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腐败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旧的反腐体制、反腐机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本文从腐败现象的特点出发，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根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回答了遏制当前腐败现象的具体举措。关键词：教育；制度；监督；反腐败

一、腐败现象出现了新动向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我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辉煌成果，但其中的腐败问题不容小视，在新的时代里腐败现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动向，从“单兵作战”的个体腐败现象到“利益均沾”的集体式“集体腐败”。从直接的“吃、喝、卡、拿、要”到用“合法程序”掩藏其不法问题，从省部级高官到基层的“村官”„„。可谓是“前腐后继”。这说明我们的反腐机制和反腐体制及工作方式还存在着与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腐败形式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查。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性质，有时可能会综合交叉。

1、贪财型。经济案件占腐败案件的多数，贪污腐败分子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化为攫取个人财富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此种现象大多发生于“政商”家庭，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案；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原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案等大案要案。也有的采取集体收入不入帐方式，私设“小金库”侵吞集体资金，甚至编制假帐，制作或买假发票套取现金作案方式无奇不有。

2、失职渎职型。少数贪污腐败分子，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任其职而不尽其职，在工作中，不管不问，甚至弄虚作假，对财务管理混乱、失控，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置若罔闻，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不法行为发生，一些政商家庭无视中央的三令五申，纵容亲属去经商，为其保驾护航，充当保护伞，甚至不惜违法乱纪，最终身败名裂，教训十分深刻。

3、侵权和无理取闹称王称霸型。少数的贪污腐败分子，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自以为是这里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工作中方法简单，作风粗暴，仅为了个人利益或小群体利益，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自恃位高权重，插手干涉行政事务，可以变着法子把省纪委书记刘善祥搞下台；可以调动司法力量，将对他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举报的郭光允同志送进劳教所劳教两年。

4、腐化享乐型。随着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贪污腐败分子面对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和各种诱惑，一味追求低级刺激和享乐，生活作风腐化败坏，出入灯红酒绿场所，嫖娼宿妓与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关系，甚至强奸妇女，利用公款满足私欲，造成极坏影响。如原江西省长倪献策的蜕化变质就是从贪恋女色开始的，在给情妇郭晓红的信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省长不省长，我就是为了你和我才出去干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情妇郑四妹；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包养16岁的情妇刘雅丽等等。

5、与上述几种有关联的“串案”“窝案”等形式的“集体化”犯罪。随着反腐制度的逐步完善，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强，个人“单兵作战”的腐败形式难度越来越大，从政务公开化、透明化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来看，官员个人为所欲为的空间已不大，从财务制度及手续上的角度上看，无论是公款旅游，吃喝挥霍，还是私分、贪污及挪用，仅由一人操作不太可能。于是共同的利益驱使，几个人共同违法违纪，形成“串案”和“窝案”。他们不论成员多少，都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他们或用“集体”名义公款行贿送礼，或用集体名义打政策擦边球，以“办好事”等名义侵吞、私分国有资产。这种“集体腐败”极不易被发现，因为“集体”内部人会互相保护，为监督设置层层障碍，一致对外，分担风险，从而造成“法难治众”的局面。如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日在济南被执行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市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利用手中的公权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利，构筑了一个队伍庞大，生死与共的“腐败联盟”。

第二篇：对当前反腐败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反腐败问题的思考

摘 要

腐败始终是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人类的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形势的变化，政府都制定了反腐廉政建设制度，成立机构，加强力量，揭露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从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高度正视腐败问题，在习总书记新一届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笔者就当前我国腐败的原因、特征、形势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当前反腐败工作提出几点反腐途径及对策。

关键字：腐败原因，腐败特征，形势分析，反腐途径

目 录

引

言...................................................................................................................................1

一、当前腐败问题特征及原因分析...................................................................................1

（一）腐败问题源头及发展历程................................................................................1

（二）当前腐败问题呈现的特征................................................................................2

（三）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3

二、当前反腐败形势分析...................................................................................................4

（一）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4

（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4

三、我国反腐败途径探索...................................................................................................4

（一）深化改革，从体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5

（二）铁腕反腐，加大对腐败行为执法查处力度....................................................5

（三）从严治党，筑牢领导干部思想防腐堤坝........................................................5

（四）加强监督，把握正确的反腐倡廉舆论导向....................................................6

（五）创新机制，有效发挥各级纪委的监督职能....................................................6

四、结语...............................................................................................................................6 参考文献...............................................................................................................................7 致

谢.................................................................................................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 言

腐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问题，几乎困扰着世界所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以及消极腐败的危险。在这些“考验”和“危险”之中，消极腐败越来越逼近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底线，越来越成为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形势的变化，政府都制定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制度，成立机构，加强力量，揭露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越来越猖獗，腐败问题也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有愈演愈烈之势。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随着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反腐败也是非常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讲，人民群众对于腐败也是恨之入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从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高度正视腐败问题，否则，执政基础就将被动摇，甚至要亡党亡国。

一、当前腐败问题特征及原因分析

（一）腐败问题源头及发展历程

腐败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古今中外历史发展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法治国家还是人治国家、无论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腐败始终是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者在一个国家前进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腐败甚至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是悠久的，同时，中国历史上出现腐败问题有文字记载的也是久远的。远在黄帝时期任职的炎帝的后裔、绪云氏的儿子就是：“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当然这不是后世严格意义的贪污受贿行为，而是贪馋行为，但已经有了贪贿的因素[1]。宋代贪污贿赂之风令人震惊，贪官污吏充斥朝野，贪污的行为和数额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别。北宋后期贪污腐败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形成“大小循习，货贿公行”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用严刑猛政治国的 [1] 汪洁：《手莫申，申手必被捉》，《福建日报》，2015年2月9日，第9版。皇帝，他把官吏廉洁与否提高到事关国之存亡的高度，立下了“杀尽贪官”的决心，采取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措施。朱元璋查办最为有名的两桩大案是“空印案”和“郭桓案”。清代第一大贪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和坤，他长期身兼数职，权倾朝野，加上贪鄙的本性，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斥异己，网络亲信，征求财货，最终的下场也是被革下狱，令其自尽。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不良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腐败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综观当今党内的腐败，主要是少数腐败分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据为己有，通过权力支配国家的物质财富去换取金钱和个人利益，从而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无论哪个朝代都存在有腐败问题。正如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历史学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残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可以说，中国无论哪个朝代走向衰败灭亡都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1]。

（二）当前腐败问题呈现的特征

1、群体化。主要表现在地区群体化、单位群体化等，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在哪个地区，无论在哪个行业，只要是有权力存在的地方，总有“窝案”、“串案”情形的出现。比如被查处的山西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以及原中石油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等已被政府有关部门调查的众多高官涉嫌贪腐案，被人们称为“中石油窝案”。

2、家族化。“家族式腐败”是一个以亲情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其成员之间往往订立攻守同盟，分工协作，相互包庇，相互维护，隐匿证据，掩盖腐败。一人当官，全家受益，一人“落马”，牵出“全家”，官员利用影响力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进行“曲线敛财”成违纪违法的常见手段，更有甚者，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腐败，像苏荣腐败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败。

3、国际化。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 [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1]。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

4、隐蔽化。当前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有的党员、干部变着花样规避纪律约束。公款吃喝由宾馆饭店转移到隐蔽场所，有的党员、干部婚丧喜庆虽然不摆宴席了，但红包照收。再加上电子礼品卡的出现，也给收送礼品等腐败行为套上了隐形外衣。

5、巨额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但近年来，一批百姓眼中的“大老虎”纷纷落马，官员的贪污数额被曝光后也让人瞠目结舌，案件涉及的金额巨大，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原杭州市市长许迈永案，涉案金额高达1.45亿元，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同海案，涉案金额高达1.95亿元，据有关报道，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案，家中发现亿元现金，动用了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了4台[2]。近年来贪腐案涉案金额屡屡被刷新上限，呈现出巨额化的特征。

（三）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1、腐败现象古有来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利益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3]。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等不良的社会风气。

2、法制不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存在缝隙和漏洞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产生并迅速发展，与我们的政策法律、法规存在漏洞是不可分的，腐败分子就善于寻找政策漏洞，只要政策本身具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腐败现象就会很快的渗透进去，并滋生和发展，很快就形成规模。一些不法之徒往往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利用法律、政策的不健全、不完善、不配套、不严谨等漏洞，损公肥私。

3、少数领导干部防腐拒变意识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进入经济体 [1][2] 汪忧草：《反腐败的经济“红利”究竟有多大》，网易新闻，转载于海外网（北京），2014年9月27日。

王晓华：《近5年涉案过亿巨贪盘点》，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516/c210107-25026169.html，2014年5月16日。[3] 张远灯：《浅谈反腐倡廉及其历史借鉴》，《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样，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一些党员干部心理失衡，滑向腐败的深渊，引发了大量腐败的行为。

4、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查处力度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部分非常腐败的领导干部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引起不少人心理失衡，开始起而效尤，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

二、当前反腐败形势分析

（一）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

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在重拳频出高压态势下，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2014年，包括***、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在内的42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被严肃查处，海外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2015上半年，15位省部级官员、48名国企高管因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1]，近年来反腐成绩单可谓优异，反腐工作成效明显。

（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2]。现阶段反腐败的复杂性也十分突出，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还在发生。所以我党对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判断是十分清醒也是十分正确的认识，有利于下一步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不会放松。

三、我国反腐败途径探索

[1][2] 江琳：《持续反腐，中央已布好局》，《人民日报》，2015年2月17日，第17版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5年1月13日。腐败问题的负面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腐败问题不仅仅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还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损害民众的切身利益，加剧社会不公现象，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到民众对于未来的信心。如何才能有效地治理腐败问题？探索和寻找标本兼治的有效反腐败途径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深化改革，从体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这有利于从体制上有效地防范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领导干部提拔任用机制，这有利于从体制上有效地防范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以权谋私、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立法，努力构建有效制约司法行政权力行使的制度规范体系，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从业行为、按制度办事、按制度管人、按制度理财的有效机制，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法制规范就约束到哪里。以制度建设、法律手段反腐倡廉是今后的反腐方向，这将避免“运动”反腐的弊端，有助于建立起反腐长效机制。

（二）铁腕反腐，加大对腐败行为执法查处的力度

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以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有法可依的同时要做到执法必严，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用铁腕解决贪腐问题，增强对腐败行为的震慑力和威慑力。敢于向腐败亮剑，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1]，要让不法分子心生畏惧，不敢“伸手”。使广大党员干部产生“欲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伸手必被捉”的恐惧心理，从而使其腐败行为止于萌芽之时，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三）从严治党，筑牢领导干部思想防腐堤坝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从严治党，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是对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的体现。导致腐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人的主观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从“主观”入手，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是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曾把理想信念比喻为“精神上的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只有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增强党员干部自身“免疫力”，才能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筑牢防腐 [1] 黄红平吴世丽：《用最果断措施遏制腐败增量》，《检查日报》，2015年8月11日，第07版。拒变思想防线，达到“不想腐”的最高境界，根除贪欲，把腐败毒瘤扼杀于萌芽中。

（四）加强监督，把握正确的反腐倡廉舆论导向

完善和创新监督制度，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并重，加强“一把手”监督，加强群众舆论监督，要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新闻媒介进行监督，拓宽群众举报的途径与形式，并加强对举报人的法律保护和奖惩。通过群众舆论监督，及时揭露腐败现象，有效推动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立法，使新闻舆论对腐败行为的监督进入法治化管理，不再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和领导层意见的左右。这样，才有利于舆论监督对高层次或重大腐败事件的及时披露、深入揭发。引导新闻媒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始终把握正确舆论导向，通过反腐宣传，使人们了解反腐败政策，坚定反腐决心。

（五）创新机制，有效发挥各级纪委的监督职能

近年来，中纪委几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这可不是简单地改名字换牌子，而是在不断创新反腐工作机制，实现资源优化整合，形成更强的战斗力[1]。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创新反腐工作机制迫在眉睫。要创新纪委领导模式，试行纪委垂直管理，异地交流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纪委受同级党委制约的程度，实现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权力的提升，以便纪委秉公办事和对同级开展监督。推进纪检监察与审计机关协作，做到“逢离必审”和“先审后离”。有效解决目前各种监督合力不强，监督效果不够突出的问题，保障纪委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四、结语

这些年来，我国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战略方针，在思想防变、制度防控、打击防治等反腐领域全面打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务实担当的勇气和魄力，牢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一个认识的新高度，坚决反对“四风”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书记讲话中在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阵的指示有近百次之多，并多次以“严峻、复杂、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坚定不移”等关 [1] 李克难：《中纪委机构调整释放重大信号》，《凤凰周刊》，2014年第10期。键性词语，可明显感受到中央政府对反腐败斗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在习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反腐败斗争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诟病，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反腐败斗争还未取得压倒性胜利，因此，反腐败斗争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持久战。

参考文献 [1] 李经兴.浅谈当前国内腐败形势及对策，《商情》,2013年第39期

[2] 黄志春.浅谈当前腐败特点、趋势及反腐败对策，《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12期 [3] 王耀东.论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形势特点及对策建议，《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4期 [4] 王岐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党建》,2013年第3期

[5] 张远灯.浅谈反腐倡廉及其历史借鉴，《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 白发才、张卫祥.关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问题与思考，《党风与廉政》,2000年04期 [7] 潘克森.试析当前腐败发展的形式、成因及其应对策略，《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2013年第9期

[8] 刘笑.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及对策，《党史博采：理论版》,2015年第5期

第三篇：对反腐败的思考

对反腐败的思考

翁淑娟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如今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反腐已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反腐提出了“三管两让一入笼”。通过社会上反腐败的案例可以看出反腐败需要制度的建设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关键词：反腐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建设；群众监督

近几年来腐败的官员层出不穷，就如近期，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由于涉嫌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起诉审理。黄志光在担任深圳市宝安区委书记，汕头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取利益，涉嫌收受贿赂6宗，包括收取玉石摆件、冬虫夏草在内的财物，据估算大约人民币556万元港币2万元。黄志光的腐败新闻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身为汕头市民的我看到这条新闻时不免感到惊讶，前汕头市的市长居然也卷入了贪污受贿的行列中。虽然平时我一向不闻时事的，但是这则新闻却引起了我的深刻思考。随着一批批贪污腐败的官员不断地被调查，似乎腐败已不算是司空见怪的现象了，这从某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政治风气日益低下；但从另一方面看也看出了反腐败的工作是当前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关注，没有监督，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腐败的官员被查处。那到底如何反腐呢？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的表述可简单概括为“三管两让一入笼”，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明确制度建设的方向，“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我看来，反腐败需要制度的强化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对于反腐，改革体制、优化机制、完善制度可以防患未然。人民日报曾刊登的一篇名为《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包括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体制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实现靠①① 《三中全会公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设廉洁政治》[EB].:人民网, 2013-11-12:

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管钱、管物，努力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曾经因为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判刑后说过这么一句话，“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对此可以看出高层官员常能在利用制度的漏洞滥用权利。虽然任何一项制度制定出来后难免会存在漏洞，但在党和人民高度重视反腐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下，由于制度的漏洞所引发的问题会被高度关注，在全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法律压力下问题会被解决，制度的漏洞也会同时得到逐步改善。那些滥用权力，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终将被查处。体制的改革和优化，制度的强化建设可以有效地杜绝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受贿的行为，起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不动产的统一登记职责要求基本做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除此之外，还要建立起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的运行可以消除信息的孤立。可是，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也就只有40多个城市有实现房地产登记信息联网，至于县级以下城市基本就没有联网。信息平台的不完善造成大量贪腐资产留在房地产市场，这不仅容易滋生房叔、房姐这样的人，还会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倘若不动产有一天能够实现全国性统一的登记和互联，那么仅从单个地区的房地产登记记录当中，就可以查出了多个“房叔”、“房姐”这样的贪腐官员。这样的话不动产登记职责就能对反腐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实行不动产登记，还可能会出现使用多个身份证的例子，这表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仍有漏洞可钻，对此有人提出质疑，身份证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这些漏洞也将会被修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问题出现后会被社会群众广泛关注，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制度的漏洞在被不断修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更多地是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反腐败的深厚力量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就要使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常态化、规范化，这样才能成为反腐机构的有力支撑。

原重庆市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正是由于网上流传的不雅视频而被重庆市纪委立案调查。而原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也是由于《财②② 戴立言.《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3,5（29）:

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其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而被立案调查。雷政富、刘铁男以及前文提到的房姐龚爱爱等都是由于群众的揭发而被查处，这说明反腐确实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无规范化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反而会对反腐工作造成巨大干扰，造成谣言的疯传，所以需要专业的反腐机构进行规范化的调查和处理涉案人员，才能使问题官员受到应有的处分。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的汇报表明查办的案件的线索有41.8%是来源于群众信访举报。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也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目的很明显就是鼓励人民群众依法举报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走民主监督、依法监督之路。

制度的强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共同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制度可以监管权利但是制度难免会有漏洞，这就会使得权利有可能被滥用。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权力才能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各种贪污受贿的行为得到查处，才能使得制度的漏洞得以发现并通过制度体制的强化建设修复漏洞，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反腐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不断地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才能杜绝腐败现象，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以政党为中心:中国反腐败体系的建构及其基本框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04:21-27

[2] 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李永忠.从徙木立信到八项规定[N].人民日报,2013-11-22005.[3] 本报评论员周子勋.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一举多得[N].中国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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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应慧.“微腐败”必须要反[N].辽宁日报,2013-11-09001.[6] 陈振国.发挥监督作用规范权力运行[N].平顶山日报,2013-10-23006.[7] 朱庆跃.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8] 李中东.我国当前反腐败体系中的制度建设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9] 李国花,阮大强.国外反腐败机制对我国的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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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反腐败问题

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来防治腐败。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增强领导干部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面向全社会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观念和良好风尚。

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狠抓制度的落实。切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关口前移，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

大力发展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就尽量用市场机制的办法。

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决不能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

反腐败治本之策的战略基点与战略选择

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的需要。反腐败既要加强事后的惩治，更要加强事前的防范；既要强调道德自律或思想觉悟的约束，更应加强制度化、法律化的反腐败体制和系统全面的预警防范体制的建立。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工作目标，在坚持治标的同时，加强反腐败治本的力度，工作如何开展，如何选准战略基点，并进行有效战略选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课题。

一、战略基点：体制性控制、科学化管理、法制化约束

1.体制性控制。从体制上控制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传统体制下，政经合一，利益没有分化，大一统的治理格局有效地发挥了利益协调功能。在加快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主体进一步分化了，但利益主体的地位、边界没有在体制上予以最终确定，加之政治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主体利益的实现大量地是以不规范的方式进行；一些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按照规范的政治准则和商品经济原则实现，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各种矛盾与摩擦的格局下间接地得到实现。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就极具有广泛的体制性基础。体制性的漏洞又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因此，改革现行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协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体制上控制并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反腐败战略的首要基点。

2.科学化管理。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经济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使社会运行更加文明、规范。以完备、科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法规和程序制约权力，规范主体行为。

腐败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各类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腐败现象的客观现实性要求人们要在科学研究和全面分析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管理角度，在机制、措施、政策上制定出更为完备的体系，以便更有效、有力地与腐败现象作斗争。近年来，在反腐败的具体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种种做法和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中央纪委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制度、法规，但各地创立的制度和措施缺乏统一规划，做法各异，没有把局部经验普及到全局，上升为整体反腐败方略。

3.法制化约束。依靠法制，对中国反腐败斗争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意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反腐败，必须实现反腐败斗争方式的战略转移。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同时也是一种现代的治国方式。法制的规范化、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决定了对腐败现象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具有全方位、长期性的抑制和制裁作用。依靠法制反腐败充分体现了效率与公平、防范与惩处、打击与保护、治上与治下的统一，在规范各种政府行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相关社会矛盾方面，体现出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二、战略选择：把反腐败斗争与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1.转变观念，把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开展当成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工程来抓。

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从两者的功效来看，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从根本上减少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也是防止和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和直接手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密不可分。我们在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强调，反腐败治本之策要围绕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实际开展工作。

2.强化改革过程中的监督和纪律约束，保证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规范化。

当前，推进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党政机关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改革过程中的每一举措，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建设，而且对改革和建设的全局也具有带动和影响作用。因此，监督党政机关体制改革沿着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规范化轨道前进，是当前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工作，是体制转型时期反腐倡廉的关键所在。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实施有效监督。

3.重视法制，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到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

以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精神，必须保护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监督的权利，推进国家政治活动的公开化、民主化；完善党政机关各项政治制度和设施，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化。

第五篇：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李永忠

2013-3-26 6:48:55来源：2013年03月25日08:42 北京日报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制度反腐的题中之义，也是十八大依法治党、保障廉洁政治的新要求。应紧紧围绕十八大确立的党的建设主线，重新审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现状，加强反腐立法工作整体规划。

现有法规制度体系难以打赢反腐败战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但现有的法规制度体系难以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是战略规划上的制度反腐一直欠缺。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从制度层面（主要是权力结构）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犯各种错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并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今，腐败滋生蔓延的“总病根”，无疑还是“牛栏关猫”式的法规制度体系，权力脱离“笼子”导致大面积蜕变腐败，直至“腐败愈演愈烈”。以吏治腐败为主征的权权交易发展为对执政党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危害。

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成果挖掘、整理和转化不够，而且对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反腐

倡廉法规制度成果学习、借鉴、汲取也不够。从人性善、共产党员道德高、无产阶级素质好等理想主义的思维定式中，进行立法规划和制度构建，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反腐败的目标红线不断压低。

同时，反腐败立法和制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追踪腐败现象或腐败手段的误区，使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如同“急诊室”、“消防队”，处于一种应急和被动的状态。制度成本过高，制度效能过低。如公款吃喝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反复强调,下发文件几百个,制定的“不准”多达千条。不仅始终未能根除，反而演变成“灰色腐败”。

二是法制体系上的失衡性——重实体轻程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对重视实体性法规制度的构建，但程序性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制度体系失衡，导致空监、虚监、弱监的问题大量存在。反腐败立法工作和法规制度建设，习惯于将重点放在诊治和矫正之上，偏重于追惩性、实体性制度，忽视程序性、防控性制度；偏重于工作成绩的计算，忽视对工作程序的监督；偏重于对公权力的行使保障，忽视对民权利的程序保障；偏重于腐败行为的查处，忽视对职责权限的界定和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无法切实保证法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执法者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是制度效能上的有限性——决策力不足、公信力不高、保障力不强。一是制度的决策力不足。由于整体规划不够，加之封建崇权、拜权、怕权思想的深远影响，“人治”思维和现象盛行，监督者不敢监督、不愿监督，被监督者不要监督、不受监督，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言代法、以权压制的现象大量存在。二是制度的公信力不高。由于制度设计不科学，或过于宏观，过于笼统，尤其是关于执行程序、违章责任追究等规定不多，对一些具体问题未界定或量化；或制度创建不够谨慎和严肃，草率出台，频繁修改，致使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度、保障制度、再监督制度也不健全，使一些本来很好的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未能发挥制度应有的威力。三是制度的保障力不强。由于制度的决策力不足，公信力不强，制约了制度效能的发挥，特别是专门监督机构被置于执行机关的统制范围，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始终处于同体监督的空置、弱置境地，无法发挥监督保障功能。

反腐败立法工作目标是构建制度铁笼子

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以“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为原点，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构建防治消极腐败的制度铁笼子。

一是加强反腐败的战略规划，确立权力结构改革原则。制度建设涉及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但核心是权力结构问题，即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问题。应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依据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和作为党内最高规章的党章，将权力结构改革列入反腐败国家立法五年规划。厘清权力与权利的授受、制衡和回归的关系，逐步建立

起能够很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反腐败权力结构，真正以制度之笼关住权力之虎。

二是提高制度耦合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铁笼子。应把法规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健全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与改革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即权力结构）结合起来，把党内立法（党内决策程序、表决规程等）与国家立法（财产审报法、反腐败法等）结合起来，把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与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做到反腐败立法工作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相适应，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总体目标相适应，与防治消极腐败危险的总体部署相适应，做到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衔接、相互配套，耦合力强、体系化程度高。

三是提高公众参与力。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实行开门立法，注重发挥群众在反腐倡廉和反腐败法制建设中的深厚伟力，不能搞专业人员闭门造车式的立法，不能搞专门机构单打独斗式的建制。务必依靠群众，转换权力结构，探索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依靠群众，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反腐，创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依靠反腐立法，调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靠法规制度，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党的肌体健康。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