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宣贯讲解辅导授课提纲
202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与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共同编织成一张个人信息的“保护网”。个人信息保护法坚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原则、禁止“大数据杀熟”、严格保护敏感个人信息、赋予大型网络平台特别义务、规范个人信息跨境流通、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机制等方面，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则和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全方位构筑了个人信息保护网。
一、如何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的深远意义？
为了充分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内涵，我们不妨从世界维度与中国维度着眼，以展现其深远意义。
顺应世界潮流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可追溯至德国黑森州1970年《资料保护法》。此后，瑞士（1973）、法国（1978）、挪威（1978）、芬兰（1978）、冰岛（1978）、奥地利（1978）、冰岛（1981）、爱尔兰（1988）、葡萄牙（1991）、比利时（1992）等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亦景从云集。在大西洋彼岸，1973年美国发布“公平信息实践准则”报告，确立了处理个人信息处理的五项原则：（1）禁止所有秘密的个人信息档案保存系统；（2）确保个人了解其被收集的档案信息是什么，以及信息如何被使用；（3）确保个人能够阻止未经同意而将其信息用于个人授权使用之外的目的，或者将其信息提供给他人，用作个人授权之外的目的；（4）确保个人能够改正或修改关于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档案；（5）确保任何组织在计划使用信息档案中的个人信息都必须是可靠的，并且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滥用。在“公平信息实践准则”所奠定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框架之上，美国《消费者网上隐私法》《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电子通讯隐私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LB）《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HIPAA）《公平信用报告法》相继出台。
进入21世纪，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陡然加速。2000到2010年，共有40个国家颁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前10年的两倍，而2010年到2019年，又新增了62部个人信息保护法，比以往任何10年都要多。延续这一趋势，截至2029年将会有超过200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个人信息保护法。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是此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回顾过往，世界个人信息保护法迄今已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经合组织1980年《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指引》和1981年欧洲理事会《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之个人保护公约》为起点。第二代以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为代表，其在第一代原则的基础上加入了包括“数据最少够用”“删除”“敏感信息”“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等要素。第三代即为2018年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与第二代相比，GDPR大大拓展了信息主体权利，并确立了一系列新的保护制度。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拿来主义、兼容并包”的方法，会通各国立法，借鉴世界第三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先进制度，铸就熨帖我国国情的规则设计。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在体例结构上，将私营部门处理个人信息和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一体规制，除明确例外规则外，确保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同一标准。基于此，个人信息保护法两线作战，即直面企业超采、滥用用户个人信息的痼疾，又防范行政部门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其二，在管辖范围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统筹境内和境外，赋予必要的域外适用效力，以充分保护我国境内个人的权益。其三，在“个人信息”认定上，采取“关联说”，将“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均囊括在内。其四，在个人信息权益上，不仅赋予个人查询权、更正权、删除权、自动化决策的解释权和拒绝权以及有条件的可携带权等“具体权利”，而且从中升华为“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决定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抽象权利”，由此形成法定性和开放性兼备的个人信息权益体系。其五，在个人信息跨境上，采取安全评估、保护认证、标准合同等多元化的出境条件。其六，在大型平台监管上，对“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苛以“看门人”义务，完善个人信息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决不只是回应世界潮流之举，事实上，它也是我国法律体系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2018年9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被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位列“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69部法律草案之中，到如今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颁行，看起来不过历时三载，但追根溯源，距离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已有10年，距离2003年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研究工作已有18年。在近20年的进程中，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规范日渐丰茂，网络安全法、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刑法修正案九、民法典等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相应规定，及时回应了国家、社会、个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切。然而，这种分散式的立法，也面临着体系性和操作性欠缺、权利救济和监管措施不足的困境，正因如此，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当其时。
任何法律都是特定时空下社会生活和国家秩序的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概莫能外。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法律体系为根基，统筹既有法律法规，体察民众诉求和时代需求，将之挖掘、提炼、表达为具体可感、周密详实的法律规则，以维护网络良好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在法律渊源上，将个人信息保护上溯至宪法，经由宪法第33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宣誓、夯实、提升了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位阶。其二，在立法目的上，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作为并行的规范目标，秉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理念，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个人信息保护法拓展了民法典“知情同意+免责事由”的规则设计，采取了包括个人同意、订立和履行合同、履行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人力资源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公开信息处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多元正当性基础。其三，在规范主体上，将“个人信息处理者”作为主要义务人，将“接受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受托人”作为辅助人，承担一定范围内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其四，在保护程度上，对于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特定身份、行踪轨迹、生物识别等信息予以更高力度的保护。其五，在适用场景上，对于“差别化定价”“个性化推送”“公共场所图像采集识别”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予以专门规制；开展公开或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出境等高风险处理活动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其六，在监管体制上，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规则制定权相对集中，执法权相对分散”的架构，由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则、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二、《个人信息保护法》解决了哪些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线下活动逐渐向线上转移融合，消费互联网广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深刻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网络已经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机构甚至个人，从商业利益等出发，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生命健康等问题仍十分突出。日常生活中，随意收集个人信息的场景十分常见，免费领取的气球小玩具要求扫码关注获取个人信息，商场停车要求微信公众号注册缴纳停车费，餐厅点餐需要扫码下单获取不必要个人信息等等。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却又颇具无奈。个人信息频繁被收集使用，个人生活安宁被不断侵扰，用户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甚至滋生长链条的黑色产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有效回应了这些不规范、不合法的问题。总体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出了全面性、基础性的规定，能够有效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法治环境。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调整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网络安全法、民法典等对“个人信息”均有界定，基本以“识别说”为基础，采取的都是概括+列举的表述方式。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在定义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兼具了“识别说”和“关联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专业性、动态性，结合个人信息处理主体多样、处理活动复杂、个人信息类型易变的现实发展情况，通过内涵和外延较为宽泛的定义方式，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够广泛适用和稳定适用。与此同时，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价值化释放是数据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个人信息在当前发展阶段是价值极为丰富的数据类型，其价值化释放需求十分强烈，而可能伴随的个人信息权益侵害也贯穿于数据处理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立法技巧，将有关个人信息活动统一为“处理”活动，以保证全法条文的有效覆盖。相比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所规定的数据控制者（DataController）和数据处理者（Data
Processor），个人信息保护法仅用“个人信息处理者”一个概念表述，从比较法角度存在差异理解问题，但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委托处理（第二十一条）和转移处理（第二十三条）两种方式的规定，实际上充分考虑了以“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为理解背景的场景适用。从周延性的角度来说，并无实质不同。对于类型多样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而言，这是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是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
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在国内法中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第十三条），包括用户同意、订立合同所必需、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履行法定职责/义务、紧急保护、新闻报道或者舆论监督、合理处理公开信息等多项合法性基础。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而言，在以往仅有用户同意这种唯一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丰富了可以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途径，既考虑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合理实践，也借鉴了成熟的国外立法经验。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妥当地处理了同法条文的衔接，根据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不需取得个人同意。这充分体现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复杂性、多场景性，明确了除“用户同意”以外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遵守其他条款的规则，保证了立法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其次，个人信息保护法对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处理个人信息作出了规定，回应了广为关注的信息茧房和大数据杀熟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第二十四条第一款）。针对信息茧房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了用户拒绝的权利，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第二十四条第二款）；针对大数据杀熟问题，规定“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实际上，在反垄断法框架下，大数据杀熟是一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法已有类似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作出规定，既能在反垄断规制以外提供新的保护路径，也能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底层逻辑上应对大数据杀熟问题。无论是信息茧房问题还是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发挥着最基础的支撑作用，离开个人信息数据处理，信息茧房和大数据杀熟都很难实现。通过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有效规制，能够对解决类似问题起到釜底抽薪的根本性作用。再次，明确了对公共场所视频监控活动的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出于保护公共安全的必要，公共场所设置摄像等设备越来越普及，也发挥了实际的效果。然而，有些摄像等设备的设置超出了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甚至是为了私益。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该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为后续规范相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最后，首次明确了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规则。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属于合法性基础之一。第二十七条对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处理进行规定，明确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但是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同时，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三是对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进行了充分规定。
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权利是个人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个人信息多元治理思路。参考以GDPR为代表的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赋予个人的权利种类基本一致。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了科学、充分的立法借鉴。通过原则性条款明确了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第四十四条）。具体规定了查阅、复制权，可携带权（第四十五条），更正权（第四十六条），删除权（第四十七条），请求解释权（第四十八条）。对于自然人死亡的，也明确了其近亲属行使相关权利的规定（第四十九条）。比较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除了对国际国内普遍存在争议的“被遗忘权”未作明确规定以外，基本和国外立法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所称“权利”，有别于民法体系中的民事权利，并未对个人信息进行权利化规定，而是强调了“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四是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可以理解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规范和手册。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而言，是需要非常熟悉并逐一对照遵守的部分。个人信息保护是一种合规性状态，而非一种目标性结果，需要个人信息处理者持续投入成本、资源以维持合法、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水平。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一条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包括：（一）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二）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三）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四）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五）制定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总体而言，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这几项持续推进内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就能符合合规要求，具体可以根据企业规模大小、服务性质、技术水平等选择更为符合自身情况的相应措施。除了第五十一条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规定了合规审计（第五十四条）、泄露通知（第五十七条）等要求。在一般性要求的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还作了一些特殊规定，一是对于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求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第五十二条）；二是对于境外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求在中国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第五十三条）；三是特定情形下应当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主要是一些高风险情形，包括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向他人/境外提供、公开个人信息等（第五十五条）；四是规定了“守门人”义务，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理解为“守门人”或是大型互联网平台）还应当履行更高水平的义务，要求成立外部独立监督机构、制定平台规则、阻断违法活动、定期发布履责报告等（第五十八条）。五是确定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及其职责。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体制进行了明确安排（第六十条）。从横向来看，由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从纵向来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根据第六十条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将按照统筹协调加协抓共管的思路，构建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体制机制，能够很好地适应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特点。管理层级上，可以结合情况构建国家、省（区、市）、地级市、县四级管理体系。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职责，国家网信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能进行了列举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六是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主体多样、隐蔽性强，一旦发生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往往会对社会层面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甚至有些损害结果难以显性化察觉，监管成本比较高，行政资源消耗比较大。根据国外经验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本身的特点，苛以较为严厉的法律责任符合法理逻辑。行政责任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置了全面的行政处罚手段，包括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包括对单位和责任人员）、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吊销许可或者营业执照。其中，对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可以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罚款的最高数额可达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百分之五。此外还规定了信用惩戒以及对担任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从业禁止等。民事责任方面，规定了过错推定原则，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第六十九条）。纵观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其保护不可谓之不充分，其考虑不可谓之不全面，准确把握了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回应了个人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过程中一直承载着各方高度关注和殷切希望。从一审稿到二审稿到最终出台，不断得到完善，广泛得到各方认可和好评，反映了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刚刚开始，实际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已经深入开展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更高水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时代，这也正是给所有身处网络时代生活的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最好法律答案。
三、《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顾名思义，就是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也就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专门法律。个人信息权益是自然人针对个人信息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立法目的，该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2条再次明确“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为了实现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全面的、充分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出了如下系统全面、科学细致的规定。
1.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目的限制、最小必要、质量、责任等原则。这些原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例如，依据第6条所确立的目的限制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无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为了何种处理目的，以何种方式实施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都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不仅如此，调整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法规规章，也不能违反这些基本原则。
2.详细规定告知同意规则，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前，必须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法律规定的事项，除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或者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基于个人同意而处理个人信息的，那么个人的同意必须是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地作出，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3.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大数据杀熟”“人脸识别”等问题，明确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如果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除非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4.界定了敏感个人信息并给予非常严格的保护。敏感个人信息，即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同时，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5.专章规定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属于手段性权利或救济性权利，规定这些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网络安全法、民法典的规定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实践的要求，吸收借鉴比较法上的优秀成果，对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规定，规定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对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与决定权、查阅复制权、可携带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解释说明权等。此外，为了维护死者的近亲属的合法、正当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6.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作出了集中、详细的规定，构建了完整的义务体系。这些义务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合法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按照规定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义务；定期进行合规审计的义务；对于高风险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的义务；在发生或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通知监管机构和个人的义务；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的“守门人义务”。
7.对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或者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行政处罚，如对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等。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再如，对于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违法行为的，明确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示。
8.规定了科学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以及民事公益诉讼。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在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时，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在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法坚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牢牢把握保护人民群众个人信息权益的立法定位，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
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该法进一步细化、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应遵循的原则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边界，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体制机制。主要有以下十大亮点：
亮点一：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基本遵循，是构建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则的制度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借鉴国际经验并立足我国实际，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的原则，强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公开处理规则，保证信息质量，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等。
这些原则应当贯穿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全过程、各环节。
亮点二：规范处理活动保障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法紧紧围绕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构建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告知-同意”是法律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核心规则，是保障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知情权和决定权的重要手段。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向个人告知并取得同意。同时，针对现实生活中社会反映强烈的一揽子授权、强制同意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别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或公开个人信息、跨境转移个人信息等环节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并赋予个人撤回同意的权利，在个人撤回同意后，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处理或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
此外，考虑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个人信息处理的场景日益多样，个人信息保护法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的角度，还对取得个人同意以外可以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定情形作了规定。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分别对共同处理、委托处理等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处理情形作出有针对性规定。
亮点三：禁止“大数据杀熟”规范自动化决策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大数据分析、评估消费者的个人特征用于商业营销。有一些企业通过掌握消费者的经济状况、消费习惯、对价格的敏感程度等信息，对消费者在交易价格等方面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待遇，误导、欺诈消费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反映突出的“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条件的权利，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亮点四：严格保护敏感个人信息
值得关注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将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同时应当事前进行影响评估，并向个人告知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这主要是考虑到此类信息一旦泄露或者被非法使用，极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因此，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活动应当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
值得关注的是，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和身心健康，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别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确定为敏感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护。同时，与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相衔接，要求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并应当对此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亮点五：规范国家机关处理活动
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惩治犯罪、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等职责，国家机关需要处理大量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是国家机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近年来，一些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也反映出有些国家机关存在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处理流程不规范、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作出专门规定，特别强调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并且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
亮点六：赋予个人充分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悉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和处理事项、同意和撤回同意，以及个人信息的查询、复制、更正、删除等总结提升为知情权、决定权，明确个人有权限制个人信息的处理。
同时，为了适应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多样化的实际，满足日益增长的跨平台转移个人信息的需求，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作了原则规定，要求在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为个人提供转移其个人信息的途径。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对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了专门规定，明确在尊重死者生前安排的前提下，其近亲属为自身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个人信息行使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
亮点七：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据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设专章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管理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等义务，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指定负责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定期对其个人信息活动进行合规审计，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进行自动化决策、对外提供或公开个人信息等高风险处理活动进行事前影响评估，履行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和补救义务等。
亮点八：赋予大型网络平台特别义务
互联网平台服务是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显著特征。互联网平台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提供技术支持、交易场所、信息发布和交易撮合等服务。
在个人信息处理方面，互联网平台为平台内经营者处理个人信息提供基础技术服务、设定基本处理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环节。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平台内的交易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因此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应当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
据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这些大型互联网平台设定了特别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包括：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平台规则；对严重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上述规定是为了提高大型互联网平台经营业务的透明度，完善平台治理，强化外部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亮点九：规范个人信息跨境流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但由于遥远的地理距离以及不同国家法律制度、保护水平之间的差异，个人信息跨境流动风险更加难以控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了一套清晰、系统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以满足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和安全的客观要求，适应国际经贸往来的现实需要。一是明确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或者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等，在我国境外处理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并要求符合上述情形的境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我国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负责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事务；二是明确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途径，包括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经专业机构认证、订立标准合同、按照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等；三是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境外接收方的处理活动达到本法规定的保护标准；四是对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作出更严格的要求，切实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决定权等权利；五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安全评估、向境外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个人信息、限制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措施、对外国歧视性措施的反制等作了规定。
亮点十：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的领域广，相关制度措施的落实有赖于完善的监管执法机制。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际，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管职责作出规定，包括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指导监督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接受处理相关投诉举报、组织对应用程序等进行测评、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等。
此外，为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执法的协同配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网信部门在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方面的统筹协调作用，并对其统筹协调职责作出具体规定。
五、如何看待《个人信息保护法》单独立法的必要性？
之前我国涉及个人信息的法律有三部，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它们的出发点不一样，具体来说：《电子商务法》它主要解决商业性的信息保管和利用问题，一般来说跟个人的关系不太大；《网络安全法》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保障的问题，它跟个人这个出发点不一样；《民法典》它主要是解决单一的个人信息受到损害以后的救济问题。其实这就是两个大要点，一个是解决单一个人的问题，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它是群体性的，面向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民法里个人信息保护不能预先保护，所以它没有办法建立预先救济的制度，只能采取事后救济制度。但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方面，它是要采取预先防范的原则，比如现在社会上探讨的大部分个人信息泄露都是出现在收集掌管的环节里，因此要预先防范，把可能造成的损害消灭在萌芽状态。
还要一再强调的就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不是说要消除对信息的利用，恰恰相反，是要促进信息化的社会建设。
六、《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将促使我们生产生活中哪些常见的规则和习惯发生改变？
最直观地来说，对老百姓而言，我们的社会生活会更加可靠，不像过去那样没有安全感。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影响最大的就是负责收集个人信息的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等。比如像铁路、民航等各个交通部门都会收集到很多信息，所以对他们而言，了解这部法律很重要，他们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合规性审查。还有像前面提到的APP应用，之前如果用户选择不同意条款，APP就会拒绝提供服务，以后这些情况至少来说是不适当的，甚至有可能会构成违法，法律实施以后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总之这次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好消息。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有可能产生的弊端是挥之不去的，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它的好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个人信息受到损害了，我们也有保护自己的方法，而这个就是法律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共八章七十四条，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适用本法：
（一）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
（二）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
第五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第六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第七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第八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避免因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第九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第十条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第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环境。
第十二条 国家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等互认。
第二章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
（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二）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是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不需取得个人同意。
第十四条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第十五条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个人撤回同意，不影响撤回前基于个人同意已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效力。
第十六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第十七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下列事项：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
（三）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将变更部分告知个人。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方式告知第一款规定事项的，处理规则应当公开，并且便于查阅和保存。
第十八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的，可以不向个人告知前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无法及时向个人告知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紧急情况消除后及时告知。
第十九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
第二十条 两个以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应当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该约定不影响个人向其中任何一个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求行使本法规定的权利。
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与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并对受托人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
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约定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处理个人信息；委托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受托人应当将个人信息返还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予以删除，不得保留。
未经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意，受托人不得转委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
第二十二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因合并、分立、解散、被宣告破产等原因需要转移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接收方应当继续履行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接收方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第二十三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接收方应当在上述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等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接收方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第二十四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
第二十五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公开其处理的个人信息，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第二节 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第二十八条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第二十九条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除本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依照本法规定可以不向个人告知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第三十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规定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者作出其他限制的，从其规定。
第三节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本节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节规定。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有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或者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安全评估可以要求有关部门提供支持与协助。
第三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适用本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
第三章 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
第三十八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因业务等需要，确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
（二）按照国家网信部门的规定经专业机构进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三）按照国家网信部门制定的标准合同与境外接收方订立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条件等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其规定执行。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境外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达到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
第三十九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境外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个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第四十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网信部门规定可以不进行安全评估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处理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关于提供存储于境内个人信息的请求。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信息。
第四十二条 境外的组织、个人从事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或者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国家网信部门可以将其列入限制或者禁止个人信息提供清单，予以公告，并采取限制或者禁止向其提供个人信息等措施。
第四十三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
第四章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
第四十四条 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五条 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有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个人请求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提供。
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
第四十六条 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
个人请求更正、补充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
（一）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
（二）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
（三）个人撤回同意；
（四）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
第四十八条 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其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
第四十九条 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第五十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便捷的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
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第五十一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下列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一）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
（三）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
（四）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五）制定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五十二条 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负责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等进行监督。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将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第五十三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负责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事务，并将有关机构的名称或者代表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第五十四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
（一）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二）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三）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
（四）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五）其他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第五十六条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是否合法、正当、必要；
（二）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安全风险；
（三）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合法、有效并与风险程度相适应。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和处理情况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三年。
第五十七条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个人。通知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信息种类、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的补救措施和个人可以采取的减轻危害的措施；
（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联系方式。
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措施能够有效避免信息泄露、篡改、丢失造成危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不通知个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认为可能造成危害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通知个人。
第五十八条 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平台规则，明确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处理个人信息的规范和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
（三）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
（四）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十九条 接受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受托人，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并协助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本法规定的义务。
第六章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第六十条 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前两款规定的部门统称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第六十一条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履行下列个人信息保护职责：
（一）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指导、监督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二）接受、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投诉、举报；
（三）组织对应用程序等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结果；
（四）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十二条 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依据本法推进下列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一）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则、标准；
（二）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
（三）支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安全、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
（四）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有关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认证服务；
（五）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
第六十三条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关的情况；
（二）查阅、复制当事人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关的合同、记录、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实施现场检查，对涉嫌违法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调查；
（四）检查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关的设备、物品；
对有证据证明是用于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设备、物品，向本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可以查封或者扣押。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六十四条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存在较大风险或者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或者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患。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五条 任何组织、个人有权对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公布接受投诉、举报的联系方式。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第六十七条 有本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示。
第六十八条 国家机关不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九条 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前款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第七十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二条 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的，不适用本法。
法律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档案管理活动中的个人信息处理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七十三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组织、个人。
（二）自动化决策，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分析、评估个人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者经济、健康、信用状况等，并进行决策的活动。
（三）去标识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过程。
（四）匿名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
第七十四条 本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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