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合集5篇）

第一篇：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内容提要】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关 键 词】腐败/表现特征/反腐倡廉/认识误区

腐败是全球公敌，反腐倡廉是世界各国政党、政府和民众的共同事业。科学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是建立在正确把握腐败发展趋势和科学研判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的。当前，随着各国对于反腐败的日益关注，腐败形式也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腐败形式的变化有时会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艰巨，甚至时显被动。正缘于此，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对反腐败的错误认识和判断，需要作出厘清并予以正确引导。

一、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者为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不断变换腐败形式，使当前的腐败现象呈现以下十个特征。

其一，群体化。目前，不少地方的犯罪分子结伙营私，许多案件往往都是因查处一个腐败分子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果将这种群体化案件加以简单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地区性群体化腐败，如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落马牵出腐败窝案，“从湖南省委《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获悉：除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外，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以及20多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1]。二是单位性群体化腐败，如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几乎所有高、中层干部都“全军覆没”[2]。三是家庭性群体腐败，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中，妻子田雅芝与马德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3]四是综合性群体腐败，如“广东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4]。

其二，高位化。《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曾刊文分析了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5]就年龄阶段看，在这些高官中既有意气风发的中年，也有垂垂老矣的暮年；就罪名而言，既有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就出身而言，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出身平常人家，也有少数是高干之后；就涉案金额而言，他们犯罪多因涉案金额巨大，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就生活作风而言，他们中近半数人生活腐化，包养情妇或有婚外恋情。这一高官腐败样本涵盖了除西藏、内蒙古之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要害部门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其三，落势化。腐败的落势化是指腐败逐步由中高层向基层渗透，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近年来，腐败落势化使一些“官场小人物”成为“贪腐的硕鼠”，由腐败舞台的配角变成主角，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一。检察机关认为，刘怀寅利用职务便利，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犯罪事实清楚，已经构成严重的受贿罪。[6]再如，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副科级)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 293万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7]。根据《南方周末》统计，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8]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官员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些村官利用土地转让搞腐败的情况。

其四，低龄化。2009年香港《文汇报》指出，官员腐败开始由“59岁现象”演变成“35岁现象”，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被“双规”时年仅38岁。经查，李真从1990年11月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始到2000年3月接受审查止，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 051.09万元。[9]针对这一形势，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文浩指出，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在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应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每个时期都该进行相关教育，对于大学生也应在走出校园前进行一次警示教育，让他们平安度过26岁、29岁、59岁，最终实现自己的完美人生。林喆认为，腐败低龄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年龄、学历与腐败或抗腐败能力并不成正比。一方面，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另一方面，也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会导致腐败率的提高。即使是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队伍，依然需要加强廉政建设教育。

其五，期权化。期权本是建立在期货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将“期权”引进到“有权人”和“有钱人”进行的权钱交易中，是基于腐败发展的新态势。腐败的期权化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当场兑现，而是为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这种期权化的体现是多样的，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等退休以后再通过到企业“打工”享受权力的回报，利用自己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来换取企业的股权，甚至还可以将这种股权转让给自己的下一代，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10]期权化腐败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反腐斗争的威慑力。因为当社会进入制度反腐阶段后，监督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体系化，腐败分子也不得不考虑腐败成本。为了增强腐败的保险系数，不得不改变当场兑现的方式，而改成“期权”交易。期权化腐败没有改变腐败的本质，而是使腐败更大地呈现出隐匿性和时空跨度性，伤害的是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的利益和官员的廉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整饬。

其六，隐蔽化。所谓腐败的隐蔽化是指腐败隐藏较深，不易被发现，也很难留下作案痕迹的趋势。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力量的增强、监督体系的完善，腐败将越来越趋于隐蔽化。如果从历史原因分析，腐败的隐蔽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如潜规则、圈子文化等方面有关。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会影响制度的执行，消解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如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子文化则主要影响到选人用人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比较鲜活地刻画出圈子文化的负面性：“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腐败隐蔽化也是腐败者善于伪装的结果，不少腐败者被发现前拥有很多荣誉，这无形中成为他们腐败的挡箭牌。《人民论坛》曾刊文指出，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达到了5至6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11]

其七，新型化。目前，我国出现腐败的新型化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与新兴领域相伴随的腐败。由于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博彩、慈善等方面制度跟进不足，反腐败的具体举措还不甚完备，导致在这些领域涌现出一些新型腐败案件。而2011年出现的郭美美、卢美美事件，更是一度将慈善腐败推上了风口浪尖。二是与异性相关的腐败案件增多。性贿赂已不鲜见，包养情夫与情妇似乎成为另一种“常态”。2009年7月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东莞指出：“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12]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也曾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都曾包养情人，而被天门人戏称为“梁山寨主”的张二江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0]三是与封建迷信相关联的腐败。目前一些官员不仅不信马列信鬼神，还通过信仰鬼神的外衣搞出腐败的新品种。比如，有些官员看风水是商人来买单，并且利用风水来巧妙地促人脉、拉人缘，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政商勾结的关系网。

其八，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郑州晚报》刊文指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 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 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 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 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 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 6亿元。[13]《投资者报》2011年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段内，铁道部先后有刘志军、罗金保、张曙光、邵力平、林奋强、马俊飞、杜厚智、苏顺虎8位高官因腐败落马，职务最高的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据估计刘志军在位期间收受贿赂数以亿计！问题还不仅仅是他们贪污了多少，还在于还有多少没有查出的数额。[14]

其九，国际化。全球化给腐败的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有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有些腐败分子利用国际法律的差异性搞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些腐败分子则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境外交易后将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更有甚者“适应”全球化发展之需将身家老小输送到国外，自己成为一名“裸官”。这些“裸官”有的将国内捞到的钱财存入国外账户，有的自己也弄到国外的绿卡，还有的创造出外考察机会，直接滞留国外不归。根据2009年《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为推动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批准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国已与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加入含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28项多边公约。中国还可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开展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司法合作。

其十，渗透化。目前，腐败的渗透性有不断向更广泛领域蔓延之趋势。一是从易腐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腐败需要条件，它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是权力的滥用导致的必然结果。传统上，权力主要与党政机制相联系，腐败多指发生在党政领域的权力滥用。而当前，腐败不仅仅局限于党政领域，企事业单位也渐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高校与医疗领域也出现了重大腐败案件。二是从手握权力者向无权者渗透，2010年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指出一些腐败现象从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领域和部门向所谓的“清水衙门”渗透；2011年广东省纪委书记**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同样强调了这一观点。学者林喆也曾结合腐败的落势化趋势指出，中国的腐败不仅存在由高层向基层渗透的趋势，还存在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三是从行为领域向思想领域渗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文中指出，腐败与腐败催生的潜规则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当腐败久治不愈时就会转化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一旦腐败成为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它便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发展。[15]

二、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应当讲，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还存在的若干误区却也亟须澄清和正确导引。

认识误区一：只闻雷声，不见雨下。有人认为，腐败的主体是拥有权力的人，反腐败就是触动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作为反腐败的主体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喊喊号子，不会在自己身上真正开刀。实际上，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并不正确。一方面反腐败的主体不仅仅是当权者，而是全体民众，腐败侵蚀的是民众利益，所有人都有资格而且理应成为反腐败主体；另一方面，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党，她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应去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中，我们一直坚守腐败与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的理论认知，在实践中也从来没有姑息过腐败分子。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曾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展现了我们党与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16]从实践上看，在抗战时期，我们曾将逼婚杀人的八路军将领黄克功绳之以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又将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战功的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在新时期反腐力度更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0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17]。

认识误区二：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有人认为，共产党人反腐败只是做做样子，抓出几个小官当作替罪羊来制裁一下，大贪官根本就不敢碰。这种认识明显带有片面性。从政策阐释方面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对待腐败的立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再次强调：“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16]从现实做法方面看，十六大以来我们从未分什么苍蝇还是老虎，总是查出一个处理一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5]另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 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所有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是坚定的，反腐斗争并没有设定边界。

认识误区三：乐见贪腐，助力发展。有人认为，腐败有正面作用，甚至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甚至有人会举出现实中的例子，说明腐败的“正面”作用。所以，对待腐败不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否则，将视点放在治腐方面，可能会因惩治腐败而导致经济滑坡。比如前些年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上都奉行一种理念，就是哪怕你为了争取100万元投资而花掉了90万元，那么这10万元差额也是你的大功！事实上，腐败有益论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若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值，必然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经济秩序和国家政策的正确实施，都会产生极大危害。其次，它就像一颗毒瘤，腐蚀国家民主政治的肌体，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阻碍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它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严重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果将腐败作为润滑剂，可能会导致社会上出现笑贫不笑贪的情况。最后，看待腐败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某一地域，诚如上面例子所言，某一地域可能会因腐败而获得推进发展的政策倾向，但它本身并没有创造财富，只是转移了财富，并且这种非公正性的转移还可能是以牺牲外地的利益达到的，所以，从整体上看它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由此可见，腐败绝不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而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认识误区四：越反越多，前腐后继。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致力于反腐斗争，但成效不大，而且是越反越多，前腐后继。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其错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成效不大，或者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或者犯了戴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错误。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就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没有看到事物的主流；所谓戴有色眼镜看事物，就是没有从事物本身出发，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满足主观的欲望和要求。从现实看，有些人批评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不力，效果不佳，除了认识能力有问题之外，也不能否认有些人抱有深藏不露的其他意图。二是说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的结果是越反越腐，同样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所谓腐败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力度越来越大，揪出的腐败分子自然也越来越多；其次是腐败与反腐的宣传更加透明，信息化、网络化、扁平化的传播进程使更多的腐败呈现在我们面前。另外，从逻辑上分析，越反越腐也经不起推敲：难道说不反腐败反而更加清廉了吗？从实际上看，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曾指出：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数以平均每年5%左右的速度下降。检察机关收到的群众举报也是呈逐年稳步下降趋势。[18]这说明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得到了相当明显的遏制。

认识误区五：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有人认为，目前我国的腐败已经不是什么表皮之疾，而是深入骨髓，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这种判断当然是错误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党的绝大部分干部仍然是好干部，虽然有些党员干部不符合党员标准，甚至成为腐败分子，但是他们毕竟只是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警惕这部分腐败分子影响其他党员，绝不能言过其实。我们反腐败主要是针对极少数腐败分子，是为了保护党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腐败就要反腐败，从世界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真正反腐倡廉的国度都不会因为其反腐败而衰亡；相反，如果面对国内腐败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则可能导致国家衰亡。腐败犹如国家生命机体中的毒瘤，如果不及时切除这一毒瘤，它便会迅速扩散蔓延到整个生命机体之中，并且危害到机体的安全。警惕腐败的衍生和发展，必须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反腐败“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正是基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党一直将反腐倡廉当成重要任务来抓。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难以完全规避腐败。如果一个政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采取放任自流和纵容包庇的态度，最终就会使自己陷入腐败泥沼，导致亡党亡国；如果始终把反腐败当作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这个政党和国家就必将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认识误区六：无为而治，自然消除。有些人认为，腐败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规律性，尊重其规律就应当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将老子的无为理论异化、泛化了。从历史上看，这种思想确实存在过，但不仅未治好腐败，反而推进了腐败的进一步发展。据说，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曾废除监察御史制度，从而放任了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惠帝时，曹参为相，更不求有为，朝廷大臣及地方官吏有事禀报，他一律“饮以醇酒”，直至其“醉后而去，终莫得开说”，如此“以为常”。因此，汉惠帝在地方监察上采取补救措施不仅未能扭转当时吏治日趋败坏的倾向，甚至出现了监察御史与地方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现象。于是，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派遣丞相史出巡，试图在监察御史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以丞相史的监察来改变吏治状况。可是，丞相史的监察是临时性的，在监察御史的经常性监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临时性监察很难改变整个局面。因此，到汉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面对这种状况，景帝束手无策，只是下了一道诏令说，地方长吏要奉公守职，渎职违法者，“丞相以闻，请其罪”[20]。但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只靠一纸诏令根本不可能改善吏治，吏治败坏对西汉统治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面对当前的腐败形势思索反腐倡廉策略，必须走出这种无为而治的误区，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加强监督力度，发动群众力量，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来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

认识误区七：社会反腐，有利无弊。有些人认为，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监督意识的觉醒，反腐倡廉建设应充分发挥民众的作用，强调社会反腐的优势。的确，近年来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越来越重视民众的力量，社会反腐的成效也越来越大。但是，反腐倡廉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推进。按照国家反腐倡廉的整体思路，在反腐倡廉方面更应注重系统化，通过加强反腐倡廉体系建设来全面提升反腐成效。再者，社会反腐虽卓有成效，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一方面，针对社会反腐的主体民众而言，由于自身素养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腐败的隐蔽性问题等，民众往往对腐败形势、腐败原因认识不清晰，不少民众不会主动参与到反腐倡廉中来，而很多参与者往往是因为腐败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腐败是影响社会整体利益和廉洁社会建设的，反腐倡廉不能受制于个人利益的狭隘视角。另一方面，针对社会反腐的手段而言，主要通过来信、来访、网络举报等方式，这些手段用得好对于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用得不好则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利用虚拟的网络举报，可能造成很多人的围观和跟帖，而一涉及反腐倡廉问题，网络反应可能会相当激烈，这不仅给纪委检察机关很大压力，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问题。所以，社会反腐只是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不通过提升政务透明度和提高民众素养，不通过健全权力制约和反腐倡廉体制建设，这种手段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认识误区八：沉疴猛药，药到病除。有人认为，我国的腐败形势十分严峻，犹如一个人得了百年沉疴，必须用猛药才能改变病状。当前腐败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分析这一形势应当将腐败与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全面、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之。消除腐败应针对严峻的腐败形势，还要结合腐败产生和消亡的规律。腐败是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私有制度或私有观念是腐败滋生的最深层次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存在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腐败就有可能存在甚至泛滥。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分析，在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我们既不能搞一大二公三纯，完全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度，更不可能消除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私有观念。同时，腐败也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权力本身由权力主体掌管，而权力主体素养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当前也不可能使每位权力主体都成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或者先公后私的人，虽然我们不停歇这方面的追求。基于这样的条件，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应当竭力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反腐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大范围、全方位的推进反腐败运动达到以大乱求大治的目的；二是认为反腐败可以快刀斩乱麻，甚至不去区分腐败类型、腐败程度。腐败确实如同病症一样，人们常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的过程是人体机能逐步恢复的过程，由于人的肌体细胞在疾病中受到了损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保障才能完全康复，同样，治理腐败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畅想沉疴猛药、药到病除的疗法，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总之，我国目前反腐败的形势是严峻的。但客观地讲，我国反腐败的成效也呈现系统治理的良好态势。所以，全面地评判腐败形势，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腐败与反腐败两个方面，必须要坚持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地分析腐败与反腐败的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与解决方略，必须要反对盲目乐观与悲观失望两种极端的思想和做法。

【参考文献】

[1]湖南郴州反腐余震波及上百官商[N].南方都市报，2006-09-04.[2]湖南科级单位百人集体贪腐[N].燕赵晚报，2010-11-23.[3]陈宝琨，宗宁.贪官：“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贪内助”现象解析[J].吉林人大工作，2006(1).[4]腐败主体从个体转向集团化[J].廉政瞭望，2012(1).[5]陈晓舒，徐凯.高官贪腐录：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J].财经，2010(22).[6]程士华.安徽合肥一社区干部借征地敛财近千万[N].宜宾晚报，2009-09-05.[7]山西保德住建局原副局长贪污受贿案引关注[N].三晋都市报，2011-05-09.[8]苏永通，任咪娜，聂萌.科级腐败已成隐患千万级“小官巨贪”十年查处愈多[N].南方周末，2011-03-31.[9]李真案引出的“秘书现象”值得反思[N].文萃，2002-04-09.[10]辛向阳.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11]杜治洲，任建明.贪官“潜伏期”为何越来越长[J].人民论坛，2010(15).[12]李少威.95%以上大案有女人问题[N].广州日报，2009-07-09.[13]报告显示去年31名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元[N].郑州晚报，2010-01-08.[14]十问高铁[N].投资者报，2011-07-31

[15]张理.兰山论语：警惕“腐败亚文化”[N].甘肃晨报，2011-04-18.[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光明日报，2007-10-25.[1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从怎么看到怎么办[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113.[18]杨维汉，陈菲，张景勇，等.新华社记者解读高检院工作报告[N].检察日报，2008-03-11.[1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89.[20]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8.^

第二篇：论腐败与反腐败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莹

论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

中国； 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正文】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腐败危及和破坏着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地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我国当前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生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行为大多数都很隐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而且腐败分子总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为借口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和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深入基层社会。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裂缝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之。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他们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对腐败的态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提到全党面前。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今次十八大，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语气步步加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现在民众也对腐败问题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会热点，同时，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响政策有效实施，如若任其发展，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中国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来，从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初步形成全国巡视监督网络，从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到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查处了***、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十年间，一系列部署有序展开——2005年1月，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首十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科学谋划、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30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受教育，轮训基层党员干部2600多万人次；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订了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巡视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规章制度„„

监督方面：深入开展巡视工作，全国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

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纠风方面：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惩治方面：始终把查办案件放在突出位置，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部署的159项任务中，完成阶段性任务和持续性开展的有147项，占任务总数的92%。

这是国内公众的评判：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五、建立健全国反腐体系机制

当前，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2.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3.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5.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

具体来说，要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闹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管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4.加强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作用。

【结论】

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展望未来，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时代。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开始，没有终点。

第三篇：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对腐败的认识与反腐败的启示

一、对腐败的认识

1.腐败所带来的危害。腐败破坏能力惊人，造成后果极端严重，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个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直接危及政治稳定；二是腐败制约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经济改革进程；三是腐败会削弱中央权威，造成国家的离心倾向，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四是腐败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使社会失去精神动力，使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五是腐败破坏法制，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六是腐败泛滥对社会心理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

2.腐败是世界性问题。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腐败都是固有的丑恶现象。在任何国家的肌体上，都寄生着腐败。腐败行为源远流长，广泛滋蔓，无空不入地渗透到世界政府的每一个细胞里，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腐败如同流行性感冒一样，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尚未找到预防药的“世界性顽疾”。

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分子的手段越来越繁杂，影响极为恶劣、范围极为广泛、后果极为严重。腐败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既有内因、主观原因——政府自身建设严重滞后，也有外因、客观原因——政府对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制约，主要是高度集权、民主淡化，监督不力、权力异化，制约不严、作风腐化。

3．我国的腐败原因和存在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也由于我国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同时，由于在一定时期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使某些政府官员抵御腐蚀的能力有所下降。

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侵蚀，甚至摧毁一部分意志薄弱者。

从世界实践看，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依然严重，说明搞轮 1

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根治腐败的必要前提。

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新阶段，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一是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二是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很有代表性。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腐败分子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了“第一桶金”后，千方百计利用这“第一桶金”作为资本，在权力的合法或不过分违法的“关照”下，使之不断增值，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

针对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大量腐败现象，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必须

以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为指导，坚持从严立法，坚决打击腐败行为，以保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

二、我国治理腐败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

任何一个政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才能

永葆其先进性，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一论断深刻、准确地概括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现实意义。

三、如何杜绝腐败，廉政治国的思考与启示

（一）加强思想道德规范教育。

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虽然可以起到制约作用，但还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防患于未然才是治本良策。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说明，什么时候忽

视了思想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走弯路。

思想道德宣传教育要有针对性的进行，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培养

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加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腐败。通过多种形式让政府官员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向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

（二）健全法制制度，严格约束自身行为。

1、健全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法规制度，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监督的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大政务公开的透明度。落实执行制度规则，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进行有效治理腐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干部考察工作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差额考察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和任职试用等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标准，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全面评价和考核干部；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违规提拔干部的，严格追究责任。

2、创新反腐倡廉防范机制。建立和完善防范制度，制定相关的制度，防止腐败现象向新的领域渗透。实行对腐败分子利益相关的近亲群体连带追究的制度，遏制少数人“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冒险侥幸心理的滋生。实行腐败的责任连带追究，即一个人腐败要“罪”及其知情不阻的亲近群体，“罪”及其主管领导、推荐的领导，使领导干部的亲近群体从关心自己利益出发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现在，腐败现象之所以屡惩不止，关键就在于惩治腐败往往是局限于对腐败分子个人的追究，而没有将腐败分子与其近亲群体捆在一起连带追究，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无所顾忌，甚至滋生“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冒险心理。实行连带责任追究，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对连带责任人的追究要与其过失得当，不能失之过重、过滥，但也不能无关痛痒。

3、严格制度落实。一要抓好责任分解。要明确责任主体，把反腐倡廉各项制度、任务分解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提出贯彻落实的目标和要求。二要抓好责任考核。要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考核力度，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要抓好责任追究。对由于领导不力导致各项制度得不到落实、不正之风得不到有效治理、出

现重大腐败问题的地区和部门，要严格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4、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人治社会的最大特征或弊端是权力运行无边界和权力运行不规范。二者的共同结局是权力的滥用。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当着是被用来谋取政治私利的时候，它是政治腐败；当着是被用来谋取物质私利时，它就是经济腐败。市场经济与人治相结合，就会结出“权力经济”的歪果；市场经济与法治相结合，就会修出法制经济的正果。当代中国身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变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人治因素尚未在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权力经济”的影子时有闪现，“权力经济”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而且还滋生着权力腐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国家的法治化进程，通过法律制度规范权力的运作，是控制腐败的极其重要的步骤。

我国目前的权力不当赋予或不当获得的现象，总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就是一个特定权力滥用的起点，就是一个特定权力走向腐败的开端。“买官卖官”与“跑官要官”，都是对于权力的非法赋予和获得，都是对于人民权力本质的背叛。

权力的腐败都是在权力运行之中实现的。将权力行使法治化，首先要求将权力主体法治化。权力主体内在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自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行为的合法程度。其次将权力法治化还包括将权力的内容法治化。一个权力主体享有哪些权力应当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各种权力拥有者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权力内容作出自己的权力行为。再次，将权力法治化，要求将权力的行使过程法治化。权力的行使得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不遵守法定的程序，权力就必然是滥用的。不按照程序运作的权力极易腐败或为腐败提供便利的条件。

社会法治化可以为权力拥有者随时敲响警钟，使权力拥有者消除腐败而不受处罚的侥幸心理，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社会法治化还可以为监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监督环境，使监督者更好地发挥出反腐倡廉的作用。

（三）树立廉正典型，弘扬正气，标榜楷模。

正如唐太宗所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为广大的党员干部提供一面可供借鉴“镜子”，时时对照自己的行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自己的短处，及时的改正。而且通过对廉洁公正干部形象的宣传，在心理上能够对广大干部党员的心灵起净化作用，还可以在干部中形成争做

典型、争取先进的良性竞争。

（四）强化民主监督，充分发动民众反腐

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说过，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被古今中外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所证实。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监督是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不断健全法制建设，逐步清除贪污腐败现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终取得反腐倡廉工作的胜利，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四篇：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分析

过

勇

与腐败程度的变化相比，腐败类型和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当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国的腐败和反腐败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一、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再到利益冲突。从腐败罪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犯罪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第二次是从贪污受贿到利益冲突。目前，越来越多的腐败发生在利益冲突领域，而我们相应的防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2007年5月，中央纪委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同年7月，“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对隐蔽性贿赂行为、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规范。面向未来，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反腐败的共同挑战。

二、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再到社会组织。当前，社会中介组织中的腐败越来越突出，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冲击，我国对于腐败犯罪主体的界定范围也在发生调整。2005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工作，首次将私人部门纳入到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内容。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

（六）增加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2007年11月通过的《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三）》取消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增加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对贿赂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对象已从最早的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逐渐扩大到所有可能掌握委托权力的人。

三、从个人腐败、单位腐败到集体腐败。根据腐败行为的主体，可以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和单位腐败三种类型。在改革初期，腐败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和单位腐败。到90年代，腐败逐渐呈现出向集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未来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与个人腐败相比，集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会造成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并产生一种清廉者无法生存的官场文化，必须引起重视。

四、从影响政策执行到影响政策制定。根据腐败发生的环节，可以将腐败分为政策制定中的腐败和政策执行中的腐败。现实中，老百姓感受更多的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腐败，例如官员的吃拿卡要等，而对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普通老百姓往往并不了解。但是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众多小腐败相比，政策制定过程中发生的腐败行为危害更加严重，也逐渐成为未来腐败的发展趋势。

五、从反黑色腐败到反灰色腐败。黑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都公认的腐败行为，例如贪污、挪用、受贿等。坚决惩治黑色腐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灰色腐败指的是“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败现象，例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灰色腐败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反腐败努力。对灰色腐败的治理，不能简单地靠教育和惩治，更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改革，减少腐败机会，铲除其产生的制度土壤。

六、从惩治需求方到惩治供给方。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者往往被严厉惩处，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贿者却逍遥法外。行贿罪和受贿罪在定罪量刑上的较大差异，不仅有失司法公平，也必然会削弱对行贿者腐败动机的约束，降低他们的腐败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和成本。在司法实践上，既要惩治需求方，也要惩治供给方，不断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

第五篇：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1

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性

摘要：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政权更迭，风起云涌，虽然朝代兴亡的原因各异，但究其根源都符合一条规律：励精图治则兴，贪图奢华则亡。腐败与否是其中的关键点。腐败的本质就是公权的滥用，公共权力的私有化。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有之，大清王朝经历了几代人的连续奋斗，迎来了康乾盛世，然随着奢糜贪腐之风的兴起，盛世如过眼云烟，迅速衰落。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自视功高，逐渐腐败堕落，但最终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们的审判，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只有大力、彻底反腐，才能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和谐发展。

关键词：腐败行为犯罪稳定监督必要性

目录：

一、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二、现阶段腐败的原因分析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

腐败已无孔不入，并且从基层部门一直到高层行政机关，国家大力反腐已刻不容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但怎样才能严格执纪执法，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认清当前腐败的特点，从深层挖掘腐败，才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一）涉案区域及其官员的级别较高，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受贿826万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嫌挪用32亿社保资金案，一审以两罪判18年 没收财产30万。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 1

院9日对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华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尤其是一向被视为规范、清廉的津、沪二地出现高级干部腐败案，暴露出长期以来对党内干部行为监督乏力的体制缺陷。

（二）腐败主体向基层渗透，腐败面扩大。基层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层面，然而手中握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力，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因贪污受贿6000余万元一审被判死刑，许昌市灞陵公园主任赵国良是一名普通的科级干部，但却拥有豪华汽车一部及别墅一套。这位被网友戏称为“许昌最牛科级干部”遭到了查处。扬州公路建设处财务材料科原科长王勇伙同副手陈清池、吴春球，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共计一亿多元，另王勇和陈清池贪污受贿金额均超过五百万。一个科级干部，可以说级别“低微”，但只要放到“一把手”的位置，监督就很难凑效，只能说现有的监督体制存在某些缺陷，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长期未受到根本触动。

（三）腐败分子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在一些领导干部周围，总是簇拥着一些“大款”朋友。领导傍“大款”，不法“大款”找靠山，二者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刘涌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他通过收买党政官员，成为沈阳市人大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领导干部长期与不法“大款”在一起吃吃喝喝，久而久之就模糊了公与私、正义与邪恶的道德界限，最终成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四）集体腐败比例增加，比个人腐败更具破坏性。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甚至于一个系统内，多人参与腐败，有主动腐败的，也有被动的、不得已的腐败。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因集体贪腐曝光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在这个小小的科级事业单位里，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有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以及下属各站点的站长、班长，各层级干部几乎“全军覆没”。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

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集体腐败案特别是“前腐后继”现象时有发生，不仅表明该领域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缺失，而且还意味着该领域内腐败机制的形成。

（五）腐败行为更加隐蔽，智能相对较高。江苏建设系统的一个官员，在位期间，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谋取了很多利益。退休之后，该公司以各种名义给了这名官员很多好处，事情被发现之后，一审法院判决他有罪。这名官员不服，觉得自己在位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不属犯罪，因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他无罪。两次判决闹起了一场**，最后，江苏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这就是典型的领导干部“期权腐败。腐败者绞尽脑汁就是怕腐败行为暴露，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即使是再隐蔽的腐败，最终都会有暴露的一天。

二、现阶段腐败原因分析

（一）随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一些同志在严峻考验面前，放松学习和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是导致腐败分子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根本原因。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原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等人放松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他们的沉痛教训值得每个党员和群众深思，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不能成为人民的罪人。

（二）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一把手”腐败容易导致“带病提拔”“带病在岗”“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给“群蛀”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同级监督机关难以监督，上级监督机关又无法监督。可见，怎样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三）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腐败的源头。被称作“一身是假”的王亚丽，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子，一步步升迁至团市委副书记？当地相关部门在王亚丽升迁中是如何审核把关的，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其身份及档案

造假？这不得不值得人们深思，全国范围内可能有多少“王亚丽”现象呢？所以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干部选拔制度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

（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沈阳群体性腐败案件说明，由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撮而就”，经济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而行。

（五）惩治力度不足，违法成本偏低。对待违法腐败分子执纪量刑尺度难把握，“自由裁量”的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司法腐败频出。许多贪官认为经济犯罪处以重刑的比例并不高，被抓出来的也不过是“少数”，未必禁得住，未必抓得完，不贪白不贪，贪了也未必会“犯案”，“大不了坐几年牢”，尽敢以身试法。假若对经济犯罪多处以重刑，可能会起到“震慑”的作用，让那些想犯事的党员干部害怕牢狱之苦或者杀头之罪，不敢去犯事。

（六）不正之风难治，中央制度得不到落实。党员干部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清官”难当、“好人”难做。贪者不足为奇，两袖清风倒成了“另类”。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

（一）只有大力反腐败，社会才能大发展。腐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或先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因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腐败是不公平竞争的帮凶，若放任腐败现象的发展，必然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严重的破坏，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就不能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据胡鞍钢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而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其实以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难于揭露来说，腐败所涉及的财富规模，是很难进行精确计算的，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损失。最为可怕的是，腐败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更大损失，在于无形的“内伤”

（二）只有大力反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腐败现象是社会的毒瘤，如若不及时切除，让其滋生漫延，社会就可能出现崩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覆灭无不是因为统治者及其幕僚的昏庸腐败而导致灭亡的。前车之鉴，后者之师。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搞好反腐倡建设，纯洁自身组织，树立良好的形象，让人民群众信得过。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自身建设极其重要的任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二）只有大力反腐，社会才能和谐。腐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毒瘤，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巨大破坏作用，严惩腐败是当前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和谐是民众的共同愿望，是民心工程。和谐社会首先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是和谐社会的保障，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稳定从根本上讲，是民心的稳定。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许多民心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其目的正在于此。如通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帮助农村困难家庭脱贫；加大投入，解决行路难、饮水难问题等。这些民心工程的贯彻和实施，都是为了迎民心、顺民意，确保稳定，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创建和发展。然而腐败无孔不入，在各个民心工程中都时有腐败现象发生，在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反腐败成为民众最

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动摇了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反腐败是民众的共同呼声，腐败不遏制，社会无和谐。

反腐败斗争要取得实效，关键要抓住权力运行的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这

个源头，建章立制，强化监督。

加强监督，一要提高监督意识，提高依靠监督反腐败的能力。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把自觉接受监督，作为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途径，当作党内生活必备的素质。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二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三是突出监督重点。着重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市场化、权力“寻租”的机会。四是监督关口前移。发现党员、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要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严肃批评、责令改正，做到防微杜渐。五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力量，提高监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