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家庭面临的具体问题（精选多篇）

第一篇：残疾人家庭面临的具体问题

残疾人家庭面临哪些具体问题？城镇残疾人家庭的主要困难是：第一，因为残疾人就业难，家庭的经济收入较少而开支却较多，所以比一般健全人家庭的经济状况有明显的困难。第二，由于残疾人存在着各种行动方面的障碍，他们中又有许多人长期与父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残疾人的居室空间常较狭小。第三，不仅残疾人本身在婚姻恋爱方面困难重重，而且直接影响到残疾儿童的丧偶父母再婚和残疾人的兄弟姐妹择偶。第四，残疾人家庭在成员患病时，大都面临着比健全人家庭更大的困难。不仅残疾人求医有特殊困难，而且作为配偶或父母的残疾人，当其他家庭成员因病求医或住院治疗时，自已缺乏帮助的能力。第五，由于世俗的偏见、物理性障碍和心理负担，作为配偶或父母，残疾人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很少，有时不得不放弃。尤其是神精病人的家庭成员，社会的舆论使他们不愿与社区内的人们交往，因此也增加了生活方面的困难。第六，以上原因及残疾人求学难、交通困难等原因，使残疾人家庭大都感到精神压抑。作为残疾人的直系亲属，心理负担随着残疾人的情感变化而动荡起伏，这是健全人家庭很难体会到的。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也普遍存在着城镇残疾人家庭的上述问题，只是在住房方面，农村比城市的情况略好，而农村残疾人更为突出的困难是：第一，交通不便严重影响残疾人求学、就医、就业和社会交往，甚至很难离开居室。第二，因其难于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缺乏保障。第三，农村缺医少药，给残疾人家庭求医治病造成了比城市更多的困难。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完善残疾人保护政策 2011-06-10 09:45 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于清凡

《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日前发布。这份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完善残疾人就业促进和保护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就业质量，鼓励残疾人创业，城镇新就业残疾人100万人。在中国，盲人按摩是比较盛行的职业。比起普通人，盲人对人体穴位和皮肤触觉的体会更加敏感和准确。多年从事盲人按摩工作的侯艳女士告诉记者，工作不仅给她带来了收入，还使她的心情快乐起来。她说：“如果人要是不交流就会自己封闭自己，特别是像盲人，因为眼睛不好，出行困难而且交往也困难。如果通过自身的劳动，不仅有了收入，还会有自信，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了。” 在中国，像侯艳这样的残疾人有8300万，如何让这些因身体残疾而需要帮助的人衣食无忧，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从2006年开始，中央财政投入57.1亿元，建立了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并带动地方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到2009年，3471个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为11万智力障碍残疾人提供服务。238万多城镇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636万农村残疾人实现脱贫。而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中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社会保障处干部张瑶女士告诉记者：“中国残联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广泛开展了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多形式多途径开展职业培训，多渠道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引导他们去自主创业灵活就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稳定残疾人就业形势。”

“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还将切实落实残疾人在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就业政策，逐步建立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岗位预留制度；落实完善残疾人就业促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通过资金扶持、小额贷款贴息、经营场所扶持、社会保险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以社区便民服务、社区公益性岗位、家庭服务、电子商务等多种形式促进残疾人社区就业和居家就业。中国政府还将加强对外来务工残疾人、女性残疾人和少数民族残疾人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目前，中国正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使残疾人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得到制度性保障，促进残疾人状况改善和全面发展，让他们更有尊严地面对生活。张瑶说：“社会不应该从怜悯弱势群体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应）从权利保障这方面（为他们提供各项服务），（比如）提供校正的仪器、提供（无障碍）坡道等。（这样）残疾人一样能创造生产力，一样能够有尊严的活着，甚至（生）活得更好。” 这份《纲要》指出，今后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时期。必须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改善残疾人状况，不断缩小残疾人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努力使残疾人同全国人民一道向着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有机会和各位专家学习，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婚姻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对许多重症残疾人来说，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是在我们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的权益没有任何的保障性的规定。2005年我们就接受了全国残联的委托，对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且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对残疾人保障法的修法提供了我们的建议，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对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当中遇到的问题有这么几个：结婚的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和孕检率比较低，成年残疾人的扶养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离婚的时候法律也没有规定任何保障性的措施。因此我认为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的时候，应当加强对残疾人婚姻家庭的保障。我想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谈一下我们对残疾人婚姻家庭保障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结婚自由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公民的这个自由权进行限制或者干涉。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当然他们的结婚自由权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在实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而且现行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也没有对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有任何特别的保护和鼓励措施。一方面由于残疾人身体的原因会造成生活的不便，我是觉得在调查的过程中，感受到残疾人对婚姻是非常渴望的，非常想结婚。在青海省对520名残疾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甚至依赖他的亲属或者他人对他的照料的，到了适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有70%的人是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他人的照顾。在我们进行的焦点小组的访谈当中，很多的残疾人认为结婚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都认为离婚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残疾人是非常渴望婚姻的，但是另一方面残疾人在他们的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的适龄的残疾人没有结婚的原因是找不到配偶。绝大多数的残疾人结婚的目的非常单纯，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一定要找到相爱的人或者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很现实，他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伴，能够在生活中互相扶助。有一个《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中说，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者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为是残疾的人，没有功能的限制也无法结婚为人父母。我们应该鼓励残疾人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各个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一些政策，使得残疾人能够享受一些特殊的政策里保护结婚自由权，在我们的调查和座谈中，以前他们结婚不困难，当时北京有一个政策，如果你和残疾人结婚，你可以拿到北京的户口，当时北京户口对很多外地人特别是农村的妇女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婚姻相对就比较容易，而且北京还有一个政策，你要和他结婚十年户口才能真正转过来，某种意义上也让他的婚姻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有一个疑惑，特别是今天听了很多专家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保障的措施是不是对残疾人的歧视，有时候我真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些特别的措施对残疾人来讲，他们认为非常好，他们认为很有用，可能我们需要设立一些除了解决户口和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减免税收，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提高社会的福利措施，我觉得德国专家的建议，他们的做法就非常的好。第二个问题对残疾人实行免费的婚检和孕检，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我国是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的国家，出生的时候已经发现先天的畸形儿是20到30万，出生数月发现的残疾人每年高达80万到120万，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到6%。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率比较搞一个是我们的婚检和孕检率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作为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的时候进行婚前体检，及时的发现隐患，减少风险。我国在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时候取消了强制婚检，近几年的调查就发现新生儿的缺陷率在提高。我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残疾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差，收入也比较低，支付孕检和婚检的费用非常有困难。我们在青海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残疾人都是需要社会救济的，90%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收入不到500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元以下，无论是婚检的费用还是孕检的费用还是新生婴儿的检查的费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他们进行免费检查。而且我觉得实际上对他们进行免费检查也是有可行性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婚检率相对降低了，没有强制婚检了，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实行免费的婚检，也应该包括残疾人，不能在全省和地区全部实现免费婚检的地区，对残疾人应该实行免费婚检。对于减免的孕检，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实行，比如说广东省降低50%。我是觉得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是具有可行性的。

第三个问题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是由残疾人的父母来担任。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不太突出。一方面是未成年的残疾人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生存的。而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规定本身是比较明确的。除了父母之外，像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都有抚养义务，但是对于成年人婚姻法是没有任何关于抚养性的规定的，除了老年人，一般来讲都没有规定。所以，父母死亡以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应该是有问题的。当然民法通则有一个规定，是对精神病患者可以设立监护人。所以实践当中是必要这样的规定来做的。

我们在青海的调查也发现，重度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这部分人基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缔结婚姻关系，因为没有可能，就是依靠父母和亲友的帮助，如果家庭发生变故父母死亡了，他们的生活起居就无法得到保障。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总数的20%，这部分残疾人大部分是婚姻关系的。但是在残疾人的通婚当中，大部分都是残疾人和残疾人通婚，轻重程度都差不多，一个人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对方也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父母一旦死亡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也非常严重。如果是残疾人和健康人的婚姻，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也不稳定。扶养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调查当中，座谈的时候很多的残疾人的父母说我们在我们的孩子没有问题，即便我们不吃饭，我们会让孩子吃饭，如果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妻子怎么办。这部分人，这些成年的残疾人，他们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 所以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我们在法律上对这些残疾的成年的人应该法律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他们的亲属应该尽扶养义务。他们的配偶、父母、父母死亡后的兄弟姐妹等。他们有的人没有扶养能力或者他们的扶养对这些成年残疾人没有好处。那就应该由国家承担起对这些残疾人的供养的义务，就是社会福利。我们今天在讨论到底是权利导向还是社会福利导向。我觉得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国家还是要承担责任，还是要担负起对国家残疾人的供养的义务和责任。第二要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对残疾人的监护刚才我也讲了，主要是对他们的亲属来监护。我们的民法通则当中对监护、监督人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自己孩子的监护通常来讲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由他的其他的亲属来监护，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其他亲属、舅舅、姨等等，他们在监护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就要设立一些制度。如果钱一下子发完了，这些人没有把钱用到残疾人身上，自己用了，甚至写宽跑了，怎么办？有监督监护人你怎么行使权利，来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这一点在保护残疾人利益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个问题在离婚制度中要确立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原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一方是婚后严重致残的，可以适当的限制他方的离婚自由，这可能需要讨论；第二在离婚的时候通过对残疾人利益的倾斜性的规定为残疾人进行保护。

我们在北京和青海的调查中都发现了第一种情况，因为车祸和事故残疾了，对方立刻提出离婚，不仅自己跑了，还把补偿的钱带走了。对于这样的人和情况，对残疾人深信身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对这一部分的残疾人，特别是在婚后严重致残的，应该给他们一段生理和心理的康复期，在康复期内一般不应当离婚，给他一点恢复的过程，某种意义上限制离婚自由，离婚自由的权利和残疾人的治疗和康复的权利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社会会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理念，我们不能说你不能离婚，而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限制你的权利，比如说妇女在怀孕、流产期间我们会有一段时间限制男方的起诉权，那对于残疾人，特别是婚后的残疾人，也给他一定的康复治疗的时间。对于残疾人的离婚自由的限制本身还是有条件的，一个条件是致残的结果必须是在婚后发生，而且是伤残程度比较严重的。第二是在致残的治疗期间和恢复期间不允许离婚，在结束治疗以后或者是经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治好，久治不愈的，双方感情确实破裂了，对残疾人的生活、医疗、监护，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排之后，应当还是允许离婚的，所以是一段时间内限制非残疾人一方或者另一方的离婚自由。

第二在离婚的时候对残疾人的权利进行保障。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应当适当的照顾残疾人，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离婚的时候对残疾人没有特殊的保障。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情况照顾了非残疾的一方而没有照顾残疾的一方，这个很奇怪。在残疾人离婚的时候，如果对方是非残疾的一方，确实残疾人生活有困难，应当在分割财产的时候适当多分。

第三在处理婚姻住房的时候，残疾人应该有优先权。调查显示，残疾的一方绝大多数是没有住房的，大部分人是借住在亲友家里，双方拥有共同住房的比例不到10%，在离婚后他们面临的居住困难是非常大的。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离婚的时候，共有房屋要考虑残疾人的利益，如果承租其他人的房租，残疾人一方应该有优先承租权。离婚的时候，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应该有经济帮助，婚姻法有对生活困难的一方有经济帮助，残疾人是弱势群体，在他们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应当给予保护。

第四是离婚的时候哪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应当考虑残疾人一方的利益。在调查当中，有很多残疾人说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可能是中国的观念，认为老有所依，但是在离婚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判给了非残疾的一方，他们很伤心。我们在决定离婚和子女抚养方到底是谁的时候，第一原则还是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子女最佳利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残疾人的利益和愿望，适当的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提了一些建议，可能有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合适，也希望一会儿和大家共同讨论，谢谢大家。我国残疾人家庭面临哪些具体问题？ 关键词: 残疾人/残疾人保障法/婚姻/家庭/监护/离婚

内容提要: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因此，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时，应当增加有关保障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此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的帮助下，笔者等在2005 年5 月至8 月选定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展开调研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残疾人保障法》提出修法建议，期望能填补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立法的空白。

在北京市的调研包括市、区和街道三级，笔者等全面接触各类残疾人，其目的是了解残疾人婚姻家庭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和修订调查问卷。在青海省的调研包括对州、市、县及村的调查，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开调研会议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情况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需求。课题组在青海向残联系统的工作人员分发了调查问卷，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同时，还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及海晏县召开了调研会议，各地人大、妇联、民政、卫生、计生、司法、法律援助中心、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及部分残疾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残疾人代表（包括各类残疾人以及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参加了调研会议。在青海省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520 份。[1]通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为课题组进行对策研究和提出修法建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调研，笔者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等。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以期对保障我国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有所助益。

一、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利

结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和限制。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其结婚自由权利当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残疾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要比一般人困难得多，而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在实现结婚自由权利方面制定特别的保护或鼓励措施，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方面，残疾人由于身体原因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可以说他们比正常人更加渴望拥有婚姻和家庭。在青海省对520 名残疾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需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者中有70 % 的人均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者。在焦点小组的访谈中，已婚的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则多认为离婚降低了自己生活水平。由此可见，残疾人比正常人更需要婚姻生活，需要配偶的关心和协助。另一方面，残疾人在缔结婚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 % 的适婚年龄残疾人没有结婚；在男性残疾人中有29.3 % 的人在25 岁以后结婚，21.7 % 的人在30 岁以后结婚； 女性残疾人中有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中所说:25.3 % 是在25 岁以后结婚，有9.6 % 是在30 岁以后结婚。残疾人较该地区非残疾人未婚比例高、平均结婚年龄晚。同时绝大部分残疾人在缔结婚姻方面态度非常现实，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的和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定为'残疾'的人，即使没有功能方面的限制，也往往无法结婚和为人父母。人们现在日渐认识到心智残障的人对个人和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需要的问题。”[2]由此看来，国家应当鼓励有结婚能力的残疾人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灵活制定一些政策使与残疾人结婚者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如解决城市户口、提高社会福利标准或减免税收等，以便帮助残疾人解决婚姻问题。除了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的婚姻外，也要严格禁止干涉残疾人婚姻自由的行为。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受到的干涉比非残疾人要多，尤其是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结婚时往往遭到非残疾人一方家人的反对，使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不仅给其自身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和压力。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的自由权利，禁止一切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残疾人结婚自由的行为。

二、应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和孕检，以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

优生优育事关下一代的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据悉，我国是出生缺陷、残疾高发国家，出生时即可发现的先天畸形儿每年达20 —30 万人，再加上出生数月乃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出生数量高达80 —120 万人，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 —6%.[3]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上升与新生儿父母不进行婚检、孕检有直接关系。对儿童早期出现的疾病越早发现越好，这样可以进行康复治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少残疾儿童的数量。因此推行婚前检查、孕期检查、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十分必要。残疾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天残疾，他们如果婚后生育是具有遗传风险的，且遗传风险大大高于非先天性残疾人。因此，对他们应当作婚检和孕检，以防止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但是，2003 年10 月1 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办理婚姻登记”的要求，导致婚检率大大降低，这就使一些未作婚检的残疾人潜在的疾病不能被及时发现。笔者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时进行婚前体检，以及时发现疾病，减少遗传风险。同时由于一部分残疾人身体不便，在怀孕的时候更容易使胎儿受到影响，因此孕期检查对残疾人来说也非常重要。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可减少不必要的出生缺陷。此外，加强对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及早防治，也可以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在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儿保健的相关条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影响胎儿发育和婴儿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应加强医学检查和检测，还规定了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筛查的项目及有关内容等。开展产前诊断，既可预防和减少残疾儿出生，也能够预防胎儿严重畸形的发生。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人类孕育胚胎受精卵子本身的质量、基因遗传缺陷、染色体变化、环境因素等影响，导致怀孕的胚胎中有一部分会不正常。有资料显示，如果我国每年出生2 000 万新生儿，则可有2.5-3 万个先天愚型儿出生。每个患儿将消耗4-20 万元，不仅社会消耗很大，人们的感情负担也很重。[4] 但是，由于残疾人的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差，收入比较低，支付婚检、孕检的费用的确有困难。笔者等在青海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残疾人需要社会救济，90 % 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不足500 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 元以下。残疾人婚前检查、孕期检查和婴儿期检查这三项检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国家在鼓励残疾人进行婚检、孕检的同时，免除他们的检查费用非常必要。从实践层面来看，免费婚检已经在一些省、市推广，具有可行性。自从国家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之后，出现了婚检率大幅下降的趋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全国陆续有一些地方实行免费婚检。如在山西省潞城市（县级市）、深圳市福田区等上百个地、县级城市宣布实施免费婚检以后，广东省率先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免费婚检。紧随其后，上海市也实行了免费婚检。各地在实行免费婚检后，婚检率又有了明显的回升，上海浦东新区实施免费婚前检查一个月，婚检率已从原先的2% 上升为目前的26 %.同时，在没有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很多地方就规定了对残疾人婚检实行优惠，如广东省规定对残疾人婚检费用优惠50 %.因此，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具有可行性。而孕检和婚检对新生儿的健康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对残疾人的孕检也应当实行免费，并应该为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提供便利、优惠的条件。

三、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一）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

监护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以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监护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监护制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家庭自治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以达到由非亲属或由国家填补亲属监护的不足或无亲属监护的空缺。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由残疾人的父母担任。未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大多生存，抚养监护问题并不突出，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8-29 条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负担能力的未成年人有抚养义务，但是对成年人则没有规定其抚养义务。因此，父母死亡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就成为问题。只能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7 条的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设立监护人，其监护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的其他亲属朋友。通常已婚残疾人的健全配偶是残疾人的监护人，如果配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配偶死亡、丧失意思表示能力或者配偶担任监护人不利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由残疾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有成年并且有监护能力的子女的，由成年子女担任监护人。如果上述监护人都不存在或不能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中有监护能力的担任监护人。笔者等在青海省海晏县的调查发现，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 %.这部分残疾人基本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且无法缔结婚姻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依靠父母或亲友帮助，一旦家庭遭遇变故或父母死亡，他们的生活起居难以得到照料，更谈不上实现其他权利。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0 %.这部分残疾人尽管大多数存在婚姻关系，但残疾人之间通婚的数量较多，其配偶往往也不能担任监护人，多数情况下是由与残疾人一起生活的父母担任监护人。而残疾人与健康人之间的婚姻大多不稳定，极易被对方抛弃。同时，如果担任残疾人的监护人有经济利益可图时，许多亲属又都会争做残疾人的监护人。目前，对于没有结婚，或者离婚、丧偶后又没有成年子女的成年残疾人由谁担任监护人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而这部分残疾人恰恰是最需要得到法律保护的。对此，残疾人的父母非常担忧，他们极为担心自己身故后残疾子女的生活由谁来照料。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无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残疾人应当明确规定监护人，并适当扩大《婚姻法》规定的扶养人范围，其顺位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近亲属。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在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上述监护人或者上述亲属担任监护人不利于残疾人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国家对于上述无劳动能力、无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不具有扶养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予以供养，以确保他们的生存权。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5]

（二）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障被监护残疾人的利益，还应当设立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制度是对监护人管理财产的行为以及其他与监护相关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在被监护人的利益受到监护人的侵犯时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制度。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监护制度中均规定了监护监督人制度。监护监督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亲属会议确定监护监督人。如《法国民法典》第407 条、第420 条规定任何监护中都必须有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由亲属会议在其成员中选任。二是由亲属会议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如《澳门民法典》第1807-1816 条对监护监督人的设置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第1810 条规定，亲属会议有权监督监护人履行职务之方式。亲属会议由2 名亲属和检察院人员组成，如无亲属，则在父母的朋友、邻居或其他关心该被监护人的人士中选定。三是设立监护行政官署或监护法院，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如瑞士的监护官署、德国的监护法院等，以加强对监护人的监督。[6]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监督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 条有所涉及，只是没有形成制度。该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笔者认为，在《残疾人保障法》中应当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除残疾人的父母和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外，由其他亲属担任残疾人监护人的，应当由监护监督人对其监护行为予以监督，以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父母在担任监护人时，由于父母、子女之间存在血缘亲情关系，通常情况下父母总是会积极地维护自己子女的利益，不需要设立监护监督人。父母一旦侵犯子女利益，可以按照《婚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按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父母之外的其他亲属担任监护人时，则需要设立监护监督人，以加强对残疾人监护人的监督，确保监护人的利益不会与残疾人的利益发生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家族已经逐渐消失，核心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的主导模式。在监护监督人的设置上不应再以传统的亲属会议作为监护监督机关，也不便于涉及被监护人父母的朋友、邻居、其他关心被监护人的人士乃至检察官等。否则不仅范围相当广泛，而且监督力度不够，监督难以到位。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这就决定了国家机关很难直接承担主要应当由家庭承担的监督责任。因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监护监督人应当由有监护资格但不担任监护人的亲属担任，并首先由他们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在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中指定。

四、在离婚制度中确立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原则

（一）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应予以适当限制

笔者等在北京市和青海省的调查均表明社会上存在着一方婚后致残、另一方立即提出离婚的情况，这对受到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残疾人而言是相当残酷、难以接受的。很多残疾人呼吁应当采取措施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他们的婚姻，维护他们的利益。笔者也认为，对于婚后严重致残的，应当给残疾人一段生理和心理的治疗、康复期，另一方要求离婚的，一般不应当允许立即离婚；在治疗结束或康复期结束后，或久治不愈、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的，经妥善安排好残疾人一方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以准予离婚。也就是说，对残疾人婚姻的保护是有条件的。首先，致残的结果必须在婚后发生，且伤残程度严重，需要进行治疗康复。其次，对因一方致残而要求离婚的配偶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在致残后的治疗期内一般不允许离婚。二是在结束治疗后，或因久治不愈、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关系无法维持的，非残疾人一方在妥善安排好残疾人一方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方可准予离婚。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的理由如下:11 夫妻间的相互扶助义务是法定义务。离婚是婚姻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一方因另一方婚后致残就立即提出离婚，不利于残疾人一方的治疗与康复，对残疾人一方来说是残忍而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社会正义的理念。一方的残疾本来是另一方履行扶助义务的开始。[7]如果一方残疾，另一方立即提出离婚，则《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相互扶助义务的立法目的便难以实现。离婚自由是夫妻双方的权利，它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当事人的离婚自由法律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但自由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自然法的限制，此自然法即道德法、正当法；它不仅在自然状态中存在，在社会状态中仍然存在，并指导着成文法的制定”。[8]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维护残疾人权益，使因故致残者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治疗康复环境，以利于其心理和生理创伤的愈合，法律可以规定在残疾人一方的治疗期结束后，再考虑离婚问题。这是在考量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对《婚姻法》离婚自由所做的修正，以平衡双方的利益。当残疾人治疗结束后或久治不愈而双方夫妻关系确已无法维持时，另一方在安排好残疾人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以准予离婚。21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先例可循。《婚姻法》第34 条、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5 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 条规定:“因一方患精神病对方要求离婚的，处理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要有利于对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原来夫妻感情比较好，结婚多年，生育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做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表明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限制自然人离婚诉权的情况。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是有先例可循的。31 从总体上不会影响离婚自由原则的适用。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与一定时期内限制残疾人配偶离婚的自由权。特定条件是指致残的结果必须是在婚后发生，且伤残程度严重，需要进行治疗康复。一定时期是指在致残后的治疗期内。而且，这一限制仅是针对离婚诉讼中残疾人的配偶提出离婚时的情况，如果双方自愿离婚或者残疾人一方提出离婚，则不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如果事实证明双方已经无法维持夫妻关系的，且非残疾人一方能够妥善安排好残疾人离婚后的生活的，法院可以准许其离婚。因而这一限制尽管与离婚自由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并不是完全限制了残疾人配偶的离婚权，仅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离婚自由，从总体上不会影响离婚自由原则的适用。

（二）离婚时对残疾人利益的保护

离婚时保护残疾人的利益应当是《残疾人保障法》的重要原则。离婚时对残疾人利益的保护，包括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住房的处理、离婚时的经济帮助、离婚后的子女抚养等方面。11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适当照顾残疾人。在参加本次问卷

（一）调查的366 名残疾人中，已经离婚的有26 人，其中有17 人填写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情况。在这17 人中有11 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适用平均分割，其中残疾人的配偶为非残疾人的有8 人。有2 人因为残疾分得多数财产，其余4 人为非残疾方分得多数财产。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并没有对残疾人一方给予特殊照顾。残疾人作为弱势一方与非残疾人相比，大部分人经济收入较低。当残疾人与配偶离婚时，生活上失去了依靠，多数残疾人期望能够多分得一部分财产，以保障他们离婚后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在残疾人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照顾残疾人的利益。这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无论是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离婚还是残疾人之间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总的原则是双方协商解决，即由双方协议决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以体现民事主体之间的自由意志。第二，如果双方不能就共同财产分割协商解决的，则应当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解决:第一，在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离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具体情况，如共同财产的多寡、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双方的健康状况、谋生能力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残疾人可以适当多分；第二，在双方均为残疾人的情况下，应当照顾残疾程度较重或条件较差一方的利益。残疾程度以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对残疾人离婚后是否能够保持较好的生活状态具有很大影响，因而通常情况下，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应当对残疾人一方或者残疾程度较重、条件较差的一方给予照顾。当然，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21 处理住房时残疾人一方应有优先权。在参加本次问卷

（二）调查的366 名残疾人中，离婚的有26 人，其中有18 人填写了离婚时婚姻住房状况。其中，残疾人没有住房的有11 人，占总数的61.1 %.他们主要是借住在亲友家中。双方拥有共同住房的有2 例，其余为双方共同承租住房。笔者认为，在离婚处理双方共有住房时，残疾人一方应有优先权。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双方共有的房屋，残疾人一方有权要求多分。残疾人同非残疾人离婚的，夫妻双方共有房屋的分割首先应当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情况，优先考虑残疾人的利益，由残疾人一方享有房产的多数份额。对于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残疾程度以及双方自身的其他条件进行判决。也就是说，应适当照顾条件较差、残疾程度较重、严重丧失劳动力等残疾人的利益，在分割房产时，可以让其占有较多的房产份额。第二，双方共同承租房屋的，残疾人一方有优先承租权。如果夫妻居住的房屋是租赁的房屋，残疾人一方有优先承租权，即非残疾人一方应当从租赁房屋中搬出，由残疾人一方继续租赁该房屋。这里的租赁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租赁关系，不包括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公民提供的福利性质的廉租房。残疾人之间离婚的，当房屋是由双方承租时，残疾程度较重或条件较差的一方应当享有优先承租权。第三，残疾人结婚后居住在非残疾人一方的房屋中、因离婚而无房屋居住的，非残疾人一方有条件的应当给予解决。如人民法院可判决残疾人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可暂时居住在非残疾人一方的房屋中。如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残疾双方的残疾程度和双方的经济条件依据上述方法进行判决。31 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应当予以经济帮助。离婚时，残疾人一方生活困难的，非残疾人一方应根据自己的负担能力、残疾人的残疾程度以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对残疾人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残疾人一方离婚后没有住房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9]当非残疾人与残疾人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应当给予经济帮助。具体条件如下:第一，残疾人一方确实生活困难。如果残疾人一方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属于生活困难；残疾人一方离婚后没有住房的，也属于生活困难，非残疾人一方应当给予帮助。如果残疾人一方离婚后生活困难，非残疾人一方愿意以其住房的居住权或所有权来作为经济帮助的形式的，法律应当允许。需要注意的是残疾人一方生活困难必须在离婚时已经存在，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则不能要求经济帮助。如果离婚时，残疾人一方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方可以不在经济上给予帮助。第二，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在我国残疾人分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等多种类型，而每种残疾类型又存在不同的残疾等级。[10]残疾等级不同也就意味着残疾程度的不同，残疾人残疾程度的不同，其适应能力、谋生能力也有所不同。对残疾人的经济帮助，应当根据残疾程度来确定经济帮助的形式和经济帮助的数额。第三，非残疾人一方的负担能力。非残疾人一方离婚时给残疾人一方的经济帮助，不仅要考虑残疾人一方的残疾程度还要考虑非残疾人一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这就是说在保护残疾人一方利益的同时，还 应当考虑非残疾人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保护残疾人的利益而使非残疾人一方无法生存。第四，当地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确定对残疾人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于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各地区对本地区内基本生活水平均有具体规定。因此，以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生活困难以及具体的帮助数额的做法是客观可行的。41 残疾夫妻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应当考虑残疾人父母一方的意愿。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由何方抚养首先应当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即确定未成年子女由何方直接抚养应当优先考虑是否有利于该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其次要考虑残疾人父母一方的意愿和抚养能力。此次调查表明，残疾人离婚时多希望子女由其抚养，以培养与子女的感情，确保老有所养。但调查的数据也表明，残疾人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调查问卷中填写离婚后子女由何方抚养的共有14 人，其中，母亲为抚养方的有9 人，在这9 人中，非残疾人为4 人，残疾人为5 人。父亲为抚养方的有5 人，其中，4 人是残疾人，1 人是非残疾人。显然，残疾夫妻离婚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主要考虑的是子女的利益，而不是残疾父母一方的愿望。

笔者认为，为了照顾残疾人，在确定其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人时，可优先考虑有抚养能力且要求抚养子女的残疾人一方的意愿。换言之，人民法院在确定残疾人离婚后其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方时应当在考虑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照顾有抚养能力的残疾人。这实际上是赋予了残疾人一方对子女的优先抚养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残疾夫妻离婚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照顾残疾人的原则，以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受重大影响为前提。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获得适当的医疗以及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其利益受到重大影响。离婚时，一方是残疾人的，总的原则是在保护其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照顾有抚养子女能力的残疾人，但子女的利益由此而受到重大影响以及残疾人一方放弃抚养权的，应当由非残疾人一方行使对子女的直接抚养权。残疾人和非残疾人双方都不主张抚养权的，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非残疾人一方应当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离婚时，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原则，同时考虑双方残疾程度的轻重，确定直接抚养方。鉴于残疾人的生活相对困难，子女由残疾人一方抚养的，另一方给付的抚养费中应当包括其为照顾子女而雇佣保姆的费用。

注释:[1]调查问卷分为问卷

（一）和问卷

（二）.问卷

（一）的被调查对象为肢体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视力残疾的残疾人，内容涉及被调查人员及其配偶的基本情况、生活自理情况和婚姻情况；问卷

（二）的被调查对象为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残疾人，内容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监护情况、婚姻情况和配偶的相关情况。问卷

（一）发放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366 份；问卷

（二）发放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54 份。[2] see world progra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un gereral assembly a/ res/ 37/ 52，http://www.xiexiebang.com/other/showarticle.asp？articleid=637.[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 条。[6]参见李霞: 《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23-325 页。[7]夫妻间扶养义务的履行以对方需要扶养为条件。一方因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另一方配偶应当履行扶养义务。[8]何怀宏: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92 页。[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7 条。[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2 条第2 款。（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出处:《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

第二篇：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

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

按照以往的惯例，十八大之后，中央将对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全面部署，然后针对每一项措施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

未来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

文/蒋惠岭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3-12-01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司法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从此，关于司法改革的各种猜测与传言尘埃落定，包括“司法管理体制”在内的若干项司法改革措施赢得各界赞许。

近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对《决定》精神作了深度解读，又特别对今后司法改革的各项任务作了概要阐释。

本文无意重复各项司法改革部署，也无力对于各项司法改革任务的具体方案作出设计。但是，对于这些改革措施的研究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已经明确的设计方案，本文将略加介绍，以便为今后研究设计具体方案作一些提示，以便大家了解以后具体制定改革措施确定时应当关注的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决定》所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中的十项重大措施略加分析。由于这十项改革措施都属于长期项目，特别是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更是涉及面广、影响巨大，所以本文采用今后15年作为论述当前司法改革措施制定与实施的时间节点。

其实，有些措施从设计到确定，再到呈现效果，可能需要比15年更长的时间。

一、“法检省级统管”：司法管理体制改革

《决定》指出，要“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即所谓“省级统管”。孟建柱书记的文章认为，由于“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所以“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

中央的这一司改决策为司法界内外盼望已久。学界在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过程中，也曾提出过多种方案：一是中央统管，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可以作为法院统一管理的最终目标。二是在中央不能实现全国统一管理的情况下，争取由中央统一管理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两个层级，省级统一管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两个层级。这一方案可以防止各省形成省内自控的体系。三是各级法院的管理权限“上提一级”，即由上一级管理下一级法院的司法行政。这种方案可以最小程度地引起震动，力求改革的保险系数。

本文并不准备比较各种方案之优劣，因为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困难。既然目前中央选定的方案是“省级统管”，那就应当努力设计一套“省级统管”的方案出来，并继续保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政策指导、规则制定、诉讼程序等实现全国法院法律适用标准统一的功能。

在研究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时，需要讨论很多重大问题。

一是省级统管的“人财物”是不是仅指人事、经费两项？或者省级统管是指法院所有司法行政事务的统管，即包括法院的各项管理事务，而不仅限于人事和经费？可能占主导地位的理解是把它作为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总称，并不仅指字面上的“人”和“钱”的问题。

二是“人财物”的省级统管，是由高级法院直接行使，还是由本地区的三级法院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行使，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法院管理局，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是省级统管是由司法主导，还是行政主导？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提出过要将审判、检察工作与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分开，当时的一种解释是将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交给其他部门或者由专门成立的司法委员会（或者法院检察院事务管理局）承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解释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同时，其中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今天，这个问题又一次摆到了我们面前。

四是省级统管是否仍然会允许一些事务的层级分权？中国大陆很多省的人口、地域比较大，因此法院也比较多，如江苏省共有124家法院，湖南省有140家法院。如果由省一级的法院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辖区内所有法院，则可能因为过于“扁平化”而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即使实行统一管理，仍然可以研究是否需要在市一级设立分支机构负责法院事务管理，或者委托中级法院管理本辖区法院的部分行政事务。

五是法院的所有司法行政事务是否都应当实行省级统管？是否可以根据各类事务自身的不同性质而采用不同的“统管”形式？如法官任免、法官纪律约束、重大事务管理、机关内务管理等。有些行政事务应当高度集中，有些则可以放权；有的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有的则需要通过集中的方式进行管理。这在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应当认真研究、分类处理，而不是一概而论。

二、“司法预算独立”：法院经费的省级保障

法院“人财物”的省级统管中，经费保障是重要内容。根据中央的决定，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分经费。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完整的“预算独立”，但至少为司法预算独立提供了基本条件。

完整的“司法预算独立”包括几部分：一是法院的预算在国家的整体预算中单独编制和执行；二是编制法院预算的决定权在权力机关，行政部门在汇总、呈报司法预算时不得修改或减少；三是法院的预算比例在宪法或法律中应当有所规定，如1％或者其他适当的比例。

同时，司法预算独立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作为中央事权的司法权来说，司法工作需要的经费理应由中央预算保障。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具备这一条件，所以《决定》要求仍然以省级保障为主，中央的经费作为补充来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司法预算机制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并不是理论意义上完全独立的机制。

至于如何平衡省级财政和市（县）级财政的经费负担问题，司法改革方案中也应当有所涉及。改变以往由同级财政负担司法经费的模式为省级财政负担，尽管绝对数量不大，但看起来也会或多或少地增加省级财政的压力。那么，是由各地方按照原来承担的司法预算数量缴省财政统一支配，还是由省级财政承担全部费用而不从地方收缴，或者是调整某些财政收入分配比例以增加省级财政的收入，这还需要在今后的方案中具体确定。

由于中国城乡差别、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还应当考虑一些城市“收入高、消费高”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可以将一些副省级城市、特区城市、计划单列城市等从省级统管的预算模式中独立出来，以照顾实际存在的不平衡现状。美国纽约州的纽约市就采取了这种模式，实行与全州其他地方不同的“市级统管模式”。

三、“法官统一任免”：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

法官管理权乃至整个司法人事管理权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任免权”是核心内容。因此，在“省级统管”的人事管理模式中，法官的任免首当其冲。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到宪法保障，因此法官一旦接受任命即可终身任职，非因法定事由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免职。也正是因此，法官的任命和免职的权力便显得十分关键。

但是，这项权力由省级行使必须设计具体的管理方式，并应当考虑多项因素：一是法官、检察官数量较大。虽然有个别省区的法官不到2000人，但绝大多数高院所辖司法区的法官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另外还有几千名检察官。二是法官、检察官任免所涉及的相关部门较多，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的推荐提名、组织人事部门的考核考察、权力机关的任命免职，以及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前训练等。三是法官、检察官任命程序相对复杂，管理方式也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因此方案设计应当更加谨慎。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具体的管理机制时，也曾有过不同的方案设计。有的观点认为应当成立法官管理委员会，由来自法院、检察院、组织部门、人大、社会团体等领域的代表组成，负责法官提名之前的审查工作以及法官任职期间的管理工作。有观点认为，可以在省级人大建立司法委员会（或依托目前的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任免事项。还有观点认为，可以按照法官等级分配任命权限，例如高级法官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而高级法官以下的法官授权省高级法院任免或各中级法院任免。具体的管理工作由高级法院或者由省级专门设立的法检事务管理局负责。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在设计时综合考虑。

四、“两区适当分离”：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

对于国计民生和区域发展来说，行政区划涉及人民生活、资源分配、财政收入及治安管理等因素，有其特别的意义。但司法管辖区与上述因素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受到司法管辖区划分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司法资源的合理使用、当事人的诉讼方便与法院的审判效率（方便）等。

由于人们习惯把一个行政区划内有一套完整、齐全的功能（包括司法功能）当作一种传统的模式对待，因此倾向于各种机构的管辖区域范围完全一致。实际上，不同事务的管理（管辖）范围和方式会有所不同，涉及的区域也不必然甚至不可能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例如，航空或铁路系统事务的管辖区域通常以航线或站线为基础，难以与行政区划吻合。

对于司法案件的管辖来说，一般情况下与行政区划不会发生大的矛盾，但如果完全按照行政区划与司法管辖区相吻合的方式划分，也会出现司法资源配置、诉讼便利、司法效率等问题。例如，有的地方法院案件数量不多，有的则过多，造成忙闲不均，浪费司法资源；有的地方法院管辖区域过大，有的则过小，也会造成上述问题。有的地方法院办公地点距离某些居民居住点比较远，其他地方法院的办公地点反而离案件发生的地区较近，这样便可能产生不方便法院审理和不方便当事人诉讼的问题。因此，确立一定的标准，重新考虑某些地方的司法管辖区调整问题，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标志着司法制度更加成熟。

当然，司法管辖区的确定与“人财物”管理体制直接相关。在研究制定“两区适当分离”改革方案时，必须考虑法官的任免机构与管辖区域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权力机关任命的法官去管辖其他行政区划的领域，难免会引发授权冲突。虽然中国在海事法院、开发区法院的管辖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对于常态的地方法院司法管辖区的调整并不能当然适用。

因此，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的适当分离，还应当以法检省级统管的实现为前提，这样在一个省范围内的“两区适当分离”便不再存在授权冲突的障碍。

五、“法官区别于普通公务员”：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改革 法官、检察官以及整个司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已经推动多年。一方面，法官、检察官要与法院、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分别对待，如书记员、辅助人员、助理、法警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法官、检察官与普通公务员的分类管理的实现。

《公务员法》将法官、检察官作为公务员对待，同时又在第三条中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法官法》《检察官法》对法官、检察官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不过，尽管法律上已经确定了这一特殊管理的原则，但社会上的共识度仍然不高，推动这一改革措施的难度依然较大，最终导致《法官法》的落实不够到位。当前，法官管理应当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管理这一改革措施，成为当前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相关的研究讨论一直都在进行中。

真正实现法官与普通公务员的分类管理，重点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履行职务的依据有根本区别。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唯一依据是法律，并加之以职业道德的引领，普通公务员履行职责必先以权力来源的指令为依据。二是履行职务的组织形式有根本区别。法官履行审判职责依独任庭或合议庭以及审委会的组织形式进行，审判组织所作裁判就是法院的裁判。普通公务员则需要遵循首长负责制的原则履行职责，层层负责，上下一体，最终由代表行政机关的首长以机关的名义活动。三是法官的等级和职级不影响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效力，普通公务员的职务和职级代表着决策与服从的关系。

由此产生的法官与普通公务员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招录、培养、遴选、任免、监督、惩戒、薪俸、退休等各个方面。《法官法》已经基本体现了这些区别，同时也还有一些需要明确和完善的地方，更有需要新增的内容。

因此，落实好《法官法》的现行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法官法》的相关内容，将是改革法官制度、实现分类管理的重要手段。

六、“法官职业养成”：法官的招录和培养制度改革 在司法领域，实现正义的保障可以分为动态的制度保障和静态的队伍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官便成为司法改革的基础性任务。近年来，中国在法官职业化建设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很大改革空间。记得20年前搞审判方式改革时，圈里圈外热议的就是法官素质不适应的问题。今天在研究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案时，大家仍然在谈法官素质不适应的问题。虽然问题已有“螺旋式上升”，但这的确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法官养成机制的成功与否。这里将重点研究一下中央提出的“预备法官职前训练”作为法官法定任职条件的问题。

每一个法官都有其各自的成长背景和模式。但在体制层面上，世界各国法官的养成模式大概分两种：一是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二是通过法律教育直接培养法官。采用第二种模式的主要是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其一般做法是：法律系的大学毕业生通过难度颇高的司法考试之后，须经一年半到两年的职前职业训练，或者一段时间的法律实践，再通过考试之后，方可进入法官队伍，从助理法官或候补法官开始其法官的职业生涯。这一年半到两年的职前训练绝非高等法律教育的简单重复，也不同于研究生教育中对研究能力的培养。

职前训练至少可以发挥着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吸纳最顶尖的法律人才；二是集中训练法律思维和司法行为模式；三是升华高等法律教育中所接受的知识；四是为法官区别于普通公务员的分类管理提供正当性基础，特别是薪资待遇方面的区别对待。

虽然两年职前训练并不能完全满足作为一个法官的所有职业要求，但与未经训练的人相比，受训者可以获得层次上的提高。再经过五年至十年的助理法官或候补法官磨炼，一个道德高尚、心智健全的法律人便能基本承担起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

观察中国当前的法官养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抛弃的“学徒式”培养模式（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有其合理性，法律实践经验的要求也属正常，先作为法官助理的经历也能帮助法官成才。但比起许多国家采用的两年职前职业训练制度，所有上述做法在规范性、规模性、开放性、全面性、针对性等方面还有相当距离。而且由于通过司法考试后、担任法官职务前在司法辅助人员岗位上的积累并没有纳入法官职业培养的正规框架，所以在提高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因此，目前理论界呼吁引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职前职业训练模式的声音较高，应当在制定方案时认真研究吸收。

七、“健全法官职业保障”：突出法律职业特点的改革

从职业特点看，法官既要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法律作为其行动的唯一依据。因此，如果没有充分的职业保障，法官便不可能完全实现其在法治过程中的角色，国家的法治大厦则会动摇。

根据法官职业保障的理论，职业保障主要包括几项内容：一是身份保障（又称职务保障），即法官依法独立审判，非因法定事实并循法定程序不得免降调职；二是经济保障，即法官应当获得与其所承担职责和职业特点相匹配的经济待遇；三是安全保障，即法官不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安全威胁。

有关法官职业保障的理论研究已有很多，但社会上对于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的共识仍然不高。人们通常会不由自主地以目前法官队伍的现状来抵制职业保障的提高，而不是把职业保障放在更高层次的循环中和更大的平台上考虑。对此，法官职业保障改革应当多管齐下、同时用力，正如孟建柱所说，“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在严格司法人员任职条件、强化司法人员办案责任的同时，要为法官……依法公正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保障”。

关于法官薪资待遇的提高是健全职业保障的热点话题。仅以台湾地区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决定为法官提升“专业加给工资”时，社会上也有反对声音，来自普通公务员队伍的抗议更为强烈。但是，为适应法治建设的需要，打造台湾地区民主法治的实力，决策层最终还是为法官、检察官提高了比普通公务员高1倍至3倍的工资。根据台湾地区法官法的规定，法官按照等级确定薪酬待遇，并与行政职级相分离。据专家讲，台湾司法目前的公正度与当年这一项改革措施直接相关。目前，大陆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也已经走到了“必由之路”的路口。

八、“审者裁判、判者负责”：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是一个老话题，而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轮回”。在20多年前的审判方式改革时期，“还权于合议庭”的目标十分清晰，而且成果十分显著。有些法院目前所宣称的“90％的案件”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独立裁判的成果，即应归功于当时的改革措施。

但不可否认的是，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和呈报审批制度，导致司法裁判责任不清、效率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即使在一些看似合议庭独立裁判的案件中，审判长实际上仍拥有较大的、明显的影响力。在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中，审委会通过会议制的讨论对一些法律问题作出裁判，而没有听取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审委会除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也讨论案件事实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做法都受到广泛批评。

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中央部署，最高法院于2013年10月发布了《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了部分法院的改革试点。如果试点成功，则向全国推广。根据这一方案，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一个审判庭内设有多个合议庭的，将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直接编入合议庭并担任审判长。其他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从优秀资深法官中选任。条件成熟的试点法院也可以探索建立一个合议庭，即为一个审判庭的模式。这就把法院内最优质的司法资源从办公室搬回法庭，从审核把关转移到直接审判。减少管理层级，将审判组织扁平化。

第二，审判员独任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由独任审判员直接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案件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审判长依次签署。院、庭长不得签发未参加合议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

第三，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不得超越界限，不得涉及案件的实体裁判事项。第四，在赋予法官独立裁判权的同时，要求法官接受严格的职业道德、纪律、法律、业绩考评、案件评查、上级法院评价、外部评价等方面的监督和约束。

第五，严格要求审委会委员的条件，大大压缩讨论案件范围，建立委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重大复杂案件，建立提交审委会案件过滤机制等。

九、“事实审、法律审各有侧重”：改革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改革是上一轮司法改革中“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项目的一个延伸性子项目，最高法院已经做了深入调研。但因这项改革涉及审级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证据制度、司法解释制度、法院内部组织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庞杂、理论性强，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审慎改革。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孟建柱再次强调要“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探索充分发挥一审法院明断是非定分止争、二审法院案结事了、再审法院有错必究、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能”。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和落实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确保审级独立。

其中，关于基层法院“明断是非定分止争”的职能定位，除了突出法院在化解纠纷方面的功能外，还要强化基层法院“事实审”的作用，力争通过第一审程序将案件事实进行“法律固定”，从而减少甚至消除上诉审中对事实的纠葛。另外，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功能也应当加以改造，基层法院法官任职资格也应当与基层法院的职能定位相适应。

关于二审法院的“案结事了”职能定位，则是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终审裁判，法院在做好说理、说服工作的前提下，更应当注重以裁判的法律效力来息事宁人。

再审法院的“有错必究”职能定位看起来包括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两方面的错误都要予以纠正，但从四级法院功能的系统观点来看，再审法院应当侧重于甚至限于纠正法律方面的错误，否则一审、二审的事实确定功能将因再审环节定位不准而遭废弃或削弱，最终会影响司法制度的整体功能。

最高法院的“法律统一适用”职能定位则更是突出了它的法律功能和指导功能，对最高法院的职责、程序、工作方式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十、“促进司法民主”：改革司法公开与陪审员制度

司法公开是15年以来每一轮司法改革都要推动的改革项目。在新的形势下，司法公开工作仍有一些不适应新需求的地方。

例如，受陈旧、落后的权力观念的影响，法院仍存在选择性公开、许可性公开的问题；由于程序正义观念不强，庭审公开这一核心环节依然没有完全畅通的渠道；随着新媒体运用范围的扩大，媒体报道与司法公开原则的落实之间存在某些冲突；由于公民权利意识诉求的增强，司法公开与个人信息和名誉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不容易平衡等。

鉴于司法公开对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司法公开与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相提并论，《决定》具体要求“推进审判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在文章中，孟建柱也十分敏锐地将庭审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庭审是审判的中心环节，是诉讼双方通过举证、质证、辩论主张权利的平台。庭审全程应该同步录音录像，并入卷存档。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有利于约束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促进诉讼参与人员依法行使权利，有利于为上诉审、监督审评判案件是否公正审理提供原始资料和客观依据。”如果能够实现庭审的自由旁听，方显司法权的民主属性，展现司法的自信。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也一直是司法公开中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与各高级法院联通，这将成为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一个最权威、最综合的平台。最近，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司法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这些都是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亮点。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前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已经获得立法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轮司法改革还会把它作为扩大司法民主的基本方式继续推进。“要扩大人民陪审员的数量和来源，建立随机抽选的机制，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提高陪审案件比例，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目前，全国共有人民陪审员8.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理的一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达71.7％，比2006年提高52％。按照以往的惯例，十八大之后，中央将根据《决定》的要求对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全面部署，然后针对每一项措施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力争制定出遵循司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

第三篇：残疾人家庭会议

残疾人家庭会议

为了进一步维护我市残疾人民生活的稳定、预防各种残疾程度加深的情况发生，2010年8月31日，开远市羊街乡政府残联部门邀请近年来跟康复有关的工作人员与康复对象及家庭成员参加了在残联部门会议室召开的召开的《残疾人家庭研讨会》进行交流，给曾受到康复的残疾人与及将受到康复的残疾人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增进双方理解也让以前没有受到康复的残疾人员对康复有了新的了解。羊街乡残联理事长王芳重点介绍了该次会议中与残疾人相互沟通的相关益处并提出主要目的是要增进大家的相互沟通。尤其让曾经受到康复的康复对象谈谈深刻的体会，让康复对象的家人代表发表了家人对此项康复任务的看法意见，家人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康复希望的残疾人受到康复恢复一定的生理功能，同时真诚的希望受到康复的以及即将受到康复的人员与家人积极配合康复人员做康复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完善并出现更好的康复效果。在场的康复对象欣慰地说，今天看着这么多曾经受到康复的人员与即将受到康复的人员亲切的交流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以欣喜说明政府部门把工作做到我们心里面了。但是由于残疾人心里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扭曲以及部分社会人员看待事情的不同，加上农村部分人员文化水平低，希望政府注重宣传与教育人们，耐心解释，工作更加细致一些。参会的康复对象表示，通过与大家交流分享，对政府残联工作加深理解，今后遇到问题也知道如何正确对待了。

会上理事长亲切与康复对象聊天、谈话，并递上亲手剥的板栗亲手削的梨康复对象激动得拉着理事长的手高兴地的开怀大笑。

市残联理事长充分肯定了交流会的积极意义，强调今后与残疾人不断沟通是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残疾人员也要不断努力努力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知法守法，知权行权与当地联络员康复员积极配合，妥善处理好生活问题、生理问题、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一系列问题发生，使残疾人生活与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同时希望行政执法人员充分尊重残疾人的部分活动，依法行政，有情操作，维护人民团结，促进和谐稳定。

第四篇：残疾人就业面临六大障碍

一、残疾人就业面临六大障碍

1、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一是人口众多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转移了上亿劳动力，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会遇到的问题，中国的人口总量决定了供大于求将在我国长期存在。二是结构性因素。我国残疾人就业与社会总体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当前以及相当一段时期的社会就业之难可见一般，严重影响到残疾人的就业。残疾人的就业竞争明显处于劣势。

2、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热心不够。一些企业和单位对残疾人有歧视，更多的企业与单位不了解残疾人能干什么，对残疾人就业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纷纷议论：健全人还要解决吃饭问题，残疾人就业则是难上加难。所以有些单位宁可交纳保障金也不肯录用残疾职工，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助残”变成了停留在嘴上的口号。

3、就业要求提高。加入WTO，经济与全球化接轨。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做大做强做优是唯一选择，所以健全人、多面手和高精尖者成为首选，残疾人“理所当然”成了遗忘群体。

4、残疾人自身素质有待提高。能力培育环境欠佳，良莠混杂影响了对残疾人的公正评价。自身综合素质状况的相对低弱，所拥有的职业技术不够过硬，在与正常人竞争中往往败下阵来。使残疾人群体在追求效率的市场竞争中成为弱者，被迫退出竞争行列。同时，还有一些残疾人不能正确的摆正自身在工作中的位置，容易与他人起冲突，易被同事排挤。一些残疾人认为被录用是理所当然，在工作时不够尽心尽力，易被解雇。

5、残疾人就业调控力相对较弱，机制创新浮于表面。我区就业机制尚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用工信息和渠道不畅通，市场服务范围狭窄，再加上残疾人固有的自身就业信心不足，工作网络还有待形成，所以使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减少了就业机会。

6、历史问题太多，就业改善还需时间。尽管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关心残疾人工作，但因为工作规范性没有形成，工作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遇到一件处理一件，所以历史性问题太多，新问题又在不断出现，残疾人的就业改善还需一段时间的努力。另外，还有传统的就业观念和滞后的择业观念，也影响着残疾人的就业。再有就是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篇：残疾人家庭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编号

您好！我们是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也是南京爱德慈佑院的义工。

为了了解需要帮助人群的需要，更好的服务社会，我们特设计此次调查。此次调查的结果保密，只会用于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之用。谢谢！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

2012-0

4请您认真填写以下内容，如不说明都为单选，请在选定的答案前的序号上打“√”

⑷非正常失业⑹无工作

20.您家庭一个月收入为：⑴600元以下⑵600—800元⑶800—1000元⑷1000

—1500元⑸1500—2000元⑹2000—3000元⑺3000元以上

21.当你知道他是智障时是什么心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你这样的情绪状态持续了多久？⑴1个月⑵1-6个月⑶7-12个月⑷1-2

年⑸2年以上

23.用多长时间来接受他是智障这个事实的？⑴半年以下⑵6-12个月⑶1-2年

⑷2-3年⑸3-4年⑹4-5年⑺5年以上⑻至今未接受

24.现在对被照顾者的具体期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当初是如何决定由您来照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您照顾期间的困难是什么？（选出最困难的三项）⑴周围人的眼光⑵相关护理

知识的缺乏⑶身体的疲惫⑷自己情绪的低落⑸照顾效果不明显⑹经济紧张 ⑺配偶或家庭成员的不理解⑻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

27.您照顾方面的知识技能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⑴报纸⑵电视⑶网络⑷

书籍 ⑸讲座⑹残联相关活动⑺其他________________

28.是否到相关组织、机构或亲友处寻求过帮助？⑴是⑵否

选⑴者答：寻求帮助的过程是否顺利？⑴非常顺利⑵顺利⑶有些困难

⑷很困难

选⑵者答：原因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9.每天的照顾时间多长？⑴1-3小时⑵4-6小时⑶7-9小时⑷10-12小时

⑸12小时以上

其他照顾者照顾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您的身体状况：⑴有严重疾病史⑵有疾病史⑶有慢性病⑷无疾病疾病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否需要每天吃药？⑴否⑵是 费用______元/月

31.您经常感觉到疲惫么：⑴是⑵不是

32.您容易情绪波动么？⑴经常⑵偶而⑶从不

33.您感觉的到自己照顾的这些年里自己身体的变化么？⑴明显力不从心⑵有些吃

力⑶没有感觉⑷越来越有劲

34.是否因为照顾与其他家人关系发生变化？⑴是⑵否

选⑴者答：有什么样变化？⑴配偶关系不和⑵与长辈冲突⑶与亲友疏远

⑷被亲友误会⑸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照顾期间工作是否有变动？⑴晋升⑵降职⑶调职⑷辞职⑸下岗⑹无变

动⑺其它________

以上变动是否是因为(需要)照顾他？⑴是⑵否

36.照顾期间是否通过一些方式提升自己？⑴是⑵否

选⑴者答：参加过：⑴自考 ⑵职称考试⑶工作相关培训 ⑷阅读⑸其它

_____________

选⑵者答：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您上一次参加亲戚朋友聚会是什么时候？⑴上周⑵上个月⑶2、3个月前⑷

半年前⑸一年前⑹几年前⑺从不参加

38.您有哪些兴趣爱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闲暇时间如何度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9.您现在的人际交往群体有哪些?(可多选)⑴家人⑵亲戚⑶邻居⑷同事⑸

同学⑹好友⑺照顾者协会⑻志愿者群体⑼残联组织⑽网友⑾社区干部⑿类似境遇者⒀其他___________

上述中最密切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您是否愿意扩大自己的人际交往圈？ ⑴迫切希望⑵愿意⑶无所谓⑷不愿

意

41.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选择：⑴找人倾诉⑵睡觉⑶购物⑷发泄⑸憋在心里⑹其它

42.您希望外出参加一些活动放松自己么？⑴很希望,有一定去⑵希望,去不去看

情况⑶无所谓⑷不希望,也不会去

43.是否需要相关组织、机构提供一些帮助？⑴是⑵否

选⑴者答：希望得到哪些帮助？⑴金钱⑵物品⑶康复保健服务⑷家政

服务⑸精神慰藉⑹政策照顾⑺其它___________

44.是否了解政府关于智障人的一些优惠政策和举措？⑴非常了解⑵了解一些

⑶不太了解⑷一无所知

45.您是否知道爱德慈佑院？⑴非常了解⑵听说过⑶不清楚

46.您希望周围社区及相关机构开展哪些活动使您及家人受益（可多选）⑴健康咨询

⑵康助日间照顾⑶亲子培训⑷知识讲座⑸义工入户帮扶⑹相关职业培训⑺其它____________

47.您希望活动开展的时间是：（可多选）⑴周一至周五上午⑵周一至周五下午⑶

周一至周五晚上⑷周六上午⑸周六下午⑹周六晚上⑺周日上午⑻周日下午⑼周日晚上

48.对于我们这次问卷调查您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