄国（苏联）为头号敌人，特别是一战后随着苏联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陆军认为苏联已开始威胁日本的安全利益，因此开始考虑北进。而海军却一直以美国为头号敌人，陆海军的战略方针出现分歧，一直为争夺军费拨款而斗争。当时日本既有的情报机构都只搜集战役情报，而没有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所以有人说，“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都有作战计划，但都没有真正的战争计划。”

由于在情报体制上存在缺陷，导致日军各级指挥官常常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尽可能地吹嘘“皇军”的胜利，对损失则避而不谈，以鼓舞士气。例如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但大本营发布的中途岛战报却声称“击沉了美国两艘航空母舰，而我方只损失了1艘，1艘遭到重创”。[1]这种虚报的“战果”必然会影响情报机构对敌方实力的判断，从而造成失误。

四、冷战后日本对情报体制的改革

对于二战期间日本情报体制中显现的种种弊端，日本政府是非常关注的，也在积极设法改善。据透露，日本曾打算组建一个类似美国国防情报局模式的情报机构——“情报本部”，以实现日本自卫队情报机构的一元化领导。据估计，该体制的建立能够大大加强日军的情报搜集、整理和分发能力，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并能密切同美国在情报方面的合作。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在情报工作上一直依附于美国，主要依靠美国向其提供政治和其它方面的情报与情报分析成品。冷战结束后，为适应形势，一些日本高官提出，日本的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上美日矛盾日益突出，两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摩擦越演越烈。因此，想“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发展”的日本不愿过分依赖于美国的施舍。日本改组和发展其情报工作势在必行。为此，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计划在2002年至2007年发射8颗间谍卫星，重点搜集海外情报。其中，2005年发射的两颗间谍卫星将分别安装先进仪器，以提高对地面拍摄照片的能力。2007年发射的两颗间谍卫星将具有更高的解析能力，能够分辨地面更小的物体。2000年下半年，日本海岸警卫队花数千万美元购买两架远程侦察机。它可从日本飞到马六甲海峡再返回日本。这种远程侦察机凭借一系列传感器，可以在不进入别国领空的情况下进行空中照相侦察，截收电子信息，甚至可以看到小的隐形目标。专家指出，日本将因而大大增强情报收集能力。此外，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还制订了一整套情报系统改革计划，重点着眼于培训熟练的情报分析人员，并将投人大量资金改善人力情报和电子情报的搜集能力。第二节 民族及文化特点因素

一、日本民族及文化的主要特点

日本军国主义曾长期危害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军国主义在日本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日本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其突出的成就。但勿庸讳言，其中也存在着许多催化军国主义的糟粕。其价值、信仰、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中包含有孕育军国主义的文化基因。

1、保守排外性

日本列岛孤悬于太平洋一角，自古同外界就缺乏紧密的联系和交往。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浩瀚的大洋在古代几乎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地理环境中繁衍声息的民族，无疑会以自我为中心。面对艰难的自然环境和可怕的自然灾难，日本人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去生存。由于日本人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之中，缺乏在大的国际环境中磨练，更缺乏同其它民族融合与交往的历史，他们对外界和外部人表现出强烈的猜忌和警惕。这样，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人形成了狭隘、偏执和顽固的特性，造就了日本民族的保守排外性。日本人的爱国心总是与不可救药的排外心里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岛国主义。

2、武士道精神 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武士道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层，同时具有了独特明确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又讲求忠孝信义，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刀剑与纸笔之间达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风并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为试刀、练剑而经常无故砍杀路人。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层享有许多特权，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成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国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刚勇尚武的烙印。

3、町人根性

传统日本国民行为模式的另一显着表现是町人根性。町人为江户时代对城市商人、手工业者的统称，与武士道一样，町人道德亦要求“忠”、“孝”。表现为安分守己，遵守社会等级秩序，追逐利润，提倡俭约生活，对环境的观察与适应能力极强，机敏善变。为了在有限条件下发展，町人道德还强调群体团结一致，形成团体力量。町人根性使人能够敏感地感受环境的变化，窥伺方向，把握时机，精于算计，而唯利是图、小气吝啬、偏狭固执是其负面特征。在对外交往中，町人根性使日本人的对外交往活动都带有强烈功利色彩，追逐利益无孔不入，甚至无道义可言。在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中日本显得无比凶残与贪婪，这即由武士道精神与町人根性使之然。当国际上出现重大变故使日本有利可图时，町人根性便会促使日本对外冒险以攫取利益。

二、民族劣根性带来的失误

日本的民族性格中的优秀部分，让他们在二战初期取得了重大胜利。然后可惜的是，日本人狂妄自大、眼光短浅的的民族劣根性，让他们在二战中后期吃了大亏。珍珠岛事件中，日本为达成作战的突然性，采取了大量保密措施以掩盖己方的真实企图。例如，严格控制作战计划的知情范围，及时更换所有舰船的呼号，断绝攻击舰队与外界的直接通讯，出发后实施电波封锁并禁止船员向海中投放垃圾等等。然后到了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战役时，这种小心谨慎、一丝不苟的精神已经当然无存。由于准备时间不足，未作周密安排，致使知道作战计划的无关人员太多，前期工作也没有妥善加以伪装。日本人的放松警惕和麻痹大意主要源于对敌人智慧和战斗意志的极端低估。甚至有日军指挥官说：“总说什么保守秘密，其实泄露一点也没啥。如果美国人出来的话，那正好可以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轻而易举地干掉它。

日本人过于自信的“胜利病”在密码的使用问题上得到充分暴露。美国早在1942年1月九从被击沉的日本“伊—124号”潜艇上捞出了一批有关“JN-25”密码的密码本，然而日本人却放心大胆地照用不误，甚至用来收发有关作战细节的重大机密。杜利特空袭后，日本海军在疯狂追击美军舰队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无线电信号，也为美军破译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到四月底，美军情报机关对日本海军坚持使用的“JN-25”B型密码已经非常熟悉，每天都能破译截收到的全部密码电报的二十分之一。对此一无所知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由于深信他们的双层密码无人能破，将更换密码本的日期一再推迟到5月底，结果使美军得意提前知悉其作战计划并做好充分准备。而日军在锡兰和阿拉斯加实施的佯攻，也被尼米兹轻松识破而成为徒劳。如果日本人少一点自信，如果他们早两个月更换密码，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战役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所以，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干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因此，它们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尽量避免推己及人，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情报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三节 科技水平因素一、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工作的主要科技手段

二战期间情报活动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而且技术高超、手段复杂、规模宏大。情报活动能在战争的风雨中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知识和技术力量被广泛地应用到情报活动领域。密码技术、无线电监听监测、电子侦察与干扰、遥测遥控、激光、光纤、计算机等技术，都在军事情报活动中被陆续运用。二战时德国就成功地运用了无线电窃听手段。德国反情报人员采用这种无线电监听的方法，缴获了不少敌对国的秘密电台。同样，反监听的情报战也进行得很激烈。由无线电通讯组成的情报反情报活动，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第二战场。

日本在亚洲国家中最先学习了西方技术，其科技水平基本上与当时世界领先的科技水平相当，当然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的。日本也掌握了当时基本的情报科技手段，例如无线电监听等。另外雷达技术作为当时新兴的技术，日本虽然也积极的研究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在他们的舰船上也配备了雷达系统。但是他们的雷达系统灵敏度不高。而且日军的飞机上未能配备雷达系统。

二、科技水平局限性导致的失误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情报工作，在科技手段上是落后于其同盟国德国的，也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例如在无线电监听上，日本就很难破译美国的密码。而且日本由此还可笑的认为：既然自己无法破解美国的密码，那么美国也不可能破译自己的密码。这一想法让日本的密码被美国轻松破解，并致使关键情报被美国获得。中途岛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另外日本由于在雷达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在马里亚纳战役中，日军的轰炸机已经飞到了美军航母的上方，可惜由于自己没有装备雷达，未能发现下面的美军航母，导致错失了重创美军航母舰队的良机。而且由于自己的飞机攻击群提前被美军的雷达检测到，致使飞机攻击群未能达到袭击的原定目标，自己也损失惨重。第三章 教训与启示

第一节 加强情报体制建设

情报体制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体制主要指国家情报政策，国家情报规划和发展战略，国家情报法的制订，情报的国际交流、情报机构设置，情报经费来源、使用等。中观体制指的是省市情报机构的设置与优化。省市情报机构与其他信息部门的协调关系，省市情报机构与其他信息部门的协调关系，省级情报中心的模式、工作范围等。微观体制指的是基层情报机构的归属，管理范围和岗位责任制，基层情报交流以及与国家情报系统、省市情报系统的协调等。只有这样分层次的改革，才能纵观全局又不失细节，从而有利于情报体制的改革[35]。加强情报体制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开辟情报资源，使情报资料活化、物化、商品化，做到选择收集、及时加工、迅速传递国内外最新有用的情报，使情报人员扩大眼界，增强情报意识。制定较为完善、合理的管理制度，充分调动每个情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做到合理分工、任务明晰，考核定性与定量有指标，奖罚分明，建立情报理论研究、开展情报的分析研究的良好机制，提供高质量的情报咨询服务。

满足客观社会需求，延伸情报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能使各地的情报用户就近、迅速、方便、准确地检出和取得所需要的情报。

强化情报管理的职能工作。制定和完善国家情报政策和规划，调动情报机构的内在动力，根据社会的情报需求自行协调微观情报活动巩固情报网络，充分发挥情报群体的作用。

第二节 努力提高科技水平

传统的情报搜集、情报传递和情报分析技术，在数字时代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努力提高情报科技水平，紧跟世界科技进步步伐，对于我国情报工作至关重要。当今情报科技主要有以下重大进展。

1、情报搜集新技术

美国的“锁眼”卫星计划，使得美国具备了卫星实时侦察、数字成像能力。而高性能计算机也为这些“太空中的间谍”实施全球实时观测提供了精确指导，不再需要考虑云层、恶劣的天气和黑暗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红外摄像机、雷达和先进的传感器，间谍卫星拍摄图像的分辨率甚至可以达到一英寸。当然，具有战略意义的间谍卫星与具有战术意义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也可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担负情报搜集的任务。小型无人驾驶飞机通过巧妙的伪装，可一次性在敌方领空滞留多日。

美国新研发“气象测绘卫星”，将继续偷听在空中传输的各种形态的联络信号。随着无线电话和电脑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信号和数字化数据通过无线频率发送。这些数据和信号都有可能被气象测绘卫星的天线接收并传送至地面接收站，以供情报分析之用。语音识别软件在各国情报机构中已应用了20多年之久。语音识别软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过滤不必要的杂音，可以还原多种机密通讯信号。互联网向“信息高速公路”转型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互联网信息搜集模式。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库，互联网已成为大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智囊库。开启这个知识宝库的钥匙就是高速的互联网接入、先进快捷的互联网信息共享以及高性能电脑的分析处理能力。通过电脑对数以十亿计比特数据的分析处理，才有可能发现隐藏其中的机密信息。强大的互联网浏览器和各种代理，穿行于形形色色可信任或不可信任的电脑和网络之中，并记录下他们的秘密。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电脑程序员可以通过基于电子技术的“虚拟代理”破解相应的机密信息。

2、情报传递新技术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的便利了情报传递新工作。如今情报人员可以通过各种看似很清白的方式进行情报传递和联络。因为这些情报数据传送方式与正常的互联网使用方法交错运用，几乎可避开侦测。当通过互联网传送或接收情报时，其真正的接收者或发送者都是经过了多种伪装方式。先进的加密技术也可应用于情报数据的加密和伪装。加密后的数据附在语音、音乐或视频信号中，可以随意传向全球的任一角落。即使是世界上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没有这种处理能力，也无法从数以万亿计比特的数据中发现可能隐藏的信息。

3、情报分析新技术

情报分析一直以来都是情报世界里的“无名英雄”，他们将来自全球各地的杂乱无章的各种信息最终转换成为有用的成品情报，为各国政治领导人或军事指挥官做出明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处理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人工智能软件和人工神经网络的辅助，现代计算机能够从各种来源的信息中识别出特有的蛛丝马迹，并做出预测和判断。这都是人类直觉难以企及的功能。显然，这些信息都并不太起眼，但正是隐藏在其后的重要线索有可能最终构成了一份“情报杰作”，并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

4、反间谍新手段

反间谍机构在对付外国间谍时，如今也得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趋势，加快数字化手段的运用。敌对的反间谍机构都会利用强大的神经网络和大规模的数据库进行个人身份信息分析，从中识别外国间谍。以往对于那些工作或旅居于国外的没有官方掩护身份的情报人员，驻外记者、贸易代表和留学生等。只需为他们编造标有家庭住址的驾照或表明身份的名片等材料就很管用了。然而，互联网的应用使得这种简单的手法很快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互联网查询当地的财产税记录、投票记录以及职业协会会员等信息，可以很快鉴别出掩护身份的真假。因此，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要想编造出有效的掩护身份，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额外投入和长期的运筹规划。

5、网络战

在数字时代，可以通过几千英里外的计算机终端攻击敌人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多数国家的国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弱点在于，通信、商业和国防等领域都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管理。计算机网络起来好像进行了严密的防护，其实存在很多漏洞。所以，许多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发展计算机网络，加速对敌方计算机网络的研究，为未来的“网络战”做准备。目前，可在战时激活的计算机病毒已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可以想象一下，当敌友双方90%以上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被嵌入“特洛伊木马”病毒后，又会是怎样的恐怖场景。“特洛伊木马”病毒一旦被激活，可以有选择地瘫痪敌人的电脑系统，严重影响其经济、通信和国防体系的正常运行。战争尚未开始，便已提前宣告结束。

在新世纪里，情报机构将最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情报技术和手段，以崭新的面貌开展情报工作，为国家和民众谋取不可估量的利益。第三节 情报工作人员的选择与素质培养

一、选择情报工作人员要考虑的因素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智商代表着一个人的能力，而作为非智力因素的情商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分析结果表明，智力相当的人其后在社会上的作为往往差别很大，其原因就在于人格力量的差异，尤其是在意志品质方面。社会上成就最大的往往是具有自信自强人格力量的人，而情商的核心，正是这种自强自信的人格力量。一个缺乏人格自信心的人，谈不上自律能力；而一个缺乏自律能力人，纵然知识渊博，也难以发挥潜力，有所作为。人最重要的本质是具有思想，具有品格，这些是作为人的素质中最活跃的因素。所以，在以人为本的现实社会，人格力量的潜在因素已越来越不容忽视[45-48]。

情报工作作为一项高技术高风险的工作类型，对情报工作人员的选择不能仅仅看人的智商，良好的性格、正直的人格、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坚定的信念尤为重要。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高度的政治觉悟。现代高技术战争的作战空间扩大、信息优势突出等特点，依然决定着人的因素在战斗力中的核心作用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人的因素依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高技术装备对人依赖，不在于人的数量，而在于人的质量，摆在首位的是人的政治素质。军事情报人才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觉悟是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具备了坚定的政治信念，才能把自己聪明才智贡献给正义的战争事业。因此，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军事情报人才，首要的一条是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其次要考虑的因素是健康的心态，健康的心理状态是情报人员的重要品质。行为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恰当直接与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有关。随着情报人员经受的压力增加，经常处于应急状态，容易诱发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情报从业者要有良好的心理因应能力，善于调节、保持心理平衡，一直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从事职业活动，这就要求学校加强情报从业者心理素质的全面培养。

另外，科学的价值观、完善的道德品质是情报从业者人格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人们对事物的意义效用的评定。通俗地说，是对好坏、善恶、美丑、利弊、得失的哲学概括，是道德的核心。它直接影响着个人行为倾向与行为方式，是情报工作人员人格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凸显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呼唤独立人格，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要求集体主义做核心。有鉴于此，情报工作人员要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立人格，培养自己科学价值观，确立集体主义与独立人格是相促相融的观点，在法律和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框架内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

二、当代情报工作对人员素质的要求

首先要有宽博的知识结构。军事情报人才的知识结构同当今战争的形态、武器装备的发展密切相关。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决定了当今战争的形态必然以高技术为基本特征。这就要求现代军事情报人才不仅要掌握高科技知识，正确运用高技术侦察情报系统当好军事统帅部的“耳目”，更要了解掌握对方的高技术装备，充分“知彼”，甚至站在更高的层面，予以施“扰”，致敌对于“聋、盲、哑”。因此，掌握博深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高技术知识，构造扎实、稳固、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新世纪军事情报人才素质结构模型核心的环节之一。其次要有较强的综合能力。综合能力是21世纪军事情报人才素质结构的重要内容。当前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锻造军事情报人才的综合能力；学习研究能力，预测想象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沿察质疑能力，指挥感召能力，机智直觉能力，指导决策能力，管理操作能力，谋略创造能力。优良的气质和强健的体魄。这是21世纪军事情报人才素质的基本需要。未来高技术侦察情报工作的“全维部署”、“全时运转”、“全频获取”、“快节奏、高效率”，加之战场环境极端严酷，火力战、电子战、心理战、全面展开，无不体现相当程度的残酷性、复杂性、突发性、艰巨性，给军事情报人才的身体和心理带来极其严峻的考验。机智、果断、刚毅、抗负荷、耐持久，尤为重要。

三、提高情报分析人员整体素质

提高情报人员整体素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加强学习，夯实情报分析人员的知识面和知识储备量。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其主要原因就是情报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感性知识，更要具备渊博的理论知识。他们需要广泛丰富的知识，一定要很好地进行培养。情报人员合理的职业知识结构是要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心理及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基础知识。

第二，努力学习各种新技术，做到“精技术”。21世纪军事情报人才职业素质结构中的“精技术”，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熟悉各类各种侦察装备，精通其应用；二是熟悉图像情报的传输、处理；三是熟悉计算机辅助判读技术及装备，能够做到不同性质的图像，运用不同的判读手段，不教条，不死板，达到快速、准确、高判读的目的；四是尽可能多地熟悉军事目标、军事装备。第三，提高交流、表达、沟通和协调能力。无论是获取信息还是提供情报，出色的交际表达能力将使情报人员全方位受益，作为情报人员，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协调与沟通能力，就不可能充分利用各种情报源。因此，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协调沟通与交际能力被纳入情报人员的素质能力结构是必然的选择。第四，提高对信息情报的敏感能力。缺乏情报敏感力是难以驾驭信息的采集与分析的，缺乏这种敏感思维，将从根本上决定其不可能拥有杰出的信息情报分析能力。这是对情报人员最基本的能力素养要求，是情报人员实战出色的前提条件。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交战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情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对情报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战争使人们的情报观念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促进了情报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情报工作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情报工作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其形成了一整套的认识。这些认识，有的符合情报工作的实际，有的则违背了情报工作的规律，阻碍了情报工作的顺利发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对传统的情报工作进行了一次检验，对传统的情报观念带来了一次荡涤，促成了战后情报工作的巨大发展[1]。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节 情报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关于情报的作用，今天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情报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实际上，情报的这种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传统的情报观念认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才需要情报工作，情报工作在和平时期没有用武之地。美国第二任中央情报主任霍伊特·范登堡在讲到情报的作用时曾这样指出，战前美国没有一个常设性的情报机构，“原因是美国人民不接受它„„他们有一种情绪，认为要打赢一场战争——如果再发生另一场战争的话，只需要有准确射击的本领就可以了。”这种观念与我们想象中的情报的作用有天壤之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种传统的情报观念来了一次荡涤。貌似强大的法军在6周之内拱手称臣，几百万苏军在初战只有一溃千里，而美军太平洋舰队则是在几个小时内留在珍珠港内的舰只几乎全军覆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既有交战双方的实力悬殊的因素，更有被进攻者的情报失误因素。试想，如果美国事先能获知日本准确的军事动向，那么，山本五十六的突然袭击还能成功吗？太平洋舰队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吗？如果不是斯大林的一厢情愿，德军的突然袭击会取得那么好的效果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在没有强有力的情报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即使军队再强大，也不可能抗击法西斯的突然袭击。杜鲁门说，如果当时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珍珠港事件就不会发生。情报的作用终于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战后，美国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大讨论，对建立现代情报工作形成了共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评价道：“人们普遍认为，精良的情报工作是今日军事防务的第一道防线。美国的老百姓会说，‘哎呀，搞间谍！’不错，是搞间谍——世界上所有较大的国家都在搞间谍活动，以便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其他国家对情报工作也有类似的认识。战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设性的情报机构，视情报机构为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哨兵，原因就在于此。第二节 情报工作必须具备连续性

情报工作必须具备连续性，情报工作没有平战之分，情报工作必须连绵不断„„对每个军事情报学的学生而言，这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常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常识并不为人所知。我们见到的现象恰好与这些“常识”相反。表面上是常设性的情报机构，实际上仅剩几个人维持；情报机构的日常事务，除了收收发发和文字处理再加上偶尔收买到的一两个间谍之外，再没有其他内容。这样的情报工作显然难称“连续”。

缺乏连续性的情报工作显然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在武器技术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缺乏常备不懈的情报工作不仅使国家的防线形同虚设，而且也不可能履行其决策咨询职能。我们看到，在卷入战争之前，希特勒、罗斯福、山本五十六等人的决策基础并不是情报，而是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直观把握。并不是他们不需要情报，而是因为缺乏连续性的情报工作，实在难以充当决策咨询的重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不仅战争时期需要情报工作，和平时期也同样需要情报工作。对一支常备不懈的军队而言，世界上只存在两个时期，一是战争时期，另一是战争准备时期，而没有真正的和平时期。在战争的准备时期就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这样才不至于在战争突然降临之际手忙脚乱。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情报机构，情报工作必须具备连续性。美国海军准将约翰·L·里海达弗表示，“战争的经验对于我来说清楚地表明需要一个永久性的战后情报组织，它可以更好地利用所有的情报来源”。美国陆军情报部长乔治·维·斯特朗指出，考虑到和平时期陆军情报部的地位，“全面的军事情报机构必须仔细地保存下来并获得支持，因为它的工作总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第三节 情报内容必须具备全局性

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力量，战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这是传统战略思维的典型特征。这一思维也反映到情报工作中。人们认为情报的内容主要是军事情报，而情报机构就是军事情报机构，非军人没有资格从事情报工作，非军人不能评估军事情报。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军事情报机构之争，充分反映了这种陈腐的情报观念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这种情报观念是不正确的。军事情报机构搜集的情报不能满足决策者对情报的需求，甚至不能满足决策者对军事情报的需求。传统的军事情报工作只代表本军种利益，搜集与本军种相关的情报，对本军种的决策者负责。它不能提供真正的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情报。这种局限性使其在国家的最高决策中很难发挥作用。美国罗斯福政府在战前的几次重大决策都没有情报机构的参与，就是一个明证。在国家安全战略取代传统的军事战略、国家安全突破传统的军事安全、多兵种联合作战取代单一兵种作战的背景下，传统的军事情报机构不能满足国家和军队对情报的需求，必须建立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安全利益，为国家最高决策者服务的战略情报机构。

情报工作全局化的进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23年，英国首先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战时贸易问题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有关经济战的问题，30年代中期又成立了工业情报中心，这表明人们对情报的认识已经开始突破军事情报的藩篱，30年代德国的外国军队处不仅研究军事情报，对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及其他领域的情报也进行了同样关注。多诺万在《关于建立战略情报局的要点》中指出，情报工作必须同整个战争联系起来，要“动员国家的全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特别强调现代战争必须依靠经济基础。在战争期间，战略情报局的分析家对德国、日本的经济潜力和国民士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成果成为美国制成战后政策的基础。战后，各国纷纷成立综合性的情报机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情报终于冲破军事的藩篱，情报工作的全局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四节 情报工作必须专业化

情报工作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常设性的情报机构却是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制度建立以后的产物。缺乏常设性机构依附的情报工作主要体现为一种业余性，没有专职的情报人员。如美国情报史学家托马斯·特洛伊所言，情报既不是一个专业，也不是一项职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位陆军或海军军官服役期间的一项暂时活动。这种非专业化的特点严重制约了情报工作的发展，影响了情报工作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情报机构对招募的特工人员进行简单培训后即派遣到敌后执行任务，这些没有经过专业化训练的特工往往一抵达目的地即暴露，生存率很低。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艾米·伊丽莎白·索普(Amy Elizabeth Thorpe)潜入了维希法国的大使馆，却打不开大使馆的保险柜，导致功亏一篑。德军东线外军处认识到经济因素和国民士气对一个国家战争潜力的影响，并试图进行研究，却因为研究能力的限制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充分说明了情报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情报机构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德国、苏联和英国、美国等主要交战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情报学校，以培训具有专业技能的特工，同时又借助社会力量，引进了大量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一大批掌握专门知识、具有丰富学术研究经验的专家学者成为战略情报局从事情报分析的主力。情报分析的水平因此得到提高。

第五节 战略情报必须与战略决策有机结合

从理论上说，战略情报是制定战略计划的基础，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离不开战略情报的支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情报工作本身的局限性和决策者对情报工作认识的偏差，情报工作很少在战略决策中发挥作用。许多重大的决策基本上都是决策者的一孔之见，甚少情报机构的参与,。战略情报与战略决策的隔阂，造成了一连串决策的失误。

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了根本改善。多诺万在《关于建立战略情报局的计划要点》中指出“没有情报作依据的战略是无用的战略，没有战略作指导的情报是无用的情报”。政府的各项政策应该建立在可靠的情报之上，这些情报应该包括相关国家的实力、意图及政策，情报机构应该对各种情报资料进行搜集、分析和解释。任何战略决策必须以情报为基础。基于这一认识，他组织了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在战争期间，研究分析处进行了大量的对策研究，它的研究报告成为美国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美国战后重大外交决策实际上都建立在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在战争实践中，艾森豪威尔也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制定决策时，必须对敌情、我情、敌方意图、我方计划进行针对性评估，形成“司令官估计”(Command’s Estimate)或“最终估计”(Net Estimate)，供决策者在决策时参考。这套情报---决策机制，战后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基础。

战略决策离不开战略情报的支持，战略情报如果不受决策者的信任，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在这方面，战前的美国、苏联、日本、德国都有深刻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战略情报---战略决策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把战略情报融入战略决策系统，成为各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改革的目标。后记

当前，在我国诸多的对外关系中，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我国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张。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之一，却一直未能正视历史，还时常做出一些有损于两国关系的举动。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公然参拜靖国神社、重新恢复参谋部、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等等，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的企图跃然纸上。尤其是近期日本不断增加情报力量的投入，努力摆脱对美国的情报依赖，充分显示了其欲充当情报大国的野心。对此，周边国家无不关注。因此，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情报失误问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情报对抗做好对策准备，应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情报工作上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论述日军在诺门罕战役、中途岛战役、马里亚纳战役以及秘密战线上的经历，研究了情报工作在这些战役中的影响，分别从情报收集、情报传递、情报分析和秘密战线等方面研究日军失败的原因。同时研究了造成日军情报战线上失败的深层原因，即日本民族文化对日本战争方式，尤其是情报工作方式的影响。另外，通过日本的战败教训，研究了情报体制因素的重要作用和对当前中国情报工作的启示。这主要包括情报体制的建设，情报人员的选择和培养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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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四个典型案例

四个典型案例，解读最高法“旅游新规”

身边案例

刚从云南旅游回来的小刘说，在签订合同时在西双版纳的行程中有“热带植物园”这一项内容，但抵达西双版纳后，导游说植物园里的植物与他们在外面见到的大同小异，因此，带他们去了另外一个旅游景区，这样擅自更改行程是允许的吗? 而前不久从香港旅游回来的市民范先生则实实在在吃了个大亏，他在导游推荐的购物点所买几千元的手表，拿回来发现竟然是假的。去找旅行社，旅行社相关负责人称这是游客的个人自愿行为，而且是在香港导游带团下购物的，因此，他们不负责任。

新规解读

第十七条指出，旅游经营者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双倍赔偿其遭受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身边案例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十一”她去东南亚旅游了一趟，当时她按照旅行社的要求提供了很多个人资料。旅游回来后，她手机上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各类打折信息以及接到投资公司的电话，她认为是旅行社将她的个人资料泄露了。

新规解读

第九条明确，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泄露旅游者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公开其个人信息，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监督管理的力度，有利于整体提升旅行社的服务质量，保证游客的合法权益。一名从事多年旅游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新规将为游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到很大的法律保护，而且对于部分旅行社的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震慑力，希望能够以此引起业界的关注，减少这类纠纷的发生。《规定》不单对维护游客合理权益有了明确规定，同时也维护了旅行社的正常合法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双方纠纷的发生。同时，何效祖表示，将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对旅行社监督管理，并督促旅行社了解和掌握新规，如果今后再遇到此类纠纷，将按照法规严格处理。

东胜旅行社

第三篇：企业策划失误集锦、典型企业策划失误案例

企业策划分析：企业策划失误集锦、典型企业策划失误案例

“三株的十五大失误”

第一，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出现严重的不适应，集权与分权关系没处理好。

第二，经营机制未能完全理顺。

第三，大企业的“恐龙症严重”，机构臃肿，部门林立，等级森严，层次繁多，程序复杂，官僚主义严重，信息流通不畅，反应迟钝。

第四，市场管理的宏观分析、计划、控制职能未能有效发挥，对市场形势 估计过分乐观。

第五，市场营销策略、营销战术与市场消费需求出现严重不适应。

第六，分配制度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健全。

第七，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八，相当一部分干部骄傲自满和少数干部腐化堕落导致许多工作没能落实到位。

第九，浪费问题极为严重。

第十，山头主义盛行，自由主义严重，诸侯割据，各自为政。

第十一，纪律不严明，对干部违纪处罚较少。

第十二，后继产品不足，新产品未能及时上市。

第十三，财务管理出现严重失控。

第十四，组织人事工作与公司发展严重不适应。

第十五，法纪制约的监督力度不够。

●“飞龙”的二十大失误

第一，决策的浪漫化；

第二，决策的模糊性；

第三，决策的急躁性；

第四，没有一个长远的人才战略；

第五，人才机制没有市场化；

第六，单一的人才结构；

第七，人才选拔不畅；

第八，企业发展缺乏远见；

第九，企业创新不利；

第十，企业理念无连贯性；

第十一，管理规章不实不细；

第十二，对国家经济政策反应迟缓；

第十三，忽视现代化管理；

第十四，利益机制不均衡；

第十五，资金撒胡椒面；

第十六，市场开拓同一模式；

第十七，虚订市场份额；

第十八，没有全面的市场推进节奏；

第十九，地毯式轰炸的无效广告；

第二十，国际贸易的理想化；

●“巨人”的四大失误

第一，盲目追求发展速度；

第二，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

第三，“巨人”的决策机制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

第四，没有把主业的技术创新放在重要位置。

第四篇：决策失误案例(DOC)

问责“决策失误”

文/魏道培

2006-12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还说，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查处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十几亿、几十个亿，比贪污受贿更可怕。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他的题为《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这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当然，这样说，不是说贪污受贿等腐败的危害不严重，而是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确实，如果我们细加剖析，就会发现，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确实耐人寻味而又触目惊心！谁能承受得起如此沉重的“失误”？

群众有一句顺口溜，说决策失误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

新中国成立，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决策的失误，到大炼钢铁、围湖造田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这里，我们主要就经济领域发生的决策失误现象进行观察。

不堪承受的决策失误

政策决策失误

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决策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不懂经济，不循规律，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好恶行事，不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结果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严重的重复建设，并由此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典型的是开发区的一哄而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现了开发区建设热，不少地方罔顾实际、不顾规律，从省到市到省到乡甚至村一级，都纷纷建设开发区。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各地上马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多达一万个。结果则是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借债建开发区，结果欠下了一亿多元债务，按照该镇的经济实力，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属于政策性决策失误的，还有由于对产业导向的把握不准，对市场消费能力的估计失当，一度使相当一些产业盲目建设、急速扩张，造成了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突出。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1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不少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比如钢铁业，有关人士就忧虑地指出，新的“大炼钢铁”趋势已现，近几年来的增幅之大已破世界历史纪录，全国人均产钢达到14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

过热趋势有增无减的当然不仅仅是钢铁产业，其他如电力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内蒙古就是由于对宏观调控的全局性、重要性和严肃性缺乏认识，片面追求电站建设规模，在电力建设上做出了错误决策。

2006年8月16日，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热电公司违规建设问题和重大施工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据调查，新丰电厂建设规模为两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达28.88亿元。而且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还越权审批、违规批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电站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严重的是，内蒙古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项目决策失误

平心而论，不少领导干部想上项目、上大项目、多上大项目，出发点往往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现在各地竞争激烈，主要领导大多肩负着“比学赶超”的压力。如果项目成功上马，就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轻易决策，不顾实际地拼命“上项目”，结果是盲目的决策导致了国家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机场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决策失误，非常典型。

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事实上，当时在决策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失误现象。

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珠海机场的规模，是利用旧三灶机场改建为中型国内机场，跑道长2800米，投资额2亿元，而当时的珠海市主要领导却擅自更改这一决定，另行填海兴建跑道长达4000米的大型国际机场，单是机场本身的投资额就达到40多亿元。对此，国 务院曾发文做出严厉批评。除了批评擅自更改中央决定外，还批评未经国家批准就签订了引进国外先进的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的商务合同，支付定金1500万美元。造成既成事实后，要求国家批准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9060万美元，在未经国家批准开工的情况下，主体工程已建设大半。国务院的文件还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深圳、珠海等四个国际机场，并已开始建设或准备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使珠海机场客流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直接影响到还款能力”。

当然，在机场建设项目上，亏损的并不仅仅是珠海机场。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在竣工后的两年间，还有1亿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据审计部门调查，绵阳机场几年来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机场热还是一直“高烧不退”。一个最常听到的理由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不少地方政府表示，如果当地有一个机场，哪怕是只有一条跑道的小机场，“只要天上飞的能在我们这儿着陆，我们就可以和外商谈投资的事”。但是，他们往往很少考虑客流吞吐量、地理位置和交通需求如何，以及机场建设的后续问题，即缺少的是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统计表明，支线飞机的上座率达到年流量50万人次，是盈亏平衡点。

除了机场这样的巨大投资项目外，因决策失误所导致的项目失败，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发生。

总投资高达80亿元的广州乙烯工程项目，也是决策失误的典型。当初的决策者一味乐观于“石化企业效益一片大好”，而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巨大投资工程项目的远景，更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能源供应的掣肘，特别是国家投资体制发生的变化。以往，国家重点项目都由国家拨款，等广州争取到乙烯项目后，国家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改为地方筹款为主，原定由广州市和中石化各出资一半的合资比例变为9∶1.然而，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项目决策者仍然“成竹在胸”。结果，工程从1988年国家批准立项，几经周折到1997年8月建成试产，即由于自身资金严重不足，试产不到3个月便宣告停产。试产3个月实现的销售收入只有1亿多元，而在建设投资中已有7亿多元的资金缺口，建设期投资的债务利息每年最少要5亿至8亿元。所以说，这样的结局，是在上马时就已经决定了。

规划决策失误

一项大型工程的规划设计，不仅会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改变周边的环境状况。所以一旦规划设计失误，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财政投资，还会出现许多连带灾害。

安徽省合肥市投资亿元上马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厂”最后成了“垃圾工程”，就是一个实例。那么，当初是如何规划决策的呢？

当时，合肥正在热火朝天地创建国家卫生和环保城市，所以考虑在垃圾处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识，并决定哪怕财力有限，也要兴建一个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大型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这个总投资达1.06亿元的项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点工程，所以很快通过了全部审批程序。审批得以通过，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专家经过多轮论证后，一致选择了堆肥工艺。然而现在却又一致认为，垃圾处理厂之所以没有发挥效益，就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它太超前，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明明脱离了实际，可当时专家又怎么众口一词认为规划设计应该超前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在专家论证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经有了明确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已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应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专家们也就一致建议“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大型垃圾处理厂”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刚一试运行，就发现“事与愿违”，存在严重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停用。作为补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亿多元，兴建了一个生活垃圾厂。但几年下来还是不堪重负，终于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城市建设（包括搬迁、扩建）越来越追求“时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玉门市是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然而，这个小县城竟敢花7亿元进行“豪华搬迁”。特别是由于规划设计得不科学，或拆掉重建，或停止营业，遭到了当地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该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万平方米、总投资690万元的世纪广场，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砖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们行走；其次是因为盐碱侵蚀得太厉害，许多地面已被严重破坏。另外，投资2800万元、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涉外玉门宾馆，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营业。

“豪华搬迁”让当地财政“透不过气来”。截至去年底，仅建设局的负债就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欠款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办通报。

个人决策失误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大慷国家之慨，在投资、担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便擅自盲目决策，致使国家的巨额财产付之东流。还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领导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因而不顾当地实际、群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独断专行，这就出现了许多“三拍现象”，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屡屡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贻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家电力公司原任个别官员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巨额损失。2003年，国家审计署抽调大约1300余人对国电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在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就达32.8亿元，占42%.一位参与了此次审计的官员说：“毫不夸张地说，前任某些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个例子是，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1994至1996年间，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11.2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4.57亿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那些“志得意满”的“战略”决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怀忠干什么都是“大”字当头，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一时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结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给阜阳留下了20亿元的“政绩包袱”，相当于阜阳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

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提出在卢氏这座北方小山城创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争创全国一流”的城市化建设的决策，也荒唐透顶。为了“形象”，他竟然别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棕榈树一条街、云杉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竹子一条街、柳树一条街、黄杨树一条街、泡桐一条街。那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自然成活率极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还有所谓的“红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顶。他规定，全县无论城乡，沿公路的人家必须刷上铁锈红。因此，该县沿线公路两侧目力所及的砖房、土房，以及厕所、猪圈，一片红色，就连偏远的山区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必须重新粉刷一遍。

决策失误无异于化神奇为腐朽

近代以来，中国是对公权力决策失误最感切肤之痛的国家之一。政治方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灾难。“大跃进”、“文革”让中国在世界丢尽颜面，经济损失更让人提起来就伤心。这个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但有一个结论能说清楚，即公权力决策失误的贻害最大，而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决策最正当。

人类无法保证决策没有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已显出与越南战争失败很相似的特征。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时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内的决策权利——“好心好意”为别人“当家作主”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况且失败的合法决策多少都有些“前车之鉴”和“成功之母”的意义。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他证明了决策方案不可能达到最优，人们只能在“满意”和“许可”之间取舍。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备，会导致决策方案不完备和方案实施过程不清晰，进而使决策后果不可比。可见任何决策都有些“赌”的成分。西蒙从未提及舞弄权力所造成的“拍脑袋”、“出政绩”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算怎么回事。

对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之间关联的拿捏，能准确检测一个公民名副其实的程度。简单如，一个家长偏爱哪一个孩子或某种教育方式，你管得着吗？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长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难道不愿意公开表达一点抗议吗？这样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对“涉公”事务的积极实践。

接下来我们评析若干决策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同时面临电子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日本认为，虽然当时的晶体管技术还不稳定，但小型化可能是应用电子技术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体管技术作为产业方向。前苏联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们认为，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并使之小型化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再理会晶体管技术。20年之后，日本的电子技术总体领先前苏联近20年，后者只能在军事领域进行有限的赶超。

——中国开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电器财团分别来中国考察电视机市场后获悉：中国人穷，住房紧张，南方潮湿，电压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决定撤退。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虽然穷，各家还是有些储蓄的，住房虽然紧张，但电视机却有点炫耀性消费效用。至于潮湿和电压问题，技术上都不难解决。结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量出口黑白电视机，延缓了其生产线被拆除的命运。

到上世纪末，日本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豪感，在美国新经济的惊人崛起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为什么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没有在日本出现？后来他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的美国IT企业行进的道路上，大约躺着两千家破产企业的“尸体”。这种代价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

——在决策失误的表演场上，美国人不是从不登台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就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投入“攻克癌症计划”，失败了。之前，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还试图研制汽车的陶瓷发动机，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公道地说，美国既有的制度安排确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程序至上”原则，能在相当程度上标识出“误区”和“陷阱”，使后来者悬崖勒马。

素以严谨著称的欧洲人也不是没有“花钱买教训”的经历。他们为研制超音速民航飞机，即协和式飞机，投入数百亿美元，最终生产出15架便封存了生产线，赔得一塌糊涂。因为，民航客机需达到400架以上的生产规模才有经济效益。

——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决策失误是不对的。人类不能自断创新之路。所有决策失误都有“试错”的意义。然而，对于那些无视科学规律，一错再错，拿公共资金支撑“政绩工程”的决策失误，恨不起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良心的。如果决策权力与责任脱节，那么，决策对上对下都不能负责。

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一意孤行，“力排众议”搞什么“永动机”，突显了其物理知识不及高中水平。该项目浪费四千万，他竟然毫发无损，重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戏。那些投入“永动机”研制活动的专家们，究竟是揣着怎样阴暗的心理投入“研发”的？同样是四千万，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缩景观“三峡集锦”景区，经过四年“门前冷落游客稀”的尴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钱；拆，仍用公家的钱，相关责任人居然没有损失一针一线。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特征，盲目竞争是市场的衍生品。中国初搞市场经济时，各地盲目开工的项目不少，对缓解短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技艺生疏，被浪费掉的资金也很惊人。

“八五”期间，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台，市场容量仅一千万台。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也都来个一哄而上，随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被蒸发掉了。目前，中国汽车生产线的开工率约70%，各地仍有许多新项目在涌跃上马。中国棉纺生产线闲置1/3，铝材生产厂家的设备利用率仅20%.中国市场上需要的50亿只易拉 6 罐，对应着100亿只的生产能力。这种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还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愤怒的盲目决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药厂建设项目惨败至今，不知责任人是否安然无恙？该项目是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贷款，总投资18亿，占地1300亩，没投产就破产了。一个项目就让每个中国人损失了约1.5元钱。该项目失败的表面原因是，没心没肺、无法无天的中方决策者出国考察数番，引进的技术居然来自根本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鸡公司”。

我国凡属涉及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公权力总脱不了干系。如今，中国人已能以较高的文明水准，平静地看待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之成败，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员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爷决策之威风。

企业的重大决策受到地方官员意志的影响，是一种很坏的“败家子”式官商关系。1992年史玉柱盖巨人大厦时，出台的方案是18层。一个领导提议盖高一点，于是设计到54层再到64层。1994年又来了一位领导之后，图纸上的大厦变成了70层。不久，巨人大厦轰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产还真冤枉，因为领导既不负有限责任，更不负无限责任。

——原北京市长彭真最后拍板长安街的建设规模的时候，有不少人以为贪大求洋。现在重提这个案例，已被视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水平的典范。问题是，有些地方领导全无高瞻远瞩的本事，却有决定项目及建设规模的强势权力，导致失误连连。

——综合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对象和违规金额，人们不难发现，“涉公”、“涉权”是共同的因素。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刑，人们已从拍手称快变为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笔一挥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数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共资金损失。多数情况下，决策失误都比贪污腐败更有效率地打击了老百姓的钱包。

去年仅对10家央企原任领导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就发现，经济犯罪额约16亿，但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用这笔钱、以市场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能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令人失望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1～11月间，仅仅由于错误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就损失72亿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损失了5.5元。这些本应能创造财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宝贵资金，经过垃圾化的决策，真正实现了“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粪土”的过程。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决策原则是，找不到责任人和负责方式，就取消决策。

问责赔偿彰显责任理念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此，应该说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因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一般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懒得算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还对决策失误不以为意，常常以”权当交了一笔学费“而轻轻放过，很少去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更不要说提议赔偿了。

面对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我们不应该“心平如水”，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更不能一直“束手无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这种现象的信号已经发出，并且日渐见强。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有关意见，指出：“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两年后，他们又开始实行“绩效审计”，从而引入了决策问责。其他如海南、重庆、上海、黑龙江等省市，都针对决策失误出台了相应的问责法规。国家审计署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今后将不断加强“绩效审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更加着眼于检查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以及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也让人备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长在该省的一次省委全会上明确表示，从现在开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由当地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者给投资者造成财产损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对有关领导批评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检查”。现在，随着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再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了。

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防止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对于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在决策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机制，则比决策问责制更进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后，很少意识到应该给遭受损失者以经济上的赔偿。比如，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推行所谓“逼民致富”政策，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由于产品滞销等原因使农民惨遭损失，政府往往仍然是“无事一身轻”，而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今天这样规划，明天那样规划，今天建明天拆，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尽管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惩处，但是这种惩处，对于遭受损失者来说，并不能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至于对决策失误者连责任追究都没有，对遭受损失者来说更是连“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完全由投资者“埋单”，显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由政府向受损失者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让政府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说，由政府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向受损者进行经济赔偿，其背后所蕴含的执政理念，是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决策，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尚属“新生事物”，客观上还有考虑不周全之处。比如，他们仅仅提出对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予以赔偿。那么，损害了不属于投资的一般群众的利益，要不要赔偿（补偿）？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要不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经济责任？凡此种种，我认为，政策和法规都应该及时“跟进”。因为从本质上说，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与投资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是对海南这一负责任的政策表示欢迎，毕竟它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基本准则和普遍做法。

摘自《检察风云》2006年第23期（有删节）

第五篇：失误家教案例检索

失误家教案例检索

为成长人的犯罪重要因素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加，原因有多种，据对全国10大城市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犯罪中，50％以上主要是由父母教育不当造成的。作为孩子第一课堂的家庭，竞成了滋生孩子犯罪的温床，这种错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强化家庭教育，提高家长素质，是当务之急。家长应当由经验育人向科学育人转变，由片面注重书本知识向注重教孩子怎样正确做人转变，由简单命令向平等交流转变。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存在八大误区，它们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最重要的因素。

拔苗欲助长 不堪重压童心残

望子成龙是许多家长的普遍心态，而在过高的期望值下，无端的施压和不切实际的强求往往最终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000年1月17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17岁的高二学生徐力放学回到家，母亲吴风仙开始不停地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问题。徐力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吴风仙容不得儿子在学习上出一点点差错，除了将儿子的生活安排得无微不至外，另一个任务就是时刻督促儿子看书学习。徐力觉得压力太大了，当那天听母亲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时，就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制造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好学生杀母案”。不久前,徐力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现在北京某监狱服刑的丁丁原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一直受到学校和家长的偏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尖子生，在一天晚上拔刀捅死了他的同班同学。当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丁丁坦言，太压抑了，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父母又对自己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希望他给丁家带来荣耀，让他简直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在一种强烈的想发泄的心态下，他终于持刀向同学刺去。

溺爱型教育 自酿苦酒自己尝

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宠爱、娇惯，对孩子正当和不正当的要求，不加区分地一味满足，养成了孩子自私、骄横、惟我独尊的性格，当他们的某个目的没有达到、或者某件事情不合己意时，往往干出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

1999年10月,武汉市13岁的小宝因嫌父亲催促其赶快上学,从父亲的身后用斧头对准其头部左侧连续猛砍5下。

小宝的父亲时年53岁，是船厂的退休职工，他重男轻女，对儿子宠爱有加。小宝13岁了，还为儿子穿衣、洗澡甚至擦屁股，每天早晚接送其上学、回家。

父亲被砍伤后因失血过多死在家中，小宝竟在晚上乘黑夜将父亲的尸体埋在自家菜地旁的杂草里，并将家里的血迹擦干净。直到几天后住在乡下的母亲回来时，发现丈夫失踪才报了案。事发后，小宝对杀父之事一直不以为然。

抚顺市东湖区有个11岁的男孩子，是家中的“小皇帝”，平时说一不二。2001年1月26日，他因恼恨母亲缴走自己的压岁钱，先是拽住母亲的头发，挥拳就打，打了十几下后还觉得不解恨，又拿起水果刀一刀将母亲捅死。过后，这个年仅11岁的孩子竟编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企图糊弄大人。当警察要带他走时，他还一拍胸脯，说道：“进去就进去吧，能咋的？”

朱某是四川某小镇上的高中毕业生，家里非常有钱，资产好几百万。对朱某的要求，其父母是有求必应，压岁钱一次竟给10万。

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朱某便邀上小镇上的三朋四友来成都，住宾馆，泡舞厅,家里汇来的钱很快被他挥霍一空。一天,朱某和朋友出去吃饭身上没钱了,顿生歹意,在抢劫他人钱财时被警方逮住。朱某站在被告席上时哭了：“爸妈再多给点钱,我就不会坐牢了！”

棍棒代教育 为父不仁子不孝

简单粗暴的棍棒教育，结果易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形成畸形性格，或离家出走，或产生报复家长的心态，为犯罪埋下伏笔。

2001年4月26日，湖南衡阳县洪市镇发生一起因不服棍棒教育，儿子下毒毒害全家的事件。

这天晚上，该户姓李一家四口人吃过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其中父母和女儿三人中毒较重，儿子中毒较轻。经警方调查，下毒者为李家儿子，今年15岁，他交代了作案动机：“父亲总是打我，把我不当人。我这么做只想报复一下。”

原来，小李的学习成绩不好，又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时常在外打架滋事。其父对儿子要求极严，只要儿子在外面闯了祸，回到家少不了挨上父亲一顿毒打。久而久之，儿子便产生了毒死家人的念头。

2001年1月24日晚11时30分，郑州市16岁的少年张某回家后，发现父亲又在毒打小妹，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一刀将42岁的父亲捅死。

长久以来，打孩子是张家父子两代人主要的情感表达方式，儿子到底挨过父亲多少次打，已经记不清了。儿子一直忍着，希望有一天父亲不要再打他和妹妹了。但父亲丝毫改不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以致酿成了惨祸。杀了父亲后，儿子亲手为父亲穿上寿衣，然后自己到了派出所投案自首。

放纵式教育 覆水难收起祸端

做父母的对孩子放任自流，盲目自信乐观。即使孩子走上歧途，成了罪犯后，有的家长仍然无动于衷。其结果不仅害了家庭，害了社会，更害了孩子自己。

广东从化市15岁的阿坚和阿泉兄弟俩的父母是回城知青。阿坚3岁时，父母离异并各自成立了家庭，但他们在生活上倒不亏待阿坚两兄弟，只是对两兄弟的学业不闻不问。很快，阿坚和弟弟阿泉都退了学，与一帮社会青年专门在中小学附近勒索学生钱财。

一天，阿坚勒索中学生陈某，陈某便叫朋友打了阿坚一顿，阿坚因此耿耿于怀。1999年3月30日晚，阿坚两兄弟与同伙方某见陈某在路边与人打扑克，操起不锈钢管冲上去猛打陈某。陈往家跑，阿坚等人持刀追上，将陈某刺成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此案开庭时，阿坚竟在法庭上口出狂言：“没事，我明天就能出来。”而阿坚的父亲此时仍然在为儿子找借口：“我儿子被人打了，当然要打人出气啦！”

2000年10月，古城南京发生一起两中学生嫖娼杀人案。涉案的两名学生年仅十七八岁，家庭条件都很优越，其父母又都是有一定职务和身份的人士。

那天，这两名学生搭识一名妓女，便将其带到某花园的豪华别墅里嫖宿。事后，双方为嫖资发生争执，这两名学生竟将该妓女杀死后抛尸他处。

事发后，家长痛不欲生。而知情者却说，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跟家长平时不管不教、放纵自流有很大的关系。那幢发生凶杀案的别墅，是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花巨资购得，夫妻两人平日很少光顾，只有上高中的儿子一人独居。至于儿子在哪里干什么、结交什么人等等，做父母的很少过问。

四川成都市某中学初三学生小利，小小年纪就谈起了恋爱。一天，老师发现她行动异常，经检查发现，这个15岁的女孩竟有了8个月的身孕。当班主任告诉小利的父母时，他们的第一句话竟是“你莫乱说”。后在事实面前，其母才自扇耳光，连声责骂自己：“真不是东西，只顾打麻将，害了女儿！”

小利的班主任说：“做父母的做到了这份上，还配吗！”

上海某区少年阿龙特别迷恋上网。其母以为儿子有天才，加上自己又不懂这个新潮东西，任其独生子整晚整晚在网上“学知识”，还不无骄傲地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儿子聪明。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找到家里，阿龙的母亲才发现儿子因为受互联网上色情内容的影响，在外面跟踪猥亵女孩子。

纵恿式教育 以错纠错铸大错

有人对中小学生做过一项调查，当问及“遇到同学欺负怎么办”时，那些年仅七八岁的孩子竟一连声喊道：“打他！”

有些父母公开宣称：孔融让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要实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能让孩子吃亏。

这种以错纠错、怂恿报复式的教育结果，使今天的不少孩子将过去的口头禅“我打你”，变成了今天充满血腥气的“我杀了你”。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孩子被他们的父母亲手培养成了罪犯。

2000年7月，南京郊区17岁的小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捕。小奎的母亲见爱子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精神病复发；小奎的奶奶急火攻心，一病不起。好端端的一个家顷刻间被阴云笼罩。

小奎的父亲一夜间头发白了许多。他流着泪说：“这都是我们自作自受啊！”

小奎是他们是独子，为了不受别人欺负，从小奎很小的时候起，小奎的奶奶、母亲就教小奎：“别人打你，你就咬他！用石头砸他！”上幼儿园时，小奎果然咬人了，他把幼儿园一个小朋友的耳朵咬了一个豁口。

初中毕业后,小奎不再上学,同一帮社会上的小混混充当打手,专门从事讨债行当。小奎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手里往往握着半截红砖，打哪是哪，从不计后果。2000年春节期间，在同他人发生争执时,他一砖头把一个人砸成重伤。

身教不当 父母无品儿无样

一些家长不注意自身修养，恣意妄为，言行举止对孩子影响甚重，导致孩子出污染污，应了“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箴言。

2000年6月,南京市玄武区少年刑事法庭对一起轮奸少女案进行了宣判。

据法官介绍,该案的3名未成年人只有十四五岁,都是初中在校学生,他们的犯罪跟其父母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那天，主犯阳阳一人在家，发现柜子里有一盘父母常常关着门看的录像带，便好奇地打开欣赏。这盘黄带子让阳阳着了魔,第二天他邀上两个同学偷偷来家一道观赏。过后，三人商量着找个女孩试一下，三个人找到了女同学花花，连骗带吓，将花花挟持到家里轮奸。

如果说主犯阳阳家的黄色录像带是导火索，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另两个男孩的父母，其平时的言行举止早就污染了孩子，犯罪已成必然。

一个从犯的父母属那种比较“开放”的人，平常互相不管对方事。尤其是做父亲的，特别喜欢到舞厅跳舞，还喜欢带着儿子前往“开眼界”。儿子耳濡目染，对男女之间的事早就一知半解了。所以，当主犯提出干那事时，立即得到了他的响应。而另一从犯的母亲，用儿子自己的话说，“我妈的男人多的是”。如此看来，三人掉进罪恶的泥淖绝不是偶然的。

2001年7月12日下午，成都洗面桥菜市场上演了一幕小小儿郎打伤父亲的闹剧：一名5岁男孩杀气腾腾地用一铁扳手，将自己的父亲打得血流满面。幼童出手之狠，令围观者大为惊叹。而一旁虎头虎脑的男孩，脸上则挂着胜利的喜悦，一副“武松打虎”的气派，其行为举止，跟他的年龄相去甚远。

据目击者说，这个小男孩子当时因玩耍不当，遭到他父亲的呵斥，谁知小男孩毫无怯意，张嘴跟父亲对骂起来。其父大怒，踹儿一脚。小儿脾气更大，顺手从一修车摊位拿起一铁扳手，朝毫无防备正蹲着买菜的父亲挥去，直打得父亲蹲地抱头呻吟。

原来，这个5岁男童的父亲特喜欢在家玩“雷神之锤”之类的暴力、血腥武打游戏。每当这个时候，男孩总是在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得起劲。当游戏里一方将对手砍倒在地时，男孩就会和其父一道连声喝彩。

缺少法制教育 孩子犯罪当好玩

有不少家庭，做父母的都很少学法，更谈不上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了。因为没有法制观念的约束，许多未成年孩子做事往往不计后果，甚至将犯罪当作好玩。

2001年6月，浙江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破获一起女流氓团伙。令人吃惊的是，该团的10余名成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有的还是在校学生。

这个以阿莹、阿燕等为首的10名主要团伙犯罪分子，经常将附近的女学生脱光衣服侮辱取乐，并殴打致伤多名无辜少女。

5月16日中午12时，这伙女流氓将某校一女学生骗到阿燕家，轮流用掌扇、用脚踢等凶残手段折磨她，并将其衣服脱光，而她们则在一旁观看取乐。后经法医鉴定，受害人耳鼓膜穿孔，构成轻伤。

22岁的花季少女小文是青岛市一街道办事处科员，她伙同他人以介绍出国留学为幌子，将一女学生骗来南京杀害，劫得人民币6.1万元。之后，小文等人又以出国探亲为名，将女学生的父母杀害。2001年6月，当法官宣布小文死刑后，她面色苍白，瘫了下来。哭着说：“我不知道会这样啊！”

单亲家庭 难以念好育儿经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格不健全。怪异、多疑、偏狭、自卑等等，是他们的共性。在北京一所工读学校，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占了80％以上。导致这一结局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单亲家庭的教育难有完整的父母之爱。

江苏镇江市一对夫妻离异后，他们11岁的男孩被判给父亲抚养，而父亲则认为孩子应该由他母亲抚养。如此一来，孩子成了无人疼爱、无人管教的弃儿。在遭到父亲无端打骂后，他一次次离家出走，郑州、天津、北京、南京等等，走到哪里偷到哪里。

在四川郫县“失足少年培训班”里读书的小林，父母离异后被判给了父亲。虽然父亲很爱他，后妈人也不错，可他就是怕回家，怕见后妈。问他为什么怕后妈？他说“不知道”。小林经常在外面游荡，12岁就撬门扭锁、偷自行车，一共撬了10多户人家，偷了30多辆自行车。

14岁的小涛是陕西某校的初中学生。10年前父母离婚后，他被判给了母亲，并同外婆和三个姨共同生活。长期生活在女性化的家庭氛围中，小涛的一举一动全无男儿气概，并且怪诞，喜爱窥视异性的隐私。

一天晚上，小涛尾随邻居的一个女孩进入厕所，吓得女孩大喊“抓流氓”！小涛怕事情败露，竟冲上去要掐死女孩灭口。

天津市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大伟是个私生子，一直得不到亲生父亲的承认。一天放学路上，大伟见同班两个女生头靠头在议论什么，以为她们在嘲笑自己，拾起路边一块砖头，将一名女生头上砸了一个大洞。

斧砍、刀捅、锄杀、勒毙等等充满凶残与恐怖的字眼，不断出现在各地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报道中，让人触目惊心！

养不教，父之过。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存在如此多、如此严重的问题，每个做父母的还能无动于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