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材料计算研究进展（共五篇）

第一篇：国外材料计算研究进展

摘自：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012年第18期

国外材料计算研究进展

编者按：材料计算学是一门前沿交叉学科，在提高材料高级科学发现、缩短材料开发和产业化周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都非常注重材料计算与模拟的发展，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计划和项目。特别是2011年6月美国发布“材料基因组计划”后，引起了各国对材料计算与模拟的进一步重视。我国也于2011年12月召开“材料科学系统工程”香山会议，重点研讨材料计算与模拟的发展。本期专题主要从国家和主要研究机构的角度对最新的材料计算与模拟研究进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前言

随着计算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材料科学与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力学诸多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计算材料学。计算材料学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根据材料科学和相关科学基本原理，通过模型化与计算实现对材料制备、加工、结构、性能和使役行为等参量或过程的定量描述，理解材料结构与性能、功能之间的关系，引导材料发现和发明，缩短材料研制周期，降低材料过程成本。计算材料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计算模拟，即从实验数据出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及数值计算，模拟实际过程；另一方面是材料的计算机设计，即直接通过理论模型和计算，预测或设计材料结构与性能。材料计算与模拟在材料性能设计、节约材料与节能、加快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材料计算与模拟一直以来受到各国的重视，特别是2011年6月，美国“材料基因组计划”的发布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引起了众多国家和研究机构的关注。美国

美国在材料计算与模拟领域部署了多个大型项目。美国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国防部等多个政府机构都部署了相关的研究计划和项目，并有高级计算科学研究中心、能源前沿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和基础设施。

2011年6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超过5亿美元的“推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通过政府、高校及企业的合作来强化美国制造业，“材料基因组计划”(“材料基因组”是一种新提法，其本质与材料计算学类似)是上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超过1亿美元。“材料基因组计划”意欲推动材料科学家重视制造环节，并通过搜集众多实验团队以及企业有关新材料的数据、代码、计算工具等，构建专门的数据库实现共享，致力于攻克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厂这个放大过程中的问题。“材料基因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旨在通过高级科学计算和创新设计工具促进材料开发，建立了Materials Explorer、Phase Diagram App、Lithium Battery Explorer、Reaction Calculator、Crystal Toolkit、Structure Predictor等基础数据库，并不断地进行软件升级和数据更新。在该计划下，麻省理工学院G.Ceder领导的研究组开展了高通量计算材料设计等研究。

美国能源部主导的“材料和化学计算创新项目”重点关注以下7个研究方向：①极端条件材料；②化学反应；③薄膜、表面和界面；④自组装与软物质；⑤强关联电子系统和复杂材料、超导、铁电、磁材料；⑥电子动力学、激发态、光捕获材料和工艺；⑦分离和流体工艺等。始于2001年的美国能源部“高级计算科学发现项目”，是开发新一代科学模拟计算机的综合计划。在新材料设计、未来能源资源开发、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改进环境净化方法以及微观物理和宏观物理方面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8月，美国能源部提供3.77亿美元在全国各大学、国家实验室、非盈利组织、私营企业建立46个能源前沿研究中心。旨在利用纳米技术、高强度光源、中子散射源、超级计算机及其他先进仪器方面的最新发展，解决太阳能、生物燃料、交通运输、能源效率、电力存储和传输、洁净煤和碳捕获与封存，以及核能源方面的关键问题。材料计算模拟在该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1世纪科学与工程网络基础设施框架”旨在开发和部署综合的、集成的、可持续的、安全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计算和数据密集型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和教育，解决复杂科学和社会问题。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网络社区、新的计算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访问和链接；还包括2个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纳米技术、纳米制造、材料科学、数学和统计科学、化学、工程、软件应用等领域的材料(物质)设计；能源、环境、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活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导的“计算纳米技术网络”重点的研究方向包括纳米生物技术与器件的计算和模拟工具、纳米制造计算和模拟软件、纳米工程电子器件模拟等。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是美国从事测量科学和标准化领域研究的最大机构，使美国具备了领先的测量水准以及测量工具和设施。该研究院的材料计量实验室、纳米科技中心从事针对纳米材料、生物材料和能源材料等先进材料的标准与科学计量研究，并建有参考材料和标准参考数据库。在2012年的预算中，纳米产品制造相关的科学计量和标准开发投入达到952.6万美元，产业相关新材料的投入达到1424.2万美元。在“材料基因组计划”中，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导的“先进材料设计”项目将针对标准基础设施、参考数据库和卓越中心的发展，使材料的发现和优化计算建模和仿真更可靠。

早在2003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针对美国国防部对材料与制造研究的需求进行了研究，并推荐将计算材料设计研究作为投资的主要方向。2010年春季，美国国防部确定了6个基础研究子领域用于服务军队，其中计算材料科学是其中之一。而在“材料基因组计划”中提出，美国国防部将重点投资计算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材料性能满足广泛的国家安全需求，在材料防御系统保持技术优势。陆军研究实验室、海军研究办公室和空军研究实验室将共同进行该项目研究。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材料科学部设有材料设计计划，旨在对材料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并对其性能和稳定性予以优化。计划的一个重点领域是表面和界面工程，另一个重点领域是适合维度下材料的原地和异地分析方法开发。海军研究办公室下属的材料科学与技术部成立有计算材料科学中心，目前针对计算生物物理、计算方法、能源存储、磁性材料、磁性半导体材料、材料机械性能、量子信息、辐射材料、超导材料、界面和表面展开研究。

美国的其他研究机构和基础设施还包括美国能源部的高级计算科学研究中心、能源前沿研究中心、能源科学网、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国家计算科学中心及橡树岭领先计算设施(OLCF)、阿贡国家实验室的领先计算设施(ALCF)、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国家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院材料科学计算与分析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康奈尔大学先进计算中心计算材料研究所等。欧盟及其成员国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下的“纳米科学、纳米技术、材料与新制造技术”(NMP)主题研究领域，在其最新工作计划“Work Programme 2012”中并没有将材料的计算、模拟等技术单独列出，但是，该计划仍然认为，无论纳米科技还是其他材料，表征、设计、建模与模拟等技术对于理解和控制材料性质都非常重要，并在工程纳米粒子的毒性研究、纳米材料的精确合成、多材料复合、自修复材料、高温电厂用先进材料、离岸风涡轮机叶片材料等领域提到了材料的设计和建模概念。

欧洲科学基金会下的“研究网络计划”中，有关材料模拟的计划有“材料从头计算模拟先进概念计划”、“生物系统与材料科学的分子模拟”计划等。前者致力于开发凝聚态材料在原子层级的“从头计算”计算方法；后者关注开发计算工具，用于了解生物系统以及人工纳米材料的介观结构。

欧盟的研究机构包括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计算科学工程部、英国爱丁堡大学凝聚态物理研究组、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理论化学与计算材料研究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等。

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计算科学工程部主要研究计算生物学、计算化学、计算工程、计算材料等，在材料性能的计算机模拟方面，重点是第一性原理计算模拟方法，与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展了表面界面合作计算项目、全球同步加速器研究理论网络开发方法、平面波赝势方法与高性能计算机等。英国爱丁堡大学凝聚态物理研究组下设统计力学与计算材料物理方向，其主要研究领域有材料缺陷和纳米结构、分子物理、非平衡相变等。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理论化学与计算材料研究小组主要进行富勒烯等大分子的密度泛函模拟、金属离子系统、原子与分子碰撞理论等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提出位错动力学方法用于实际材料的变形，如疲劳、蠕变等，并对大量位错的自组织结构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力学性质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研究，给出整体位错群的结构演化，可同时处理大量位错的集体行为。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研究晶体辐射损伤缺陷对材料强度的影响，塑性形变局域化等的形成机制。通过这类位错动力学模型，人们对位错集体行为获得了更深入的了解。

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在计算材料设计方面的主要研究有：多尺度从头计算，半导体纳米结构电子和光学性能多尺度模拟，金属储氢第一性原理研究，表面和相图中被吸附相的从头计算研究，铁铝合金第一性原理研究，生物钛合金相稳定和机械性能研究，铁结构与磁性的从头计算，铁材料中C-C相互作用的第一性原理研究，形状记忆合金温度效应的从头计算研究等。日本

日本的材料计算模拟研究与材料开发相结合的特色突出，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均部署了相关的战略和计划。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各研究机构均有专门研究中心和团队。

日本文部科学省2002年启动了“生产技术先进仿真软件”的开发，目的是在纳米生物技术、能源和环境领域开发出世界一流的软件。研究课题包括：(1)下一代量子化学模拟；(2)量子分子相互作用分析；(3)纳米级器件模拟；(4)下一代流体动力学模拟；(5)下一代结构分析；(6)问题解决环境平台；(7)中间件高性能计算。2009年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联合推行“分子技术战略”，主要研究课题包括电子状态控制、形态结构控制、集成和合成控制、分子离子传输控制、分子变换技术、分子设计与创造技术等。

日本科学技术未来战略研讨会提议的“间隙控制材料利用技术”研究于2009年10月26日起实施。“间隙控制材料设计和利用技术”是本计划的重要研究课题，主要有3项研究内容：(1)间隙控制材料设计与合成：优化性能；(2)间隙技术的实现差距：促进应用；(3)通用平台技术：观察分析技术、原理。文部科学省“实现能源安全的纳米结构控制材料研究和开发”战略、“柔性、大面积、轻量、薄型器件基础技术研究开发”等项目都涉及材料计算设计和模拟。

日本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计算科学研究所、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计算材料科学实验室、东北大学材料计算中心等。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下设计算科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有纳米科学与技术的模拟技术、计算机辅助材料设计、能源与环境模拟技术、生物模拟技术、模拟技术基础理论以及集成模拟系统。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设有先进计算科学研究所、仁科加速器研究中心、下一代超级计算机研发中心等。计算材料科学中心重点开展纳米材料等新型材料的合成与模拟研究，主要有第一原理模拟、材料性能理论、热力学模拟等研究小组。

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结合高温钛合金、贵金属耐热合金、超级钢、纳米结构与分子开关等实验研究计划开展了深入、持续的计算材料设计研究。研究所设有计算材料科学中心，主要研究目标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和预测材料的现象，多尺度分析裂纹扩展，纳米材料的仿真技术，材料超导电性和磁性等现象的理论认识，计算机模拟材料的辐射损伤，晶界和界面的分子动力学研究，材料设计虚拟实验平台系统。涉及金属间化合物，材料的表面/界面科学，纳米材料，材料科学的计算机设计与仿真，分子动力学，新材料的超导性理论，纳米器件材料，超高频波装置，发展先进的仿真技术，高温超导体，计算机模拟方法，纳米技术材料，热障涂层材料，材料设计系统的显微结构和性能，计算机模拟的微观组织形成等。

东京大学计算材料科学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计算材料科学、计算材料工程、计算凝聚态物理、计算化学等。使用的材料计算方法主要有从头计算、分子动力学和紧束缚方法等。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的材料设计与表征研究室也主要进行新材料材料的设计、合成与表征。主要包括两个研究部门：材料设计部和材料合成与表征部。

东北大学材料计算中心改进计算精度和新型纳米结构与分子器件设计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工作。金属材料研究所下设材料设计研究部，有晶体缺陷物理、高纯金属材料、材料计算模拟、核辐射效应及相关材料、核材料科学、核材料工程、电子材料物理、先进电子材料科学等研究组。其中材料计算模拟研究组由川添(Kawazoe)教授领导，该小组主要进行凝聚态物理、量子化学、材料科学领域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新加坡

新加坡的材料计算与模拟主要研究机构有新加坡高性能计算研究院、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材料科学研究等。

计算材料科学与工程是新加坡高性能计算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任务是预测、探索和认识材料的根本性质和结构，通过采用新的计算办法，开展原子建模、分子模拟、材料信息学等基础研究，以开发先进的电子产品、绿色能源和材料。其开发的APEX(Advanced Process Expert)数据挖掘技术已被用于解决工业问题。研究内容包括：计算化学、多尺度建模、固态电子学和纳米结构等。具体研究方向包括：(1)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集流器；(2)贮氢(锂离子氮化)；(3)生化过程模拟；(4)微生物燃料电池的过程建模与设计；(5)燃料电池系统与新燃料的模型开发；(6)紫外/蓝光发光二极管；(7)多铁性材料；(8)硅纳米线；(9)自旋电子学；(10)界面研究；(11)铁电聚合物的多尺度建模模拟；(12)InxGa1-xN合金的热力学研究；(13)分子电子学研究；(14)光催化剂；(15)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材料科学研究组主要开发和利用模拟软件来预测、解释和探索材料的特性、结构和行为，研究的材料包括自组装体系、半导体、形状记忆合金、金属间化合物等，研究的过程和现象包括薄膜沉积、热处理、扩散、塑性变形、裂纹、孪晶和晶粒生长。具体领域研究领域包括：(1)功能材料的多尺度建模；(2)自组装系统的形态预测；(3)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晶粒生长计算机建模；(4)形状记忆合金孪晶的孪生和去孪生过程计算机模拟；(5)半导体内部和表面扩散；(6)硅外延生长分子动力学模拟；(7)半导体和金属中的裂纹扩展；(8)半导体位错的动力学蒙特卡罗模拟；(9)开发新型液晶高分子材料作为工程热塑料的加工助剂。对我国的启示和建议

许多国家都加大了材料理论与计算设计方面研究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都在争夺该领域某个方面的领先地位和知识产权。计算和模拟对材料研究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1)为高技术新材料研制提供理论基础和优选方案，对新型材料与新技术的发明产生先导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影响；(2)促进材料科学与工程由定性描述跨入到定量预测阶段，提高材料性能和质量，大幅缩短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概括来说，国外的材料计算与模拟研究进展对我国的启示和建议有以下几点：(1)重视前瞻布局，大型、高性能计算设施，包括软件、应用程序和数据管理工具的开发，以及智能/功能材料、结构材料、电子材料、纳米结构材料、生物材料等数据库的建设；(2)开发材料集成计算与模拟工具、计算基础设施，助力高级科学发现；(3)建立服务国家战略和需求的学科领域项目计划，解决社会重大问题；(4)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和国内合作等。

冯瑞华 姜 山 万 勇 编写

第二篇：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想融合的产物。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 重新审视。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 诙宰橹芾砉讨邪ㄎ幕⒓壑岛托睦硪蛩卦谀诘鹊姆墙峁剐砸蛩氐囊恢终希⑹怪晌桓鲎橹蚱笠刀谰吒鲂曰墓芾砟ｊ剑晕幕牧α客贫抛橹推笠档某て诜⒄埂?nbsp;

一 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情况

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是真正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和企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阿索斯和沃特曼的《寻求优势》三部专著的出版,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企业文化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如企业文化的概念、要素、类型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各方面的关系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研究出现了四个走向：一是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二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和企业发展的应用研究；三是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四是关于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的研究。迄今为止，有关企业文化的专著约有六十多部，论文分布在十几种管理学和心理学期刊中，企业文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

二 八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企业文化研究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两种方法的派别，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edgar h.schein)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企业文化评估的步骤等,但是,由于这种方法难以进行客观的测量,在探讨组织文化与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时,难以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奎恩教授（robert qu nn)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组织文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但是，这种方法被归为现象学的方法，认为只是研究组织文化的表层，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

1984年，奎恩（robert．quinn）和肯伯雷（kimberly）将奎恩提出的用于分析组织内部冲突与竞争紧张性的竞争价值理论模型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测查，以探查组织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与组织的价值、领导、决策、组织发展策略有关的基本假设。该理论模型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反映竞争需要的维度，即变化与稳定性 ；另一个是产生冲突的维度，即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在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群体性文化、发展型文化、理性化文化和官僚式文化。竞争价值理论模型，为后来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提拱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发表了“对企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1985年出版了其专著《企业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他对组织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沙因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他把组织文化划分成三种水平：（1）表面层，指组织的明显品质和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可见特征）；（2）应然层，为于表层下面，主要指价值观；（3）突然层，位于最内部，是组织用以对付环境的实际方式。沙因提出的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爱德加·沙因也因此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权威。

三 九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

九十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规范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因此，组织文化研究在八十年代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出现了四个走向：1． 理论研究的深入探讨；2． 企业文化 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3． 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4 ．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

九十年代，西方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因此，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从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的探讨发展到企业对文化在管理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如：企业文化与组织气氛（schneider, 1990）、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authur k.o.yeung,1991)、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myles a.hassell,1998)、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oden birgitta,1997)等，其中具代表性的有：

1990年，本杰明·斯耐得(beenjamin scheider)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culture), 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1990年，霍夫斯帝德（hofstede）及其同事将他提出的民族工作文化的四个特征（权力范围、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回避)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一个企业文化研究量表，社会实践报告《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关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

1991年，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 kim s．cameron and sarah j．freeman 发表了“文化的和谐、力量和类型:关系与效益”（culture congruence,strength,and ttype: relationships to effectiveness)的研究;他们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以334家研究机构为样本，研究了文化整合、文化力量和文化类型与组织效益之间的关系。

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 科特教授和詹母斯· 核斯克特教授（john kotter & james heskitt）出版了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performance），在该书中，科特总结了他们在1987-1991年期间对美国 22个行业 72 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列举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企业文化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并用一些著名公司成功与失败的案例, 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预言,在近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john kotter &james heskitt,1992)。

关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还有：1995年r.k．divedi 的《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 zational culture & performance）和1997年 daniel r．denison 的《企业文化与组织效益》（corporate culture &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

1997年，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了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organizatioal culture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其中包括用于组织分析的模型和用于组织文化研究的步骤。其模型包括七个方面：（1）社会-经济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竞争等）；（2）管理哲学（包括使命、价值观、原则等）；（3）对工作情景的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决策过程等）；（4）对工作情景的知觉（包括对工作的知觉和对管理的知觉）；（5）反应：组织行为（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动机和归属感等)；（6）企业经营业绩（质和量两方面）；（7）个人和组织变量（包括年龄、职位、个人价值观等）。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

1992年，roger harrison & herb stokes 出版了《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diagnos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__instrument and trainer''s manual）他们确定了大部分组织共同具有的四种文化，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企业进行相应的变化，这种诊断可用于团队建设、组织发展、提高产量等。

2000年7月3-7日，爱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教授在美国的cape cod 2000论坛举办为期一周的讲座，其主题为“过程咨询、对话和组织文化”(process consultation, dialogu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

与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表现在：第一，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第二，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虽然也有专家学者的介入，但是由于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同时也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研究，加强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促进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根据对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了解和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三，加? 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探索的发展而产生并且迅猛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统的管理理论，对管理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的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其实践意义在于对企业发展和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提供具有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吴江霖 《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p 208 徐联仓 《组织行为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社，1993年 p 14-18

第三篇：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想融合的产物。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诙宰橹芾砉讨邪ㄎ幕⒓壑岛托睦硪蛩卦谀诘鹊姆墙峁剐砸蛩氐囊恢终希⑹怪晌桓鲎橹蚱笠刀谰吒鲂曰墓芾砟ｊ剑晕幕牧α客贫抛橹推笠档某て诜⒄埂?nbsp;

一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情况

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是真正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和企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阿索斯和沃特曼的《寻求优势》三部专著的出版,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企业文化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如企业文化的概念、要素、类型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各方面的关系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研究出现了四个走向：一是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二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和企业发展的应用研究；三是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四是关于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的研究。迄今为止，有关企业文化的专著约有六十多部，论文分布在十几种管理学和心理学期刊中，企业文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

二八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出版了他的专著《ｚ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该书分析了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ｚ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尔(terrencee.deal)和艾兰·肯尼迪(allankennedy)出版了《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一书,他们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企业文化的要素有五项：（1）企业环境；（2）价值观；（3）英雄；（4）仪式；（5）文化网络。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要素。该书还提出了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应当运用管理咨询的方法，先从表面开始，逐步深入观察公司的无意识行为。同年，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研究并总结了3家优秀的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三本著作与帕斯卡尔·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被合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这标志着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郭纪金，1995）。

3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

1991年，英国的jai出版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researchinorganizationalchangeanddevelopment）第5卷刊出了五篇关于组织文化的论文,其中，有关企业文化测量的论文有三篇：（1）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danielr.denisonandgretchenm.spreitzer“组织文化和组织发展：竞争价值的方法“(organizationalcultureand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acompetivevaluesapproach)，主要介绍了竞争价值框架，描述在此框架下所定义的四种主要的文化指向，目的在于探讨竞争价值模型对于研究组织文化的用途;(2)克罗拉多大学工商研究生院的rayamondf.zammuto和华盛顿．美国医学院学会的jacky．krakower”组织文化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studiesoforganizationalculture)他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混合研究的范例;(3)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roberte．quinnandgretchenm.spreitzer“竞争价值文化量表的心理测验和关于组?幕陨钪柿坑跋斓姆治觥保═hepsychomentricsofthecompetingvaluescultureinstrumentandananalysisoftheimpactoforganizationalcultureonqualityoflife）表明不同文化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密切关系。

1997年，pierredubois&associatesinc.出版了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organizatioalculturemeasurementandoptimization）其中包括用于组织分析的模型和用于组织文化研究的步骤。其模型包括七个方面：（1）社会-经济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竞争等）；（2）管理哲学（包括使命、价值观、原则等）；（3）对工作情景的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决策过程等）；（4）对工作情景的知觉（包括对工作的知觉和对管理的知觉）；（5）反应：组织行为（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动机和归属感等)；（6）企业经营业绩（质和量两方面）；（7）个人和组织变量（包括年龄、职位、个人价值观等）

4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

1992年，rogerharrison&herbstokes出版了《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diagnosingorganizationalculture__instrumentandtrainersmanual）他们确定了大部分组织共同具有的四种文化，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企业进行相应的变化，这种诊断可用于团队建设、组织发展、提高产量等。

1998年，kims．cameraon&roberte．quinn出版了《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diagnosingandchangingorganizationalculture:basedonthecompetingvaluesframwork)，这部专著为诊断组织文化和管理能力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为理解企业文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改变组织文化和个人行为方式提供了系统的策略和方法。

关于组织文化评估的专著还未见正式出版，但是，1997年，davide．birren.richardseel，cliffrh等在因特网上的讨论却十分热烈，主要是关于企业文化评估的维度和方法。

1999年7月18-21日，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了企业文化大会，这是一次企业文化研究专家与企业管理人员共同探讨的会议，其主要议题有：terrencee．deal的“理解现存文化的类型：确定你的组织的优势和缺陷”（readingexistingculturepattern:identifyingyourorganizationalsstrengthsandweaknesses），.jerrygreenfieldde的“增加ben&jerry公司员工与顾客的忠诚”(increasingemployeeandcustomerloyaltyatben&jerry)，garybosakde的“塑造和维持sears公司的文化”(creatingandsustainingculturechangeatsears,oebuckandco)。

XX年7月3-7日，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教授在美国的capecodXX论坛举办为期一周的讲座，其主题为“过程咨询、对话和组织文化”(processconsultation,dialogueandorganizationalculture)。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

与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表现在：第一，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第二，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虽然也有专家学者的介入，但是由于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同时也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研究，加强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促进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根据对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了解和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三，加?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探索的发展而产生并且迅猛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统的管理理论，对管理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的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其实践意义在于对企业发展和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提供具有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吴江霖《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p208

徐联仓《组织行为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社，1993年p14-18

第四篇：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想融合的产物。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 重新审视。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 诙宰橹芾砉讨邪ㄎ幕⒓壑岛托睦硪蛩卦谀诘鹊姆墙峁剐砸蛩氐囊恢终希⑹怪晌桓鲎橹蚱笠刀谰吒鲂曰墓芾砟Ｊ剑晕幕牧α客贫抛橹推笠档某て诜⒄埂?nbsp;

一 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情况

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是真正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和企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阿索斯和沃特曼的《寻求优势》三部专著的出版,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企业文化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如企业文化的概念、要素、类型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各方面的关系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研究出现了四个走向：一是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二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和企业发展的应用研究；三是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四是关于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的研究。迄今为止，有关企业文化的专著约有六十多部，论文分布在十几种管理学和心理学期刊中，企业文化的研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

二 八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出版了他的专著《Ｚ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该书分析了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Ｚ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尔(Terrence E.Deal)和艾兰·肯尼迪(Allan Kennedy)出版了《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一书,他们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企业文化的要素有五项：（1）企业环境；（2）价值观 ；（3）英雄；（4）仪式；（5）文化网络。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要素。该书还提出了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应当运用管理咨询的方法，先从表面开始，逐步深入 观察公司的无意识行为。同年，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研究并总结了3家优秀的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三本著作与帕斯卡尔·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被合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这标志着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郭纪金，1995）。

企业文化研究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两种方法的派别，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Edgar H.Schein)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企业文化评估的步骤等,但是,由于这种方法难以进行客观的测量,在探讨组织文化与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时,难以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奎恩教授（Robert Qu nn)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组织文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但是，这种方法被归为现象学的方法，认为只是研究组织文化的表层，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

1984年，奎恩（Robert．quinn）和肯伯雷（Kimberly）将奎恩提出的用于分析组织内部冲突与竞争紧张性的竞争价值理论模型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测查，以探查组织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与组织的价值、领导、决策、组织发展策略有关的基本假设。该理论模型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反映竞争需要的维度，即变化与稳定性 ；另一个是产生冲突的维度，即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在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群体性文化、发展型文化、理性化文化和官僚式文化。竞争价值理论模型，为后来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提拱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发表了“对企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1985年出版了其专著《企业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他对组织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沙因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他把组织文化划分成三种水平：（1）表面层，指组织的明显品质和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可见特征）；（2）应然层，为于表层下面，主要指价值观；（3）突然层，位于最内部，是组织用以对付环境的实际方式。沙因提出的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爱德加·沙因也因此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权威。

三 九十年代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

九十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规范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因此，组织文化研究在八十年代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出现了四个走向：1． 理论研究的深入探讨；2． 企业文化 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3． 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4 ．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

九十年代，西方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因此，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从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的探讨发展到企业对文化在管理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如：企业文化与组织气氛（Schneider, 1990）、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Authur K.O.yeung,1991)、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Myles A.Hassell,1998)、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Oden Birgitta,1997)等，其中具代表性的有：

1990年，本杰明·斯耐得(Beenjamin Scheider)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Culture), 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1990年，霍夫斯帝德（Hofstede）及其同事将他提出的民族工作文化的四个特征（权力范围、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回避)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一个企业文化研究量表。

1997年，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的《组织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第二版出版，在这一版中，沙因增加了在组织发展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组织文化，组织主要领导如何应用文化规则领导组织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他还研究了组织中的亚文化。1999年，爱德加· 沙因与沃瑞· 本尼斯（Edgar H.Schein &Warren G.Bennis)出版了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生存指南》（The Corporate Culture Survival Guide)，其中用大量的案例说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

1999年，特瑞斯·迪尔（Terrence E.Deal）和爱兰·肯尼迪（Allan A.Kennedy）再次合作，出版了《新企业文化》（The New Corporate Culture），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稳定的企业文化很重要，他们探寻企业领导在使企业保持竞争力和满足工人作为人的需求之间维持平衡的途径。他们认为，企业经理和企业领导所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和谐的企业运行机制，汲取著名创新型公司的经验，激励员工，提高企业经营业绩，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关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

1991年，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 Kim S．Cameron and Sarah J．Freeman 发表了“文化的和谐、力量和类型:关系与效益”（Culture congruence,Strength,and Ttype: Relationships to Effectiveness)的研究;他们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以334家研究机构为样本，研究了文化整合、文化力量和文化类型与组织效益之间的关系。

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 科特教授和詹母斯· 核斯克特教授（John Kotter & James Heskitt）出版了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performance），在该书中，科特总结了他们在1987-1991年期间对美国 22个行业 72 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列举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企业文化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并用一些著名公司成功与失败的案例, 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预言,在近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John Kotter &James Heskitt,1992)。

关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还有：1995年R.K．Divedi 的《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 zational Culture & performance）和1997年 Daniel R．Denison 的《企业文化与组织效益》（Corporate Culture &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3 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

1991年，英国的JAI出版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第5卷刊出了五篇关于组织文化的论文,其中，有关企业文化测量的论文有三篇：（1）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 Daniel R.Denison and Gretchen M.Spreitzer“组织文化和组织发展：竞争价值的方法“(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de velopment:a competive values approach)，主要介绍了竞争价值框架，描述在此框架下所定义的四种主要的文化指向，目的在于探讨竞争价值模型对于研究组织文化的用途;(2)克罗拉多大学工商研究生院的Rayamond F.Zammuto 和华盛顿．美国医学院学会的Jack Y．Krakower” 组织文化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ies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他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混合研究的范例;(3)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Robert E．Quinn and Gretchen M.Spreitzer “竞争价值文化量表的心理测验和关于组? 幕陨钪柿坑跋斓姆治觥保═he psychomentrics of The Competing Values Culture Instrument and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Quality of Life）表明不同文化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密切关系。

1997年，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了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Organizatioal Culture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其中包括用于组织分析的模型和用于组织文化研究的步骤。其模型包括七个方面：（1）社会-经济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竞争等）；（2）管理哲学（包括使命、价值观、原则等）；（3）对工作情景的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决策过程等）；（4）对工作情景的知觉（包括对工作的知觉和对管理的知觉）；（5）反应：组织行为（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动机和归属感等)；（6）企业经营业绩（质和量两方面）；（7）个人和组织变量（包括年龄、职位、个人价值观等）。企业文化的诊断和评估

1992年，Roger Harrison & Herb Stokes 出版了《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Diagnos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__Instrument and Trainer''s Manual）他们确定了大部分组织共同具有的四种文化，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企业进行相应的变化，这种诊断可用于团队建设、组织发展、提高产量等。

1998年，Kim S．Cameraon & Robert E．Quinn 出版了《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Diagnosing and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Based on the Competing Values Framwork)，这部专著为诊断组织文化和管理能力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为理解企业文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改变组织文化和个人行为方式提供了系统的策略和方法。

关于组织文化评估的专著还未见正式出版，但是，1997年，David E．Birren.Richard Seel，Cliffrh 等在因特网上的讨论却十分热烈，主要是关于企业文化评估的维度和方法。

1999年7月18-21日，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了企业文化大会，这是一次企业文化研究专家与企业管理人员共同探讨的会议，其主要议题有：Terrence E．Deal的“理解现存文化的类型：确定你的组织的优势和缺陷”（Reading Existing Culture pattern:identifying Your Organizational''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Jerry Greenfield de的“增加Ben &Jerry公司员工与顾客的忠诚”(Increasing Employee and Customer Loyalty at Ben & Jerry)，Gary Bosak de 的“塑造和维持Sears公司的文化”(Creating and Sustaining Culture Change at Sears,oebuck and Co)。

2000年7月3-7日，爱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教授在美国的Cape Cod 2000论坛举办为期一周的讲座，其主题为“过程咨询、对话和组织文化”(process Consultation, Dialogu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

与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表现在：第一，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第二，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虽然也有专家学者的介入，但是由于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同时也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研究，加强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促进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根据对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了解和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三，加? 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探索的发展而产生并且迅猛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统的管理理论，对管理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的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其实践意义在于对企业发展和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提供具有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吴江霖 《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p 208

徐联仓 《组织行为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社，1993年 p 14-18

第五篇：国外缓控释药物制剂辐照灭菌的研究进展

国外缓控释药物制剂辐照灭菌的研究进展

一、缓控释药物制剂辐照灭菌的概述

当今世界，药物研发已进入了制剂创新时代，而药物释放技术(Drug Delivery System，DDS)正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在国外，缓控释药物制剂作为现代药物释放技术的主流，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市场主导，推动着全球医药产业的发展。所谓缓释制剂（Sustained-release Preparations）指用药后能在长时间内持续释放药物以达到长效作用的制剂。所谓控释制剂(Controlled-release Preparations)是通过控释衣膜定时、定量、匀速地向外释放药物，使血药浓度恒定，无“峰谷”现象，从而更好地发挥药物疗效的一种制剂。缓控释药物制剂的给药方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可以改善患者的顺应性，降低毒副作用，提高药品的疗效，增加药物治疗的稳定性。发展1天1次给药的缓释及控释品种是今后的重要趋势，如硫氮卓酮、茶碱、硝苯地平、非洛地平、酮洛芬、伪麻黄碱、硝酸异山梨酯、扑尔敏、萘普生、曲马多、双氯芬酸钠等均有24小时给药1次的产品或专利。

为确保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卫生安全，需对产品进行消毒灭菌处理。采用热压灭菌法会引起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变形，化学灭菌处理则产生化学残留物。辐照灭菌是缓控释药物制剂消毒的有效途径。但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药效成分、制备材料、外观以及药物释放速率等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国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下面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二、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药效成分的影响

国外的大量研究表明，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药效成分的作用主要受到药物的本身属性、辐照环境和辐照剂量等因素的影响。药物本身的属性和状态对辐照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药品本身的氧化性低，其在辐照过程中就可以避免臭氧的干扰，很好地保持自身的性质稳定。大部分固体制剂对辐照的稳定性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肯定。而目前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形态多为固态制剂，因而辐照的稳定性也较好。Mohr D等（1999）的研究表明用60Co辐照聚乙烯聚合物（PLG）制成的装载17-β雌二醇的微球时，在5.1-26.6 kGy 剂量范围内，17-β雌二醇的辐照稳定性极好[1]。液态药物制剂的辐照稳定性很差，大部分的液态药品制剂辐照后，有效成分都有较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水分的影响，因为水分子辐照后产生的自由基会破坏药品的药效成分。但液体药物制剂的固体原料在加工成液体前可以进行辐照消毒灭菌。粉剂和冻干粉针剂的辐照稳定性也较好,但辐照剂量不宜太大。国外的研究表明辐照药品的剂量一般应在25 kGy以下，这样会对药品的活性成分的影响比较小，从而可以保证药品的疗效不发生可以察觉的明显变化。此外，药品在辐照过程中对其辐照环境进行适当的控制，在适宜的温度、湿度和真空或非氧化环境下，药品的主要成分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迄今为止，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药物成分的影响不是很大，在国际规定的辐照剂量和条件下药物的变化完全可以被人们接受。只要控制好药物的初始含菌量、辐照环境和辐照的剂量，大部分缓控释药物制剂都可以进行辐照消毒灭菌。

三、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制备材料的影响

在缓控释药物制剂中，高分子材料几乎成了药物在传递、渗透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缓控释药物制剂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制备缓控释药物制剂的高分子材料以不同方式组合到制剂中,起到控制药物的释放速率,释放时间以及释放部位的作用,从而达到提高药物作用效率的目的。目前制备缓控释药物制剂的高分子材料，主要是聚乙烯类聚合物、纤维素类、甲壳素、丙烯酸树脂、线性脂肪族聚酯和硅橡胶等。有关这些单体高分子材料的辐照稳定性，国外的研究表明聚乙烯类聚合物、硅橡胶的稳定性比较好，特别是低密度的聚乙烯类聚合物的辐照稳定性更好[2]。部分高分子材料在较大的剂量下，有一定的降解。许多单体材料（特别是用于药物制剂方面的材料）的辐照稳定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具体研究。

四、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外观和释放速率的影响

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形状、表面特征和大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Carrascosa C等（2003）对用PLGA制成的W/O/W型装载胰岛型生长素-I微球的辐照研究表明，在25 kGy的剂量下，微球的形状没有任何变化[3]。Martinez-Sancho C等（2004）对用PLGA制成微球的辐照研究后，没有发现微球表面特征有任何变化。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药物的释放速度影响也很小。Montannari L等（2002）对用PLGA制成的共聚物装载40% bupivacaine(BU)的辐照研究表明，辐照后微球的药物成分和微球的外观能保持一年的稳定性；但药物的释放速度有所增加，辐照24小时后药物释放速度从17%增加到25%，随后3个月增加到35%并能保持一年的稳定性。辐照剂量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药物释放速率也有一些影响。Faisant N等（2002）对用PLGA制成的装载5-fluorouracil(5-FU)的微球的辐照研究, 发现药物的释放速率主要取决于辐照剂量。原因可能是辐照使微球的高分子制备材料有一定的降解。此外他们还发现，辐照后药物的释放变成了两个阶段：首先是药物的释放速度加快了，然后药物的释放速度又变得很慢，近乎恒量释放，几乎和辐照前一样。此外，辐照环境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药物释放速率也有一定的影响。Montannari L等（2001）对用PLGA制成的装载w/w 型15%的 clonazepam(CLO)的微球，在真空和空气下用25 kGy的剂量进行辐照，在真空中辐照后微球的各方面的特征均能保持稳定；而在空气中，辐照后微球中药物的释放速率几乎增加了10%。

从目前国外辐照缓控释药物制剂的研究进展来看，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外观没有明显的影响，对药物的释放速率的影响也很小，均不会产生人们不能接受的变化。

五、辐照缓控释药物制剂的研究前景展望

缓控释药物制剂研究正在加快发展，临床应用发展也很快，前景十分广阔。国外近几年，辐照对缓控释药物制剂影响的研究进行的较快,也较多。所以辐照对其影响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缓控释药物制剂的发展方兴未艾，但辐照对其影响的研究开展的很少，许多工作还有待于业内人士去做。因此，我国辐照和医药行业也应抓紧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更快地促进我国辐照和医药制剂行业的发展，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