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代文学复习材料
当代诗歌
第一部分：1949-1978年的诗歌 v名词解释：
1、“新辞赋体”
郭小川吸取楚辞、汉赋的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的格律化诗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
2、“楼梯式”
“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诗歌样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 v思考： 1、50年代的诗坛上，主要活跃着那几类诗人？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①“老诗人”：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诗人。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总体特点是调整诗风，以适应新的时期。但普遍是些紧跟政治任务的应时应景之作。五十年代初郭沫若、何其芳、胡风等人的作品以欢庆和赞颂的情感为基调，开创了“政治抒情诗”的艺术风气，对此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来自解放区的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诗坛的中坚力量：以贺敬之、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是一种在特定时代里在思想内容和抒情方式上有着强烈政治性的诗。反映出自延安时期以来就形成的极端强调诗歌对政治的宣传功能的传统，艺术上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强化诗对政治观念的演绎，情绪高亢、豪迈等的诗体特征。政治压力下的诗歌偏离了人的真实情感。
③建国逐渐成长起来的李瑛、白桦、公刘、流沙河等青年诗人。以闻捷、流沙河等为代表，致力于短小抒情诗的创作，他们从生活中采撷诗意、诗情，用精致短小的篇章，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爱情和劳动的赞美，以及对人生、自然的哲理吟咏。代表作有李瑛：《野战诗集》、《静静的哨所》、《红柳集》；流沙河：《信》、《火》、《雪夜》、《草木篇》；公刘：《黎明的城》、《在北方》等
④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涌现长篇叙事诗,绝大多数关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从不同侧面描绘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艺术地展示其历史进程，描绘出矛盾对立双方的激烈阶级斗争，是它们共同的主题。共同特点是注重对激烈、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叙述，情节曲折多变，正义必胜，人物形象鲜明。代表作有：田间的《赶车传》、李季的《杨高传》、阮章竞的《漳河水》、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爱情三部曲》、《将军三部曲》及《一个和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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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理解50年代前半期的颂歌现象？
随着左翼文化势力取得完全话语权，将共产党和其领袖“神话”，诗歌及诗人都将按照党的方针和策略在既定的文化格局中被重新定位和整合。中国诗歌史进入颂歌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成功之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主义精神回归，但缺点还是显而易见的：狭隘的政治压力和美学影响，外向传向诗意，铺陈手法表达情感，使诗远离人的内心，诗歌内容政治化，体式激情化，具体体现为：1）诗歌流派的贫乏畸变：从现实主义来看，个人丰富的情感被狭隘的阶级情感所取代；从浪漫主义角度进行审视，于政治浪漫主义氛围中产生的政治抒情诗，其表现视角越发偏离人的真情实感，神话代替理想、矫情代替真情、情感虚假。2）诗歌体式的畸形化:新诗发展的道路被定于一尊，“新民歌”基本上成为新诗写作的官方标准.（新民歌运动：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者组织发动的一项全国范围的配合正在开展的工农业大跃进的诗歌运动。是建国以来诗歌规范体式进一步演化的必然结果，是文艺界领导人企图紧跟政治形势的一种激进的文学选择。用赋、比、兴及想象、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以“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真实地表达了劳动群众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但粉饰生活，突出个人，无限夸大主观意志的力量中宣扬违背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不切实际的颂辞和缺乏生命力的颂歌泛滥，使诗歌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割裂了诗歌发展的新传统，将诗歌引上了一条狭窄的发展道路。）3）诗美内涵的极端化:缺乏形象丰富、内涵深刻的抒情意象，建立在亢奋而肤浅的意象基础上的抒情毕竟难以留下真正打动人心的好诗。3、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诗坛上为什么大量出现长篇叙事诗创作？
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诗坛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使抒情诗表现的广阔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模式。而有过在解放区叙事诗创作成功经验的一批诗人，在越过了一段时间的浮躁后，重新面对历史变局和转折，渴望表现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揭示更具思想深度的诗歌主题，这种“史诗情结”不由自主地成为他们继续创作叙事诗的诱因。
4、简述闻捷爱情诗的特色。
①把爱情和劳动交织在一起，把爱情依附于事业理想，诗境浓烈而不流俗，内容不空泛，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风土人情和生活情趣。
②在刻画人物形象的同时，善于截取生活中的细微片断，用一个典型的细节、一种微妙心态、一处自然景观，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
5、试论郭小川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
（1）鲜明的时代色彩，浓烈的革命激情:认为“诗必须是强烈的”，被称为“战士诗人”。抒情诗《致大海》，是其战士心灵的一次裸露呈示；绝唱《团泊洼的秋天》、《秋歌》，总结了自己“战士兼诗人”的一生。
（2）立意高远，哲理性强：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如诗作《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3）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创造了“新辞赋体”。
6、试论郭小川与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异同。
异：1）贺敬之善于表现重大主题，认为诗歌应反映“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诗歌应当成为“我们时代的响亮的声音”，反对诗歌“在狭小圈子里的„嘲风月、弄花草‟”，2 / 13
表现“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痴狂”。而郭小川却是怀着浓烈的革命激情，勇于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2）贺敬之格调高昂奔放，气势磅礴，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在《放声歌唱》《东风万里》等诗篇中，充满了夸张的情节、神奇的想象、幻想的形象、闪耀着理想的火花，营造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郭小川立意高远，哲理性强，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如诗作《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同：（1）二者的诗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2）都善于将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思考融于诗中。贺敬之选择了浪漫的表现方式，而郭小川则更多哲理性抒发。
（3）二者都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吸收民歌和古典诗歌的优点，探索创新的诗歌形式。贺敬之的诗在形式上有两种趋向，一是“信天游”体，一是“楼梯式”和“凸凹体”。而郭小川是自创了“新词赋体”。
第二部分：新时期以来的诗歌 名词解释： 1.归来的诗人
指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因为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等相关原因而被迫中止诗歌写作，七十年代末才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他们把个人生命形态的“断裂”和“承续”这一非常体验，与社会历史、国家命运的“断裂”和“承续”的史实相契合，并且通过饱经沧桑的个人“自白”、洞悉世情的历史反思、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守与执着，以深情的歌唱流淌出来。“归来”成了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诗人现象和诗歌主题。代表作家作品有：艾青《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公刘《仙人掌》《骆驼》《南船北马》，流沙河《故园别》《游踪》，昌耀《慈航》《乡愁》，“七月”派绿原、牛汉的诗，“九叶”派穆旦《智慧之歌》《冥想》《春》《夏》《秋》《冬》等。2.朦胧诗
“朦胧诗”指称的是以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梁小斌等一批青年诗人创作的探索性新诗为主体的新诗潮。是新时期诗的起点，是对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的遥远的呼应。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顾城《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是新时期诗的起点。3.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丁当、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论述与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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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朦胧诗对中国诗坛的创新意义。
①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主张“表现自我”，通过诗的形式探讨重新确认人的自我价值，并从中建构一个与传统诗歌有所不同的新的诗学主题：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人格和个体心灵的探险，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关注等等，表现出强烈的主体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自我价值意识。
②意象的选择和表现手法：选择瞬间闪现的意象和充满隐喻和变形的语言构成整体象征，使诗对情绪内涵的表达获得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和载体。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的表现手法。③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型和让诗“回到创造”、“回到美”、“回到真正配戴„语言的王冠‟的地位”做出了贡献，产生了影响。2.评述舒婷、北岛的诗歌风格
北岛：代表作《回答》《岛》《结局或开始》《一切》
①抒情主体常常是一个孤独、冷峻而又激愤昂扬的时代觉醒者，或者忧郁沉静、悲天悯人的社会批判者形象。
②阴冷、凝重的意象和浓烈、深沉的语言，构成了一种“北岛式”的独特语境和艺术风格。舒婷：
①偏重于爱情题材的写作，在对真诚爱情的呼唤中融入理想，展露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 “爱情宣言”：《致橡树》《双桅船》：一种对情爱关系中个性与自我的维护，是在反叛传统伦理和道德理性的同时确认自己新的理想与追求；是正在萌发中的“现代反抗意识”的显现。②舒婷的诗在整个“朦胧诗”中最富于浪漫气息。经常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以个性化的感觉来凝聚意象，以隐喻的言辞来营造诗的精神境界，如《路遇》《四月的黄昏》 ③风格：细腻、沉静、哀婉、坚强 意象：明朗、贴近自然和生活
表现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精神，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叙述视角：多用第一人称，用“我”表达出来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感等 3.结合具体作品，试述顾城诗歌的主要特点
《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①“童话诗人”：早期诗作中总有一个“任性的孩子”的主体形象。以纯朴的乡村、纯净的大自然和纯洁的孩子共同构筑了一个远离世俗尘嚣的诗的世界，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远和近》中没有世俗的尘嚣，有的只是轻轻流过的白云和两个对视的孩子，全诗充满了明亮、温暖的人性和柔情。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以他特有的方式思考着人生、时代、社会，表现了困惑之中的现代人对生命价值探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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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善于捕捉瞬间印象。人的“远”和云的“近”，只是使人内心朦胧的瞬时感受 4.简述海子诗歌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
海子是从“朦胧诗”向“新生代诗”过渡时期的一个探索者，注重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主要创作为抒情短诗和七部长诗（《太阳》七部书），其抒情短诗以自己少年的村庄生活为写照，写劳动、收获的喜悦和自然的和谐，对土地的感恩和忧伤，离开乡村生活的失意、苦涩和眷恋 艺术特色：
1)自然之爱：麦地、村庄、月亮、天空是其诗作中经常出现的带原型意味的意象。营造质朴单纯的意境。《四姐妹》《麦地》
2)悲剧色彩：生命在黑暗中必然遭遇的阻力和这种阻力导致的生命痛苦。《黑夜的献诗》 3)神秘美感：理想的境界与现实的“废墟”，冲撞而又交错的意境，赋予海子的诗以强烈的个性化的特征。《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 5.试比较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歌的创作
新生代诗歌和朦胧诗都主张诉求心灵自由，反对话语霸权和专制。而新生代诗歌创作以“解构”为核心，消解理想，反对崇高，持一种与“朦胧诗”对抗甚至反叛的姿态，使二者呈现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精神面貌。
1）出发点：新生代诗创作的出发点是希望将诗歌从为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中解脱出来，而朦胧实则承担着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
2）在价值观念上，新生代诗歌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庸常化，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来告别精英意识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我，只展现个人化的价值立场。但忽视了诗歌提升人类精神生活的作用，使诗歌走向贫民化、日常化的同时走向庸俗和平庸。而朦胧诗则积极发扬着主体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自我价值意识，从社会政治伦理视角展现中心价值观念，重在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以及对自由理想的追寻。（这一点通过韩东《有关大雁塔》和杨炼《大雁塔》的比较可以看出）
3）在艺术观念上，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于坚《尚义街六号》）而朦胧诗则注重意象的选择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语言上追求朦胧的美感，使意象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体现着一种权威的话语模式。赵树理与“山药蛋派”小说 1.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① 取材地域集中，具有鲜明的山西地方色彩。（《三里湾》）
② 坚持从生活出发写人物，热情歌颂农民在新时代中的成长。特别是在树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反对脱离实际地拔高人物。（《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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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赵树理重视农村社会的传统生活的研究，对它所表现的人情风俗，家庭关系，伦理观念有着深刻认识。小说表现了农村开明进步的新因素与落后。愚昧的封建传统势力的斗争，反映了农村思想变革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赵树理对农村传统生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a、对农村家庭关系的特别揭示：新旧时期农村家庭关系发生的变化
b、赵树理出于对中国农村封建传统势力的深刻认识，认为中国农村变化是漫长的、艰难的、曲折的，改造农民落后的思想意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登记》、《锻炼锻炼》）2.《锻炼锻炼》中“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形象特点与典型意义
“小腿疼”和“吃不饱”是以偷懒取巧为性格核心的落后农村妇女的典型，她们有着自私自利，好吃懒做、损公肥私，投机取巧的共同性格特征，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如“小腿疼”的倚老卖老，敢于撒泼；“吃不饱”的工于心计，善于撺掇。
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①小说努力探索农民自身的复杂性和农村生活的新矛盾，生动地说明要改造农民的旧思想，消除农村中的落后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事实。
②作品对于当时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是一种抵制，其典型人物的塑造，提出了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③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富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赵树理的语言，达到了通俗化与艺术化的结合，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统一，朴素自然，明朗隽永，富有幽默感。在表一形式方面，多采用评书小说式的传统手法，讲究情节结构的故事性和连贯性。在人物描写上，多采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写出人物的性格。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注重从人物自身的言谈举止刻画人物性格。3.孙犁小说的艺术追求及文学贡献 孙犁的艺术风格
① 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塑造：色调多样，性格迥异，表现了建国初期人们的精神风貌、时代气息。
② 浓郁的抒情格调：诗体小说，现实主义描写中的浪漫主义情调追求清新隽永淡雅的艺术风格，把刚劲融于淡雅之中
③ 散文化的小说结构：情节淡化，不讲篇章结构 ④ 白描的手法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孙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①抒情小说：作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小说成就的主要体现者之一，孙犁的创作跨越了现当代文坛，并以其散文化、抒情化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道路而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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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乡村小说：孙犁小说多描写战争年代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乡村生活，就此创作指向来看，孙犁与赵树理都是写农村生活的圣手，但两者的风格侧重与审美理想截然不同。赵树理是沿着民间化的、大众审美习惯的、趋实的传统现实主义路子写农民，孙犁则是带着素朴的、诗意的、美的情调来描绘白洋淀水乡。
③战争小说：在当时战争小说的格局中，孙犁一反以悲壮或悲怆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战争小说流向，第一个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时代风云变幻，表现战争中人民精神世界与人性情怀的变化。伤痕小说
1.小说反映了文革给人们留下的哪些伤痕？
①很多伤痕小说都着力表现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 ② 一部分小说主要写农民在文革中的遭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③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悲惨生活，也是伤痕文学关注的重点之一。
《班主任》：揭示十年**对青少年一代心灵的毒害与摧残 2．小说流露的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如何？
大多以真诚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以真实、质朴、粗糙的形式揭露、宣泄文革时的伤痛，揭露往昔岁月的丑恶、悲惨的生活，表现国家**、人的非人遭遇，对以往极左路线强烈的否定意识，强烈的伤感情绪，对当下的苦闷、迷茫、彷徨等情绪。历史感和强烈的启蒙精神。
3.如何评价这些小说？ 伤痕小说的局限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上进行批判，缺少对传统文化、封建心里的批判。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文艺界仍难走出“悲剧”禁忌，大多作家左倾思想仍很严重 反思小说
讨论：王蒙的《蝴蝶》与《布礼》 1.小说的主要内容
《蝴蝶》讲述了老干部张思远官复原职后旧地重游而浮想联翩的故事。小说的叙述限定在主人公张思远坐在吉普车回城的路上。
《布礼》钟亦成在文革中被错误划为右派，及其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守。比较真实的反映人物的思想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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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
《蝴蝶》：意识流手法，以人物心理活动作为主要线索，自由度比较大的艺术表现力 《布礼》：小说连贯性强，运用回忆、联想、插叙、倒叙等手法，情节跳跃性、模糊性增大，情节弱化但仍受理智约束，比较真实的反映人的思想流动
①在艺术上，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原则，创立了小说不一定非要描写典型环境，不一定要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主，也不一定要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可以只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感受、情绪和联想的新的写作方式。②在语言上，王蒙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富有幽默感，句式长而不烦，气势如排山倒海，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③王蒙小说的超越意识尚嫌欠缺。很重的历史印记，庙堂意识很浓，光明情节很多，缺少真情的投入，理性挖掘根源的情绪很浓 3.作者的思考
《蝴蝶》：借“庄生梦蝶”的典故构造关于主人公身份、地位、群众关系变化的隐喻，表达对革命异化现象的思考。主人公在文革后的醒悟，重申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主题 寻根小说
韩少功：《爸爸爸》
丙崽的象征意义：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化的象征符号
①指向古老文化中滞重、否定的方面 ,象征的是古老文化中迷信、愚昧的一面;丙崽“重生”的描述，正象征着传统文化顽固的惰性及其巨大的生命力：由生理到心理的侏儒、畸形，及愚昧由生理到心理的强大生命力
②象征了人类自身时常会遭逢的一种境遇，一种无力把握世界、无法表述自我、弱小无助浑浑噩噩的存在状态。他的长存不死，则象征了人类自身永恒的虚弱与渺小 ③丙崽长不大：暗示时间的停滞、愚昧生活方式的永恒不变 小说的主题
从总体上看，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生命群体（鸡头寨的人们）从愚昧、衰败到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在湘山鄂水之间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
小说的文化意义
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批判，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关注民族历史文化中深藏的文化积淀，批判封建心理，发扬光大积极因素、批判保守的、落后的东西，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丙崽体现楚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思维特点：人性的两极共存（老和小、聪明和愚笨、人和神等）；丙崽的无欲、无用之用正体现了道家的核心，他具有神性、超脱于时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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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棋王》
小说的核心文化思想是什么？
反思那一时代时，不是沉缅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这又是以王一生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和时代“主导”意识相违拗的人生追求显示出来的，在鲜明的映衬中，揭示了那一时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层之下，历史、生命坚实而不可逆转的进程。
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对道禅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是中国优秀传统人格的体现，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如何评价作者的文化立场 ？
①阿城把儒、道、禅三家结合在王一生的身上,进而把传统文化的深层寓意揭示出来
②《棋王》阐述的是人道、棋道、食道在“道”上的统一，雅俗难辨的含混之美——以庄禅为代表的道家文学 王安忆：《小鲍庄》 小说的内容
与阿城的《棋王》偏好道禅不同，王安忆的《小鲍庄》更注重从正统的儒家文化中去寻找对于现代生活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因素。这篇作品同样把它的人物置于“文革”的乱世之中，但却不像《棋王》那样依靠个体的精神超越来显示传统的力量，而是借助群体的精神联系来表现传统的深厚伟力。（身处乱世、但临乱不惊、生活平和、安乐）捞渣的象征意义
“捞渣”所象征的是古老文化中值得留存和肯定的一面，“捞渣”的行为是对古老文化中的“仁义”做了日常生活中的诠释 小说的文化意义
除了自然的人伦力量，维系这个村落的居民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文化支柱，便是建立在这种自然人伦关系之上的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仁义”。作品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和乡村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儒家思想的传统中，发现了一种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有意义的精神因素。
《小鲍庄》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儒家仁义观念的现代寻根,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寓言书写。
概念： 1．元小说
元虚构也叫元叙事、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这样，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的意义。突破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回归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概念。小说无因果，常把不相 9 / 13
干的事放在一起，事发突然，叙述角度不断变化，使读者从各个角度整体把握事件。使写作形式平民化，作家与读者处于同一层次，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发生变化 2.“晚生代”
亦称“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是指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一批年轻作家创作的作品。在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时，十分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而不在乎思想的深刻、情节的曲折，这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但他们在消解作品意义时往往走向了游戏和虚无，注重生活原汁的描绘却缺少艺术审美的内涵，造成其整体水平不高。
1.以当下生活为题材，将个体的生存状态置于显著的地位，描述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与奋斗，表现人生的坎坷与艰难。（建立世俗大众的话语）邱华栋的《闯入者》、《沙盘城市》，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毕飞宇的《生活边缘》
2.深刻地展示了现代人的复杂内心，其中有因不堪环境折磨而产生的孤寂和痛苦。刁斗的《失败的逃遁 》、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韩东的《于八十岁自杀》、刘继明的《我爱麦娘》、毕飞宇的《枸杞子》
3.在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观念时，作家们着重突出了对欲望的书写。李冯的《招魂术》、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障碍》
论述与分析：
1、简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揭开了“改革文学”思潮的序幕。
①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性：与社会特别是工厂改革密切相关。表现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将改革放入世界改革的大环境中，突现现实忧患感，对现实改革的深切渴望的同时展现现实生活的律动
②典型改革人物的着力塑造 ：乔光朴（雷厉风行并具有高度责任感）成为了当代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后来同类形象的难以超越的一个模式 美学风格 ：阳刚美 谋篇布局 ：俯览全局
叙述方法 ：营设波澜壮阔的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漩涡中，重点从人物行为和语言表现人物。情节戏剧性强，多侧面地展现人物，通过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来表现人物 语言上：气势的雄浑
缺失 ：议论过多，人物类型化
③反映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具有现实的针砭性：激情之下蕴含的内存理性
2、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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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无选择》尝试着用音乐的结构，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把一代青年的青春期的骚动，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他们在现实人生中所体验到的荒诞和梦魇，融进这群疯疯癫癫的青年艺术家的狂躁的血液里，流露出更明显的虚无与绝望的反抗意识。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缩影。
3、试述王蒙对“意识流”等现代创作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见反思小说王蒙部分）早期“先锋”：王蒙的“东方意识流”
作品没有完整情节，只记录散乱的个体行为，指向人内心的情绪，侧重于营造某种氛围。运用夸张、变形、象征等手法表现出现代主义倾向
这一阶段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以“经世致用”为创作动机。
4、《红高粱》的艺术成就有哪些 ①红高粱:内涵丰富的意象
这是一个整体象征意象：它象征着刚毅、不屈，象征着苦难、坚忍，象征着复仇、牺牲，象征着狂放不羁，象征着伟大民族的血脉、灵魂和精神。人与自然契合，历史与现实契合 ②生命意识的张扬：主流历史排斥的“边缘性人物”，现代文明未曾驯化的野蛮族 “我爷爷” —— 轿夫、土匪；杀人越货与江湖义气，草莽英雄与民族气节。
“我奶奶” ——传统美德：勤劳能干；悖逆传统 ——情欲与野性，自由与抗争，生命本能的显现。
③叙事方式的新变
“亲缘叙述者”的设立：双重叙事，叙述矛盾，意义扩张 多过程叙述：一个故事分别叙述五次，立体化结构
④为小说向着个人经验、向着语言和感觉层面转向提供了一个杠杆：不再关注历史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个人经验，关注叙事语言本身；第一人称强化作品真实性；注重主观感受；对生命强力的自由发泄，反映中国当代小说在思想意识文体上都获得了一定的解放。
5、马原小说试验的文学史意义如何
①改变了传统小说重在“写什么”的特点，而将努力方向放在“怎么写”上，即力求创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②刻意混同“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真实”与“虚构”界线的“叙述圈套”。元叙事手法（见“元小说”）
③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不再来自为宏大的历史化叙事增加延续的动力，而在于开拓文学本体的广度、深度和难度。写作技法的高下，不仅是题材的不同，而且是动机、视角、句法、风格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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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简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小说等创作现象。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
文化寻根小说：
7、试论陈奂生性格及其塑造意义。
性格：陈奂生具有阿Q的精神品质，代表有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容易满足等特点和精神面貌的一类人，不一定只代表农民阶级这一个阶级。
意义：“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之一: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揭示“极左”和社会改革给农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精神性格的重要问题
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八十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
8、先锋小说出现的意义。
公开宣称文学的“非功利性”，并刻意追求主观内省式的“唯美主义”的“纯文学”。作品中有时也刻意渲染“丑”，但美与丑的描写却不再具有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不再承担疗救社会、指导人生的责任。
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与传统小说力求情节的“合情合理”及“引人入胜”相反，先锋作家往往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共同特点是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作为创作的最大目标。马原的“叙述圈套”、格非的“叙述空缺”、余华的“零度情感叙述”等
倾心于叙述“历史颓败的故事”，而且大多把目光投放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古代的最后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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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后的先锋作家中，余华的表现尤为突出。进入九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说《我的故事》、《一个女人的胜利》，中篇小说《活着》，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许三观卖血记》等，都显示出深厚的历史叙述能力。余华在这些小说中，把对社会“非理性本质”的认知埋藏在看似传统的故事之下，因而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先锋小说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就先锋作家个人来说，这种形式实验为作家下一阶段真正具有阅读价值的小说创作准备了材料、养分，注入了新的艺术因素。
9、新写实小说创作面貌和特点。
面貌：从总体上看，新写实小说具有更为开放的艺术视野和多样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全新的审美风格；不过也存在描写因过分追求真实而显得零散、琐碎，叙述比较沉闷、单调的局限。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代表作家及作品
①池莉：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
②方方：《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一波三折》、《埋伏》等。
③刘震云：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塔铺》、《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
④刘恒：《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教育诗》、《黑的雪》、《逍遥颂》《刘恒自选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特点：
①叙事内容：日常人的日常生活：拒绝虚幻的理想，力求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②叙事手段：零度叙事：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叙述者往往是比较单纯的旁观者，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能随意进入到被叙述人物的心理中去做洋洋洒洒的分析，也不会经常进行深入的自我阐释，即便偶尔发表几句意见，多半还是采用自由间接语体的形式，将其含混在人物意识之中，并不显示出明确的判断倾向
③叙事策略：现象还原：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意图在于清除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意识）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还原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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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当代文学复习参考
当代文学复习参考资料
说明：当代文学考试范围是第二十八章1976~1989文学思潮到第三十五章90年代新诗散文述评。
课件上的内容只有第二十九章到第三十二章的内容，其余部分需要自己看书。
以下是整理课件的，有需要的参考一下，因为整理时间较短，可能有些缺漏，如有缺漏大家自己补充一下。
当代文学考试时间以及地点
6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00-12:00
主楼717（1102）
一、名词解释
1、元 小 说
元小说（meta-fiction），也译为“超小说”或“后设小说”，威廉²加斯（美）《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1970）中首次使用，基本含义是“关于怎样写小说的小说”。戴维²洛奇（英）说：“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先锋潮中，马原的元小说叙事较有代表性。
公开自反小说的虚构性，模糊作者、叙述者、读者的界限，在小说中讨论小说的写法等
2、残 障 叙 事 格非的小说较有代表性
（1）颠覆真实性（将个人精神与大众经验对立起来，强化神秘感）；
（2）意义缺失的格非式“故事迷宫”（火柴盒故事；探访<格非小说常用的故事框架或故事线索>为证实“在场”，最后什么也不能证实）；
（3）以讲故事完成“反故事”的技术操作（故事性很强，但实际上根本构不成故事）。探访：比如《褐色鸟群》中我向棋讲述的与另一个女人的故事。还有棋与我的双向寻访。
3、风 情 小 说
风俗人情小说区别于乡土小说，虽都重视乡风民俗的描写表现，但前者着力表现风土人情，后者着力表现乡情、乡愁、乡思。风情小说的基本特征
A 借风情流变演社会历史变迁
B 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征
C 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代表作家作品：汪曾祺高邮风情、邓友梅晚清风情、林斤澜温州（矮凳桥）风情、刘绍棠运河风情、陆文夫苏州风情、冯骥才和林希的津门风情小说等
4、陕 军 东 征
1993年，五位陕西作家在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当时的新闻界、文学界称之为“陕军东征”现象。“东征”作家作品包括：
陈忠实《白鹿原》
贾平凹《废都》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
程 海《热爱命运》
京 夫《八里情仇》
5、归来的歌
“归来的歌” 诗人的归来、诗的归来 共同特征：归来主题、理性思辨倾向、感伤诗情、个性回归 抒情迁移与主题演变
a 抒写社会性情绪——抒写个性体验、进行个性化反思 b 归来主题——沉思主题
代表诗人：艾青、公刘、流沙河、绿原、牛汉、曾卓、邵燕祥等
6、朦胧诗及代表诗人
知青“地下”诗作是朦胧诗的最初酝酿，但并不朦胧
1978年北岛、芒克创办《今天》[80年停刊]，朦胧诗第一次以群体姿态亮相 1979年《诗刊》发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1980.8《诗刊》发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引起争论
朦胧诗人
三个“崛起”为朦胧诗推波助澜：
谢 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80.5.7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81.3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83.1 群体特色：
人性呼唤、自我体认
历史反思、意象建构
代表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
7、朦胧诗群体特色（具体）
1、恢复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呼唤友爱、真诚、信赖，追求人生价值人格尊严
2、重建理想与信念
重新召回“自我”；重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对抗）
反思苦难岁月中的人性毁灭、理性沦丧；否定历史文化积淀中的传统人格模式、奴性人格
3、构建意象世界
“橡树” “一代人” “纪念碑” “墓志铭” “小巷”
（其意象世界有冷峻、温婉、天真任性三方天地）
8、朦胧²意象
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自我”被扩大，渲染出了主体孤寂的心理和情感；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形成了朦胧诗人普遍的悲剧英雄心理机制
在朦胧诗中，经验世界与具体生活场景有了足够的距离，诗人不再“实写”“实抒”，形象与思想间产生了艺术的张力
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往往模糊了抒情的线性结构（时间流、逻辑流），而更多呈现为意象板块顾城《远和近》的距离是心理感觉决定的；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比喻都求陌生化（而不是相似性）
9、挽悼散文
1978.12《人民日报》发起¡±丙辰清明纪事¡±征文，要求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记叙那一场大事件中的各个侧面。但这一主旨被积聚了太多急于抒发的情感的各阶层作者延展。人们写下大量以挽悼已故亲人、友人、亲爱者、景仰者为题的抒情散文，以鲜明的政治品格与社会品格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代表作主要有：
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巴金《怀念萧珊》《望着总理的遗像》 楼适夷《痛悼傅雷》
毛岸青、邵华《我爱韶山的红杜鹃》 菡子《梅岭诗意》等
10、回忆散文
挽悼散文的后续发展
抒写范围：由“文革”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延伸 抒写内容：由“怀人”转向更多地回顾自己的人生 情感倾向：由强烈转向沉静
情感表现：由“宣泄”走向客观记叙（追忆型叙事）
代表性作家作品： 丁玲《牛棚小品》
孙犁《晚华集》《秀露集》等 杨绛《干校六记》（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
另一味回忆则立足人生感受的抒写，反思色彩更浓，如巴金、韦君宜的散文
11、个性散文
这是回忆散文中的另一倾向：叙写童年或过去的生活，以表现“性灵”为宗旨，对人生中美好时光、事物的眷恋和对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煦的生存环境的神往，是这类散文的主要情感倾向。
坚守主观视角，注重内心体验，强调性灵，追求诗情与个性
小说、诗歌的艺术手法被引进到散文创作中（意识流、生活流、内心独白、象征、隐喻、意象、感觉、荒诞、抽象„„）
代表作家：贾平凹及众多女性散文作家（张洁、王英琦、叶梦等）
12、知性散文—文化散文
抒情散文的知性化追求，在知性散文—文化散文成型之前，是融化在个性散文之中的 抽象意味、哲理色彩、文化品格浓重的个性散文 80年代后期余秋雨携《文化苦旅》，将知性化追求推进到文化关怀的层面，抒情散文园地高扬起文化散文的旗帜。
进入90年代，文化散文影响更盛。知性散文中的“文化”“学识”上升为更加重要的艺术与审美构成元素，“学者”成为创作主体。
13、探索剧
进入80年代，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戏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剧作家突破传统的戏剧创作原则，积极探索戏剧艺术形式的创新，创作了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剧作，被称为探索剧或实验剧、现代剧。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探索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艺术模式与规范，丰富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推动了当代戏剧的发展。
14、探索诗（新生代诗）
新生代是在“朦胧诗”的艺术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朦胧诗的反叛力量（“反动派”）因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汇成潮流。较有代表性的群体有：他们文学社、非非主义、、大学生诗派、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撒娇派等。
以反崇高、反英雄的价值观、反意象、反优雅的艺术观成为诗坛的新生代。相对于朦胧诗的贵族化（人格理想、思想锋芒、艺术语言）倾向，“新生代诗”的平民化倾向显得更为突出。在朦胧诗人那里，“我是人”宣告的是自身的高大；在新生代这里，“我是人”宣告的却是自身的凡俗。
二、人物形象分析
1、《陈奂生上城》
漏斗户主。进城买帽子（屯里有米、橱里有衣、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满意透了，“今日悠悠上城来”）。【上县城 → 寻求新生活； 卖油绳 →病困火车站；遇书记→ 梦圆招待所 】
陈奂生形象
《陈奂生上城》最精彩的叙事环节是——喜悦——感激——自卑——懊悔——气恨——发泄——满足
陈奂生：当代国民性的一面镜子
（上，命，利，惑，迷。“陈奂生”系列小说共同完成的）进城中的陈奂生（一睡成名）
2、《芙蓉镇》艺术形象 芙蓉仙子——胡玉音
豆腐西施。全书以胡玉音的遭遇为线索展开叙事。小人物。悲剧命运。工作组长——李国香
国营饮食店经理。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社教工作组长。公社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后转移，调往省城升正处级。铁帽右派——秦书田
做过州立中学教员、县歌舞团编导，57年因“利用民歌反党”划为右派下放到芙蓉镇劳动改造。有装疯卖傻油滑混世以求生存的一面，也有机智的反抗和铮铮铁骨。“穷快活，浪开心，活作孽”，性格丰富。右派形象中有独特美学价值。北方大兵——谷燕山
粮站主任。南下干部。社教工作四清运动中被停职。“醉”汉。“一镇的人望”，“生个蛮横相，一颗菩萨心”。
[谷燕山醉骂] 谷燕山醉骂
运动根子——王秋赦
秋蛇、秋奢、秋赊。赤贫无产者，土改中的¡°土改根子¡±，¡°四清¡±开始变为¡°运动根子¡±，当上支书，与¡°工作组长¡±李国香互相利用。革命性→破坏性。独具认识价值。
3、白 嘉 轩 “最后一个地主” “最后一个封建族长”
形象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浓厚的文化意味：
（1）重视并恪守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准则、处世原则(2)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心理
（3）孟子主张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他修身齐家治族的标准
（4）言谈举止极具示范性和感召力
（5）立乡约、修祠堂、建学堂、正民风、兴仁义，营造农业文明的理想王国“仁义白鹿村”
历史深处、文化深处走出的白嘉轩，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理想人格的确认。
但这只是形象的正面
这一形象的塑造，还有这样一些叙事环节：
置田亩（迁坟换地）；七娶六丧；种植鸦片发家；合力毁灭田小娥；允许孝义（三子）妻¡°借种
作家借白嘉轩形象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关注“阴影”，„„ 4白孝文
世俗、功利、腐朽、堕落的人格形象
传统文化的劣质因素 传统文化自身滋生的异己力量
（这种异己力量加速了农业文明的解体，但只起到破坏作用，不能承担建设现代新秩序的使命）
白孝文原本有儒家文化典型的正统人格：尊上、唯命、安分、克己、守成，„„ 白孝文最后的成功，无疑是对历史与文化及其优秀成分的嘲弄
三、关于小说
1、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小说的异同
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阿城、王安忆等人的“文化味”小说，注重挖掘生活的文化内涵，追求“深度模式”。共同之处：
A “知青视角”和“人生视角”的重合；
B “人生视角”和“文化视角”的重合； C 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审美情趣的契合。个 性 三 例
各有侧重，各有个性：
比如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追求的“深度”都侧重于“文化”和“精神”，但—— 张贤亮重人性层面上的精神寻求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贾平凹重社会层面上的文化精神重构
对“商州”和“野山”的观照（《商州》
《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韩少功重象征层面上的文化审视
《爸爸爸》《女女女》
2、《人生》的悲剧意蕴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现实
选择的必然性与趋向性
（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刘巧珍、黄亚萍）
只要作出选择，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命运悲剧、爱情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人生》的叙事充盈着悲怆的激情
《人生》中的高加林被一分为二：孙少平、孙少安。（走出与固守）
3、《 受 戒 》
荸荠庵 情趣世界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汪曾祺《关于〈受戒〉》，《小说选刊》81.11）
欢乐的入世的生活意趣冲淡了神秘的静寂的宗教环境；佛门与人性的对立与联系变得非常奇妙。
受戒，成为双向的：佛性 与 人性 双向 “受戒”也是叙事锁结
4、古华《芙蓉镇》艺术成就
艺术追求
“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 《芙蓉镇》艺术成就 １、独特的艺术追求
2、成功的艺术形象
3、精练简约的艺术结构
4、喜剧笔法，激情叙事
5、浓郁的地方色彩
5、陈忠实《白鹿原》艺术成就
陈忠实（1942-），陕西西安人。《白鹿原》，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 “陕军东征”《白鹿原》：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
A 叙事话语形态的复杂性 《白鹿原》的叙事话语形态
历史叙事
主要叙事因素：家族、阶级、政治（党派）
时间跨度、对应的历史流程与《红旗谱》一致
区别：《红》的历史图景以“阶级”和“革命”为焦点
《白》的历史图景以“家族”和“生活”为焦点
解 构：《白鹿原》的历史叙事话语
可能性的 回避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话题
主观性的 强调主体言说的“个性”品格
生活化的 阶级斗争缺席 关注家族、生活 《红》：历史的政治形态、阶级斗争形态 真实性 《白》：历史的生活形态、文化形态 丰富性 B 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白鹿原》：人物形象 圣贤人格形象
朱先生 白嘉轩
（鹿兆海）世俗人格形象
鹿子霖
白孝文 叛逆人格形象
黑 娃
田小娥
形象塑造，摆脱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获得了丰富性。人物形象塑造也反映出了创作主体复杂的文化心态。C 文化视角及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白鹿原》的文化视角及思想意蕴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历史，对待传统文化、农业文明的复杂情感状态 是一曲颂歌：
“白鹿精魂”：对世事昌明的向往
“仁义白鹿村”：对农业文明的礼赞
白、朱：对儒家文化精神、圣贤人格的肯定也是一曲挽歌
揭示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审视了传统文化的罪恶
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娥 半是颂歌半是挽歌
D 叙述方法的复杂性
《白鹿原》的叙述方法（略）写实 象征
写实（略）
象征：白鹿 白鹿精魂 鏊子„„
理性 非理性
理性（略）
非理性的神秘文化氛围：无所不在的神秘的白鹿；无所不知的神秘的朱先生；令人毛骨悚然的小娥的鬼魂„„
6、《马桥词典》的创造性
语言（词条）背后：
寻根底蕴，历史意识，文化视角 活在日常用语中的马桥
马桥语——马桥历史——马桥文化（民间）形态——互动中的马桥 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创造性
取立词条、释义的规范性、准确性、知识性。
词条形式展开的叙事
用小说写语言（用语言写小说）
7、高晓声小说艺术风格
以喜写悲，悲中寓喜，喜中含悲 凝重、质朴、幽默
8、路 遥的小说创作
路遥的创作个性：
充满激情地关注城乡交叉地带
创作主体“矛盾交叉”的复杂文化心理
把握路遥的小说创作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城乡交叉地带的当下生活与作家的矛盾交叉的文化心理同构对应 社会历史主题与人生命运主题交相渗透
强烈的平民意识（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对普通劳动者生活、命运的关爱）
9、汪曾祺（1920-1997）
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自报家门）
他说“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新疆文学》83.2] 他的风情小说，多以自己的故乡江苏高邮为叙事背景，是当代风情小说的代表作家 代表作：
《受戒》（1980）
《大淖记事》（1981）艺术风格：古朴清雅（或明沏、淡朴）汪曾祺小说的艺术追求
“他在静观而得的平淡风景中，拥有了整个世界”（季红真《众神的肖像》）“除净火气”、“除净感伤主义”（汪：桥边小说三篇¡¤后记），规避大悲大喜 我的小说“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a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林斤澜的矮凳桥。也是夫子自道。巧于布白，简约，写意）
b “气氛即人物”（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情节模式被舍弃，氛围渲染成为结构中心）c “让生活淹没一切悲和喜”（平淡的叙述风度）
四、关于诗歌
1、艾青（1910¡ª1996）
1978年以来的作品收入：《归来的歌》1980 《彩色的诗》1980 《雪莲》(1983)等诗集 三类诗作：
时事性强的诗作
思辨性强的诗作
域外题材诗作
30年代--80年代诗风变化
忧愤深沉 深沉忧愤 诗人的忧愤 感性（诗性特质）
哲人的深沉 理性（思辨色彩）
2、公刘（1927--2003）
公刘新时期诗集：
《红花²白花》1979 《仙人掌》1980 《骆驼》1984 从“云”到“火”
从生活抒情诗人到政治抒情诗人 拒绝柔情，诗情炽热
最基本的诗情元素：痛苦
对历史的冷峻反思,对未来的忧虑与警醒
理性思辨与艾青不同：
艾青是智者之思，冷静
公刘是痛者之思，冷峻
3、舒婷（1952--）
代表作：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这也是一切》 《致橡树》《神女峰》 《流水线》《惠安女子》 《童话诗人》《会唱歌的鸢尾花》等 诗学主题：
A 对人、人的价值的关切 B 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 C 追求自由人格反思传统道德 D 人性呼唤
（寻找通往心灵的道路）抒情主体形象：感性的自我 诗歌风格： 忧伤 沉郁 温婉
（美丽的忧伤）
（温婉的意象系列：船，帆，树，花朵，黄昏，大海，星星„）
4、北岛（1949--）代表作：
《回答》《一切》
《结局或开始》
《宣告》 《雨夜》
《迷途》《古寺》
《岛》《恶梦》
《陌生的海滩》„„ 诗学主题：
A 清醒而孤独的觉醒者的自画与独白
B 坚守正义、承受苦难、悲歌自我理想人格 C 反思时代与历史
抒情主体形象：悲剧英雄
（理性的自我）
诗歌风格：深沉 冷峻 凝重
（思想消解情感）
（理性思辨）
（冷色调的象征意象系统：黄昏，海岸，海浪，沙滩，帆，船，夜，乌鸦，凶手„）
五、关于散文戏剧
1、巴金：一座界碑 《随想录》5集（作于1978¡ª1986）：
《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每集30篇，共42万字 《随想录》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随想录²把心交给读者》中巴金说他是把散文“当遗嘱写”的 《随想录》
清算历史性荒谬，反思知识分子 的精神独立史，是《随想录》的总主题
忧患意识、反思精神、理性色彩，是《随想录》的命脉（“文革”博物馆）无粉饰抒真情的“随想录体
2、贾平凹：一个重镇
贾平凹散文三品：
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单纯出世
初涉散文创作，即所谓的“单纯入世”阶段，多是一些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之作（丑石、一棵小桃树、静虚村记、月迹、对月„„），展现山村自然之美的馈赠，不无矫揉造作之嫌
贾平凹散文
“复杂处世”之作，或写都市里的村庄，或写关中乡镇，关注生存空间，展现人间烟火（五味巷、十字街菜市、小巷、延安街市记、入川小记、走三边、商州三录„）
“单纯出世”之作，多为静中、病中之作，表面谈人论世，实则谈禅论性、谈佛说道，也有做作痕迹（闲人、名人、人病、生活一种、弈人„„）执著于一方乡土、一方山水、一方人的人文特点、自然景观、生存状态的表现，喜寻“迹”。自我意识、哲理意蕴、诗化意境
3、余秋雨：一个高峰(1946 浙江余姚）
“苦旅”与“寻找”：回到特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境中，寻求文人与山水的会心处。寻找“远年的灵魂”时表现出的思辨理性和文化智慧堪称“独见卓识”。
以现代文化人的身份，面对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思考文化和文明的底蕴，探求历史文化的命运和中国文化人的人格构成，意图在“苦旅”中整合“文明的碎片”，重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文化苦旅》《山居笔记》 苦旅之作：《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风雨天一阁》、《夜航船》、《笔墨祭》、《西湖梦》、《江南小镇》等 山居之作：《苏东坡突围》、《一个王朝的背影》、《千年庭院》、《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乡关何处》、《十万进士》等 探讨文化的良知
描述一代代正直文人的不幸命运 批判中国文人的性格弱点 知性与感性的融合
4、高行健的探索剧
高行健（1940—），江苏泰州人。因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荣获2000诺贝尔文学奖。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剧作《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小说《灵山》、《寒夜的星辰》等。另有理论著述《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现代戏剧手段初探》等。
高行健的戏剧艺术探索
高行健的探索剧，以《绝对信号》《车站》为代表，其艺术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戏剧艺术形式方面。如：
1、注重舞台演出形式的交流效果
[小剧场演出形式，演员与观众的直接交流，突破传统戏剧的封闭式结构和镜框式演出习惯，弱化“舞台”效应等]
2、时空结构方式的创新性
[现实时空和心理时空迭合交错，强化戏剧事件的心理逻辑等]
3、舞台语言运用的创新性
[超现实的光影和音响，借鉴戏曲表演的写意手法等]
六、其他
1、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与突进主要表现在： A寻求新的历史视点，更深或更高触及了社会现实 B、对生活进行了整体性的艺术把握 C、艺术手法的融合与创新
2、寻根的审美倾向
透视人的传统文化心理（阿城等）；关注现代人的历史文化积淀及其消隐的艰难（李杭育等）；审视民族文化（韩少功、王安忆等）； 品玩陋习鄙俗。
3、颠覆传统的感觉化叙事、人性化叙事、残障叙事，“元小说”叙事，醒目的“虚构文本”标识，是先锋小说的主要叙事倾向。
4张承志《黑骏马》
悲怆雄浑悠远的古歌，成为叙事语调。从“人生”的角度着眼，发掘出一种渗透了自觉的生存意识的文化精神。感性的文化心态。
5阿城《棋王》 叙事富有传奇意味。王一生“吃饭”、“下棋”，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仪式化的“吃”与“棋”，指向了文化层面的两极：物质的、精神的。智性的文化心态。6王安忆《小鲍庄》
拟神话式的叙事。审视飘扬的“仁义”之旗。动荡历史中小鲍庄是个几近孤立和静止的所在。理性的文化心态。
7、《大淖记事》写情爱，也有关隘、有难，但与受戒不同。一强调生趣、俗世欢乐，一强调承受、化解苦难。后者叙事更显平淡。
8、贾平凹：从《浮躁》到《废都》
“改革”的现实背景；社会层面的文化精神重构；说道“灵魂的绝症”（无法安妥破碎了的灵魂）
9、张 炜：从《古船》到《九月寓言》
精英启蒙话语；追求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融入野地），诗性的民间写作。从文化失望到精神重建。其他作家作品
10、余 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从先锋到民间。“新写实”立场。返璞归真。
11、王安忆：《长恨歌》
写人，写城，写市民文化心态。“存在性伤痛”（找到的是假象，找不到是归宿）。
12、新历史小说（非党史题材类型；重构历史的努力；除取材外，艺术倾向与新写实小说接近）
13、邓友梅（1931—）：“绘风俗画”“写众生相”《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
林斤澜（1923—）： “怪味小说” 《矮凳桥风情》系列
刘绍棠（1936—1997）：乡村牧歌。《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烟村四五家》等 陆文夫（1928—2005）：市井风情
《美食家》《小贩世家》《井》等。多取材于市井小民生活
14、归来的歌
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自画的代表作
——艾青《鱼化石》，曾卓《悬崖边的树》
公刘《我不是孤雁》 归来主题的代表作
——艾青《归来的歌》，流沙河《归来》《故园别》，梁南《归来的时刻》 沉思主题的代表作
——公刘《沉思》《伤口》《刑场》
15、金字塔：
大众散文，注重日常生活的品味、咀嚼 作家散文，注重艺术创新与艺术追求
学者散文，注重文化的发掘与传播
“金字塔”塔基也有称“小散文”，塔腰和塔尖则被称为“大散文”
16、巴金的《随想录》：一座界碑 贾平凹的散文三品：一个重镇 余秋雨前期散文：一个高峰
第三篇：当代文学复习
填空题
有些常识
1.十七年三大理论家最早阐释《延座讲话》的是周扬。其余两个理论家是茅盾，冯雪峰。2.十七年十三大散文家是杨朔、秦牧、刘白羽。3.“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的代表人物是《赖大嫂》中的赖大嫂，《创业史》的梁三好汉。
4.十七年长篇小说“三红一创”指的是《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5.“蛤蟆滩三大能人”是创业史中的反面角色，分别是：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
作家作品
赵树理《三里湾》，主要人物糊涂涂，常有理。孙犁《铁木前传》，主要人物六儿，九儿，小满儿。周立波《山乡巨变》，真实反映我国50年代中期农村大变动。杜鹏程《保卫延安》，曲波《林海雪原》，吴强《红日》都是军事题材小说的典范。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
茹志鹃《百合花》
浩然《艳阳天》
宗璞《红豆》 柳青《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
梁斌《红旗谱》
杨益言《红岩》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吴伯萧散文代表作《记一辆纺车》和《菜园小记》。丁玲散文名篇《“牛棚”小品》描写厄运中夫妻之间的相互依恋、怀想的蜜意与豪情。藏克家解放后代表抒情短诗《海滨杂诗》。艾青诗歌代表作《在浪尖上》，《鱼化石》和《光的赞歌》。曹禺的历史剧《胆剑篇》取材于春秋吴越之战的史实。田汉的历史剧《关汉卿》是其创作的顶峰。
名词解释
第一次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召开于北平，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大会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终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相互争鸣，自由讨论。山药蛋派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政治抒情诗是用于歌咏重大政治题材的抒情诗。包括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等。它往往通过一个插曲，来强烈地触及时事，展示社会生活，深入开掘其中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把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艺术境界，比一般抒情诗更概括，更集中，具有强烈的激情，鲜明的政治色彩，抒情于理，抒情性和政治性融为一体。格调高昂，气势奔放，音节响亮。通常使用长句、错落的短句或阶梯式的句子。在“十七年”文学时期，郭小川和贺敬之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
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话语中，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其中，代表作有吴强《红日》，梁斌《红旗谱》等。
百花小说就是毛泽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短时间内发表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倾向的小说。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界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倾向的作品。比较重要的小说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等。这些作品，在反右派的运动中，全部被打成“毒草”。文革结束以后，右派被平反，这些作品，也变成了“鲜花”。当时，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叫《重放的鲜花》。
三突出是中国文革期间的文艺指导理论之一。最早由会泳提出，收到江青等人的赞同和推广。具体指的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人物分析（可能考简答或者论述或者名词解释）
梁生宝，是柳青《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老一辈农民的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和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又增添了目光远大，视野开阔的现代人的精神，以及带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色彩。
梁三老汉，是柳青《创业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既有劳动者的勤劳、淳朴、正直和善良，又有小私有者的狭隘和保守；既有新社会翻身的喜悦，又有旧社会因袭的重负；既有老农民的古板倔强，又有孩子般的纯洁天真和老农式的幽默。
林道静，是杨沫《青春之歌》中的重要女性形象。她是一个典型为那个时代生的女孩子，渴望过着激烈动荡的生活，不安于平凡的做一个家庭妇女，性格刚烈，不是那种做贤妻良母类型的老婆。她又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是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她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前进过程进行的一次总结，她的成长道路，十分准确地概括了30年代知识分子的总体取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朱老忠，是梁斌的《红旗谱》中的主要人物。性格豪爽、重义气。他还具有强烈的阶级爱憎立场，胆略过人，具有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此外，朱老忠的性格还具有发展性。
简答和论述
1.赵树理的小说特色（《三里湾》的艺术特点）A.现实主义精神
B.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讲究故事性和连贯性，重视使自己的作品面向中国老百姓。
C.使用真正的民族语言，具有地方色彩，乡土特色。D.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他的小说结合了话本说唱文学的长处。人物刻画重视白描。
2.孙犁的小说特色（《铁木前传》的艺术特点）
A.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根基，糅合浪漫主义情调，是孙犁艺术风格最主要的特点。
B.孙犁的作品激荡着作者对故乡的爱。他的小说对美有特殊的追求，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
C.以散文的方式结构小说。
D.特别擅长描写农村的青年女性，不仅有一种描写她们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更具有深入她们丰富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应风云变幻的过硬本领。
3.茹志鹃的小说特点（《百合花》的艺术特点）
A.不正面描写时代的洪波，而是采摘生活中的浪花，加以深入开掘和精密的描绘，以反映生活的风貌、时代的主旋律，是茹志鹃小说的显著特点。
B.题材处理上，着力表现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显露的手足之情和心灵之美。C.人物创造上，精心塑造普通人的艺术形象，在平凡的时间中把握人物的性格，开掘人物内心，充分展示人物精神生活的宽广世界。
D.茹志鹃特别擅长描写女性的心境，抒发她们的感情。
4.《创业史》的艺术风格（合作化小说的艺术风格）【另，人物形象见梁氏父子】
A.将广大贫苦农民改变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内在要求作为重点，以自下而上方式写改变命运。B.通过广大贫苦农民的个人动机同社会的历史动机的一致性，反映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必然性。
C.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进程的揭示的统一，构成了《创业史》的史诗品格。D.浑厚而恢宏的艺术构思。体现于历史背景与显示画面的联系。E.细密而遒劲的叙述方式，体现于粗放的笔式勾勒历史意向或背景材料。F.质朴而凝重的语言风格，体现于有乡土气而不落粗俗，书卷气而不伤平实。
5.《红旗谱》的艺术风格（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风格）【另，人物形象见朱老忠】
A.思想内容方面，描写了三代农民的斗争生活，他们的性格特点、斗争方式无不表现出鲜明的名族特色。
B.语言方面朴实明快，浑厚粗犷的民族色彩。鲜明的口语化特征。
C.结构布局上，小说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手段精心组织全篇，而且保持人物的集中、故事的独立。
D.在表现手法上，小说以传统白描为主，又适当采用了西方的心理透视法。
6.《青春之歌》的艺术风格（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风格）【另，人物形象见林道静】
A.作者严格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以丰富的细节和画面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B.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C.作者独具匠心地安排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所有人物故事的开展都紧紧联系着“林道静的道路”这一中心主线。
D.语言简洁流畅，笔调情真意切，极富艺术魅力。
7.贺敬之的诗歌特色
A.善于及时捕捉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命题，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B.格调高昂奔放，气势磅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C.既有民歌风味，又有对外国诗歌的借鉴和汲取。
8.郭小川的诗歌特色
A.革命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有机融合。B.激情与哲理的结合。
C.对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不懈探求。
9.闻捷的诗歌特色
A.抒情短诗具有牧歌情调的特点。
B.善于捕捉富有乡土气味和生活趣味的情景，描绘人物的心灵美。C.长篇叙事诗具有史诗规模与气派。
D.通过复杂点的矛盾冲突，反映时代的变化在民族内部所引起的激荡和分化。
10.杨朔散文的特点 A.“以诗为文”，寻找诗的意境，营造诗的结构，锤炼诗的语言。B.托物寄情，物我交融的意境美。C.虚实相间，峰回路转的结构美。D.筛字炼句，绘影传神的语言美。
11.刘白羽的散文特点
A.善于把现实和历史的特写镜头，剪接交织为艺术画面。B.善于借景抒怀，使作品洋溢着激情，给人以鼓舞和力量。C.语言绚烂峭拔，富裕鼓动性。12.秦牧的散文特点
A.立意深刻，格调高昂，言近旨远，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是秦牧散文的显著特点。B.题材广阔，知识丰富，是秦牧散文有别于其他作家散文的最突出的特点。C.表达方式多姿多彩，富有情趣，语言生动流畅，潇洒自然。
D.写景叙事，形声色香流于笔端；抒情议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13.《茶馆》的简介和艺术特点 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通过北京一家裕泰茶馆近五十年的变迁和出没于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的沉浮变化，反映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大大小小的历史背景。也从侧面描写了中国人民逐渐觉醒，奋起抗争的过程。揭示了“埋葬旧时代，暗示光明的到来”的深刻主题。表现了作者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
A.人物描写方面，人物众多，分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无关紧要的人物三类。各个角色都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相互之间没有十分尖锐的矛盾冲突，但都与时代发生联系。B.结构方面，属于“冰糖葫芦式”结构。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只有许多矛盾的接触点；没有完整的情节，只有许多离奇的小故事；也没有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只有许多鲜明生动人物的速写。
C.语言特色方面，简练，生动，幽默，富于个性化。
14.《关汉卿》的简介
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示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剧作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被赃官诬告处斩。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妓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15.《蔡文姬》的简介
是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典范之作。
A.经典反案之作：郭沫若曾明确表示，写《蔡文姬》就是为曹操翻案。B.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蔡文姬形象。C.充满了浪漫的主情主义。
大问题与推测
1.双百方针提出后，当时的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哪些突破。2.十七年时期我国诗歌创作呈现怎样的特点。3.十七年时期小说的题材类别。
第四篇：当代文学复习参考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复习参考资料
1.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学新的纪元的开始，一般称为 当代 新中国 文学。
2.自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文学又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一般称为“新时期文学。
3.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首先出现的是“ 伤痕文学”，随之出现的创作潮流是“ 反思文学”。
4.新时期，“伤痕文学”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为代表。
5.新时期，“反思文学”以鲁彦周的《 天云山传奇》、王蒙的《 蝴蝶》、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以及张贤亮的《唯物主义者的启示录》系列小说等为代表。
6.新时期，巴金的《 随想录》以其巨大的震憾力和无情的自剖精神震动了文坛。
7.新时期,高晓声的以《陈奂生出国》《 陈奂生上城》为代表的 “陈奂生系列小说”等农村题材作品,继承了鲁迅的遗风，在文坛上独树一帜。
8.新时期，徐迟的《哥德巳赫猜想》 黄宗英的《大雁情》等报告文学和 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小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讴歌和关注,使知识分子题材成为这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现象。
9.80 年代初，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蝴蝶》等作品以意识流手法为特征，突出表现人的意识活动，发展了中国小说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文学时尚。
10.80 年代中期以后，以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述革命。
11.80 年代中期以后，以 方方、刘震云 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摒弃了传统的功利性和典型化、英雄化，专注于普通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
12.80 年代中期以后，以 苏红、莫言、叶兆言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将眼光从现实转向历史，摆脱 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方法,致力于民间社会原始形态的还原和历史文化的雕刻。
13.双百方针指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王蒙在百花文学时期因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被划为“右派”。
14.郭小川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战士诗人”，他在“文革”期间的绝唱是《祝酒歌》。15.《百合花》描述了 人民解放战争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故事。
16.巴金的散文集《 随想录 》 被称为一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 说真话
17.韩少功 的文化寻根小说《爸爸爸》具有整体的象征意味，主要是他采用了三部曲《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
18.艾青重返诗坛的第一部诗集是 《归来的歌》。
19.最早的“反思小说”是茹志鹃的 《剪辑错了的故事》，改革小说的开山之作是蒋子龙 的《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塑造的一批改革者形成了 “开拓者家族”。
20.先锋小说中叙事革命的代表作家是马原。“伤痕小说” 因《伤痕》而得名，而最早的“伤痕小说”是刘心武的 《 班主任》，作品 《班主任》中人物有 谢宝琦 和谢惠敏。
21.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尖锐深刻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境遇问题的小说是 谌容的《 人到中年》。
22.路遥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是一部当代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力作，在社会中引起轰动，获得第三届矛 盾文学奖。
23.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 村少女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被评论界称为城市的“女高尔基”。她的短篇小说《哦,香雪》, 描写了一个淳朴的农 香雪》 《 香雪
24.王安忆发表于 1986 年的被合称为“三恋”的小说是《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
25.张炜的小说《古船》中描写最充分最细腻的一个人物是隋抱朴。26.《白鹿原》中的人物形像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
27.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被誉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28.残雪的小说 《山上的小屋》 写出了生存中的噩梦般的恶与丑陋的景象。29.北岛的诗歌 《 回答 》 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
30.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在朦胧诗出现的同时，小说创作中就出现了现代主义的尝试之作，主要有（BCD）等。
A.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B.王蒙的《夜的眼》 C.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
D.宗璞的《我是谁》
31.批评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出现三次高潮，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中出现的女作家主要有（ABC）等。
A.谢冰莹和陈衡哲
B.冰心和庐隐
C.冯沅君和凌叔华 D.评梅和萧红 32.1987年《顽主》引起大众的批评界的关注后，王朔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的几个中篇和长篇都可以看作是“顽主形象”的继续和延长，其中，主要有（ABCD）等。
A.《玩的就是心跳》
B.《千万别把我当人》 C.《你不是一个俗人》 D.《一点正经也没有》
33.兼有天真明朗与放荡妩媚两方面特点的米兰，是王朔哪部作品中的主人公（B）？
A.《空中小姐》 B.《动物凶猛》 C.《浮出海面》
D.《顽主》 34.“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句诗出自作品（A）。A.《回答》
B.《无题》
C.《一切》
D.《履历》
35.所谓“新时期文学”一般是指（D）。A.1949 年建国后的文学 C.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
B.抗日战争后的文学 D.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 36.新时期,首先出现的创作潮流是（C）。
A“改革文学” B.“反思文学” C.“伤痕文学” D.“知青文学” 37.新时期所谓“复出的诗人”的代表人物是（B）。A.孙犁和闻捷 B.艾青和公刘 C.郭小川和北岛 D.舒婷和顾城
38.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是（A）。
A.舒婷和顾城 B.北岛和海子 C.马原和格非 D.池莉和方方
39.新时期,以其巨大的震憾力和无情的自剖精神震动文坛的巴金的随笔集是（A）。A.《随想录》 B.《新声集》 C.《巴金近作》 D.《创作回忆录》
40.新时期作家中,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继承鲁迅遗风的是（B）。A.方之 B.高晓声 C.梁晓声 D.贾平凹。
41.王蒙 1956 年震动了当时文坛的一篇短篇小说是（D）。A.《青春万岁》B.《春之声》c.《坚硬的稀粥》D.《组织新来的青年人》
42.下列作品中，属于先锋小说的是（ABD）
A《冈底斯的诱惑》B《现实一种》C《烦恼人生》D《山上的小屋》 43.《班主任》中着力刻画的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是（AC）A 谢惠敏 B 章永璘 C宋宝琦D 马缨花 44.高行健的探索剧有（）
A《车站》 B《陈毅市长》 C《绝对信号》D《假如我是真的》 45.被称为“城市的女高尔基”的女作家是（A）A 铁凝 B 方方 C 残雪 D 池莉
46.贾平凹八十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有（ABC）A《天狗》 B《浮躁》 C《腊月 正月》 D《废都》 47.被称为“民族的秘史”的小说是（D）
A《古船》 B《绿化树》 C《北方的河》 D《白鹿原》
48.《李自成》（第一卷）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古代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它的作者是（C）A．郭沫若 B．吴强 C．姚雪垠 D．欧阳山
49.1952 年，作家李准发表了当代小说中第一篇表现应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脱贫致富内容的短篇小说，它是（C）A． 《我的第一个上级》 B． 《三年早知道》 C． 《不能走那条路》 D． 《套不住的手》
50.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作者是（B）A、茹志娟 B、王蒙 C、高晓声。51.下面属于寻根小说的是（AB）
A、《爸爸爸》B、《小鲍庄》C、《春之声》D、《红高粱》 52.被称为“民族的秘史”的小说是（d）
A《古船》 B《绿化树》 C《北方的河》 D《白鹿原》
53.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伤痕文学”也因此而得名。
54.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刘心武的《班主任》。最早通过艺术形象来揭露“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的累累伤痕，尤其是给青年一代的心灵所造成的毒害的文学作品是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回归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55.新时期的文**流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
56.“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的开端），王蒙的《最宝贵的》，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郑义的《枫》、宗璞的《我是谁》，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
57.“反思文学”出现的标志：1979年的《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
58.“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家及作品：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等。
59.改革文学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代表作家、作品： 改革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⑴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成功地塑造了改革者乔光朴的形象，揭开了“改革文学”的第一页。⑵1981年张洁出版了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标志着改革文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
⑶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文学题材进一步扩大，更趋于生活化和日常化，作家侧重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写改革中人心世态、风俗习惯的变化。如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等。
进入80年代后期，作为一种单一的文学思潮的“改革文学”便退出了文学的舞台。
60.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
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等。
61.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
62.先锋小说（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 代表作家：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代表作品：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余华的《现实一种》等。
63.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
代表作家：刘震云、池莉、方方、叶兆言、刘恒等。
代表作品：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叶兆言的《艳歌》、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
64.王蒙的创作经历及各阶段的代表作：
第一阶段（青春主题：《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第二阶段（问题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第三阶段（意识流：《蝴蝶》、《春之声》、《夜的眼》）；第四阶段（文化反思：《活动变人形》）；第五阶段（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
65.《活动变人形》的主要人物：倪吾诚、静珍、静宜等。66.《红高粱》的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
67.高晓声的代表作：小说《解约》（1954年）；探索小说《不幸》（1957年6月）；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1980年），随后相继创作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李顺大造屋》等反映苏南农村生活的小说。除此以外他还创作了另一类小说《钱包》、《鱼钓》等，以讽喻、象征手法体味深刻的人生哲理。68.《“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被称为“陈奂生系列”。
69.开“改革文学”先河的作家是蒋子龙。其代表作品及创作的主要人物有：①改革系列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人事厂长》、《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
②“改革者家族”：乔光朴、车蓬宽、高盛
五、武耕新等。70.张洁的创作历程及各阶段的代表作：
第一阶段：《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短篇）。第二阶段：《方舟》（中篇）、《祖母绿》（中篇）。
第三阶段：《他有什么病》（中篇）、《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中篇）。第四阶段：《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长篇）、《无字》（长篇）。71.张洁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其创作的女性、男性形象系列：
⑴张洁的创作主要致力于知识女性事业、爱情、婚姻、价值、尊严、权利的思考。她笔下的主人公执著于人生，执著于事业，坚持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追求女性的人格独立。
⑵张洁笔下理想的知识女性形象：
钟雨——《爱，是不能忘记的》，叶知秋——《沉重的翅膀》，梁倩、柳泉、曹菁华——《方舟》，梧桐——《波西米亚花瓶》，尹眉——《七巧板》，曾令儿——《祖母绿》，吴为——《无字》。
这些女性大多相貌平平、甚至丑陋。她们始终被灵与肉、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的痛苦所困扰。
⑶张洁笔下的男性形象可分为两类：
①年长的、宽厚的、富于生活经验的男性：老干部——《爱，是不能忘记的》，简——《波希米亚花瓶》，袁家骝——《七巧板》。
②年轻、潇洒而又自私的男性：白复山——《方舟》，左葳——《祖母绿》，谭光斗——《七巧板》。
72.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他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在小说的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73.汪曾祺的代表作：①对他的故乡江苏高邮地域风情的描写：《受戒》、《大淖记事》；②对塞外果园的描写：《乡下的阿基米德》、《说话压韵的人》；③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昆明的描写：《捡金子》、《航空奖券》；④对北京日常生活的描写：《八月骄阳》。
74.汪曾祺小说的总体风格：清新隽永、淡泊高雅。75.张贤亮的《绿化树》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章永璘。76.贾平凹的创作阶段及各阶段的代表作品：
第一阶段：以《满月儿》为代表。其文风委婉缠绵、气韵飘逸。第二阶段：以《丈夫》、《二月杏》为代表。其文风阴郁低回。
第三阶段：以《商州初录》、《腊月·正月》、《天狗》、《浮躁》等为代表。其风格是缠绵中透露出阳刚之气，悲恸抒情中力透哲理性的思考。
第四阶段：以《白夜》、《废都》为代表。其创作在写实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77.《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废都》塑造的女性形象：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
78.王安忆的创作情况及代表作品：
第一阶段：《雨，沙沙沙》、《广阔天地的一角》等。第二阶段：《本次列车终点》、《命运交响曲》、《流逝》。
第三阶段：《小鲍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第四阶段：《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第五阶段：《长恨歌》 79.张承志的代表作：
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78年），中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黄泥小屋》，长篇小说《金牧场》等，宗教史《心灵史》，另有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绿风土》、《清洁的精神》。
80.张承志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
纵观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他苦心经营的正是遍布在穷乡僻壤、渗透在北方水土中源远流长的民族血统——开朗、乐观、宽容的生命意志和坚韧、雄健的生命力量。
这样北方广袤的大自然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出现了具有两种气质的象征： ①母性的象征：以《黑骏马》、《金草地》为代表。在这类作品中大自然被描写成孕育人的性格、陶冶人的气质的母体，是静态的、柔性的。这深厚广阔的大自然孕育了草原人特有的坚韧、宽容、乐观。
②父性的象征：以《大坂》、《北方的河》为代表。在这类作品中山川河流是躁动不安的，具有父性的特征——躁动、喧腾、奔涌。
81.韩少功的代表作：
短篇小说《月兰》、《西望茅草地》；中篇小说《飞过蓝天》（采用人与鸽双线平行的叙述方式）1985年发表论文《文学的根》、《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与审美优势》，亮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帜，并创作了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以实现自己的文化寻根主张。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82.《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狗皮》被称为“红高粱”家族。
83.莫言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枯河》、《秋水》，中篇小说（中篇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红高粱》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红高粱家族》等，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
84.余华的代表作：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1986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85.“第三代诗人”（新生代诗人）创作的审美特征：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反意象、反修辞、口语化。“第三代诗人”（新生代诗人）有：韩东、于坚、伊沙、刘漫流等。
86.艾青诗歌的代表作：解放前，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代表；十七年，以《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为代表；新时期，以《光的赞歌》为代表。艾青诗歌的类型：政治抒情诗、哲理诗、域外诗。
87.80年代话剧的创作情况：
第一阶段：1977——1979年，话剧从一片废墟上再生，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得到恢复。代表作品：《于无声处》、《丹心谱》；
第二阶段：1980——1985年，探索戏剧兴起。代表作品：《屋外有热流》、《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第三阶段：1986——1989年，小剧场运动兴起。代表作品：《屋里的猫头鹰》、《留守女士》。
88.被称作探索话剧第一人，最早倡导话剧改革的作家是高行健。89.高行健主张打破原有的戏剧模式，强调戏剧的综合性，强调剧场性、叙述性，打破三一律。其代表作有：话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小说《有只鸽儿叫红唇》。
90.80年代女性散文的代表作家有：张洁、陈慧瑛、马瑞芳、李佩芝等。91.80年代报告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总体特征：走向开放。
92.90年代女性作家的两种创作倾向：私语化倾向（以陈染、林白为代表，是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遭非议最多的一脉）和解构性女性写作倾向（亿徐坤、斯妤为代表，其中徐坤在90年代曾被戏称为“女王朔”）。
93.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指的是揭露和控诉十年浩劫和极左路线给党、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创伤的作品。
94.改革文学：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改革开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于是在95.年代前半期出现了改革文学的热潮，涌现了大量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的变革与冲突，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精神风貌的急剧变化，体味其中新旧历史交替中的痛苦和欢乐。
96.寻根文学：指以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民族的原始生活形态或传统的精神价值为主要表现对象，借助于民情风俗、奇人轶事、神话传统来表现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古朴、科学与信仰的纠结的文学。
97.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作品：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或者说，原生态的叙事内容）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或者说，流水账似的叙事结构）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或者说，零情感的叙事视角）
98.陈奂生形象分析：
①他是一个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形象。作为小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求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他身上有阿Q的影子。
②陈奂生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
③作者对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精神传统。与鲁迅比较起来，高晓声少了一些辛辣与入木三分，而多了一些温馨与理解。99.余秋雨对当代散文的贡献。
（1）摒弃了传统散文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等单一主题表达的层面，代之以多角度、多侧面透视某一景观与现象，在一种多元化发散式显现中突现所写对象广阔、丰富的含义。
（2）所选取的景观或物象都参与了作者主题的精神建构、情同于与景。（3）大胆借助想象艺术，复现传统政治所部记载的已经淹没在历史阴影当中历史瞬间和历史画卷。
（4）感性与理性的自由切入与转化。100.高晓生的创作特点：
⑴采用“中西合璧”的艺术表现手法。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而是借用西方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而且，他又和人物的活动、故事情节紧密结合。
⑵通过个性化的细节、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如《陈奂生上城》中的他在招待所房间里的举动及其付款时的著名细节和《“漏斗户”主》之末尾陈奂生百感交集的泪水。
⑶语言富有幽默感。这主要是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实现的。如陈奂生的“侦查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等。
101.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⑴内容：这篇小说是一曲理想爱情的悲歌。它描写的是各自陷入无爱婚姻中的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二十多年倾心相爱却不能相守的精神苦恋。作品尖锐地指出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的悲剧给人带来的巨大的痛苦，从而发出了冲破传统道德束缚、建设健康美好的现代爱情观念的呼唤。
⑵影响：①从内容上讲，打破了政治生活对中国作家的困扰。作品深入到一个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一种异常自我的关于爱的情感以及这种隐秘的情感生活中复杂和纷乱的心态。
②从创作手法上讲，是对当代小说传统格局的反动。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完全是在一种既无故事也无情节的状态下描述的，只是一组组心灵状态的组合，一片片情感瞬间的连缀，一段段意绪流动的拼接。
102.《白鹿原》的艺术成就？
（1）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将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2）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两元对立的的创作模式，注意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角度出发，塑造出具有崭新意义的人物形象，创造了白嘉轩等一系列具有丰富复杂性格内涵的典型人物。
（3）从创作方法上说，小说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有所超越。它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同时对西方的现代派手法有所借鉴。
（4）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和乡土色彩。
小说所描写的白鹿原位于陕西关中地区。作品相当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里的喜庆；不论是田间的劳作、平时的吃食，还是房屋、家具、衣着打扮；以及赶集、走亲戚等等，都充满浓郁的关中特色，而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更是朴实精当，抒情。
103.《红高粱》的思想内容：
⑴莫言以一种全新的审美形态，借助丰富的感觉和想象，恣情尽意地再现了高密东北乡那 “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独特文化形态。
⑵在小说中，爱情故事与抗日故事这两条线索平行发展，莫言用一种精神把二者交织在一起，这种精神就是余占鳌与戴凤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自由毋宁死”，无论是两个人激情迷荡的爱情，还是他们奋起抗日，都是这种精神的凝聚。
104.《红高粱》艺术特色。
（1）内容上，以民间的角度，审视抗日战争，并进行哲学高度的思考；（2）形式上，视角与人称的交替变换；（3）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4）原生态人物的塑造。
105.汪曾祺《受戒》的人性内涵（内容）：
⑴对健康人性的呼唤，对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羁绊的人生的抒写。在小说中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纯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
⑵对洋溢着生之快乐的“桃花源”式生活理想的向往。《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聪明、善良、纯朴的小和尚明海和天真、美丽、多情的小英子，实际主人公却是“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106.汪曾祺写作的独特之处：
汪曾祺小说的总体风格是清新隽永、淡泊高雅。
⑴淡化情节，铺开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风俗画。例如，在小说《受戒》中，“受戒”的场面一直在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侧写，作者并不把它当作情节的中心。小说不断的插入其他成分，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他的插入成分。
⑵汪曾祺的小说具有和谐含蓄之美。他的小说很少抽象的思辨与迷狂的沉醉，而是适可而止，“怒不写到怒不可遏，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悲不写到悲不欲生”。在文中有许多“未定点”和“意义空白”。
⑶语言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作者善用口语叙述，但连缀起来读却韵味十足。他擅长于用短句，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其人物对话的描写也往往采用短句，极富有诗的含蕴。
107.贾平凹《商州初录》为代表的散化结构： 贾平凹小说的散化结构在艺术表现上有两个作用：
①这种结构体现着现代审美意识，给人一种崭新的阅读感受。读者读这样的小说，不至于处处被主干情节牵着走，这对阅读中的审美活动是一种解放，能更加调动读者阅读中的能动精神。
②这种结构使作者的笔触可以不受限制，这对作者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解放。
108.张承志的创作特色（风格）：
①诗化倾向：象征隐喻的结构，强烈的节奏感，诗的境界。
②意象的运用：意象用来结构全文、塑造人物，意象淡化、甚至代替了情节。110.韩少功《爸爸爸》中丙崽的象征意蕴：
①小说的中心人物丙崽是鸡头寨这一原始文化生态环境的畸形产物与象征。他的愚钝象征着中国古老文化的冥顽不化，他虽服剧毒而不死象征着驱除文化痼疾的艰难。
②丙崽永远只有背篓高，额上有皱纹，大脑袋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眼目无神、行动呆滞，只知吃喝拉撒睡玩的白痴。终生只会说说两句话，凡属肯定，积极方面的说：“爸爸爸”，凡属否定、消极方面的，就骂“×妈妈”。天地变化、生死无常似乎与他都无关，而且历劫不死，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111.《红高粱》的思想内容：
⑴莫言以一种全新的审美形态，借助丰富的感觉和想象，恣情尽意地再现了高密东北乡那 “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独特文化形态。
⑵在小说中，爱情故事与抗日故事这两条线索平行发展，莫言用一种精神把二者交织在一起，这种精神就是余占鳌与戴凤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自由毋宁死”，无论是两个人激情迷荡的爱情，还是他们奋起抗日，都是这种精神的凝聚。
112.《红高粱》的审美技巧：
①悲剧与反讽的复合。即，它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它不是在最悲恸之处引起人们的“悲悯”、“同情”和“崇高”的美感，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而是采用“反讽”的技巧，给人以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
②现代派表现技巧的运用：象征、暗示、隐喻等。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造成小说创作的新格局，这是莫言《红高粱》艺术上的又一成功之处。
③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充满着浪漫色彩和诗的意境。113.余华小说的先锋性：
⑴冷漠叙述。作者在叙述中既不作过多的议论，也不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更不作价值判断。
⑵对传统创作主题的颠覆。主要表现为对历史、时间、理性、爱情、伦理等的颠覆。
⑶对旧有文类实行颠覆性戏仿。由于已经程式化的旧有文类更多接纳和保留的是封建社会及其他历史时期僵化的价值观念与正统意识形态，因此余华“文类颠覆的目的依然是价值观的颠覆。”
114.80年代话剧出现危机的原因：
⑴外部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增多对话剧的排拒。⑵内部原因：话剧自身的局限——中国的话剧长久以来一直延续易卜生式的戏剧观念，单
一、模式化。
115.探索话剧的特征：
在艺术观念上，摆脱了与政治的从属关系，作家从各个侧面观察和表现人生。在创作中，不再被动的反映生活，创作者的主体得到张扬。
具体表现如下：⑴强调话剧的综合性；⑵强调与观众之间的直接交流；⑶打破话剧的整一性结构；⑷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116.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的创新之处：
①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更不是为了规避现实矛盾，而是“寄深意于现实”。
②戏剧的开头别具一格。③是一部富有喜剧意味的正剧。④采用“冰糖葫芦式”的结构。117.《随想录》的思想及艺术价值：
⑴作品深刻的思想价值表现在作家具有震撼力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还表现在作者那种严于责己、解剖自我的强烈自审意识和自省精神。
⑵作品的艺术价值表现在讲真话、抒真情，题材上不拘一格。118.《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人物形象分析：
①白嘉轩是作品中第一个登场的人物，也是作品的灵魂人物。这是一个深蕴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农民形象。白嘉轩是白鹿家族的族长，他身上体现出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善良、仁慈、正直、讲义气、以德报怨。他靠艰苦卓绝的勤俭，努力建立起家业，以自己的博施众济树立起威望。他视鹿三为兄弟，情深意长；出面为曾经支使人打断他挺直腰板的黑娃求情；对“关中大儒”朱先生恭敬有加„„白嘉轩始终有一个愿望：治理好家业，办理好族事。这是儒家“修身养性治家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表现。
②但是，作为封建家族的族长，白嘉轩身上同样积淀着中国古老文化的负面价值。他设计换宝地、种植罂粟等，有悖于他的耕读传家的道德人格。作为宗法文化观念的维护者，宗法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磨盘压抑着他，他反过来又成为一个磨盘去碾压不尊从宗法观念的叛逆者。无论是视女人为“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的婚姻观念，还是力主惩治田小娥，以至修塔压服田小娥不安份的鬼魂的举动，无不表现出白嘉轩心理上所因袭着的巨大重负。
③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正向和负向因素的交织也正是作家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批判又赞赏，既鞭挞又挽悼的复杂情感的表现。“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即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119.《白鹿原》的艺术特色：
首先，作品广泛运用了象征手法。作品反复出现的意象有白鹿、鏊子等。白鹿象征着民族文化精神，例如，作为白鹿原人精神支柱的朱先生逝世时，他妻子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再如，白灵牺牲时，他的几个亲人都梦见了白鹿，这一描写增加了白鹿的另一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与敢于献身的精神。“鏊子”则象征着当时象烙饼一样翻来覆去的社会运动对人的煎熬。另外，像祠堂、塔等，也都承载着丰赡的象征意蕴。
其次，《白鹿原》充满了魔幻色彩。作品不仅引用了神话，而且引入了民间传说。古典戏剧等神话情节，充满了魔幻、神奇的气氛。如：白鹿飘过的地方枯草复荣、毒虫俱死、瞎子重见光明、丑女变天仙、秃子生乌发的传说，小娥死后化为飞蛾的奇事等等，读来荒诞离奇，细细品味又别有深意。
再次，《白鹿原》呈现出浓郁而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作品中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风俗习惯等都呈现出关中特有的风情。
200.《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性格有什么典型意义？（重点）
陈奂生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勤劳善良、质朴节俭、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老一代农民。陈奂生性格，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没有自主权的同时物质精神又发生了一定变化的农民的画像，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具体而言，包括两点：第一、反映了新时期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巨大变化。第二、表现了封建意识、极左路线危害的严重性和改造国民的艰巨性。
201.简析新生代诗人的创作特色。（重点）
（1）反文化意识——韩东《有关大雁塔》；西川《体验》
（2）高扬的生命意识——陆忆敏《可以死去就死去》；蓝色《圣诞节》（3）反崇高、反优美的美学原则——尚仲敏《卡尔.马克思》；孟浪《反世界印象》；胡冬《女人》；王正云《北方》
（4）以冷抒情、叙事性、反讽为特征的表达手段。——小君《日常生活》；于坚《作品第52号》；王小龙《外科病房》；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中文系》
（5）口语化和对特殊语感的审美追求。——杨黎《看水去》；韩东《山民》 202.简析王安忆小说的特色。
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在语言上有两个特色：其一，大量使用判断句式；其二，人物对话全部使用没有冒号和引号的直接引语。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对小说语言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长恨歌》的语言艺术独具特色，她一改80年代的语言风格而追求语言的“抽象化”，去实践其创作理论．本文从叙述化的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和塑造能力三方面分析《长恨歌》抽象化的语言艺术特色。
203.莫言的代表作：
短篇小说《枯河》、《秋水》；中篇小说（中篇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红高粱》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红高粱家族》等，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
204.贾平凹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伤痕文学”时期：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便是《满月儿》，其风格委婉缠绵、气韵飘逸。“反思文学”阶段：注重于对被扭曲了的性格的发掘与曝光，从而暴露了人的潜意识和病态心理，作品的风格也阴郁堂奥、低徊迷蒙。有《晚唱》、《好了歌》、《二月杏》。
1983年以后：贾平凹深入商州地区，写了一组“商州系列”的中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九叶树》、《腊月·正月》、《商州》、《冰炭》、《远山野情》、《古堡》、《天狗》、《浮躁》等，还有短篇《火纸》、《黑氏》、《水意》等。这一时期，作者以全方位的视角剖示了整个人文环境的变迁给人的心理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把笔触深入到人物意识深层结构中去展示思想情感的冲突。其风格是缠绵悱恻中透露出阳刚之气，悲恸抒情中力透着哲理性的思考。
205.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阶段？（或：王安忆小说取材与叙事视点变迁过程。）
第一个阶段：以优美的抒情笔调，细腻地表现年轻人对理想和爱情的真诚追求，执著地表现生活中的美，这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1980 年至 1981）
正如作家所自白的：“生活中有很多阴暗、丑陋，可美好的东西终是存在。我总是这么相信着，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待生活。”
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是带有理想色彩的“雯雯系列”的《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和《一个少女的烦恼》、《当长笛solo的时候》等小说。由于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创作真切细致地表现了青春女性的情绪天地，而且在雯雯身上不难发现作家自身的经历，因此，这一时期亦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时期。这些小说具有作者“自我抒发”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1981年—1984年）王安忆的创作走出了雯雯们单纯、狭小的艺术天地而进入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这是其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王安忆先后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庸常之辈》等短篇小说和《尾声》、《命运交响曲》、《归去来兮》、《流逝》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调动了她插队、在文工团和“文革”中的生活体验，写普通人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其中《流逝》曾受到广泛好评。
第三个阶段：1984年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了国外生活经历的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她开始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学视角观照社会历史、人的命运与情感变迁，往往站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制约下的民间生存。
作品主要有《大刘庄》、《小鲍庄》等本土文化小说，《一千零一弄》、《好婆与李同志》、《鸠雀一战》、《悲恸之地》等都市文化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性爱文化小说及《逐鹿中街》、《神圣祭坛》和《弟兄们》等女性主义小说。
206.巴金《随想录》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1）作品具有震撼力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随想录》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并不只停留在暴露伤痕的浅层面上，而是从社会文化的深层探究“文革”与社会弊端的一个根源。因此，还应坚决反封建。2）严于律己，解剖自我的强烈的自审意识和自省精神。巴金的彻底自审，实际上也是在审视民族的灵魂，解剖时代、社会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3）具有文体价值。优秀的散文应是作者真诚的人格与真实的文格化合的产物。散文应崇尚真实。《随想录》说真话，抒真情，写真人，叙真事。
4）独特的话语方式“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 207.分析白嘉轩的形象。
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族的族长。就个人品质而言，白嘉轩的完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作为一个敬恭桑梓、勤于稼穑的农人，他身上有着民族许多优秀品质。他靠自力更生建立起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无论是治家还是管理家族，他都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尤其是对文化人朱先生、冷先生的尊敬、效仿，对老长工鹿三的尊重、提携，都表现了他在一代农民中的卓尔不群。白嘉轩始终怀有一个愿望：按照自主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方法管理好家族的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个个仁义，从而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放过任何可以济公好义的机会，把一己的价值实现寓于家族和乡里的事业发展；他首立了乡规、乡约，确立了自己的族长地位，又使乡民们有规可依；他修祠堂、建学堂，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使孩子们上学读书有了保障；他与鹿子霖明争暗斗，守住了组长的宝座，也阻遏了恶势力的膨胀；他处处救助受难的人，使自己的人缘、人望大增，也使处于不断战乱的人们的受害程度得到一定的减轻。他的以人为本、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应该指出，作为白鹿原上的独特产儿，白嘉轩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理想人物。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封建文化信条为准则的，因此，在他身上既体现着中国家族文化理想的一面，也体现着这一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按照封建文化传统要求乡民，也按照这一传统要求和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对待小娥的处理，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捍卫自己文化理想时的残酷。后来，他又容忍黑娃和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并非是他做族长的宽宏大量，实际上是家族文化“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直接表现。所有这些都说明，白嘉轩是家族文化的自觉维护者。正是对白嘉轩身上所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价值的深刻把握和体悟，才使得白嘉轩具有非常深厚的性格和思想内蕴，成为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最后一个族长的形象。
208.汪曾祺小说风格：
汪曾祺小说的总体风格是清新隽永、淡泊高雅。
⑴运用散文化笔调，淡化情节，铺开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风俗画。例如，在小说《受戒》中，“受戒”的场面一直在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侧写，作者并不把它当作情节的中心。小说不断的插入其他成分，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他的插入成分。
⑵汪曾祺的小说具有和谐含蓄之美，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之中，寓真善美于平庸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平和淡泊，意味无穷。他的小说很少抽象的思辨与迷狂的沉醉，而是适可而止，“怒不写到怒不可遏，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悲不写到悲不欲生”。在文中有许多“未定点”和“意义空白”。
⑶语言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作者善用口语叙述，但连缀起来读却韵味十足。他擅长于用短句，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其人物对话的描写也往往采用短句，极富有诗的含蕴。
209.《白鹿原》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首先，意象鲜明，民族史诗。其次，人物对比，个性分明。再次，语言特殊，大气磅礡。
（1）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将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
第一，阶级斗争模式已不再是作品的主线。鹿三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贫苦农民，但这个给白嘉轩作了三十几年长工的雇农，却对白嘉轩忠心耿耿，毫无对立之意。反倒是原本一个祖先的白、卢两家地主之间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白、鹿两家几十年的争斗、恩怨，主要不是贫富的对立，而是仁义与不仁义的纷争。
第二，对地主子女人生道路的描写变得十分复杂。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是党的领导干部；次子鹿兆海加入的是国民党，后来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因与小娥通奸，失去了族长继承权，后来痛改前非，当上了保安团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加入共产党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牺牲了。这些人物的人生抉择，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一切都似乎是那样偶然。
第三，群众斗争的历史，呈现出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农协在“戏楼”上镇压财东恶绅；乡绅和民团反攻回来后，又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不屈的贺老太；尔后，当了土匪的黑娃又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不断
深入到家族、家庭，白、鹿两家的子女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这些荷枪实弹的抗争，连同白嘉轩与陆子霖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白鹿原变成了他们逞强、斗狠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
（2）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两元对立的的创作模式，注意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角度出发，塑造出具有崭新意义的人物形象。在作家笔下，无论是白嘉轩，还是鹿
三、朱先生，都远远超出了自身阶级的界限，而具有了更为浓厚的文化的意蕴。比如，鹿三本是一位贫苦的雇农，却因白鹿村独特的氛围，与白嘉轩独特的关系和受白嘉轩的影响等因素，是他成为一位忠心、耿直，讲仁义、守信用、知恩图报的人。在鹿三身上，我们看不到所谓的阶级意识，看不到对地主的仇恨，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农人的处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选择。
（3）作品还成功地对作为民族禁忌的性生活及其在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展示。
如：开篇写白嘉轩先后娶了六房女人，没给他留下后代就都死掉了。死去的六个妻子，除了交欢时让他“引以为豪”的征服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却使他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他的命运。他娶了第七个妻子香草之后，相处日渐融洽，香草给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能，又带来了罂粟种子，使白家兴旺起来。但是，白嘉轩并不认为妻子有什么功劳，而是把这一切归结为“迁坟”和“白鹿显灵”的结果。在他心目中，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没有地位，只是他泄欲的对象或干事的帮手。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情相悦，到他这里被消解，被淡化。
（4）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和乡土色彩。
小说所描写的白鹿原位于陕西关中地区。作品相当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里的喜庆；不论是田间的劳作、平时的吃食，还是房屋、家具、衣着打扮；以及赶集、走亲戚等等，都充满浓郁的关中特色，而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更是朴实精当，抒情。
210.《长恨歌》的语言特色。
（1）纯叙述性的语言格调：叙述节奏相近，速度均匀，大量使用判断句式，人物对话全部使用没有冒号和引号的直接引语。小说描写世俗的生活细节繁密堆积，密不透风的语言风格让人感到充裕与满足。
（2）陌生化语言的智慧：通过词类活用、陌生搭配，或是通过大量新颖的通感、比喻，形成了整部小说与众不同的风格。
（3）高贵的自说自话：在这部第三人称的作品中，虽然作者自始至终拒绝让“我”直接登场，但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高贵的自说自话倾向。文字上的“无我”之境，恰恰成了作者忘情于人物的最好证明。
211.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面貌可以总体概括为：
一是文学的个体化和文学集团化并存，一大批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为多种风格和流派的成立和极大的可能性；
二是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齐头并进，优秀的作家作品不断涌现； 三是文学体裁由原来刊物的一枝独秀发展为多头并进局面，出版社的畅销书、报纸副刊上的随笔、网络文学都对传统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212.“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
代表作家：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代表作品：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苏童的《飞越
我的枫杨树故乡》、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余华的《现实一种》等。
先锋小说的特点：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意义的缺席）。如洪峰的《极地之侧》。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
先锋小说家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
（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叙述游戏，人物趋于符号化，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余华《古典爱情》等。
213.以《文化苦旅》为例，简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而是将游历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显的情节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凭借山水风物以探求和透视民族文化底蕴、传统文化精神及人生真谛，反省民族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因此，他笔下的山水并不仅仅是自然山水，更是人文山水。比如《道士塔》、《阳关雪》。在其笔下，许多风景名胜或镌刻着历史名人印迹的文化场所，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成为承载厚重的文化内涵的物象。在艺术技法上，其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理性思考的深厚凝重与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的有机交融，体现出一种大散文的风范。
214.从小说《妻妾成群》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主要增添了哪些商业性的外衣？
（1）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改变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电影对视觉性的要求，精神与主观性的内容很难得到影像上的明晰表达，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不得不穿上的商业性的外衣：颂莲作为悲剧女性的命运固然是对人生的简化处理，但是却更加符合情节剧的要求；
（2）至于包括点灯--灭灯--封灯、捶脚及陈府的深庭大院等等异于寻常的仪式和环境描绘，无疑也会大大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它们的文化象征意义反倒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蒙蔽，只在视觉刺激上堕为一种令人好奇的噱头。
215.《商州初录》如何展示商州地域文化？
答：
（一）美丽自然风光的赞美。《莽岭一条岭》：大凡群山有势，众水有脉，四面八方的客山便一起向莽岭奔趋了。回抱处就见水流，走二十里，三十里，水边是有了一户两户人家。人家门前屋后，绿树细而高长，向着头顶上的天空拥挤，那极白净的炊烟也被拉直成一条细线„„
（二）纯朴乡土风情的颂扬。《黑龙口》：对客人的信任。《莽岭一条岭》中的古风——
“人的善良在这里却保留着、发展着美好的因素。”身怀绝技医术的接骨老汉为人看病不收钱或少收钱。
（三）心灵美、人性美的讴歌：《商州初录》：“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乡亲”。《莽岭一条岭》：过路人将旧草鞋留给过路人。《桃冲》：好做善事的老汉父子。
216.残雪小说的话语内涵
答：残雪的小说总体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话语内涵，即荒诞人生的寓言与梦魇。
（1）“他人即地狱”——人际关系的恶化。《山上的小屋》：家庭成员的恶劣关系；《苍老的浮云》：家庭、邻居之间的恶劣关系；（2）人性的异化或畸变：《黄泥街》：心肠的癌变。
3、生存的卑微（无意义）——《思想汇报》里的大发明家A：在这之前，我要告诉您一句我在心理憋了很久的话，这就是：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他是国家工业部承认的大发明家。居高临下的鄙视、他人。但实际上与“庸人”并无区别。有很强的嫉妒心。与邻居
一、邻居
二、时髦的同行打架，与妻子关系恶化。
（注：主要小说作品：短篇：《山上的小屋》。中篇：《苍老的浮云》、《黄泥街》、《思想汇报》等。长篇：《突围表演》。
217.关于刘恒的小说。
其小说主题主要提示了食色的生存内涵。（1）对农民基本生存困境的关注：创作思想简析；（2）粮食或吃：作为生存基本需求的内涵——《狗日的粮食》。（3）性与伦理的剧烈冲突：《伏羲伏羲》。（4）以贫嘴消解生活的酸楚：《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218.关于方方的小说：作为新写实早期代表的女作家。
（1）《风景》：低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与的生存策略。①亡灵视角。（第八子）②低层市民的卑微生存状态。③不择手段往上爬：七哥的生存哲学。④诗意的栖居的总体上不可能。（2）《祖父在父亲心中》：上辈两代知识分子人生命运与时代反思。（3）《乌泥湖年谱》：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曲折人生道路与命运。（4）《奔跑的火光》：审视当代女性悲剧命运的文本。①时代的悲剧：金钱社会与物质时代。②女性（命运）的悲剧：择夫（贵清）的失败。③文化的悲剧：公婆的男权思想。
（备注：其主要作品：1987年发表《风景》（《当代作家》1987年5期），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桃花灿烂》、《奔跑的火光》；长篇：《乌泥湖年谱》。其他：《过程》、《埋伏》等）
219.简析《我与地坛》的主题意蕴。
《我与地坛》回顾了史铁生残疾后的心路历程，地坛以其生生不息的自然真意，使史铁生超越了生死，感悟了母亲的苦难与伟大，其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识和超越 意识净化着我们被尘世遮蔽的心灵。（需展开论述）
220.90年代散文的类型：
文人散文——汪曾祺、张中行。
文化大散文——余秋雨。
学者散文——季羡林、金克木。
小女人散文——素素等。
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张承志、韩少功。
非职业散文家的散文——王小波。
第五篇：当代文学复习要点
第一章 文学的转折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态的阶段。“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
一、文学的转折
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有与国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这样，在进入50 年代之后到70 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召开于1949 年7 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 年代国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 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
与40 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40 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或者在50 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
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1950-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 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 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 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WG”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其间，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 年的文学“百花时代”。仅从文学主张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的派别）有关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在有关文学性质的冲突中，50 年代中期胡风（以及冯雪峰、秦兆阳）等对当时文学规范的质疑，最值得注意。胡风与周扬等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派”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文学和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上的分歧。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正确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而胡风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周扬等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接近，而胡风等则更多地接受十九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并强调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3、在周扬等那里，深入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是创作成败重要一环，而胡风等则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融合”、“搏斗”。4、有关“当代文学”的传统，周扬等更重视毛泽东的《讲话》是“当代文学”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源”，而胡风等则更重视“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所开辟的“文学革命”传统。──这些分歧，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不同的有差异的关于文学的想象。
第二章 诗歌创作
一、老诗人普遍的艺术困境
由于当代诗歌创作所确立的一体化规范，导致不少现代诗人在进入50 年代以后，陷入创作上的困境。胡风、鲁藜、牛汉、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被剥夺写作权利，而穆旦、郑敏、杜运燮（他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则因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的冲突而被冷落。郭沫若、冯至、臧克家、艾青、田间等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也有许多作品面世，但表现了艺术上的普遍性衰退现象。
二、“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十七年诗歌出现几种主要艺术趋向（或称诗的几种“体式”）。其中之一是“写实性”叙事倾向，它是解放区诗歌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延续。这种趋向，一方面是叙事诗大量涌现，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约近百部。另一是抒情短诗大都有人物、场景、事件的因素。“写实”诗歌的重要诗人有李季、张志民、闻捷等。闻捷（1923-1971）主要诗集有《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他的较好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闻捷的抒情短诗具有“生活牧歌”的风格。作者努力建立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细节”、“事件”的单纯化提炼中，加强情感表达的空间。《复仇的火焰》写发生于50 年代初新疆东部的叛乱和解放军平叛经过。有着庞大的艺术结构和众多人物，被称为“诗体小说”。
三、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代言人身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为贺敬之、郭小川。
郭小川（1919—1976）的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包括《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等）、《致大海》、《望星空》、《林区三唱》、《青纱帐──甘蔗林》等。50 年代还创作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长篇叙事诗。50 年代他最有探索活力的作品，主要写知识者个体融入集体、实现无产阶级“本质化”的过程。但由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化的尊重，他的诗并不完全回避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写到了情感、心理上的困惑、裂痕，而且具有了思想情感上的丰富性和审美上的价值。但《望星空》、《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有的在当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有的还受到批评，有的没有发表就在内部受到批判（《一个和八个》）。《一个和八个》的公开发表，要迟至20 余年后的1979 年。
第三章 农村小说
一、小说的题材和形态
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题材”问题是关系到文学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题材的处理是：1、题材被严格分类；2、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生活；“重大”社会、政治性质的斗争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日常生活；现实的政治 社会斗争优于“历史”情景。现代历史上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它事实和活动。这种“题材”观念，相应地产生了“重大题材”、“非重大题材”等概念。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农村小说）作品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艺术水平也较高。
在小说体裁上，短篇及长篇都较发达，中篇小说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50 年代后期到60 年代初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丰收的时期。当时出版的作品主要有：《三里湾》（1955，赵树理）、《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林海雪原》（1957，曲波）、《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1957，第二卷1962，李六如）、《红旗谱》（1957，梁斌）、《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周立波）、《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第二部1962，周而复）、《红日》（1958，吴强）、《青春之歌》（1958，杨沫）、《三家巷》（1959，欧阳山）、《创业史》（1960，柳青）、《红岩》（1961，罗广斌、杨益言）等。
二、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在40 年代已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问世，50-60 年代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他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依然保持来自“生活底层”的淳朴特色，并继续坚持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之间存在的隔阂的试验。虽说在一些作品（如《三里湾》）中，农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其骨架，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对于农村社会习俗、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家庭关系、公私关系和心理中留下的波痕，和因此发生的冲突，是小说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比起40 年代的创作来，赵树理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文学界有关的写作规范更为严密狭隘，另方面则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业生产，对农村传统生活所产生的全面冲击，造成“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尖锐化。这引起作家的深刻忧虑。也使他后期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对于农村传统生活，特别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美德的发掘和维护上。《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等的主题，都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与40 年代比较，并没有重大变化，但趋向凝练，叙述中时常会流露出隐而不露的忧郁。
三、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著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是他最重要、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0 年，写陕西渭河平原的农村组织互助会的过程。原计划写四部，但因WG发生而使这个计划中断。WG后仅出版了没有最后写完的第二部。作者说，小说的主旨，“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表现出来”。小说塑造了各个阶级的人物：互助会“带头人”梁生宝，徘徊、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梁三老汉，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农高增杰，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开始想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干部郭振山等。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小说的成就表现为，细腻深入地揭示了土地改革后尚未充分显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冲突，并揭示这些冲突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根源。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创业史》对陕西乡村生活情景、民情风俗等有生动描述。小说的人物语言是经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以书面语为主，两种语言构成一种对比。叙述语言时有诙谐、幽默的语调，表现了叙述人的机智和权威姿态。
第四章 革命历史小说
一、革命历史小说概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小说，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如何走向胜利。这类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短篇有孙犁、茹志鹃、峻青、王愿坚、刘真等的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多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由于作家生活经验、艺术想象以及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差别，革命历史小说会有多种形态：一部分长篇追述对历史“本质”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则加入“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样式。个别作品融入更多个人的体验，“革命历史”因而更多地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
二、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对于革命的“起源”的叙述，表现20-30 年代革命运动在北方的乡村、城市最初孕育、展开的情形。作者的意图是以“史诗性”的多卷本结构，安排宏阔的生活图景，来表现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在各卷中，受到较高评价的是第一部《红旗谱》。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已显露出了强弩之末的趋势。《红旗谱》写30 年代初保定一带农村中的斗争，和保定二师的**。“楔子”以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斗争的失败作为铺垫，衬托出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主题。这一主题，主要通过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史”（由传统农民的复仇、反抗，到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朱老忠这一英雄人物，不仅是这部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作品中，作者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主题和乡村风俗及传统小说文本的结合，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和对乡村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的描述。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艺术方法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借鉴。
三、杨沫的《青春之歌》
这篇小说具有“自叙传”色彩，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经历作为叙述线索。林道静因因抗拒养母的婚姻安排而离家出走，后来受到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感召、启蒙，走上革命道路。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于1931 年“九·一八”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之间，真切地描述了当时北平知识青年的生活情境，有层次、也细致地表现了林道静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小说首先是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故事，它通过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来确认中国知识分子的值得肯定的生活道路：在无产阶级政党引领下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达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的集体斗争。小说也涉及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不过这一因素是被“压抑”、削弱的。小说出版后，在报刊上引发了讨论。虽然有关这部小说是“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这一指责受到多数批评家和读者的否定，但作者还是根据讨论中对小说的批评，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删削、改动了林道静在接受党的教育后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并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结合，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章节，于1960 年出版了修改本。杨沫80-90年代出版有《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四、《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于1961 年底，被赞誉为“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它描写的是新中国建立前夕，被关押在重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小说交织着两条故事线索：一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重庆及华蓥山根据地的活动和领导的斗争，另一是狱中斗争；以后者为主线，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为坚持信仰而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和敌人（徐鹏飞等）的较量，被突出地置于精神层面上。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意识、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被表现得鲜明突出。小说出于事件的幸存者、见证人之手。他们在50 年代初期革命传统的报告，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之后，其口述材料整理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6）。从1958 年起，据此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先后共四易其稿。写作过程中，有关部门组织多次由党政领导和知名作家参加的座谈，提出写作意见，“献计献策”，本书的责任编辑也参与到写作与修改过程中。《红岩》的成书，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作者，可以说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标而协作下的书写者的组合。这种写作方式，后来在“WG”中得到更广泛采用。
五、孙犁、茹志鹃的短篇小说
孙犁40 年代写有《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50 年代的小说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等，均取材于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北方农村的生活。他的中短篇小说，以“回忆”作为结构的框架，常表现了美、淳朴、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转地变异的事实，因而具有忧愁的情绪基调。作品所涉及的战争、革命，大抵上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淳朴人性和健康的生活信心提供充分展现的“典型”环境。他在冀中乡村战争和革命的背景上，来写他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而这大都体现在他笔下的年轻女性形象上。《铁木前传》是“十七年文学”中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写乡村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在患难中建立的友情，和这种友情的破裂。孙犁认为，小说写作动机，源于新中国建立“进城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和为这种变化而产生的“苦恼”。他的小说结构行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但描述语言清晰确定，情感表达极为节制，表现了自觉的“文体意识”。
茹志鹃（1925—1998）的短篇小说不限于革命战争题材，也写到50 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生活，后者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等。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以《百合花》最负盛名。小说讲述1946 年内战初期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故事：出身农村的军队小通讯员与两个女性在战争环境中的情感关系。评论家一般认为它表现了解放军战士崇高的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即军民的“鱼水”关系。这一短篇由于注重构思与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紧密结合，以及结构上的“细致严密”、“富于节奏感”，在当时受到茅盾等的举荐。茹志鹃小说创作体现的独特风格，使她在50-60 年代小说创作中受到重视。
第五章 “通俗小说”的处理
一、受“压抑”的小说
言情、侠义、侦探等通俗小说，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城市的市民阶层）。由于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性质，以及主要的娱乐、消遣效用，一直受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诞生的“新文学”界的批评和排斥。不过，在30-40 年代，作为一种文学事实，“通俗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仍继续存在和活跃，并出现如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家。“雅”、“俗”的小说界线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相互排斥、对抗，也存在互相渗透、转化等复杂现象。而到了50 年代之后，由于文学界的“规范”更加严格狭隘，“通俗小说”被作为封建性和“买办性”文化而受到“压抑”。“通俗小说”的写作已不可能，作家（如张恨水、李红、陈慎言、张友鸾等）过去的作品，一般也不再出版。但是，左翼文学界注意到“新文学”并未能很好地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的现象，转而寻找一种“替代”，创作一种“有着旧小说的遗迹”，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作品。在40 年代末，解放区作家创作了《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等长篇。50 年代类似的小说，有《铁道游击队》（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钢》（刘流）等。《林海雪原》，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是这类创作。
二、《林海雪原》
作者曲波，初版于1957 年。虽然这部小说当时在50 年代长篇的地位上并非最高，却拥有最多的读者，并被改编为评书、戏曲、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小说写的是40 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残部的惊险经历。主要描述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的战斗。其主题与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并无不同，其特色存在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带有浓厚的传奇性的浪漫色彩；结构和叙事方式，一定程度借鉴古典白话小说和现代“通俗小说”。当然，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作者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以“通俗小说”的“成规”来写作，而当时评论界也不以“通俗小说”的类型特征作为衡量尺度。在指出它“故事性强并且具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因而“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同时，也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的要求来指出“典型”深度不足和“传奇色彩”的缺乏控制的“弱点”。
三、《三家巷》
欧阳山（1905——）当代的小说创作，除若干短篇外，主要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影响较大的《三家巷》、《苦斗》出版于1959、1962 年。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等）在80 年代出版。作者意图是要写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只是作为背景，人物对革命斗争事件的参与，多数情况下也不做为描述重点。小说主要写三家巷中分属不同阶级的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父辈、儿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人情、心理、阶级厉害等的复杂纠葛和冲突。塑造了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对“革命加爱情”的故事模式和人物关系的安排，有限度地对传统“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的叙述方法和语言格调的采取，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和对周炳、陈文婷等情爱纠葛的展示，都可以看到“言情小说”类型的渗透。因此，小说出版后不久就受到批评，指责它以生活风俗画冲淡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对于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从小说类型层面看，这里提出的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问题。
第六章 散文创作
一、当代的“散文”概念
在50-70 年代，散文有时是个涵盖面宽泛的体裁概念。一般理解是，“狭义”的散文，其特征相近于“五四”及以后所提出的“美文”或“散文小品”；而“广义”的散文，则除了上述的品种外，还包括具有“叙事”性质的通讯、报告文学（特写），和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性短论，即杂文、杂感。另外，有的时候，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也包括在内。“散文”概念在当代宽泛化，与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状况相关。其演化趋势，是从显示个人性情，向着议论现实时事，“报告”生活事态的发展的方向倾斜。与当代“个人性”经历各体验的题材价值受到怀疑的总体状况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对客观生活事相的“报告”为主要特征的叙事性写作，便成了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当然，在50-60 年代，这个问题在不同时间段也会有所调整而发生变化。
二、散文的“复兴”
“狭义”的散文（抒情散文）在50-60 年代较有成绩的阶段，一是1956-1957 年的文学“百花时代”。这期间，丰子恺、许钦文、叶圣陶、方令孺、端木蕻良、川岛、老舍、沈从文都写了一些个性化的作品。另一阶段是60 年代初，被看成是散文的“复兴”。散文这一善于体现作家性情和文体意识的体裁，受到文学界提倡，创作也有较出色的收获，以致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出现了一批专职散文写作的作家，如吴伯萧、杨朔、秦牧、刘白羽、郭风、碧野、柯蓝等，老作家如冰心、巴金、曹靖华，以及一些学者也多有贡献。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散文集有：《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萧）、《船夫曲》（魏钢焰）等。
三、杨朔等的创作
年代初散文“复兴”中，杨朔、刘白羽、秦牧被认为是贡献最突出，且散文体式也多不相同，而代表了当代散文的三种基本模式。刘白羽代表作有《日出》、《长江三日》等。以激荡的情感抒发为主，情绪浓烈、色彩绚丽。40 年代战争的经历和体验，是他文学想象的“资源”，也是评价生活的尺度。现实生活情景与战争年代记忆的交织是作家主要情感线索和结构模式。秦牧散文则表现了重视“知识化”的特点。代表作有《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其写法是随笔和杂文的调和。重视表达的观念。在他较成功的作品里，知识性材料由于有情感的融入，和在材料组织上体现的灵动活跃的想象力，而区别于一般的“知识小品”。杨朔的主要作品有《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拿着当诗一样写”，是杨朔散文创作的追求。他所讲究的散文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严格精巧、选词炼句的用心，和整体的“诗的意境”的营造。“诗意”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的那种象征的思维和感性方式。即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升华”方式。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对已显得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其艺术追求受到普遍赞扬。他的创作所形成的模式，对当代散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80 年代以后受到许多指责。
第七章 话剧创作
一、老舍的《茶馆》
老舍（1899—1966）50-60 年代创作主要放在话剧上，到1965 年，发表有《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神拳》等23 部剧作。在这些作品中，写于1957 年的三幕话剧《茶馆》最具价值。以北京城里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1898 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 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 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历史变迁。老舍在表现这一宏大主题时，选择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的角度入手，并把描述范围限定在茶馆这一“小社会”中。他没有采取以中心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这种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风俗画”的创新形式。众多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情景中。剧中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伙计和掌柜，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提倡实业救国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是贯穿全剧的三个人物。《茶馆》的主题动机，来自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和建立现代富强民族国家的渴望。新旧社会的对比，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在《茶馆》中，对光明合理的社会的期待是作品潜在因素），也是作家的历史观。老舍对“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对普通人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使《茶馆》继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
二、50 年代末的历史剧
在当代，历史剧的创作有话剧、戏曲（主要是京剧）等多种形式。创作时期集中在50年代末和60 年代初。作者主要是老一代的剧作家，如郭沫若、曹禺、田汉、孟超、老舍等。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的写作，都与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翻案”有关。武则天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郭沫若笔下，以具有雄才大略、志于强国富民，而又从谏如流、知人善任，且富于人情味的君主面目出现。《蔡文姬》则突出曹操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形象。田汉这一时期的历史剧有《文成公主》和《关汉卿》等。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在这部话剧中，以“战斗者”身份出现：他以杂剧作为武器，来抨击残暴专横的贪官污吏，为负屈衔冤的若者鸣冤吐气。这其实表现了现代中国左翼文艺家的“身份认同”。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田汉是以“一直战斗着的今日梨园领袖”，来写“战斗在13 世纪的梨园领袖的形象”。《关汉卿》表现了历史剧的浪漫主义的处理方式：零碎的史料记载为作家虚构性地重新组合与扩展，形成细节有所据，而整体架构则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格局。这个时期有影响的历史剧还有曹禺等创作的《胆剑篇》等。
三、话剧的“高潮”
1963 年开始到WG发生，出现了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创作、演出高潮。当时影响较大的有《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杜鹃山》（王树元）、《千万不要忘记》（丛深）、《豹子湾的战斗》（马吉星）、《年青的一代》（陈耘等）等。《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作为素材，写1949 年5 月解放军一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之后，面对城市的“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所进行的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写不同阶级对青年工人的“争夺”。《年青一代》讨论的是青年人对待艰苦生活考验的问题。后两部都涉及当时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问题。这些剧目涉及的，是“革命传统”的延续、坚持、发展的时代问题，也是有关“革命”要持续不断地展开的根据和思想“资源”的问题。在上述剧作中，“城市”被表现为可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活处所，而可以与此相对据以维护革命纯洁性的，则是乡村生活为基础的革命斗争经验。60 年代初的戏剧高潮，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第八章 文学的激进思潮
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 年2 月，江青等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形成座谈会纪要。这篇“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纪要”所表达的，是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通过不断革命、选择以走向“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的极端形态。它表明了江青等文艺革命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纪要”攻击“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认为50 年代以来的十七年中，好的作品不多，许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提出，在对“旧文艺”批判的同时，要创造“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以确保这一任务的实现。
二、批判运动和“经典”重评
文艺激进派推动了大规模的“经典”重评运动，对过去的文学创作展开激烈的批判。被批判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而且当代十七年的中国文学创作，也大多被列在“毒草”或有严重问题的作品之列。如《保卫延安》、《红旗谱》、《三里湾》、《青春之歌》、《红日》、《创业史》、《三家巷》等。他们明确指出，中外的“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情感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东西”，并认为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在这一估计的基础上，文艺激进派开始了“真正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的创造，即所谓“革命样板戏”。
三、文学的存在方式
WG期间，文学与政治、政治运动之间，确立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这表现为：1、政治观念、意图更直接转化为艺术作品，即“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成为政治活动的直接组成部分，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当程度已被破除。WG期间，文学写作，作品的发表、出版，受到严格的控制。大多数作家被当作需要彻底破除的“旧文化”的传承者而受到迫害，当然也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资格。“工农兵”的集体写作得到提倡，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文艺批评，成立多种写作小组，以“有利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与国外的文学交流，以及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第九章 “革命样板戏”
一、走向中心的戏剧
年代初期，戏剧就已经走向“中心”地位。所谓“中心”，不仅指作品的数量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也指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产生的重要影响。在50 年代，“五四”新文学以来小说处于中心位置这一状况得到继续。小说的艺术观念、表现方法对诗、散文有明显的渗透。50 年代后期，特别是1963 年开始，戏剧的重要性突出起来。这与左翼文艺重视戏剧、电影这一“传统”有关。戏剧是当时用来配合政治运动、发挥文艺宣传教诲功能的更好的形式。而戏剧、尤其是地方戏曲与普通民众之间已建立的紧密关系，也是戏剧受到重视的因素之一。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说、散文的“场景化”；戏剧冲突设置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构思方法。而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大“角色化”（在戏剧冲突中有确定地位，有明确的参与冲突的性格特征）。小说人物的语言也常设计为台词式的对白。
二、“革命样板戏”
创作“样板戏”的实验，开始于1963 年。1964 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以后被定为“样板戏”的若干剧目，都已基本成形。1967 年5 月，《人民日报》在社论中首次使用了“革命样板戏”的说法，并开列了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此后，列入“样板戏”的名单有所扩大，到1974 年，宣称已有十六七个。“革命样板戏”绝大多数是对原有的已经具有相当基础的剧目进行修改或移植而成，并调集全国各领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编剧、导演、演员、唱腔美术舞蹈的设计者参与创作，因而某些剧目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样板戏”选择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文本，在朝“样板”方向的制作过程中，一方面改动、删削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纯粹性”的部分，另方面极大地利用传统艺术（主要是京剧）的艺术经验，使政治观念的表达获得较高的观赏性。“样板戏”各剧目的情况存在许多差异。有的剧目，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舞剧《红色娘子军》等，由于创作的文化来源的复杂性，作品也呈现复杂、多层的状况，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审美”魅力。
第十章 WG中的文学潜流
由于WG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这时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文学的写作和发表都属于公开性质，这是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异端”性质，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中。后一部分最富于生命力，它们有的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任何机会发表。这种文学可以称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并为80 年代出现的重要文**流作了准备。
一、“白洋淀诗歌”
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知青”的诗歌秘密写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性质。这种诗歌主要出现于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所感知的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写作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的写作集中在1966 到1969 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等。大多采用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形式，但摆脱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对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的书写，传达对信仰产生怀疑、困惑状态中的那种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些诗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WG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歌”。一批就读于北京有名的中学，出生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在1969 年以后，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大多有比较开阔的阅读范围，阅读了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由此获得了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也写下了生命受挫，精神处于迷惑、孤独和痛苦状态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更多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主要作者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根子（岳重）、林莽（张建中）等。
芒克1973 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评论者对他的诗歌，常使用“自然”这样的评语。这一方面是指他在诗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状态；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语言和表达的精神状态，常常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充满“野性”的质感方式。多多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他的诗在抒情上有着较多的“现代”的意味。对世界、自我的审察和思考，常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对文化和语言保持自觉的挑战姿态，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更长久、更自觉。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WG时期就开始了写作，有的与“白洋淀诗歌”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也部分地在“朦胧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一些研究者把WG期间的“知青”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看作是80 年代初期“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有的研究者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
二、穆旦的诗
在“WG”期间，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曾写下了他们当时的体验，包括蔡其矫、牛汉、流沙河、黄永玉等。诗人穆旦在1975 到1976 年间，也有过一次诗歌创作的爆发，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包括《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停电之后》，以及《春》、《夏》、《秋》、《冬》等。穆旦病逝于1977 年，这些诗可以看作是诗人在生命晚期对人生之路的回顾。这些诗仍是对“自我”的解剖，但不再具有40 年代那种紧张和尖锐，而显出冷静朴素的风格。它们是“苍老”的，有着回顾往事时近乎“残酷”的彻悟。对现代人处于“冲突”之中的悲剧性生存的深刻体验，使诗歌具有“反讽”的精神状态和语言方式。言语与沉默，现实与理想，智慧与受难，感情与理智等，在诗中构成矛盾性的张力。诗人既表达了智慧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苦难，同时也承认在生命的“幻想的尽头”，有的只是空寞与荒芜。对生活和艺术的纯正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挫折，是诗歌表达的这种悲剧感的根源。但在对生命作出这样的苍凉的彻悟的同时，诗中仍表达出对人生信念的坚守，对温情、友谊、青春的亲切守护。在诗人看来，尽管“美”很快会“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但写作的意义便是去捕捉那瞬间的但却是永恒的存在。穆旦和其他诗人在这个时期的诗作，直到80 年代才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
三、手抄本小说
“WG”时期秘密的文学世界，除诗歌以外，还有在读者中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其中，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拥有大量的读者。这篇写于WG期间的小说曾经六易其稿。小说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其中对知识、科学权威的赞扬被认为是“要‘资本主义’归来”而受到批判，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原因之一。作者也因此曾被关进监狱。1979 年7 月小说正式出版，但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反响。
在WG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三个中篇，是重要的作品。它们在70 年代中后期都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979 或1980 年公开发表在正式刊物上。靳凡的中篇《公开的情书》由几个在WG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人物之间的通信带有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它所重视的是一种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表达了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和作为一个荒诞时期的先觉者的骄傲。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分春、夏、冬、秋四章，写两个出身于对立阶级家庭（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的青年，在WG前夕到WG结束的十余年时间中的四次巧遇，来安排对于历史、人生信仰、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这篇小说提出了一种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带有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独白构成，带有某种“意识流”的色彩。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故事情节，写他们对“荒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处境所作的抗争。但在对环境的呈现上，比另外两部作品更为开阔。对人物的悲剧性抗争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的质疑。
这三部小说都涉及了原来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并为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叛逆”做了合法性辩护。在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较早地涉及了在80 年代社会思潮、文学创作中广泛处理的命题。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探索上，都具有一定的“先行性”。
第十一章 文学思潮
一、“新时期文学”
1976 年“WG”宣告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经历了70 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文学开始进入了另一个转型时期。“新时期”这一在社会政治层面提出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领域，很多人用“新时期文学”来概括WG后的文学。这一时期，在文学的外部环境上，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逐渐有所疏离，文学与文化市场、读者选择之间的关系开始突出出来。作家群体经历了再一次重组和分化。西方文化思想得到持久的大规模介绍。“新时期文学”的总体风格和作家姿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历史的清算和对历史记忆的书写，成为无可回避的主题；2、文学界普遍表现了一种探索、求新的强烈意识。3、文学发展的“潮流化”倾向。
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
年代末期，一批揭露WG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WG中的悲剧性遭遇的作品，被一些人称为“伤痕文学”。如何看待这批作品的意识形态含义曾在1978年—1979 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便逐渐消退，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较早出现的作品包括1977 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随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小说还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记忆》（张弦）、《姻缘》（孔捷生）、《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丛维熙）、《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以及迟至1986 年才出版的《血色黄昏》（老鬼）等。
“伤痕文学”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的提法。在特征上两者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晰。一般认为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反思文学在主题和结构上，与伤痕文学相比都有所不同，常常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40-50 年代的转折，50 年代的反右和大跃进，60-70 年代的WG等），通过对人物的命运的表现，来反思历史提出的问题。在对历史的认识上，相比于伤痕文学也有所变化，即WG并不是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与民族文化和心理上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一般作为“反
思文学”代表作的有：《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蝴蝶》（王蒙）、《布礼》（王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洗礼》（韦君宜）、《美食家》（陆文夫）、《芙蓉镇》（古华）、《人啊，人》（戴厚英）等。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流，“伤痕”或“反思”文学在1979 年到1981 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但对于历史记忆的书写，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继续挖掘。
三、知青文学
在80 年代，“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是用来描述一种叙事体裁的文学现象的概念。但批评界对它的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较普遍的说法是：1、作者曾是“WG”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2、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于知青在“WG”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比如他们返城以后的情况。“知青文学”在WG期间就已经存在，到80 年代才形成一种文**流。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写作知青题材的作家主要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李锐、肖复兴、史铁生、韩少功、竹林等。由于WG后知青的历史位置和现实处境的含糊不清，因此，“知青文学”对知青的历史经历的挖掘，在不同时间都呈现不同的方式和价值取向。早期的“知青文学”着重写知青在WG中青春、信念被埋葬，心灵被扭曲的悲剧性经历，如卢新华的《伤痕》、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孔捷生《小河的那边》、老鬼《血色黄昏》等。1981 年出现的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和孔捷生的《南方的岸》，表现返城后知青的生活遭遇，对知青历史的叙述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后，知青小说在对知青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评价上开始出现了“分裂”。有的作品继续批判WG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诞性。有的则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的精神抽象化，试图从中间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而张承志、史铁生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中，则试图着重去发掘民间生活中可贵的人性品格。
到了80 年代中期以后，“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文**流，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后来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隐形伴侣》（张抗抗）、《年轮》（梁晓声）、《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记实长篇《中国知青梦》（邓贤）、自传性作品《龙血树》（陈凯歌）等。
四、文学的“寻根”
1985 年，一些中、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在报刊上撰文，倡议、宣扬有关文学“寻根”的主张，包括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他们的论述互有差异，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应该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去发掘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重建”中国文学的道路。被列入“寻根”名下的作品包括：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遍地风流》，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远村》等。这些小说普遍地表现了对地方风俗、地域文化的强烈兴趣。因此出现了对“风俗小说”的重新注意。在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青年作家那里，更多地表现为重新估价和认识传统文化，尤其是边远、封闭地区“非规范”的具有野性生命力的文化的挖掘。抽象的文化主题和象征性寓言结构，是他们常常用来结构小说的方式。文学“寻根”的提出，同时还受到世界文化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小说叙述技巧、小说语言和结构安排上，也开始有自觉的意识。
五、“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
年代的文学一开始便试图调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文学自觉”的口号。因此，随着写作的推进，文学观念的反省和调整，文学主题对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在表现方法上摆脱“现实主义”的拘囿，探询“本体意味”的文学形式，就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创新潮流主要借鉴的是西方20 世纪以后的现代哲学思想、美学追求以及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1985-1986 年间出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污水上的肥皂泡》、《公牛》、《山上的小屋》等。这些小说被批评界称为“现代派”小说，是因为它们所采用的“荒诞”、“变形”等表现手法，和人物表现出来的“反社会”、“非理性”的情绪，与西方现代派小说如“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之间常常可以取得直接的关系。这些小说尤其注重一种带有“现代”意味的精神气质的表现。
与残雪几乎同时出现的马原，则具有更鲜明的“文体”实验倾向。马原注重的是小说的“虚构”性质，因而他关心的是叙述的多种可能性，而似乎并不关心对“意义”的表达。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等，被批评者称为“叙述的圈套”。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也被看作是马原小说观念的延续。到1987 年，这种小说形态成为一种写作潮流，出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桑园留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这些小说被称为“先锋小说”。在此后的几年中，上述作家还发表了许多类似的作品，如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锦瑟》，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访问梦境》等。“先锋小说”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不同的叙述特色和关注的主题，但重视故事讲述的形式，即如何进行多种叙事方法的实验是他们的主要共通之处。在小说形式上往往打碎了传统小说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拆解、变形和错动，并竭力构造一种与“现实”不同的虚构的语言世界。而在叙述内容上，则着意于展示性、暴力、死亡等抽象主题。
六、“新写实小说”
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出现了被称为“新写实小说”的另一重要现象。创作界和批评界表现出对“写实”倾向的关注，其原因：1、许多在“写实”的轨道上写作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的不断调整之后，创作出了一些与此前的“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作品。2、文学界的一些人对过分渲染的“现代派”或“先锋小说”存在着不满。1988—1989 年起，以南京的《钟山》杂志为主，开辟了多种关于“新写实”的小说“联展”或讨论会，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提出了“新写实小说”这样的形态。被列入“新写实”的作家作品有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行云流水》、《一唱三叹》，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曦伏曦》、《本命年》，以及范小青、叶兆言、苏童等的一些作品。“新写实小说”的提出，与批评家和文学杂志的操作有较大关系，因此，在对这些小说进行概括时，往往存在不同的描述。一般来说，“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在当代文学中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提出的，它不同于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注重写普通人日常琐碎的生活情景，尤其注重家庭、单位这样的空间中的“私人”的欲望、烦恼、心态。在叙述方法上，试图采取一种“客观”地展现生活“原生态”的写法，很少有叙述人直接的情感、判断的介入。
七、“女性文学”
从80 年代初期起，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她们在不同阶段和文学思潮中都有不同凡响的作品问世。相对于50-70 年代女作家极为稀少的状况，女性作家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而引人注目。这引起了一些批评家对于文学创作中“性别”问题的关注。张辛欣、张洁、王安忆等在一些作品中，开始直接表述女性身份在社会生活中带来的苦恼。80 年代中期，“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被提出，用以描述女性作家在性别身份、“女性意识”和写作风格上的特殊性。但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一直存有较大争议。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另一批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张欣、蒋子丹、迟子建、徐坤等，在一些作品中描述了女性独特的身心经验和文化遭遇。几乎与此同时，西方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被批评家较多地引入，用以阐释女性性别的差异性和对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些理论与创作互相推动，促使更多的女作家开始关注性别问题对创作的影响。90 年代中期，为推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而进行的广泛宣传，引起了社会对女性问题的热烈关注，从而使得“女性文学”这一具有激进的文化批判意味的创作形态，构成一段时间的热潮。其中被较多地谈论的作家作品有：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羽蛇》，海男的《观望》，蒋子丹的《贞操游戏》，徐坤的《先锋》等
第十二章 诗歌创作 3247字
一、“归来者”的诗
在70 年代末期重新活跃起来的诗坛上，一批于50 年代被迫中断诗歌写作的老诗人，显示出了旺盛的创作力。这些诗人包括艾青、公刘、昌耀、邵燕祥等在50 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诗人，包括1955 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的罹难者，如牛汉、曾卓、绿原等，也包括那些不被当代文学“规范”认可而陆续在50 年代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郑敏、辛笛等。他们在时隔20 多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的诗《归来》等，也写到了“归来”这一主题。评论界将这些诗称为“归来者”的诗。他们普遍地将遭受的磨难、挫折投射在诗歌写作中，并试图重新接续、发展曾被阻断的美学理想和诗歌方式。这些诗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个人心理情绪的“自白”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持和直接抒写感情的诗歌表达方式。但在不同的诗人那里，由于不同的艺术个性、关注重点，诗歌创作状况又不尽相同。
艾青（1910—）80 年代出版的诗集有《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与50年代前期的诗作相比，在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的外部障碍方面有所突破，艺术方法的选择也更为开阔。《鱼化石》、《失去的岁月》、《盆景》等表现了一种饱经忧患而洞察世情人生的姿态，情感的表达为哲思所充实，语言、句式也趋于简洁凝练，这与当时“归来者”诗歌中普遍存在的“自白”性质不尽相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长诗，则延续了艾青30-40 年代提出的写作“大诗”的宏愿，试图从纵深的历史时间和开阔的空间范围上，来把握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过程。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坚持他一贯主张的“写作自由”的独立的诗歌精神。这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受到诗人的创造力、精神强度、对生命和语言的敏感等更严峻的问题的挑战，在80 年代中期以后，创作活力明显减弱。
牛汉、郑敏、昌耀等诗人则在80 年代后期和90 年代，仍保持创作活力，并在艺术上有新的拓展。牛汉（1923—）的诗歌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鹰的诞生》、《半棵树》等带有传统咏物诗表现方式的作品，作者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在创伤的“大自然”中寻找到了构形和表达的形式。另一些作品如《悼念一棵枫树》等，则更注重悲剧性情绪的表达。郑敏（1920—）1979 年重新开始诗歌创作，但直到80 年代中期以后，写作方式才发生重要变化。她在组诗《诗人与死》、《心象》，短诗《晓荷》、《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等中，表现了对人的意识的幽深处的兴趣，由细致的感觉传达出平静的抒情格调和一种冥想的哲理氛围。“黑夜”、“深夜”等是诗的重要意象，而“死亡”更成为她最关心的题材。昌耀（1934—）的诗以青海为题材，讲述这块带有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奇异感受。主要作品有长诗《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以及收集在《昌耀抒情诗集》中的一些诗。他的诗歌意象的构成，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另方面是高原民族的世俗生活事件和细节，并形成了融合的状态。在“归来者”的诗中，公刘在《为灵魂辩护》、《哦，大森林》等中表现的社会批判主题和“大哭大笑”的宣泄方式，邵燕祥在长篇组诗《五十弦》中对情感体验中细致幽微面的把握，在《愤怒的蟋蟀》等中表现现实问题的激愤和炽热，以及蔡其矫、流沙河、曾卓、黄永玉等的诗篇，都显示了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实绩。
二、“朦胧诗”运动
年代末开始，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在WG中就开始写诗的青年诗人，都开始在芒克、北岛创办于1978 年的《今天》杂志上发表诗作，并表现了某些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后来也被一些人称为“今天诗群”，《今天》的创刊也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重要标志。从1979 年开始，他们的作品影响逐渐扩大，并由“非正式”流传逐渐被正式刊物接纳。他们的诗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了较多的“叛逆”特征，当时这些作品还难以为诗界接受。在80 年代初期，围绕这些作品的评价，评论界有过激烈的讨论。1980 年8 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诗在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提出批评。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了“朦胧诗”的共名。尽管这些诗和支持诗的批评家曾受到严厉的指责，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已确立了“朦胧诗”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在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与西方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等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关系；把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的基础上；革新当代诗歌语言等方面，“朦胧诗”开辟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并对后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诗的形成和逐渐被诗界接受的过程，被称为“朦胧诗”运动。
三、“朦胧诗”主要诗人
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五人，在80 年代初期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家。梁小斌、王小妮等，这一时间也被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北岛（1949—）70年代初开始写诗，曾是《今天》的主要创办人。他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最主要代表，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北岛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最突出地表达的是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代表性作品如《回答》、《红帆船》、《走向冬天》等。“觉醒者”内心的冲突和理想精神，常常通过价值取向对立的象征性意象的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一种“悖论性情境”。80 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北岛曾中断写作。此后的作品仍坚持了批判、否定的锋芒，但社会政治指向趋于模糊。在意象、结构上变得复杂，情感的表达更加内敛。舒婷（1952—）“WG”时期的写作曾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指导。70 年代末成为《今天》的撰稿者。她是最先得到诗界认可的“朦胧诗人”，主要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她的诗侧重于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来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温情细腻的情感心理的拟写，清新直白的“倾诉”风格，使她在WG后一段时间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语言上偏爱修饰性语词，常以假设、让步等句式来传达曲折的情感和内心冲突。《致橡树》、《惠安女子》等表现对个体（尤其是女性）的人生价值的独立性的追求。《土地情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则试图表达某种社会性问题的“哲理”。顾城80 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诗篇，则常以孩童的感知方式，在诗中建立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被称为“童话诗人”。杨炼、江河在70 年代末期，试图以长诗、组诗的自由体形式，构造一种体现民族历史的“史诗”意识。80 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创作转向对汉民族审美特征的探寻。杨炼的长诗《礼魂》（由《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成）、《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对这种诗歌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实践，并对稍后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四、新诗潮的“新生代”
由“朦胧诗”开启的当代诗歌革新运动常常被称为“新诗潮”。从1984 年起，另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受到关注，并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一种取代“朦胧诗”的诗歌潮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1、“朦胧诗”诗群散失，更多的“朦胧诗”的写作表现为模仿而不是创新；2、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在诗中表达了反叛、对抗“朦胧诗”的姿态，并创造了新的诗歌内容和方式。这些诗人将自己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他们的诗作被称为“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潮”、“当代实验诗”等。代表性的诗人有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陈东东、韩东、肖开愚、张枣、臧棣等。这些诗人大多出生于60 年代，对于当代历史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他们一般摆脱了“朦胧诗人”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带有道德主义色彩的历史责任感，而更多地强调诗歌的“本体”意识。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新生代”的诗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分化状态，诗歌观念也互有差异。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这种诗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生代”的写作和活动往往带有“地下”色彩，常常通过结社的方式印行非正式刊物。比较著名的诗歌团体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四川的“非非主义”等。1986 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群体大展”，列出了100 多个“诗人”和60 多个“诗派”。这次诗展被看作是“新生代”诗歌的集中展示。
第十三章 小说创作（一）
一、王蒙
王蒙（1934—）以1956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文坛注意。他是80-90 年代当代文坛的一个多产作家。在70—80 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文学时期，王蒙的《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等作品，被看作这一思潮的代表作品。他的作品很快地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控诉、揭露的题材和情感方式，而以主要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个体（大多是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对历史逻辑、“启蒙者”的悲剧命运进行剖析的同时，又流露出某种对抽象的精神信念的留恋。这种含糊不清的历史和精神的态度，影响了作品作更深的突破。王蒙在小说艺术上进行了多种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富有个性的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以语句上的多变，不断展开的句式，来展现心绪、印象的联想式组合，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夸张、机智和幽默的才能。这在《来劲》、《献给爱丽丝》等小说中达到极致。王蒙的代表作是1987 年的长篇《活动变人形》。写倪吾诚的失败的一生，试图表现在一个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和尴尬的处境。王蒙在90 年代写作了《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暗杀》等长篇。
二、张洁
张洁（1937—）是80 年代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她写于80 年代初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等，都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用较为清丽的笔调表现她们感伤、细腻而富于利他精神的恋爱心理，以及单身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作品因为较早地涉及女性的婚姻、情感问题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待遇，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她这一时期的另一类作品，如长篇《沉重的翅膀》，中短篇《条件尚未成熟》、《他有什么病》、《尾灯》等，则试图把握社会“重大题材”。《沉重的翅膀》被誉为“与生活同步”的“力作”。小说完稿于1981 年，表现发生于1980 年围绕经济改革发生的冲突，并把笔墨
伸展到社会机构的高层（中央重工业部的部、局官员）。从80 年代中期的《红蘑菇》、《日子》、《上火》起，在叙述内容和情调上，都从早期的诗意转向反诗意，在对男性人物的猥亵趣味和肮脏的权力内幕的揭示中，刻意表现出一种夸张的粗鄙化色彩。长篇《只有一个太阳》，则以充满紧张感的杂乱结构，展现当代中国人初次身处西方世界时的焦虑和沮丧。90 年代，张洁还写有自传性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小说《无字》。
三、张贤亮
张贤亮（1936—）因1956 年发表诗作被划为右派，并有过多年的劳改、监禁经历。他在80 年代写作的以自身“苦难”经历作为素材的“自传性”作品，引起批评界的广泛注意。这些作品包括《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写于90 年代的长篇《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又名《烦恼就是智慧》）。这些作品曾因不同的问题，如“爱国主义”、性描写、赞美“苦难”的宗教意识等，而引起激烈争议。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往往是一个被流放、劳改的男性右派知识分子，作品细致地展现了他在西北贫瘠的乡村忍受食、性的饥饿和精神上的困顿。但作品同时也为受难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肉体和精神的拯救者，即生存和劳动方式都相当原始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泼辣、能干而痴情的美丽女性。因而这些小说常常会编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潜藏在男主人公意识中的是根深蒂固的通过知识以求闻达的欲望，因而无论是受难的图景，还是女性的爱情，最终都是帮助男性自我“超越”的一个过程因素。最典型的是《绿化树》，写章永麟在西北农场劳改的一段经历，一个叫马缨花的女人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他，而且在精神上促使他“超越自己”。小说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象征物，赞美底层劳动者淳朴而强悍的生命力。张贤亮的另一些作品如《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浪漫的黑炮》等，则以展现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
四、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4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受到“京派”主要作家沈从文的影响。80 年代他的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丰厚的艺术“储备”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使他成为80 年代少有的“潮流”之外的作家。他创作的小说都是短篇。出版有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孤蒲深处》、《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等。引起广泛注意的是那些取材于家乡高邮，表现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的小说，在对风俗民情的生动描述中，展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如《受戒》、《大淖记事》、《异秉》、《职业》、《故里三陈》等。汪曾祺继承了“京派”小说所追求的“散文化”风格，消除过强的故事性和“戏剧化”设计，在色调平淡的叙述中力图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文字的考究和古雅，意境的营造和叙述者自然流露的优雅情致，使他的小说呈现一种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这种情调他自己曾经概括为“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另一些表现士大夫或下层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如《岁寒三友》、《云致秋行状》、《鉴赏家》等，在温和的幽默与嘲讽中，蕴涵着苍凉和无奈。他的散文（主要收入《蒲桥集》、《汪曾祺小品》等中），也由于文字的精粹，意趣的淡雅，而受到较多的注意。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第十四章 小说创作（二）
一、王安忆
王安忆（1954—）是80 至90 年代的贯穿性作家之一。她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都有颇为密切的关系，并写出了这些思潮的代表性作品。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文学题材和生活经验，对当代的文化问题表现出敏锐的把握能力，并在持续的写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是王安忆的主要特色。她80 年代初期的作品主要是“雯雯系列”小说（包括《雨，沙沙沙》、《69 届初中生》等），写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的痛苦和希望，以单纯的少女眼光来观看世界，具有一种“自我抒发”的特点。从《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作品开始，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写动荡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1985 年创作的《小鲍庄》曾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从1986 年开始发表的“三恋”（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则因所表现的性题材引起争议。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期的《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长篇）等，在对80 年代的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反省中，王安忆对个体生命和文学创作的意义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带有实验色彩的叙述风格。她的《弟兄们》、《逐鹿中街》以及“三恋”等被一些批评家纳入“女性文学”加以讨论。在90 年代，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表现都市文化特征和深层性格的小说，如《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等。其中发表于1996 年的《长恨歌》，通过一个名叫王琦瑶的上海女性的一生，来展现上海这个都市的文化性格和历史沧桑。女性与都市，空间的凝固和时间的流逝，这两者赋予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
二、莫言
莫言（1955—）1985 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独特的感性的叙述方式受到好评。随后，他写作了《红高梁》等几个在故事背景、人物和情节上有连续性的中篇小说，结集为《红高粱家族》。这是他受到最多关注的作品。这些小说，主要以叙述人对故乡高密的记忆展开。童年记忆、故乡见闻，尤其是作者丰沛的感觉和想象，构造出了一幅幅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的图景。莫言小说的叙述内容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红高粱》系列和《丰乳肥臀》（1995）把笔触伸向“历史”，叙述先人在过去的年代，在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中，他们（“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另一些小说《金发婴儿》、《枯河》、《爆炸》等，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以及人的本性受到的扭曲和压抑。有的作品中同时包含这两部分内容。这隐含了作者对当代人生命力消退和委琐、孱弱的生存状态的批判。莫言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叙述风格。他倚重对视觉、嗅觉等身体感官的调动，以大量的跳跃、流动的意象来组织叙述内容，营造出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作者在文化理想上对于“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
三、张承志
张承志（1948—）的小说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关注。常常以一种抒情、宣泄的方式，凸现作为叙述人的抒情主体，表现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坚守的主题，因而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格调。他试图从草原，从蒙古族、回族的牧人、农人中，寻求一种具有纯粹的精神强度的品格和情感，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等，都与生活于内蒙草原，尤其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关。特别是80年代后期的创作，更执着地歌颂生活于贫瘠的甘、宁、青沙漠边缘的回族牧民，表现他们在苦难中对信念的忠贞。强烈的精神关注，往往与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对抗现代金钱社会中道德、理想衰败的依据。他早期的作品《黑骏马》、《北方的河》，都以一个男性主人公（同时也作为叙述人）成长的精神历程，来结构故事。“草原”、“河流”这些自然的景观，在小说中被人格化为“母亲”或“父亲”，成为引领主人公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载体。
四、余华
余华（1960—）1983 年开始发表作品。到1987 年发表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和中篇《四月三日事件》时，他意识到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此后到1989年间，《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等，以冷漠和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展示对于“死亡”、“暴力”的精确叙述。他试图挣脱“现实”日常经验的“虚伪的形式”，以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去挖掘被遮蔽在混乱的“现实”背后的“真实”。余华的这种“真实”观来自他所认为的，文学与“现实”、日常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赋予他的作品以独创性的语言和结构方式。《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这些通常被看作是对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作品，也参与了对“经验化”的现实秩序的颠覆。从1991 年的《在细雨中呼喊》（《呼喊与细雨》）开始，小说世界与日常经验对立、相悖的关系有所缓和。可以辨认的童年、少年成长的记忆和不同空间的生活场景，成为结构小说的主体。90 年代的另外两部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进一步改变了那种排斥日常经验的抽象写作方式，叙述内容取得了与“历史”的直接联系，人物命运的轨迹也正是在历史背景中显现出来。小说的叙述依然冷静而极有控制力，但显得朴素，并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
五、刘震云
刘震云（1958—）因为1987 年以后发表的《塔铺》、《新兵连》等作品，被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受到关注。与另外的“新写实”作家相比，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的更明显的追求。他的小说对于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有着持续的揭示。《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尤为深入地揭示了“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中国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产生的规约。生活其间的人物在为了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这也正是“一地鸡毛”这一核心意象所要展现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小说往往采取一种冷静的叙述方式，在喜剧性的、嘲讽的描述中将批判意味表达得更具力度。他90 年代创作的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以及中篇《温故一九四二》，则把人对于“权力”的追逐和“权力”对人的倾轧展现在历史场景之中。带有滑稽意味的历史场面的连接方式，显示出“权力”暴力是构成历史的“本质”性因素。
第十五章 散文
一、散文的发展趋势
散文在80 年代以后的发展呈现文体“窄化”的趋势，即存在一种将报告文学等叙事性形态和杂文等议论性形态，从散文中加以剥离的要求，甚至提出了“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等概念。在不同的阶段，散文的发展又有不同的形态。80 年代初期，散文主要要突破60 年代初期形成写作模式，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人性”经历和情绪的抒发。这一时期主要有巴金、杨绛、孙犁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80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中，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活跃相比，散文显得相对平淡。80年代中期，一些批评家和散文作家认为散文存在“危机”，对散文的发展和革新进行讨论，更多地强调了散文本身的“自足性”问题。进入90 年代，散文的写作和阅读都呈现出一种热闹局面，被称为“散文热”。30-40 年代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表现“闲适”的散文，被重新发掘并受到欢迎。许多90 年代的散文作品也表现出类似的情调，但更多地表现了认同世俗生活的取向。这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追求和消费性文化需求的状况相适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位和文化含量，使得“随笔”成为散文创作中取得较多成绩的主体形态。这些散文常常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
二、巴金的《随想录》
巴金（1904—）在1978 年到1986 年的八年间写作了150 多篇随笔，总题为《随想录》。这些随笔包含了作者对WG历史“浩劫”的反思，对痛失亲友的追忆，对自我的拷问，并对他不能认同的当时的一些言论与观点进行的批判。《怀念萧珊》、《小狗包弟》等是其中的名篇。他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将自己在WG中的遭遇以及对WG的评价质朴直白地讲述出来，文字朴素，没有经营雕琢的痕迹。字里行间流露的热情，表现了一个老艺术家令人感动的人格力量。他不仅作为历史“灾难”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发出对历史的批判和控诉，从而警醒社会，使“WG”不再发生；同时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自省意识，在揭露WG的荒诞和残酷的同时，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解剖。这使得这些随笔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被当时的人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但作家所采取的坚定的“干预社会”的写作姿态，坚持人的理性和道德力量能够认知、控制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影响了对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
三、杨绛散文
杨绛（1911—）多年从事翻译工作，写有长篇小说《洗澡》以及若干剧本。她于80年代写的两本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观察、叙述历史的角度。《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 年底到1972 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大多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事”：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其名称、写法和作者的叙述立场，都可见明代作家沈复的《浮生六记》的影响。《将饮茶》也部分地写到了“WG”期间的遭遇，但更具特色是回忆亲人的那些作品。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叙述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采取置身事外的平静审视态度。她专注于时代大事件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闻和感受。她的叙述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夸大个人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意识到个人的有限与可能，从“卑微者”的角度冷静地展示世态人情，因而能更多地显示历史与人生的“真相”。这种独特的叙述角度和立场，使她的散文显示出透彻的人生智慧和淡泊优雅的文风。
四、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1946—）以散文集《文化苦旅》在90 年代初引起广泛注意，其后还有《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等出版。批评界一般将他看作“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文大都以记游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这些作品借助了大量的文化史知识，往往以叙述人的旅游经历为开端，或在历史的回溯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或在对古代文化踪迹的探询中思考知识者的使命与命运。旅游者的经历、文化名胜的兴衰和叙述人的文化思考被有机地组织在文章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散文样式。在语言上追求典雅，如篇名“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所显示，这使这些散文具有较浓的“文人”气息。行文常常直抒胸臆，但情感的表达有时过于夸张和不自然。在篇章结构上，也有雷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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