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提篮桥监狱历经百年沧桑

第一篇：上海提篮桥监狱历经百年沧桑

一则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令“远东第一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受到空前关注。这座有着百年历史、至今仍在使用的监狱，曾关押过许多赫赫有名的囚犯。百年历史，百年沧桑，当初地处边缘地区的提篮桥如今变成了上海的市中心。

左手繁华，右手肃静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地区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购物八仙桥，枪毙提篮桥”，其中的“提篮桥”说的就是如今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

与相差仅仅几公里、人潮涌动的外滩和隔岸的金融中心陆家嘴相比，虹口区这个叫做北外滩的地方，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唯有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标示着它地处市中心的身份。

提篮桥监狱与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欧式建筑、舟山路菜场、昆明路和保定路的民居为邻，多年来少有变化。顺着舟山路进入一条五六米宽的小巷子，一大片瓦片顶、木窗棱的老房子透露出掩不住的破败，透过窄窄的木门，临时搭在过道里的厨房也大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杂乱的街道上，小餐馆、杂货铺、菜摊和各色店铺让这条小街又多了几分嘈杂。与监狱周围肃穆、安静的环境格格不入。餐厅晚上摆排档的桌椅随意地堆在监狱的高墙下，而炒菜的味道充满整个街道，直传到一墙之隔的监狱里。

监狱周围的居民多是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左手繁华、右手肃静的生活。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这座老监狱的来龙去脉。“这个啊，有100多年了，当时英国人造的。”这是每个人的常规开头。

作为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监狱，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一生曾7次被通缉、3次入狱的章太炎；谦称“马前卒”、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杨匏安；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上青；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关押在狱中，其中还包括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甚至还有20多名德国纳粹战犯。

解放前夕，监狱的地下党也曾成功保护了关押在狱中的50多名革命人士。

提篮桥监狱周边地区曾是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最繁华地段，舟山路等地是当年上海人接纳“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主要地区，被犹太人称为“诺亚方舟”。这些历史遗迹成为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区域也成为上海一张含金量很高的“文化名片”。2008年，该地区被列为上海首批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多年前这里也曾因为纺织厂、丝绸厂等产业的聚集而繁华一时，然而随着这些行业的没落和搬出，这一地区也日渐萧条。

在虹口区文化单位负责人看来，由于受到提篮桥监狱的特殊功能限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挖掘，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难以充分体现。

同时，生活在这周围的居民，同样关心着这座监狱何时搬走，期待着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

50多岁的支佩琴现在住在监狱对门的犹太人住过的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原本两层的房子被加盖成了四层。而每三四户人家公用的厕所就在楼梯的拐角处。狭长的过道里，摆满了住户的杂物，稍不注意就会伤了谁家的家当。

支佩琴说，这片老地方年轻人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的房子现在每平方米也有三四万元，以后如果拆迁重建可能每平米有10万元。”她这么期盼着。

“之前有不少人对提篮桥监狱和周围的老建筑感兴趣，拍照片、拍录像，他们就是为了好玩。”赵东黎老人说，他后来对这些拍客们有一些反感，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要拍，就多看看我们现在的居住条件，生活确实太困难了。”

百年前招标建造而成

110年前，建造提篮桥监狱时，上海公共租界使用了如今建造房屋最常规的方式――招标。

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向各营造厂和建筑承包商招标，最后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中标，最初仿照美国监狱样式建造，全部由青砖和打磨过的宁波石块修建。后来又经过扩建和改建，形成了英国式的硬木地板、钢筋水泥地坪和钢骨水泥门梁，使得这座监狱保存完好，从监狱的外墙望进去，丝毫没有破败的迹象。

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徐家俊一边对记者说，一边在纸上画出了钥匙的形状。出租车上，健谈的司机神秘地对记者说，里面的囚犯从来没有逃出来过。听了这一传闻，徐家俊笑着说：“解放前，也有极个别人逃出来的。”而有这一说法也是因为监狱囚室独特的设计方式。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徐家俊在画着囚室结构的纸上，用笔模拟犯人可能的逃跑路线：“你看，挖地道、挖壁洞行不通嘛，不像有些监狱一面是门，一面是窗户，这个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能上哪里去。”

此外，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监狱内的平时管理也十分严苛，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国人，看守是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

1930年，由于印度看守不满上级提拔的人选而举行了罢工，强硬派的英国管理层，对罢工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开始调用中国人担任看守。

那时候，看守长住宅有一间饭厅、两间卧室，还有浴室、厨房、佣人住房等，但监区内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监区里没有凳子，看守必须一直站着保持警戒状态；两道外走廊中间的墙上还装有一台仪器，俗称“更表”，看守每巡查一圈，须用钥匙在“更表”内开动一下，监狱总值班室有仪器作自动记录，可考核看守是否按时巡查。

“那时候就非常先进了。”徐家俊忍不住强调，“而且有两栋楼里已经装上了电梯。” 1943年8月起，提篮桥监狱由中国人担任典狱长。抗战胜利后，对看守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添置了凳子。但是为了防止看守偷懒，就设计了一种三脚凳。这种凳子凳面狭小、分量轻、重心不稳，坐久了容易倾倒。所以，看守们戏称这种凳子叫“稍息凳”。

“大监狱、小囚室”

提起提篮桥监狱，很多人会说这样一段话，让一个10年刑期的犯人，每天换一间囚室，到出狱的时候还住不完。这句玩笑话道出了这所监狱的规模之大。

提篮桥监狱因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最多时曾收押过8000多人，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监狱也是当时世界上关押犯人人数最多的监狱。能关押数量如此之多的犯人，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囚室面积很小。

提篮桥监狱的囚室大多是33平方米到36平方米的小房间，而且是3个人一间。以前犯人都是睡地铺。现在，每个监室有一个高低床，还有活动床，白天拉起来成为一个柜子，晚上放下来作为木床。因地制宜，关押条件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提篮桥还有一种8平方米的牢房，设有固定的铁床、铁桌、铁凳和抽水马桶，那是当年英国人设计了用来关押外国人的，被人称为“西人监”。由于是十字形的，更多地被叫做十字楼。

后来这里被改造为上海监狱陈列馆，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曾经先后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解放后，这里一度改为女监，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年。

另外，在上海监狱陈列馆的3楼，有一间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地板中间有一个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两侧有两块活动地板。扳动手闸，活动地板就“轰”地一声向两侧分开，露出一个方孔；二楼也有同样的装置。这个方孔可以直通一楼的停尸房，尸体通过它直接吊入楼下的停尸房。

1946年4月22日上午，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隆、藤井勉、增进庄造、松井耕一和白井舆三郎在这里被执行绞刑。

监狱的室外刑场

提篮桥监狱的北面，昆明路280号，门框上写着“新岸礼堂”4个金色的大字，这里曾经是与室内刑场相对应的室外刑场。

当记者走访的时候，礼堂的大门外放着几把椅子，炎热的中午主人不见了踪影，只有这几把椅子。旁边的小门上则写着“家属会见”，门外几米长的铁栏杆是囚犯家属排队的地方。

每到探视的时间这里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对面的弄堂里，记者采访附近的一位居民时，她伸手向远方比划了比划，仿佛正有上百人等在这里。

已经在这里住了70年的陈洪文老先生唏嘘，现在是见亲人的地方，以前是杀头的地方。

汪伪汉奸梁鸿志、常玉清、苏成德、傅式说以及黑泽次男、浅野俊隆、芝原平三郎等十多名日本战犯先后在此枪决；共产党员、革命先烈王孝和也在此就义。

解放初期，监狱内关押了不少犯人，其中有些犯人被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或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就直接押解到这里执行死刑。

室外刑场原来与提篮桥监狱只有一墙之隔，用竹栅栏围起的刑场外常常站满了附近的居民，包括当时附近的很多小孩子。

室外刑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停止使用，1956年，在原址周围修建了如今的大礼堂和接见室。

第二篇：提篮桥监狱参观

提篮桥监狱参观的一点感悟

12月8日上午，公司组织参观“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活动，我们全体员工接受了一次警示教育。对我来说，之前只是知道上海有提篮桥监狱的大名，并不知晓里面关的是10年以上的重刑经济犯，这里有上千人失去了10年以上的人生自由。参观回来，我脑子里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重刑经济犯的智商和情商都是比较高的人群，而且基本上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熟悉犯罪的危害和后果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乐此不疲”的撞向这个枪口呢。

我想除了自身贪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管问题。经济犯罪在企业的发生，除了犯罪分子主观方面的原因，企业本身管理机制上存在漏洞是重要的外因, 德隆系.科龙系等重大经济犯罪的发生就说明这一问题。

这些犯罪应是可防性较强的犯罪，只要企业加强防范，扎紧“篱笆”，预防和杜绝经济犯罪的发生不无可能。而企业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必须既治标、又治本，抓根本、抓源头，实行综合治理，方能奏效。完善企业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严把用人关，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防范意识，保持谨慎注意。我们知道减少犯罪现象无非是三套约束机制。第一是法律，严格法治，对于犯罪现象依法制裁决不手软，做到有法必依，不管是有权的还是有钱的都严格依法处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人们自然就会畏惧法律的制裁，从而减少了犯罪现象。第二、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舆论的监督也十分重要。企业家、老板都是很注意名声的，如果名声不好，企业的产品都难以推销，所以，对于那些违规的企业传媒要给予暴光，敲山震虎使得他们不敢违规。第三，上面两条都属于外在的约束机制，外在约束机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最核心的还是要建立内在约束机制，即人们自己对于自己行为的约束，这就要靠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和道德水平，要靠长期的教育和学习。

希望我们要金钟长鸣，不要将我们的住址搬到提篮桥监狱。

第三篇：远东第一监狱_百年死亡之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远东第一监狱——百年《死亡之城》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一）百年“死亡之城”上海提篮桥监狱将关闭(图)2013-07-10 15:49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上海提篮桥监狱

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监狱围墙

新华社北京7月8日新媒体专电外媒称，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然而，到2020年上海人口将猛增至3000万，而这个位于闹市区的监狱却占据了宝贵的土地。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个监狱将被关闭。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身为提篮桥监狱改造规划小组成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者阮仪三说：“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监狱周围弄堂里的居民，66岁的严印根(音)说：“我们是真的想搬迁。这是我们穷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唯一办法。”

资料：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原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德路监狱，1901年在今保定路、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内地块破土动工，占地约四万余平方米。起初有两幢监房，按美国监狱样式设计，每层60间，背靠背排列，每排监房有铁门，1903年建成。

初建时，主要有两幢4层楼的监楼，囚室480间，以及炊场、办公楼、医务所等占地10亩左右。1916年起，陆续向北面和东西进行扩建，30年代初又拆除了部分初建时的建筑，进行了重建，直到1935年时基本定型(现存建筑物均为1917～1935年间所建造)。占地60.4亩，拥有10幢4～6层监楼，近4000间囚室，还有工场、医院、炊场、办公楼等建筑的大监狱，共有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监狱四周有5米多高的围墙，内部除普通监室外，另建有“橡皮监”(防暴监房)、“**亭”(禁闭室)、“室内刑场”(绞刑房)和室外刑场等特种设施。

监狱主要关押对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内判处徒刑的中国籍犯人(开始均收押男犯，从1904年起兼收女犯，1906年停止，1943年8月恢复收押女犯。从1935年9月起关押外国籍犯人)。由于它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最多达8000多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的建筑物，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1999年被上海市命名为“市级现代化文明监狱”，)

（二）1949年上海提篮桥监狱接管始末

2013-07-11 来源：半岛晨报

上海提篮桥监狱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占地面积达3.3万多平方米，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曾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提篮桥监狱走向了历史转折点。监狱是如何转型的？对之前的犯人又是如何处理的？ 引子

提篮桥监狱将搬迁，但人去楼不空

不久的将来，位于上海虹口区长阳路的昔日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将搬迁，在“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的同时，“变脸”成一处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体，建立监狱主题博物馆、法制教育基地、创意设计产业、商业设施、社区图书馆等。

提篮桥监狱位于虹口区长阳路147号，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占地面积达3.3万多平方米，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但因监狱紧邻居民生活区，大墙外围警戒隔离空间狭小，有的甚至与民居住宅直接相连，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上海市规土局透露，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近期已就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多次批示，现已明确由市发改委、市规土局、市监狱管理局、虹口区政府等相关单位共同研究，相关工作具体包括监狱搬迁和后续利用两部分。

“提篮桥监狱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物局已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已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上海市规土局强调指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场所，需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发挥文物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据《新民晚报》报道 本期阵眼

这座监狱是1901年由英国人修建的，为何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关押过哪些犯人？在解放后经历了怎样的改革？在其中又发生过哪些故事？现在为什么要被搬迁？

接管

之前被关押在此的革命人士获得自由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派出三个接管组分别接管国民政府上海司法系统各单位。其中，第三组由毛荣光、王正福以正副接收专员的身份率员接管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旧监狱代理典狱长王慕曾交出监狱印章、钥匙和相关材料。监狱当时有650名犯人，其中“政治犯”（革命人士）50人。

29日和31日，法院接收处和上海市总工会（筹）联合，在监狱分两批召开“慰问和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并给他们每人发5块银元慰问金。接管和清理工作全部结束后，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并在长阳路147号大门外挂牌。监狱接收专员毛荣光被任命为监狱副典狱长。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武仲奇（后改为武中奇）为典狱长。

犯人

之前关了很多大汉奸，后来还有陈璧君

旧提篮桥监狱在押犯一般在6000人左右，最高时达8000余人。从1948年起由于监狱入不敷出，囚粮奇缺，物资匮乏，并在特定的形势下，根据国民政府司法院和司法行政部的指令，监狱采取保释、假释等方法疏散了大批犯人。

1949年5月军管会接收监狱时，仅有犯人650人，男犯594人，女犯56人，其中外国籍犯11人。除去50名“政治犯”（革命同志）外，其余人员十分复杂，其中有汪伪、国民政府的高官政要和大汉奸，如汪伪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粮食部部长顾宝衡、考试院院长江亢虎、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汪伪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汪伪驻日本大使蔡培等人，也有被国民政府法院判决、被新闻媒体追踪的要犯，如杀妻夺命的国民党少将陈希吾、杀夫分尸的上海酱园弄詹周氏、中央银行盗窃一块重达543两金砖的陈元盛，还有英国籍强盗犯却利・阿却等多名外籍犯。

从1949年6月起，新生的提篮桥监狱开始收押犯人。从6月初到年底，共计收押犯人15170人，其中还包括大汉奸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和日本籍女犯中岛成子，她们一起从苏州监狱移押到上海，关押在“十字楼”（时为女监）。

判决

大部分重新判，有的汉奸被枪决

当时，许多旧判犯人认为，50名政治犯被人民政府隆重迎接出狱，他们刑事犯也可以无条件释放了，因此在监狱内哄闹，不守纪律。工作人员管理他们，他们还不服管教，有的还公开对抗。监狱管理人员一方面及时做工作以稳定监规秩序，另一方面把有关问题及时汇报上级组织。从同年8月起，上海人民法院专门组织人员在今监狱局机关的3号楼内设立临时法庭，对原国民政府判决的罪犯，除汉奸犯外，大部分人作了重新判决。同时，司法机关又及时收押了解放前夕被保释留在社会上的一些汉奸犯，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于6月收押于监狱（1951年9月被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在管理方式上，市军管会接收监狱后就明确提出，废除旧监狱打骂体罚犯人的体制，对犯人实行文明管理，公开犯人伙食标准，取消旧监狱原有的对少数汉奸允许个人使用电炉、开小灶、收听收音机等优待制度；打击牢头狱霸；废除旧监狱的教诲师制度，建立新型的训导员制度。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坚持教育改造应成为监狱工作的中心环节，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核心，工作人员深入监舍第一线，把犯人组织起来，建立学习制度，组织犯人开展读报活动，组织犯人出墙报、壁报；组织有一定文化、表现较好的成年犯对少年犯进行扫盲和文化学习，学会读、算、写。同时，还成立了少年管乐队和歌咏队。

“改革”

狠刹“跑条子”歪风

搞好监狱工作，首先就要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在整顿机构、清理旧职人员的同时，监狱大力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废除旧监狱的积弊陋习。以狠刹“跑条子”歪风为突破口，整顿和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

所谓“跑条子”，就是在押犯人写了纸条托看守人员到家里进行通风报信，为犯人带进物品、食品到狱内，看守从中索取财物，索取好处。“跑条子”是旧监狱管理中长期存在又难以根治的顽症。“跑条子”在旧监狱的各种制度中是明令禁止的。但是丰厚的好处，往往让人铤而走险。“跑条子”对监狱管理和队伍建设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解放初期监狱狠刹“跑条子”，态度十分坚决。先通过动员教育，提高认识，向监狱管理人员宣布各项纪律要求，对过去已犯者从宽；对现行者，特别是大会宣布后继续“跑条子”者，从严惩处。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后，“跑条子”的情况明显减少。但是，个别原旧监狱留用人员以“老官司”自居，错误地认为“跑条子”是监狱管理的“潜规则”，依然顶风作案。案发后，监狱领导对违法乱纪者开除公职，并对屡教不改、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翁某、丛某、袁某、郭某等4名看守，宣布逮捕法办，还在报纸上公开曝光。通过严格整顿，狠刹了旧监狱流传下来的陋习恶风，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据《档案春秋》报道 提篮桥监狱关过的名人 革命人士

写下《革命军》的邹容

延安时期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 解放后曾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

汉奸

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汪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 粮食部部长顾宝衡 考试院院长江亢虎 广东省省长陈春圃

汪伪驻“伪满洲国”大使陈济成日军战犯

日本驻台湾司令官安藤利吉 驻台湾第10军区参谋长谏山春树 第34军司令、香港总督田中久一 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

（三）改造提篮桥监狱让历史文化“魂断蓝桥”

2013年07月11日04:00 山西晚报

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然而，这个位于闹市区的监狱却占据了宝贵的土地。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在走过110年的历史之后，将要关闭并被拆迁（保留一部分）。理由自然非常高尚——以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之名。

当真正的历史建筑存活在公众面前，我们总是不能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有“追悔莫及”的感慨。于是乎，各地在一轮又一轮的拆迁古建筑风潮之后，又锣鼓喧天地迎来了复原古建筑之风。“左手拆古建筑”，“右手仿建古建筑”，如此错愕的事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笔者生活的济南，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典型德式车站建筑拆了个“无影无踪”，20年后的今天，复原济南老火车站尤其是复原老火车站的钟楼，又被提上了城市建设日程。

解码提篮桥监狱，至少我们能够从这所充满着历史沧桑的监狱中发现以下文化价值。一是，它是文物保护单位，在“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为 “不可移动文物”之一；二是，这所监狱与中国近代革命息息相关，大批在近代史上留下名号的仁人志士包括章太炎、邹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包括许多日军重要首领，都曾在这里囚禁过，因此，它应该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地；三是，它是中国监狱发展史的标志性建筑，是全景展示中国近代监狱的标本。关闭提篮桥监狱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保留好提篮桥监狱中所有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否则，就会让历史文化“魂断蓝桥”。

（山东 王传涛）

（原标题：改造提篮桥监狱让历史文化“魂断蓝桥”）

（四）提篮桥监狱确定功能置换 同时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013年5月27日 13:14 来源:东方网 作者:冯兰蔺 选稿:陈莹雪

东方网5月27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110岁高龄的提篮桥监狱，将确定进行功能置换。市规土局近日在答复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时透露，监狱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市司法局也已启动上海监狱整体功能规划布局的研究。目前，市文物局已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范围为提篮桥监狱建成时的范围。这预示着政协委员们多年的期待，提篮桥监狱的功能置换或将成为现实。

功能不置换将成“孤岛”

2011年底，管维镛、许虎清、卑根源、毛佳樑等市政协委员，就以多种形式提出了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的想法。2012年年初市政协全会上他们联名提交了 “关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现址使用功能调整的建议”提案。

今年初上海“两会”，管维镛、缪晓宝、韩生、郭翔、施建华、方怀瑾等委员再次提交了 “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调整尽快立项的建议”提案。他们重申，当前北外滩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双重承载区”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已有近3000家航运服务类企业入驻北外滩。该地区旧区改造工作也在不断加快。提篮桥监狱的功能调整如不尽早启动，其作为北外滩地区的“功能孤岛”，将“严重制约北外滩地区功能的整体提升，影响地区整体形象和投资发展环境”。

若通过调整其功能，挖掘其作为历史保护建筑的底蕴和特色，引入新的业态，将“为北外滩乃至上海城市形象的提升打造新的亮点”。委员们希望市有关部门应尽快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将提篮桥监狱功能调整事项纳入市有关部门工作目标，尽快将监狱迁建和功能调整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监狱主题博物馆方案形成

根据2005年市政府批准的《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提篮桥监狱内所有建筑都为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2009年批准的《北外滩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提篮桥监狱占地面积约60亩，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已明确纳入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提篮桥监狱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物局已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范围为提篮桥监狱建成时的范围。

市规土局在提案答复中表示，2012年初，组织进行了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专题研究。结合北外滩的功能定位、产业发展趋势、周边街坊现状，重点考虑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研究通过国内外监狱改建的案例分析，结合提篮桥监狱的实际情况，建议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为以旅游展示、文化创意为核心功能，商业商务、社区服务为配套功能的综合体。如监狱主题博物馆、法制教育基地、创意设计、商办、社区图书馆等，具体形成了若干比选方案。

“由于提篮桥监狱的国家级重要文物地位，其后续利用要根据《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符合文物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尤其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场所，需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发挥文物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目前，市司法局已启动上海监狱整体功能规划布局的研究，以维护上海经济社会安全稳定为前提，按照司法部对监狱建设的要求，对监狱建设标准、布局选址、监狱规模、押犯结构、警戒等级、安全守卫及建设规划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___________ pengxq书斋

整理

2013-07-22

第四篇：百年监狱风云：提篮桥和它关过的大人物

百年监狱风云：提篮桥和它关过的大人物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 赵妍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即将搬迁的消息一出，让这座已经有110年历史、闹市中的监狱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自1903年5月18日启用以来，到1949年5月间，提篮桥监狱先后经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日本人、汪精卫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统治，监狱最初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1942年1月改名“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华德路刑务所”。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改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扔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提篮桥监狱改称“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

110年的岁月沧桑，提篮桥监狱见证、并亲历了诸多历史的重大事件。由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家俊所著的《提篮桥监狱》一书，是国内第一部横向描述提篮桥监狱的纪实读物，也是系统披露提篮桥监狱历史事件的唯一著作。

无论是初建时期先进的“公开招标”模式，还是因监狱特殊建构“从未有犯人逃跑”的显赫记录，以及抗战胜利后关押诸多日军战犯、解放后关押汪精卫政府政要、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等事迹，在监狱史学家徐家俊那里，这座“东方巴士底狱”总有让人说不完的故事。

110年前的“公开招标”

历经世事沧桑的提篮桥监狱，时至今日仍屹立不倒，甚至曾在1937年遭遇炮火的轰击，其建筑质量之保障来源于最初的“先进理念”—110年前的提篮桥监狱建筑工程，采用了当下随处可见的“公开招标”模式。

“建筑图纸是由外国人设计的。经公共租界工部局审定后，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提出具体要求，进行公开招标。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各营造厂（承建商）投标承揽，将标书寄送到指定地点。在规定的时间揭标，筛选后选择了信誉良好、报价较低的成泰、建业、三森等营造厂承建。”徐家俊说，为了保证质量，工部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约营造厂。

比如“营造厂需要向工部局提交施工保证金，有的事先双方商定一个数目，有的为总施工价款的1/10。如果竣工后，工程不符合质量要求，则从保证金中扣除；如果工程符合质量标准，工部局不仅如数退还保证金，而且按照当时的银行利率，另支付利息”。

而在保障内部设施上，也采取了建设者“术业有专攻”的方式，水龙头、管道等分开承包，每个步骤都由更专业的人负责。“比如监房的铁门是上海制造的，门锁和钥匙由英国伦敦哈脱公司制造供应，直到现在，各种英国制造的锁具和钥匙仍在使用。”徐家俊披露，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

提篮桥监狱从1903年启用，到1933年扩建、重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了现在监狱的规模，其建筑风格为英国式，占地面积达60.4亩，共有各类监室3700间。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热门美剧中《越狱》的神奇路数在提篮桥监狱完全行不通，因为牢房的“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而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试图“越狱”的犯人

当然，壁垒森严、设备堪称一流的提篮桥监狱，依然还是会有试图“越狱”的犯人。

1944年1月4日凌晨3点，重点囚禁区域“忠”字监5楼传来一声凄惨的叫喊，随后便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中国籍看守白启运闻声赶到了5楼总门口。“忠”字监是提篮桥监狱九幢监楼之一，其中1-4楼关押一般犯人，而5楼是死刑犯关押区。

白启运凭着多年工作经验，估计5楼楼层发生了意外情况。他并未轻易打开大门进入，而是在门口隔着铁栏叫喊当夜值班的另一名印度看守轧茄辛的名字，无人应答。

沉稳性格在这一刻拯救了他。因对5楼死刑犯的防备，白启运迅速回到一楼，按下了通往监狱钥匙间的警铃，还拿起电话向钥匙间报告了情况。很快西籍看守劳力士、韦德罗夫、古真斯基以及印度籍看守188号，迅速赶到现场。除留下一人在门口看守值班电话外，其余四人分两路从南、北楼梯登上5楼楼面。在25号监室对面的水泥地坪上，上身裸露、下身仅穿一条内裤的印度籍108号看守轧茄辛躺在血泊中，已经死亡。

5楼两道腰门和总门，铁窗和铁窗外的铁栅均完好无损，丝毫没有被撬的痕迹。而白启运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楼下巡查，丝毫没有察觉楼上有人逃脱，也没有外人进入。那么，一个身强力壮、人高马大的印度看守怎么可能在固若金汤的樊笼中惨遭杀害？几名看守一直判定：凶手一定还躲在监狱内。

一名资深看守拿起手中10多厘米长的钥匙，开始逐个敲击监室外的铁栅，忽然在8号监室处，一根铁栅发出了异样的声音，随后这一截铁栅掉落在地：原来这段铁栅事先已经被锯断，又人为摆上去。

犯罪嫌疑人郁银才对作案经过供认不讳。这位曾因参与绑架、撕票，被上海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的犯人，曾有多次试图逃脱行为。在一次趁法警外出提审之际，郁银才弄到了一段钢锯条，藏匿于鞋子里，偷偷带入监狱，并利用死刑犯单人关押的机会，锯开了监狱的铁栅。

郁银才趁印度看守轧茄辛打瞌睡之际，偷偷溜出监室，用被锯断的铁栅做凶器，朝轧茄辛的头部狠狠敲击，毫无思想准备的轧茄辛仅“啊—”惨叫一声便不省人事，郁银才随后用双手卡其喉管，致其死亡。

郁银才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轧茄辛身上的制服和内衣，将自己“包装一番”，但由于提篮桥监狱内部的特殊结构，楼面上的腰门和总门均被锁住，他打算拿着那根铁栅“守株待兔”，静候上楼来查看的另一名看守白启运，将其也打死后冒充看守走出监狱。

郁银才杀害看守试图越狱的计划，最终没能得逞。而在提篮桥监狱内，希望“走出监狱”犯人采取的措施可谓“五花八门”，甚至包括买通出入监工作人员，利用“合法手段”让犯人“提前释放”，以及行绞刑时，绞刑绳断裂而致死刑犯逃生等。

日本战犯毙命提篮桥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盟军美国军队曾在提篮桥监狱内设立军事法庭，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提篮桥监狱也先后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根据徐家俊研究，安藤利吉最后在提篮桥监狱自杀身亡，是中国境内自杀身亡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安藤利吉在抗战爆发时期，曾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后南下继续在广州作战。1944年，派驻台湾的安藤利吉出任日本第19任台湾总督。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台湾布防大量军事基地，集结大批日本军队。为了摧毁日本的军事基地，1945年1月，盟军美国飞机从塞班岛起飞，对台湾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轰炸，而日军就用高射炮回击，击伤了一些美军飞机，并俘获了14名跳伞逃生的飞行员。这批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全部由安藤利吉下令枪杀。

这一点成为后来安藤利吉遭受美军军事法庭审判的重要原因。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上海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以杀害战俘罪起诉安藤利吉，并派美方军事人员押解安藤利吉到提篮桥接受审判。

安藤利吉选择了“体面地自我结束生命”。1946年4月19日晚，安藤利吉在给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写好遗书后，吞下了事先秘密藏匿的毒药。监狱的管理人员在其关押的监室内对其遗体和遗物进行整理时，发现了这一封遗书，而当时冈村宁次也关押在上海。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这封遗书交到了冈村宁次的手中。

事隔许多年以后，冈村宁次在其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在上海公出的西浦参谋归来，带来在上海狱中自杀的安藤大将给我的遗书一封”。

安藤自杀身亡的3天以后，即1946年4月22日上午，在汉口杀害美军飞行员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龙等5人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十字楼3楼绞刑房被美军军事法庭执行绞刑，又过2天后，原安藤的法律顾问松尾少佐在监狱内悬梁自尽。前后6天时间，先后有7名日本战犯，通过绞刑和自杀的方式毙命在同一座大楼内。

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

1949年以后，提篮桥监狱收押、改造、教育了大批罪犯，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后多名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汪伪政府”政要，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是其中颇受瞩目的一名。

长久以来，针对“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有一种坊间传闻，即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何香凝想拉陈璧君一把，于是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1949年9月27日当晚，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由于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复信，因此陈璧君终身被囚。

不过，这段源于国防工业大学出版的《审判汪伪汉奸》一书的说法，尽管如今已经被大量引用，但在监狱史研究者徐家俊看来“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长期以来，提篮桥监狱和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对陈璧君的管理和她的日常生活都非常关注，对她的服刑情况，监狱及其上级部门都有专报、简报上报或转送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并抄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对陈璧君有什么具体批示，文件运行路径肯定通过逐级传递，而且也应该都有备案。现在上海市的政法机关保存完好的档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宋庆龄、何香凝写给陈璧君的信。”徐家俊说，多年来他也曾问过管理过陈璧君的监狱管理人员，都表示从未听说此事。

据徐家俊披露，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初期，确不认罪，明显地存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想法。她常常把汪精卫挂在嘴边，“汪先生如何如何”。而当监狱干部希望她挖掘思想根源、书写个人罪行时，陈璧君总是反驳：“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

陈璧君甚至在入狱初期写下了个人的“革命史”—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冒死赴北京参加刺杀清廷摄政王、如何留学法国、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在陈璧君的“理论”里，“我是反蒋，你们也是反蒋，应该是同志。为什么你们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把我关起来？”

徐家俊认为，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中最大的思想问题在于“不服国民政府对她的判决”，“她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判决书，一直希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她重新审判”。她也曾书面写过：“我希望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我，我宁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

值得说明的是，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行政院拟定的《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及国民参政会通过的《汉奸自首条例》，规定汉奸范围为“伪政府组织官员”与“一切伪教育、文化、宣传机关，及伪党部和社会团体”。故可以说，“汉奸罪”同时也是一种打击政敌的工具。

共产党接管提篮桥监狱后，对原国民政府法院判决的犯人，大部分都作了重新判决，但对于江亢虎、周隆庠、陈璧君、陈春圃、夏奇峰等汪精卫政府政要均因“汉奸罪”未作改判，因此陈璧君等人的判决书仍是国民政府的。换言之，解放后的提篮桥监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执行着国民党政府的判决。

不过，提篮桥监狱也确对这位“汪夫人”优待有加。在收押陈璧君之前，监狱干部作了认真研究，针对她的性格、经历、罪行、身体等情况，妥善作了安排。比如考虑到陈璧君曾到海外留学，有较高文化水平，比较喜欢阅读报刊的特点，监狱内为她阅读报刊提供了方便，每天供犯人阅读的报刊来了，一般先让陈璧君看，监狱图书馆书籍的借阅，也给她一定的优惠。甚至在陈璧君因病住院期间，由公家出资增订一份《人民日报》，供其先阅读—“这样的规定，在监狱里是史无前例的。”徐家俊说。

直到1959年6月因病去世，陈璧君依然没等来“人民政府的重新判决”。而新中国成立后关押于提篮桥监狱的“汪伪”政要远不止陈璧君一人，他们当中依照国民政府判决的“汉奸罪”在共和国的提篮桥监狱服刑的人也不在少数，并且最终都“病死狱中”。

美国前财政部长、现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布鲁门·塞尔，13岁时曾逃难到上海。在92岁高龄时，布鲁门·塞尔故地重游，在曾经居住过的虹口区提篮桥一带—舟山路59号、曾经做礼拜的西摩会堂、曾经就读的小学旧址—久久徘徊。

对于熟知上海的人，提篮桥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上海监狱的代名词，但对于布鲁门·塞尔这样在“二战”时期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来说，提篮桥是他们的“诺亚方舟”，“没有提篮桥，就没有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

“二战”时，来上海避难的3万犹太难民中，除数千人后来去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人留在中国上海，这一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

如今，这个沿东大名路过外白渡桥就是“万国建筑博览”外滩、并与上海新景观标志的陆家嘴建筑群隔江相望的提篮桥，已经成了这座繁华都市最后的陈旧一隅。但若仔细寻觅，便利店装潢面砖和广告牌下面似乎还能探到昔日小维也纳咖啡馆的旧貌，违章搭建和杂乱的屋顶平台，还能依稀见到曾是著名的露天聚会场“莫斯考特屋顶花园”。

这个被犹太人称为“HongKew Ghetto”的地方，曾经也有过“小维也纳”的繁华。

“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

为什么源源不断的欧洲犹太人会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所有犹太人都十分清楚，因为上海，是当时上帝唯一为他们打开的一扇窗。

1933年，希特勒开始在纳粹统治地区推行“排犹、灭犹”政策，大批欧洲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可当时的欧洲怕得罪纳粹，全都拒绝接收；其中一些国家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对这些居无定所的犹太人也素无好感，同样拒绝接收。甚至连美国，也怕影响本土人的生活环境拒绝接受。一时间，仿佛上帝对犹太人关上了所有的门。

唯有上海，因为战争打乱了一切秩序，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成为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

就像是上帝关上所有门后，却打开了一扇逃生的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上海。大量运载逃难犹太人的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一次又一次地停靠在上海港。1938年11月，德国在经历了著名的水晶之夜后，开始对600万犹太人进行隔离和捕杀，犹太难民潮到达了巅峰。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大规模进入上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来到上海的是19世纪中叶的“赛法迪犹太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商并很快获得了成功，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期，大批的俄罗斯犹太人为了逃避十月革命，成了第二批来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大多经营着中小商业，属于中产阶级；“二战”时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属于第三波犹太潮，提篮桥成了他们的落脚点。

从“小维也纳”到“5公里隔离区”

早在100多年前就在上海发了家的“赛法迪犹太人”资助了大部分囊空如洗、吃住无着的“二战”犹太难民。嘉道理发起、组织了犹太难民委员会，在提篮桥和杨浦一带建立了7个难民中心，沙逊捐赠了数十万美元的“复兴基金”。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帮助募集资金、提供食物，有钱的四千多难民把自己的钱捐了出来，俄罗斯犹太人也纷纷慷慨解囊，甚至上海的中国居民也让出房子、帮助介绍工作、并接受难民子女进学校读书。

经过各方的努力，一个犹太社区在提篮桥一带迅速建立，街道也进行重建，出现不少具有中欧风格的建筑。露天咖啡馆、能提供巧克力和冰淇淋的牛奶房、面包房、西餐馆纷纷开设，造了宗教会堂、剧场，定期举行犹太族音乐会、舞会和犹太教节日，一些有资本的难民建立了小型工厂，出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等产品。一时间，这里成了上海的“小维也纳”。

好景不长。1941年，随着日本进占公共租界，小维也纳短暂的繁华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萧条、救援资金来源被切断、厂商倒闭、食物短缺。雪上加霜的是，日本作为德国的盟友，也开始了排犹措施。不幸中的万幸是，日本人并没有杀害犹太人，而是把他们限制到了提篮桥只有5公里的“隔离区”内。

没有了黄油和牛奶，不得不出去讨钱，住在鸽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架着，上海犹太人的苦难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真正结束。

如潮水般涌来的犹太人，在1945年国际难民组织的安排下，又如潮水般从上海退去。他们大部分人移居到了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这一片“HongKew Ghetto”，成了幸存者们永远的“诺亚方舟”。

第五篇：参观提篮桥监狱心得体会

参观提篮桥监狱心得体会

8月2日下午，我行组织业务干部到提篮桥监狱参观,接受警示教育。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监狱之一。走进提篮桥监狱的大门，面对高墙电网，心情感到压抑了许多。高墙隔开的是自由，是一片美丽的蓝天；电网拦住的是一颗颗已经失去自由的心，是被禁锢的身体。这就是社会的另一层面，这就是失去了自由的人们的生活。我们参观了监狱的宿舍、陈列馆、禁闭区等场所，看到了犯人的生活情况，听取了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他们曾是国家机关干部，都曾经身居高位，曾有好的工作环境、较高的收入、幸福的家庭，曾经为国家做出过突出的工作成绩、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而被委以重任，却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把自己送入了地狱之门。他们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也让自己陷入了心灵的泥淖。自己真切体会到了高墙与现实的反差，一幕幕、一出出，触目惊心；一声声、一句句，发人深思，受益非浅，感慨良多，极大的震撼了我的心灵。

随后提篮桥监狱的同志为我们进行了现场讲解教育。通过聆听使我明白，其实犯罪分子和正常人之间的距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也就是那么一念之间的事情。然而高墙内和高墙外的生活却是迥然不同。人，一旦贪欲膨胀、1 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面前打败仗；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变成人民的罪人。究其原因，主要是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第一次犯罪也心存惶恐，但是由于监督机制缺乏，在侥幸的心理下，在金钱的诱惑下，步入了罪恶的深渊，以致身陷囹圄。从中我也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不断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坚决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的各种诱惑，才能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保持警醒、保持冷静、保持操守，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事业，珍惜稳定幸福的家庭生活，珍惜自己的美好前程，通过算政治账、经济账、感情账，守住党纪国法的底线，增强廉洁自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一是放眼远看，算好政治账。算政治账既要算单位和部门的政治得失，算党风建设、党群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得失，同时也要算一算个人政治上的得失，看一看腐败的政治成本有多高。从电视、网络等媒体以及身边的一些案件中可以看出，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在其人生与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因一时的贪念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的。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结果却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既对不起组织又对不起人民，于公于私，代价都是十分 2 惨重的。

二是屈指细数，算好经济账。党和政府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无论是各级党政领导，还是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有着稳定的收入，有着普通群众难以享受便利，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细算起来奉献与得到相比，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如果想入非非，自甘堕落，贪赃枉法，丢失的不仅是现有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待遇，而且更惨的是以后生活无着。

三是珍惜幸福，算好感情账。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中，生命最宝贵，幸福价更高。一个人工作进步，事业有成，家人团聚，上贤下孝，其心坦坦，其乐融融，这应该是人生幸福的真正体现。人是感情动物，有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情义无价。特别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一个家庭少了男主人或女主人，就像一座大厦缺少了顶梁柱一样，就会倒下来，变得支离破碎。由于自己违法犯罪，不仅无法孝敬养育自己的父母，照顾深爱自己的家庭，而且还弄得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个别人也时常在“算账”：算能当多大的官，能捞多少钱，谋划该坐什么车、住什么房，琢磨今年该去哪个旅游景点去玩一玩，等等。这种只为个人前途和利益的“算账”，结果算晕了头脑，迷失了方向，最终陷 3 入了诱惑、欲望乃至犯罪的深渊。

我作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应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权、慎欲、慎微、慎独、慎交，不打个人“小算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保持自身先进性的能力，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中去。

建设银行上海市金山石化支行造价咨询分中心

卜群

201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