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在全州

第一篇：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在全州

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在全州

廖汉星

内容提要：

全州地处于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得以形成、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全州之所以以“全”字名州、名县，其渊源在于全州湘山寺是该寺创建者全真宗慧禅师应化“无量寿佛”之道场。据文献资料记载，全真禅师寿数一百三十二岁，其生前寂后已被中国佛教信众广泛认可、接受为“无量寿佛”的化身，由此可见全州与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之间的血肉关系；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真人真事为载体的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产生在全州的大地上。该文化现象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原文化向岭南文化过渡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现实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现象是全州、桂林乃至广西其他任何历史文化现象所无法取而代之的；于是，全面系统地挖掘湘山寺和无量寿佛信仰文化的文献资料，并以此证明、宣传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对于大桂林地区塑造“寿佛文化”这张独一无二的旅游名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廖汉星：广西省桂林市全州县人，现任全州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全州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局长，全州县湘山寺无量寿佛文化研究会主要负责人,全州县第二届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桂林国学.佛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一、唐代全真宗慧禅师的简介与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的诞生 唐代禅僧全真宗慧禅师（735—867），系牛头宗第八世传人，亲嗣法师为著名的道钦禅师（714—792）。中国禅宗至唐代分化为三大派系：即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宗一系；以神秀为代表的为北宗一系；以牛头法融代表的牛头宗一系。牛头宗传至第六世鹤林玄素禅师（668—752）时，其宗门大盛。大历三年（768），玄素禅师的弟子道钦禅师由唐代宗下诏延请至宫廷供奉、问法，得唐代宗亲赐其号“国一”。因此之故，道钦禅师一时名满天下。全真宗慧禅师正是道钦禅师之弟子。

全真宗慧禅师，俗姓周，原籍为离今全州县境不远的湖南郴州地区的资兴县（其出生地为资兴县程水乡）。据《湘山祖佛行状》中记载：“龆龀之岁，辞亲出家，年十六，往径山参钦禅师„„„.洎年二十，接物化人，狮子吼音，威攝众兽„„..安禄之乱，起发径山，隐居罗浮”。宗慧幼年在郴州城北的开元寺出家，十六岁的时候，前往杭州参拜道钦禅师，得其开示悟道。后来，由于“安史之乱”暴发的原因，全真禅师返回了南方。大概是在公元756年，全真禅师来到全州（当时称湘源县），见此地山水奇秀，林薮茂美，于是便定居下来，为当地人广宣佛法，并深得当地乡人的拥戴。后来，当地乡人念其功德，遂为之修建“净土院”，此为全州湘山寺之肇始。

全真禅师在湘源一地宣教佛法长达一百余年，于咸通八年（867）圆寂。其生前寂后，全真禅师已被世人认定为西方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的化现。宋僧志磐编撰的《佛祖统记》中云：“咸通八年，永州湘山全真禅师端坐示寂。师郴

人，游方至湘山，创梵宇曰‘净土’，四方僧众云集受教。会昌初，忽谓其徒曰；‘僧当厄难，宜易衣冠，’。一夕髭发俱长，披紫霞衣曰无量寿衣，顶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武宗果去浮图。宣宗复佛法，师不复去衣冠，世称无量寿佛化现至此”。从《佛祖统记》这段文字的记叙中可以看出，全真禅师生前已被世人尊称为无量寿佛，至于圆寂后更被世人认可为西方无量寿佛的化现，细考其原因，大略有三：

其一为全真禅师寿世一百三十二岁。古代社会平均寿命不过四、五十岁，全真禅师驻世至这个寿数，无疑极其惊人。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个寿数仍令人震惊不已。纵观中国佛教史，能活至一百岁的高僧本来就没有几个，能活至全真禅师一百三十二岁高龄的更是难以例举其二。有学者甚至认为，全真禅师可能是中国历代僧人中最长寿者。所以，后世的人们很自然地会把全真禅师和“无量寿佛”联系在一起。

其二是全真禅师生前、寂后伴随有诸多宗教灵异、灵应事迹。据《湘山事状全集》、《湘山志》中所载，这些灵异、灵应事迹包括：“掷锡降雨”、“晏坐祈雨”，“救助柴侯”、“应韦宙邀”，“赴斋分身四门”，“涌现舍利”、“救灾降怪”、“示寂后肉身不坏”，“死后二十二日，顶出白毫相光十一道，光中现十一尊佛”等等。加上历代文人信士的笔记叙述和传扬，这很自然地会使人们乐于相信这位神通广大的全真禅师的前世今生有着不同凡响之来历。

其三，全真禅师示寂前说偈云：“无量寿身无生死，出入娑婆如梦里。报体成坏性常存，分身普应诸天地。”此处“无量寿身”固然可以有其他解释，不过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全真禅师在暗示世人他便是西方无量寿佛之法身显现于此时此地。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湘源县周边的人们普遍相信，全真禅师为西方无量寿佛的化身，故尊称他为“无量寿佛”，简称“寿佛”，并由此而附会、演绎了多种多样的传奇故事。

二、两宋时期是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最重要时期 诞生于唐代的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一开始的时候，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以今全州县为中心的湖南、广西接壤的区域。至唐末五代的时候，楚王马希范鉴于无量寿佛信仰对于中国南方地区的深远影响，于是提升湘源县的行政级别，下令改湘源县为州，并以无量寿佛于中土之化身全真禅师法号中的“全”字冠于行政级别“州”字前，改“湘源县”为“全州”。应该说，以全真禅师之法号名州这一历史事件对于扩大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力并没有使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走出桂北湘南，进而使得中国更广范围的民众产生普遍的认同感。

真正使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两宋时期。纵观全州湘山寺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至宋代——尤其在南宋——全州湘山寺的地位似乎突然之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终两宋朝，朝廷曾先后五次赐牒加封全真禅师。南宋时，湘山寺的地位越发突显。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湘山寺此时成了南宋皇室遥祭驾崩于北地的钦、徽二帝游魂的荐严去处，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赐湘山寺为“报恩光孝寺”（《湘山事状全集》卷之六《佛游湘源纪年图》），从而彰显出其不同于一般寺庙的皇家道场身份；另一方面，也由于南宋时所勉力维持半壁江山的特殊地缘政治、经济乃至于当时的信仰文化态势，使得地处于战略交通要道上的全州湘山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南宋时，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影响之核心区域如荆湖北路地处宋金对峙的最前沿，湘山寺所处之荆湖南路则成了南宋朝跟北方政权作战的运送军队及军需物质的交通要道，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影响至深至广的另一个核心区域广南西路则成了南宋支援前方战场的大量的粮草及军需物质提供地和集散地，这些军需粮草通过湘江水路运往前线。在这样特殊的地缘军事、政治态势的影响下，当时南宋朝大量重臣、名宦和文人因公务往来而时时停歇于地处湘江上游三江口的湘山寺，进寺瞻拜无量寿佛之真身，并留下大量的题咏湘山寺及无量寿佛的诗文。两宋时，湘山寺香火旺盛，建筑面积近两万平米，殿堂林立，弘丽宽敞，有四十八院，一百零八房，僧众过千。宋一代，湘山寺规模之宏大，一时楚南无出其右者，是名副其实的“楚南第一丛林”。

北宋时，全真禅师之为无量寿佛化现的说法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

今《湘山事状全集》中载有北宋王鞏于靖国元年（1101）冬所作的《湘山无量寿佛记》，其中提到：1098年初，王鞏刚到全州，就发生一件大事，全州军营失火，湘山寺主持僧智允持寿佛像趋营疾呼寿佛，众人和之，结果风亡火息；接着在元符三年（1100），供奉寿佛真身的塔座下生出灵花异草，如锦绣然，于是在当年五月十四日，全州首次为寿佛申请朝廷封号。次年（1101）十二月初五日，朝廷下牒文，加“寂照大师”号。在此背景下，王鞏完成《湘山无量寿佛记》。王鞏认为“师尝自号无量寿主人，以‘会昌之难’，以佛为讳，识者知其弥陀之化身也”。王鞏文中赞佛偈中云“大慈两足尊，日度诸禅定”，“是故无量寿，示此湘山尊。常转正法轮，直指实相印”等等，完全视全真禅师为无量寿佛化身而赞之叹之。

王鞏的《湘山无量寿佛记》作于1101年，其时离全真禅师圆寂仅一百三十余年。王鞏本人身世显赫，其祖父为北宋名相王旦，父亲为工部尚书王素，他本人则是苏东坡、黄庭坚最密切的朋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王鞏因上书议论朝政，“欲尽变先朝法度”而被贬管全州，他在此居住五年。所以王鞏于文中所载之事可信度和权威性极高。

此后，宋代社会接受了全真禅师为无量寿佛化身的说法。如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全州向朝廷为寿佛申请八字大师封号，全州州学助教许良器状曰，“本州湘山祖师无量寿佛修行道场，显迹护国”云云，并详细列举前代感应事迹十三项，以备朝廷派员核实；其后朝廷给予封号，显然并不反对全真祖师为无量寿佛这一提法。

南宋绍兴年间，大慧宗杲禅师曾将“湘山祖师”与唐初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据说是文殊菩萨化身）相提并论；南宋端平年间，蒋擢编撰《湘山事状全集》时，撰有《无量寿佛化生以来事迹》，开篇即根据佛《遗文》“我为西方宫中无量寿”评述云，“今湘山无量寿佛，即西方阿弥陀佛之化现也。”这说明全真禅师为无量寿佛于东土之化身已经得到了宋人普遍的认可。至南宋咸淳年间，僧志磐在撰写《佛祖统记》卷五十三之“圣贤出化”条以无可置疑的口气说“湘山全真禅师，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之别名）化身”。

宋之后，无论是中国佛教史还是中国的世俗社会已经把“湘山全真禅师，阿弥陀佛化身”当作为不言自明的文化事实了。如明代憨山德清大师在《送建上人游八桂序》一文中云：“路经湘山，请以质之无量寿佛。”万历二十一年（1593）冬，尚膳监太监于昇因公途经全州时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之大名，还说湘山无量寿佛非常灵验，于是在全州湘山寺“斋禅建醮”。(康熙二十一年《湘山志》卷四)。崇祯十一年（1637年4月10日），徐霞客旅

游至全州湘山寺，当日，他寄行礼于湘山寺内，进大殿，后拜偈无量寿佛塔，并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全真禅师圆寂与其“肉身舍利”焚毁的时间，还有寺门前、磐石脚以及湘山寺周围当时的佛教胜迹，如：见有一石峰高竖如当关，上面大书“无量寿佛”四个大字，“由寺西溯罗江一里，上卷云阁，作细点字六个。有无量寿佛指甲印。”等。离开湘山寺后，他溯罗江而上，于4月11日，到达了全真禅师在“会昌法难”时期修行避难之地天湖真宝鼎（《徐霞客游记》卷《粤西游日记》）。从上述文献资料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明代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的盛况。要知道，于昇是北方人，徐霞客是江浙一带人，他们路经全州之地都要进湘山寺拜偈无量寿佛，可见全州湘山寺的无量寿佛在当时的知名度早已传扬至大江南北了。

近代以来，全州湘山寺虽然衰落日久，但其昔日之盛名却为佛教人士所熟知。如太虚法师所作《赠雁峰柏师》一诗中云：“寿佛宗风自一家，名山胜事总堪夸。自性宝藏用不竭，神功圣德般般齐”，“一去全州尤奇绝，河流能塞山能移”。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经两宋之后，全州湘山寺的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已经传扬至大江南北，并进入到中国世俗社会生活之层面。到目前为此，学术界还未曾发现国内其它地方的无量寿佛信仰文化能象全州湘山寺这样至深至广，可以说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堪称中国第一。

三、全真禅师灭寂后的种种神异现象是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产生持续影响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全州湘山寺的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之所以能以全州一地为核心扩散至我国广大地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真禅师圆寂后留下的那尊神秘的“肉身佛”（肉身舍利）上。据《湘山事状全集》所载，全真禅师在圆寂之后，留下了一尊“肉身佛”，当地的信众为此还建了一座佛塔用来安放它。后人称这座塔为“无量寿佛塔”，全真禅师的肉身舍利供奉于其中，这可能是广西境内最古老的一座佛塔。

《湘山事状全集》中记载有“无量寿佛塔”的建造经过。咸通八年，全真禅师圆寂；三年之后，宰相刘瞻回京经过湘源，因见山中有光炳耀，前来礼拜，发心捐助修建一座佛塔，乾符三年（877年）建成，信众奉全真禅师真身入塔，从此，这座供奉全真禅师真身的佛塔，就成了广大信众对有真人真事为载体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无量寿佛信仰文化的中心，这座塔即是“无量寿佛塔”，李知玄为此作《古塔记》，这是现在所见有关湘山寺和无量寿佛及其全真禅师舍利塔的最早的文献资料。

经过二百多年后，至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3年）时，原来的古塔因年久可能损坏了，为更好地保护全真禅师的肉身舍利，全州当地的信众又对古塔进行了维修。元符三年（1100年），新塔塔座下长出异花灵草，如锦绣然；加之，前年全州军营曾发生大火，一时难以扑灭。湘山寺僧主持僧智允便持寿佛佛像疾而呼之，大火遂灭。经过这两次与湘山寺无量寿佛相关灵异事件之后，全州官员、士绅、百姓首次向朝廷为“寿佛”申请封号，并很顺利地得了批准。靖国元年（1101年）十二月，朝廷下牒文，加“寂照”二字，所以全真禅师有了“寂照大师”的称号；绍兴五年（1135）七月，朝廷给重新维修的塔赐以“妙明”塔号。从此，供奉“肉身佛”的佛塔就称“妙明塔”。

《湘山事状全集》中有诸多与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肉身舍利相关的文字记载。如淳熙七年（1180年），元鉴禅师来湘山寺担任第二十七代主持，刚入院，寿佛即在塔上现相，毫光灿然，众目皆睹；又“湘山灵异”中记载“肉身佛”脸上现金字、金佛三次，如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道州通判赵绾夫至全州公干，前来妙明塔礼佛，见佛相上现金字，次日早晨来谢佛，“又见现全身金色，光彩射人”，人家问赵绾夫看见的是什么字，他却怎么也不说。又乾道八年（1172），湖南转运使陈从古住宿湘山，拜妙明塔中肉身佛，竟然获得五色舍利十颗，陈从古为此还作《祖师塔》诗云：

宝塔危侵汉，孤峰迥绝群。法身无去住，胜事异传闻。香火严三供，尘劳洗万分。老禅求纪实，衰落不能文。

全州湘山寺内的这尊“肉身佛”，真的非常神奇。有关这尊“肉身佛”的种种神奇事件，在明代著名学者郎瑛（1487—1566）所撰《七修续稿》卷七中曾留下极其珍贵的一条史料：“广西全州无量寿佛寺中佛，即无量真身也。其目睛指甲，与生人无异：目视物而能转，甲年久而亦长。”

这真是太神奇了。算起来，这尊“肉身佛”至明代郎瑛生活的时代已有七百多年了，居然眼睛、指甲和生人无异，眼睛能视物转动，指甲时间久了还能长长。这在中国佛教史上，这应该是最神奇的一尊“肉身佛”了。禅宗南宗六祖慧能大师入灭之后也留下了“肉身”，几百年之后，仅仅做到不坏而已，未闻有全真禅师肉身舍利如此种种神奇之现象；其他如佛门高僧圆寂后肉身不坏，多有指甲长长之事，但寿佛肉身七百多年之后仍是如此，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至清代乾隆年间，袁枚（1716-1797）仍然认为全州湘山寺这尊“肉身佛”非常神奇，他在《续子不语》卷六有一条名为“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写道：

余每游刹院，见肉身菩萨，大概浑身用生漆灰布，叩之，橐橐有声。虽腿筋盘屈，隐隐可见，而头颈总歪。在武夷山见草鞋仙，姓程名艮，坐石洞中，在九华山见无瑕和尚，皆两目下垂无睛，摇其头尚动，叩其齿皆蛀朽脱落。惟广西永州无量寿佛，虽肉身而头独端正，心常疑之。

袁枚在文中说道，他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天下所有“肉身佛”或“肉身菩萨”、“肉身仙人”一般具有这样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头和脖子是歪着的；其二，两目下垂，没有眼珠。但唯独全州的寿佛肉身，头是端正的。

袁枚说的这两点太过超乎常情了。第一点，不要说人去世，就是昏迷之后，头就跟着歪斜或低下了，和尚、道士修行再好，死后坐在那里多少年，还想脑袋端端正正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点，修行人修得再好，死后肉身不坏不算，还有眼珠子，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全州湘山寺的这尊“肉身佛”愣是将“绝对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坐在那里近千年，不但脖子挺得直直的，而且有眼珠；不但有眼珠，还能随物转动。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袁枚觉得奇怪，所以他专程跑到全州来看。的确，肉身佛的脖子挺得很直。他在当地还听到一个传说，被吓了一大跳。据说前朝有一位御史来湘山寺礼佛，此人很好奇，就拿根针去刺肉身佛的耳朵，结果鲜血流出来了。这下可把御史吓坏了，连滚带爬逃出庙去，在庙门口跌一跤，当即死在那里了。御史的家人就把他葬在庙门外。袁枚到达全州湘山寺的时候，不仅见到了御史的坟墓，还见到坟墓边立有一块碑（不过碑上并没记载有这件事）。袁枚经这个传说一吓唬，不敢造次，但又特别好奇，于是剥开“肉身佛”身上的十三层衣服，用手指叩其胸而

弹之，试验了一下，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袁枚实际上是“上当”了。真正的肉身佛早在二百年前的明万历十四年间就自焚了，他见到的是木塑像，脖子当然会挺得很直。据康熙年间张淡烟编撰的《寿佛志》说，明万历丙戌（1586）二月初八日五鼓，塔光璀璨，现金丝鲤、绿毛龟、白花蛇之相；又悬金字对联云：“自性转法华，方是真如超上乘；生机还太始，肯留色相碍空门。”僧俗见之惊喜，独有一老僧，戒众防护惟严。是夕，香烛俱不敢供。三更，塔内自焚佛身，皮肤俱化，只存齿骨。第二年，“佥书广西都司军政”李同春受母命前来礼佛，为寿佛重塑香木雕像，齿骨装入其中，俨然如旧。袁枚所见者就是这尊香木雕像。

全州湘山寺历史上的这尊肉身佛，超乎常情，的确神奇。除了上述诸如坐化几百年后肉身仍脖颈挺直、眼珠能转、现光相、金字相、可求得舍利等等神异之事外，如果算算这尊肉身佛自焚的时间，也是颇让人吃惊的。盖寿佛出生年月确定，但圆寂于咸通八年（867年）二月初十是确凿无疑的，肉身自焚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初九日的三更天，这样算一算，寿佛的肉身存世共720年整，正好十二个甲子，且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又是“十二”，又是“六十一甲子”，且完完整整是个整数，这些数目字也是够神奇的了。

即便袁枚闹了一场误会，但可以确信，自焚前的湘山“肉身佛”脖子一定也是挺直的，有眼珠且会转，而且佛塔像自焚前现鲤鱼、乌龟、对联等相一样，过去经常放光、现相，还有，“肉身佛”脸上还常出现“金字”、“金佛相”。

1944年9月，日寇侵占全州；次年8月，日寇撤退前，以汽油焚毁湘山寺大雄宝殿等建筑，妙明塔内寿佛香木雕像及齿骨舍利等，就毁在这次大火中。算一算，从万历十四年（1586）雕塑香木塑像到1945年木像被日寇焚毁，恰好是360年整。这个数字仍是会令人感到有些惊奇。

中国佛教史上，高僧死后留下肉身不坏的确很多，但像寿佛肉身如此神奇者几乎没有，堪称“神奇第一”。

四、从全州湘山寺的无量寿佛到中国的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不起于座而化现十方，化身为全真禅师来至此土，示灭后留下真身作为信仰凭据，且“罔祷不应”。由此，《佛说无量寿经》中“十万亿剎”之外的西方无量寿佛，变成为“天鉴不远”的中国无量寿佛。

全州的无量寿佛可称之为中国的无量寿佛。这句话有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如上文所说，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的知名度堪称中国第一。因为其它地方，更多的是观音菩萨道场，例如全国各地称为香山的地方（观音菩萨道场的）不下六十多处；四大名山也仅仅是菩萨的道场。而佛教历史上，能称得上佛的化现道场的，全州湘山寺是其中之一。能称得上弥陀（无量寿佛）化现者的仅有唐代国清寺的丰干禅师，且仅仅限于历史传说，没有文献资料，更谈不上有历史影响力，完全无法与全州湘山寺全真禅师应化无量寿佛的佛教历史事实相比。在这层意义上说，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称为中国的无量寿佛当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净土信仰是当下中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据不完全统计，约占70%以上的佛教徒修念净土法门，而全州湘山寺又是典型的净土宗道场。

其二，本文中所阐述的“中国无量寿佛”的概念，意思是中国化了的无量寿佛。这和印度经典中的阿弥陀佛有渊源传承，但又有根本不同。如《湘山事状全集》一书中记录的无量寿佛的信仰形态确有些“另类”，和人们熟悉的念诵弥陀佛号以求往生的无量寿佛信仰有所不同。

《阿弥陀佛经》、《佛说无量寿经》等佛经中，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无量寿佛信仰模式为：“发菩提心，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样，人临终前，无量寿佛就会前来接引往生。《事状》中则有“香花会”一文，说每年二月十日为佛“示寂之辰”，“合郡士民兴建水陆，至淳熙戊申（1188年），陈珪始创香花会，预期请佛真身出塔，遍郡禳灾，远近州府善男信女朝礼辐辏。至（三月）初八日，合众迎引回山。”可见，这一曾广泛流行于湘南、桂北乃至粤闽部分地区的无量寿佛信仰形态，是以对湘山全真祖师真身崇拜为核心，民众“念佛”祈祷，不是为了往生，而是为了让佛施法力禳灾降福，以满足现世福祉。

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与其他民俗佛教信仰相比，也多少有些“另类”，因其有较明显的构建相对独立的无量寿佛信仰体系的意图。如《无量寿佛化生以来事迹》中云，佛曾先后化生为释迦佛、老子、达摩等，最后化生为全真禅师；唐时《湘山正路记》中亦云，“无量寿主人，即梵语阿弥陀佛是也，在李唐为引导众生，以法身、化身、报身出现世间，制教十二部经。”以无量寿佛与释迦佛并列，且有自身经教传承。这种相对独立的信仰体系，在中国民俗佛教信仰形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西方无量寿之尊，东土湘山作主人”，阿弥陀佛化身全真禅师来至此土，示灭后又留下真身作为信仰凭据，且“罔祷不应”。由此，传译自印度佛经中的“十万亿剎”之外的西方阿弥陀佛，变成了“天鉴不远”的中国无量寿佛。对于这一变化，古人自有其合理化的解释。

一是化用佛教自身理论。如王鞏《湘山无量寿佛记》中云，“如来以方便之智，开广大之慈护，念有情甚于赤子，虽证涅槃，成就佛土，而不舍众生，出见于世。”按释迦佛所介绍的无量寿佛信仰，弥陀是在净土等待众生“过去”，并未说他会“过来”；不过从佛教自身理论来说，弥陀化生到这个世界来救度众生，也不能说会有什么问题与障碍。这可说是古人对佛教理论的一种化用。

二是借用儒家“天人感应”理论。洪武五年，全州夏旱，六月，知府祈祷寿佛有应，大雨连下三天；七月再去祈祷，又获大雨。蒋楫为之作《祈雨感应碑记》中有云，“天人无二理，感应同一机，侯（全州知府）以秉心正，祷无愧辞，应亦如响，理势然耳。”这是从儒家“天人感应”思想角度来进行解读的，作为一种神圣性存在，佛教之“佛”与儒家之“天”其实并无二致，人只要心正，且精诚祈祷，就会有感应。

三是活用“三教合一”心性理论。万历十四年，寿佛真身突然自焚。次年，广西佥书都司军政李同春用香木重塑祖师真像，后委托广西兵备副使郭棐撰《无量寿佛真身记》，文中有云，“万佛一教，万教一性，万性一心”，西方无量寿佛之心性，与孔子、老子、慧能同出一源，人、圣、佛心性无二。无量寿佛化现至此，百姓祈祷之而得感应，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如果从“佛教中国化”理论视角来审视这一有些“另类”的无量寿佛信仰，我们会发现，其发生的时间节点恰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基本合拍，即肇始于隋唐，完成于宋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是佛教的民俗化，即中国百姓按自己的信仰、崇祀习惯改造并接纳了来自印度的佛教的神祗、教义、仪式等，在这一变革之中，佛教自身的超越成分逐渐淡化，世俗的实用色彩逐渐浓重，佛教神祗的职能亦从佛经中倡导的引导、救度众生脱离苦海、追求涅槃，变为以救济现世疾苦为主业、劝化行善为副业，因此与民众现实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乃至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湘南、桂北流行的这一有些“另类”的中国无量寿佛信仰形态，为佛教中国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察个案，尤其是相

对于观音、弥勒等菩萨信仰以及天王、罗汉等信仰，民俗化的无量寿佛信仰形态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从以上两层意义上讲，全州一地的无量寿佛称之为中国无量寿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五、全州中国无量寿佛的巨大历史影响力

全州湘山寺一直是桂北、湘南一带民众“无量寿佛文化信仰”中心所在。从《湘山事状全集》记载的灵异故事来看，信众主要集中在郴州、衡阳、永州、邵阳、道州一带，广东、福建、四川、湖北、东亚、东南亚、越南、韩国等地亦有所影响，每年二月初八“香花会”和七月七日“晒衣会”，都有成千上万信众 “囊负香烛，络绎于道”，前来湘山寺拜祭寿佛。另外，湖南、广西过去很多寺庙内都供奉有寿佛塑像。

因为全真宗慧禅师影响力巨大，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四月，南楚王马希范（899—947年）将湘川县（即湘源县）改为全州，将县治迁至湘山寺东南，并升格为州，《广西通志》云：“五代时因改湘源为全州，以（全）真故也。”历史上，全真禅师曾得到宋代皇帝四次敕封，最后为八字大师称号，即“慈佑寂照妙应普惠大师”，赐封时间跨度近130年（1101—1229）；寿佛信仰从此正式列入国家祀典，元、明、清因袭之，如清咸丰九年，敕加“保惠”称号，《大清会典• 祠庙》中云，“神姓周，名全真，历代谥为慈佑寂照妙应普惠禅师，„„明列入祀典”。

前文已提到，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在历史上产生最重要影响力的时期，主要是在南宋时期。南宋偏安一隅，这就使得连接湖湘与南粤的全州水路成为南北交通主干道，湘山寺又恰好处在此枢纽关键位置上，可以说，南宋时期，沿着湘水从潭州（长沙）到桂林南来北往，全州湘山寺是必经之地，所以我们在《湘山事状全集》中看到，当时的重臣、名宦、文人纷至沓来，如龙图阁学士折彦质、太宰李邦彦、尚书右丞王安中、前后任的广西经略安抚使张孝祥、黄景说、邹应龙等、湖南转运使陈从古、广西转运使颜熙仲等皆留宿湘山寺，留下赞美寿佛的诗偈，尤其是陈从古，祈祷寿佛，居然获得十颗舍利；邹应龙祈雨神奇有应，为舍田四十一亩。至于历届全州知州到访湘山寺者更是不胜枚举。

万历十四年之后，肉身佛自焚，后又重塑香木像，内装有齿骨，仍旧很灵验。肉身佛自焚之后七年（1593），万历二十一年冬，御马监太监（当时实际的“大内管家”）沈永寿为广西梧州广善寺请得一部藏经，派遣侄子尚膳监太监于昇送过去。于昇途经全州，生长在北方的他居然小时候就已知道湘山无量寿佛大名，今日登湘山“斋沐谒佛”，自然激动不已。于昇认为湘山无量寿佛太灵验了，于是“捐廪饷，集高僧，斋禅建醮，上祷诸天，祝延圣寿，如佛寿无量，下祈民安世泰，波静年登”。

清顺治八年（1651年）孔友德《重修湘山寺志》云：“湘山为无量寿佛修真宴坐道场„„宏起法界，续光大乘，福地洞天，直甲寰海，不独横绝湖州已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帝六十岁大寿，广西巡抚陈元龙在湘山寺东侧建万寿宫，作为全省官员为皇帝祝寿所在，并恭请皇帝御书“寿世慈荫”匾额挂在无量寿佛大殿，他在奏疏中云，“（全州湘山寺）自唐迄今, 历数千年, 每年二月初八日, 值无量寿佛诞辰, 通省及邻省汉土百姓, 不远二三千里, 皆来进香。盖以祈福寿得福寿, 祈丰年得丰年, 灵感福庇, 其来已久。”康熙为之欣然御书“寿世慈荫”四字，后来刻在后山石壁上，现在尚存；乾隆十五年（1750年），广西

巡抚舒辂为皇帝四十岁大寿等庆典，重修万寿宫，率全省官员在此“共祝华封”，舒辂《万寿宫碑记》中云，“全州湘山寺，为无量寿佛道场„„无量寿佛之梵宇亦与万寿行宫亘古不朽矣”。

湘山寺寿佛信仰在高丽（918—1392年）和安南（1174—1803年）都有一定影响力。《湘山志》记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有“铁山长老”奉高丽国王之命，奉送金轮相顶、八宝毗卢、凤翅帽、金字《华严经》、绣金千佛袈裟、金钵盂等“六宝”到全州湘山寺。当年七月初六日全州官绅士庶将远道而来的高丽国使团迎接到寺，初七日，僧众拈香顶礼，将衣帽、袈裟等给寿佛真身穿戴上。此事留有碑记，当属史实。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之后的近百年间，高丽曾是元朝的“征东行省”，与中土文化交流频仍，当时有不少著名僧人应邀前往高丽传法，其中就有琼禅师，他先后随雪岩钦、蒙山异两位著名禅师学禅多年，悟道后住南岳铁山，故称“铁山禅师”；蒙山禅师与高丽国交往颇深，例如他曾与当时号称高丽“一国释林之首”的“无极老人”有书信往来。大概是在蒙山推荐下，高丽国王“具礼币遣使专请师（铁山琼）至彼国”。铁山在高丽“玄风大行”、“道行三韩”，中峰明本禅师称赞他说，“无端将戒定慧三学遍作漫天网子，向万里鲸涛之东，拦空一撒，直得高丽国僧俗二众，沸腾上下，奔趋往还。”铁山驻锡的南岳与邵阳、衡州属同一地界，寿佛信仰在当地颇为盛行，《南岳志》中也记载有寿佛事迹，铁山禅师对此当知之甚稔。我们猜想，铁山禅师向高丽王说起寿佛种种灵验事迹，高丽国王对此极为崇信，于是委托铁山禅师归国之际奉“六宝”供养寿佛妙明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高丽国王送给湘山寺的金轮相顶亦即那颗夜明珠，在1945年被日寇盗走带到了东北，前几年已经重新出世，并被评为辽宁省十大省宝之首。

康熙五年（1666年），安南国（今越南）缴送南明永历帝印绶，朝廷派翰林学士程芳朝（1611—1676）、礼部郎中张易贲出使安南，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程芳朝一行人途经全州，游览湘山寺，拜谒寿佛，张易贲留《颂佛诗》五首云：

西方无量寿之尊，东土湘山作主人。世俗未参生灭里，祖师重劫去来因。六根已尽缘无相，四大俱空尚有身。或谓无中或谓有，有无能悟见全真。佛祖心无彼我邪，道冠儒履释袈裟。静思黑气成龟后，三教宜乎是一家。乙巳年生乙巳人，再逢乙巳十三春。当来六乙重逢已，五百年中得遇因。欲作湘山一会人，犹须七十二番春。而今已到真如地，聊尔心香结后因。

另外，湘山寺后山石壁上另有一首题诗云：

咸通以后紫云雷，日月乾坤自阖开。已解空门还太始，尚留卓后傍飞来。昙花春朗湘山岭，贝叶秋澄楚水隈。劫火久灰真性在，传灯照处是天台。

这首诗写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落款为“安南国朝贺使湛轩黄仲政题”。查《文献通考》，黄仲政此次朝贺，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到长沙。皇帝因即将南巡，下旨让黄仲政、黎有容、阮堂三位使臣次年三月在南京接驾。推算途程，黄仲政大概是在十一月初游览全州湘山寺时题写的这首诗。“已解空门还太始”一句，用的是全真禅师真身自焚典故，可见黄仲政对于寿佛事迹比较熟悉，毕竟当时安南国属大清藩篱，与广西同属一个文化圈。此次朝贺，乾隆皇帝赐安

南国王“南交屏翰”扁额。

以上历史史实，足证全州湘山寺在宋元明清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六、全州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发掘整理的现实意义

自2013年全州成立“全州无量寿佛文化研究会”以来，取得了以下成绩：

一、2013年8月5日，“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之际，邀请国内学者就湘山寺及无量寿佛文化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对全州无量寿佛的地位、性质进行了很好的定位，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指出，湘山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为中国佛教名寺，全州“无量寿佛”可称为“中国第一无量寿佛”；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教授认为，从湘山无量寿佛文化所具有的深厚宗教与历史文化底蕴来看，其兴唐显宋，乃“化佛”垂迹之地，堪与国内其他佛菩萨应化道场相媲美，故湘山寺可定位为佛教“应化胜地”；另有学者指出，全州地处湖南最南端、广西最北端，是湖南进入广西的门户，历史上的湘山寺可视为湖湘文化南下的一座桥头堡，在联接中原文化与南越文化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等。

二是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湘山寺的论文、报道等等，在一定范围上扩大了湘山寺与寿佛的知名度；

三是寻找并校释出版了南宋蒋擢编撰的《湘山事状全集》，并在2015年7月21日，在全州湘山寺举行了《湘山事状全集校释》新书发布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注意。

从前期工作来看，全州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发掘整理的现实意义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重新发掘、认识全州无量寿佛信仰文化蕴藏的巨大文化价值。要说起来，全州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特产等各个方面，敢称自己是全中国第一、唯一的而且没有异议的，除了这个无量寿佛信仰文化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这么厚重的一份文化遗产，现在却仍处在尘封状态，这是多么可惜、可悲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当下传统文化复兴大潮的时代大背景下，发掘、整理全州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的巨大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有助于提升全州的文化地位与形象。例如前文提到的，至少在明清时期，以于昇、徐霞客、袁枚等人为代表，全国人民还都知道全州有个湘山寺，全州有个无量寿佛。这个就是全州曾经有过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是全州在历史上叫的响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全州呢？发掘、整理全州中国无量寿佛文化，就为下一步宣传全州寿佛信仰文化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

三是为全州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湘山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全州地靠桂林大旅游圈，如果大家都知道湘山寺神奇的寿佛，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人来朝拜、瞻望，可想而知，这对于全州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会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全州中国无量寿佛信仰文化发掘整理的下一步工作构想：

一.继续编撰清代两个版本的湘山寺志，一是康熙二十一年的五卷本《湘山志》，一是乾隆四十七年《湘山志》和咸丰三年《寿佛志》。这几个本子编撰校释出版后，那么历史上有关湘山寺的文献资料就基本齐全了；

二.准备召开一次全州湘山寺的文化研讨会，召集国内著名学者，就全州湘山寺及寿佛信仰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研讨，最后形成论文集出版；

三.在以上资料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全州中国无量寿佛

信仰文化荣誉称号。

第二篇：中国风水文化在世界（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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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水文化在世界

中国风水文化是我国传统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安居乐业与孝老葬死问题，历来深受重视，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一直对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产生重要影响。十七世纪以后，中国的风水文化开始走向世界，并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风水热席卷全球，对居住环境和建筑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南亚，充满龙气的地方

由于历史的原因，龙的传人过去渡远重洋，在东南亚一带繁衍生息，使这里成了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些华侨在带去优秀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特有的风水文化，并在东南亚一代一代发扬光大。

在东南亚，许多中国式寺庙的建造都明显受到风水术的影响。位于新加坡特罗、布兰奇车道边的观音堂庙，乃是中国式寺庙与良好风水结合的典范。该庙建于1886年，后座高地前面临海，明堂开阔，三面环山，气势宏大。马来西亚的极乐寺建于一座小山上，左有龙山、右有白象山、很符合中国风水学说的“左青龙右白虎”的特点。

马来西亚最近新建的行政中心和首相官邸（上图）等均深合风水原则。

马来西亚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在布将拉再也，是马来西亚一个新的行政直辖区，距吉隆坡市中心近一小时车程，这里原来是一大片荒地，此行政中心建设有四、五年了，各建筑群体己建成，整体风格十分雄伟壮观漂亮，现在已成为马来西亚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成为马来人的骄傲。该国家行政中心区以河东的首相府与相对的马来西亚国家国际会议中心为主轴线进行整体排设，首相府雄居在东北位的一个小山包上，坐北朝南，建筑按马来风格，十分壮观漂亮耀目，与此相应的是相距二、三公里左右远的马来西亚国家国际会议中心，它也是座落在一个小山包上，方位在西南位，建筑物造型远看象一只展翅鹏鸟，近看如一只正在起飞的巨型“怪异式”飞机，坐南朝北，远远的对着首相府。两者之间的宽阔大道铺设的是彩色天然大石板，大道中间稀稀的用金属棒球杆型的矮杆或大花钵分隔成三行，左右两边为车行道，宽宽的中间道为节日阅兵道。大道左右两旁为国家各行政机构楼房。首相府前的广场立有十三根高高石柱，十三根不锈钢金属旗杆，上面飘扬着十三个州的州旗，正中高高的旗杆上是马来西亚国旗。首相府与国际会议中心遥遥相望，两建筑扬的最高点竞是一样高，首相在东北稳固持重，又以后山上的苏丹王府为靠，右前有大清真教堂，象征国家政权稳固，而国际会议中心在西南坤位，坤位为顺，且朝北朝着国家首相府，其内中意义深藏，难为常人所识。其财政部、司法部大楼造型及前面广场的布设更是暗合风水布局。整个新中心区没有水，规划者设计了一条大人工河，形成一条缠腰玉带水，这条人工河上有七座桥，每座桥造型各异，为整个行政中心增添风采，并能起到界水引气的作用，整体布局暗合中国传统风水原理，规划可谓别具匠心。（下图）

据了解，在东南亚，许多建筑都是按照当地风水学家们的意见进行设计的。在新加坡，风水业务非常兴隆，风水专家一个建议，价格一般从500元到5000（坡币）不等，请中国大陆或香港、台湾的风水师则价格更高。新加坡闻名遐迩的海德饭店就曾雇请过著名风水家，对该饭店的门庭、喷泉和问讯台等进行改造，改造后饭店业务一直兴隆。因为风水设计的市场需求大，为了顺应客人对理想的风水的追求，很多正在从业的建筑师们都在学习中国风水。

日本，中国文化的延伸地

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的风水文化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发扬光大，现被称为宅相学。奈良和京都之所以成为首府，就是因为它们座落的地点具有良好的风水。

日本的科学文化发达，经济发展迅猛举世公认，但对我国的传统风水学却非常重视，不但不排斥为迷信，而且许多专科大学建筑教授都在研究星相风水。日本一流建筑设计师冈本先生著的《配合阳宅学的间隔设计》一书，是宇宙气场与现代建筑有机结合的应用典范。日本政商两界组织的有关学会，还曾将价值连城的国宝——凉瓷赠送给我国台湾风水专家余雪鸿先生，以表彰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据日本艺术家年鉴记载，这种凉瓷，国外只有苏格兰国王收藏了一件，由此可见日本对风水文化的重视程度。

艮山坤水

广州市面临珠江三角洲，近靠西江、东江、北江三江水的交汇。珠江水汇聚于白鹅潭，水大而深。白云山从艮（东北）方千里而来，而白鹅潭聚水于坤（西南）方。形成的艮山坤水的格局。可惜的是前些时候没有注意环保，珠江水被污染的黑乎乎的，因为水主财的缘故，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污水、臭水在风水学上是主淫荡的，所以在滨江近珠江的地方产生了兴旺的色情行业、酒吧街、夜总会等。而白云山由于采石等的破坏，对生态对风水都构成了不良影响。可喜的是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白云山对市民的重要性，政府部门把白云山定为“市肺”，开始保护其原生态和复绿工程。

根据河洛理数的“三元九运”理论，现在所处的第八运是艮运，是东北运，正神方是东北，零神方是西南。按九宫飞星风水学的理论在本元运正神方有山、零

神方有水则旺，“山管人丁水管财”，广州市目前的山水格局正好符合此有利原则，正神方东北方有白云山，零神方西南方有白鹅潭，由此可以得知广州在下元八运（即2004—2023年）当发大富贵，此二十年广州必定大旺，是又一个大好的经济腾飞时期。2010年亚运会在广州举行就是一个例证，了解广州的人都知道六运会和九运会对广州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看两次运动会后场馆周边的房地产开发就能明白。所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亚运会后广州经济肯定又是一次飞跃。还有就是从最近广州行政区域调整的大举措也可以看出它在近20年的发展趋势会一路高歌猛进的。

从九宫飞星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八运内（2004～2023年）广州风水最旺的地方应该是白鹅潭周边区域，其次是越秀山周边，再次是北京路周边，因为广州古称“番禺”，是由于它最早的城市是建在现北京路附近的番山和禺山上，现在此二山虽以平掉，但其龙脉地气仍在，所以现在及未来几十年都仍是商业旺地。白鹅潭至二沙岛之间，因有二沙岛这个形似猪心形的小岛卧于珠江中间，将珠江水锁住，所以二沙岛以西的地方较为旺财，而比较之下以东侧不够西侧旺财，所以珠江新城一带相信会比较难旺起来，但珠江新城近海心沙岛附近仍是旺财之地。从锁住（或者叫拦住）珠江水而旺财的角度来看，建议广州要多在珠江上建桥，一来连通河南河北，方便交通，二来可以截住珠江水，汇聚财气。

广州新规划

按最新规划，21世纪广州将通过“南拓、北优、东进、西联”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到2020年，广州市人口将控制在1200万人左右，建设成为最适宜创业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积极引导旧城区的商业和人口向白云山西侧、海珠区———番禺市桥两个转移带转移。未来广州的城市结构将定位在“多核心、网络化”上，运用生态网络、道路网络和信息网络建立多核心、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适应番禺、花都撤市改区，考虑将广州市域划分为五个片区，即都会区、花都片区、从化片区、增城片区和南沙片区。南沙片区主要发展深水港、临港产业和高科技工业、资金密集型对外加工业，协调发展商业、旅游业和转口贸易业；增城片区主要发展外向型加工业、三高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花都片区依托新机场重点建设物流中心和与航空交通紧密联系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从化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业和三高农业。而包括原城市规划发展区，增城市的新塘、永

和两个镇，番禺湾水道的都会区在未来将会呈现出一江多岸、两轴三带、两个转移带、三大港、四个物流中心、网络型、生态系统复合的城市结构。

已经国家批准的广州行政区域调整主要内容是撤销东山区、芳村区，分别并入越秀区和荔湾区；设立南沙区、萝岗区。广州市“新十区”由此诞生：依托广州经济开发区、从白云区、黄埔区、天河区、增城市新塘镇各挖出若干社区和三十多个村所组成的萝岗区将是广州市东部城区未来核心；以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从番禺区划出若干镇、街组成的南沙区，定位成广州市工业区；越秀区与东山区合并，并将天河区部份街区划入，成立新越秀区，是广州市政治、文化中心；荔湾区与芳村区合并，新荔湾区是广州市最具岭南特色的中心城区；天河区则是广州未来城市中心；白云区依托新、旧机场发展物流业，实现北优战略；黄埔区为东部城市副中心；经过“修身”的番禺区将成为广州新中心城区、科教资讯产业中心和航运中心；海珠区，是广州市南部的经济、流通和科技中心；下辖十一个镇、新机场所在地花都区，作为广州市工业发展区和重要交通枢纽。广州市的行政板块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带来的是一种城市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对广州市的城市经营和经营城市将起到巨大的提升作用。

通过广州发展规划和行政区域调整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北起燕岭公园，南至南沙，由北至南串联了火车东站、体育中心区、新城市中心区、临江标志性景观区、主题文化旅游区、海珠行政中心区、果园保护区和广州新客运港区。根据广州的城市规划，新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建设一个电视观光塔，集观光、发射、展示功能于一体。此观光塔位于广州南部，而塔顶设置发射机房和发射天线，用以发射电视、广播和微波信号，这些都是属火的，而南也是火，所以在南方位建此塔是没问题的，火的其位，旺上加旺。而在观光塔的对面则会建一个高达几百米的双子星塔，也是在中轴线上，二者遥相呼应，隔河相望。相信此三塔建成后，对广州的风水是有利大于弊，起码可以起到锁住珠江水的作用，对附近地区的财运有利。

风水弊端

现代城市结构中，动线和线动，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所谓动线即城市中的交通线路网络，诸如：陆地上各种各样的道路、高架桥、地铁线路，飞机在空中的航线，以及轮船在水中的航线。动线是有形的可见的，而线动是无形的，是动线在自然界中切割出的磁场格局、气的变化，及其产生的直接影响。

广州市天罗地网般的动线，是现代交通发达的标志。但有动线就有线动作用，动线为现代交通需要而设，而动线的设置合理不但体现在交通的便利上，同时应该关注到线动的合理与否。这就向市政建设和建筑学的学者们提出了如何处理高架桥多层重叠设置，在何处设立地下隧道，何处设置人行天桥等等问题。如果在城市动线的布局上出现差错、失当，其后果就直接决定了处在动线上的人或交通工具的生死存亡。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城市建设者和有关学者都应该在此予以足够的重视。知道动线与线动的关系后，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合理的城市动线，它所产生的线动作用会使该动线段磁场混乱、汇集不宜人体的气场（包括磁场、震动、噪声等），造成人体脑部瞬间空白或混乱，从而引发交通意外和事故。从资料上可以证实到数条动线的立体交叉点下的隧道，必然是事故多发生地段。如果以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来分析则认为是煞气重的缘故。

广州风水上的最大弊端在于高架桥太多，煞气太重，以至人心浮躁、做事急功近利，车经常在高架桥上行使令人缺乏安全感；而对于住在高架桥临近的人来说废气噪声等日积月累的对身心负面影响也甚巨。故此，太多甚至是没有很好规划的高架桥对广州的运气及财运都有一定的坏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在规划设计高架桥时尽量多考虑其风水影响则更加能造福于广大人民。

地铁建设影响地气的平衡稳定：地铁作为现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大型城市中已经必不可少。一般来说在地铁出口附近的所谓“地铁上盖”的物业租金都非常昂贵，因为地铁能为这些地方带来大量的人气，从而形成购买力之故。但大家是否有注意到在地铁上盖的商铺也有不旺的甚至几经易手最终还是做不旺的？这是因为地铁虽然带旺了人气，但并不是每个方位都旺的，有些却是带来煞气之故。所以，地铁的建设如果规划不合理对地铁出口附近的建筑以及地面上它穿过的建筑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有心人可以自己去观察体会。

（文/黄森权 原文地址：）

第三篇：大安区送文化下乡活动在牛佛镇启动

大安区送文化下乡活动在牛佛镇启动

隆冬时季，寒气逼人。1月15日上午，已经放了寒假的牛佛镇小学校园内一改往日的宁静，彩旗飘飘，歌声嘹亮，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大安区2012年送文化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此次由区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区文体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主办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以“丰富群众节庆文化生活，构建繁荣和谐文化大安”为主题，以“送歌舞、送书画、送春联、送知识”等形式，从1月15日至2月17日，将分别在牛佛镇、龙井街、何市镇、大山铺镇、马冲口街等地开展“贺新春”送文化进乡镇、社区演出。让基层群众过上欢乐、祥和、喜庆的新春佳节。

当天上午9时，在校内临时搭设的演出台前，1000余群众围得水泄不通，由大安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局和牛佛镇组织的文艺演出队，演员们的精彩的文艺节目，不时赢得人们阵阵掌声。在校操场一侧，也是人头瓒动，由区文体局和牛佛镇组织的部份书法家挥毫拨墨，正忙碌的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牛佛镇水井村村民李某从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自贡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周定贵手中接过一幅刚写好的春联，高兴地说：“区里送文化下乡，真是太好了，感谢他们为我们送来了这么好的精神食粮，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共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条幅120余幅。

图为书法家为群众现场写春联

2012年1月16日

第四篇：《圣经》导读,浅谈《圣经》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的信仰

从《圣经》看中国人的信仰

《圣经》作为基督教传播教义的工具，对每一个信奉它的教徒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基督教诞生的那一刻起，它便利用《圣经》影响着人们的三观。作为每个信徒的精神支柱，它让无数的教徒获得“救赎”，它改变着教徒们的三观，影响着教徒们的思维方式，深入到每个教徒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一直被西方人推崇备至。在唐朝，基督教就被传教士带入了中国，一千年来，中国人在儒释道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保持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基督教却并没有因为儒释道在中国的广泛普及而消亡，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一步步的走入中国民众的生活。尤其是在大航海的年代，大量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一步步的壮大着基督教的教徒，也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这个宗教，认识了《圣经》。

基督教在中国立足有着很艰难的历程，早在唐朝就有传教士来到中国修建教堂，翻译《圣经》传播教义，但是在封建的中国王朝里，宗教在王权的打压下很艰难的存在着。在中国，儒释道的宗教思想已经根生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作为西方远道而来的这个新奇的基督教却很难被得到认可和接受。元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大量的色目人来到中国为基督教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从那时起，各派教会都在不停地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播教义。由于路途遥远，沿途多波折很多的传教士在途中丧生，但却并没有妨碍基督教艰难而缓慢的向中国的渗透。明清开始了闭关锁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大航海的不屈不挠和工业革命的热火朝天让地球上的国家联系更加的紧密，从葡萄牙西班牙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开始，基督教就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走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古老的中国自信于天朝上国对外来的事物多有排斥。在此期间，无数的传教士或被中国政府的压制而遭驱逐或迫害，也有很多传教士成为中国人民民族矛盾的牺牲品。但是随着中国屈辱史的开始，这一系列的排斥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反排斥。很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会涉及教会传教，修建教堂的条款，近代的中国在无数的不自主中开始接受着外来事物。

于此同时，基督教在中国立足不仅仅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入侵，还与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变动有着紧密关系。古老的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在意识形态上有着丰富的理论产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很多的人都有着自己成熟的一套思维观念，并在这样的思维观念中进行着身体力行的实践。儒家仁爱道教逍

遥，墨家兼爱非攻，法家严苛尚法„„直到汉代政府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干预，方才奠定了中国传承千年的儒家正统的地位。儒家虽没有向宗教那样系统的去教会，但对中国人的言行生活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它虽不能算作是一种宗教，但却与宗教一样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维。在中国的封建年代里，儒家文化一直被政府所利用，成为封建帝国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就连后来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佛教和道教也深受其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早已改变了它在印度时期的本来面目。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佛教的教义与儒家的思想多有交集，道教亦是如此。中国人在这三家的思维控制下早已形成了难以改变的传统观念，而基督教要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难以立足。但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中国早已枯朽不堪，从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的不断提出，很多的思想家开始对正统怀疑驳斥，这是对儒家文化的一次撼动，但更多的却是打开了中国人的视界。这也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中国的苦难国情也促使了很多的人求索着救赎之路。从1840年以来，中国处于灾难的无尽战争之中。军阀混战，列强侵略，阶级剥削，天灾不断，瘟疫横行„„太多太多的苦难让人绝望。然而作为救赎大众的基督教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得了壮大的契机。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信教，开始接受来自外国的“主”。基督徒的队伍一步步壮大起来。

而作为救赎天书的《圣经》也被广为流传，人们开始了解《圣经》，得知那一些鲜活的《圣经》故事。但是从基督教被中国一步步接受的过程来看，似乎能看出中国人的一种可怕抑或可悲的处境：中国人正在失去着信仰。信仰是一个人精神力量的无尽源泉，宗教作为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给人以精神的依赖慰藉和支持，但是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太迅速太彻底的抛弃了传统的儒释道的信仰。当代的中国信仰社会主义，这是官方的言论，但是又有几人能道明所谓“社会主义”到底是何物？中国人连对自己的信仰都无从认知还谈何“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和平年代，没有过去的苦难压迫，没有过去的饥荒瘟疫，为什么人们依旧要抱怨不幸福呢？活着可怕的也许并不是饥饿与寒冷，而是大脑的空虚，信仰的失去。

现代化的中国总在摆脱着传统的牵扯，中国人开始热爱科学，开始接受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开始反对鄙视古人可笑的唯心妄言，开始更清晰更客观更现实的看这个世界。中国人认为他们抛弃的是传统的糟粕，但是他们把古代中国人

最不该抛弃的浪漫抛弃掉了。起初的他们反对过传统，但太过激烈，孔夫子被一次次的拉出来批斗，儒家的圣贤成为了猪狗，人们痛恨这种落后的思想统治他们太久，他们的怨恨铸就了他们的错误。当他们把孔夫子从脑中赶走后又急切地寻求着其他以填充。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海浪一样汹涌而来，很多中国人被选择了马克思，被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最大的幸福也许就是在众多意识形态中有着选择的自由。

现在再来说一说《圣经》。《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书，很多人在其中顿悟，获得救赎。每一个信仰的经典都会有其经典。《圣经》便是基督教的经典，在基督教发展的许多年来，出现过很多很复杂的变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等派别，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有分歧的，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圣经》。作为一个非基督教教徒，我更认可《圣经》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文史价值。《圣经》不仅是写给信教的人，《圣经》更是一部融合了西方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的百科全书。它反映了古代希腊文明，也是西方文化的一条根。《圣经》是一部让人智慧的书，它讲述了上帝耶和华始初创造天地，并拣选以色列民的故事。后因以色列民犯罪，惹上帝发怒，上帝一度曾想惩罚人类，后因动慈心，派下独生子耶酥基督来教导人类，并为人类赦罪。《圣经》文本朴素却富有诗意，更重要的是其教诲作用。它教导着人们对与错，美与丑，富有哲理而通俗易懂，教会人们积极向善。这与佛教的浩海经书，儒家的《论语》、道教的《弟子规》有着共同的特点。也许也正是这样的规劝作用才使宗教这种唯心的意识形态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仍能保持生命力。

可以说《圣经》对人们的吸引力促使了一个宗教的活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基督教，开始读《圣经》，中国的基督教徒也在一年年的增长，这样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精神很空虚，很需要像《圣经》这样的经典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也看出了《圣经》的魅力所在。宗教的繁荣大都出现在苦难之中。当今的中国社会乌烟瘴气，多有不良之风，生活给人的打击太大，人们需要一剂心灵的良药来增强心理承受力。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不断地出现，让人绝望无助，又无奈。人们需要《圣经》中的浪漫，希望那美丽的神话会是一个真实，希望那样上帝是存在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圣经》中让人感受最为深切的当属“感恩”。每一段的祷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教徒们的感恩情结，这样的感恩可以促使人们向善。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是容易获得幸福的人。人们为什么信教也大多是出于此。人们心怀希望，希望一切都能变得美好，希望生活的一切就是神的旨意，希望只要祷告就能获得救赎。现实是残酷的，每个人的心灵都有脆弱的时候，我们祈求上苍，我们寻求庇护。在无力做“精神胜利法”的时候，我们需要那样“万能的主”。

这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年代，我们有权利选取自己的信仰。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并不比别人少，并不比别人差，我们却因其有糟粕避而远之。两千年前，孔夫子在礼崩乐坏的国度里提出了克己复礼，奠定了我国几千年的礼乐之邦的传统。古代圣贤千千万，他们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传承的东西，我们何不将我们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呢？新的世纪新的格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唯一一个延续传承的文明古国，作为使用汉字的中国人，中国人在世界的影响力必将日益变大。漫漫岁月将这个文明古国变得沧桑而深沉，但同时也沉淀出了无尽的宝贵财富，这样的财富不该就这样在我们这一代消亡。中国有中国的智慧，中国有中国的包容与度量，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头脑空虚，不要再让我们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来自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第五篇：德国文化在中国背景下的融合

论德国文化在中国背景下的融合德国，一个老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多次创造经济奇迹的伟大国家，二次大战后整个欧洲几乎到处是废墟，本富庶的西欧也不例外。德国作为二战的发动者之一，遭到了盟军猛烈的炮火，更是满目疮痍.绝大部分壮年男性死于战争或为战俘，使其国内劳动力极其缺乏。尽管如此德国人却在这个废墟上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德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第二大出口国，其人均GDP逾2.7万欧元。德国农业产值不足1%，服务业比重近2/3，是一个产业结构高度发达的服务社会，其工业以机器制造、汽车、电子和化工行业领衔。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德国的奇迹，我们又应该向如何德国呢？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向的学习早从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历史资料显示，中国第一批留学德国的官费生是学习军事的。他们是1876年由当时的满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派往普鲁士首都柏林的7名清军军官。以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操办新军聘请德国顾问为起点，德国在中国的影响从未间断，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活动，这种影响达到高峰。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国家的武力强行打开。清朝统治者从中国屡战屡败的痛苦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要“师西夷之船坚炮利”，整备军武，编练新式军队。而德军从一开始就成为编练新军的范本。时称三洋舰队的北洋水师当时有一半的舰只购自德国。“定远”和“镇远”这两艘主力舰就是德国制造的装甲舰。北洋水师从教官、装备、操典、条令一直到战术，都深受德国影响。”

但是这种技术层面的模仿和引进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当年日本政府也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唯一没有放弃的是天皇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

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拥有比日本人先进的德国军舰的中国最终完败于日本，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学习是人类的天性，但学习什么却大有讲究，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与文化的模式，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由于文化差异巨大，模仿制度比较困难，而且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但是制度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如此巨大，真的能模仿吗？先来看看德国人的文化与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独特文化造就了如此富有活力的德意志文明。

提到德国人和德意志的民族性，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许多特征：严谨、组织性、纪律性和善于服从、讲求原则、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等等。在现代社会“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成了质量有保证的代名词。确实，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水-艇！他用的是摩托车引擎，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德国的这些成就绝对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和他们独特的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德国有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德国人对已经存在的都很敬畏和尊重，这包括已经颁布过的法律法规、合同契约、已经订立的约会和诺言，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和关系、已经运行的系统和体制，等等。而对于他们认为合理的，他们一定会无条件和自觉地遵守、执行。在德国，市政管理条例、物业管理守则、交通法规、公共场所不准吸烟之类的规定早就深入人心，而且不用监督执行，高速公路上甚至不用标明限速。

德国人以善于安排、崇尚理性、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讲究精确而闻名于世。据说在德国，家庭主妇煮一只鸡蛋也要用量具精确衡量水的重量，下面条同样要用天平秤面条的分量。在德国，家里和办公室一样，都会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大街上也是次序井然，人车分流；人们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人在街上闲逛。如果在街上偶然碰到一个熟人，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便各奔东西，绝不可能在大街上就驻足闲聊起来。

在德国，办公室和工厂按时上下班，上班时德国人兢兢业业、刻苦勤奋，绝不一心二用，严格按照计划完成任务。下班之前，肯定会将办公室和工作台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办公室抽屉锁好、电灯关掉。如果你不得不加班，会被认为是上班不专心或是能力不够。与德国人打交道，绝对不能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也不能轻易改变同他们已经约定好的计划：德国人不太相信所谓的灵感、偶然性和随机性。对于科学发明和创造，他们也通常认为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并经过许多人多年辛勤工作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德国人不仅遵守组织纪律、讲究团体精神、严守诺言，而且崇拜呼风唤雨的历史伟人，尤其是对于德国民族统一有重大贡献的腓德列大帝和“宰相”俾斯麦，对军事理论和军队纪律也有特殊的爱好，就连在超级市场和公司食堂里排队，德国人也能像部队里的士兵一样，一丝不苟。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会成为优秀的士兵和优秀的工人。作为下级和团队成员，德国人可能是最理想的了；然而作为上级和同事，德国人就会让你也和他们一样，遵纪守法、恪守诺言，就看你能不能适应了。这就是德国人的风格！德国人用他们的风格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德国奇迹，然而，当今的世界变幻莫测，“计划赶不上变化”，真不知德国这样的为人处事能不能继续下去。

德国人的这种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所以德国可以造出非常精良的工业设备，比如汽车，发动机，机床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德国人比较固执、坚守原则，这也让他们在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显得有点慢，跟不上节拍，严谨原本无可厚非，但在手机这个行业，灵活性似乎尤为重要。尤其在中国市场，不止一家调查公司发布过这样的报告：中国消费者换手机的频率已经上升为每7个月更换一次。但西门子的文化显然跟不上这个脚步。06年明基并购了西门子手机部门，明基不仅未花一毛钱，还得到西门子奉送的2.5亿欧元嫁妆，一年后，明基宣布不堪6亿欧元的亏损巨负放弃西门子手机，明基的后台掌控者、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承认，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击，成为导致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失败的主要因素。明基在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时，关注财务、技术、市场等方面，但忽略了双方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其可能要求企业付出的巨大整合成本。

西门子是一个典型德国式系统型公司，基础产业的东西不允许有一个错误，规定好的事情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而明基所处的消费电子产业允许产品放到市场上“试错”，在探索中慢慢完善。手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之快让制造商心惊，西门子的表现无异于老牛拉破车，因此而导致的交货期拖延成了亏损的主因。另外就民族性来看，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做事积极有弹性，往往看了大方向后，先做再说；欧洲人则非常尊重人性，花很多时间在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决策时，即使有一小部分的人有不同意见，也要尽量达成共识，以求执行时的一致性。更何况明基面对的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击，不同文化的融合的困难是导致失败的另一关键因素。

另外近年来，不少国内商用车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却没有产生“1＋1＞2”的效果。沃尔沃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合资生产的重卡，前半年销售量仅100多辆；而东风与日产合作的重卡，每年四五百辆的销售业绩也不足称道。业界认为，中西文化融合是中外双方车企合资成功的关键。一汽集团也曾经希望和德国奔驰合资生产商用车，最初一汽积极性很高，希望与奔驰共推三个品牌：一个是一汽的“解放”老品牌，一个是“混血”品牌，一个是“奔驰”品牌。但随后双方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一汽希望借奔驰的力量压倒东风和福田等强劲对手，奔驰则希望借一汽巩固自己的品牌，即有奔驰就没有一汽；一汽希望利用老厂房建合资企业，奔驰则希望在新的绿地上另起炉灶。徐兴尧说：“我们希望奔驰帮我们战胜对手，奔驰却想先把我们吃掉。我们不能干，合资最后化为了泡影。”中国人和日本人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但和欧美人沟通较难，尤其是德国人，往往认死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不让步。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向德国学习？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百年中，我们中国一直在学，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学习的民族，这

肯定是错误的，从鸦片战争之后，从中国的清朝末年，中国就一直在学，学德国学欧美，但是学了一百多年两百年，真正使得中国能够起飞的还是改革开放，不是我们过去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们仍然是中国人，只是因为我们从不断失败的学习与合作中逐渐找到了学习与合作的方向。中国现在企业家、商业人士对于西方的管理理念一点儿不陌生，十年前我们坐飞机去机场，你看到卖的最多的可能是吃的，喝的，今天大家在任何一个机场，看到卖的最多的是什么？管理书籍，管理理论的期刊，任何一本书在西方流行用不了三个月一定在中国流行，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中国一点儿不落后，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其实这个学习不是单纯的学，我需要体会需要融合，文化本身来讲它没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别，我们向西方学习也不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先进，中国的文化落后，而是因为文化的融合，融合的过程中就是创新，也许这种创新还有许多路要走，但在全球化时代，这却是一条不可回避之路，相信德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一定能互补相容，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