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贯彻整改

第一篇：律师法贯彻整改

关于《律师法》 贯彻实施情况问题的反馈

一、从多渠道入手，加大宣传力度。一是组织全体律师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律师法》并组织律师以所为单位进行了《律师法》基本知识考试。二是在我区法制广场先后举办了2次“宣传新《律师法》义务咨询日”活动。在活动中，30家律师事务所的近百名律师走向街头，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讲解法律知识、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此次宣传活动共印发《律师法》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展出20余块展板，悬挂宣传横幅10条，律师现场义务解答法律咨询500多人次，为当事人代书11份，接受委托代理案件2件。

充分利用“法律服务进社区，进村屯”、“律师参与信访”等系列活动，向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宣传律师法律法规，介绍律师的职能作用和业务范围，向当事人讲解如何聘请律师、律师服务的内容及怎样处理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深入宣传《律师法》，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通过宣传活动的开展，使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相关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律师制度，关心和支持律师工作。同时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广大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二、不断完善律师行业规范，以制度推动行业自律建设

（一）完善律师学习教育制度，提高律师队伍素质。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岗前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以强化律师思想教育为重点，在律师培训中增加思想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律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宪法教育、律师党员的党章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服务为民、纪律作风和廉洁自律教育，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使我省律师增强政治意识、宪法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坚持律师队伍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对律师事务所贯彻落实行业管理规章制度和文件的情况的检查，制定了定期检查制度。一是律师学习情况（包括学习笔记、业务培训内容和课时）。二是规章制度、文件的贯彻情况。三是律师奖惩。以此推进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和了解各地对制度实施的有关建议。

（三）完善律师事务所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规范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制度；建立律师事务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落实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以示制度”；责任赔偿和职业保障制度等。律师事务所通过建立这些制度从根本上保障执业诚信。

三、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方面有些突破性的规定。通过与公检法机关的沟通和协调，目前我区的律师执业环境有所改善。我区大多数办案机关已能够按时、按章的保证律师会见与阅卷权利，律师来阅卷时，办案机关一般能安排相关人员接待，并陪同复制卷宗，保护相关案卷材料安全等。

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方面有些突破性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状况没有随着《律师法》的颁布实施而发生改变。为此，我们多次组织律师召开律师执业“三难”问题座谈会。同时，积极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协调予以解决。

第一，向立法机关和上级机关呼吁。5月26日，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对我市实施新《律师法》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在市司法局召开了有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市司法局领导和市律协会长重点提出了我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遇到的“三难”问题，呼吁、请求市人大予以协调解决。随后，市人大向各有关单位下发了检查情况的通报，并要求公、检、法等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上报研究处理结果。另外，维权委员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通过调研以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积极向市局、省厅、省律协反映我市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三难”问题。

第二，与公检法机构建立工作协调机制。7月份，由对外交流委员会出面联络，市司法局、市律协与市公安局联合召开了“推动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题座谈会，市公安局法制机构相关领导及各分局法制科负责人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对律师在刑事执业中的“会见难”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初步达成了解决“会见难”问题的工作意见。即西安律师遇到会见“嫌犯”难的障碍时，可与西安市公安局法制处及各区县公安局法制科沟通协调解决。另外，对外交流委员会已与市检察院进行了联系，下一步将要建立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协调联系机制。

第三，协调降低税赋。关于降低合伙律师个税核定税率问题，前一段时间已和省、市税务部门进行了联系，有望在明年上半年解决降低2个点的税率。

第四，保障按时年检注册。大家知道，以往每年都是因上缴省律协会费问题而拖延年检注册工作，影响我市律师正常执业。今年协会早准备、早动手，在市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律管处的大力支持下，年检注册工作按期完成，保证了全市律师的正常执业。在此，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对市局王局长和律管处王处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但要说明的是，上缴会费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还需要我们积极沟通协调。

（一）加大《律师法》的宣传和贯彻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律师法》和律师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改善社会舆论环境，树立律师良好社会形象；司法机关和政府职能部门要深入贯彻《律师法》有关规定，保障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的行使，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依法规范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把律师队伍准入关，加强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从严查处违法执业、取缔无证执业，制止乱收费。加强律师年检注册工作，履行好管理职能。市中级人民法院要与司法行政机关配合，认真研究规范民事代理工作，按照法律要求，对律师、法律工作者之外的其他公民代理，探索实行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备案制度，禁止无正当身份人员有偿代理，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良好秩序。

（三）加强行业自律。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组织要针对律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教育律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端正从业思想，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引导律师自觉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培养大局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强化律师的自律管理，建立律师执业评价制度、行业诚信制度和执业监督机制，严肃查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违法违纪办案问题，杜绝律师向当事人索要钱财、乱收费以及拉拢腐蚀司法人员行为，树立律师整体形象。

（四）重视法律援助工作。让弱势群体有机会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做出的承诺，也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规范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律师协会要组织和引导律师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起法律援助义务，为弱势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五）积极拓展非诉讼服务领域。加强律师专业知识培训工作，提升业务水平，不断开拓公司上市、金融证券、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风险投资等法律服务市场，改变我市律师队伍以参与诉讼为主的局面。律师要主动介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主动为政府、企业当好参谋和顾问，为政府依法行政和企业依法经营提供服务。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民事纠纷方面的调解职能，做好非诉讼调解工作，推动全市社会经济科学、和谐、跨越发展，人们生产生活祥和安定。

第二篇：文山市关于《律师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文山市司法局贯彻落实新《律师法》情况汇报

文山市司法局局长 李燕（2011年8月24日）

尊敬陈副主任、各位领导: 根据市人大工作安排，我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就新《律师法》的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如下，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前，我市共有律师事务所2家，分别为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和天信律师事务所，均属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从2008年的18人发展到现在的38人，辅助人员9人，是全州拥有律师最多的县（市），全市律师事务所年缴纳税金40余万元。律师事务所属新社会组织范畴，在人员进出、使用、安排以及业务发展等方面具有自主权。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实施，市司法局作为主管部门，依据《律师法》及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律师事务所申请设立初审、律师执业初审、律师年检考核、律师违法违规行为初查等方面进行管理。随着律师越来越多的进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参政议政、服务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逐步凸显，逐步成为推动我市民主法制建设、构建“和美文山”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贯彻执行新《律师法》方面的主要做法

（一）加强教育管理，提高队伍素质。为认真贯彻执行新《律 1 师法》，强化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管理，我局按照抓思想、严管理、强服务的思路，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一是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我局结合市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和各类学习实践活动，每年在全市律师行业确定一个主题对律师队伍进行集中学习培训，先后在全市律师队伍中集中组织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工作大局惠民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提升服务社会工作水平”和“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双下乡”等学习实践惠民活动，提高了律师队伍的大局意识和为民服务意识。为提升律师的业务水平，每年都有计划地组织律师队伍开展各类业务培训和讲座。三年来，我局先后集中组织律师举办了《物权法》、《律师法》、《律师形象和律师文化》等8场知识专题讲座，进一步促进律师执业水平的提升。二是加强律师党建工作。党的领导是社会法治理念的精髓，在律师特殊的行业，强化党的领导尤为重要。为使全市律师更好地服务全市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群众安居乐业，我局于2003年5月成立了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健全了支部班子，负责组织各所的教育学习、评先创优、职业执纪规范等工作。同时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作为推进律师工作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各类学习实践活动为依托，组织开展了各类主题教育学习实践活动，推进律师工作向前发展。三年来，我市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先后被省、州、市定为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单位和创先争优、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 2 动示范点，充分体现了上级领导对我市律师工作的关心和对我局律师工作成绩的认可。此外，杨柏王和天信律师事务所均被批准为实习律师定点实习单位，为我市律师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实现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健全自律机制，规范依法执业。新《律师法》颁布实施以来，为充分保障和维护我市律师行业良好形象，督促律师依规办事、依法执业。我局建立完善了《文山市律师代理重大案件报告、登记、备案制度》、《文山市律师代理群体性、敏感性案件报告制度》、《文山市律师代理重大敏感案件协调会商制度》等规定，切实加强了律师在代理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案件的管理和审核，杜绝律师代理案件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建立了《文山市律师代理案件质量监督制度》和《文山市律师代理案件回访制度》，加强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的监督，提高广大律师承办案件的责任心和案件代理质量；按照奖惩并重，保罚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文山市投诉律师处理工作制度》，对违反律师法等法律以及职业规范的行为坚决予以处理，决不护短，同时对遭到恶意投诉的，坚决公开调查结果，还被投诉律师以清白。近3年来，我局共收到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投诉3件，经查实，2件为当事人恶意投诉，1件为我市谢启达律师违反规定私自收取代理费，我局已督促其退还了私自收取的代理费28万元，建议上级律师主管部门给予了惩戒，并由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对其进行了 3 解聘，有效地促进了律师依法执业。同时，我局还将公务员目标责任考核制引入律师管理制度，由法律服务工作管理科负责具体考核工作，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执业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并在全市律师中进行公示，促使全市律师行业形成“赶、帮、超”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新《律师法》颁布以来，为让广大执业律师充分认识掌握新《律师法》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我局多次组织市属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以“三个一”为主要内容，开展“学新法、强管理、促发展”活动。一是召开一次动员会。要求各科室，特别是律师事务所要认真组织开展学新法活动，狠抓落实，注重实效，防止走过场。二是开展一次座谈会。新法颁布后，我局组织2个律师事务所14名律师召开座谈会，就修订后的律师法中关于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以及增加的律师执业人身保护权、律师执业言论责任豁免权等，结合自身的感受进行了交流研讨，对广泛开展学习贯彻《律师法》的活动发表了意见。三是举办一次专题宣传。我局于2008年6月中旬组织执业律师在休闲广场举办了新《律师法》法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单、展板、法律咨询等方式，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律师制度的社会功用，扩大律师工作的社会影响。各律师事务所也通过各种方式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律师法》的宣传工作。杨柏王律师事务所通过创建门户网站，向网民宣传新《律师法》，宣传 4 律师工作，宣传律师事务所形象。律师个人则以网络为平台，以博客形式开辟律师专栏，为网民答疑释惑、分享从业经验、传播业内动态。此外，我局还以全市法制宣传平台为依托，发放印有新《律师法》的宣传资料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广泛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加强服务管理，提升公信力度。我局积极引导律师参政议政，服务“两强一堡”建设大局，保障民生权益，不断彰显律师行业的公信力，为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是服务经济发展。组织律师为企业投资立项、项目洽谈、签订合同等各项事务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为企业改制、招商引资、工程建设等领域提供法律论证，促使政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促进文山市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服务环境。目前，我市执业律师共为39家企业担任法律顾问，三年来共为40余家企业办理各类案件7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达6000余万元；为企业制定合同文本、发展规划、安全管理制度等400余份。二是维护社会稳定。我局以“创建平安和谐文山”活动为抓手，引导律师参加涉法信访接待、参与重大维稳案件代理和开展送法进社区（村）活动，积极发挥律师在服务社会稳定中的特殊作用。三年来选派18名执业经验丰富的律师，参加市委、政府的“涉法信访接待日”工作，积极配合市委、政府领导做好大接访活动，参与处理了百货公司退休职工拆迁纠纷、文新综合市场合同纠纷 5 等重大涉稳事件。三年来，共组织律师参与信访值班42天，接待信访案件24件1163人次，引导950名信访当事人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了信访问题，协助处理重大群体性涉法案件9件，为促进全市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为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担任法律顾问，当好政府法律参谋和助手，积极参与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参与起草相关法律文件，依法为政府各项工作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进行涉法论证，为政府排忧解难，促进政府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四是服务社会和民生。密切关注民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发挥律师贴近基层、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律师参加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提交议案、建议和提案，着力反映和解决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年来，党代表沈连康律师、政协委员杨启献律师、孙建文律师先后撰写了《关于加强城区疾病预防和控制》、《加强文山城区社会治理》等10余个人大议案或政协提案，得到了市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或采纳。组织律师参与了“法律六进”活动和“法律服务边疆行”、“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双下乡”等大型法制宣传和服务活动。三年来，全市律师共代理各类案件2585件；为弱势群体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0件，解答法律咨询2万余人次。

二、贯彻执行新《律师法》存在的问题

法律服务的市场管理仍不够规范，少数律师受利益驱动，片 6 面追求经济效益，违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影响律师队伍整体形象。律师业务发展不均衡，非诉讼业务开展不够充分。律师业务工作中的“三难”问题不同程度存在，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进一步贯彻执行新《律师法》的打算和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律师法》的宣传力度。一是在全社会加强宣传新律师法，同时对律师职业特点、执业规则、执业纪律以及律师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关系等人民群众了解不深的问题进行重点宣传；二是组织开展市级评先创优工作，表彰在服务民生、服务发展、社会公益、职业道德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律师，树典型、塑形象；三是多渠道开展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类媒体和平台，宣传律师维权的典型案例。

（二）进一步引导区域法律服务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市法律服务业发展很快，律师事务所作为一种新社会组织，具有低能耗、高收益等职业特点，全市律师事务所38人年创收超五百万元，利税达40余万元，这表明法律服务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服务产业，如何引导、规范这个市场、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我市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须关注的重点的问题，作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提升法律服务的档次和水平很有必要。

（三）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律师队伍的管理自律是基础，监管是保证，必须依靠行业自律及行业监管强化队伍建设。一是内部自律以律师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为主，要表扬 7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律师，引导和带领行业发展；二是将行业监管作为律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补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律师管理的各项制度，提高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律师的权威和公信力。

（四）进一步发挥律师服务社会的价值功用。加强法律援助与律师救助工作的有效衔接，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得到公平的法律保护。积极鼓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提升律师的社会影响力；组织律师参与普法宣传活动，积极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建议，积极参与执法大检查、涉法涉诉接访等工作，依法帮助化解社会矛盾。

第三篇：律师法相关知识点

1.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修正 2007年10月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公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2.律师是指经过考试或考核，取得执业资格，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参见《律师法》条2）

(1)律师概念的演变：国家法律工作者（原1980年8月26日《律师暂行条例》）——→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1993年12月《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

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司法）制度之一种，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关于律师的性质、任务、活动原则、权利义务、业务范围、执业机构和管理体制等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总和。

(2)律师制度的性质。a,律师制度的本质属性。法律（司法）制度之一部，是国家为使其法得以很好实施的必要安排。b,律师制度的阶级属性。律师制度是有阶级性的，大体可分社会主义律师制度与资本主义律师制度两类。

(3)律师制度产生的国度：古罗马。原因：a古罗马的经济是人类第一个典型的商品经济；b古罗马是古代少有的民主政治国家；c古罗马的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立法较健全；d古罗马的诉讼模式为对抗制（辩论式、当事人主义）。

(4)《律师法》的基本原则（见《律师法》条1、3）:a遵守宪法和法律；b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c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d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e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f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监督。

3.仲裁委员会是以仲裁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仲裁争议，以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的组织。仲裁委员会的性质，我国《仲裁法》第15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因此我国仲裁委员会的实质和多数国家仲裁机构的性质一样，是公断性质的、非政府性的专门仲裁组织。

4.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

5.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律师法》33条，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刑诉》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6.律师在起诉阶段的权利：《律师法》34，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7.律师在行政诉讼中的权利：《律师法》32.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

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34.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35.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36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依法受到保障。37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1]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

8.《仲裁法》53.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可以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9.第34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第35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第36条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第37条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

因回避而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后，当事人可以请求已进行的仲裁程序重新进行，是否准许，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也可以自行决定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10.资本主义时期的律师制度:(一)英国 1679《人身保护令》

（二）美国 1791《权利法案》

（三）法国 1808《刑事诉讼法》及1876《代言人规则》

（四）德国 16世纪末17世纪初引进罗马律师制度，1878年《国家律师法》 11.《律师法》5.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

（四）品行良好。

7.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

的除外；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 证书的。（看律师法：5--13）12.《律师法》43--46 13.《律师法》15.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有三名以上合伙人，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

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

14.《仲裁法》58--61条 15.案例题

仲裁的受案范围：第2条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 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仲裁协议：16--20 执行：62--64

撤销：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和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都是《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的规定。其具体包括：

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2.被申请人没有收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律师相关理论：

我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特征为：.律师制度以国家法制的确认为前提.律师的业务活动是服务性质的，不带有强制性.确立律师制度必须明确律师的性质、资格、执业、权利义务、管理机构、业务范围、惩戒规则、法律责任。

律师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奴隶制时期。近代律师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确立起来的。我国律师的性质，有三种观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暂行条例）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法）律师的业务范围：看法条

律师开展业务应遵循的原则：《律师法》3条 律师执业的申请 律师的权利与义务 律师的法律责任

律师的职业道德：1.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2.忠于法律和事实3.坚持原则，维护正义4.道德高尚，廉洁自律5.诚实信用，尽职尽责6.保守职务秘密7.尊重互助，公平竞争 8.勤于学习，提高素养

律师的执业纪律规范：1.律师在其工作机构的纪律（1）律师应遵规守纪，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2）不得私自收案、收费及收取额外礼酬。（3）不得拒绝或疏怠应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4）不得违反收费制度和财务纪律。（5）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执业。

第四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经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修订，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的权利，有些权利已经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一、《律师法》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相关权利的规定 《律师法》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权。《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本条取消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

（二）依法行使辩护权。《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基本一致。

（三）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权。《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相比，不仅删除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的“后”字，从而使律师介入刑事侦查的时间提前了，而且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批准、不限次数、不被监听。

（四）查阅案卷权。《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本条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律师阅卷范围，由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大到“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由法院受理之后的“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扩大到“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五）申请取证或者证人出庭作证权。《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相一致。

（六）享有自行调查取证权。《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相比，取消了律师必须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才可以调查取证的规定；取消了律师需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规定；取消了律师需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规定。今后，律师只要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即可调查取证。

二、律师行使相关权利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

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行使相关权利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对刑事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及挑战也不可忽视。

（一）律师会见权的影响

从《律师法》的修改看，律师会见权可能对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五个方面的影响：

1、强化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等候律师“营救”，从而增加了讯问破案难度。

2、讯问施谋受到影响。侦查与反侦查是一种智力较量，侦查部门往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其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就可能对侦查人员“那一套”产生怀疑，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

3、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趋于不稳定。律师介入侦查讯问，由于没有明确规定会见时间，并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如何交代所做的事情，既有足够的时间与律师商量，又会经商量分析而更加明白自己行为及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进而对自己的供认经利害分析而发生心理动摇，出现供述不断反复。

4、证人证言可能趋于不稳定，证人拒绝作证现象可能增多。律师会见并了解有关案情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特别是关键证人、污点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各种作证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证人对已作证言经利害分析可能发生心理动摇，出现证言不断反复，一些证人经过律师点拨，可能拒绝作证，以致侦查部门很难找到这些证人作证，最终增加揭露、证实和打击犯罪的难度。

5、讯问拓展线索难以保密。目前，团伙犯罪比较突出。在律师介入后，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因政策感化而揭发立功的有关线索已无密可保。如果律师不自律或者出于某种意图，这些线索就可能被泄露出去，影响公安机关对全案的侦查。

（二）律师阅卷权的影响

从案件诉讼和处理讲，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犯罪事实最终是要围绕证据来认定和落实，没有足够证据或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案件的认定及处理都将受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一是全案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就将影响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二是有罪证据材料与无罪证据材料。如果证据材料没有全面收集，特别是忽视无罪证据材料的收集，也将影响对案件的定性处理。三是案件细节问题。如果没有查清楚犯罪事实的细节，就会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所取证据最终失效。四是不规范取证甚至违法取证，使证据存在瑕疵，最终会影响所取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其失效。就刑事侦查来说，因律师可以查阅所有案卷，对刑事侦查尤其是调查取证存在的问题将一目了然，难免会增加检察机关在庭审阶段的抗辩难度，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材料的要求更严格，将会促使侦查与起诉更趋紧密，导致侦查阶段起诉化、审查起诉阶段审理化，对公安机关刑事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影响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刑事侦查的影响主要有：

1、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

2、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不对称。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３、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甚至翻证现象多发频发。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也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法》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介入在刑事诉讼的执业领域和活动空间，明显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度，律师的权利与过去相比得到了扩张。律师的“三权”（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对于新法赋予律师的会见权，他提出，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规定律师会见所有犯罪嫌疑人一律仅凭“三证”。一些特殊性质的案件，如“涉黑”与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嫌疑人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涉黑”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一旦消息走失，侦查难度和阻力将会很大。如果律师过早地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则可能影响案件的侦查，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更须如此。

此外，他还指出，关于会见时间的安排，新律师法的规定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各方面的资源性条件有限，公安机关不好安排。不可能律师随时要求会见嫌疑人，公安机关均立刻予以满足。另一方面，新律师法的规定不够明确，也不利于保障律师权益。

对于“律师会见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规定，金淮明认为，考虑到实践中，个别律师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有意识地引导犯罪嫌疑人改变口供的现象时有发生，从维护嫌疑人和受害人合法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侦查机关应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在场权。

最后，金淮明表示，新律师法的实施势必对公安机关的执法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提高办案水平。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以往，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如果把关不严，出现执法不规范或影响诉讼质量的现象，由于律师不能阅卷而事先不会掌握，公诉机关发现后予以纠正，只影响到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考评。新法实施后，如果类似问题被律师发现，影响的则是证据的效力，产生的是罪与非罪的后果。由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自由会见，经过双方多次接触和信息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反侦查能力有所增加，较之以往，口供难突破、难固定，更不能排除“零口供”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性，公诉机关的起诉风险增大，指控难度增加。

其次，引导侦查效果减弱。新法实施后，律师的自由会见权，使律师和侦查人员、公诉人第一次接触犯罪嫌疑人开始，控辩双方就站在同一时间平台上开始竞争，那么，公诉人先前占有的时间先机和优势不复存在，引导侦查的效果势必有所减弱。

第五篇：律师法论文

律师法论文

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以委托辩护为参照

学院：哲学与法学学院 姓名：刘硕 班级：法学091 学号：2009092024

一、导论

（一）概念性框架：“客观职守型援助”与“合理有效性援助”

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委托律师辩护，另一种是刑事法律援助。后一来源的主体即是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委托辩护权由被告人自由行使，而指定辩护权首先与案件的严重性，进而与被告人的经济贫困状况紧密相关[1]。从产生背景看，指定辩护制度是平等权利和正当程序主张的必然要求。从程序平等角度，任何被告人，尤其是经济贫困的被告人都应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而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律师辩护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辜者被错误定罪并促进公正审判{1}。诉讼实践中，如果没有指定律师的帮助，相当比例的被告人将无法为自己进行有效辩解，更不可能抗制公诉机关的指控、调查与质证。这意味着，从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角度，国家不仅仅要为适格的被告人提供免费的律师援助，还应当提供合格的辩护律师。

这就涉及指定辩护的最低质量标准问题。理想状态下，从权利保障需要角度，指定辩护应与委托辩护作用相当，适用统一的律师辩护质量标准。在我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指定辩护律师必须为受授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2]。至于标准为何，则不够明确。综合已有的法律、法规，可以将指定辩护的质量标准大致概括为“客观职守型援助”。它包括“客观辩护”与“职守辩护”两方面的要求。客观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35条、《律师法》第31条。职守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当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其制度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21条。上述两项要求各有侧重，前者指向客观的辩护过程，既适用于指定辩护，也适用于委托辩护；而后者强调辩护律师应遵守作为政府委派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主要适用于指定辩护。可见，在现行法框架内，如果仅考虑辩护过程，指定辩护的质量标准与委托辩护没有区别。由于指定辩护律师具有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接受政府指派人员的职业身份，因此，对其职业道德要求更多的是一种政府管理机制，与客观辩护并不矛盾。

在美国，无论是委托辩护还是指定辩护，都适用于“合理的有效性帮助”（Reasonably Effective As-sistance）标准。早在Powell v.Alabama（1932）案中，最高法院即指出，指定辩护人如委托辩护一样，也必须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3]此后，在McMannv.Richardson(1970)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被告人有权“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能力限度之内”，获得“合理的合格”的建议。[4]上述判决促使下级法院运用更高的标准去审查辩护律师的能力。自此，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法院，均采纳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以要求律师按照McMann案的标准执行或者提供“合理的有效帮助”，其具体的职责要求包括：调查所有重要的事实，较高频度地会见当事人，以及询问所有潜在的证人{2}。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州曾区分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辩护，适用不同的有效辩护标准。例如，德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在传统上对待指定辩护与委托采用的是一种“分叉审查”的标准：指定辩护适用“合理有效性标准”，而委托辩护审查的重点则为是否存在“当事人不注意时或者违反法律责任的不当行为”。这种标准经由Ex Parte E-wing（1977）案加以确认。[5]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即推翻了上述标准。在Cuyler v.Sullivan(1980）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州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时应当遵守第十四修正案的目标，因此，所有法院必须运用同样的标准审查无效性抗辩，而不能区分是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6]有效辩护标准最终演变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1990年9月，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6条强调，“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的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

如上所述，尽管现代刑事诉讼对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的质量要求相当，但在实践中，它们有其不同的顾客关系与律师来源，这很可能导致律师作用的发挥程度会有所不同。顾客关系方面，指定辩护源于法院指定或政府委派，律师与政府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而委托辩护基于被告人或其亲属与律师之间的契约。在指定辩护的“顾客关系”中，辩护律师直接服务于被告人，但其最终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委托辩护的“顾客关系”中，辩护律师应忠诚于被告人的个人利益。相比指定辩护，委托辩护的“顾客关系”更加密切。律师来源方面，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有着“大众消费”与“奢侈消费”的区别。申言之，法院或政府提供的指定辩护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具有“批量供应”的特征；与此不同，委托辩护是被告人及其亲属基于市场考察、质量比较，进而通过自愿、平等的交易而产生，具有“个别化服务”的特征。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为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设定完全相同的质量标准显然过于理想化。按照上述逻辑，指定辩护的实际效果在整体上很可能不如委托辩护，但无论如何，都应满足公正审判的底线要求。

（二）中国问题与既往研究

在我国，指定辩护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在性质上属于“任意辩护”范畴。[7]1979年《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但范围较窄。[8]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指定辩护范围，[9]相应地，1996年出台的《律师法》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指定辩护制度的有力支撑。近三十年来，指定辩护或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在1986年，全国法院指定辩护案件仅有91944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8%，占当年所有律师辩护案件总量的7.2%；而至2007年，指定辩护案件增至118 946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2.7%，占当年律师辩护案件数量的24.0%。[10]上述数据表明，指定辩护在刑事辩护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尽管如此，对于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发挥程度，官方与民间看法相去甚远。总体而言，官方认为，指定辩护整体效果较好，而学者们多认为其作用相当有限。

对于指定辩护作用，司法部采用“辩护意见采纳率”作为统计指标。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辩护意见被全部采纳、部分采纳和未采纳的三项分别占36%、45％和19%，全部采纳和部分采纳合计81%{3}；而到2008年，辩护意见被全部采纳和部分采纳比例上升到91%。{4}如果上述数据属实，指定辩护效果可谓相当显着。而由结果推诸过程，可以认为指定辩护律师在会见、调查取证、庭审辩护方面作用较大。

北京市律协的一个课题组于2002年7月在北京地区的调研采用了“辩护意见采纳率”、“会见率”和“取证率”作为评估指标。在辩护意见采纳方面，无罪辩护的成功率虽然比较高（94%），但和刑事案件总数相比数量却微乎其微（5%）；作罪轻或减免刑罚辩护的案件虽然比例比较大（69%），但成功率却不高（43%）。会见方面，58.7％的律师全部会见过被告人，有些律师只是部分会见或者压根没有会见过被告人，只有9.8％的律师经常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方面，所有案件都进行调查的只有12.4%，完全没有调查、基本没有调查和很少调查的合占72.2% {5}。相比上述调查，李宝岳和孙洪坤的调查结论更加消极。李宝岳负责的调研小组于2004年7月在云南四个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援助律师基本上无力调查取证，一般都会见了被告人，阅卷权受到一定限制{6}。孙洪坤于2005年在安徽淮北市法律援助中心、中级法院进行了调研，访谈中，相当比例的法官、律师认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对案件处理影响不大{7}。

从方法上看，司法部的数据源于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上报信息，而地方机构的统计采用办案律师自由填写方式，不排除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为了突出辩护效果而夸大填写的可能性。相对而言，其他三项民间调查由中立的学者亲自进行，尽管数据来源不完整，但可信度较高。这三项研究揭示的共同问题是，指定辩护或援助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如果按“客观职守型援助”标准加以衡量，相当比例的指定辩护并不符合要求。何以如此？三项研究揭示的原因主要有：援助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办案经费不足，援助律师的责任心不够，法院对刑事法律援助不够重视。[11]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材料

以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为主题，以“客观职守型援助”为理论视角，本文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化。本文将系统地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具体表现怎样？哪些因素制约了其辩护效果？以提高指定辩护效果为目标，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近期或远期可如何应对？本文将采用系统、实证的方法展开研究。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以委托辩护为参照，得出的结论偏重于现实主义；而既有研究将指定辩护的实践与规范进行自我比较，得出的结论较具理想色彩。在这种研究范式的背后是两种截然有别的逻辑前提：本文的预设则是，指定辩护制度无法脱离辩护制度的系统架构，因而指定辩护律师应以委托辩护律师为角色样板，其理想的辩护效果也应以委托辩护为目标，使之最大程度接近于委托辩护。而既有的研究假定，在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下，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具有无限可能性。

第二，以一个相对封闭的县级司法辖区为样本进行研究，虽然区域较小但其变量更易控制、数据误差较小；既有研究的调查区域虽然更广，但变量更加复杂、不易控制。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相对普适性，笔者选择的调查地区为西部某中心城市的一个郊县D县。无论从经济、社会水平等宏观背景因素，[12]还是案件数量、律师资源等微观外部条件考察，[13]在全国范围内，D县均居中等水平。故而，对D县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同时，调查对象从律师、法官扩展至在押人员、检察官，具体方法上同时采用主观调查（问卷、访谈）和客观调查（统计、档案），力求调查内容更全面、深入、真实。

第三，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既吸收了既有研究的合理成分，又参照了国外相关研究，[14]并结合实际的调查条件而有所拓展。具体而言，笔者将建立一个兼顾客观效果与主观效果，以（客观效果的）过程作用与结果作用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基本结构如下：(1)客观性指标，指可通过客观数据度量的指标，包括过程作用指标和结果作用指标。“过程作用”指律师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对诉讼进程的推进作用，具体包括会见、举证、质证的频度、内容、方式，辩护意见提出的频度、意见内容，以及庭审耗时等情况。“结果作用”指律师辩护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影响，具体通过辩护意见采纳率、定罪率、无罪判决率与撤诉率、量刑的刑种与量刑幅度等情况表现出来。(2)主观性指标，即诉讼主体的主观评价指标。来自在押人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体包括对律师辩护作用的总体评价及其原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