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腐败论文
2013-2014学年度第一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考试论文
内容及评分标准
(此要求适用于 外国语学院13级法语、西语、英日专业)
一、考试内容:
通过学习《廉政文化进校园》一讲的内容,分析中国目前的廉政建设现状,结合大学自身遵纪守法的实际行为,谈下你对“学习廉政知识,提高大学生廉政、廉洁意识”的认识。作为大学生,你的“权力观”是怎样的?该如何正确认识权力、使用权力?你对“深化艰苦奋斗教育,培育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和观点和看法?可以提出自己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办法或对策。
二、论文要求
1.可以打印或手写,A4纸张或用标准稿纸。格式按照附件要求,如果是书写则要求认真,整洁。
2.论文第一页,写上《形势与政策》课程论文,同时注明院系、班级、学号、姓名、任课教师。其它页按照标准论文格式书写。论文后面必须按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注明引用的参考文献(不注明的扣分)。
3.论文字数1000-1500字。4.要求原创,严禁抄袭。
三、注意
每班班长(或学习委员)收齐论文,按学号顺序排好,装入档案袋上交。
四、论文的评分标准(满分100分)1.扣题。论文的范围应在所给题目的范围内,否则应扣相应的分(10分)2.观点正确,内容充实,论证有理,条理清楚,逻辑顺畅。(60分 .字数符合要求,否则适当扣分。(10分)4. 符合论文格式,否则适当扣分。(10分)
5.文章独立完成,简单抄袭的量情扣分。(10分)(一旦发现雷同和大篇幅抄袭则不予评分。)
五、考核形式
1.平时成绩:占30%,根据上课出勤记录和课堂表现。2.论文:占70%。
六、考核时间
12月25日前完成论文,并以班级为单位上交,按学号顺序排好。附:科技论文的写作格式和要求
科技论文一般包括以下9个部分:题名、论文作者、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论、致谢和参考文献。1题名
题名又叫题目、文题、标题,是科技论文的中心和总纲。应准确恰当、简明扼要、醒目规范、便于检索。2署名
署名表示论文作者声明对论文拥有著作权、愿意文责自负,同时便于读者与作者联系。署名包括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应写全称并包括所在城市名称及邮政编码。(标注好 学院 专业 年级 班级 学号 姓名 电话等信息)3 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字数在200-400字之间,主要内容包括:
1)该项研究工作的内容、目的及其重要性。2)所使用的实验方法。
3)总结研究成果,突出作者的新见解。4)研究结论及其意义。
关键词
关键词是为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而从论文中萃取出的、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条目的单词、词组或术语,一般列出3~8个。
引言
引言又称前言、导言、序言、绪论,它是一篇科技论文的开场白,由它引出文章,所以写在正文之前。
5.1 引言的主要内容(1)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范围,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和要解决什么问题。
(2)前人在本课题相关领域内所做的工作和尚存的知识空白,即作简要的历史回顾和现在国内外情况的横向比较。
(3)研究的理论基础、技术路线、实验方法和手段,以及选择特定研究方法的理由。
(4)预期研究结果及其意义。5.2 引言的写作要求
(1)引言应言简意赅,内容不得繁琐,文字不可冗长,应能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学术论文的引言根据论文篇幅的大小和内容的多少而定,一般为200~600字,短则可不足100字,长则可达1000字左右。
(2)比较短的论文可不单列“引言”一节,在论文正文前只写一小段文字即可起到引言的效用。
(3)引言不可与摘要雷同,不要写成摘要的注释。一般教科书中有的知识,在引言中不必赘述。
(4)引言的目的应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不要给读者悬念。6 正文
正文是科技论文的主体,是用论据经过论证证明论点而表述科研成果的核心部分。正文占论文的主要篇幅,应用宋体四号字,字数在3000-5000字之间,编号以正式论文编号为准:1 1.1 1.1.1,可以包括以下部分或内容:调查对象、基本原理、实验和观测方法、仪器设备、材料原料。实验和观测结果、计算方法和编程原理、数据资料、经过加工整理的图表、形成的论点和导出的结论等。7结论 科技论文一般在正文后面要有结论。结论是实验、观测结果和理论分析的逻辑发展,是将实验、观测得到的数据、结果,经过判断、推理、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整篇论文的总论点。8 参考文献
在科技论文中,凡是引用前人(包括作者自己过去)已发表的文献中的观点、数据和材料等,都要对它们在文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明,并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表。
第二篇:反腐败论文
反腐倡廉,国之大事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 反对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亡党亡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腐败。
那么腐败的定义是什么呢?从广义上讲,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从狭义上讲,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众利益,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
其次,要明白引起腐败问题不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方能对症下药。以中国为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进行分析。政治上,第一,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市场寻租活动高涨和政治腐败猖獗;第二,权力缺乏监督和制度性缺陷导致权力腐败;第三,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第四,强国家弱社会的非均衡导致政治腐败。经济上,第一,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我国必须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我们对商品经济特有的两重性的消极影响失去警惕和防范,这种影响就会逐步侵蚀到党政机关和公务活动中来,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等原则被扭曲,容易产生权力商品化等问题;第二,官员具有滥用权力的能力与滥用权力的经济动机(比如效率工资),并且行贿者和受贿者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及其强大的贿赂市场,造成反腐工作阻力大;第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扩大和蔓延,首先是由于改革为其提供了实现的机制条件,由于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具体决策人数量相对较少,再加上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都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激励明显增强,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大大加剧,再加上其他条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泛滥起来;第四,成本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明显低于收益,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腐败和贿赂发生;净收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越严重。由于中国目前对贪污惩罚力度不够强,也使得几乎每一年必有一件大贪案的情况发生。文化上,第一,官本位文化心理的影响,官成为了全社会价值判断的中心,这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造成人的价值取向扭曲,官尊民卑意识产生,使得官员产生特权意识,民众的公民权利淡薄,让一些官员有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这样不利于反腐败。第二,从众心理对腐败现象的催化,当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的泛化与社会从众心理就有密切的联系,正所谓“法不责众”,有些腐败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团体压力所造成的。第三,中国的人情文化的影响,我国人情文化特别的浓厚,人们常常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即使是法律、制度、纪律也在人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最好的写照。第四中庸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在问题面前,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皆走中庸之道,从而助长了腐败的风气,腐败之风也长期得不到整治。
最后,我们该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以求获得较大的成效呢。第一,强化法制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狠抓思想教育,防止思想上的堕落。第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使其成为生活工作的准则。第三,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用宪法代替一把手专制。第四,加强打黑反腐的力度,防止管黑勾结。第五,政府工作透明化,加强人民对其工作的监督,推动各种监督渠道的发展,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尤其是加强对网络反腐的引导力度。第六,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高薪养廉,从经济上防止并对其进行监督。第七,加大对腐败贪污的惩罚力度,使其以权谋私的成本提高,这个时候,任何人在行事的时候不得不掂量一下后果。第八,进行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反腐败。
总而言之,腐败是一切终结的开始,也是一切美好的终极病毒。所以反腐倡廉,不仅仅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还是我们的党必须严抓的工作,更是国之大事。参照资料:
政法纪要,华商论坛,新华社对十八大的时政新闻及中华学术期刊网。
第三篇:反腐败论文
进一步发挥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问题研究
长久以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我党长期不懈探索的目标。中央纪委第十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工报告要求,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
艰苦奋斗、自觉奉献,是我们党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的重要保
证,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我们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充满艰辛,我们党带领人民巩固政权、实现现代化的实践同样充满艰辛。我们要大力发扬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力发扬一心为民、自觉奉献的优良作风,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扎扎实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从事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群众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承担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迭,都是通过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来实现的。正如列宁所说,没有干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的英勇气概,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实质上就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离开了人民群众就无从谈起人类历史的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发挥和调动起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来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呢?
首先,制度保障是基础
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中来,同时又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到侵害,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积极性,需要我们完善两个方面的制度,从而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一、完善保障群众利益的制度。
如果群众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中来,但是其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其参与的积极性必然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挫伤,发挥不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举报了腐败分子而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又没有相关的方法措施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提供保障,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如果我们了完善相关的措施,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也就会积极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中来。
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
制度创新是防止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目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配套制度尚未完善,有的制度执行力比较差,被一些别有用心者钻空子、打擦边球,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私利。因此,必须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一整套合理、健全、有效的制度防范体系。
一是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惩防体系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落实负责人的主抓责任等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制体系,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建立责、权相统一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量化考核标准,严格责任追究,使“软任务”成为“硬指标”。切实解决责任不具体、考核无标准、追究无规定的现象。
二是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领导班子民主议事规则。确保重大决策、重要事项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由班子集体讨论决定,防止由“一把手”或少数人说了算,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三是建立完善干部述职述廉制度。要借鉴党内监督的一些成功做法,积极探索干部述职述廉的办法,通过民主评议和测评,促进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改进工作、提高效率、搞好服务,加快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其次、加强宣传是关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党风廉政建设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抓了这方面的问题,又冒出那方面的问题,治标难治本,工作上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为什么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使得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越来越多,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有的甚至站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去了。表面上看,这是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实质上是缺乏理论武装、思想认识不明的问题,是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忘的问题。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是因为理论上的不清醒,政治上的不坚定,才导致了工作上的盲目,导致了腐败行为以及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等种种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反复出现。
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认真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深入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不断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奋发有为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党和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调动和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民主监督,让群众树立监督我们的干部的信心,努力同腐败行为作斗争。
最后、民主监督是保证
人民民主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和防止权力变质的最根本的保证。因此,一定要扩大群众对党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一定要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力真正实行起来,保障人民群众有权对搞特权、特殊化、玩忽职守、违法违纪的干部,依法进行检查、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应有的纪律、法律处分。如何做好群众监督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一要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增强党员干部自我监督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努力营造“人人接受监督,人人自觉监督”的氛围。
二要加强反腐倡廉形势教育,坚定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要加大形势教育的力度,让群众懂得,我们党内的某些腐败现象只是暂时的,并不是制度性的,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取得反腐倡廉工作的胜利。只有澄清了群众的模糊认识,增强群众对消除腐败的信心,才能促使他们把加强监督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三要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干部选配与群众监督结合得更紧密。在实施公开招考、竞争上岗、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试用制及任期制等制度中都要注意引入群众监督机制,扩大群众参与推荐、评议的范围,使群众在干部选任上真正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要重视群众意见,力求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了解拟提拔人选的情况。要定期面向群众,在较大范围内组织对领导干部进行定量测评,及时在动态中了解干部,不断加大了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力度。
四要增加行政的透明度,为群众监督创造条件。权力监督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因此,要进一步落实和改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努力提高权力的透明度,减少权力的随意性,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从而促使掌权者公正地行使权力,防止滥用权力和权力的“幕后交易”,从根本上防止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如果政务不清、规则不明、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大、人民群众不知情,那么,人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重要决策事项、重要干部任免、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大宗资金开支等,都要经集体讨论决定,并及时向党内外群众公开,只有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由“暗箱操作”变为“阳光行动”,才能真正调动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要重视信访举报工作,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在当前群众监督机制还不健全、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备的情况下,采取信访举报方式是群众参与监督的有效途径。
六要完善监督措施,促进监督转化,提高群众监督的效果。群众监督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对被监督者直接产生作用,只有把群众监督转化为专门机关的监督,才能发挥作用。
制度只是手段,监督也只是手段,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加强沟通,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我们的干部都从思想上、行为上保持廉洁高效求实的作风,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也就没有这么紧迫和艰巨了。
第四篇:反腐败论文腐败现象论文
腐败产生的文化心理分析
摘 要: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有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腐败产生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从官本位、从众心理、人情文化和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等四个角度展开讨论。
关键词:官本位;从众心理;人情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文化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也影响着由人组成的政府。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设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里运行的。我国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所以一定的社会的文化对腐败的产生、认定和预防及解决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不利于腐败形成的文化对防止、减少和消除腐败是重要的。
官本位文化与腐败
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荣、以官为求,是官本位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在以官为本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官就是人们评价人成败、荣辱的准绳、尺度。官成为了全社会价值判断的中心。这种文化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带来的是人的价值取向的扭曲,也是造成官场腐败、官员堕落的原因之一。中国不断产生的官场腐败,原因正在于官位的有限性。越高级别的官位越少,但谋求者却是人数众多。
在这种极为不平衡的供求关系下,为了某个官位,人们是不折手段,滋生了官场的各种腐败和习气。官文化提倡的“官尊民卑”导致两种意识的产生。官尊产生了官员的特权意识,民卑导致了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这两种意识都不利于反腐败。
(1)官尊—官员特权意识。特权意识是官本位文化中官尊思想的必然产物。从官与民两个方面不同的心理得以表现。就官员而言,各级的官员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权力,他们把这些权力看成是官职赋予的,而不是人民赋予的,把权力看成是官员所特有的,理所当然的。正是这种特权意识的存在,他们就把用特权追求来的利益也看成是天经地义,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腐败行为。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退休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的退休。而当他们鉴于对权力的即将丧失,将原则、纪律等统统置之度外,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出现了不少的“59”现象。这种现象其本质还是对于特权的依恋,把权势的损失,用金钱来弥补,追求心理平衡。当这种意识在官场中蔓延开来时,做官不谋私成为让人不可理解的怪事,做官不摆谱,不铺张,反而有失官威。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认识,腐败便在官场中蔓延开来。从民众的方面来看,由于官员特权的存在,官员的特权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民众长期以来是信官不信法,遇事求官,层层上访,而不是诉诸于法律。这样官员的权力便有了发挥的余地。遇事的求官不求法,强化了官员的特权,也巩固了官员的特权。
(2)民卑—民众权利意识的淡薄。由于“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 根深蒂固,人们视地方官员为“父母官”。地方上的首席官员就是地域内辈分最高的家长,是绝对的权威。而广大的子民服从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在未经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让人们接受官与民平等的这样的意识是十分困难的。正是这种民卑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在毫无意识、从不质疑的态度中接受。人们并未意识到政府的行为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政府的腐败是对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基于上述的认识,当腐败产生时,腐败很难遭到社会力量的抑制。虽然人们也是很痛恨腐败,但是人们仅仅把反腐败当成是政府的事情。即便是有人对腐败进行揭发,很可能是石沉大海,甚至很快就会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在西方国家公民和社会团体在纠正政府行为、防止腐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已成为了宗教般坚定的信仰。当整个社会都自觉的起来反腐败,那么腐败的行为也将不得不有所收敛。
人情文化与腐败
在中国,一个人从生的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一生存在于至亲、宗族、姻亲、师生、朋友等种种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相互交织,相互连接,构成了如同蜘蛛网般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而我们做人、处世都很难离开它,否则我们很难立足于这个社会。这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一个法制比较不完善的社会时,关系网则在腐败形成中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在我国人情文化特别的浓厚,人们常常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即使是法律、制度、纪律也在人情面前显得软弱无
力。人情文化通过以下三个层次作用于腐败。
第一层是纯粹是由围绕在官职周围的各级官员所组成的“官网”。对于官员个人来讲,他们牢牢的缠绕在网中,使得各自的权利在此得到维系和保护。首先,通过此网他们可以谋求升迁,使得自己的权力进一步增强。靠“官网”得到的升迁,就破坏了用人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原则,使有才能的人不能到岗上任,影响到政府办事效率。而在这些靠“官网”谋求升迁常常涉及到一些金钱和利益的互相交换,也导致腐败的产生。其次,当他们腐败或其它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时,也可以通过“官网”来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免于处罚或减轻处罚。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同这种“官网”的强大保护是分不开的。
第二层是以官员的权力为中心,由血缘关系为准绳构成的“情网”。先天血液关系,加上 “官官相护”的后天网络,衍生了由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子女形成的特殊阶层。这样血缘关系和官职的相互结合,权力通过血缘宗法的网络进行流通,扩大了权力的辐射范围。同时把法律对官员的人事管理等权力架空,利用职权为亲戚、子女谋官职,它本身就是腐败,还导致了进一步的腐败。许多人手中没有权力,没有官职,但照样呼风唤雨,具有无可限量的隐性权力。由此导致的是当官成为了有势力宗族的特权,利用官职维护本宗族的利益。在这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这也给反腐带来很大的困
难。
第三层是由以官僚为核心,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社会资源网”。建立此网的目的是把官员的权力同其它行业和职业资源相结合。在这个资源网里,有官员、教师、商人、律师、记者等。他们一般都掌握着某些社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相互补充势必带来更多的利益。他们把这些社会资源当成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必定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从而产生种种的腐败现象。比如,官商结合,官员把他们的权力转化成财富,商人则通过官员权力的保护来获得更多的利益,造成了商业腐败。官员的权力同教育资源的相结合,官员可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的子女谋求更多的教育机会或者为他们自己继续教育深造提供方便。他们的挤占更多教育资源的行为,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也是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当前中国法制体系不完善,社会资源的关系网势必会把腐败现象渗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从众文化心理与腐败
从众心理是指人的认识行为由于受到所在群体及社会环境有形无形的影响或压力,往往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原则以顺从环境,保持与众人的一致。这种心理实际上会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的泛化与社会从众心理就有密切的联系。有些腐败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团体压力所造成的。从众心理是以下方式作用于腐败。
(1)仿效方式。“随大流”、“法不责众”等等,都是对仿效从众心理的一种真实写照。根据人际影响的社会心理原理学,社会地位高者的行为常常成为社会地位低者学习、参照和仿效的榜样。前者的榜样行为大大的加强了后者模仿的动机,并促使仿效行为的形成。一方面当上下级都具有腐败的行为时,当下级发现上级的腐败行为时,他们会理解成为上级对自己的腐败行为的认同感,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腐败。另一方面,有些下级刚开始也许并没有存在着腐败的现象,他们起初对不正之风也十分反感并进行了抵制,但是在上级的腐败行为的影响下,这种正常的行为带来的却是不正常的后果,即得罪了上下左右处于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各色人等。久而久之,也就入乡随俗、习以为常。也造成一些人“别人如此,我也可以如此”的心理,觉得别人如此,自己不如此就是吃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由此“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前“腐”后继者,强化腐败扩展的势头。
(2)互励攀比方式。这种方式是指人们思想的相互激励、相互攀比,他促使人们的动机在强大上相互助长、强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腐败的横向扩展。当腐败在全社会形成一定气候时,腐败行为将相互强化形成腐败的链环助长和攀比助长。当腐败发生在其它个人身上,比如当他们看到同学、同事、战友、朋友因腐败而富裕起来了,吃的、穿的、住的、行的、用的都比自己好,自己什么说也是个有权力的人,岂能落他人之后,心理上总觉得不舒服、不体面、不风光。于是他们开始追求衣食住行的高档化,穿名牌、住豪宅、坐好车、喝美酒、抽
洋烟。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当腐败发生在某一具体单位内时,他们就认为大家都腐败了,我也腐败,责任能有多大。法律只是惩罚个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就很难被处罚。这种腐败的风气相互感染、激励可以使人更大胆腐败,腐败的程度日益严重。
(3)逼压强迫方式。逼压强迫是指群体在发现有人意见与群体不相一致时,会努力施加影响,促使其与群体取得一致,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即任何群体都有维持群体一致性的显著倾向和执行机制,对于同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喜欢、接受和优待,对于偏离者群体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制裁。在具体的单位内部,当腐败成风时,受群体压力的作用,廉洁的个体将承受难以忍受的心理疏远和孤立。一些人刚开始也不愿意涉足贪污,但是面对来自周围的各种压力又不得不屈服,尤其是对来自上级或领导的压力更是无力承受与抵制,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同流合污。另一些人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很快的就遭到冷眼、讽刺、挖苦,甚至挨整、被挤出官员的队伍。在现实社会中,这已经不是个例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腐败
每个民族的 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腐败得于产生、盛行的温床。
(1)“中庸”的思维方式。
“中庸”具有严谨的科学含义,一般指人们思考和行为时,要考虑
事物的“度”。但是,由于人情文化的社会基础的影响,“中庸”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所谓中庸思维方式就是人们在做事时,认为许多事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许多立场可坚持可不坚持,甚至不置可否,冷眼相看;在看待事物时,采取不偏不倚、骑墙善变的态度。在中庸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为官者不思进取,畏于创新。民众把政府的腐败视为自然之事。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走中庸之道,在问题面前采取骑墙的态度,明哲保身,或随势附和,见风使舵。明知某些官员有腐败行为,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助长了腐败的风气,腐败之风也长期得不到整治。
(2)“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传统中国人同自然界的未分化状态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塑造出国人普遍的整体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方式。无论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非日常生活中,国人都习惯于对整体的直觉的把握和经验的体会。即没有培养起自己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的自我意识。它强调严密的等级结构下的和谐——百姓对政府绝对的服从和上下级官吏的绝对服从。也因对“和谐”或“团结”强调,即使出了什么乱子,也不能捅出去,即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由此,这种气氛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五篇: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论文
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论文
题目名称: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 系部名称:法律学院民商法
班级:1341班
学号:***
学生姓名:闫卉卉
指导教师:杨小辉
2014年4月
论文题目:阅读《双重悖论》有感
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魏德安教授是一名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资深专家。他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在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魏教授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但在1992年—1996年的中国清廉指数有所增长,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下降,经济发展受限。然而,我们看到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由此,我们发现有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
1.腐败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实施快速增长之前就明显提高。
2.经济增长最迅速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腐败态势加速恶化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的高官数量及粗略计算的受贿金额。
3.虽然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由作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中国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矛盾。虽然新正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并且阻碍发展,但现实正好相反,出现了双重悖论。作者认为“中国特色腐败”与其他国家腐败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的腐败不仅包括广义的腐败,还包括更严重的,过度的掠夺性腐败。作者认为对此现象可以用3点来解答:第一,在腐败问题恶化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几轮经济改革,中国经济长期遭到的压力得以释放。经济改革后腐败才开始恶化,这种先行后续的关系决定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方式。第二,腐败侵蚀的不是现有的价值,而是价格双轨制催生的新增价值。第三,随着日益恶化的腐败,中国开始开展腐败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并不完善,而且效力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防止其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也加剧了腐败。不仅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的波士顿“大挖掘”项目。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恰巧开始在经济增长快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国家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加剧了腐败态势。
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腐败开始呈现增长趋势,但是高级别的腐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加剧的,此时经济改革已经启动了10年。而腐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经济改革后才开始迅速增加的,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而呈现了爆炸式、几何式的增长。经济改革刺激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刺激了腐败问题的恶化。
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特色的腐败”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发展和腐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还是寄生的?如果是寄生的,那么腐败会给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增长较快的时候,这点可能不那么令人担心,但随着今后增长逐渐放慢,腐败的影响会变得日益沉重。如果两者的关系是共生的,那么过去由市场化带动的增长会催生更多腐败的土壤,而这种情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特色的腐败”。在中国改革时代伊始,腐败只是零散而不集中的,并非“根深蒂固的”。朝着更市场化的体制来改革计划经济为加快增长提供了激励因素和动力,同时也为新的和更有利可图的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在韦德曼看来,这种新形式腐败的核心就是“双轨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计划经济的定价朝着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的转变。这一改革过程影响了商品、投资、土地、建筑以及最突出的官员向市场买家出售政府资产的价格。这些买家既有私企,也有国企,这些国有企业本身也经历了通过向私人买主出售资产而实现不同程度私有化的过程。在这些交易中,更低的控制价格和更高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给参与者的寻租行为提供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机会。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对此,作者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自十八大以来,众多省部级高官下马,大小腐败事件都被揭露了出来。反腐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作者对中国腐败工作的乐观和信心。但是,新的形势下反腐斗争依旧严峻,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腐败。相信只有这样才会取信于民,深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