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1

第一篇：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1

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性

摘要：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政权更迭，风起云涌，虽然朝代兴亡的原因各异，但究其根源都符合一条规律：励精图治则兴，贪图奢华则亡。腐败与否是其中的关键点。腐败的本质就是公权的滥用，公共权力的私有化。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有之，大清王朝经历了几代人的连续奋斗，迎来了康乾盛世，然随着奢糜贪腐之风的兴起，盛世如过眼云烟，迅速衰落。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自视功高，逐渐腐败堕落，但最终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们的审判，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只有大力、彻底反腐，才能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和谐发展。

关键词：腐败行为犯罪稳定监督必要性

目录：

一、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二、现阶段腐败的原因分析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

腐败已无孔不入，并且从基层部门一直到高层行政机关，国家大力反腐已刻不容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但怎样才能严格执纪执法，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认清当前腐败的特点，从深层挖掘腐败，才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一）涉案区域及其官员的级别较高，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受贿826万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嫌挪用32亿社保资金案，一审以两罪判18年 没收财产30万。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 1

院9日对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华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尤其是一向被视为规范、清廉的津、沪二地出现高级干部腐败案，暴露出长期以来对党内干部行为监督乏力的体制缺陷。

（二）腐败主体向基层渗透，腐败面扩大。基层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层面，然而手中握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力，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因贪污受贿6000余万元一审被判死刑，许昌市灞陵公园主任赵国良是一名普通的科级干部，但却拥有豪华汽车一部及别墅一套。这位被网友戏称为“许昌最牛科级干部”遭到了查处。扬州公路建设处财务材料科原科长王勇伙同副手陈清池、吴春球，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共计一亿多元，另王勇和陈清池贪污受贿金额均超过五百万。一个科级干部，可以说级别“低微”，但只要放到“一把手”的位置，监督就很难凑效，只能说现有的监督体制存在某些缺陷，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长期未受到根本触动。

（三）腐败分子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在一些领导干部周围，总是簇拥着一些“大款”朋友。领导傍“大款”，不法“大款”找靠山，二者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刘涌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他通过收买党政官员，成为沈阳市人大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领导干部长期与不法“大款”在一起吃吃喝喝，久而久之就模糊了公与私、正义与邪恶的道德界限，最终成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四）集体腐败比例增加，比个人腐败更具破坏性。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甚至于一个系统内，多人参与腐败，有主动腐败的，也有被动的、不得已的腐败。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因集体贪腐曝光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在这个小小的科级事业单位里，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有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以及下属各站点的站长、班长，各层级干部几乎“全军覆没”。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

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集体腐败案特别是“前腐后继”现象时有发生，不仅表明该领域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缺失，而且还意味着该领域内腐败机制的形成。

（五）腐败行为更加隐蔽，智能相对较高。江苏建设系统的一个官员，在位期间，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谋取了很多利益。退休之后，该公司以各种名义给了这名官员很多好处，事情被发现之后，一审法院判决他有罪。这名官员不服，觉得自己在位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不属犯罪，因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他无罪。两次判决闹起了一场**，最后，江苏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这就是典型的领导干部“期权腐败。腐败者绞尽脑汁就是怕腐败行为暴露，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即使是再隐蔽的腐败，最终都会有暴露的一天。

二、现阶段腐败原因分析

（一）随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一些同志在严峻考验面前，放松学习和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是导致腐败分子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根本原因。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原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等人放松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他们的沉痛教训值得每个党员和群众深思，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不能成为人民的罪人。

（二）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一把手”腐败容易导致“带病提拔”“带病在岗”“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给“群蛀”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同级监督机关难以监督，上级监督机关又无法监督。可见，怎样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三）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腐败的源头。被称作“一身是假”的王亚丽，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子，一步步升迁至团市委副书记？当地相关部门在王亚丽升迁中是如何审核把关的，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其身份及档案

造假？这不得不值得人们深思，全国范围内可能有多少“王亚丽”现象呢？所以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干部选拔制度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

（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沈阳群体性腐败案件说明，由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撮而就”，经济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而行。

（五）惩治力度不足，违法成本偏低。对待违法腐败分子执纪量刑尺度难把握，“自由裁量”的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司法腐败频出。许多贪官认为经济犯罪处以重刑的比例并不高，被抓出来的也不过是“少数”，未必禁得住，未必抓得完，不贪白不贪，贪了也未必会“犯案”，“大不了坐几年牢”，尽敢以身试法。假若对经济犯罪多处以重刑，可能会起到“震慑”的作用，让那些想犯事的党员干部害怕牢狱之苦或者杀头之罪，不敢去犯事。

（六）不正之风难治，中央制度得不到落实。党员干部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清官”难当、“好人”难做。贪者不足为奇，两袖清风倒成了“另类”。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

（一）只有大力反腐败，社会才能大发展。腐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或先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因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腐败是不公平竞争的帮凶，若放任腐败现象的发展，必然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严重的破坏，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就不能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据胡鞍钢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而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其实以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难于揭露来说，腐败所涉及的财富规模，是很难进行精确计算的，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损失。最为可怕的是，腐败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更大损失，在于无形的“内伤”

（二）只有大力反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腐败现象是社会的毒瘤，如若不及时切除，让其滋生漫延，社会就可能出现崩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覆灭无不是因为统治者及其幕僚的昏庸腐败而导致灭亡的。前车之鉴，后者之师。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搞好反腐倡建设，纯洁自身组织，树立良好的形象，让人民群众信得过。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自身建设极其重要的任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二）只有大力反腐，社会才能和谐。腐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毒瘤，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巨大破坏作用，严惩腐败是当前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和谐是民众的共同愿望，是民心工程。和谐社会首先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是和谐社会的保障，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稳定从根本上讲，是民心的稳定。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许多民心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其目的正在于此。如通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帮助农村困难家庭脱贫；加大投入，解决行路难、饮水难问题等。这些民心工程的贯彻和实施，都是为了迎民心、顺民意，确保稳定，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创建和发展。然而腐败无孔不入，在各个民心工程中都时有腐败现象发生，在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反腐败成为民众最

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动摇了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反腐败是民众的共同呼声，腐败不遏制，社会无和谐。

反腐败斗争要取得实效，关键要抓住权力运行的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这

个源头，建章立制，强化监督。

加强监督，一要提高监督意识，提高依靠监督反腐败的能力。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把自觉接受监督，作为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途径，当作党内生活必备的素质。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二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三是突出监督重点。着重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市场化、权力“寻租”的机会。四是监督关口前移。发现党员、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要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严肃批评、责令改正，做到防微杜渐。五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力量，提高监督效果。

第二篇：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分析

过

勇

与腐败程度的变化相比，腐败类型和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国的腐败和反腐败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一、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再到利益冲突。从腐败罪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犯罪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第二次是从贪污受贿到利益冲突。目前，越来越多的腐败发生在利益冲突领域，而我们相应的防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2007年5月，中央纪委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同年7月，“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对隐蔽性贿赂行为、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规范。面向未来，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反腐败的共同挑战。

二、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再到社会组织。当前，社会中介组织中的腐败越来越突出，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冲击，我国对于腐败犯罪主体的界定范围也在发生调整。2005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工作，首次将私人部门纳入到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内容。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

（六）增加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2007年11月通过的《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三）》取消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增加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对贿赂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对象已从最早的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逐渐扩大到所有可能掌握委托权力的人。

三、从个人腐败、单位腐败到集体腐败。根据腐败行为的主体，可以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和单位腐败三种类型。在改革初期，腐败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和单位腐败。到90年代，腐败逐渐呈现出向集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未来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与个人腐败相比，集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会造成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并产生一种清廉者无法生存的官场文化，必须引起重视。

四、从影响政策执行到影响政策制定。根据腐败发生的环节，可以将腐败分为政策制定中的腐败和政策执行中的腐败。现实中，老百姓感受更多的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腐败，例如官员的吃拿卡要等，而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普通老百姓往往并不了解。但是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众多小腐败相比，政策制定过程中发生的腐败行为危害更加严重，也逐渐成为未来腐败的发展趋势。

五、从反黑色腐败到反灰色腐败。黑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都公认的腐败行为，例如贪污、挪用、受贿等。坚决惩治黑色腐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灰色腐败指的是“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败现象，例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灰色腐败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反腐败努力。对灰色腐败的治理，不能简单地靠教育和惩治，更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改革，减少腐败机会，铲除其产生的制度土壤。

六、从惩治需求方到惩治供给方。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者往往被严厉惩处，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贿者却逍遥法外。行贿罪和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上的较大差异，不仅有失司法公平，也必然会削弱对行贿者腐败动机的约束，降低他们的腐败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和成本。在司法实践上，既要惩治需求方，也要惩治供给方，不断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

第三篇：论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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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

中国； 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正文】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腐败危及和破坏着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地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我国当前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生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行为大多数都很隐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而且腐败分子总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为借口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和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深入基层社会。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裂缝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之。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他们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对腐败的态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提到全党面前。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今次十八大，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语气步步加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现在民众也对腐败问题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会热点，同时，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响政策有效实施，如若任其发展，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中国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来，从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初步形成全国巡视监督网络，从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到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查处了***、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十年间，一系列部署有序展开——2005年1月，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首十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科学谋划、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30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受教育，轮训基层党员干部2600多万人次；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订了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巡视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规章制度„„

监督方面：深入开展巡视工作，全国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

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纠风方面：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惩治方面：始终把查办案件放在突出位置，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部署的159项任务中，完成阶段性任务和持续性开展的有147项，占任务总数的92%。

这是国内公众的评判：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五、建立健全国反腐体系机制

当前，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2.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3.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5.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

具体来说，要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闹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管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4.加强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作用。

【结论】

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展望未来，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时代。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开始，没有终点。

第四篇：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外部，即来自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监督；二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这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

第五篇：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2013年01月05日09:39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人称其为“腐败高发期”，但是随着反腐败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惩处，腐败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腐败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严重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几种原因的综合：工业中兴起的大公司获得了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控制权，它们能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收买各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经费来同南军作战，这使得政府官员有了更大支配资金的权限;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它几乎来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机制;从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起，美国开始在选举中实行政党“分肥制”等等。

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终结的：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把择优录取的原则引入了对

官员的录用，从此从原则上来说党派倾向不再是选任官员的主要标准;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纵;报纸开始独立于政党，并不断揭露政治家的丑闻，这些丑闻报道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法律来抑制腐败。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步主义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换言之，此时美国已度过了最严重的腐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败机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腐机制由关于政府道德规章和法律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的机构所构成的。这些规章和法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这是针对联邦官员和雇员而制定的道德规章，违反规章者可能受到谴责或撤职，二是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凡违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员或雇员，会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联邦竞选法》，其目的是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发展受“利益冲突”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概念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

政策上有决策权，他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败源泉，因此，为了防治腐败，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冲突。鉴于此，有关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规章的许多重要条款都是以避免利益冲突为宗旨的，例如，在审查总统提名的主要官员的资格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所担任职务的责任与个人财政利益之间不能有冲突。

在美国，执行反腐败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职能，第二类则不具有这些职能。第一类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检察长办公室。他们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作用。

第二类，也即非刑事公共诚实管理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官员和雇员的财产情况，解释有关公共腐败的法律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准则，确保联邦官员和雇员理解法律和行政规章。这类部门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水门事件”之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大大增加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并成为许多有关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虽然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美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案例的发生频率要小得多，但从大量案例来看，在美国要想根除腐败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真正成型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现在这一机制还在不断针对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改革。

我们可以以国会与《政府道德法》的博弈来说明。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监督，其中也包括对政府腐败的监督。然而，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适用于行政部门，国会本身却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约束。直到1990年经过修订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时，国会才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同意接受以国会议员提薪为条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再以美国对竞选腐败的治理为例。对选举筹款和开支的控制始终是美国反腐败领域里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抑制与竞选有关的腐败，制约金钱对政治的直接作用，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以取代1925年通过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为联邦竞选经费的管理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规范。该法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竞选经费的要求，对其媒体广告开支订立了最高限额，并对候选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竞选经费进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被

揭露之后，竞选经费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国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新的《联邦选举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国家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它对公开竞选财政活动的要求得到了真正执行。以后，《联邦选举法》又经过多次修订。同时，一个独立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监督实施这项法律。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联邦选举法》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却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经过多年的争议，2002年国会最终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出了限制。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竞选经费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无论如何，对竞选经费管理的历次改革远没有消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针对新的漏洞进行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

由此看来，在美国，尽管政治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

(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