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败(王沪宁编)

第一篇：腐败与反腐败(王沪宁编)

腐败与反腐败（王沪宁编）
反腐败：人类的努力，王沪宁，反腐败：人类的努力，王沪宁，P.1 有关腐败问题的八个取向： 有关腐败问题的八个取向：

1、定义：以公职为轴心；以市场为轴心；以公益为轴心；

2、范围

3、原因：现代化诱导论；需求未满足论；阶层结构虚弱论；拜金主义；政府形式缺陷论；公 共官员薪金过低论；……

4、分类

5、标准

6、方法：道德主义；历史主义；文化主义；经济主义；……

7、效应：正负

8、对策

对腐败性质的分析，阿诺德· ·海登海默，政治腐败：比较分析选读》，1970 对腐败性质的分析，阿诺德·J·海登海默，P.15。《政治腐败：比较分析选读》。，1、定义、概念和标准、定义、经济学家内森尼尔·莱夫：腐败是个人或集团用来影响行政部门活动的超法律的行为。因此腐败的存在 仅仅表明这些团体比其他人更多地参与了决策过程。1.1 意义种种 《牛津英语词典》列出的 9 种含义。1.2 当代社会科学的定义（1）以公共职位为中心）戴维·H·白利：当腐败与贿赂特别有关时，腐败一词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权威以得到个人利惠，这种 利惠不一定是金钱。M·麦克缪兰：如果一位公职人员接受钱款或某种价值做了他的职责允许他做或不做的什么事，或者出 于不正当的理由做了合法的处置，他就是腐败的。J·S·内伊：……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 者违背了某些规则而以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运用报酬改变处于委托职位上的人的判断）、裙带关系（以亲疏关系而非功绩用人）和不正当的占有（非法占有公共资源以供私用）。（2）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上述，莱夫 雅各布·范·克拉弗伦：一位腐败的文官视其公共职位如一种经营，他将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职位 的收益。因而职位表成了一个“最大化的单位”。他收益的多寡有赖于市场状况以及他在公共需求曲线 上发现最大赢利点的能力。罗伯特·蒂尔曼：腐败意味着从指令性价格制定模式转向自由市场模式……（p18）（3）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卡尔·弗里德里希：不论何时，作为负责某项工作或富有某种责任的职员或官员的掌权者，受非法提供 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利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腐败就可以说存在 了。阿诺德·A·罗哥、H·D·拉斯韦尔：一项腐败行为违背对至少一个公共或公民秩序体系的责任，事实 上与任何这类体系不相容。一个公共或公民秩序将共同利益置于个别利益之上；为个别利益侵犯共同利 益的行为是腐

败。

谁的规范设定标准？ 谁的规范设定标准？ 詹姆斯· 布莱斯： 腐败可以包括哪些运用金钱通过有罪的或至少是非法的政治手段达到私人目的的方式，因为它们诱惑负有公共职责的人违背职责，滥用职权。罗伯特·布鲁克斯：但有法律的定义是否就够了？ 约瑟夫·J·桑图里亚：当一定时代最好的舆论和道德在考察一项行为的意图时，判定它意味着为私人 利益而牺牲公众，这项行为就应被视为是腐败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西方标准对非西方标准 将西方标准强加给其他社会，可能是有效地比较分析政治腐败现象的一个不错的前提。

2、公共职位概念和规则的演变、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的缺陷是它完全排斥了对前科层化体制中腐败行为的讨论。2.1 科层体制中的公共职位 克拉弗伦：纯粹世袭统治权为基础的印加或其他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腐败没有出现”。2.2 公共职位作为封地或财产 2.3 常任官员的成长 官职买卖曾被看作是对腐败的制约。2.4 公职人员的科层概念

3、对腐败“发生”的行为和规范研究、对腐败“发生” 腐败基本上是各类交易活动。3.1 四种政治义务关系 以家庭（亲属）为基础的传统体制 以庇护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体制 以上司-随从为基础的现代体制 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体制 3.2 四种共同体中腐败行为的范围 微小腐败，常见腐败，严重腐败 3.3 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和评价 黑色腐败，灰色腐败，白色腐败

关于腐败的理论，乔治·本森，P42。美国的政治腐败》 关于腐败的理论，乔治· 本森。美国的政治腐败》 《美国的政治腐败，1977 《，1.政治机器的善行 政治机器的善行 2.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 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 “功能性的腐败理论” ：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腐败是伴随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的组织过程而产生的 支持者：C·J·弗里德利克；J·S·内伊；奈？

3.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社会学理论 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社会学理论 罗伯特·K·莫顿：腐败的政治机器作为一个无效的政治结构的替代物 奈尔·J·斯梅尔塞：腐败是“在结构性的社会报酬不公正与不平等的情况下，特别容易滋生的一种人 们蓄意的行为。”对腐败的道德反应就是不顾事实。多雷西·海德·布雷西：政治腐败的功能方法。腐败执行了一些其他社会过程没有执行的功能。腐败的代价问题？

4、反对腐败的阶级

第二篇：论腐败与反腐败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莹

论腐败与反腐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

中国； 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正文】

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20 世纪以来，中国几度被腐败问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屡屡将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腐败问题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开始蔓延，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已经极端严重。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腐败危及和破坏着法治的权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地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集体名义做出的。

这不仅使群体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群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的主要区别。我国当前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生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腐败行为大多数都很隐蔽，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犯罪的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实施腐败犯罪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隐瞒犯罪行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举报，才被侦破的。而且腐败分子总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为借口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美化自己的腐败行为，增强了腐败的欺骗性。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腐败的制度化表现为腐败已经习惯化和规范化，一些领域出现所谓“潜规则”，腐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只不过这种制度是一种不良制度而已。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实际上使腐败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难根治和铲除。可以说，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中，腐败的公开化和制度化已经十分严重，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腐败出现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开始下落的现象，即科级干部和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现大规模腐败，腐败深入基层社会。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

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说明它可能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腐败确实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会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致使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腐败分子更加在社会上得势，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同时，反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可能丧失，反腐败的难度必然加大。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存在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裂缝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之。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助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他们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对腐败的态度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把反腐倡廉的问题郑重提到全党面前。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今次十八大，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语气步步加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现在民众也对腐败问题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会热点，同时，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响政策有效实施，如若任其发展，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中国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来，从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到初步形成全国巡视监督网络，从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到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查处了***、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十年间，一系列部署有序展开——2005年1月，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

回首十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科学谋划、系统治理、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30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接受教育，轮训基层党员干部2600多万人次；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订了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巡视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规章制度„„

监督方面：深入开展巡视工作，全国巡视监督网络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

改革方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纠风方面：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惩治方面：始终把查办案件放在突出位置，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部署的159项任务中，完成阶段性任务和持续性开展的有147项，占任务总数的92%。

这是国内公众的评判：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五、建立健全国反腐体系机制

当前，应该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

2.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3.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5.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

具体来说，要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闹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管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4.加强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作用。

【结论】

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展望未来，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时代。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开始，没有终点。

第三篇：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关于腐败的概念，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拥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会资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们趋之若鹜。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门，虽然有比较正规和正派的“考而优则仕”、“绩而优则仕”，但也有任人唯亲的“血而优则仕”、玩弄权术的“术而优则仕”和巴结上级的“诌而优则仕”、还有赤裸裸的买官卖官的“钱而多则仕”。买官卖官似已成为官场痼疾，它将上下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这自然意味着“权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变现”。有识者不无悲哀地评论说，屡见不鲜的卖官事件可以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当局者强词夺理“贫有道，贪亦有道。”但权力本是天下公器，岂容个人用来为一己之私！且贪污所得也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论其贪是“有道”还是“无道”，“贪”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就是罪行。因为他设计把并非应归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当官者的腐败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

掌握权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至为关心和愤慨的问题。虽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绝于耳，但社会上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如此我们不应努力从制度上考虑怎样防范这样窃夺公器和公财的“梁上君子”吗？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经验，尤其是市场经济等制度先行发展的地区，就说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台湾。

香港商业文化发展较早较盛，一度也出现过严重的权钱交易、贿赂收买等腐败现象，但毕竟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周全，尤其是声名赫赫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官员比较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始终有法律和舆论的力量在盯紧他们，而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制度也比较健全，对公司企业也有相当有力的监管。另外在文官系统又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严密考试、选拔、任免和监督制度，通过金钱来直接获取内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当难下手。台湾08年连续爆出一系列涉及陈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当局者严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机，这固然说明民选的权力也难免被玩弄乃至贪渎，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发现和推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恰恰也还是民主的制度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弊案诸如内部交易、收受礼券、假发票报销、家人揩公家之油等，这些事情都是以权谋私，是权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机构代表的在野党紧紧地盯住。陈水扁也许还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区最高权力而暗中干扰司法，但他绝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评、免受舆论抨击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复道歉、屡做谦卑态而仍被穷追猛打，这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种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经验主要在法制，台湾的经验主要在民主。当然，这都需要一种自由公开的舆论环境和民间社会的组织力量。港台属于中国，从民族国家来说属于一家，故他们的经验应当说更为切合大陆，至少没有什么不可学的“国民性”障碍。我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并不是消极隔离的，还是可以积极互动的。那么，在最牵动社会民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理由开始一种积极的制度借鉴和互动。

反腐败需要综合治理，一个基本的对治之道可能还是宪政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这种制衡一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外部，即来自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监督；二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内部，即来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约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讨论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这更需要依靠权力的制衡来防止。

第四篇：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2013年01月05日09:39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人称其为“腐败高发期”，但是随着反腐败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惩处，腐败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腐败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严重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几种原因的综合：工业中兴起的大公司获得了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控制权，它们能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收买各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经费来同南军作战，这使得政府官员有了更大支配资金的权限;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它几乎来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机制;从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起，美国开始在选举中实行政党“分肥制”等等。

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终结的：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把择优录取的原则引入了对

官员的录用，从此从原则上来说党派倾向不再是选任官员的主要标准;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纵;报纸开始独立于政党，并不断揭露政治家的丑闻，这些丑闻报道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法律来抑制腐败。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步主义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换言之，此时美国已度过了最严重的腐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败机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腐机制由关于政府道德规章和法律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的机构所构成的。这些规章和法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这是针对联邦官员和雇员而制定的道德规章，违反规章者可能受到谴责或撤职，二是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凡违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员或雇员，会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联邦竞选法》，其目的是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发展受“利益冲突”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概念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

政策上有决策权，他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败源泉，因此，为了防治腐败，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冲突。鉴于此，有关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规章的许多重要条款都是以避免利益冲突为宗旨的，例如，在审查总统提名的主要官员的资格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所担任职务的责任与个人财政利益之间不能有冲突。

在美国，执行反腐败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职能，第二类则不具有这些职能。第一类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检察长办公室。他们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作用。

第二类，也即非刑事公共诚实管理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官员和雇员的财产情况，解释有关公共腐败的法律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准则，确保联邦官员和雇员理解法律和行政规章。这类部门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水门事件”之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大大增加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并成为许多有关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虽然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美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案例的发生频率要小得多，但从大量案例来看，在美国要想根除腐败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真正成型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现在这一机制还在不断针对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改革。

我们可以以国会与《政府道德法》的博弈来说明。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监督，其中也包括对政府腐败的监督。然而，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适用于行政部门，国会本身却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约束。直到1990年经过修订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时，国会才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同意接受以国会议员提薪为条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再以美国对竞选腐败的治理为例。对选举筹款和开支的控制始终是美国反腐败领域里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抑制与竞选有关的腐败，制约金钱对政治的直接作用，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以取代1925年通过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为联邦竞选经费的管理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规范。该法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竞选经费的要求，对其媒体广告开支订立了最高限额，并对候选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竞选经费进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被

揭露之后，竞选经费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国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新的《联邦选举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国家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它对公开竞选财政活动的要求得到了真正执行。以后，《联邦选举法》又经过多次修订。同时，一个独立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监督实施这项法律。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联邦选举法》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却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经过多年的争议，2002年国会最终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出了限制。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竞选经费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无论如何，对竞选经费管理的历次改革远没有消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针对新的漏洞进行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

由此看来，在美国，尽管政治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

(周琪)

第五篇：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今天我们讲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分析。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当前所面临的腐败的问题和我们要进行反腐败的这样一种选择的斗争策略与斗争过程。

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卢梭曾说过：“我们的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做奴隶的一种工具。”腐败对于经济利益狂热的追求，是把他们束缚在成为金钱奴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曾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这段话的意思是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怎样爱财，如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之中所得数很多，如果他们选择接受别人的贿赂也不过才几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反而被剥削掉了，这难得是解爱财物？看到了小的好处，忘掉了大的利益。从前，公仪休特别爱吃鱼，但是他从来不收受别人送的鱼，反而能长久地吃上鱼。做国君的贪财，必然要丧失国家；做臣子的贪财，必然要丢掉性命。所以吴兢就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成本的比较，他来说明腐败的高成本与低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样一段话当中就可以看出，对于是否选择腐败，他是这样一个有成本来考虑的。从成本的角度来看，选择腐败，经济上是否是可行或有受益的？

成本是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反腐败领域中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解读视角，对于我们更进一步拓展反腐败领域下成本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这种博弈过程以及如何来更有效地制定反腐败的机制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工具。

因此，我们通过来关注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的分担和成本的博弈，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以及未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趋势，它有这样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反腐败战略机制的设计的内在规律性，我们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加地深入地指导我们反腐败的实践活动，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转型期的行之有效的，而且成本较小的这样一种反腐败的道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谈谈腐败，要从成本博弈的角度来看待腐败和反腐败。

一、成本概念

那首先我们要对成本的概念做这样一个梳理，何为成本？成本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组织和个人所要付出的价值。目的性是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导向。

《辞海》当中对于“成本”的解释，认为是生产产品的费用。在经济学当中，成本和收益是一组相对对立统一的概念。随着人类认识不断地发展，对于成本概念，它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

目前我们通过成本可以从一个多学科的角度来透视一下成本的概念。随着人类组织的日趋复杂和系统化，成本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成本的概念、外延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成本的不确定性成为成本研究和理解的最大障碍，那对于成本在各个学科当中，它有不同的意义和特色。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学范畴下的成本，成本脱胎于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成本也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用的这样一个成本的概念。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积累社会的财富。所以，经济本质是成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需要最大程度地降低活动的成本。

所以，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可以定义为，经济资源的耗散和消耗，我们都称之为成本，成本是指取得资产或劳务必须付出的能用货币表示的代价和耗散，这是经济学上的成本。那管理学上的成本，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兴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学科的成长，成本理论在多年理论构架和实践发展基础上融入了多学科的范围当中。管理学视角下的成本概念，同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通过制定计划、组织协调、领导艺术、控制调控等方法和手段，达到预期目的的这样一种社会科学。

所以，这在管理学当中，成本被定义为是一种投入，是一种生产当中的各种费用的支出，企业通过对于成本的管理和对于成本的判断，能够来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和产出的管理做一个综合性的衡量。最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曾指出，管理学当中所说的成本是指成本效益或消耗效益，是指在一定的消耗下获得的效益的最大，或在既定的效益下消耗最小，这也正是企业管理所追求的最中心的内容与目标。因此，企业只有抓住成本这个环节，可以使经济核算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制约的手段，就可以组织和控制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指标，把这种指标纳入到经济核算的体系当中。这是管理学当中的成本，那在社会学领域当中有没有什么成本，或成本是什么时间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当中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科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在斯科的这本书当中，他指出：社会学中的成本具有普遍性，成本存在于人类的一切领域，但是社会学上的成本虽然以人的

自由选择为前提，但是社会成本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社会本身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系统出发，以投入和生产为着眼点，我们将成本界定为经济运行当中因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和损益。斯科在社会学当中对于成本概念的界定，他是强调成本在社会延续和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除了在社会学当中，在法学、新闻学、会计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当中，成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指向。成本已经突破了单一的计量的属性，它不再是简简单单地成为经济学或会计学上专有的概念，成本正以其独有的内涵实用性和现实分析性进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类的各个学科当中。所以，对于腐败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现象或社会性的现象，我们也同样可以用成本来分析，通过对于成本构成和成本变化的这样一种过程，我们来解读腐败如何产生或如何抑制腐败。

二、腐败成本的构成

第二节讲腐败成本的构成。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根据前述的经济学上的经济人理性的原理，经济人是在市场上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尽可能通过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获，并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们把腐败分子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人在从事给自己带来经济好处的活动，政府的公职人员在腐败中付出的是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是对国家公共利益的损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腐败行为得以暴露，那就要受到惩罚，以至于丧失既得利益和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我们来分析腐败活动的成本，也是从事腐败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和承担风险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腐败。因此，我们对于腐败成本的构成主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风险成本。

（一）腐败的直接成本

何为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它具体包括付出的物质方面的成本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腐败的直接成本主要是腐败者在从事腐败活动中所投入的各类资源，具体包括从事腐败所占用的时间，从事腐败所投入的钱财物以及逃避反腐败侦查所消耗的资源等。

我们如何来判断腐败的直接成本的高低对于腐败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国有银行的公职人员试图将共有资金非法渠道转移到国外成为自己的腐败所得，如果这个国有银行有着严格的资金的调配制度，而且这个银行的公职人员调动需要银行其他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的负责人员签字才能完成资金的流转，那他如果想完成腐败这

个活动，他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寻找或设计制度的真空，还要通过欺骗、收买或威胁其他公职人员，才能打通这个链条，对他而言这个投入非常地大。那如果公职人员在国有银行是“一把手”，是“一言堂”，没有任何的监督程序或制度设计程序，那他投入的腐败活动的钱财物、精力将会大大地减少。所以，我们从反腐败的直接成本，它就表现出来，腐败要投入所需要的这种物力、财力，它就直接地反映出了腐败分子是否会腐败的这样一个过程。

（二）腐败的机会成本

第二个腐败成本的构成，腐败的机会成本。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腐败者如果将投入到腐败的直接成本运用到其他过程当中所能产生到的一种收益。所以，宽泛地来讲，机会成本是选择某一个特定方案而放弃了其他各种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即最优方案的选择。从现实来看，我们为了防止权力的市场化，就禁止政府公职人员进入能在市场当中进行经济活动的权力或选择。

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当中，对腐败的机会成本作了这样一个深入的讨论。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如果不选择腐败，把投入和想去腐败的精力、方法用到其他的领域和专业上去，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或收入。世界银行在这篇报告当中，它论述：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其可比的私营部门的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因为公务员的工资低，所以官员就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资，那因从事腐败而开出低工资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威胁。腐败它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呈一个正比例的关系。如果因为腐败而丢掉了一份工作，或因腐败得来的钱或腐败过带来的收入和收益要远远大于一直勤勤恳恳工作，而选择从事其他的（方式）。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如果公务员不去选择腐败，能够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腐败所要损失的利益的话，那肯定就不会选择去腐败。

所以，对于遏制贪欲来说，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利益激励，或许远比高尚的说教更加可靠，对于防治腐败而言，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有效，或许比抽象的德育更为管用。所以，这正是对于机会成本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目的在于谋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够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满足，还包括由履行职责渴望得到的预期收益，如利润、市场份额、权势、工资、晋级等，而对于这样一些市场主体

而言，如果市场是完备的，许多外部性，那他将获得履行职责的所有收益，并承担相应的成本，收益和成本等于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履行职责将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而对当事人，公职人员来说，他并不能获得履行职责的全部收益，也不承担渎职的全部损失，履行职责只能得到契约收入，反之，如果腐败不受查处，除了获得契约收入之外，履行职责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腐败收益。

所以，腐败的机会成本意义在于履行职责和搞腐败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之间，既可能小于也可能大于其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所以，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现在自己的行为。因此，即使履行职责会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履职，给代理人带来的成本大于私人收益，他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所以，从源头上来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根本的措施是要让他知道或让他意识到腐败的机会成本，他的损失将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很多提出高薪养廉或以薪养廉，都是从腐败的机会成本上来做遏制腐败的这样一种作用和体系。

（三）腐败的风险成本

讲完的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来讲腐败的风险成本。腐败的风险成本是指腐败受惩的成本，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了罚款、开除公职、监禁、社会歧视等成本。

腐败的受惩成本包括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法律方面是指腐败行为被查处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关于腐败后果，刑罚程度的规定以及其腐败收益之间的关系。政治方面的惩罚成本是指腐败者对于其腐败行为所应付出的政治代价，如行政处罚、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腐败受惩的经济成本是指腐败被查处后经济上的损失。腐败道德上的惩罚成本是指因腐败所带来的社会谴责以及对个人、家庭和名誉上的损失？是一种腐败违法行为的一种心理负担。腐败的这种风险成本反映的是腐败分子被查处后的惩罚性的损失。腐败的风险成本同惩治腐败的法律成本、道德评价、政治评价，还与所处的社会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府对于腐败的法律处罚条款严格，重点治贪腐，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评判对腐败者采取高压措施，如果人触了这根红线，那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道德规范上对腐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社会风气风清气正，民主监督规范，对于腐败分子而言，他的风险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潜规则成型，影子经济成为主导，对腐败分子同情或对腐败分子采取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这种心理，那对于腐败的风险成本将大大降低。

新加坡是一个对于腐败治理比较高效且成熟的国家。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反腐败的时候就说，通过提升腐败的风险成本来遏制住腐败的萌芽，遏制住腐败的发展。《李光耀回忆录》当中的铁腕护廉洁章节当中，对于新加坡的反腐就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够坚决，能铁面无私，坚决地对付一切违法乱纪人员，否则要做到事所愿，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全力支持贪污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首先，对于大鱼，对于大的腐败分子要有扩大调查的权力。第二，我们法律上要有重点，重点执法，重点治贪。前述了腐败的成本，有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还有腐败的风险成本。我们今天讲的是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成本的博弈。我们刚才介绍了腐败成本都有哪些。

三、反腐败成本的构成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反腐败又由哪些成本构成的。在讲反腐败成本的构成当中，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某一天一个乞丐路过一片果园，果园大门上写着“禁止偷采，后果自负”，那乞丐觉得饥肠辘辘就偷偷地潜入了果园摘苹果吃，离这个果园不远处有一个军事演习区，今天正好是炮击训练，有一个新兵没有校正炮的坐标，疏忽就放了一炮，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就掉进了这片果林了，部队首长大吃一惊，吓坏了，怕炸弹爆炸伤及无辜，带着部队的人浩浩荡荡地就过来看看这个果园里有没有人伤亡，只见那个乞丐踉踉跄跄地从那个地里爬出来，喊着：“至于吗？偷个苹果还用炮弹，成本也太高了。”讲这么样一个小故事，老百姓经常说的杀鸡焉用牛刀？那对于偷苹果的乞丐而言，用炮打是成本过高了，那对于反腐败该用哪把“刀”，该用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反腐败的成本问题。

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是指社会投入对于腐败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我们将反腐败斗争及其成本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辽阔的制度变迁过程当中，需要进行研究，不仅要适应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腐败和反腐败行为之间的成本对抗博弈的现实要求，也是改革进程中利益主体进行一种博弈的要求的现实反映。所以，反腐败活动我们也要计算好成本，有的学者提出，反腐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体制政治改革的存亡问题，因此，对于反腐败不能看成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反腐败。但是，我们说不惜一切代价反腐败，我们在决心上可以这样，那我们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们要高效、科学地反腐败，就需要考虑到反腐败它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或我们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资源配置，才能够更加高效地用最小的事去撬动最大的。反腐败既不能用牛栏来关猫，也不能杀鸡用牛刀，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要有合适的反腐败成本的构成体系来推动反腐败制度的建设。反腐败成本的构

成是由反腐败对于腐败的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

（一）反腐败成本的组成要素

那对于反腐败的成本的组成要素，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组成要素的分析，从反腐败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是一个动态的实践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进行分解的话，反腐败的成本可以分解为制度设计的成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维护的成本和制度变迁的成本。

那对于反腐败的表现形式来看，从成本的表现形式来考察，构成反腐败的成本有诸多的条目，既有物质的也有经济的，可以用货币计算和衡量的成本，也有不方便使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如时间成本、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社会影响、社会心理等无形的成本。明确而言，有形成本是指在投入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众多的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无形成本是指不能由价格尺度进行衡量的成本。

从反腐败成本的发生角度来考察，反腐败成本包括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反腐败的当期成本是指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可以当期解决的成本，远期成本是指反腐败过程中由具体的改革措施引发的，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制约无法当期解决，且必须留给后来者的相关成本。沉淀成本是指与远期成本密切相联系的，可以看作是一种远期成本概念的拓展和延续，对于当前而言，既往的远期成本是现行反腐败的沉淀成本。那在沉淀成本中，有些可以通过当前的相关措施进行消解与处理，转化为当期成本，有些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解决，继续形成未来的远期成本。常见成本往往与反腐败斗争的延续性，以及反腐败方法的选择性息息相关。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腐败斗争所承受的负担相当沉重，进而造成反腐败成本的累计效应递增。在过高沉淀成本的反腐败路径下，不仅会制约有效反腐败制度的设计，而且会使反腐败在实施中持续遭到阻碍，造成社会影响的累计与恶化，导致实施机制的软化，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反腐败的总体成本。

（二）合理化的反腐败成本结构

刚才谈了反腐败的成本，那怎么样才需要有一个合理化的反腐败的成本结构？从成本构成的角度而言，反腐败的成本包含着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与社会文化成本。那反腐败成本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应当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而且能够反映出当前改革进程的这样一种重点。

第二，从反腐败发展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的各种形态中，设计成本、维护成本、维护成本，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其中，设计成本与维护成本必须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

之中，运行成本而占据大多数份额，且能从经济发展的预留部分收益当中以支付未来的各种成本形态。

第三个，从反腐败的成本表现形态的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应该尽量实现可衡量的方式，有形成本必须占较高比例，且将无形成本的潜在影响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从成本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应该按照次序比例进行存在。当期成本应该居于绝对的核心成本位置，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当把反腐败斗争的既往成本给予一种动态的消化。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了反腐败成本的一系列构成要素，或一系列反腐败成本构成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我们怎样在保持着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成本的构成的科学化的体系。

四、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成本投入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分析。第一，现阶段腐败的成本现状分析。总体来说，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小，有的甚至为零。当前对于腐败最主要的成本是受惩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在当前有些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精力，如打个电话、批个条子或伪造假证，或是领导的当面交办，他就能够获得利益，就算有时付出一点联络的费用，疏通关系，如请人吃吃饭，送点礼或礼钱，但这些费用也是从公款消费当中支出的。但是，与此来说，社会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以，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上还有很多漏洞，所以监督和制约还比较薄弱，使得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多，直接成本很小。腐败，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那从机会成本来看，那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少，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是掌握着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相对固定，按照统一的规定发，从目前来看，基层的公务员或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如果他们被腐败所查处，那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同时某种腐败活动，其花费在腐败活动方面的时间、精力、资金、资源，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增加。但是，如果他用于其他合法守纪的活动，但由于种种限制，现在我们规定机关干部不得兼职收取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等，其所收益到的从事其他活动的纯收益也微乎其微，但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他从事腐败活动，那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而我国目前腐败所主要的成本是指腐败的受惩成本，受惩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也是相对固定，根据腐败程度的严重状况不同，所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如果极其严重会被判处死刑，腐败成本达到最量化。虽然我国对于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同样是腐败行为，其受到的惩罚程度不太一样，有些位高权重者，他受到的惩罚轻重程度不太一样。

那究其现在腐败的受惩成本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是财产刑罚很少，腐败者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是这样一个现状，第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第二个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第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于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绝大多数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而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极小的范围。

而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的现象，被查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法学教授，反腐败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曾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三分之一。在当前腐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二）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们来看当前反腐败的成本分析。第一，反腐败人员的成本过高。我国反腐败组织体系过于庞杂，职权有时重叠，影响到了反腐败的效率。当前我国反腐败组织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府的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检察院、法院和公安系统也承担着一定反腐败的任务。庞大的组织结构和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和使用需要支付给反腐败人员工资，需要对反腐败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

据测算，目前我国专职的纪检干部33万人，而兼职的纪检干部约有200万人，人员成本很高。这样庞大的反腐败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组织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随着现在腐败形势的多样化和隐蔽化，反腐败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需要不断地提高，所以要对于反腐败人员进行大量的投入，对于他们的培训和培养进行大量的投入。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投入要远远高于其他的政治活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厦门的远华大案经历了两年才完全查清，投入的反腐败侦查人员数以千计，抽掉的物资资源成本很大。对于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从安徽、江苏、山东、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抽调的办案组，在北京、合肥和阜阳三个战线上历史两年多。所以，当前第一是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是腐败分子越来越狡猾，第三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多头反腐的现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成本上的压力。我国有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公安等，他们不同的反腐败的组织，有的是以纪律为主，有的以法律为主，有的以党政干部为主，有的以企业为主。那多头反腐，使得反腐败工作人员缺乏一种明确性、灵活性、机动性，导致了有些资源的浪费，而且有的案件由于地域不同、主体不同、部门的不同，造成许多案件在侦办的过程当中牵涉到多个部门，由于没有专门的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使得工作效率降低，浪费了资源，使得成本过高。

第二，反腐败的组织成本过高。反腐败案件的查办需要一系列的程序，从获取证据到查明案情到查获犯罪嫌疑人再到一系列的审讯、拘传、逮捕、审判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国反腐败组织机构运作当中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现在纪检部门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主要的部门，在工作中面临着很多尴尬的局面。首先是信息渠道单一，第二是有些反腐败的斗争手段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第三，纪律检查，当他把反腐败的线索掌握好之后，他要转移到检察机关，那检察机关要重新再进行证据的搜集或搜索，在这当中又面临着腐败分子的翻案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增强了反腐败的成本。因此，现在组织上由于缺乏着一定的系统性和理顺性，造成了反腐败的组织成本现在有点颇高。

第三，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首先表现为反腐败的法律体系缺乏相关的系统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纲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虽然反腐败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或法规，但缺乏一部系统的统领反腐败工作的法律，缺乏了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长远性，而且零零总总的法律法规容易造成立法上的重复和滞后，不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的高效性，这无形当中也造成了反腐败法律的成本过高。

（三）我国反腐败成本的特性

我们刚才介绍了反腐败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期间，我们30多年的转型期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在一种自上而下为主导的反腐败斗争当中。所以，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历程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改革成本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有着较独特的特性。因此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过程，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巨大转型的过程，我们面临的腐败问题、腐败的规模、腐败的现象、腐败的种类以及腐败未来的发展趋势，它都有着鲜明的改革转型特点的。因此，我们的反腐败的成本构成，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是不可避免性。我们从这样一个转型期间，是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变化过程当中，必然导致政策体制和现在社会的运行的基本情况之间有一定的脱节和空档。所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制度滞后，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投入是不可避免。

第二，反腐败成本具有递增性。何为递增性？由于反腐败的斗争时间比较短，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腐败问题，那无形当中也要加大反腐败成本的投入。第二，随着时间的转移，反腐败斗争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进入到利益的更加集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促进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所以，我们在涉及到集团化的反腐败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也要不断地提升。最后，处在社会发展急剧的转轨当中，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有着新旧两种制度的存在，新制度还没有完善成熟，旧制度还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新旧制度进行至今的摩擦，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增加。

第三，反腐败成本的可控性。所以，我们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目标设定好了，要建立起一个廉洁的政府，要建立起一个风正气清的社会，我们对腐败的投入不是一味地加大投入就好，有一些国家有些先进经验也表明，对于腐败精力和成本的投入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过科学、高效的方法，通过制度化的方法来减少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第四，当前转轨期，反腐败成本的特性是反腐败成本的超经济性。超经济性是指腐败在政治上是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的执政基础的。所以，要在一定的程度下，还是不能单纯地以一个经济的眼光去考察腐败的成本，要站在一个政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五、转型期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博弈

转型期下的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博弈。华勒斯坦曾说过：成功的政治角逐要找到变革的杠杆，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好处。社会转型期下，如何破解腐败的问题是人类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腐败产生的必然性和长期存在性，也可以通过博弈的方法，我们通过寻求这种更有效的经济学上博弈的方法来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效率。

（一）反腐败的纳什均衡

这里面就用“纳什均衡”这样一个博弈的角度来解析和看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博弈论是一种对策论，是当前经济学的重要的分析工具，它是按照人与人之间或最后扩展到不同组织之间的策略的选择。在“纳什均衡”当中博弈论对重要的一个观点和工具，“纳什均衡”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讲了两个囚犯的事，两个囚徒一起做了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那个独立的不能互相通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犯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或供出他们的同伙或保持沉默。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就无法给他们定罪，那警察也明白了这点，那就给他们一点刺激，这两个囚徒如果有一个选择

向警察坦白，背叛另外一个，告发他的同伙，那他可以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按照最重的罪来处罚，而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最后对告发者的奖励。如果这两个囚犯相互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按照最终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那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是选择相互合作还是相互背叛？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应该选择相互合作，保持沉默。但是，对于这样来说，可以是他俩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如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话，那他们就会想，如果选择背叛对方的话，第一，我可能不会吃亏，第二，我可能还会获得利益。所以如果两个人都这么想的话，最后结果是相互举报对方，得到逻辑上最糟糕的报应，两个人都得坐牢。讲这个例子如何来应用到反腐败和腐败的“纳什均衡”？

腐败与反腐败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存在着成本和收益，存在着博弈，那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比较当中存在着博弈，博弈的参与者包括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于委托人来说，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反腐败或放弃反腐败，对代理人来说，代理人的策略是腐败或不腐败。

那将它放在这样一个模型当中来考虑，得出最明显的结论是：当腐败的收益越小，反腐败的收益越高，政府人员腐败的效率越小。如果反腐败的收益提高，政府人员倾向于腐败的概率就提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腐败的成本不断提高，委托人从事腐败的概率就变小，而腐败的收益就不断地提高，委托人投入反腐败的倾向就越高。在这里面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边际收益的问题，腐败收益增大之后，官员腐败的概率就变得越小，这是因为随着腐败的收益不断地增大，委托人因为腐败所造成的损失也在不断地增大。此时，反腐败的收益是在不断提升的，反腐败成本变小了，委托人的反腐败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就随之提高，反腐败的概率就不断地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也被不断地提高，从而抑制了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倾向率。因此，这并不是说对于腐败放之不管，我们就能够提升反腐败的效率，并非如此。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对比当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来说，他腐败的收益小，他反腐败收益高，那他就会选择不腐败。如果反腐败的成本高，那委托人就会倾向于不从事反腐败，就提高了腐败产生的效率。

所以，在腐败与反腐败之间抽象的博弈模型当中存在着一种腐败与反腐败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的机制，这种相互作用依赖于双方的选择，同时又制约着双方的选择，这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用博弈论来进行分析的这样一个基础。它既存在着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又从对方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任何一方对于策略的选择，除了考虑自身的因素之外，还要对博弈对手的行为进行考量和分析。

所以我们就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如某个地区在的腐败分子是100人，反腐败的工作人员为200人，由于该地区进入到转型期，大量的资金和基础建设项目涌入，腐败分子潜在的数量由此增加了50人，那就为了打击这150个腐败分子，那该地区的政府组织投入了300人的力量去打击，这样反腐败工作的总数就增加到了500人。反腐败的力量随之增大，在这样高压的反腐败的力量下，腐败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高，腐败分子的成本增高，在这样的条件下，那150个腐败分子就降成了50个人，那随着腐败分子的数量减少，反腐败工作人员现在数量在增多。维持这500个人的反腐败的工作需要的资源也在不断地增大，也不断地给纳税人造成很大的财务上的负担，反腐败的投入成本过高。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精简机构减少政府投入，那反腐败的人员又调整到了200人。那随着反腐败人员投入的降低，腐败查处的机率在降低，腐败的成本同时也在降低，那导致了新一代的潜在腐败分子又转换为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数量又有了增加，这样又需要新的反腐败人员的投入，这样不断地循环就形成了一个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的这样一种相互循环交叉的过程。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对于腐败，我们要采取零容忍的措施。

（二）反腐败的经济临界点

在反腐败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需要考虑到投入和产出，需要追求反腐败在工作上有这样一个工作的节点，我们要称之为反腐败的经济的临界点。正如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指出那样：“过分注重腐败也会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仅仅在控制腐败所消耗的资金方面，而且会因此而分散注意力，使组织无力顾及其他主要事务。反腐败斗争也可以由于高过了头而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官样文章与士气的低落。”所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于反腐败的成本需要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图，从反腐败的角度我们可以生产出这样一个曲线函数，讲腐败的边际成本曲线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曲线MRB，将横轴表示为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从这个函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中腐败的机率很小的时候，腐败带来社会的危害也很小，这时候MCG在最低点，但随着腐败的机率和规模变大时，腐败的外部效应迅速扩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MCG在增高，那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如果腐败存在机率较小时，对于高能耗、高消耗的反腐败机制的维护成本要变得相对地高一些。在这个条件下，对于反腐败的单位代价是很大的，所以MCB处在一个高位上。那随着腐败活动不断地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机率也变得很高，从而，反腐败的单位成本也相应地降低，这时候MCB在曲线当中处在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维护廉洁政府的边

际总成本由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构成，在函数当中用MCT来表示。所以在函数当中表现为一种U形的曲线，我们称之为A型曲线。这里MCG和MCB相交于A点，在MCT上对应的是B点，这是边际成本曲线MCT上的对低点，那腐败活动的最佳规模点是通过A和B作垂线与腐败数量和规模的横轴交于Q点，从函数上可以看到，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此时达到了最小，但是Q不在0点上，由此可以推出，反腐败的最佳限度不是没有腐败。

那同样，我们从反腐败的角度也可以设定这样一个函数曲线，将腐败的边际成本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MRB，将横轴表示为反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从函数上来看，也有这样一个相交的点，这个相交的点是反腐败的最佳规模点。从这个函数来看，反腐败Q点不是无限大，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也并不是无限大就是最好的，反腐败的规模也不是越高越好，从反腐败的经济活动来说，只有在反腐败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时候，反腐败在经济上就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只有在反腐败的边际成本等同于边际收益时，才能找到反腐败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可以确定反腐败的最佳规模。

所以，如何破解反腐败与腐败之间的“囚徒困境”，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有公交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横行直撞，公交车肇事也有所耳闻，这是目前公交系统不发达，公交运力紧张的局面下，而拥有公交优先的倾斜政策，在公交司机与交警的博弈当中，他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交警处于劣势的地位。当公交车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那肯定是不能处罚的，否则警察就错了，那公交车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如果处罚，如拦下公交车，本来扣下了，让他停下来了，如果涉及到公交车上大量乘客的利益，在上班早高峰有一个公交车违章了，交警把车拦下来，那就耽误了其他乘客去上班，他还会投诉警察。如果不处罚公交车，那就进一步地纵容了公交车司机的违法的倾向性。所以，一旦在实际生活当中公交司机违法违章，警察就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顾客的利益不得不放过违章公交车，与此同时，公交司机也相对轻松，既然违章了，受罚是应该的，一点也不愿望。那如果被抓住了，但是交警没法处罚我，把我放走了，那我就赚了。所以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一旦与交警的处罚发生冲突，公交车司机就会和交警胡搅蛮缠，拒绝受罚，拖延时间，从而引发车上的乘客对于交警的不满与抗议，最后交界不可奈何地就要放过公交车司机。如此以来，公交车司机违章不受处罚，屡试不爽。如果公交车司机守章，而交警给予处罚，公交车司机受到冤枉，交警犯错受罚，他们各自损失都最大。如果公交车司机违章而交警没有处罚，那公交车司机因本应受到处罚，而被放过，对于他而言就收益了。如果交警应该给

予公交车司机处罚，却没有处罚，但因没有人投诉而没有受害，那公交车司机最优，警察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如果公交车司机违法违章，而交警给予处罚，那公交车司机本也本应受罚而没有被冤枉，交警按章给予处罚。但是由于乘客的介入，使得交警受到了投诉。那对于成本收益来说，公交车司机没有收益也没有成本，而交警受到损失。所以，公交车违章，交警不处罚不优势策略。公交车的优势策略是违章，交警的优势策略是不处罚，这个结果是不符合社会运行的。

那如何来破解？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新的机制，在这个公交车和交警的博弈当中，我们就可以引入，可以采取公交的违章计法，采取电子化的计算，违章了，当时不进行处罚，但计入到电子档案当中，每一个月要去交警队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对于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如果存在着成本和收益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的话，那就要对反腐败的结构进行优化，引入新的机制，在破解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博弈关系，降低腐败与反腐败博弈经济均衡点的反腐败投入，就需要引入新的机制，改变反腐败资源的投入资源，优化了制度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群众因素。

制度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环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性质及未来可变动的空间，同时也决定了反腐败斗争可选择的手段、程度、利用的资源和空间。

那社会环境包括反腐败斗争并不能实现在不同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对他国的反腐败斗争简略的复制和借鉴，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来找到适合社会环境的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第三，群众环境，从制度严禁的角度，制度设计成本、制度实施成本以及制度维护成本的方面来提升反腐败成本，它具有科学性和高效性。今天通过对于腐败成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多学科的透视成本，我们知道成本是如何来构成的，如何来进行成本的分析，同时对于转型期间的腐败和反腐败成本之间的作了一个梳理，简单地运用了一些“纳什均衡”理论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分析了一下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困境，也从经济上论述是不是一味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达成对于腐败的控制。所以，我们如何来进行科学高效的反腐，这一讲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讨论。下一讲我们将从更加实践的、具体的角度来看看如何优化当前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这样一种策略和方法，如何构建起这样一种机制来推动更从基础上、成本上更优更好地来解决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或如何来提高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