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问题

第一篇：反腐败问题

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来防治腐败。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增强领导干部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面向全社会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念和良好风尚。

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狠抓制度的落实。切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关口前移，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

大力发展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就尽量用市场机制的办法。

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决不能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

反腐败治本之策的战略基点与战略选择

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的需要。反腐败既要加强事后的惩治，更要加强事前的防范；既要强调道德自律或思想觉悟的约束，更应加强制度化、法律化的反腐败体制和系统全面的预警防范体制的建立。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工作目标，在坚持治标的同时，加强反腐败治本的力度，工作如何开展，如何选准战略基点，并进行有效战略选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一、战略基点：体制性控制、科学化管理、法制化约束

1.体制性控制。从体制上控制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传统体制下，政经合一，利益没有分化，大一统的治理格局有效地发挥了利益协调功能。在加快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主体进一步分化了，但利益主体的地位、边界没有在体制上予以最终确定，加之政治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主体利益的实现大量地是以不规范的方式进行；一些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按照规范的政治准则和商品经济原则实现，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各种矛盾与摩擦的格局下间接地得到实现。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就极具有广泛的体制性基础。体制性的漏洞又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因此，改革现行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体制上控制并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反腐败战略的首要基点。

2.科学化管理。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经济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使社会运行更加文明、规范。以完备、科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法规和程序制约权力，规范主体行为。

腐败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各类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腐败现象的客观现实性要求人们要在科学研究和全面分析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管理角度，在机制、措施、政策上制定出更为完备的体系，以便更有效、有力地与腐败现象作斗争。近年来，在反腐败的具体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种种做法和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中央纪委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制度、法规，但各地创立的制度和措施缺乏统一规划，做法各异，没有把局部经验普及到全局，上升为整体反腐败方略。

3.法制化约束。依靠法制，对中国反腐败斗争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意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反腐败，必须实现反腐败斗争方式的战略转移。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的治国方式。法制的规范化、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决定了对腐败现象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具有全方位、长期性的抑制和制裁作用。依靠法制反腐败充分体现了效率与公平、防范与惩处、打击与保护、治上与治下的统一，在规范各种政府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相关社会矛盾方面，体现出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二、战略选择：把反腐败斗争与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1.转变观念，把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开展当成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工程来抓。

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从两者的功效来看，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从根本上减少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也是防止和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和直接手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密不可分。我们在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强调，反腐败治本之策要围绕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实际开展工作。

2.强化改革过程中的监督和纪律约束，保证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规范化。

当前，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党政机关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改革过程中的每一举措，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建设，而且对改革和建设的全局也具有带动和影响作用。因此，监督党政机关体制改革沿着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规范化轨道前进，是当前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体制转型时期反腐倡廉的关键所在。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实施有效监督。

3.重视法制，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到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

以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精神，必须保护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监督的权利，推进国家政治活动的公开化、民主化；完善党政机关各项政治制度和设施，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化。

第二篇：我国反腐败问题

我国反腐败问题

自从党十六大提出了反腐问题，我国一直大力执行反腐这项艰巨的任务，态势良好，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尚未全面有效地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滥用权力，贪污等现象，部门、行业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突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消费中的不正之风，也是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去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第一：我国曾经处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2000多年的封建官场是以是一部以贪官污吏为主、腐朽思想盛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腐朽的思想还残留至今，一些地方政府对反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重视反腐败问题，让这种思想愈演愈激烈。官员贪污，国家下拨的款官员私自收取一部分。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各种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断增多，增强了社会活力，但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有些经济组织、不法分子拉拢腐蚀面前，经不住诱惑，搞官商勾结，谋取私利。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把竞争压力转化为奋发有为的动力，但不少利益关系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容易引发行贿受贿等行为。第三：我国的监督乏力，在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尤其是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难度十分大。第四：法制不健全和滞后性因素。法制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一些地方、部门、领域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权力和责任没有完全对等地挂起钩，权大于责的现象严重，以致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立法，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清。如有关廉政方面的规定，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惩戒的力度不够大，腐败低成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既有因监督力度不大，致使发现问题的几率较低的原因；也有发现问题后，因查处手段跟不上，或者无法、无章可依，致使腐败分子逃脱惩罚。

对于我国的反腐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切实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认真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有力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案件，保持党的纯洁和团结统一；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深入开展治本抓源头工作，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等等。

第三篇：反腐败问题探析

反腐败问题探析

[摘 要]“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显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反腐败的坚定决心。腐败问题危及到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大业,我们必须认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不断摸索，健全制度，加强监督，对症下药,搞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反腐倡廉；制度；监督；建设

腐败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现状

腐败现象在各个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但学者们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纵向考察后发现：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腐败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方式却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腐败案件比较罕见，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逐渐出现的腐败行为大都是个人行为，而且涉案人员的级别较低。但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蔓延的势头，不仅涉案人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出现了小权小腐败，大权大腐败的现象，而且很多查处的重大腐败案件是“窝案”、“串案”。腐败现象一直以来受到广泛的重视。我国党和政府对反腐败不仅是三令五申，而且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但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其活动领域也呈不断扩大之势。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值得探究。

在我国当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大变革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由传统农业为主转向以现代工业为主，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法律结构、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也随之变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就会引发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既出现在思想观念上也出现在制度上，甚至是很多领域。腐败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没有完全通过法制的形式加以严密规范。在这种条件下，权力和金钱交换等腐败行为就容易大量滋生蔓延，出现腐败多发和高发的态势。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我国进入人均国民收入1000至3000美元水平之间这一国际公认的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高风险期。在这一新时期，我们在反腐倡廉方面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面临严峻形势。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对一些党员干部的侵蚀，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极少数高中级干部胆大妄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影响十分恶劣；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违纪违法情节严重；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党政机关“一把手”违纪问题比较突出；领导干部与其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共同作案谋取非法利益所占比重大；有些领导干部大搞权色交易等问题突出，等等。这表明，当前反腐败斗争正处于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的局面。

如何加强反腐败建设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扎实推进政风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严格管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定期报告制度。深入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开展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合作。”足见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廉洁是我们党的性质的要求,任何腐败行为都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党章的规定,党内不正之风的存在,就是对党的性质的背离。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辉煌成就，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切实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内。

一、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些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取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我们的党、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古语云：“衣食足则知荣辱，仓禀实则知礼节”。社会愈发展，人类则愈文明进步。发展是硬道理，只要始终坚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保持良性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腐败现象可以治理，而且国家也会兴旺昌盛。所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发展和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快速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反腐败建设的必须保证。

二、全力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发腐败的制度化建设。不立规矩，无以成方圆。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对于人的治理，除了通过加强他的道德修养来提高其主观自我抑制能力外，客观上要求还必须通过法制来加以保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制度管人”。要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的变迁，不断完善职业道德规范，不断建立健全廉政制度。使职业道德规范和廉政制度，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更加富有时代特色，更加符合时代要求。

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维护法律在国家的至高地位，让法律更完善，让执法更公正，让法律更深入人心。在反腐败方面，应该侧重于建立一整套惩防制度和一个高效独立的惩防机制，形成一个多方位、多层次的惩防体系构。反腐败不能停留在表决心，做运动给人民树表现的主观机制上，要有效预防腐败，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就要从“运动反腐”转变到“制度反腐”上来。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些政治运动，主要是为了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三反”、“五反”运动、社教运动、整党运动等等。这些运动虽然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的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存在的某些缺陷。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转型，反腐败斗争形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摒弃仅仅依靠运动反腐的模式，走制度反腐的新路子，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从而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

三、不断畅通民众监督渠道。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提出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这一表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权利对消除腐败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风清政廉是党心所归，风正气顺是民心所向。反腐败要取得成效，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唱独角戏是不行的。腐败毕竟是一个阴暗的东西，是见不得光的，之所以腐败现象猖獗，是因为监督的力度还不够广泛。而民众数量庞大，无所不在，民众监督则将使腐败无处藏身。清康熙时期在腐败非常严重的时候就采用了“风闻言事”的做法，结果揪出了一大批深藏不露的腐败分子。而当时风闻言事仅仅限于官员之间就有如此威力，那么如果让全体民众参与，将会有多大威力了。所以畅通民众监督渠道，是反腐倡廉取得成功很关键的一个要素。人民群众参与越广泛，留给腐败的空间就越小。综合运用制度和科技两种手段，让群众切实拥有参与权、评价权和监督权；重视群众的举报和意见，及时调查反馈，才能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才能真正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力量。

四、加大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廉政文化是综合性的文化类型，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道德层面，包括人们对廉政的认知、廉政的思想素质和价值取向等；二是制度层面，包括廉洁从政的规章制度、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前者的目标指向是培育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者的目标指向是建设清正廉明的社会秩序，二者分别契合了道德与法制的内在本质要求。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道德精神和法制精神，树立与道德和法制相一致的文化理念。要认真贯彻“以德治国”方针，大力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用先进的道德理念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内涵，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境界。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抓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加强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用先进的法制观念武装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的行为。要把德治和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德法并举，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不断学习教育，提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廉政建设“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而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增强、自制力的提高，也需要靠正面的引导和教育。党员干部必须充分熟悉廉政建设是为民工作的生命线，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廉政建设紧紧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中、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通过示范和警示教育，使党员干部认清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问题上、在哪些环节中轻易犯错误，切实从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进行对照检查，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遵守职业道德和廉政纪律规范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进行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通过学习先进人物，激励大家要勤奋工作、淡泊名利、廉洁奉公；通过阅读、观看近年来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案等反面教材，警示大家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严于律己、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八小时”以外，都能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力戒人情和名利的困扰，阻挡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

做好经常性的廉政教育工作，做到廉政建设与审计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把廉政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工作和审计业务工作的全过程，把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同审计人员的考核任用和评先评优相结合，不断增强廉政教育的实效。

为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和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反腐倡廉是民心所趋，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是符合中国各族人民意愿的，是符合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规律的。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备，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完全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前景是光明的。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中国将在国际和地区性反腐败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建设一个公正廉洁、和谐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张宇航.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J].岭南学刊, 2004,(1).[2]陈奇明.如何开展党建工作[J].南方党建, 2004,(11).[3]王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4]黄捷荣.改革开放若干问题探索[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7.

第四篇：(反腐败问题)-申论经典

申论预测试卷一及解析（反腐败问题）

1.答案提示

近几年来，经过全党上下共同努力，广大干群齐抓共管，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当前，有些腐败现象还在继续滋生蔓延，表现出多发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特点。对此，我们应高度警觉，及时应对，提高党拒腐防变的执政能力，从根本上遏制消极腐败现象。

2.答案提示

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来防治腐败。

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增强领导干部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面向全社会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念和良好风尚。

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狠抓制度的落实。切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关口前移，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大力发展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就尽量用市场机制的办法。

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决不能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

3.答案提示

反腐败治本之策的战略基点与战略选择

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的需要。反腐败既要加强事后的惩治，更要加强事前的防范；既要强调道德自律或思想觉悟的约束，更应加强制度化、法律化的反腐败体制和系统全面的预警防范体制的建立。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工作目标，在坚持治标的同时，加强反腐败治本的力度，工作如何开展，如何选准战略基点，并进行有效战略选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一、战略基点：体制性控制、科学化管理、法制化约束

1.体制性控制。从体制上控制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传统体制下，政经合一，利益没有分化，大一统的治理格局有效地发挥了利益协调功能。在加快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主体进一步分化了，但利益主体的地位、边界没有在体制上予以最终确定，加之政治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主体利益的实现大量地是以不规范的方式进行；一些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按照规范的政治准则和商品经济原则实现，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各种矛盾与摩擦的格局下间接地得到实现。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就极具有广泛的体制性基础。体制性的漏洞又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因此，改革现行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体制上控制并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反腐败战略的首要基点。

2.科学化管理。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经济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使社会运行更加文明、规范。以完备、科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法规和程序制约权力，规范主体行为。

腐败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各类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腐败现象的客观现实性要求人们要在科学研究和全面分析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管理角度，在机制、措施、政策上制定出更为完备的体系，以便更有效、有力地与腐败现象作斗争。近年来，在反腐败的具体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种种做法和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中央纪委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制度、法规，但各地创立的制度和措施缺乏统一规划，做法各异，没有把局部经验普及到全局，上升为整体反腐败方略。

3.法制化约束。依靠法制，对中国反腐败斗争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意义。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反腐败，必须实现反腐败斗争方式的战略转移。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的治国方式。法制的规范化、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决定了对腐败现象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具有全方位、长期性的抑制和制裁作用。依靠法制反腐败充分体现了效率与公平、防范与惩处、打击与保护、治上与治下的统一，在规范各种政府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相关社会矛盾方面，体现出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二、战略选择：把反腐败斗争与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1.转变观念，把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开展当成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工程来抓。

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从两者的功效来看，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从根本上减少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也是防止和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和直接手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我们在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强调，反腐败治本之策要围绕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实际开展工作。

2.强化改革过程中的监督和纪律约束，保证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规范化。

当前，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党政机关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改革过程中的每一举措，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建设，而且对改革和建设的全局也具有带动和影响作用。因此，监督党政机关体制改革沿着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规范化轨道前进，是当前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体制转型时期反腐倡廉的关键所在。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实施有效监督。

3.重视法制，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到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

以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精神，必须保护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监督的权利，推进国家政治活动的公开化、民主化；完善党政机关各项政治制度和设施，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化。

[本试卷节选于《2006年京华版申论预测试卷及解析》，欲知详情请点击http:///book/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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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外部，即来自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监督；二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这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