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四起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通报四起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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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4年7月25日）

案例1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岁）与陈某某（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某某将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亲属要求陈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某某一方辩称，陈某某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某某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某某，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某某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某某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某某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某某对杜某某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某某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某某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某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某某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某某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

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案例2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置，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

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案例4

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某某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某某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某某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某某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某某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某某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某某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

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起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起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2014-07-26 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

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四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段时期以来，一系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或其他侵权纠纷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范围内引起了社会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部分案件在审理期间乃至判决作出后，社会舆论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不同媒体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有的甚至是较具负面性的评价。

该负责人强调，这些案例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借鉴意义是，无论社会舆论如何评价，只有详细审阅双方当事人证据、认真听取双方辩论的法官才最有可能作出公正的判决。进而言之，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依据证据、依据法律做出自己的判断，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记者 安克明）

来源：人民法院报

附：

案例1

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某某（88岁）与陈某某（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某某将杜某某撞倒在地。杜某某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心房纤颤；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某某去世。杜某某亲属要求陈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某某一方辩称，陈某某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某某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某某，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某某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某某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某某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某某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某某撞倒杜某某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某某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某某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某某对杜某某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某某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某某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某某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某某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某某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21.85元+5992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案例2

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 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3

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置，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案例4

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某某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某某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某某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某某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某某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某某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某某倒地位置、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某某。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某某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某某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某某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某某之父曾明清（系曾某某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某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某某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某某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某某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某某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某某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四起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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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5年4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2015年4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

一、沙港公司诉开天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11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275号民事判决，茸城公司应当向沙港公司支付货款以及相应利息损失。275号案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因未查实茸城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终结执行。茸城公司被注销后，沙港公司申请恢复执行，松江法院裁定恢复执行，并追加茸城公司股东开天公司及7名自然人股东为被执行人，并在各自出资不实范围内向沙港公司承担责任，扣划到开天公司和4个自然人股东款项共计696505.68元（包括开天公司出资不足的45万元）。2012年7月18日，该院分别立案受理由开天公司提起的两个诉讼：（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436号案和（2012）松民三（民）初字第2084号案，开天公司要求茸城公司8个股东在各自出资不实范围内对茸城公司欠付开天公司借款以及相应利息、房屋租金以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两案判决生效后均进入执行程序。

2013年2月27日，沙港公司收到松江法院执行局送达的《被执行人茸城公司追加股东执行款分配方案表》。分配方案表将上述三案合并，确定执行款696505.68元在先行发还三案诉讼费用后，余款再按31.825%同比例分配，今后继续执行到款项再行分配处理。沙港公司后向松江法院提交《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书》，认为开天公司不能就其因出资不到位而被扣划的款项参与分配，且对分配方案未将逾期付款双倍利息纳入执行标的不予认可，开天公司对沙港公司上述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按原定方案分配。松江法院将此函告沙港公司，2013年4月27日，松江法院依法受理原告沙港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

另查明，上述三案裁判文书认定了茸城公司股东各自应缴注册资本金数额和实缴数额的情况。

（二）裁判结果

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是一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围绕相关执行分配方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针对开天公司出资不实而被法院扣划的45万元，开天公司能否以对公司也享有债权为由与沙港公司共同分配该部分执行款；二是执行标的是否应包括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公司法律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开天公司因出资不实而被扣划的45万元应首先补足茸城公司责任资产向作为公司外部的债权人原告沙港公司进行清偿。开天公司以其对茸城公司也享有债权要求参与其自身被扣划款项的分配，对公司外部债权人是不公平的，也与公司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则相悖。696505.68元执行款中的45万元应先由原告受偿，余款再按比例进行分配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相关275号案、1436号案、2084号案民事判决书均判令如债务人未按指定期间履行金钱债务的，须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对原告沙港公司关于执行标的应包括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的主张，予以采纳。原、被告双方均对各自主张的迟延履行期间双倍利息明确了计算方式，原告沙港公司对系争执行分配方案所提主张基本成立，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对执行分配方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出资不实股东因向公司外部债权人承担出资不实的股东责任并被扣划款项后，能否以其对于公司的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就上述款项进行分配。对此，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而美国历史上深石案所确立的衡平居次原则对本案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该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若允许出资不实的问题股东就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处于同等受偿顺位，既会导致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也与公司法对于出资不实股东课以的法律责任相悖。故本案最终否定了出资不实股东进行同等顺位受偿的主张，社会效果较好，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也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二、张丰春与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张丰春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在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院伤情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伤，住院43天，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16747.64元、检查费4元，共计16751.64元。原告出院后，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为由将侵权人孔凡忠及中华联合保险泰安支公司诉至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其因交通事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中华联合保险泰安支公司申请对原告住院期间的用药合理性进行审查，剔除与交通事故所致伤情无关的用药。泰安东岳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鉴定人张丰春住院期间所用药物奥扎格雷钠适应症为治疗急性血栓性脑梗死和脑梗死所伴随的运动障碍，被鉴定人本次交通事故损伤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因此奥扎格雷钠为本次损伤治疗中的不合理用药，应去除费用为7250.40元。原告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人员杨丰强出庭接受质询，同时申请其主治医师娄彦华、王震出庭作证，原告主治医师亦未能明确证明药品奥扎格雷钠的使用与治疗原告伤情之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法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判决认定原告受伤住院治疗过程中因使用奥扎格雷钠所花费的7250.40元为不合理用药，应在赔偿范围内予以扣除。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泰安市中心医院赔偿其因不合理用药所受到的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原、被告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应当根据原告的病情使用药物并按照正确的方法、手段为原告提供医疗服务。根据泰安东岳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以及民事判决书，足以认定原告张丰春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所用药物奥扎格雷钠为不合理用药。药物奥扎格雷钠适应症为治疗急性血栓性脑梗死和脑梗死所伴随的运动障碍。原告陈述其并未有急性血栓性脑梗死及相关病史，在被告出具的住院病案中现病史、既往史部分亦未发现原告患有或曾经患有上述病症的记载。因此，被告泰安市中心医院未根据原告的病情为原告提供合理、恰当的医疗服务，原告因被告在治疗过程中不合理用药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告予以赔偿。法院判决泰安市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张丰春经济损失共计7750.40元。被告已按判决履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医疗服务合同是调整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也加重了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在实践中确实存在部分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给患者开出价格较为昂贵或不必要的药物，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本案判令被告泰安市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因不合理用药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本案，提醒医疗机构在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秉承“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宗旨，本着必要、合理的原则，为患者提供恰当的治疗方案，加强与患者及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三、赵春连申请执行张宇昊机动车交通事故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31日21时41分，李福胜驾驶三轮车（后乘申请人赵春连）与被执行人张宇昊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事故造成赵春连脑外伤精神分裂，一级伤残，丧失诉讼能力，经交管部门鉴定，张宇昊负事故全部责任。2011年3月，赵春连之夫李福胜代其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宇昊赔付赵春连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等共计129万余元。判决作出后，张宇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定张宇昊分期给付赵春连各项赔偿款共计90万元。张宇昊于调解书作出当日给付赵春连20万元，其后对剩余赔偿款便不再按调解书继续给付。故李福胜代赵春连于2012年7月23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及时发出执行通知并多次传唤被执行人张宇昊，张宇昊拒不露面、隐匿行踪，承办法官多次到被执行人住所地查找张宇昊，亦未发现其下落。张宇昊名下的肇事车辆被依法查封档案，但无法查找到该车，其名下七个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或只有几十元钱，名下也无房产登记信息，案件未能取得实际进展。该案申请执行人赵春连丧失劳动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行为致使申请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为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加大了对被执行人张宇昊财产线索的查找力度，承办法官先后到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查询张宇昊的保险理赔金支取情况和资金往来状况，发现张宇昊在二审调解后申请执行前将保险公司赔付的1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理赔金领取但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同时，发现其银行账户虽无存款但之前每月有5000余元的流水记录。查明上述情况后，承办法官立即与被执行人张宇昊的父亲取得联系，要求张宇

昊尽快履行义务，张宇昊父亲声称张宇昊不在北京且其无能力履行，张宇昊本人则仍旧拒不露面。鉴于张宇昊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上述行为，依据法律有关规定，2014年10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立案侦查。

（二）执行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执行人张宇昊拒不露面，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将案件证据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张宇昊主动交纳10万元案款，其被刑事拘留后，张宇昊亲属将剩余60万元执行款交到法院，该案得以顺利执结。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张宇昊移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5年2月4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张宇昊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被执行人拒不执行而将其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标的额较大，所以在考虑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调解书确定被告张宇昊分期履行。但被告张宇昊在调解书生效后并没有积极的履行义务，无视法院判决，蔑视司法权威。申请执行人赵春连申请执行后，被执行人张宇昊又故意隐匿行踪，转移财产规避执行，主观恶意明显，并导致申请执行人因事故造成的损害进一步扩大，使其家庭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顿。在法官掌握被告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证据后再次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并告知其如果继续规避执行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被执行人依旧拒不露面，抗拒法院执行，无视司法权威。鉴于被执行人的上述行为，承办法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其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证据和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在刑事处罚的威慑下，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其实际具有履行能力，被执行人张宇昊必将因其损害司法权威、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该案通过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捍卫了法律和司法的尊严，警示和威慑了所有意图拒不履行义务，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

四、潘文才申请执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潘文才依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被执行人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以下简称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给付货款、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共计115万余元。执行法院通过相关查询、现场勘查，发现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全部债务。

（二）执行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查明：被执行人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系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法人，其系被执行人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的开办单位，其所设立的分支机构在不能对外清偿债务时，企业法人应对其设立的分支机构对外承担清偿责任。故依法裁定：追加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随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执行措施，将本案执结。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个人与分公司之间产生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分公司无力还款，总公司承担责任的执行案件。在追加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扶建设公司）为被执行人后，该企业懈怠履行债务，逃避执行，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对中扶建设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执行措施。其中，采用具有执行联动效应的失信被执行人制度，将中扶建设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向全社会公布。同时，对中扶建设公司限制高消费，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法定代表人庄清良限制高消费、罚款，以进行惩戒。中扶建设公司因企业纳入失信名单而不能开展招投标业务，法人代表庄清良个人受到处罚等原因，该公司主动与申请人潘文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按约履行了相关债务。

在本案执行中，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通过依法追加被执行人，维护了申请人的权益。执行法官在执行中采用多种执行措施，运用相关联动机制，对被执行人及法定代表人进行威慑，促成其积极履行债务。同时，有关企业可以从本案中认识到总公司的法律责任，以及涉及的法律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规范相关企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