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演讲学课程的研究

第一篇：进一步推进演讲学课程的研究

张宏梁；手机***电子信箱chinazhang111@sohu.com 现为宿迁学院二系教授 邮编：223800；江苏省宿迁市宿迁学院二系

张宏梁 男，1947年生，江苏通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退休后现为宿迁学院二系教授。个人著作有《新雅典娜的魅力──艺术与科学的互补性研究》（此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1年课题项目研究成果）、《文艺创造学》、《中国美趣学》、《口才学教程》、《巧思妙想集》、《课外阅读 语言卷》、《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外文学作品鉴析》等。与他人合著有《广告语言艺术》（执笔）。其余还参编过一些著作。在《文艺研究》、《文艺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新闻战线》、《学术月刊》、《江海学刊》、《江汉论坛》、《人文杂志》、《求索》、《云南社会科学》、《学术论坛》、《求是学刊》、《北方论丛》、《艺术百家》、《文学评论家》、《东南大学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安徽师大学报》、《扬州大学学报》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论文一百几十篇，获得过省社科奖、省教委奖、市政府奖、扬州大学科研奖等。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之网站“教授文集”专栏曾介绍并转载一组论文。张宏梁教授为校内外参加演讲比赛、辩论赛、公关礼仪大赛选手做过辅导数百人次。曾多次担任全国演讲大赛评委。也可在百度网上找“张宏梁教授”

进一步推进演讲学课程的研究

张宏梁

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1862-1943）认为，科学在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科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1]这就是说，要使一门分支学科独立门户，必须提出大量的问题，确立一些不同于其他分支学科的范畴。

同样的道理，演讲能在高等学校等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设置，演讲学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和发展，也包含着大量的问题。

关于演讲课，我国五四时期已有先声。闻一多当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时，从不间断演讲练习，一旦有所放松，就立即警觉起来。他在1919年写的日记里提到：“近来演讲课练习又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演说降到中等，此大耻奇辱也。”于是，他坚持练习演讲，后来遂成为著名的演讲家。从闻一多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像清华这样王牌的学校也非常重视演讲课，而且对学生进行等级评定。解放前已出版有演讲学方面的著作，如杨炳乾先生的《演讲学大纲》。该书谈到“演讲”之“演”字含义时说：“演者，推演，含系统之意，如天演、演绎等是。”等于指明了“演讲之“演”并非指表演的意思。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们国内的演讲课基本处于偃旗息鼓时期。1980年吉林师院学报首先刊登了宗绍、薛篁的《应该让“演讲学”获得新生》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81年，全国部分高校首届演讲学讨论会在吉林市召开，这是我国演讲学研究开始新生的发端。1982年，邵守义先生筚路蓝缕、艰苦试刊，1983年正式公开发行的杂志《演讲与口才》则是演讲学在我国振兴的重要标志。《演讲与口才》开始发行时 1 印数是很少的，当时的装帧也比较简单。想不到这“竹外桃花三两枝”，却引来了宣传演讲学、口才学与交际学姹紫嫣红的春天，成了杂志园地上响亮的“叫天子”。该刊物成为培养、建立和壮大我国新时期演讲大军和说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发祥地。邵守义先生也成为获得多种国家级荣誉、被称为“出版界拼命三郎”而且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又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19世纪法国的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丹纳谈到艺术创作是有一定规律时说过：“艺术家的创造和群众的同情都是自发的、自由的，表面上和一阵风一样变化莫测。虽然如此，艺术的制作和欣赏也像风一样有许多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揭露这些条件和规律应当是有益的”。同样的道理，演讲，既然作为人类十分普遍又十分重要的言语行为，就必然有其规律可以归纳总结，并且成为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掀起演讲学普及提高巨澜的邵守义先生等正是在提出大量问题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演讲学，建立了我国新时期的演讲学的理论体系。这些问题诸如：演讲的本质和特征、演讲的目的和作用、演讲的分类、演讲者的修养和能力、演讲者与听众、演讲的题目和主题、演讲的材料、演讲的结构、演讲的语言、演讲稿的写作与修改、演讲者的形象、演讲者的有声语言、演讲者的态势语言、演讲者的情感、演讲者的应变技巧、演讲审美能力的培养、演讲的指导与演讲赛的组织。等等。

1985年，新中国演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邵守义撰写的《实用演讲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演讲学理论框架。它以新颖独到的见解、丰富详实的例证、深入浅出的阐述、生动活泼的文风赢得了全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学术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许多大专院校把它作为演讲课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一年内再版三次，被推出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工人日报》等十一家中央和省级媒体发表了对该书的专题评介。被载入《中国出版工作年鉴》和《中国青年工作者年鉴》。《实用演讲学》一书问世后如此畅销，如此受重视为历年来国内出版的社科类新书所罕见。

上世纪90年代初，受原国家教委的委托，邵守义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演讲学教材──《演讲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教师是培养人才、培养口才的“母机”，这部供全国师范专业使用的演讲学通用教材多次再版，供不应求，为演讲学的普及，为演讲学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受高教出版社的委托，邵守义、谢盛圻、高振远主编的《演讲学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年1月第1版），后又在1993年版的基础上，吸纳演讲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对内容作了较大更新。在结构构成方面力求理论知识与应用技能相结合，重在口语表达训练，同时还引入大量的演讲实例，既对提高教学效果有切实利益，同时也增强了可读性。

[3][2]国内还有许多演讲学方面的教材，对我国各地演讲活动的广泛开展和研究活动的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湖北省演讲协会主席、武汉大学著名教授李元授，对演讲学的普及和提高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先后编撰出版《演讲学》、《辩论学》、《演讲与口才》、《口才训练》等12部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当中国“十一五”规划壮阔开局的时候，新的时代强音──“建设创新型国家” ──如黄钟大吕在神州大地震响。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以科技自主创新为原动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号召，也鞭策着广大演讲爱好者和演讲学研究理论者融入创新的热流，思考如何为演讲学的提高发展，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演讲学课程与教法，就有不少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地方。笔者拟就下列问题谈些拙见：

一、进一步注意演讲学的课程性质、办学层次和学校性质

如果把“说学”作为演讲学、口才学、论辩学、交际学的上位概念的话，那么这里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是演讲学。而演讲学与口才学、论辩学、交际学又是密不可分的。曾有学者不无打趣地对《演讲与口才》杂志的负责人说：“你们这个杂志的名称，怎么把一个下位概念和上位概念放在一起？”《演讲与口才》杂志的负责人解释道：“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的名字，想突出演讲而又不忘其他口才。”笔者联想到自己曾发表过《辩证逻辑划分的具体性和灵活性》（载《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文中认为，辩证逻辑的划分既讲究原则性，又讲究具体性和灵活性。当某个下位概念显得十分重要，有必要强调突出时有可能与上位概念并列。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的运用，而这里将它与上位概念并列了。再如，不少写作学教材上谈到“人物描写”的种类时，说描写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细节难道不可以包含在肖像描写和动作描写之中吗？但由于细节描写十分重要，所以这些教材将之与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并列了。辩证逻辑的划分理论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概念的划分是可以灵活变通的。《演讲与口才》刊名的变通也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强调演讲学与口才学、论辩学、交际学密不可分，但又不主张把演讲学课程与汉语拼音课、口语课、播音学课混淆起来。演讲学研究领域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总校交流艺术系主讲教授卢卡斯教授，从事该领域教学和研究多年，经验丰富。针对演讲课的讲授，卢卡斯教授在师资培训中特别注意强调演讲的理论原则、演讲类型、整个课程的结构、演讲课与其他课程的不同。而我们国内有些演讲学或演讲与口才方面的教材用很大的篇幅写出语音辨正、发声技巧（什么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胸式与腹式相结合的呼吸）、节奏技巧、变音技巧、颂读、复述等，还有的教材正文中大量转引围绕各个声母的绕口令，竟占了好几页，实有布局失控之嫌。我们还是要注意演讲学课程的性质。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到了90年代中期、后期，由于国内适宜本科教学使用的演讲学教材还不多，很多本科院校拿来用的是专科学校使用的教材，这显然与办学层次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演讲学界应该加强本科院校使用的演讲学教材的修订和出版，提高对本科生演讲教学的要求，如增加领导干部演讲艺术的章节，增加辩论赛的研究，增加公务员考试中演讲类题目的辅导，增加世界演讲名家名篇的篇章赏析而不仅仅是局部摘录。要体现和拉开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教材的层次。

此外，还要进一步注意各院校的性质，培养对象和培养目标。师范院校、广播电视院校、戏剧院校、旅游学校、卫生学校、商业学校等，各有其侧重点，突出自己的个性。

演讲学更高层次的推广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一上台，就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人一多，场合稍微正式就会紧张恐惧；在私底下准备得很充分，一上台就忘得一干二净。要么说话没有新意、表达不清晰，而缺乏吸引力；要么条理不分、没有激情，而缺乏感染力；要么思路不清、主题不明，而缺乏说服力。江苏省财政厅在扬州举办的会议安排了一天演讲活动。笔者是三个点评者之一。各地市财政局长先后上台演讲，不是比赛胜似比赛。有些局长同样紧张，或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错失。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高校举办了领导干部演讲培训班。比如，作为中国最高等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联合中华演讲网举办了领导演讲口才与管理沟通研修班。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领导人突破公众演讲的紧张恐惧，提升公众讲话的技能，增强沟通与谈判能力。炼就领导力，树立领袖形象，塑造个人魅力，进而提高综合竞争实力。在演讲方面，着重要提高的是：突破紧张恐惧情绪与建立自信心；演讲结构设计与组织语言；演讲感染力、吸引力与煽动性训练；开幕闭幕祝酒答谢各种演讲常规模式解析；即兴演讲即兴问答与接受新闻采访。等等。如何举办好这种高层次的演讲培训班，更需要花费精力去研究。

二、加强先进模范、道德模范等人物宣讲研究的章节

笔者在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关于优秀共产党员、英模人物、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人物的宣讲在演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果说我们演讲爱好者和研究者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这种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能够到社会上去宣传优秀共产党员、英模人物、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人物的事迹。我们无数次地被那些感人至深的精神和事迹震撼过、打动过。是社会给了我们许多受教育的机会、接受崇高力量感染的机会。我们能为那些歌颂优秀共产党员、英模人物、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人物的宣讲活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是一种幸福。

以先进人物事迹报告团的演讲为例。我们看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组织先进事迹报告团（或其他名称）的宣讲,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以至可以说是最理想的形式。先进事迹报告团进行宣讲的目的是歌颂优秀共产党员、英模人物、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人物等，用话语旋律弘扬崇高。许多实践表明, 它可以起到其他一些宣传报告形式所起不到的作用。先进事迹报告团的宣讲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一）被赞颂的人物已经牺牲或因病因故去世, 由他的战友、同事或其他人宣讲他的事迹。

（二）优秀共产党员、英模人物、先进人物亲自汇报或演讲。

（三）从具有良好口才的青年人当中, 挑选出最佳者完全脱稿（或基本脱稿）宣讲健在的优秀共产党员、英模人物、先进人物的事迹。

（四）组成先进事迹报告团, 由领导人带队在某一范围内巡回宣讲。被赞颂的人物因太忙或其他原因不一定次次到场。

人民群众是崇拜英雄、崇拜英雄行为，也是崇拜道德模范的（例如：２００７年７月起开展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选范围最广的道德模范评选，共评出５３名全国道德模范，有２５４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本次评选奖项分为“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和“孝老爱亲模范”。）人民群众坚信这些撼人心魄的事迹、感人肺腑的语言是来自活生生的事实, 因而最易被情绪、情感感染。这种宣讲活动对于净化人们的灵魂，焕发学习、工作、研究的精神勇气，产生出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多角度巡回宣讲某一个英模人物或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人物的事迹，既然是一种要求很高的演讲活动，那么对宣讲员的要求也就比较高，不仅身材、外貌、口才、气质要好，而且思想素质要好。先进事迹报告团的全场宣讲应当是精心组织、优化组合、充分体现崇高和情感美的完美的艺术品，是富有旋律变化的、“多声部”的英雄交响乐。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关于颁奖词和串场词的写作研究、演讲研究。这些在以往的教材中突出还不够。下一步应该加强。

三、从演讲美学的角度加强演讲中妙语的研究

人们口头表达出来的语言可以分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只能基本上做到表情达意却没有什么美感色彩的；第二层次，有一定的美感色彩，但妙的成分还比较薄弱的（修辞学论著中有不少例子是属于能够说明修辞规律，可惜妙的成分、审美价值并不够的）；第三层次，妙的成分比较明显，能使言语欣赏者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得到审美愉悦的。第三层次的语言最为理想，也是演讲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

近一百年来，有不少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对妙语及妙语的研究深感兴趣。什么是“妙语”？妙语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如何界定“妙语”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根据妙语感受的审美特征、美学风格，我们把“妙语”定义为：具有审美价值，蕴含着说话人的智慧，建构巧妙，能使信息接受者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得到审美愉悦的话语。

妙语属于具有欣赏价值、传播价值的美的语言，它首先必须符合美的基本规律、基本要求。美与善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东西，美必须以善为前提，可以说无善便无美。对于善，我们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善，不只是人的美好的主观愿望、动机意志，也不只是人的道德观 念、行为规范，而是人的实践的要求和现实性，它又以人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能够作为审美对象的事物，应当有利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有利于人的目的的实现，大而言之，要与人类普遍的实践要求和现实性相一致。人们说出来的话，比如许多幽默妙语、哲理妙语、诗化妙语、巧味妙语，有时候可以直接表现出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以至表现出一种鲜明而正确的政治立场倾向，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善不能仅仅归结为道德观念、行为规范，更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种政治立场。善即使表现为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也有直接与间接、明显与隐蔽之分。社交往来、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妙语并不直接表现出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它或者只是一种亲情嬉戏，一种随机性的趣语，让双方都能够得到美的感受、愉快的体验。在特定的语境中说出来的话是否具有美的性质，是否属于妙语，要看话语发出后的实际效果。可以使听者或欣赏者产生审美愉悦快感的，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语言（有些讽刺性幽默，对于被讽刺者来说，当然不可能听起来舒服，但对于大众欣赏者来说，会觉得大快人心）。反之，如果某种话语不但使被说的对象“感冒”，连我们听起来也反感，那么，无论这种话语怎样贴上修辞色彩，无论这种话语如何“包装”，都不足以提到艺术性语言和妙语的行列。

妙语可以分为幽默妙语、哲理妙语、诗化妙语、巧味妙语等。拿幽默妙语来说，它是指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以机敏的思维机制，以先“幽”“藏”、后抖露为特色，产生讽刺、自嘲、打趣、自信、溢美、明理等审美效果的言语行为。由此也可以把幽默分成这样几种类型：讽刺型幽默、打趣型幽默、自嘲型幽默、自信型幽默、溢美型幽默、明理型幽默、“悲喜型幽默”（即“两极情感幽默”）。我们国内不少地方的演讲，总的来说，激情是饱满的，幽默还不够。演讲学教材中也要加强对幽默妙语的研究。国内著名演讲家、平常出言吐语就常显出幽默的颜永平先生对此也很有同感。

四、加强考核和比赛评分环节的研究

演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有些理论知识的掌握、对成功演讲的品味、论辩技巧的发挥，都要在实践训练中去“悟”。因此，不仅要鼓励学生们课后多实践，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演讲、辩论活动，而且要在课堂上适当安排一些实践训练环节，比如抽卡答题等，以便让大家来聆听、来评析，并设想自己如果抽到此题怎样来回答。让学生在课堂上抽题即兴讲话，与课外训练的效果大不一样，前者更适宜为毕业前后的面试打下基础。

演讲课有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在有些高校，演讲学虽然是选修课，但学生对考评成绩还是非常看重的。他们中间有的人担心这种成绩会不会影响到他毕业以后的就业。为了打消他们不必要的顾虑，教者需要说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对学生口才的判断总是相对的，一个毕业生的口才究竟怎么样，真正的招聘面试和日后工作中显示的口头表达能力毕竟是关键。有的同学书面测试和上台演讲可能不太理想，但不等于以后招聘面试发挥不好。而且招聘面试的主要形式是谈话。我们开设演讲课的主要目的是讲授演讲学的一般规律，促使 大家加强口才方面的训练，而不是为招聘单位提供重要的参照依据。如果是那样，就把演讲学课程的重要性片面夸大了。

对学生演讲学课程成绩的评定，如何做到客观、公正、公允，这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问题。演讲学课不同于其他课程，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按照常规办法，仅用试卷测试，那就不像演讲学课了；反之，假若不用试卷测试，仅用逐个演讲的办法，记录成绩，这也不太合理，因为有些选修的学生原来的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差，他怀着一腔热情和一定的希望来上这门课，仅仅通过理论课和课内课外的少数实践，要想一下子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也难。假若仅用逐个演讲（而且又必须是逐个演讲）的办法测评，这部分同学的分数就会过低。因此，最好把平时演讲训练和学期结束时的书面测试结合起来。书面测试试卷大致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演讲学的基础知识，另一部分就是写一篇演讲稿。

关于演讲比赛的评分，也有些课题需要研究。演讲赛的评分往往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通过预赛、决赛，决赛场中个人名次是很容易决出来的。那么，全部比赛过程中，各个代表队的团体分数怎么比较呢？假如参赛的人多，要分几个赛场进行，各个赛场评委的打分总会有高低之分。结算团体分就有些难办。笔者在2007年江苏靖江举行的“亚星杯”全国演讲比赛的评委会上提出“用各选手在各赛场的名次分相加”这个建议。如果三个赛场（第一赛场、第二赛场、第三赛场）实际参赛人员分别有35、36、37名。那么，第一赛场、第二赛场、第三赛场的第1名“本场名次分”就是35分，依次类推，倒过来，第35名的“本场名次分”就只有1分。而第二赛场、第三赛场的第36名的“本场名次分”可以给0.5分；而第三赛场的第37名的“本场名次分”可以给0.4分；一个团体参赛队如果有三名队员，这三名队员分散在三个赛场，那么就以他们各自的“本场名次分”进入团体分计算。另外，笔者在2007年江苏靖江举行的“亚星杯”全国演讲比赛担任评委的过程中感到，主席台的显示屏上有8名评委的相片，各相片下面显示的分数应当在同一时间亮出，免得有些评委在操纵遥控器时左右比较，或者亮出后又修改。这也是高科技进入演讲比赛现场后需要研究和改进的新问题。

注：

1、转见网上“太傻超级论坛”。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丹纳《艺术哲学》序。

第二篇：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自1989年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元，以“一助一”的方式，改变了260万名贫困学子的人生命运，资助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已成为中国贫困乡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希望工程”促进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办教育的新路子，已成为我国社

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近年来，由于政府扶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调整思路，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一、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理论思考“希望工程”从开始启动时发放希望明信片募捐到现在“希望之星”、“保护母亲河”等一些深化项目，走的就是一条由靠行政命令式的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的运行模式。在“希望工程”伊始之时，许多人将其看作是政府搞的又一项社会活动，而这种由政府发动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中，都无数次地进行过，对此人们已司空见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每当政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某种政策时，总是通过派遣工作组，发动群众的方式来达到全民动员的高潮的。所以，对于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来讲，这种动员方式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组织、如何发动，这样一套完整的动员技术是每一个合格的干部都所熟知的。同样，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的普通百姓，对于这种国家号召，大家响应的模式也是烂熟于胸，他们也明白在被动员时自己该如何反应。这种单纯靠党令、政令的运作模式，在短时间内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但久而久之，必然会丧失生命力。因此，由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成为希望工程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什么叫社会化的动员方式？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希望工程”的启动阶段上最先采取的一些做法。“希望工程”一开始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向全国发放劝募信，采取印传单、抄信封等形式进行募捐。这种募捐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成本大、收效小，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募捐方式很难认同。而到了1991年，“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上，这个举动成为“希望工程”以社会化的方式组织资源模式的重要开端。因为从组织上分析，广告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象征。这种社会化的动员方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募捐的对象在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从而使筹集的资金数量大大增加。由此可见，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与组织化的动员模式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二、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基本构想在研究“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过程中，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公益意识淡薄。其次是，在十几年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信任结构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严重的腐败现象使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资源动员的“希望工程”是相当不利的。由于社会风气的因素，使得有人怀疑是否会真的有这样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社会形象无疑是进行社会化动员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应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主导。稍微回顾一下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整个“希望工程”动员工作中，经常要借助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象征性”活动，如号召、带头捐款、题词等。由此可见，政治背景、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参与，会对企业和民众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而非正式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事实上，越是在基层，越是在具体的活动中，政府主导的作用就越是明显和突出。完全没有政治因素的社会动员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因此，社会化运作模式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因素的回避和忽视，相反，政府得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广泛宣传。广泛的社会宣传是“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首先，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是进行社会宣传的主要途径。其次，策划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是扩大宣传声势必不可少的手段。如“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推出的“百万爱心行动”、“1 1救助”、“希望之星”等活动，都以其出色的宣传攻势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企业参与。“希望工程”启动以来，良好的社会声誉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种“希望工程资本”，这种资本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在这种资本的作用之下，厂商可以做质优价廉的广告；企业则可以借此接近政府，换取政府的信任和对企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参与“希望工程”还有这样一种优势：支

持“希望工程”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事情，损害“希望工程”在道德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样的优势使企业参与“希望工程”节约了交易成本，对企业而言，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社会联动。实施“希望工程”仅靠共青团一家是难以长久的，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公益平台，吸引公众关注并参与慈善事业，不断壮大拥护者队伍。只有

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多方合作，实现社会联动，才能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达到成全别人、壮大自己的目的。

三、武昌区近年来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方面的实践武昌是省会之区、文化教育大区，近几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武昌也是国企改革负担较重的老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反映到现实生活中，突出表现为下岗职工多、特困家庭多。如何为这样一批群众排忧解难，是区委区政府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据我区青教办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武昌现有的12万在校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20元的学生就达4180人，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孩子面临着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困难。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因此，维护青少年的利益，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也自然成为了团区委当前的工作重点。为此，团区委于2003年8月开始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在武昌地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希望工程的深化项目——“情系贫困学生，资助希望之星”活动，资助对象特指那些品学兼优的特困学生。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2003年我们筹资3.04万元，2004年筹资12.53万元，两年共资助254名中小学生完成一年的学业。总结两年来开展活动的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做到了“四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让家庭最困难同时成绩又最优秀的学生得到市希望工程的资助。根据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统一部署，武昌区于2001年开始了武汉市“希望之星”奖学金候选人的推荐、申报及奖学金的发放工作。四年来，我区“希望之星”每学年评选一次，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进行追踪培养，对那些真正有困难的优秀学生实施帮助。团区委严格把关，对各街推荐的对象认真考核，积极做好与相关学校的协调工作，确保优中择优。四年共推荐42名同学成为了武汉市“希望之星”，其中已有三名同学成功考上重点大学。二是紧紧依靠武昌区属团青工作网络，不断壮大武昌青少年教育成才基金。1996年底，在武昌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团区委成立了武昌青少年教育成才基金。经过8年的运作，现已由成立初的8万元滚动发展成为今天的20万元，已累计资助我区400余名学生就学，成为了我区助学工程的一支重要来源。今年我们继续发挥基金作用，划拔助学款3000元。三是紧紧依靠地区青联单位，不断开发地区资源。“情系贫困学生，资助希望之星”活动自发起以来得到广大青联单位、青联委员的鼎立支持。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为武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活动还吸引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如宝通禅寺的依正法师、澳门的阮文芳女士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来，为资助“希望之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四是紧紧依靠地区高校，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我区的助学活动得到了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湖北大学等地区高校的大力支持。中南财经法政大学的同学在首义路街辖区开展了“爱心家园，义务家教”的活动，现已有200多名青年志愿者走进80户低保家庭提供义务家教服务，大学生根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定期上门辅导功课，最多的每周上门三次，最少的也至少保证每周一次，在辖区内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该校工商管理学院的同学在得知今年的助学活动后，积极捐款，同学们通过交纳特殊团费、废旧物品义卖等方式筹集资金4800元，为我区6名校学生、4名初中生解决了学费困难。此外，武汉大学的同学们也通过为我区贫困家庭学生做义务家教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之情。他们成立了家教服务中心，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爱心家教”活动，自2003年10月份启动以来，已有近400名同学报名，现已开展三期，与我区100余户贫困家庭结下对子。湖北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的青年志愿者也走进社区，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莘莘学子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诠释了人性之美和爱的光辉。回顾我区在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进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希望工程”走向社会，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丰富与发展，是共青团工作锐意改革、打破“单打独斗”运作、实现社会化运作方式、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的重大突破。由于我区进行“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尝试的时间较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一是活动中的行政命令的成分还很重，靠组织化动员筹集的资金比例还很大；二是社会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社会影响面还不宽；三是社会化的运作模式还处于雏形，社会化工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四是受助生的资助管理还不够完善、规范。总之，面对挑战和前进中的困难，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方向，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改革的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希望工程”社会化工作的向前发展。

第三篇：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自1989年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元，以“一助一”的方式，改变了260万名贫困学子的人生命运，资助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已成为中国贫困乡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希望工程”促进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办教育的新路子，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近年来，由于政府扶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调整思路，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一、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理论思考“希望工程”从开始启动时发放希望明信片募捐到现在“希望之星”、“保护母亲河”等一些深化项目，走的就是一条由靠行政命令式的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的运行模式。在“希望工程”伊始之时，许多人将其看作是政府搞的又一项社会活动，而这种由政府发动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中，都无数次地进行过，对此人们已司空见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每当政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某种政策时，总是通过派遣工作组，发动群众的方式来达到全民动员的高潮的。所以，对于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来讲，这种动员方式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组织、如何发动，这样一套完整的动员技术是每一个合格的干部都所熟知的。同样，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的普通百姓，对于这种国家号召，大家响应的模式也是烂熟于胸，他们也明白在被动员时自己该如何反应。这种单纯靠党令、政令的运作模式，在短时间内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但久而久之，必然会丧失生命力。因此，由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成为希望工程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什么叫社会化的动员方式？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希望工程”的启动阶段上最先采取的一些做法。“希望工程”一开始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向全国发放劝募信，采取印传单、抄信封等形式进行募捐。这种募捐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成本大、收效小，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募捐方式很难认同。而到了1991年，“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上，这个举动成为“希望工程”以社会化的方式组织资源模式的重要开端。因为从组织上分析，广告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象征。这种社会化的动员方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募捐的对象在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从而使筹集的资金数量大大增加。由此可见，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与组织化的动员模式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二、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基本构想在研究“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过程中，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公益意识淡薄。其次是，在十几年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信任结构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严重的～现象使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资源动员的“希望工程”是相当不利的。由于社会风气的因素，使得有人怀疑是否会真的有这样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社会形象无疑是进行社会化动员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应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主导。稍微回顾一下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整个“希望工程”动员工作中，经常要借助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象征性”活动，如号召、带头捐款、题词等。由此可见，政治背景、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参与，会对企业和民众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而非正式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事实上，越是在基层，越是在具体的活动中，政府主导的作用就越是明显和突出。完全没有政治因素的社会动员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因此，社会化运作模式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因素的回避和忽视，相反，政府得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广泛宣传。广泛的社会宣传是“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首先，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是进行社会宣传的主要途径。其次，策划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是扩大宣传声势必不可少的手段。如“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推出的“百万爱心行动”、“1+1救助”、“希望之星”等活动，都以其出色的宣传攻势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企业参与。“希望工程”启动以来，良好的社会声誉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种“希望工程资本”，这种资本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在这种资本的作用之下，厂商可以做质优价廉的广告；企业则可以借此接近政府，换取政府的信任和对企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参与“希望工程”还有这样一种优势：支持“希望工程”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事情，损害“希望工程”在道德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样的优势使企业参与“希望工程”节约了交易成本，对企业而言，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社会联动。实施“希望工程”仅靠共青团一家是难以长久的，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公益平台，吸引公众关注并参与慈善事业，不断壮大拥护者队伍。只有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多方合作，实现社会联动，才能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达到成全别人、壮大自己的目的。

三、武昌区近年来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方面的实践武昌是省会之区、文化教育大区，近几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武昌也是国企改革负担较重的老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反映到现实生活中，突出表现为下岗职工多、特困家庭多。如何为这样一批群众排忧解难，是区委区政府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据我区青教办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武昌现有的12万在校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20元的学生就达4180人，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孩子面临着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困难。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党

第四篇：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自1989年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元，以“一助一”的方式，改变了260万名贫困学子的人生命运，资助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已成为中国贫困乡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希望工程”促进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办教育的新路子，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近年来，由于政府扶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调整思路，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

一、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理论思考“希望工程”从开始启动时发放希望明信片募捐到现在“希望之星”、“保护母亲河”等一些深化项目，走的就是一条由靠行政命令式的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的运行模式。在“希望工程”伊始之时，许多人将其看作是政府搞的又一项社会活动，而这种由政府发动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中，都无数次地进行过，对此人们已司空见惯。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每当政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某种政策时，总是通过派遣工作组，发动群众的方式来达到全民动员的高潮的。所以，对于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来讲，这种动员方式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组织、如何发动，这样一套完整的动员技术是每一个合格的干部都所熟知的。同样，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的普通百姓，对于这种国家号召，大家响应的模式也是烂熟于胸，他们也明白在被动员时自己该如何反应。这种单纯靠党令、政令的运作模式，在短时间内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但久而久之，必然会丧失生命力。因此，由组织性动员向社会化动员成为希望工程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什么叫社会化的动员方式？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希望工程”的启动阶段上最先采取的一些做法。“希望工程”一开始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向全国发放劝募信，采取印传单、抄信封等形式进行募捐。这种募捐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成本大、收效小，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募捐方式很难认同。而到了1991年，“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几十家报纸上，这个举动成为“希望工程”以社会化的方式组织资源模式的重要开端。因为从组织上分析，广告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象征。这种社会化的动员方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募捐的对象在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从而使筹集的资金数量大大增加。由此可见，社会化的运作模式与组织化的动员模式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二、关于“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基本构想在研究“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过程中，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公益意识淡薄。其次是，在十几年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信任结构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严重的腐败现象使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主要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资源动员的“希望工程”是相当不利的。由于社会风气的因素，使得有人怀疑是否会真的有这样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社会形象无疑是进行社会化动员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应包含以下几个因素：政府主导。稍微回顾一下十几年来“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整个“希望工程”动员工作中，经常要借助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象征性”活动，如号召、带头捐款、题词等。由此可见，政治背景、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参与，会对企业和民众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而非正式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事实上，越是在基层，越是在具体的活动中，政府主导的作用就越是明显和突出。完全没有政治因素的社会动员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因此，社会化运作模式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因素的回避和忽视，相反，政府得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广泛宣传。广泛的社会宣传是“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首先，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是进行社会宣传的主要途径。其次，策划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是扩大宣传声势必不可少的手段。如“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推出的“百万爱心行动”、“1+1救助”、“希望之星”等活动，都以其出色的宣传攻势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企业参与。“希望工程”启动以来，良好的社会声誉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种“希望工程资本”，这种资本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在这种资本的作用之下，厂商可以做质优价廉的广告；企业则可以借此接近政府，换取政府的信任和对企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参与“希望工程”还有这样一种优势：支持“希望工程”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事情，损害“希望工程”在道德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样的优势使企业参与“希望工程”节约了交易成本，对企业而言，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社会联动。实施“希望工程”仅靠共青团一家是难以长久的，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公益平台，吸引公众关注并参与慈善事业，不断壮大拥护者队伍。只有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多方合作，实现社会联动，才能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达到成全别人、壮大自己的目的。

三、武昌区近年来在“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方面的实践武昌是省会之区、文化教育大区，近几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武昌也是国企改革负担较重的老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反映到现实生活中，突出表现为下岗职工多、特困家庭多，调查报告《如何进一步推进希望工程》。如何为这样一批群众排忧解难，是区委区政府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据我区青教办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武昌现有的12万在校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20元的学生就达4180人，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孩子面临着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困难。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因此，维护青少年的利益，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也自然成为了团区委当前的工作重点。为此，团区委于2003年8月开始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在武昌地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希望工程的深化项目——“情系贫困学生，资助希望之星”活动，资助对象特指那些品学兼优的特困学生。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2003年我们筹资3.04万元，2004年筹资12.53万元，两年共资助254名中小学生完成一年的学业。总结两年来开展活动的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做到了“四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让家庭最困难同时成绩又最优秀的学生得到市希望工程的资助。根据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统一部署，武昌区于2001年开始了武汉市“希望之星”奖学金候选人的推荐、申报及奖学金的发放工作。四年来，我区“希望之星”每学年评选一次，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进行追踪培养，对那些真正有困难的优秀学生实施帮助。团区委严格把关，对各街推荐的对象认真考核，积极做好与相关学校的协调工作，确保优中择优。四年共推荐42名同学成为了武汉市“希望之星”，其中已有三名同学成功考上重点大学。二是紧紧依靠武昌区属团青工作网络，不断壮大武昌青少年教育成才基金。1996年底，在武昌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团区委成立了武昌青少年教育成才基金。经过8年的运作，现已由成立初的8万元滚动发展成为今天的20万元，已累计资助我区400余名学生就学，成为了我区助学工程的一支重要来源。今年我们继续发挥基金作用，划拔助学款3000元。三是紧紧依靠地区青联单位，不断开发地区资源。“情系贫困学生，资助希望之星”活动自发起以来得到广大青联单位、青联委员的鼎立支持。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为武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活动还吸引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如宝通禅寺的依正法师、澳门的阮文芳女士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来，为资助“希望之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四是紧紧依靠地区高校，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我区的助学活动得到了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湖北大学等地区高校的大力支持。中南财经法政大学的同学在首义路街辖区开展了“爱心家园，义务家教”的活动，现已有200多名青年志愿者走进80户低保家庭提供义务家教服务，大学生根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定期上门辅导功课，最多的每周上门三次，最少的也至少保证每周一次，在辖区内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该校工商管理学院的同学在得知今年的助学活动后，积极捐款，同学们通过交纳特殊团费、废旧物品义卖等方式筹集资金4800元，为我区6名校学生、4名初中生解决了学费困难。此外，武汉大学的同学们也通过为我区贫困家庭学生做义务家教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之情。他们成立了家教服务中心，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爱心家教”活动，自2003年10月份启动以来，已有近400名同学报名，现已开展三期，与我区100余户贫困家庭结下对子。湖北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的青年志愿者也走进社区，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莘莘学子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诠释了人性之美和爱的光辉。回顾我区在探索“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的进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希望工程”走向社会，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丰富与发展，是共青团工作锐意改革、打破“单打独斗”运作、实现社会化运作方式、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的重大突破。由于我区进行“希望工程”社会化运作模式尝试的时间较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一是活动中的行政命令的成分还很重，靠组织化动员筹集的资金比例还很大；二是社会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社会影响面还不宽；三是社会化的运作模式还处于雏形，社会化工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四是受助生的资助管理还不够完善、规范。总之，面对挑战和前进中的困难，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方向，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改革的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希望工程”社会化工作的向前发展。

第五篇：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问题研究

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问题研究 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工作发展难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国纪委监察局课题调研组就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服务大局，更好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分析。

一、制约反腐倡廉工作发展的思想障碍及现实问题

近年来，在国委、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上级纪委全会精神，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对照服务大发展、思想大解放的要求，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障碍和现实问题。

（一）思想保守，缺乏创新。少数领导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国际视野和发展思路创新远远不够，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只凭经验做事，新思路、新举措、新方式想不到、用不着，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有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怕”字当头，“闯”劲不足，自甘落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面对困难和阻力，怨天尤人，一筹莫展。

（二）机制不全，监督乏力。当前，一些领域运行体制机制制度不够完善，对重要部门、关键领域、重点岗位和单位主要领导的监督措施和办法不够健全，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有的虽有比较严密的措施和办法，但常常执行不力，流于形式，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作风不实，效能不高。有的窗口部门办事效率、服务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国家公职人员懒于学习、惰于思考，作风漂浮、敷衍塞责、工作效率不高，贪图享乐、铺张浪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甚至顶风作案、违纪违法。

上述问题，虽然只是局部或个别现象，但制约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服务大局，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进展

要解决上述存在问题，解放思想是关键。因此，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增强“四种意识”、加强“四项监督检查”，坚持不懈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一是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加强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监督检查。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反腐倡廉工作，自觉把思想认识从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到胸怀全局、服务中心。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党委、政府工作的大局，加强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委、国政府重大决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加强对“构建三大经济中心区、打造五大产业国”和节能减排、市场价格调控、节约集约用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坚决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在节能减排方面，要推动全国各级各部门开展节能降耗活动，确保我国今年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标。

二是增强以人为本、执纪为民意识，加强对机关作风建设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廉洁从政，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监督检查，认真解决民生问题，严肃查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促进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今年，着重以解决好国委书记黄树正同志指出的机关作风存在的“十个问题”为着力点，以评选表彰“五个十佳”为契机，进一步通过加强教育、深入整改、完善制度等手段，巩固和发展“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完善落实行风评议、“行风热线”、“万众评公务”和由国纪委牵头组织的每月一次的企业座谈会等行风监督的长效机制制度，充分发动社会各界评议监督机关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不断改进机关和

行业作风，使政务环境更好地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其中实行企业座谈会制度是我国今年反腐倡廉服务中心工作的创新动作，旨在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国纪委监察局要严格按照要求，每月牵头组织召开不同类型的国内企业代表座谈会，有针对性地专题听取企业和客商对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和服务窗口的意见，同时组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对企业代表反映的问题逐条进行跟踪，督促落实整改和办理，并及时向国委、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反馈，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三是增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意识，加强对行政效能建设的监督检查。既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又要加大预防工作力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切实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不断在提高执纪执法水平的同时，切实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尽可能减少反腐败的成本。积极推进今年的“效能建设年”活动，在全国机关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全面建立健全限时办结、绩效考评等效能建设“八项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加快行政服务中心改革，所有应进中心的部门今年要全部进入中心，并完善“一站式”办事、“一条龙”服务、“一口价”标准、“一窗口”收费的“四个一”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国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人员常驻行政服务中心办公，实行实时监督，及时处理群众和客商的投诉。加快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提高行政审批工作透明度和效率。

四是增强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意识，加强对重大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紧紧抓住当前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全力抓发展重点抓项目的关键环节，努力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导致腐败的深层次问题，以建设性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品牌。国委九届四次全会提出在“十大民心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再启动十大重点项目建设，同时继续推进或启动巽寮旅游、熔盛造船、平海电厂和五大园区等重点项目建设。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重大工程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适时介入，在征地补偿款管理、工程招投标、工程变更等方面加强监督检查，促进依法依规操作，力争实现“工程做好，干部不倒”，确保我国每项重点工程都成为“阳光工程”、“廉政工程”。

三、围绕部署，突出重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今年2月下旬召开的国纪委九届三次全会，紧紧围绕国委九届四次全会及市纪委全会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全面部署了今年反腐倡廉建设任务。围绕任务落实，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并努力在一些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一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围绕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措施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扶贫救灾专项资金监管，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自律，治理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等，开展“六项监督检查”。同时继续办好“行风热线”节目，拟在国电视中心和广播中心开辟一个栏目，作为“行风热线”配套和补充栏目，弥补该节目听众范围及时间和上线部门受限的不足，拓展空间，广泛接受群众投诉和反映问题，并组织新闻媒体对群众反映问题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采访、及时报道，扩大宣传效果。

二是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查处违背科学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等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加强案件审理和申诉复查工作，探索和完善审理助辩办法和镇（街道）案件国协审制度，制订《关于回访制度执行情况文书归档的实施意见》、《关于规范健全违纪人员处分前谈话制度的工作意见》和《关于实行案发单位及违纪个人制订整改措施的意见》，确保案件质量。创新信访举报工作机制，设立并完善“12388”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举报电话；探索建立国纪委监察局联合接访中心，抽调纪检监察、信访、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人员集中办公，实行群众来访“一站式”服务，打造“阳光信访”品牌；探索建立镇级网上举报和“信访举报工作站”，拓宽群众举报渠道；继续探索对疑难信访问题实行公开听证解决矛盾的新方法新路子。运用查办案件新方法，有效地突破大案、要案，增强反腐倡廉威慑力。

三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自律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创新宣教载体，在国城主要路口或公共场所设立一批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制作一批廉政公益广告在国城文化广场大荧屏及国内部分营运线路的客车上播放，扩宽宣传面，提高有效性。深入开展以“增强党性观念，推进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继续开展廉政文化“五进”活动，完善、提高国供电局、职业中学等7个试点单位的廉政文化建设，并积极宣传推广，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扎实抓好纪检监察信息工作，加深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反腐倡廉工作的了解。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经营性资产管理，加强公务用车“定编、定额”管理监督检查，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和违规装修，在各镇和国直各副局以上单位实行公务接待季度汇报制，加强监管，探索公务接待新路子。强化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完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建设学习型村庄，促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勤政为民。

四是推进治本抓源头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惩防腐败体系，积极探索实行惩防制度档案化管理，力争在去年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中国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品牌。配合有关部门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财政管理制度改革。认真总结推广国人民法院实行“廉政保证金”的经验做法，开拓推动公正司法的新路子。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和行业协会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以艾希德药业有限公司和国印刷协会为试点，健全制度、深入整改，力争打造我国治贿工作品牌。

五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认真开展对党内监督条例、党员干部权力保障条例实施情况和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完善党务、政务、厂务和村务公开制度，大力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新闻发布等公开形式，进一步增强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继续完善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加强对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审计。加强对重特大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对全国国有企业职务消费有关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六是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风建设和党规党纪教育及业务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在队伍中倡导学习的好风气，努力学习经济、社会、法律等各方面知识，在学习中领悟，在学习中提高，在学习中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同时，积极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围绕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破解工作难题，保障科学发展”调研，真正落实“六个一”工作举措，努力创建自己的品牌。加强管理和监督，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纪检监察工作程序，严格依纪依法规范执纪办案行为，严格执行各项工作纪律尤其是办案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加强对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完善纪检监察机关进出机制，加大纪检监察干部轮岗交流和培养锻炼力度，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

摘要：

一、制约反腐倡廉工作发展的思想障碍及现实问题：

思想保守，缺乏创新，机制不全，监督乏力，作风不实，效能不高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服务大局，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加强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监督查

二是增强以人为本、执纪为民意识，加强对机关作风建设的监督检查

三是增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意识，加强对行政效能建设的监督检查

四是增强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意识，加强对重大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

三、围绕部署，突出重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二是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三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自律工作

四是推进治本抓源头工作

五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六是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

参考文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