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

第一篇：关于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

关于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

提 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对待党内腐败是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正确对待党内腐败，党的建设，反腐败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积聚和丰富的产物，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虽然新中国建立已半个多世纪，但封建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动机仍侵蚀着人们的思想，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思想残余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以致有些党员干部因迷信金钱万能和权能通神而陷入腐败之中。西方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进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没落低级趣味生活方式的党员干部陷入腐败之中。心理失衡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但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有的单位对干部选拔任用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中不慎、不严，使一些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

一、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对矛盾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是在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发展变化。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从他的建立之初，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迎接各种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在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领域都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纵深拓展，在国际交往和合作日益紧密和频繁的新时期，腐败和反腐败这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内极少数高级干部的伏法，为我们正确对待和认识这一矛盾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

二、反腐败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

反腐败，首先要反对思想意识上的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者的基础任务。思想意识，是人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动作行为的原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我们历来都重视党的思想意识建设。从1926年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1942

年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到“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讲话，从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到新时期的“继续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和“三讲”教育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都是党的建设在思想意识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加强党的思想意识建设，还要加强全党同志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修养。民族传统文化是体现民族个性、展示民族魅力的舞台。是凝聚民族的胶合剂。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频繁。西方一些腐化消极思想观念也随机涌进了国门，这对我们党内的那些盲目崇洋媚外的人巨大冲击，最终成了民族的败类。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真正理解和修养，他们根本不懂得民族文化，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哪些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哪些应该科学借鉴、为我所用，哪些该坚决抵制、抛弃。

反腐败，其次要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保证。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最终原因。治标还必须治本，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和社会法治的不断完善，对各种腐败给予了沉重打击，取得了反腐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当然，反腐败是党的建设中一项长期性的工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运用，做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以权谋利、谋益。只有真正做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防止腐败，才能真下做到“防范于未然”。

反腐败，最后要坚决打击、惩治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对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历惩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从而取信于民。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消极产物，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内的腐败现象，才不会因党内的腐败而失去对党的信心，才不会失去社会主义信念。打击惩治党内的各种腐败，充分体现了党敢于面对错误，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伟大勇气。腐败是党内的一颗毒瘤，只有坚决打击惩治腐败，铲除腐败毒瘤，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党在新时期的核心领导地位。打击惩治腐败要注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主要参考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小平理论》 高校出版社。《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郑必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毛泽东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二篇：论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研究与分析

论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

李昶

提 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对待党内腐败是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领域里的核心地位。这是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和提高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迎接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和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也有其消极性的一面，其价值则由其积极性和消极性的比值决定。我们党的建立和发展，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建设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当然，在实际过程中，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这突出表现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少数的腐败现象。但我们知道，这极少数的腐败，并没有削弱中国人民对党的信心和党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因为我们党把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打击腐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也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

一、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对矛盾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是在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发展变化。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从他的建立之初，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迎接各种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在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领域都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纵深拓展，在国际交往和合作日益紧密和频繁的新时期，腐败和反腐败这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内极少数高级干部的伏法，为我们正确对待和认识这一矛盾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

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积聚和丰富的产物，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虽然新中国建立已半个多世纪，但封建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动机仍侵蚀着人们的思想，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思想残余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以致有些党员干部因迷信金钱万能和权能通神而陷入腐败之中。西方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进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没落低级

趣味生活方式的党员干部陷入腐败之中。心理失衡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但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有的单位对干部选拔任用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中不慎、不严，使一些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腐败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其主观上的因素，党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不断从客观上和主观上防止腐败，防止消除客观的影响，加强个人的主观教育，不断发展和提高，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二、反腐败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

党的建设，就是不断提高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完善党在新时期驾驭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不断提高和完善党迎接各种挑战和风险，克服弱点和不足的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除了组织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思想建设和作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积聚和社会精神财富日益丰富的时代面前拒腐防变能力。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打击腐败是新时期全面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民族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反腐败，首先要反对思想意识上的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者的基础任务。思想意识，是人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动作行为的原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我们历来都重视党的思想意识建设。从1926年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1942年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到“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讲话，从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到新时期的“继续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和“三讲”教育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都是党的建设在思想意识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加强党的思想意识建设，还要加强全党同志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修养。民族传统文化是体现民族个性、展示民族魅力的舞台。是凝聚民族的胶合剂。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频繁。西方一些腐化消极思想观念也随机涌进了国门，这对我们党内的那些盲目崇洋媚外的人巨大冲击，最终成了民族的败类。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真正理解和修养，他们根本不懂得民族文化，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哪些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哪些应该科学借鉴、为我所用，哪些该坚决抵制、抛弃。

反腐败，其次要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保证。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最终原因。治标还必须治本，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和社会法治的不断完善，对各种腐败给予了沉重打击，取得了反腐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当然，反腐败是党的建设中一项长期性的工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运用，做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以权谋利、谋益。只有真正做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防止腐败，才能真下做到“防范于未然”。

反腐败，最后要坚决打击、惩治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对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历惩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对领导干部中

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从而取信于民。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消极产物，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内的腐败现象，才不会因党内的腐败而失去对党的信心，才不会失去社会主义信念。打击惩治党内的各种腐败，充分体现了党敢于面对错误，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伟大勇气。腐败是党内的一颗毒瘤，只有坚决打击惩治腐败，铲除腐败毒瘤，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党在新时期的核心领导地位。打击惩治腐败要注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提高和完善党抵御各种风险、应对各种变化、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优越性、先进性。

第三篇：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朱 磊

腐败现象伴随着政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困扰着政治社会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杜绝腐败。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腐败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一大治理难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发展。人类为了反腐败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依然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处在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国家，腐败的危害尤为突出，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因此，研究腐败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的重要性

俄罗斯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自从苏联时期就大量存在，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以后，这个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严重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腐败无处不在，给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公民对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失去信心。腐败和其他犯罪有紧密的关系，相互作用，使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可以说，腐败的蔓延正严重威胁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剧烈震荡。因此，如何科学而全面地认识俄罗斯腐败现象，如何寻找更加有效的防范与打击腐败犯罪的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1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俄罗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均加强了对腐败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反腐败实践探索，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但目前俄罗斯的反腐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因此，以俄罗斯腐败犯罪为研究对象，从腐败问题的历史渊源、犯罪成因、犯罪特点、危害性及发展趋势等切入点着手，梳理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大致脉络，将重点放在俄罗斯政府如何治理腐败犯罪这个问题上，这对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目前，腐败遍布各行各业，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到教育、卫生、体育、学术领域，腐败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案要案频发、大批省部级高官相继涉案等现象时刻提醒我们，反腐败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对俄罗斯腐败及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如何应对腐败提供参考，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以介绍西方理论性研究成果和反腐败经验为主到剖析中国特殊的腐败问题本土化研究为主的转变，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地得到提高和扩展。1990年王沪宁与竺乾威联合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将国 2 外关于腐败的各种理论流派、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介绍到国内的书籍，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维；王沪宁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一书，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学术性的反腐败专著。笔者于2011年8月25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是，有以此为题的相关记录共34097条，这表明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继续以“俄罗斯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时，与之相关的记录仅有33条，且其中有32条全部发表于2000年以后，研究的大多是普京执政以后的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涉及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文章仅有一篇《俄罗斯宣布：向腐败开战》，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篇学术论文。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俄罗斯2000年以前的腐败问题研究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无任何学术成果的阶段。2000年以后发表的与俄罗斯腐败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文章中，很多内容雷同、论点相似，大部分都以陈述事实为主，缺乏全面深入的系统分析。专著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著述。笔者仅知道2006年问世的一部社会史专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中，黄立茀研究员对苏联官僚主义与干部腐败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截止到2011年8月25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尚未找到一篇以俄罗斯腐败问题为研究内容的博士、硕士论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查到吕静的一篇硕士论文涉及2000—2008年的俄罗斯腐败问题研究。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俄罗 3 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深度、广度上都远不能与同期的欧美国家及俄罗斯学术界相比，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和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如此重要的课题亟待国内学者的重视。

综观上述材料，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1.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现状和原因。戴隆斌在《俄罗斯腐败的特点及其原因》一书中概述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腐败状况，并指出了俄腐败具有如下特点：（1）腐败范围广，层次深，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腐败程度深，总体呈现长期严重腐败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3）腐败手段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4）腐败数额的多寡与城市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呈明显的正向关系；（5）呈现公开化的特点，往往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作者将俄腐败的原因归结为：（1）转轨期间的过渡性质；（2）政府反腐不力，反腐制度建设不完善：（3）腐败的惯性作用和个人利益的驱动。

戴隆斌在另一篇论文《俄罗斯的腐败及其后果评析》中指出，苏联解体后，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感觉到俄腐败现象的存在。俄腐败的主要类型有贪污型、互惠型、勒索型。俄腐败问题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政府公信度降低，老百姓对政府官员不信任；国有财产大量流失；恶化投资环境，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并产生大量资金外流，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 4 展；败坏了俄当前的社会风气，社会犯罪猖獗，严重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徐向梅在其编译的一篇文章《最大的犯罪——腐败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提到，俄每年至少要揭露出2000起官员收受贿赂事件，但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石油与酿酒行业中的腐败、金融与外汇领域的腐败、司法部门与军队中的腐败等都非常严重，而且俄反腐败斗争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很多，困难重重。

2.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杨斌在《普京对私有化腐败的打击与俄罗斯经济复苏》一文中指出，普京执政后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特别是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严重腐败，采取措施打击金融寡头的违法掠夺，促使俄罗斯长期萧条后出现了经济复苏。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俄罗斯新型权贵寡头崛起的过程可看到，前苏联党政官僚和企业经理的蜕变，还有西方产权理论和改革药方的误导，是私有化中滋生严重腐败的重要原因，普京惩治腐败未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未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走向充满变数。庞大鹏和金哲在《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计划”》一文中认为，当前俄罗斯反腐败的基本特点是普京执政团队将反腐败定位为一项国家计划，这表明反腐败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否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更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能顺利进行。反腐败问题既然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中的系统性政治难题，因而也就涉及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反腐败现状具有直接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反腐败问 5 题高度关联。

胡仁霞在《俄罗斯新一届政府反腐败措施及其预期成效》一文中提到，梅德韦杰夫政府2008年5月上任后，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相继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计划》和《国家反腐败法》，新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构建了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预防机制，赢得了俄罗斯舆论界的广泛称赞。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包括：（1）建立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行为；（2）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权限，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3）强化国家和社会对腐败行为的监督；（4）政府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确保腐败官员难以逃脱惩罚。

3.从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腐败及反腐败立法。李景华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翻译后发表，同时在《＜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凸显预防腐败思想》一文中提到，该法律突出强调腐败预防，将腐败预防优先作为反腐战略。俄罗斯的《反腐败法》之所以规定了优先适用预防的反腐败措施，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只有消除腐败根源，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才能减少和控制腐败，俄罗斯的反腐实践已经证明，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预防才是根本；二是腐败在俄罗斯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一，反腐败是对国家安全的防卫，因此，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事后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好事先预防；三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与国际反腐败标准接轨。崔浩旭在《俄罗斯司法腐败透视》一文中分析了俄罗斯司法腐败的现状及危害，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司法腐败的传统、法治环境的不 6 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俄罗斯治理司法腐败的措施包括：（1）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制度约束；（2）重新分配资源，增加司法投入；（3）实施信息公开，加强公众监督；（4）促进司法独立，实施司法问责。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1）研究人员集中在国际政治和法学领域，历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此问题；（2）目前研究腐败问题所涉及的时期几乎全部集中在2000年以后普京执政时期和2008年以后的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几乎没有涉及苏联时期和1991—2000年叶利钦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具有完整历史连贯性的研究更是罕见；（3）即使对2000年以后的腐败问题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对总体状况、原因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时期、研究领域都过于单一和集中；（4）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的力量都不是很大，导致成果分散且数量不多（平均每年仅有几篇论文发表），2011年到目前为止仅有3篇相关文章发表：陆南泉在《同舟共进》上发表的《俄罗斯缘何难以遏制腐败》及在《俄罗斯学刊》上发表的《关于俄罗斯腐败问题的评析》，敬菁华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文化与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当今俄罗斯为例》。成果偏少使得国内研究跟不上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出现一些研究上的薄弱地带和理论空白点。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力度，争取在深度、广度上均取得一些成果和突破。

三、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苏联时期就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此类问题可以说是学者研究的禁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仅是19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对一些严重的腐败大案有些许报道，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贪污案，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另外，这一时期有很多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的著述，如别利松的《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机构的腐败与滥用职权》。该作者认为，腐败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有关苏联腐败问题的成果有利哈诺夫的《帮派的构造》，文中讲述了国内主要商业机构中的腐败事件；雅基缅科在《如何加强反受贿斗争？》一文中阐明了受贿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治理受贿犯罪的一些建议；格里沙耶夫和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在《受贿：概念、原因、分类：教学参考书》中分析了受贿的定义、危害性、原因及预防方式；克维齐尼亚的《职务犯罪：刑事法律和犯罪学角度》讲述了苏联如何从立法的角度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雅科夫列夫的《社会生产领域的犯罪》分析了滥用职权盗窃国有资产的行为；加尔佩林的《有组织犯罪、腐败与刑法》一文中提到了与有组织犯罪、腐败作斗争的刑法完善问题；沃尔任金的《腐败与刑法》提到了苏联刑法中腐败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总之，苏联时期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将其作 8 为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交锋的工具，大力抨击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腐败问题，从而掩盖国内严重的腐败现象；二是苏联法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致使苏联没有出台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对腐败行为的遏制缺少法律基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随着近年来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腐败也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腐败问题成为很多科学著作、出版物、研讨会研究的课题，这不只是因为腐败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更主要是因为腐败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引起严重的恐慌。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腐败除了呈现一般共性外，还有俄罗斯自己的特点。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要解决目前的腐败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迫切需要强硬、连续、逻辑性强的反腐败政策。

一些俄罗斯学者对本国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基尔皮奇尼科夫的《俄罗斯腐败》，介绍了俄罗斯腐败的历史、俄罗斯不同领域的腐败状况以及如何进行反腐败等问题；索科洛夫—米特里奇的《人民的敌人：从官员到寡头》，用大量的事实材料揭露了俄罗斯官僚阶层的阴暗面；波波夫的《反对俄罗斯国内外的有组织犯罪、腐败、恐怖主义》，阐述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恐怖主义在俄罗斯及国外的发生、发展状况以及治理情况；波格丹诺夫和加里宁合著的《俄罗斯的腐败》，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角度介绍了俄罗斯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介绍了近十年来发生在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领域的 9 腐败问题，作者在对俄罗斯各界学者提出的反腐败策略的统计分析和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遏制腐败的具体建议；此外，俄罗斯民主信息学地区基金会2004年出版的《反腐败政策》也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腐败蔓延的根源，并提出了具体的反腐败对策，该书已经成为俄罗斯相关专业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另外，道尔戈娃的一系列成果《犯罪、其组织性与犯罪社会》、《俄罗斯的犯罪状况》、《俄罗斯犯罪：统计与现实》、《护法机关人员的犯罪》、《犯罪学：法学教材》、《作为犯罪问题的权力》、《腐败的确定及反腐败立法》、《腐败与反腐败》、《犯罪与权力—会议论文》、《俄罗斯的腐败犯罪问题》等，其中都有关于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相关专题研究。

纵观俄罗斯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表象研究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全国各地发生的腐败事件本身，注重对事件过程的记述并对某一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第二阶段为理论探讨阶段，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侧面对腐败的本质、危害以及反腐败对策等进行探讨，其成果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三阶段为理论提升阶段，研究者们开始对腐败的基本原理进行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和阐述，甚至提出了“反腐败学”或“腐败学”的建议并对此做了开创性的尝试。该阶段的研究比较薄弱，尚处起步阶 10 段。

四、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研究建议

今天，腐败成了各种政治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说，腐败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之“癌”，一场全球性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展开。要反对腐败就必须了解腐败的实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而研究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为我国应对类似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因为俄罗斯经历了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即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解体后至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腐败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较完整地了解腐败问题，从而有助于我国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因此，如何深入研究两种制度下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以及如何准确找出苏联时期腐败和现代俄罗斯腐败问题之间的异同和关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来综合分析腐败的缘起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寻找遏制腐败蔓延的有效方法。

1.对研究对象做科学的界定，即对“腐败”这一概念给予准确的理解，这是研究腐败问题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对“腐败”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界定，有的学者将其分为政治价值意义上的腐败和行政规范意义上的腐败，还有的学者采用市场供求关系的模式，将腐败看作一个市场，还有的人将腐败定义为追求利益而违反或偏离公职范围的行为。笔者认为，每种观点虽能成一家之言，但界定的内容都过于个性化或界定的外延过于宽泛，因此在研究腐败问题 11 前，对“腐败”这个概念做出全面、合理的科学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2.建议在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中，一定要强调该问题研究的历史连贯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俄罗斯各个时期腐败问题的种种表现，从俄罗斯对腐败问题的界定、种类划分入手，着重分析俄研究腐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俄境内腐败的本质、根源，综合分析俄国内的反腐败形势，系统梳理俄罗斯的反腐败立法、反腐败战略、反腐败机制和反腐败主体（包括各强力部门、护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各种规模的反腐败行动中的组织和实施。

3.建议利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犯罪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力争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俄罗斯腐败的基本理论问题，犯罪概况、特点、危害和原因及采取的反腐败措施。透过俄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力对错综复杂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作出自己的分析，并立足于我国反腐败的需要，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矛盾和紊乱，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不能普遍形成对权力有效制约的机制，因此就会大量滋生蔓延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还有的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环境和社会风气对滋生腐败的影响极大。有的民族对腐败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并在生活中屈服于腐败行为，而有的国家则视腐败为国之大殇，从儿童时期就培养公民们的反腐败习惯，在这 12 一点上，非洲国家和北欧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方法，并把它们运用到研究俄罗斯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中去。

4.力争在选题、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有所创新。选题上，突破以往仅限于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内容研究，尽量全面建构一脉相承的苏联解体前后各时期腐败与反腐败问题发展史；研究方法上避免以往国内翻译介绍性居多的情况，要利用大量的俄文文献和俄专家的研究成果，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微观个案分析，得出有价值、有新意的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和俄罗斯是友好邻邦，在各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国社会的发展曾走过相似的道路，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很多同样的或相似的问题和困惑。正因为如此，两国在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腐败问题，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俄罗斯反腐败问题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腐败问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来源: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月

第四篇：关于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关于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黄春茂

（岭南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湛江 524048）

【摘要】腐败问题主要体现在腐败案件不断增长、三公消费不断增长、越权渎职等方面。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为此我们要落实监督制约机制和事后惩戒机制，落实舆论和新闻自由和做到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关键字】腐败问题 现状 理性思考 原因 防治对策

一、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这种腐败犯罪数字，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犯罪率从1965年的10万分之3上升到1981 年的10万分之89，在1989年又上升到10万分之181。中国政府也在官方统计报告中承认，腐败案件在逐年上升，每年增加10％至20％。典型的有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重庆市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等。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用人不透明

无论是机关进入，还是提拔任用、目前尚缺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靠关系”、“走后门”在一定范围内仍广泛存在。

（二）防范不周到

1、对于各种官员，我们从思想和认识均长期把其看成“正人君子”，对他们疏于防范，并且不太注重监督体制建设。对于官员，我们要学习西方，时刻把他们当作小人来防范，与其说是防止干部腐败，不如说是对干部保护，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

2、对官员的防范存在着秩序大于实质的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流于程序的防范却有着相当大的缺陷，还有许多实体法律、政策被大量悬空或虚置，根本无法落实，也就无法起到作用。

3、防范体系过于单一。目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监督主要依靠上级领导和专门部门。由于“任人唯亲”使得上下级之间是利益共享而非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专门部门的监督防范更是因为与有关部门或单位缺乏直接联系而形同虚设，对案件的查处往往是群众举报或是其他偶然因素引起，并且只是事后处理，而非事前防范，作为“屋漏在上，屋下必知”的人民群众，虽然对一些官员的腐败有切身感受，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对反腐斗争缺乏必胜的信心，或者因为没有关键证据而不得不长期忍气吞声。

（三）惩治不力

官员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对于已经查出的官员惩处不严，惩处结果不够透明化。由于腐败大面积的发生，致使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不断被放宽。如厦门远华案，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如果全部处理，整个政府就跨了，无法运行，而具体做法只能是抓大放小”，类似的更有茂名腐败案。可是这种处理结果与情与理都是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必然使腐败更加猖獗。

（四）体制问题

尽管社会学家指出中国腐败现象的多种不同原因，但是，归根结底，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五）官员的权力缺乏科学的运行

“寻租”之中，“租金”的产生就是官员手中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如饭店的卫生标准，执法者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官员的腐败依靠权利，公共权利在一个社会中又无法被消灭，防止其滥用就要依靠监督，但体制内监督却又十分困难。

（六）中国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

中国是职业官僚制，官员的名义工资与法定工资非常低，而且，由于官本位因素影响影响，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公职领域，高素质与低收入容易使官员心态平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七）致富强烈动机导致腐败。

在致富强烈动机下，不少官员铤而走险，走向腐败的道路。

（八）经济转型不彻底

经济转型不彻底也是导致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充分认识官员腐败的危害性，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开展反腐斗争，意义重大。

三、防范我国官员腐败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当前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也要客观地对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能因为无法迅速战胜腐败而丧失信心。事实表明，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内是健康力量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能够抑制、控制，并最终战胜腐败的根本保证。

（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和特点，科学的选择新时期反腐斗争战略

腐败现象的产生具有多种因素，那些腐败官员的腐败活动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延性。因此，反腐败斗争要具有系统性，同时还要树立持久战思想。所谓“系统战”，就是要将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标本兼治，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必要对现有的反腐倡廉的法规和政策进行系统的疏理，过时的或废弃或修理，应该立法的抓紧立法。所谓“持久战”，是指充分认识腐败存在的长期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反对官员的腐败历来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我们应当清楚，腐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所以，要树立持久战思想。

（二）要加大力度改革，铲除腐败根源和土壤

目前，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比较普遍的存在着官员的腐败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还权于民，应当尽可能的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还应当尽可能减少一些国有单位，政府管的越多，官员腐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要限制行政权利，减少寻租空间。其次，要强化权利制约，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中国的那些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三）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

近几年，我国在源头治理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如实行“收支两条线“、”“会计委派制”、“官员收入申招制度”以及党政军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等。可是相对于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和要求来看还有相当大差距，这里主要有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制度实施力度不够或本身就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反腐败机制还远未完善和健全。完善和健全的反腐制度必须着眼于事先防止，事中制止和事后监督。可是目前，我们查出贪官时才大吃一惊，此时贪官却已潜逃，问题在哪？就在反腐机制上。

（四）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

反腐败斗争的力量源于2个方面：一是国家授予的机关，二是社会监督力量，只有二者都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对官员腐败行为形成恢恢天网。

（五）要加强权利运作法制化，科学化和政务公开化建设

权利运作要法制化，规范化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政务公开利用权利透明运作。我们要使官员们明确廉正规定及追究办法，公开的方式是政府上网，热线电话，传媒和机关接待室。推行了政务公开，腐败的空间也将大大缩小。

百姓，人大，煤体，司法，监察，遏制腐败，监督腐败的机构和社会力量一样都不能少，在正常情况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对腐败现象有所察觉，都能够启动整个反腐机制。

四、对反腐败的一些建议和举措

（一）把住用人关口

从严治党首先还是要搞好用人选调。在干部的推荐选拔任用过程中，真正贯彻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干部纯洁了，腐败风气也会渐消。反腐的关键是杜绝以“任人唯亲”，“任人惟近”，“任人唯庸”的用人原则。

（二）划定权力界限

腐败多表现在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一定的规范限制是十分有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求权力明晰、权责分明。划定好权力的界限，就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个领导班子授权不能太大

2、不能形成一个人独揽大权的情况

3、个人行使权力，要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不能越权，更不能侵权

4、日常政务中，要注意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关系，只有将权力的各方面界限划分清楚，才能保证干部行使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三）发挥监督作用

国家建立三条执法监督体系分工合作，一条为国家司法和监督体系：包括现有公检法体系；第二条为现有纪委系统，属于党内系统；增加第三条为廉政系统，此为政府工作系统。除此之外，撤并所有现有的的其它反腐纠风廉政机构。这三条线明确分工，各管各的事，分工合作。这样，党员、国家（全国人民）、政府都有相应的机构来监督其行为，有了完善的机制。

我们要做到加强党内监督、加强司法监督、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度、加强舆论监督、加强群众监督。

（四）适度提高官员收入

就中国目前国情而言，对官员们无法做到高薪养廉，社会福利也不是很完善，但在财力允许的地方可适度加薪，但同时也要加强收入透明度，使其隐性收入明朗化，但仅靠工资是不能减少腐败行为产生的，适当的提高其工资福利待遇应是腐败的对策之一。

（五）继续加大惩处力度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可是腐败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力度仍要加强。许多腐败分子被惩处时，都没有认为自己违法，只认为自己倒霉，有的甚至叫屈：有那么多领导比我官还大，你们偏偏拿我开刀。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法律失去了原有的威慑本色，对于那些腐败的官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从政治上让他们声败名裂，经济上让他们倾家荡产。

（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反腐必由之路

在政府职能配置上，政府与企业、市场以及社会界限模糊，职能内容庞杂，运行紊乱且内部职能交叉，有些事看起来谁都能管，可谁也管不了，在这种情况下，给利用权力寻租者创造了许多的机会。

（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给那些腐败分子创造了许多机会，以至于腐败十分严重，因此，要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化市场体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腐败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七）建立健全法治

中国反对官员腐败的法律条文不可谓不多，可是又有几条实施于实处呢？反腐立法中，《反贪污法（草案）》前后易稿11次，终未出台。因此，我们要尽快健全我国的反腐败立法。

诚然，反腐败是一幅难以勾勒的图画，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它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众所周知，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智力、毅力和勇气。

反腐工作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前面有无数阻拦，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停滞反复，但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把这项工作搞下去，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我们一定会铸就一座反腐倡廉的丰碑。

参考文献

[1] 李浩根 《官员的腐败心理》 2005年

[2] 许连纯、徐洪波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研究》 2005年

[3] 卢现祥 《转型时期导致官员的腐败因素分析》 理论月刊 2005年4月

[4] 李文生 《腐败防治论》 2004年

[5] 李雪琴、李雪慧 《中国：警惕十种腐败现象》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 许吉 《对我国反腐实践的深层思考》 延边大学学报 2006年

第五篇：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科学判断、全面把握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领导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全面把握并适时提出每个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在当前新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和概述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总体形势，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对更好的开展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建立初始提名权制度、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考任分离制度等；强化反腐倡廉教育，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反腐败工作总体形势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探索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即建立健全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践发展已经证明这些制度体系总体上是积极有效的；二是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氛围日益良好，反腐败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小，反腐倡廉工作正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开展。三是反腐败的第三方监督作用日益加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等）的环境日益改善，特别是媒体监督作用越来越彰显，群众监督意识不断加强，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平台得到了不断完善。四是党员干部的反腐败意识大为加强，责任意识提高，同时官员腐败的侥

幸逃脱的心理正在退化，不敢腐败，腐败即被抓的心理在不断加强，有效的彰显了近年来预防腐败工作的成效。五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责任意识得到提高，腐败的土壤在减少。这一方面是党的建设自身环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体现。

我们在看到反腐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从总体上来说，当前腐败还处在高发期，还处在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上。2008 年，国家检查机关对贪污腐败的立案件数为 1.7 万件，2010 年为 2.7 万件。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的问题依然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第一，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近年来，国家相关检查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从十三大以来的贪污腐败人数来看，其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腐败人数长期处于高位，不论是哪个时期，二是 2008 年以来腐败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第二，腐败犯罪的职务越来越高。腐败的职务越来越高。十三大以来因腐败被查处的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人数越来越多，县处级干部和厅局级干部因腐败获罪的人数呈现“规律性”增长、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获罪则呈现“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趋势。第三，从犯罪的涉案金额上来说，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巨贪”不断呈现。动辄几千万，过亿的“层出不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第四，年轻贪官越来越多。以前呈现的“59 岁现象”，现在呈现比较多的还有“45 岁现象”，35 岁现象”等，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呈现年轻化发展。第五，集体腐败，触目惊心。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串案、窝案，团体案件被挖出，往往是一人贪污，就能牵出一串人。第六，卖官鬻爵，明目张胆。近年来反腐败过程中发现，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简直成了“官帽批发商”，近几年来中国接连爆出多起“卖官书记”案，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安徽省阜阳市卖官窝案等等，这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利用手中权力，将‘乌纱帽’当成了换取金钱的商品，大肆敛财均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如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在离任前突击提拔了 100多名干部，被当地百姓封为‘卖官书记’”。第七，贪官外逃，防不胜防。2010 年 1 月 8 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上透露，近三十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 000 人，携走资金约 500 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 1 亿元人民币。第八，腐败遍地开花，各领域层出不穷。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医院等领域的腐败不断呈现。第九，各种“软腐败”横行，诸如党员干部超标住房，公款吃喝、旅游、占用公物等等。一是三公问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二是政府浪费现象严重，重复建设问题。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各种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滋养腐败。四是乱占、乱用、超标、超规格住房等。第十，基层腐败：腐败从高层逐渐转移到基层，其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一级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域。

二、探寻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近现代有腐败，古代也有腐败，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腐败亦随之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一直根植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各个阶段，而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也会有腐败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政治原因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水平不高，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民主与法制基础比较薄弱，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水平不高。突出表现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上，干部的任免、升降决定权不在选民而在上面，因此导致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的诸多腐败现象。

2.政务公开和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推进阳光政务，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由于传统观念和认为因素的影响，以前我国的政府信息一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而一些政府官员就是利用其掌握信息资源的权力进行暗香操作，滥用职权，为个人和某些小团体谋取私利，从而滋生腐败。而今有些地方或单位的政务的瞒天过海的“半公开”、遮遮掩掩的“假公开”，甚至是千遮百藏的“不公开”，乃至被群众讽之为云遮雾罩的“政雾”。

（三）经济原因

首先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比较多，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就使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竞相“寻租”的猎物。其次，政企关系未理顺，政府依然牢牢掌握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事任免权，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双方的腐败提供了机会。再次，产权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国有资产成了“唐僧肉”，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偷猎下大量流失。有专家估算，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量约在500亿元，到了90年代，每年的直接流失达到了800亿元至1000亿元，如果加上土地设备闲置、坏账、偷税和漏税，以及决策失误等造成的国有资产浪费和流失，这个数字则更加庞大。最后，分配不公使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也刺激了一些公职人员不择手段攫取金钱的欲望。国家公职人员也因为所处的部门和职位不同，手中握有的权力资源不一样，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主要是掌握权力资源的部门和公职人员除了正常收入外，还有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四）制度原因

1.法律制度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济飞跃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在“文革”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已从法制时代向法治时代跨越发展。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反腐败与廉政法制建设上，还有诸多的问题，虽然《公务员法》、《刑法》等基本法和一些党内制度中有关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国家基本法。再者，从这些年被惩治的贪腐官员看，贪腐的数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被判处死刑的贪腐官员并不多，很多是被判处“死缓”，似乎死缓成了贪腐官员的“免死牌”。而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官员，经过“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有期又减刑，甚至保外就医”等一系列程序，最终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年的牢狱生活而重获自由。低廉的腐败成本，一些腐败分子不惧怕刑罚而敢于挑战刑法去实施腐败勾当。

2.权力配置体系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但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没有真正到位。虽然每年的各级人大会议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向同级人大工作报告，接受同级人大监督，但在闭会期间，权力机关对行政机

关和司法机关缺乏有效的日常监督。其他监督机关要么因受同级党组织或政府的领导而使监督大打折扣，要么因监督是系统内的而无法对最需要监督的人是想监督，要么因监督机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威不同、工作程序不一而出现处理意见不协调、扯皮、错位等现象。

3.分配制度。现在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目前存在的对社会的付出和得到的回报严重不成正比的现象。前不久，各大门户网站都在报道一则消息：“中国行业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我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允许一部人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设想无疑是美好的，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具体执行上的错误，法律调整的失职，这一号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孕育了贪腐的温床，被一部分人作为巧取豪夺的保护伞。

三、加强和改进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决把腐败特别是消极腐败的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遏制住。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手段，多管齐下，才能实现党确定的反腐败目标。当前反腐败一是必须要加大惩处力度，对严重违纪，顶风违纪，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坚决惩处，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形成强大的社会氛围，使反腐败斗争保持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二是要积极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行业不正之风，认真治理，刹风正纪，取得成效。三是要切实加强治本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得到及时改正或纠正，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也就是说，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是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要求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源头性的问题。如要进一步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有针对性地建立党风廉政规章制度，约束党员干部行为，加强立法建设，建立健全各种法律，以法治之威严惩贪赃枉法、执法犯法，防止权力滥用，确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再比如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权力只有在受到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正确行使，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就会被滥用，导致腐败

现象的滋生蔓延，当前监督的重点应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关键是建立严格的、规范的权力约束机制。

其次，结合新的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反腐。一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三意识教育，要加大领导干部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的教育，要使其认识到责任。二是要狠抓落实、善抓落实。当前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了，反腐败不缺制度，缺乏的是落实。要把制度落到实处，狠抓落实、善抓落实，落实反腐败工作需要魄力，毅力、胆识和艺术。三是要扩大第三方监督。媒体、群众对官员腐败的监督，其作用日益明显，是根本之策，要积极扩大第三方监督，营造第三方监督的体制，机制和相关监督的平台。四是要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多下基层，多实地调查少出国考察（旅游）。重庆市政府最近推广的“三进三同”就很有参考意义（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深入到农村一线、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住在农民家中）。五是要加大党内关怀的力度。正确认识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也是普通人，监督的同时要爱护，批评的目的是团结。正确认识党员：党员也是群众，党员主体性问题要加强，党员的权力要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