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腐败原因与反腐败措施的小论文

第一篇：浅谈腐败原因与反腐败措施的小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腐败原因与反腐败措施

浅谈腐败原因与反腐败措施

第一部分序论

本论文的主题是对于政治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的概述从而引起对腐败成因的剖析思考以及对反腐败措施的探究，本文就是对该主题的个人看法及感想。文章是本人主要围绕依据“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来谈谈对于政治上和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想法感想。其中调查问卷通过网络渠道填写，包含不同学校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以及其他不同职业的社会人士的意见和看法，总共约300人参与填写，由本人统计数据而得出调查问卷之后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问题。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该序论；第二部分是对腐败现象的概述；第三部分是对腐败原因的剖析；第四部分是对反腐败措施的探究；第五部分是总结。

第二部分腐败现象的概述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来看，如今政治和社会上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并且现象还趋于严重。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腐败现象几乎存在于各行各业，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因此腐败问题不仅是国家、地域性问题，而更是全球性问题。

回顾从我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内外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自从党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党内部的贪官污吏便开始大大增加，屡禁不止。

近年来，党已加大对官员贪污腐败的教育和惩处力度，例如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该局拥有更广泛的职能和权力，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反腐败宣传、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上抓一些源头性的工作等。自从前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会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看作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进入转型发展近30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关于反腐败目标的看法。相关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约450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和***。从2007至2012年五年间被处分的有60余万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根据最高检察院的资料显示，自2009

年以来，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如此证明民间反腐没有安全保障，使得反腐过程颇为艰难。

从几十年来的腐败案件来看，几乎所有都涉及到经济问题，且涉案金额巨大。腐败案件有逐渐转化为窝案、窜案、案中案，涉案人员众多，呈现出“集团化”的趋向，腐败的群体逐渐由低层向高层发展。所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困难性就可想而知了。例如，厦门远华走私案，其涉案金额之巨，规模之大，案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案共涉及了600多人，涉及了不同的部门甚至国家党政机关的高官，案件之大可见一斑。案件造成了国家近千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不仅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众多贪污腐败案件中，经济损失巨大，对国家形象造成最为恶劣影响的莫过于官员外逃问题。这些人，在国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逃走的时候再卷走无尽的民脂民膏，其恶之深，其罪之重，难以用语言描述。据统计，贪官外逃现象趋于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官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不少。外逃官员人数之多，涉案金额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人民币。由于国际有关问题，只有少数人被绳之以法，大多数人仍然在国外逍遥法外。这些人不仅带给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恶劣的影响。

因此，腐败问题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尽管腐败形势比较严峻，但近年从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统计来看，我国的清廉指数还是比较高，由于近年来对腐败惩治力度的逐渐加大，腐败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在国际上的廉洁名次也在逐步提升，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尽管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在廉洁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第三部分腐败原因的剖析

事出必有因。腐败问题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于许多方面的因素。为什么我国腐败现象能够得以产生、存在和蔓延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是来自于腐败人员自身的原因。原因如下：

1.理想信念淡漠，是腐败现象滋生的条件与土壤。某些领导干部

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最终走上违纪违法之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志蜕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忘记了在党旗下的誓言，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叛了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抵御不住金钱、美色和奢靡生活方式的诱惑，使意志薄弱者沿着违法乱纪的泥道滑下去，无法回头。

2.利益权力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俗话说：“人为财

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

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由于自身素质信念的缺陷，在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与不顾，而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二)、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是来自于外界环境的因素。原因如下：

1.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产生并

迅速发展至如此严重的地步，与我国的政策、法律、法规存在漏洞是具有紧密联系的。腐败分子就是善于寻找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漏洞，由于政策法律法规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腐败现象就会很快地渗透进去，在其中开始衍生和发展。

2.监督乏力，权力私有化严重。名人阿克顿说过：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

制度，当掌权者拥有不受其同事和下级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时，容易形

成家长制作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局面，就易使掌权者腐败。目

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监督主要依靠上级部门和专门部门，监督过于单

一。作为“屋漏在上，屋下必知”的群众，虽然对一些官员的腐败有

切身感受，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或者缺乏关键证据而忍气吞声，导

致监督的乏力。

3.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腐败行为既是个体道德堕落的结果，又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在一定意义上的反映。在社会层面上，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

系还未牢固建立，腐败现象由此泛滥。从经济根源上分析，腐败是与

重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挂得上钩的。加上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一些掌权者在任时和离任后反差太大，心里难免失衡，看

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想在离职前捞一把，为自己留好后路，结果走

上不归路。

总之，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出现了腐败不可怕，但最重要 的是，我们要从这些原因中汲取教训，获取经验，从原因来分析反腐败对策，进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

第四部分反腐败措施的探究

众所周知，人人都痛恨腐败现象，但面对腐败的种种原因和严峻的现状，对腐败现象仅有痛恨是不够的，任何良好的愿望，都不如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所以，对于反腐败，措施是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措施。措施这东西，总是越多越好，越多越有效，不厌其烦，应该不厌其多，不厌其有效，应该利用一切有效的措施来打击腐败现象。归根结底，预防腐败与反腐败的措施有哪些呢？

（一）、根本在于机制体制的改革

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所以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对于孕育腐败的温床和条件，要彻底消除，而要消除腐败的土

壤，还在于改革机制体制。

（二）、加强官员自身的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和道德素质

由于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官员有着“官本位”思想。因此，要减少腐败还要从改变官员的思想开始。在教育上，要更加广泛、深入。加强教育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让其摈弃“人为已，天诛地灭”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败文化思想，而树立其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继承和发扬民族和党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精神，不仅让官员受到感染，也让公众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到官员与群众之间是相互信赖的关系。只有加强了官员的自身道德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三）、加快完善监督体系

要让官员注意到，时刻有无数眼睛正在监督他们的行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还需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确保其监督到位；要重视和依靠政协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体的监督作用；要强化舆论监督，赋予新闻媒体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等；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形式，加大网络反腐渠道，让广大网民参与反腐，从而使其成为防治腐败和反腐败的锐利武器。

（四）、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决心反腐，必须加快法律完善。还应建立强大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确保其办案独立性；重拳出击重点领域，加大震慑力度，抓重点环节、重点部门、重点人物；严厉查处腐败案和腐败分子，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只有如此，才能让官员远离腐败这条红线，从而达到有效防止腐败。

（五）、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和高薪养廉制度

为防止官员腐败，就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官员的个人财产也必须透明。公众了解了官员的财产状况，才可在平常的监督活动中判断了解官员是否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建立高薪养廉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官员腐败的顾忌，还可以解决官员在退休后生活的后顾之忧。这样，官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受贿，一边面对腐败的高风险，一边是非常高的、足以使自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的薪水。在这方面的选择是可以预料的，官员必定不会涉足腐败，而腐败现象也必然由此消除。

第五部分总结

在反腐败斗争中，“反腐没有观众席”，人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群众举报是获得腐败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群众的支持是查办腐败案件的强大动力。事实证明，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好制度、好方法，都可能成为“笼中虎”。而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反腐败斗争才能如虎添翼。正如国家领导人所强调的，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要使反腐倡廉工作真正实现“没有观众席”，就必须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踊跃支持。

在面对国家如此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作为公民，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的队伍中来，为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形势下，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能力的微小，但许多微小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是强大的力量。所以，对于自己，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认真完成大学学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实践，提高自己的能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积极与党组织靠拢，加强对党的了解，并为党的事业献出力量。作为当代青年，应该以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好”青年为目标，并努力做到。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力量。

承诺书：

我承诺：我所呈交的课程论文，是本人通过学习、研究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内容。本论文的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第二篇：论腐败与反腐败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莹

论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

中国； 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正文】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腐败危及和破坏着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地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我国当前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生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行为大多数都很隐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而且腐败分子总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为借口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和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深入基层社会。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裂缝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之。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他们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对腐败的态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提到全党面前。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今次十八大，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语气步步加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现在民众也对腐败问题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会热点，同时，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响政策有效实施，如若任其发展，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中国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来，从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初步形成全国巡视监督网络，从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到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查处了***、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十年间，一系列部署有序展开——2005年1月，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首十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科学谋划、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30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受教育，轮训基层党员干部2600多万人次；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订了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巡视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规章制度„„

监督方面：深入开展巡视工作，全国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

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纠风方面：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惩治方面：始终把查办案件放在突出位置，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部署的159项任务中，完成阶段性任务和持续性开展的有147项，占任务总数的92%。

这是国内公众的评判：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五、建立健全国反腐体系机制

当前，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2.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3.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5.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

具体来说，要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闹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管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4.加强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作用。

【结论】

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展望未来，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时代。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开始，没有终点。

第三篇：谈腐败原因与整治措施1

谈腐败原因与整治措施

一个阶段以来，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反腐倡廉，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个又一个，贪污腐败仍然难以遏制，并且包括我们各种 专业监督机构，如监察机关，反贪局，纪委中的一些人也被金钱俘虏，被腐败之风吹倒。习近平同志加大反腐整风力度，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提起中国官场的腐败，中国老百姓可以说个个咬牙切齿和深恶痛绝。目前中国官场腐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基本公开化了。中国官场腐败的猖獗可以说是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因此，我们应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是铲除腐败的关键环节。

据统计，1995年五万元以上的贪污受贿案件有7725件，到2011年，查办数量36447件，大幅度上升的同时，数额100万以上的案件就有1319起。而且腐败案件是上下串通，内外勾结，纵横交错的。如沈阳的马向东案，16个一把手全部翻船，百余干部涉及其中；赖昌星案，设计28个单位；东方锅炉集团4名主要负责人集体作案，涉及2046人，其中地厅级76人。不仅如此，腐败群体开始由低层向高层发展。2003年高职务腐败案件涉及22986人，纵观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和***。单是从2007至2012年五年间被处分的就有66万人。我认为产生这些贪污腐败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腐败分子只信仰金钱和利益，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和平年代少数中国共产党员是投机分子，他们入党的动机就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为了提干，提干为了有权，有了权力就有了自己荣华富贵的资本，总之入党是为了个人名利，这些人一开始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也有一些党员，入党时是满怀抱负，为国为民，立党为公的，然而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动摇了当初的信仰，他们成为腐败分子，他们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的信仰被金钱迷失。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的一件大事，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切不可有丝毫含糊或疏忽。没有信仰的组织不可能有凝聚力、战斗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已经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空前强烈，加之一些理论家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推波助澜，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冲击，使一部分人思想迷惘、信仰迷失、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二、迷失了信仰，心目没有了共产主义道德防线，一些人的思想行为就失去了准则。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公开说什么，为了搞活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都可以做。号召人们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消弱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教导人们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些实际是极端腐朽的世界观，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都不齿。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讲诚信和道义、讲社会责任感、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不是不违法的事，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多么不道德都可以做。

三、信仰迷失造成意识形态的浑噩，是一些党员干部行为不端的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可想而知，什么荒唐的事都可能做的出来。贪污腐败，追求浮华，对一些没有灵魂的人来说就并不奇怪了。因此，我们的党应该坚持党的经典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绝对不能丢。如果在理论上摇摆不定，看不出理论是强大的精神武器，在理论上搞实用主义，就很容易导致信仰不坚定。现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去信仰封建迷信，求巫婆神汉，烧香拜佛，为自己消灾，从他们的行为中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在全党全国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落实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

四、说到信仰问题，有人就会提出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主义世界观能否相容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与共产主义思想是相互排斥的，一个讲公而忘私，一个讲利益机制，因此，市场经济阶段共产主义思想显得较遥远。实际绝非如此，因为人类活动的进步动因从来就是利益机制在起作用，没有利益机制人类就不会有发展进步。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利益机制，只不过这种利益机制是把人类原始的为个体物欲满足的生存需要，转化为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层次递升，前两个层次是较低级的个人基本生存需要，后三个层次是较高级的社会心理需要。对社会事业的追求主要源于社会心理需要。因此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该正确把握组织成员的需要，采取有效激励方式，使组织成员为组织总体目标服务。这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激励方式，激发共产党人的高层次需要，及 高尚的追求，树立起全党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科学的激励方式，组织的功效将大打折扣。只要激励手段科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能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激发全体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领导贪污腐败现象。整治措施如下：

一、加强与完善反腐败立法，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之下反腐倡廉的法律秩序与环境。首先，需要加强反腐败犯罪的立法，当前要尽快制定一 部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其次，要改革和调整惩治腐败犯罪的刑罚方法。第三，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反腐败犯罪的专门机构，并相应扩大其独立性和权能。第四，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法，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坚持严格执法。

二、继续建立、改革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公职人员队伍，提高公务人员自身的免疫力。（1）改革原有的干部制度，建立严格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和罢。（2）严格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严格限制公务人员接受馈赠和额外报酬。（3）实行干部回避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4）提高公职人员的薪俸待遇，严禁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5）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道德教育。

三、继续建立和完善反腐败犯罪的监察和监督机制，预防和控制腐败犯罪的产生。①我们要继续加强监督立法，把监督机关的权力法制化；②要强化监督机关的职能，加大监督力度；③要提高监督机关和公职人员的监督意识，树立监督观念；④要建立健全行政、经济等有关监督制度，完善约束防范机制；⑤要拓宽监督渠道，健全监督网络。

四、继续开展对腐败犯罪原因和对策的深层理论探讨，不拘泥于对东西方现有理论的解释与说明，争取创新与突破，为反腐倡廉提供新的理论武器。

总之，只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够在全体党员心目中确立，共产党人才能够自觉地在自身行为上体现共产主义道德。那些与党离心离德、贪污腐败的人才会没有市场。党的整个执政体系才会进入健康状态，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才会得到加强。只有把党自身建设好了，执政能力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稳固，我们党才能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第四篇：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外部，即来自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监督；二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这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

第五篇：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2013年01月05日09:39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人称其为“腐败高发期”，但是随着反腐败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惩处，腐败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腐败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严重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几种原因的综合：工业中兴起的大公司获得了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控制权，它们能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收买各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经费来同南军作战，这使得政府官员有了更大支配资金的权限;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它几乎来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机制;从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起，美国开始在选举中实行政党“分肥制”等等。

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终结的：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把择优录取的原则引入了对

官员的录用，从此从原则上来说党派倾向不再是选任官员的主要标准;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纵;报纸开始独立于政党，并不断揭露政治家的丑闻，这些丑闻报道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法律来抑制腐败。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步主义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换言之，此时美国已度过了最严重的腐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败机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腐机制由关于政府道德规章和法律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的机构所构成的。这些规章和法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这是针对联邦官员和雇员而制定的道德规章，违反规章者可能受到谴责或撤职，二是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凡违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员或雇员，会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联邦竞选法》，其目的是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发展受“利益冲突”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概念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

政策上有决策权，他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败源泉，因此，为了防治腐败，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冲突。鉴于此，有关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规章的许多重要条款都是以避免利益冲突为宗旨的，例如，在审查总统提名的主要官员的资格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所担任职务的责任与个人财政利益之间不能有冲突。

在美国，执行反腐败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职能，第二类则不具有这些职能。第一类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检察长办公室。他们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作用。

第二类，也即非刑事公共诚实管理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官员和雇员的财产情况，解释有关公共腐败的法律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准则，确保联邦官员和雇员理解法律和行政规章。这类部门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水门事件”之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大大增加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并成为许多有关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虽然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美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案例的发生频率要小得多，但从大量案例来看，在美国要想根除腐败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真正成型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现在这一机制还在不断针对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改革。

我们可以以国会与《政府道德法》的博弈来说明。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监督，其中也包括对政府腐败的监督。然而，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适用于行政部门，国会本身却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约束。直到1990年经过修订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时，国会才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同意接受以国会议员提薪为条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再以美国对竞选腐败的治理为例。对选举筹款和开支的控制始终是美国反腐败领域里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抑制与竞选有关的腐败，制约金钱对政治的直接作用，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以取代1925年通过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为联邦竞选经费的管理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规范。该法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竞选经费的要求，对其媒体广告开支订立了最高限额，并对候选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竞选经费进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被

揭露之后，竞选经费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国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新的《联邦选举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国家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它对公开竞选财政活动的要求得到了真正执行。以后，《联邦选举法》又经过多次修订。同时，一个独立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监督实施这项法律。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联邦选举法》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却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经过多年的争议，2002年国会最终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出了限制。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竞选经费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无论如何，对竞选经费管理的历次改革远没有消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针对新的漏洞进行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

由此看来，在美国，尽管政治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

(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