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第一篇：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外部，即来自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监督；二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这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

第二篇：论腐败与反腐败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莹

论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

中国； 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正文】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腐败危及和破坏着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地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我国当前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生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行为大多数都很隐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而且腐败分子总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为借口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和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深入基层社会。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裂缝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之。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他们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对腐败的态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提到全党面前。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今次十八大，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语气步步加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现在民众也对腐败问题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会热点，同时，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响政策有效实施，如若任其发展，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中国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来，从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初步形成全国巡视监督网络，从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到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查处了***、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十年间，一系列部署有序展开——2005年1月，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首十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科学谋划、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30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受教育，轮训基层党员干部2600多万人次；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订了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巡视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规章制度„„

监督方面：深入开展巡视工作，全国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

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纠风方面：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惩治方面：始终把查办案件放在突出位置，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部署的159项任务中，完成阶段性任务和持续性开展的有147项，占任务总数的92%。

这是国内公众的评判：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五、建立健全国反腐体系机制

当前，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2.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3.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5.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

具体来说，要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闹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管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4.加强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作用。

【结论】

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展望未来，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时代。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开始，没有终点。

第三篇：浅谈腐败与反腐败

浅谈腐败与反腐败

目 录 中国腐败现状.......................................1

1.1 腐败案件大增.....................................1 1.2 官商勾结，以钱开路...............................1 1.3 行贿有道，收礼风盛行.............................2 中国腐败原因......................................................2 2.1 权力过于集中.....................................2 2.2 社会环境影响.....................................3 2.3 监督及惩罚力度不足...............................3 中国反腐败的出路..................................4

3.1中国反腐败存在的问题与挑战........................4

3.1.1 政府“一把手”掌握绝对的权力....................4 3.1.2 权大于法的问题比较突出..........................4

3.2 中国反腐败的建议.................................5

3.2.1 改革领导班子制度................................5 3.2.2 加大监督和惩罚力度..............................5 3.2.3 树立法制的权威，以法治遏制腐败..................5 总结..............................................6 5 参考文献..........................................6

浅谈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即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正如新中国的蠕虫，已经逐渐蔓延并啃噬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脊梁。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当前我国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制度层面的深远影响和更深层次的道德文化观念方面的渗透。腐败主要为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权力腐败和行业腐败等，不同层次的腐败具有不同的特点，认清形势，各个击破。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确实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党和国家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在对我国腐败问题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关键词

腐败，反腐，策略 中国腐败现状

1.1 腐败案件大增

总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国际发表2009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3.6分排79位，首次跌破最低排名。2010年上升一位到78。中国腐败问题，主要在于“滥用职权、铺张浪费，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其关键在于一个“权”字。权力滥用，浪费、贪污、受贿、谋私等接踵而至。在中国“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中，“中国腐败问题”被网友评为未来十年十大挑战之首；“人民网”调查显示，94.5%参与投票的网友认为“中国社会腐败问题很严重”。引人注目的贪污丑闻频繁见诸报道，这描绘出中国腐败的严峻形势。

1.2 官商勾结，以钱开路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腐败现象。官商勾结，古已有之，不足为奇。但官商勾结损害的是公众利益，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环境。我国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官商勾结问题始终是党中央防腐倡廉的重要课题。官商勾结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损害

第四篇：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朱 磊

腐败现象伴随着政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困扰着政治社会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杜绝腐败。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腐败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一大治理难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发展。人类为了反腐败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依然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处在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国家，腐败的危害尤为突出，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因此，研究腐败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的重要性

俄罗斯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自从苏联时期就大量存在，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以后，这个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严重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腐败无处不在，给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公民对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失去信心。腐败和其他犯罪有紧密的关系，相互作用，使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可以说，腐败的蔓延正严重威胁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剧烈震荡。因此，如何科学而全面地认识俄罗斯腐败现象，如何寻找更加有效的防范与打击腐败犯罪的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1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俄罗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均加强了对腐败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反腐败实践探索，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但目前俄罗斯的反腐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因此，以俄罗斯腐败犯罪为研究对象，从腐败问题的历史渊源、犯罪成因、犯罪特点、危害性及发展趋势等切入点着手，梳理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大致脉络，将重点放在俄罗斯政府如何治理腐败犯罪这个问题上，这对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目前，腐败遍布各行各业，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到教育、卫生、体育、学术领域，腐败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案要案频发、大批省部级高官相继涉案等现象时刻提醒我们，反腐败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对俄罗斯腐败及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如何应对腐败提供参考，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以介绍西方理论性研究成果和反腐败经验为主到剖析中国特殊的腐败问题本土化研究为主的转变，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地得到提高和扩展。1990年王沪宁与竺乾威联合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将国 2 外关于腐败的各种理论流派、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介绍到国内的书籍，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维；王沪宁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一书，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学术性的反腐败专著。笔者于2011年8月25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是，有以此为题的相关记录共34097条，这表明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继续以“俄罗斯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时，与之相关的记录仅有33条，且其中有32条全部发表于2000年以后，研究的大多是普京执政以后的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涉及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文章仅有一篇《俄罗斯宣布：向腐败开战》，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篇学术论文。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俄罗斯2000年以前的腐败问题研究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无任何学术成果的阶段。2000年以后发表的与俄罗斯腐败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文章中，很多内容雷同、论点相似，大部分都以陈述事实为主，缺乏全面深入的系统分析。专著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著述。笔者仅知道2006年问世的一部社会史专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中，黄立茀研究员对苏联官僚主义与干部腐败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截止到2011年8月25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尚未找到一篇以俄罗斯腐败问题为研究内容的博士、硕士论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查到吕静的一篇硕士论文涉及2000—2008年的俄罗斯腐败问题研究。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俄罗 3 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深度、广度上都远不能与同期的欧美国家及俄罗斯学术界相比，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和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如此重要的课题亟待国内学者的重视。

综观上述材料，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1.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现状和原因。戴隆斌在《俄罗斯腐败的特点及其原因》一书中概述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腐败状况，并指出了俄腐败具有如下特点：（1）腐败范围广，层次深，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腐败程度深，总体呈现长期严重腐败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3）腐败手段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4）腐败数额的多寡与城市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呈明显的正向关系；（5）呈现公开化的特点，往往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作者将俄腐败的原因归结为：（1）转轨期间的过渡性质；（2）政府反腐不力，反腐制度建设不完善：（3）腐败的惯性作用和个人利益的驱动。

戴隆斌在另一篇论文《俄罗斯的腐败及其后果评析》中指出，苏联解体后，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感觉到俄腐败现象的存在。俄腐败的主要类型有贪污型、互惠型、勒索型。俄腐败问题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政府公信度降低，老百姓对政府官员不信任；国有财产大量流失；恶化投资环境，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并产生大量资金外流，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 4 展；败坏了俄当前的社会风气，社会犯罪猖獗，严重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徐向梅在其编译的一篇文章《最大的犯罪——腐败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提到，俄每年至少要揭露出2000起官员收受贿赂事件，但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石油与酿酒行业中的腐败、金融与外汇领域的腐败、司法部门与军队中的腐败等都非常严重，而且俄反腐败斗争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很多，困难重重。

2.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杨斌在《普京对私有化腐败的打击与俄罗斯经济复苏》一文中指出，普京执政后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特别是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严重腐败，采取措施打击金融寡头的违法掠夺，促使俄罗斯长期萧条后出现了经济复苏。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俄罗斯新型权贵寡头崛起的过程可看到，前苏联党政官僚和企业经理的蜕变，还有西方产权理论和改革药方的误导，是私有化中滋生严重腐败的重要原因，普京惩治腐败未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未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走向充满变数。庞大鹏和金哲在《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计划”》一文中认为，当前俄罗斯反腐败的基本特点是普京执政团队将反腐败定位为一项国家计划，这表明反腐败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否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更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能顺利进行。反腐败问题既然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中的系统性政治难题，因而也就涉及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反腐败现状具有直接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反腐败问 5 题高度关联。

胡仁霞在《俄罗斯新一届政府反腐败措施及其预期成效》一文中提到，梅德韦杰夫政府2008年5月上任后，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相继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计划》和《国家反腐败法》，新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构建了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预防机制，赢得了俄罗斯舆论界的广泛称赞。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包括：（1）建立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行为；（2）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权限，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3）强化国家和社会对腐败行为的监督；（4）政府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确保腐败官员难以逃脱惩罚。

3.从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腐败及反腐败立法。李景华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翻译后发表，同时在《＜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凸显预防腐败思想》一文中提到，该法律突出强调腐败预防，将腐败预防优先作为反腐战略。俄罗斯的《反腐败法》之所以规定了优先适用预防的反腐败措施，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只有消除腐败根源，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才能减少和控制腐败，俄罗斯的反腐实践已经证明，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预防才是根本；二是腐败在俄罗斯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一，反腐败是对国家安全的防卫，因此，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事后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好事先预防；三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与国际反腐败标准接轨。崔浩旭在《俄罗斯司法腐败透视》一文中分析了俄罗斯司法腐败的现状及危害，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司法腐败的传统、法治环境的不 6 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俄罗斯治理司法腐败的措施包括：（1）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制度约束；（2）重新分配资源，增加司法投入；（3）实施信息公开，加强公众监督；（4）促进司法独立，实施司法问责。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1）研究人员集中在国际政治和法学领域，历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此问题；（2）目前研究腐败问题所涉及的时期几乎全部集中在2000年以后普京执政时期和2008年以后的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几乎没有涉及苏联时期和1991—2000年叶利钦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具有完整历史连贯性的研究更是罕见；（3）即使对2000年以后的腐败问题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对总体状况、原因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时期、研究领域都过于单一和集中；（4）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的力量都不是很大，导致成果分散且数量不多（平均每年仅有几篇论文发表），2011年到目前为止仅有3篇相关文章发表：陆南泉在《同舟共进》上发表的《俄罗斯缘何难以遏制腐败》及在《俄罗斯学刊》上发表的《关于俄罗斯腐败问题的评析》，敬菁华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文化与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当今俄罗斯为例》。成果偏少使得国内研究跟不上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出现一些研究上的薄弱地带和理论空白点。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力度，争取在深度、广度上均取得一些成果和突破。

三、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苏联时期就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此类问题可以说是学者研究的禁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仅是19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对一些严重的腐败大案有些许报道，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贪污案，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另外，这一时期有很多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的著述，如别利松的《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机构的腐败与滥用职权》。该作者认为，腐败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有关苏联腐败问题的成果有利哈诺夫的《帮派的构造》，文中讲述了国内主要商业机构中的腐败事件；雅基缅科在《如何加强反受贿斗争？》一文中阐明了受贿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治理受贿犯罪的一些建议；格里沙耶夫和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在《受贿：概念、原因、分类：教学参考书》中分析了受贿的定义、危害性、原因及预防方式；克维齐尼亚的《职务犯罪：刑事法律和犯罪学角度》讲述了苏联如何从立法的角度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雅科夫列夫的《社会生产领域的犯罪》分析了滥用职权盗窃国有资产的行为；加尔佩林的《有组织犯罪、腐败与刑法》一文中提到了与有组织犯罪、腐败作斗争的刑法完善问题；沃尔任金的《腐败与刑法》提到了苏联刑法中腐败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总之，苏联时期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将其作 8 为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交锋的工具，大力抨击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腐败问题，从而掩盖国内严重的腐败现象；二是苏联法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致使苏联没有出台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对腐败行为的遏制缺少法律基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随着近年来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腐败也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腐败问题成为很多科学著作、出版物、研讨会研究的课题，这不只是因为腐败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更主要是因为腐败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引起严重的恐慌。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腐败除了呈现一般共性外，还有俄罗斯自己的特点。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要解决目前的腐败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迫切需要强硬、连续、逻辑性强的反腐败政策。

一些俄罗斯学者对本国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基尔皮奇尼科夫的《俄罗斯腐败》，介绍了俄罗斯腐败的历史、俄罗斯不同领域的腐败状况以及如何进行反腐败等问题；索科洛夫—米特里奇的《人民的敌人：从官员到寡头》，用大量的事实材料揭露了俄罗斯官僚阶层的阴暗面；波波夫的《反对俄罗斯国内外的有组织犯罪、腐败、恐怖主义》，阐述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恐怖主义在俄罗斯及国外的发生、发展状况以及治理情况；波格丹诺夫和加里宁合著的《俄罗斯的腐败》，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角度介绍了俄罗斯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介绍了近十年来发生在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领域的 9 腐败问题，作者在对俄罗斯各界学者提出的反腐败策略的统计分析和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遏制腐败的具体建议；此外，俄罗斯民主信息学地区基金会2004年出版的《反腐败政策》也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腐败蔓延的根源，并提出了具体的反腐败对策，该书已经成为俄罗斯相关专业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另外，道尔戈娃的一系列成果《犯罪、其组织性与犯罪社会》、《俄罗斯的犯罪状况》、《俄罗斯犯罪：统计与现实》、《护法机关人员的犯罪》、《犯罪学：法学教材》、《作为犯罪问题的权力》、《腐败的确定及反腐败立法》、《腐败与反腐败》、《犯罪与权力—会议论文》、《俄罗斯的腐败犯罪问题》等，其中都有关于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相关专题研究。

纵观俄罗斯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表象研究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全国各地发生的腐败事件本身，注重对事件过程的记述并对某一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第二阶段为理论探讨阶段，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侧面对腐败的本质、危害以及反腐败对策等进行探讨，其成果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三阶段为理论提升阶段，研究者们开始对腐败的基本原理进行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和阐述，甚至提出了“反腐败学”或“腐败学”的建议并对此做了开创性的尝试。该阶段的研究比较薄弱，尚处起步阶 10 段。

四、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研究建议

今天，腐败成了各种政治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说，腐败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之“癌”，一场全球性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展开。要反对腐败就必须了解腐败的实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而研究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为我国应对类似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因为俄罗斯经历了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即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解体后至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腐败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较完整地了解腐败问题，从而有助于我国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因此，如何深入研究两种制度下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以及如何准确找出苏联时期腐败和现代俄罗斯腐败问题之间的异同和关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来综合分析腐败的缘起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寻找遏制腐败蔓延的有效方法。

1.对研究对象做科学的界定，即对“腐败”这一概念给予准确的理解，这是研究腐败问题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对“腐败”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界定，有的学者将其分为政治价值意义上的腐败和行政规范意义上的腐败，还有的学者采用市场供求关系的模式，将腐败看作一个市场，还有的人将腐败定义为追求利益而违反或偏离公职范围的行为。笔者认为，每种观点虽能成一家之言，但界定的内容都过于个性化或界定的外延过于宽泛，因此在研究腐败问题 11 前，对“腐败”这个概念做出全面、合理的科学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2.建议在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中，一定要强调该问题研究的历史连贯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俄罗斯各个时期腐败问题的种种表现，从俄罗斯对腐败问题的界定、种类划分入手，着重分析俄研究腐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俄境内腐败的本质、根源，综合分析俄国内的反腐败形势，系统梳理俄罗斯的反腐败立法、反腐败战略、反腐败机制和反腐败主体（包括各强力部门、护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各种规模的反腐败行动中的组织和实施。

3.建议利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犯罪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力争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俄罗斯腐败的基本理论问题，犯罪概况、特点、危害和原因及采取的反腐败措施。透过俄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力对错综复杂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作出自己的分析，并立足于我国反腐败的需要，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矛盾和紊乱，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不能普遍形成对权力有效制约的机制，因此就会大量滋生蔓延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还有的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环境和社会风气对滋生腐败的影响极大。有的民族对腐败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并在生活中屈服于腐败行为，而有的国家则视腐败为国之大殇，从儿童时期就培养公民们的反腐败习惯，在这 12 一点上，非洲国家和北欧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方法，并把它们运用到研究俄罗斯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中去。

4.力争在选题、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有所创新。选题上，突破以往仅限于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内容研究，尽量全面建构一脉相承的苏联解体前后各时期腐败与反腐败问题发展史；研究方法上避免以往国内翻译介绍性居多的情况，要利用大量的俄文文献和俄专家的研究成果，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微观个案分析，得出有价值、有新意的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和俄罗斯是友好邻邦，在各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国社会的发展曾走过相似的道路，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很多同样的或相似的问题和困惑。正因为如此，两国在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腐败问题，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俄罗斯反腐败问题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腐败问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来源: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月

第五篇：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2013年01月05日09:39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人称其为“腐败高发期”，但是随着反腐败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惩处，腐败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腐败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严重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几种原因的综合：工业中兴起的大公司获得了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控制权，它们能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收买各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经费来同南军作战，这使得政府官员有了更大支配资金的权限;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它几乎来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机制;从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起，美国开始在选举中实行政党“分肥制”等等。

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终结的：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把择优录取的原则引入了对

官员的录用，从此从原则上来说党派倾向不再是选任官员的主要标准;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纵;报纸开始独立于政党，并不断揭露政治家的丑闻，这些丑闻报道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法律来抑制腐败。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步主义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换言之，此时美国已度过了最严重的腐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败机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腐机制由关于政府道德规章和法律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的机构所构成的。这些规章和法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这是针对联邦官员和雇员而制定的道德规章，违反规章者可能受到谴责或撤职，二是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凡违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员或雇员，会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联邦竞选法》，其目的是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发展受“利益冲突”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概念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

政策上有决策权，他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败源泉，因此，为了防治腐败，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冲突。鉴于此，有关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规章的许多重要条款都是以避免利益冲突为宗旨的，例如，在审查总统提名的主要官员的资格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所担任职务的责任与个人财政利益之间不能有冲突。

在美国，执行反腐败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职能，第二类则不具有这些职能。第一类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检察长办公室。他们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作用。

第二类，也即非刑事公共诚实管理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官员和雇员的财产情况，解释有关公共腐败的法律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准则，确保联邦官员和雇员理解法律和行政规章。这类部门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水门事件”之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大大增加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并成为许多有关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虽然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美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案例的发生频率要小得多，但从大量案例来看，在美国要想根除腐败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真正成型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现在这一机制还在不断针对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改革。

我们可以以国会与《政府道德法》的博弈来说明。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监督，其中也包括对政府腐败的监督。然而，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适用于行政部门，国会本身却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约束。直到1990年经过修订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时，国会才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同意接受以国会议员提薪为条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再以美国对竞选腐败的治理为例。对选举筹款和开支的控制始终是美国反腐败领域里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抑制与竞选有关的腐败，制约金钱对政治的直接作用，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以取代1925年通过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为联邦竞选经费的管理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规范。该法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竞选经费的要求，对其媒体广告开支订立了最高限额，并对候选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竞选经费进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被

揭露之后，竞选经费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国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新的《联邦选举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国家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它对公开竞选财政活动的要求得到了真正执行。以后，《联邦选举法》又经过多次修订。同时，一个独立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监督实施这项法律。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联邦选举法》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却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经过多年的争议，2002年国会最终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出了限制。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竞选经费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无论如何，对竞选经费管理的历次改革远没有消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针对新的漏洞进行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

由此看来，在美国，尽管政治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

(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