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发布日期: 2006-06-07
20世纪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与转折的世纪。一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20世纪初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相继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自此深入人心;三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从此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便是伴随着上述变化而逐步展开的。依此,其进展大体上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及中国会计改革的全面进展阶段。
一、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海关、邮政、矿业、贸易及交通,我国经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这对此后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压制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诚然如此,其后,中国自办机器工业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成,促使封建经济体系日趋瓦解,进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式簿记”也渐自暴露了它与机器工业生产及近代商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改良中式簿记”的问题开始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头脑中活动起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围绕如何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问题,产生了两大对以后中国会计改革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连环账谱》一书的出版,二是大清银行在实行“改良中式簿记”方面的初步尝试。
(一)引人借贷复式簿记的开创之作——《连环账谱》
借贷记账法最初通过帝国主义强行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商行及银行进人我国,随后也用于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我国海关、铁路与邮政等行业,只是当时在社会上尚鲜为人知。《连环账谱》一书的作者蔡锡勇曾留学日本,其后又曾出使美国、秘鲁、日本三国。在此期间,他对意大利之簿记法已有了解,尤其在他后来游历西欧之时,目睹借贷复式记账法之效用,其法既制国用,而又理家计,凡大小公司账目计算,得失勾考,皆井井有条,毫无混乱之弊。蔡氏归国赴湖北人张之洞幕,此后,他继续博览海外书刊,琢磨西式账法妙处。蔡氏认为,中国产业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欲办产业便非得改良会计不可。改良簿记之精神在于,取借贷簿记之精华,弥补中式簿记之不足,既有承前之志,又行引进之举。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蔡锡勇历经数载创作,写成《连环账谱》一书。1896年,蔡氏辞世,由其子蔡湾担任校订工作。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冬,《连环账谱》由湖北官书局出版面世,成为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阐述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尽管这部书所述内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出版后也未曾在实业界产生影响,然而,《连环账谱》的出版在中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的意义却极其重要,它不仅在引进西式簿记方面具有先导性作用,而且书中设例所述中西账法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对其后改良中式簿记学派基本观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故可以讲,《连环账谱》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先声。
(二)对改良与改革中式簿记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著作——《银行簿记学》
《银行簿记学》一书为我国留日学者谢霖与孟森合作编纂,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在中、日两国发行。它是继《连环账谱》之后,由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二部簿记专著。该书理论部分系以日本学者森川监太郎所著《银行簿记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而在银行账簿设置方面又借鉴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方面,又参考了日本学者米田喜的《簿记学讲义》,放这部书兼容了西欧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它较之《连环账谱》要更进一步。中国最早所见新式银行账簿组织及专用“传票”、借贷记账符号与账项处理方法、西式会计报表以及融合中西式簿记为一体,且具有日本银行簿记特色的“现金式借贷分录法”,均由此书介绍而来。书中举例结合中国实际,且理论与实际结合,读后使人既能通晓其理,而又易于动手进行操作。自然,这较之蔡氏之作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事实上,这部书对于清末民初中国自办银行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有着直接影响,其中尤其是对大清银行的会计方法改良与改革起着指导性作用。
(三)对我国早期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启蒙作用的理财类著作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版了留学生孙德全的《理财考镜》一书,孙氏从理财出发,对西方国家的会计、审计之制、之法阐述详明,其中既论及会计的地位及作用,阐明会计预决算之重要,而又兼顾论及审计建制的必要性,并最终把解决企业理财问题与解决企业会计、审计问题结合在一起。同年,孙氏又出版了他的《银行释义初稿》,其中对银行所用借贷复式簿记体系也有详细表述。作用在论及如何引进国外先进簿记方法为我国所用时,亦提倡先结合中国实际,产生一种改良簿记,以此作为改善中国会计状况的过渡阶段。
(四)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尝试
大清银行的前身是户部银行,它创办于1904年,1908年改户部为度支部,遂更名为大清银行。在该行创办期间,清政府曾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商科,另一方面又派员赴日考察租税与会计制度,这些对该行进行会计改良工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创办新式企业为目标,大清银行所推行的改良工作是全面展开的,从会计改良方面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该银行的“九科”组织建制中,专设出纳、核算、稽查三科,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牵制关系;(2)确立了账务制度与统账制度,以及会计稽核、检查制度,把银行的核算工作与管理工作统一起来;(3)对会计方法的改良也较为全面,如在账簿设置、会计科目设置、会计凭证应用、现金式借贷分录法采用、结算方法应用、盈亏计算方法采用,以及在会计报告方式方法方面都体现了改良的精神,基本上打破了中式簿记的格局,初步形成了改良银行会计的方法体系。
为维护改良成果,大清银行一度创办了银行学堂,并专门开办了簿记讲习会,这又直接推动了该行所进行的改良会计工作。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成效不仅对当时我国最早开办的储蓄银行——信诚银行的会计改良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改良中式簿记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述可见,中国早期出现的改良会计思想及对改良与改革会计的尝试,初以引进为开端,后以新式银行为实验场所,其中爱国学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良、改革的起步阶段,涉及到组织制度与会计方法两个基本方面,通过改良、改革在这两方面已初见成效,其对后世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先导性影响作用。
二、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
民国初年,在爱国学者的主持下,推行新式簿记的工作在银行中继续进行,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谢霖主持进行的交通银行会计改良与改革及诸如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所进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最终都基本上以新式簿记取代了中式簿记。尤其是1924年全国银行工会联合会对银行所用会计科目作出统一规定,使银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出现了新的进展。同时,民国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在一些爱国学者的推动之下,公共会计师事业开始在中国兴起,我国早期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也在京津地区及上海开办,谢霖、秦开、杨曾询、徐永祥等学者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会计师,1925年还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会计师公会。以上举动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进人到会计改良与改革初步进展阶段创造了基本条件。
(一)政府会计的变革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护其统治曾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参照欧美做法对政府会计进行了变革。当时,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财计组织变革。1931年,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甘默尔财政顾问团的建议自上而下设立了“主计处”,自此实行所谓“超然主计制度”。主计处下设岁计、会计、统计三局,分掌预决算编制、全国会计工作与统计工作,各级主计长官职权独立,对各级财政长官及行政长官具有牵制作用。同时,在主计处构建的基础上,又在审计系统、财务行政系统、出纳保管系统与主计系统之间建立了“计政联练组织关系”,从组织形式与内容方面考察,其进步十分明显。
(2)政府会计中的法制建设。当时,为拯救中国经济,一些留学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力主依法治理国家财计,一方面他们主张参照国外成规建立各项专业法规,另一方面则主张把法规执行落实到具体会计制度制定方面。30年代所制定颁行的主要法规有:1935年的“会计法”、1938年修订颁布的“审计法”及1937年修订颁布的“预算法”、1938年颁布的“决算法”,以及于1938年颁布的“公库法”等。可见,上述计政法规已大体上形成相配合的系统,加上陆续颁布的各项施行细则,在财计立法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在主计处设立之后,1932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当时,这在规范会计方法使用方面起到了作用。1939年又根据会计法的精神,在原统一会计制度的基础上颁布了简称为“一致规定”的会计制度,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又取得了进展。在会计方法方面的改进,突出地体现在路、电、邮、船四政特别会计方面,一是统一采用了“借贷记账法”,二是在成本核算方法应用方面有较大改进,三是建立了科学的会计方法体系。
尽管上述变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其成绩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及吏政极端腐败,财计组织制度的变革最终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爱国知识分子的整顿吏政。强化管理、提高政府财计公务效能的设想与愿望亦最终化为泡影。
(二)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为救助与振兴处于衰落之中的工商企业,以潘序伦、徐永祚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徐永祚先生主张改良中式簿记,而潘序伦先生则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理论与方法,改革中国企业的会计。这样,历经了30年代的改良与改革企业会计之争,十分明显地推动了我国会计的改良与改革工作。从改良中式簿记方面讲,它对于推进部分中小企业会计的改良起到了过渡性影响作用,这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历史贡献,而潘序伦先生主张的引进改革在30年代的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经过努力最终基本上实现了对大多数工商企业会计改革的目标,其进步在于:(1)改进了工商企业的会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会计的落后状况;(2)通过变革中的争论,增进了会计学术交流,推动了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3)促进了审计事业的发展,使会计师事务所在维护中华民族工商业权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4)推动了会计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新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会计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与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完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会计体系与会计模式的构建;其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趋动之下及为配合经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要求会计改革必须逐步实现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解决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协调问题;其三,在经历“大跃进”与“文革”两个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与极“左”行为的冲击之后,欲实现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及彻底消除不良影响,改革之路必然会是曲折的、艰苦的;其四,在1949—1978年间,传统会计基本上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会计工作者及其工作水平也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要通过改革实现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其任务亦十分艰巨。鉴于上述原因,新中国第二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的目标必然是远大的,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要实现的几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到财务会计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改革所触及的范围与内容也必然是广阔、深刻而复杂的。尽管在20世纪结束之时,这个阶段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还不可能最终完成,然而,1978年至今,中国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却已取得重大进展,其成就举世公认。由于读者亲自经历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故下文仅从七个基本方面对会计改革成就作简要归纳。
(1)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本质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它是反映指令性计划实现的工具,因此在1978年以前“核算工具论”或“管理工具论”的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它深刻地影响到会计工作、会计理论研究及会计教育等方面。1962年5月15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讲:会计是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之一。这是“工具论”在上层领导者中的反映。1980年11月7日,姚依林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暨会计学会年会上讲:会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是不可少的,从国家需要来说,它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科学技术。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中会计思想转变在中央领导者中的反映。1981年,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确认会计具有参与经济决策的职能作用。其后会计学界与会计工作者在这方面统一了认识。至90年代,国务院对会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对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更加切实的评价。自此,在会计思想方面完成了由“工具论”向“管理论”的转变。会计思想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由传统会计阶段向现代会计发展阶段的转变,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会计改革的各个方面。
(2)会计法制体系的构建。制定会计专业法规,依法规范会计行为,是我国会计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1980—1984年的拟稿及反复讨论,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对于其他法规的简称相同),它填补了新中国会计专业法规建立中的空白。为适应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1993年12月颁布了第一次修订的《会计法》,此次修订增补了新内容,扩大了法规的适用范围,修正了原法中的不相适应的方面,其改进产生了阶段性影响。尤其是1999年修订颁布的《会计法》,显示了我国会计专业法规建设方面的历史性进步,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法制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此次修订《会计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增强法律力度,严格法律责任,以充分显示《会计法》的权威作用,使其在解决会计信息失真,整顿会计秩序,以及在防范经济犯罪等方面切实发挥作用。为形成相配合、相协调的专业法规层次,90年代还先后颁布了《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10月,1999年修订工作已启动)、《预算法》(1994年3月)、《审计法》(1994年8月)等。同时又陆续发布了相关法规,诸如《公司法》(1993年12月)、《票据法》(1995年3月),以及《企业破产法人《经济合同法》与税法等,自此已形成了执法中相关联的经济法规层次,从而使会计法制的基本体系得以构建成立。
经过80年代的思想准备及理论探讨,财政部于90年代初开始领导会计准则建设工作。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成为推进中国会计改革的一大历史事件。在基本会计准则建立的基础上,又立即着手进行具体会计准则的建设,从1994年起,先后公布了5批30份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了会计界各个方面的意见。1997年发布执行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到1999年,已先后发布了9项具体会计准则,今后还将陆续发布。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会计改革成就不仅显示在配合经济改革,规范会计行为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而且也把中国的会计国际协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从1994年着手制定独立审计准则,到1995年12月颁布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1996年发布第二批,以及于1999年颁布第三批,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的基本体系也逐步形成,这一改革成就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前文可见,不仅统一会计制度是新中国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重要成果,而且从建国之初起已经形成了以专业会计制度规范各个行业会计行为的历史习惯。同时,从近半个世纪以来制度发布、修订与应用的历史状况考察,技术性及可操作性很强的会计制度,既适合我国会计工作者的习惯,也很适应他们的业务素质与专业水平,故从会计工作者方面讲可谓对这种制度情有独钟;而从制定发布者方面讲,可谓注重了中国的国情与实情。正因如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便必然会出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局面,并且是传统的经济领域依旧保留着传统专业会计制度,而新兴的经济领域又制定形成了新的行业会计制度,1985年3月财政部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便是一个例证。1992年11月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颁布了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它充分反映了在我国会计法制体系建设中主管部门对制度建设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注重。
(3)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会计实务的发展。在经济体制逐步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开辟了会计实务发展的新领域,围绕这些新兴领域,通过研究及进行合理借鉴与实践,最终从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方面将新兴的会计专门领域确定下来。在二十余年的改革中,最初确定下来的是中外合资、合作方面的会计及跨国公司会计,随后是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及证券业的会计等。后来出现的新会计实务领域渐渐趋于细化,产生了诸如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会计、企业破产清算会计、企业租赁会计,以及金融工具会计等等。目前,会计实务的发展还在进行之中,它对于我国会计法制建设、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4)会计理论在经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改革体现在会计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其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史无前例。其一,在经济改革开放推动之下,结合中国改革实践相应引进应用了国际上先进会计理论;其二,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推动下,展开了对深层次会计理论的研究及对新兴会计理论领域的研究;其三,在会计教育改革推动下,以理论研究成果改变了教材建设的面貌;其四,在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的推动下,使我国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进人到一个新阶段;其五,会计研究机构的设置、会计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等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总之,二十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现代财务会计与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体系,在理论建设上基本上实现了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并且在理论建设中兼顾应用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及史证研究三种基本方法,初步体现了“大科学”时代学科之间相交叉、相配合及相互长入的精神,使现代会计开始显示出边缘科学的色彩。
(5)会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79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财经教育会议,确定了财经院校今后的发展方针。至1985年,不仅高等财经院校由1979年的22所增加到62所,而且自此各校都着手会计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从财政部方面讲,它领导进行的会计教育改革起始于1983年,此后通过有计划的在部属院校中的改革试点,最终带动了全国的会计教育改革,在会计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在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为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教育部与财政部一方面在改革中发展了函大、电大以及其他方式的成人会计教育,另一方面又有步骤地建立硕士、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了一批将在对世纪发挥骨干作用的高级会计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
(6)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1980年12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成为新中国注册会计师兴起之首要依据。随着1981年1月1日“上海公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此后其他各地的会计师事务所也相继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会计师事务所1986年为80多家,1988年为250家左右,至80年代末便达到1700多家,1995年年底在“两会”联合之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总数达到6300多家。截至1998年底,我国共有会计师(审计)事务所683家,从业人员12.7万人(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为5.6万人),此外尚有非执业会员6.9万人,这支行业队伍的规模已接近20万人,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惊人。为进一步确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目前脱钩改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0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面貌将会发生更大改变。此外,在世纪转变之际,我国的公共会计师审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加欣欣向荣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在新的世纪展现。
这里,还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实行的正常化与规范化,它突出地体现了我国会计、审计工作的改革成就。自1991年以来,我国成功地举行了7次全国统一考试,累计有120多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3.9万人次取得了单科合格成绩,4万多人取得了全科成绩合格证书,近2万人获取执业证书。我国的这种成功的考试制度在世界公共会计师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7)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计算机革命。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信息革命,开辟了人类信息社会的远大前程。尤其是在现代企业进入系统化、信息化、科学化经济发展时代后,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系统、业务信息系统,以及其中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便已成为它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旷日持久的计算机革命。在经济发达国家,50年代便开始把计算机应用到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其中会计方面的计算机革命成绩尤为突出。60年代已分别建成企业的业务、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系统,70年代又建成企业的经营决策支持系统,80年代计算机已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推进到智能发展阶段,而在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互联网络的开通,又在推进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显著地促进着国际会计协调工作,使会计进一步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而今已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计算机的发展应用,将强有力地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把社会经济推进到信息化经济、数字化经济、知识化经济的发展阶段。
计算机革命是我国近二十多年来进行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78年起步到1988年,已在会计专用软件开发与使用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1988年8月,在吉林举办“会计电算化学术讨论会”之后,我国又进展到通用化、商品化会计软件开发。应用阶段。在此期间,几百家专业公司先后成立,中国会计软件市场形成,至今已有数百万家企业及事业单位进入计算机革命的初级阶段,其中大部分企业与单位已实现了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1996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计电算化发展研讨会”又预示着我国计算机革命在会计中推进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对世纪初,我国将会在“核算型”软件开发应用的基础上,把电算化事业推进到“管理型”软件全面开发应用阶段。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会计改革是在一些杰出的爱国学者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它旨在突破中国经济的黑暗,振兴民族工商业,力求改变中国经济与会计的落后状态。20世纪的后50年,新中国第一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旨在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变化要求;而第二阶段的会计改革则在于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要求,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变化的要求。从总体上讲,前50年的会计改革主要集中在会计技术与方法的改进方面及基本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方面;而后50年的改革,不仅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是从会计法制建设着手,全面深入展开进行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会计改革的目标明确,改革的内容触及根本,并且全方位展开,进展迅速,成效显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第二阶段所进行的改革才刚刚开始。面向新世纪,面对我国改革逐步深化而提出种种新的要求,未来的中国会计改革任重而道远。如何完善财务会计的法制体系,把立法与严格的执法统一起来?如何进行与实现会计管理组织体制的改革,确立财务与会计组织部门在现代企业中的组织地位?如何进行务实性改革与进行务实性理论研究,处理好改革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如何把会计改革与财务改革统一起来进行,使改革触及企业与社会更加深层的问题,进而使财务与会计的改革成为企业与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推进会计的国际协调工作,在改革中既考虑到中国的特殊环境,又考虑到会计的国际环境及会计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最后,应当如何处理会计准则建设、执行与行业会计制度建立与执行的关系,以及应当如何理顺这种关系?凡此等等都是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世纪之交,中国的会计改革所面对的是一支由1200万人组成的会计队伍。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会计法与会计准则的建设,还是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教育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1200万会计人才的更新换代问题,解决1200万人的法制水平、理论水平、专业技术水平,以及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问题。仅就会计准则建设而言,其成效不在于会计理论界、会计教育界对其讨论得轰轰烈烈,也不在于外国人对它有多么高的评价,而在于1200万人对它的理解、掌握与热情支持,在于1200万人在执行中的扎扎实实,在于它在规范1200万人会计行为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现今,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已经跨进新的世纪了,解决1200万人在新世纪会计工作中的适应性问题,改变这1200万人的总体素质,使其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这将必然是我国下一步进行会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世纪会计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二篇: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王化成 1963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全国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会计、财务与管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杂志特邀编审。研究方向及主讲课程为财务管理、财务分析、预算管理等。主要著作:《国际财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企业财务学》。
谢志华 1959年10月出生,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目前主要从事金融市场、企业改制、国有产权运行模式、出资者财务、所有权监督、母子激励与约束机制、预算体系与预算机制、财务管理、审计和投资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有《审计管理》、《会计报表结构分析》、《货币商品经营论》等四十多本,其中专著七本。已完成和正进行的国家、省部级和大集团公司课题十余项,主持了二十多家企业的改革设计和体制设计。
汤谷良 1962年生,普纳思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财务学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在集团公司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政策、公司预算管理、财务体制等方面有所创建,是公司“经营者财务”学说的倡导者。现已出版《公司财务政策》、《汤博士点评中国财务案例》等专著3部,主编《预算管理的构造与运行》,合著《高级财务学》,《企业财务学》等30部财务专著,发表论文40多篇,并多次获得国内贸易部、北京市、中国会计学会、北京商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奖励。近年来,汤教授在财务咨询、策划方面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伍中信 1966年生,湖南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伍中信是我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品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奠基之作”,“财权流”已成为我国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近年来,在《光明日报》、《会计研究》、《管理世界》、《财政研究》、《国有资产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国家专业一级刊物发表20余篇。主要专著有:《财务治理结构论》、《产权理论与中国会计学》、《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信息、产权与社会资本分析》、《财务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机构财务运作》、《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资本经营财务概论》等。
杨雄胜 1960年2月生,南京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曾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问题》、《中外管理》、《财务与会计》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已出版《现代成本管理》、《会计学概论》、《会计咨询与服务》等十余部专著、教材。连续八年获中国会计界最高学术奖--中国会计学论文奖,曾直接参与财政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等五个全国性规范文件的研究、起草。
张为国 1957年1月生。任中国证监会监首席会计师,并继续兼任上海财大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评估协会常务理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会计研究方法、会计思想史、财务及会计与证券市场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会计目的与会计改革》、《当代中国会计问题研究》(英文)、《租赁会计》等。
陈毓圭 1961年生于江苏。在财政部会计司工作。主要从事财务会计改革方案设计和会计准则制定,并在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担任中国代表,进行国际会计协调工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主要著作:《宏观财务与会计准则》、《宏观财务论》、《论财务会计改革》、《论改进企业报告》等。
曲晓辉 1954年生于吉林伊通。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和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国际会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会计准则建设、会计国际协调、物价变动会计、集团会计与财务等领域有所建树。先后主持国家项目3项、部级重大项目2项、部级重点项目3项,其他部级及国际项目4项。出版著作《论物价变动会计》、《会计准则研究--借鉴与反思》等14部(含主编、合作);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国际会议论文7篇。
陈信元 1964年8月出生,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院长;《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主要著作:净权益会计论》、《合并会计报表》、《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高级财务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等。
孙
铮 1957年生于上海市,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会计理论、财务理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在《会计研究》、《实务税务》(台湾)等境内外期刊杂上发表论文累计80余篇,在境内外公开出版的专著、主编、合著的书籍13本,参编的书籍21本,其中专著《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96年版)1998年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三等奖。
魏明海 1964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会计信息与投资分析、财务理论与公司治理、国际会计。出版《盈利管理研究》、《财务战略:着重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公司高管的会计责任:前世通公司CEO法庭审理分析》、《管理激励、业绩评价与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基本结构》、《我国会计协调测定与政策研究》等6部著作。主编《会计理论》、《比较会计概论》、《基础会计学》、《工商企业会计》、《股份公司财务管理与会计》等7部教材。在《管理世界》、《中国会计与财务评论》、《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刘
峰 1966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的研究内容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与监管的案例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会计理论》、《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市场经济下财务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等著作、教材近20部;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张先治 1957年2月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与绩效评价。主要著作:《经济效益研究》、《企业资本经营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财务分析》、《企业重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
刘明辉 1964年5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主任、《财经问题研究》常务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曾在《会计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共320余篇,其中60余篇被权威杂志转载,37篇论文获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团体的奖励;近年来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财政部、教育部等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6项;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组的资深专家,参与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第一至第六批共42个项目的研究、起草和修订工作;先后编著、主编、参编各种学术专著、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工具书共62部,其中本人独立撰著或主编共31部,个人累计著述字数约1200万字;其主要代表作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审计学概念与方法》、《公司财务理论》、《审计》、《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企业会计设计导论》、《独立审计学》、《财务管理》、《管理咨询》等。
于增彪 1955年7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主要研究兴趣: 管理会计、行为会计、预算及管理控制系统、成本管理、薪酬与激励制度、职业道德、管理会计与流程优化。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有《管理会计》、《行为会计基础研究: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我国行为会计、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王立彦 1957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科学》副主编。研究领域:会计信息与价值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成本管理、环境核算和业绩等。主要著作:《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会计》、《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股份公司会计、财务、国际化》。
罗 飞 1952年5月生,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会计学博士后联系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在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国际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公开出版各种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得政府部门和各级学术团体的奖励。主要著作:《企业成本学》、《企业特种会计》、《成本会计》。
赵德武 1963年10月生,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下财务理论研究。先后独著或参著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副主编、参编教材及工具书20多部;承担完成各类课题16项;获奖项目20多项。主要代表作:《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会计计量理论研究》、《财务管理》、《财务经济行为与效率分析》。
孟 焰 1955年8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方向和兴趣: 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企业融投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企业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中西方会计比较。迄今已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英国《管理会计研究》和我国《会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金融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独著、主编、参编了《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管理会计学》、《西方审计学》、《会计英语》等著作10余部。
薛云奎 1964年3月23日生,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和中国会计教授会秘书长。薛云奎教授从事会计与信息技术的理论研究,在财务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项教学与研究成果获得各种奖励。主要著作:《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分析方法》、《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法论研究》、《会计频道》。他提出的网络环境下的管理集成与会计频道概念,已得到国内外会计学界的普遍认同。薛云奎教授是我国会计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他致力于缩短与国际上的学科差距,注重会计学科领域的拓展和新兴学科的创建。
宋献中 1963年9月出生,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资本运营与财务战略、税收筹划等。出版《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个人专著三部,出版《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译著一部,主编和编写《财务管理》、《公司理财》、《中级财务管理》、《重组财务》等教材和其它著作十余部。在《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等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部、中注协和省有关部门课题10余项。
耿建新 1969年出生47岁,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国研室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策年鉴》总编辑、“中国政策网”创始人。主要从事政策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地方财源建设、效益财政和政府采购研究;后勤产业化、社会化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方案及实证研究;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研究;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研究;能源安全与行业发展研究;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产业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撰写、主编、参编著作20余部。主要著作:《现代公司会计管理》、《企业集团会计管理》、《高级会计学》。
孙菊生 1964,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20篇,代表性成果:《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目标成本规划解析》、《表外筹资会计问题研究》等。
傅 磊 1951年12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实务。在主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5部,出版教材9部。主要著作:《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回顾与思考》、《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等。
王建忠 1957年生,天津财经学院教授。现任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天津市审计局特约审计员,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员、秘书,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理事,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天津珠算协会理事兼大学工委主任。主要著作:《会计全书》、《中国会计简史》、《中国审计简史》等。
张杰明 1954年1月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审计理论与实务。主要著作:《现代审计基础结构研究》、《当代审计学》、《当代西方审计》等。张杰明,经济学博士。历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信宜市副市长、广州市审计局副局长,2003年5月就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光远 1962年出生,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涉及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乃至经济学各相关领域。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经济评论》、《管理科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独著、合著、主编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制度基础审计学》、《现代财务结构》、《管理审计理论》、《决策会计学》等。
李若山 52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MPAcc项目中心主任、财务系主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会计、审计理论及财务方面的研究。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项教材等15本。主要著作:《审计案例》。
黄世忠1962年9月出生,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报表粉饰、财务舞弊、合并报表和国际会计等方面的教研工作,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十部、译著四部,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主要著作:《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股份制改组中的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中级财务会计学》等。
张龙平1966年2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知名青年审计专家。曾在《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等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有影响的论文数十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二十余部。主要著作:《注册会计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审计》、《独立审计准则导论》等
龚清浩(1909-200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导,著名会计学家。主要著作:《会计辞典》。
第三篇:世纪中国观后感
不屈的中国
——《世纪中国》观后感
近来观看《世纪中国》,感慨很深。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张学良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三省议会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正式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共和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仅仅是形式而已。旧军阀是被消灭了,但是新军阀随之产生了。中国当时被外国占领的地方有:澳门-葡萄牙,香港-英国,台湾-日本,外蒙古。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强烈的国防观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国防观念强,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观念就强。一般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唤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国防意识;而在和平时期,人民最容易滋长无敌国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实教育着人们: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国防观念淡
漠的国家,是走向灭亡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要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的国防建设搞好。
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为此,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壮的体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第四篇:浅析中国改革
浅析中国改革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改革问题分析
【摘要】中共十八大中提到了很多的改革问题,在中国的世纪初的十年发展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有政治、经济、民生等问题。随着新一届党的领导人的上任,国家将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笔者通过自身见闻,试图对改革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 十八大
绪论:今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提到最多的还是改革问题。笔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对十八大报告有所见解,略以拙笔记之。
谈到改革,我们都知道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要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以谋求社会更大的发展。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腾飞现象,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经过2008年的世
界性的经济危机,我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这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政治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际上也不断遭到一些国家的骚扰。因此,十八大之后,国家便将深化改革提进了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笔者将根据笔者自身经历以及听闻,对十八大前后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其他的民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最近今年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发展原则。
一、政治改革问题
我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并且始终是我国的执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更好的领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使得党能够始终保持领导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江泽民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社会顺利进入新世纪。顺应社会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到需要建设新型的顺应时代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性的提出了怎么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党的思想。对我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经济的腾飞造成了大批的党员干部思想受到腐蚀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贪污腐败的问题。其次,大部分党员干部在领导政务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管理科学,使得一些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出现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现象。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一批领导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得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做好新一代的领导人。
第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力度,使得其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制度,能够在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
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能够真正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社会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部分党员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被糖衣炮弹攻击到无所适从,最终陷入了错误的泥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的败类,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这种现象不仅仅使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是对于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不好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掌握着我国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中国人民政府的腐败问题。由于腐败导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其加剧了本来就已经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等级思想。使得广大社会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的发展失望,从而做出一些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因此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党纪,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
自“***”之后,十八大以来,中国查处了大部分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被侵蚀的贪污腐败的官员。随着党纪的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会得到长期的发展。
二、经济改革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却也产生了很多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过大,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瓶颈。十大大报告中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1]因此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逐渐实现科学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异常缓慢。因此要不断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技带动经济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使得三驾马车共同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其次,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于发展生态型环保型的经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一方面是保护国内的环境,使得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的科学协调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得全国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必须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增加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抵抗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波动。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够广大的人民所认可。
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点,十八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民生问题,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2]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解决民生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目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鉴于笔者水平问题,在本文只是就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国家得以培养大量的人才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生力军。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对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但是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在这一方面国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提供平台可以进行自主创业或者提供就业机会。其次,需要对高校进行改革,使得高校的教育能够使得大学生更适应社会。对于研究方向的学生,国家应该提供支持,使得其能够专心学术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的综合软实力。
基础教育方面,教师资源的缺乏、教育设施的不足始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极大的瓶颈。国家一方面应该鼓励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学校学习,最终进入教育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投入,为教师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挥政策的力量,改革教育体制,避免教育出现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水平。
另外,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的发展,国家应该需要重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是留守儿童问题,另一方面是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在短期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国家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大的力度。其中主要是农村教师的培养以及农村社区的管理。农村教师的培养很大一方面在于农村的教育基金的不足,使得大量的农村优秀教师资源流失。这一个问题需要发展农村经济,转变教育类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农村管理者的理念,使得农村能够自主解决教育基金问题,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则需要城市管理者作出努力。鉴于城市教育机构的盛行,我们可以尝试学习法律援助,规定注册的教育机构的教师每年或者没十年承担一定量的义务的子弟学校的教育。另外,笔者一向比较重视大学生在教育方面的生力军作用,可以发展大学生义务教育者,承担一定的子弟学校教育任务。
第五篇:会计改革历史
第一阶段1978至1992 会计准则的探索阶段
第二阶段1993至1998 会计准则的逐步建立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基本会计准则和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的颁布和实施,1992年11月30日,财政部第5号部长令颁发《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要求自1993年7月1日实行,基本准则制定后,为了便于操作,财政部组织制定了13个行业会计制度。
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2000年。其主要标志是以我国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为代表的16项具体会计准则的颁布。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公允价值的引入,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当期损益的确认以及“四项准备”的计提。
第四阶段是2000年至2006年,会计准则的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和实施,2002年颁布实施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5年实施《小企业会计制度》和<民办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全面代替了第二阶段的13个行业会计制度。
第五阶段,我国会计改革最重要的阶段应该是2006年以来,也是我国会计改革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准则,其中除了对原有16个准则进行重大修改外,新增具体准则22个,并包括了相应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这充分表明我国的会计改革已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较高的水平,2007年在上市公司开始实施,《企业会计制度》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现已废止。2011年底,财政部颁布<小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制度》废止。
第六阶段,财政部于2012年底发布了《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广播电视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体育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文物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中小学校财务制度》《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医院财务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也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
问题:我们国家的会计准则体系还缺少哪一部分?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准则下面还有应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