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疾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解读版)

第一篇：顽疾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解读版)

1．导读：腐败为什么反不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国家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家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而老百姓，则是餐桌上的食物。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

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于“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凡所以固位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第二个原因是权力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如御史台、都察院，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系统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低薪制，是由于历代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都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无不成倍增长。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只有农业税一个主要途径，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低薪制体现了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

2．案例：大清王朝唯一不贪腐的衙门

晚清中国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

本来，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王朝在平定台湾后重开海禁。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来到广州，但是一到海关，英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了麻烦。

据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一条大船，需要缴纳1200两关税。但是中国海关官员要价2484两。英国人多次讨价还价，中方官员遂宣布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是国家规定的船钞，另外300两是“活动经费”。

这就是清代海关腐败的第一个表现：关税不透明，需要讨价还价。英国人后来说，清代海关官员从来不对外商公布关税实际税率。“海关税收远远高于法定的税率，并且直到鸦片战争时，外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的税则规定。他们多次索看，均被挡回。”

其实大清海关关税是有明确税率的。大清在中国古代王朝中算是一个讲究“精细化管理”的王朝，所以对于各个税关包括海关管理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仅从文字来看，其实挺科学合理的。

首先，征税规则透明化。清政府规定，各关税率不但要公布，而且要刻到木榜上，立到路边，让每个过往商人都能看到。第二，大清关税征收实行“商人亲输”的方法，各税关在收税时应该

让商人们亲自填写文件，现场交税，不许他人特别是海关关员代为填写，以防海关关员在其中做手脚。收据要一式两份，一份给户部做凭证，一份给商人做回执，这两份要对得上，可防止关员收到税款之后私留中饱。第三是实行多重监核制度。清政府规定，户部和广东总督巡抚对广东海关实行双重领导，都有监督检查的权力。第四是规定了对关员腐败的惩处制度。但是和大清帝国的许多制度一样，这些规定大部分没有从纸上走下来，或者走下来不久就变了样子。

比如第一条，“刊行税则”，张榜公布，从康熙后期起，就流为具文，大部分税关都没有认真执行。从雍正六年上谕我们能判断出，截至当时，很多税关就已经不再设立木榜公布税率了。第二条，商人亲自如实填写税单，也很难做到。雍正年间上谕说，海关上报的账簿全是假的，都是关员填写的。到了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当中说，广州海关的账簿已经全是经

过造假的，没有一本是真的了。第三条户部和广东督抚对海关的监管，很多时候也是流为具文。户部长官通常都是三甲进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搞不懂具体业务流程。至于总督和巡抚，他们都知道能当上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亲信，所以不愿深管。所以，第四条惩处也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广州海关成了众所周知的肥缺，海关人员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海关公开税率与当时很多国家相比很低。因为中国皇帝们考虑问题总是习惯于登高望远，从大局出发。他们认为不妨给外国人多点好处，“怀柔远人”，有利于政治稳定。中国官方宣布的平均关税率大约在4％左右，这比当时号称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要低。

但问题是，天朝的事，往往纸上的规定与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实当中，国家正式关税之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陋规”。根据尤

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这些还只是可以让皇帝基本掌握并且默许的“半公开化”陋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巧立名目和克扣勒索。加上这些陋规，也就是外国人口中所说的“贿赂”，中国的关税水平就从纸面上的4％，一下子变成了20％

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腐败极为不适应，不习惯。他们之所以不习惯，也许重点不在于关税过高。外国人真正厌恶的，是海关官员们贪婪无厌的丑恶嘴脸，是不透明的，需要费脑子不停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肮脏的交钱方式让人感觉深受屈辱。外商们很清楚，他们交的大部分钱，都没有上缴到帝国财政。据郭实腊估计，广东地方官员以及十三行那些官商，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每年从对外贸易中“非法所得可达300万两。”他还判断，每年外商缴付的各

类税费只有1/3左右进入清朝的国库，而另外的2/3则流入各色人等的口袋。而马士统计的数字更为惊人，他说，海关收到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上缴国家了。

到了晚清，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基本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海关运转失灵。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税款后来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遂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

海关。

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赫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赫德不想仅仅以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

底抽薪。

赫德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稽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

赫德做的第二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换人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

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

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清代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

赫德说，为了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关员们保持廉洁。“一切费用，不可减少。若少，则所用之人，必为奸商所买”。

综合起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连的：高薪激励机制，让关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关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关员们“不敢贪”。这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分离。

赫德不仅自己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还把这

个做法作为一项重要建议，贡献给清朝政府。在1865年10月17日向清政府递呈的《局外旁观论》中，他建议说：

文之要，惟各官俸禄。各等官员应予以足敷用度定数，不致在外设法得钱……其民不服并非因被勒之多，因无定时，无定数而系私取。若因国家用度，新定民间应纳各项银两，必无不服。所交之银，并无格外为难，反或较少。当然，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高薪养廉当然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清代旧海关时代，粤海关每年经费很低，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但是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海关经费升至近75万海关两。在赫德任职期间，这项经费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而逐步提高。1896年为196.8万海关两。但是清政府却很痛快地批准了如此高的经费标准，因为在赫

德的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4年，已经达到3020.65万两。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2000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具体地说，据1854-1870年十六年的统计，海关关员中总共只有4名因行为不轨，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间，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等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五起。这一事实说明，贪腐

在中国并不是不能治好的绝症。

1949年之后，新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海关也再一次成为腐败高发地带。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件中，有200多名海关关员涉案。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仅厦门海关涉案人员就达300多人。如同前清海关一样，一个单位成建制地垮掉的现象又一次出现。

3．“陋规”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大清王朝给各级官员所定俸禄水平极低。巡抚级别，年工资不过一百五十五两。

而他们每年的实际支出，大约在八千两到两万多两之间。这些钱并非用于奢侈的生活或者特殊的享受，而是一个省级官员生活中必须的、合情合理的支出。

第一项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第二项是社交支出。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需要应酬的地方比今天还要多。

第三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他身边的一套人马，都需要自己花钱雇用。在清代督抚衙门

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在编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也就是说，国家不给总督和巡抚配备下属办公人员。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的负担中，有一项最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用。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与皇帝沟通信息。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得力干员去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这些支出皇帝同样不管。

所以，陋规的产生，也有其“不得已”之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没有独立财政来源的情况下，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通过“勒索下属”，来搞一点经济收入。这种“勒索”时

间长了，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的“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因此今天的读者有一种常见的认识，认为“陋规”是贪腐的产物，并且主要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综上所述，“陋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地方官员收支的巨大不平衡。它本来的主要用途，也是地方公务。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陋规确实是越来越“丑陋”了。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收取“陋规”，是地方官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后来官员们发现，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到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

4．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现代财政一般分为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随着历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中国传统王朝的中央财政占比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唐代上缴中央的租税是三分之一，留给地方的是三分之二。到了明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七比三，地方收入严重缩水。

清朝开国之初，基本沿袭明制，所以起运与存留的比例一开始与明代相仿。但是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年，统一战争特别是其中的镇压“三藩”战争还在一直进行，军饷供应成了天大的事，一

切都要为这个让路。中央政府没有别的财政来源，只有不断压缩地方开支，康熙七年，全国“起运”也就是送交中央的财政比例为86.9％，存留地方的比例仅为13.1％。地方官员手中不但没钱来进行地方建设，甚至没钱来给衙役们开支。各地官员开始普遍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盘剥百姓，以补充经费之不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采取增加“火耗”的方式。

所谓火耗，就是附加税，名义上是弥补税粮运送和税银重铸时的损失。中国传统官僚办公效率不高，但在贪污肥私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高效率，令人吃惊。“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县，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个别情况下甚至百分之百至二百。“火耗”加征，因此就成了清代一个著名的恶政。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应该合理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

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事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到了康熙中期，全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因此与明代的7：3相比，清代地方的财政占比进一步降低。

因为俸禄过低，地方官收取火耗的动力很足，除了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外，还有余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既然地方财政不足，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不正式提高税率，满足地方政府经费以及官员生活支出的合理需要呢？

康熙皇帝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任内有一个著名的政绩，叫做“永不加赋”。这是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德政”。康熙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限制后世皇帝剥削天下的程度，一劳永逸地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皇帝家族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制度设计，康熙因此也确实成为被后世热烈颂扬的千古“明君”。但是康熙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设计，后来实行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通货膨胀之后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清代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康熙去世后，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全国物价涨了三倍。然而税收却不能同步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到了嘉庆年间，政府的税收相当于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后果，国家一旦有重大突发事件，固化的财政系统无法支持。所以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军费无出，咸丰皇帝格于永不加赋的祖训，不敢增加税收，只好大开卖官之门，导致吏治极度败坏。

对于这些问题，康熙本人也并不是没有认识。但是晚年的他却失去了锐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税收体制的根本调整，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晚年的康熙已经调动不起这样大的心力。

5．雍正皇帝的“高薪养廉”改革

雍正皇帝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认识到各地亏空的成因主要不是官员们的“婪索”，而是地方财政经费不足所致。他意识到财政制度不改革，亏空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亏空问题，就只有突破康熙“永不加赋”的成例，把“火耗”由私下征收，变成公开征收，并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和官员生活支出的不足。雍正二年，雍正宣布进行火耗归公及养廉银改革。雍正说，过去各地官员私征火耗，银钱多入私囊，弊端很多，比如造成官吏的贪污、陋规的横行、国库的亏空和农民负担的加重等。

雍正问道：

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也就是说，百姓所交不论税还是费，本来都应该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现在以私征的方式进行，就变成了州县官员掏自己的腰包来养活上级，上级就不得不感他们的恩。这显然是是非颠倒。如果把火耗征收的权力上收，就变成了上级拨经费养活基层官员，这样才合政体。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的效果非常良好。

第一个效果，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到

四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河南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山东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八。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

第二个效果，是贪腐得到了有效扼制。雍正皇帝按各级官员的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给全国地方官制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标准。一般来说，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查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养廉银数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

养廉银制度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发放养廉银数额虽然庞大，但实际上只是变暗为明，并没有加重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加大朝廷开支。

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取得明显成效。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的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6．养廉银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很多讨论反腐制度建设的文章，都以雍正养廉银改革最终失败，作为“高薪无法养廉”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清代的养廉银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

雍正去世之后，二十五岁的乾隆继位。

乾隆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静态思维”的人。乾隆酷爱用规章制度把他治理下的一切都标准化、格式化起来，大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

乾隆对养廉银制度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化”处理。雍正皇帝设立的养廉银，本来是一个动态的可以随着需要不断调整的数字。由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请示，由中央政府最后定夺。这

样就可以保证养廉银的数字可以适应各种变化。

但是乾隆却规范了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数字。乾隆十二年，朝廷因此对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重新审定，公布了明确的数字，并且永为定制，轻易不做调整。

这个做法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通货膨胀之时，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不能合理调适。

如前所述，从雍正到乾隆再到嘉庆，大清王朝通货膨胀三倍，就意味着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之间，至少又出现了三分之二的缺口。“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不约而同又一次开始在地方上偷偷征收“附加费”，贪污腐败又一次开始横行，陋规体系全面死灰复燃。历史又流转回到了雍正即位时面临的困境，再次燃起的腐败之火，比原来更有破坏力。

7．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腐败：“中国俸禄史”的启示

前面探讨了清代官员薪酬与腐败的关系，而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历代的清廉与贪腐，多与其官员俸禄水平与制度紧密相关。

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的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

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则情况为之一变。

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

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也就是说，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西汉大夫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

东汉末年出现了“里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权臣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8．不给官员工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一些历史时期，还曾经实行过无俸制。

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给百官，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亦即所谓“生口”。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 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車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为了惩治贪腐，北魏皇帝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文成帝太安五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

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律视作赃物。

但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清代史学家赵翼对这种情形曾有过评价:“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原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直到孝文太和八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者不多。

一个王朝，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

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负担实际上是大为减轻了。所以孝文帝接着说：“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

历史事实证明，孝文帝的俸禄改革，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整顿了吏治，因此保证了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等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9．高度人性化的唐代俸禄制度

唐代俸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高时期。这是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的有意为之。唐玄宗曾于天宝十四年下诏说:“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于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及此由。”可见“足薪养廉”是唐代统治者的明确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唐代建立起了体系完备、内容复杂的俸禄制度。唐代高级大臣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名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大历八年，回纥人请求卖给唐朝一万匹马，而朝廷因开支不足，准备只买一千匹。郭子仪说，“回纥人帮我们平定叛乱立有大功，应该报答一下他们的支持，而且国内也需要马，我请求缴纳一年的俸禄，帮助出马钱。”请纳自

己一年的俸禄以充一万匹之马价，足见其俸禄之隆。

唐代俸禄制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级政府的办公费用有明确的来源渠道，不需官员自己想办法。唐代为保证各级官员的办公条件，按不同官署级别，批给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交由农民耕种，收租归各级官署使用作为办公费用。

唐代还实行了公务用车制度，各级官署都备有交通运输工具。中央机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车坊。

和历代一样，唐代官员服制也很森严，不过唐代官员的官服费用是由国家负担，不需个人置办。

唐代官员出差费用也有保证。官员因公出行，持有官方颁发的有效证件，也就是券牒，可

以使用官方提供的馆驿。

总之，唐代俸禄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性化。明清两代，在任官员购置官服需要自己出钱，因为官服昂贵，可能是官员年收入的数倍之多，所以清代干脆出现有的官员买不起官服要租官服穿的奇怪现象。除此之外，大臣们上班坐车坐轿、置办办公用品，从一地到另一地去赴任的路费，这些本应该政府补贴的项目，都要大臣们自己出钱。对于各级政府办公经费，朝廷也考虑甚少，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都划归中央，留下的数字只能满足需要的不到十分之一，绝大部分办公经费需要官员自筹解决，所以地方官员就只能在国家税费之外，乱搜刮乱摊派，无限度地增加百姓负担。唐代俸禄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惮花费精力去进行较为完备的财政体系建设，其结果是唐代的官风远较明清两代为好。

10．宋代“高薪养廉”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宋朝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上来讲比较优裕，“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

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30千，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45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不过，宋代也存在着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宋代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财政不胜负担，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宋代中后期，地方官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的情况司空见惯，方式则五花八门。宋代

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同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

与州县官员腐败比较起来，宋代吏员腐败更为严重，甚至与明清相仿佛。

宋代基层政府，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可见胥吏数量之庞大。但宋代官与吏的地位差别至为明显。

汉代吏员有机会升为高官。但是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普及，官吏渐渐分途。唐宪宗时曾有上谕禁止吏员投考进士科。不过在唐代吏员还可以由别科（如明法科）进入官员阶层。到了宋代，官员阶层基本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垄断，吏员不论工作多么努力，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

虽然没有工资，吏员们却还要承担许多不合理的负担。比如他们要负责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玩的开支，备办官员生日的送礼等支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老实的胥吏可能真的宁肯倾家荡产，也不为害百姓，绝大多数的人则注定要“蚕食百姓”。而他们蚕食百姓的机会，又唾手可得。他们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普遍性的现象，国家不肯给吏员发放俸禄，实际上就是默许他们蚕食百姓，其代价就是社会底层的败坏。有人说，宋代“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

宋人说，胥吏之治，是宋代最失败的地方:“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

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11．元朝俸禄制度的缺陷

和北魏一样，以战争起家的元朝开始时是没有俸禄制度的。

蒙古官兵开始是专以从战争中掠取大量财物、私属人口为生，“鞑人初未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到中统建元之前，没有正式建立覆盖全域的俸禄制度。所以在地方治理上，与北魏初年一样，也是贪暴横行：“元初未置禄秩。无禄不足以养廉，于是地方官吏以未给俸，多贪暴。”

汉族大臣姚枢曾经进言，说实行俸禄有利于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班俸禄，则脏秽塞而公道开。”

忽必烈时期正式建立了俸禄体制。“世祖即

位之初，首命给之（禄秩）。……禄秩之制，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

不过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比如元朝南北官员，职田分配是不一样的，江南地少人多，所以职田只有北方的一半。朝廷内外官员收入也不均，有的官员俸禄很高，有的却非常低。

元代俸禄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俸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钞票发给的。元代钞法实行不善，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中统至元中年间，物价上涨8-10倍。最严重的时候，钞票几成废纸，仅能值回印刷成本。虽然朝廷多次采取增俸措施，但速度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元代也属于薄俸制，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生活捉襟见肘。元代中下官吏普遍生

活困顿，如“（黄澹）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新元史》）。这种低薪制不独汉官受害，也导致“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吏治之腐败也是空前的。明初叶子奇对元代名目各色的“例钱”曾作过分类解释，他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俸禄制度的缺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12．“官俸最薄”与“腐败最烈”的明代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

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

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

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

么。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打得非常鸡贼。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

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13．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清代顺治康熙等前期帝王认为，明太祖开创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超越汉唐，极为完美，康熙甚至称明太祖“治隆唐宋”。所以有清一代，在国家制度上大部分沿袭明制。比如清代俸禄制度基本是照搬明代俸禄。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例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中了进士，道光二十年，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雍正年间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但是京官只是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将薪俸与公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5两。晚清的一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

所以曾国藩收入很低。但同时花费很大。

一个人从外地到北京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刚到北京就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曾国藩的选择自然是租房。

在传统时代，等级观念很严重，作为一个京官，不可能采取合租的方式，必须租四合院。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一个四合院，年租金160两白银。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年租金251两。

京官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清代《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入人数。所以当时北京城的各大著名饭庄门口，每天晚上，都停满了官员的车马。当时京官吃喝不能报销，要自己花钱。在道光21年，曾国藩给朋友的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的生日送的寿礼，加起来70多两白银。请客吃饭用了40

多两，这两项加一起110多两。

第三项大的开支是衣服。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琐碎。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清代又没有公款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一套官服置办齐至少得五百两到八百两。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只能租马车，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这方面花了三十多两白银。

除此之外，加上生活日用，文化生活，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共支出608两白银，赤字是479两。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记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14．曾国藩的小金库：清代地方官员的真实收入

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

他的法定工资，按制度仍然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但从雍正时期起，两江总督享有养廉银一万八千两。不过，“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陋规，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陋规十八万两。

但是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而且还给她们制订了一个功课表。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是因为陋规中的大部分都没收。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也和一般的官员一样，也会给别人送礼。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每年他还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进京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主要就是为 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其次，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两，需要到户部报销。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在报销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封信：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部费”需要四十万两。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

人，到北京讨价还价，结果是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同意只要八万两。

以上这些开支，来自曾国藩给自己建的一个“小金库”。他属下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陋规，他都收下，供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是“非典型类清官”。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清官办不成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因为他在官场上始终受到大家的排挤。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他做事更重效果。因此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15．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的穷富极端代表

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中了进士之后，他却因为家庭贫困，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因为当时做京官需要赔钱。直到光绪十四年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一位亲戚每年三百两白银的固定资助，才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当了十年京官，因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参与戊戌变法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非常穷困。一般京官为上下班方便都住城里，他因付不起高昂房租住在郊外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发放俸米时，中

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多年的陈化老米，“多不能食”，一般用做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是领到之后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

刘光第“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夫人则“帐被贫窭”，被子蚊帐千疮百孔。几个儿女则“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因为住在城外，所以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

他被捕之时，连抓捕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已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绝大多数是满人。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内务府世家，从青年时代起，他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奢华的。那桐的住宅是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

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

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因为他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出任的第一个肥缺，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还有巨大灰色收入。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资产积聚相当迅速。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小结：反腐败是一连串的事情

据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4年与全国政协常委交流时曾提出，现在的惩贪措施已经让官员们“不敢贪”，他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让官员们“不能贪”，最终做到让官员们“不想贪”。那些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第一是能满足公务人员体面生活的薪水。

第二，是透明。

新加坡总理字面收入确实惊人，但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比起来，实际收入也许并不算高。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说，仅从工资收入 的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说，“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一位最穷的总理。”这说得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也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公开的工资收入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此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待遇。新加坡总理以下，国家都不配给公车和专职司机，他们日常办公都是乘坐自己的私车，自己花钱加油，自己修车，自己出钱购买房子（包括李光耀本人）。即便国家总理，也要自己缴纳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李光耀去世，贵为“新加坡国父”的他在医院并没有享受到特别优待，所住的ICU病房隔壁是欠债累累的普通病人，为他看病的住院医也一直在轮转，没有因为他影响培训计划。

因此，和某些表面上工资很低，但实际上享有巨大隐性收入和福利的领导人相比，新加坡领导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绝不算奢华。

第三个成功因素，是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却不知道，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7倍。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能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独立性。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办公室，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拥有绝对的权威。

第四点，是公民的反腐热情。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腐热情都比较高。

瑞典是欧洲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非常关注自己纳的税是怎么用的，所以他们监督政府的积极性非常高。官员们会因为吃饭时自带了烈酒（瑞典禁酒）、在高速上超速行驶等“小事”遭到投诉举报。据报道，有一个国会议员，有一次乘坐出租车到周边小城办理公务。出租车司机和他聊了一路后得出结论，这个议员本来可以乘

坐公交车，所以他乘坐出租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就将此事通知了新闻媒体，结果议员被曝光。瑞典的公职人员就是这样始终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有一块短板，这个木桶就存不住多少水。高薪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才能很好地发挥养廉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约束和配合，高薪养廉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甚至很多时候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官员的奢靡之风。原书信息

书名：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53384

解读版作者：张宏杰

第二篇：《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读后感

浅议反腐与古代官员制度

之《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读后感

中华民族向来都是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总结前人经验，思考未来，以史为镜，知兴替，明道路。总书记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是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攥写，多位专家耗费近1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稿。十年磨一剑，该书从先秦到明清，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朝代更替中的腐败与反腐败。反腐是当今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到百姓的基本共识，反腐任务复杂艰巨而又刻不容缓，走进历史，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的成败得失，必将对我们的反腐建设有所启迪。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有勿忘前车之鉴，王朝才能长久。历代王朝的覆灭，究其根源，都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腐败的成本往往都是由人民来承担，国力的衰竭，通常都是腐败所耗尽的。东汉买官卖官，政治腐败，西晋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王朝最后不都迅速走向灭亡。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而这其中我对于古代官员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与体会。

官员永远是贪污腐败的最大主体，即使统治者如何荒淫无耻，腐败无能，他终究只有一个人，就如书中的秦始皇，宋徽宗，他们仿若一条大虫子，但是真正要腐蚀这硕大的国家，单凭统治者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的，这背后还需要有千千万万的小虫子，也就是官员们的‘添油加醋’。而在书中关于各个朝代如何规范官员，减少腐败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历代的廉政经验，我获益匪浅，从官员的角度将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廉政措施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官员任命，避亲避近避籍原则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法制，其影响延续至今。所以中国古代选官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回避制度。官员回避制度始于汉代，避亲，即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单位做官；避籍，即官员不得在本籍或是临近地方为官；避近，即君主近臣，高官等的子女在任官时回避一些官位。回避制度在具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但这一制度确实对于规范官员自身行为，减少地区以乡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党营私，谋求私利的情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户现象在当今社会无处不在，官员回避制度在今天的任官选官上有它的积极意义。

官员考核，看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减少贪官污吏的最好方法。秦简《为吏之道》以”五善””五失“规范官员为官行为；唐代完善考核制度，将官职划分流内、流外和轮番执勤人员，规定细致的考核具体操作条款。宋朝增加御史复核制度，亲信巡访制度，互监制度，相较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宋朝还制定了较完备的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法规。这对于打击腐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代官员考核综合官德，税收，功过，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实践意义。由古看今，今天我们国家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已经从原来的重政绩重GDP，向现在的重环保，重民生。有些省份在对官员考核时加入了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作为考核指标之一，更科学对官员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对官员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官员监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贪由权生，官员借助手中的公共权力攫取不正当利益，贪欲与权力相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无穷无尽腐败。唐有杨国忠，清有和珅，这是权力与贪欲的典型结合。权是双刃剑，荣辱一挥间，我们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官员以权谋私的机会，关键从官员监察着手。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而不断发展，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御史监察与谏官制度，并制定了第一部地方监察法规，监察制度在隋唐时期完善成熟，上有御史台，谏官组织，地方设监察区，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监察制度空前统一，监察的范围更加的全面严密，对于官员的威慑力度更大。古代对监察官德任命有较高的要求，通常监察官都是有清正廉洁的个人品质，为官经验丰富的人，但是古代监察制度仍然是依托皇权的权威，虽然对于失职的监察官有严厉的处罚，但是古代的监察官系统并没有与之相应的监督，其权力易被腐蚀，所以古代常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形。但是总的来说，监察制度仍有力的打击了中国古代的官场腐败。科学合理的官员制度有利于规范官员的行为，阻止权力陷入腐败的深渊。毛泽东就曾说过“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学习中国历朝历代反腐的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反腐事业的建设具有启迪意义，更对我们有方向的指导。让我们一起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将反腐进行到底！

第三篇：论腐败与反腐败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莹

论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

中国； 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正文】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腐败危及和破坏着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地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我国当前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生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行为大多数都很隐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而且腐败分子总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为借口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和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深入基层社会。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裂缝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之。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他们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对腐败的态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提到全党面前。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今次十八大，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语气步步加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现在民众也对腐败问题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会热点，同时，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响政策有效实施，如若任其发展，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中国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来，从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初步形成全国巡视监督网络，从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到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查处了***、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十年间，一系列部署有序展开——2005年1月，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首十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科学谋划、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30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受教育，轮训基层党员干部2600多万人次；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订了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巡视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规章制度„„

监督方面：深入开展巡视工作，全国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

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纠风方面：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惩治方面：始终把查办案件放在突出位置，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部署的159项任务中，完成阶段性任务和持续性开展的有147项，占任务总数的92%。

这是国内公众的评判：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五、建立健全国反腐体系机制

当前，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2.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3.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5.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

具体来说，要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闹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管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4.加强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作用。

【结论】

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展望未来，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时代。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开始，没有终点。

第四篇：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外部，即来自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监督；二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这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

第五篇：浅谈腐败与反腐败

浅谈腐败与反腐败

目 录 中国腐败现状.......................................1

1.1 腐败案件大增.....................................1 1.2 官商勾结，以钱开路...............................1 1.3 行贿有道，收礼风盛行.............................2 中国腐败原因......................................................2 2.1 权力过于集中.....................................2 2.2 社会环境影响.....................................3 2.3 监督及惩罚力度不足...............................3 中国反腐败的出路..................................4

3.1中国反腐败存在的问题与挑战........................4

3.1.1 政府“一把手”掌握绝对的权力....................4 3.1.2 权大于法的问题比较突出..........................4

3.2 中国反腐败的建议.................................5

3.2.1 改革领导班子制度................................5 3.2.2 加大监督和惩罚力度..............................5 3.2.3 树立法制的权威，以法治遏制腐败..................5 总结..............................................6 5 参考文献..........................................6

浅谈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即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正如新中国的蠕虫，已经逐渐蔓延并啃噬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脊梁。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当前我国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制度层面的深远影响和更深层次的道德文化观念方面的渗透。腐败主要为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权力腐败和行业腐败等，不同层次的腐败具有不同的特点，认清形势，各个击破。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确实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党和国家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在对我国腐败问题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关键词

腐败，反腐，策略 中国腐败现状

1.1 腐败案件大增

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发表2009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3.6分排79位，首次跌破最低排名。2010年上升一位到78。中国腐败问题，主要在于“滥用职权、铺张浪费，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其关键在于一个“权”字。权力滥用，浪费、贪污、受贿、谋私等接踵而至。在中国“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中，“中国腐败问题”被网友评为未来十年十大挑战之首；“人民网”调查显示，94.5%参与投票的网友认为“中国社会腐败问题很严重”。引人注目的贪污丑闻频繁见诸报道，这描绘出中国腐败的严峻形势。

1.2 官商勾结，以钱开路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腐败现象。官商勾结，古已有之，不足为奇。但官商勾结损害的是公众利益，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环境。我国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官商勾结问题始终是党中央防腐倡廉的重要课题。官商勾结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