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及应对路径

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及应对路径

摘要：疫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且会衍生社会危机，古代社会的重大疫情更是易于形成严峻的社会危机。古代社会的疫情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发生的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多发生在人口密集、社会经济繁荣的地区，直接造成大量的人口减少。古代疫情这一自然特性与当时社会状况结合，非常易于引发社会危机，如物资与医疗资源配置、社会生产基础、社会心理等层面的紧张与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分裂甚至社会动荡。古代国家政权在应对疫情及相关社会危机时的政策核心包括三个层面：有效防控疫情；维护社会稳定、消弭社会风险；掌握疫情防控的主导权、维护政权根基。古代国家政权应对疫情、社会危机的一般路径，是由疫情的自然、社会属性决定的，而导致应对能力、成效等重大差异的，是国家政权本身的活力。

关键词：古代疫情；社会危机；危机治理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疫情是非传统安全中一个古老的议题，这一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受到的重视不同，但从未远离“人的安全”“人类安全”的范畴，且这一威胁每次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袭击人类。古代与当代，都非常重视疫情问题。（一）非传统安全视野中的疫情是一个综合安全概念。安全，在一定意义上指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2014年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2020年2月中国又突出强调生物安全。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绕不开的议题。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强调政治安全，与国土安全或是军事实力没有直接关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被认为是从属于军事安全问题的。[2]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认为，在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产生的安全问题已经与国土安全、军事威胁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同等重要。[3]建构主义则注重从“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4]来分析安全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被丰富。中国学者强调非传统安全的“非战争”“非军事”“非国家中心”等特点，[5]突出与“人”相关的现实问题，[6]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范畴内需要统一、综合[7]。传染病疫情完全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陷入极其严峻的风险状态。当疫情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安全问题领域，就意味着人类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重大拓展。截止2020年2月13日，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以“国家安全”和“传染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关中外文献仅有7篇，而以“国家安全”和“传染病”作为主题进行搜索，有关中外文献仅有54篇。但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参与到卫生议题中。[8]疫情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一系列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明末鼠疫与明帝国灭亡之间的关系，[9]查士丁尼瘟疫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打击等。疫情涉及的安全问题领域包括社会秩序、社会认知、公众健康等，[10]疫情引发的生物安全及其影响体现在经济安全、人口安全、国防安全和政府安全等领域[11]。从安全化角度审视传染病等疫情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国家需要从安全化理论的角度探讨公共卫生机制问题。[12]安全化，就是把此前不属于安全领域的议题引入安全领域，或者从安全视角审视此前非安全领域的一些议题，如将教育议题纳入安全问题之中或从国家安全视角重新审视教育等各种重大问题，还如美国将中美经贸、文化等一切关系安全化并以此来制定对华战略等。（二）古代文献对疫情与安全的多视角认识。古代世界对疫情现象及一般规律有了一些认识。《周礼》提到有专门的医官，其责任包括处理“四时皆有疠疾”；《春秋》记载公元前674年“齐大灾”，《公羊传》解释此大灾即重大疫情。古代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疫情的威胁及某些自然规律，如一些反常的季节现象与疫情的关系：“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果实早成，民殃于疫。”[13]古代的人们认识到，疫情是对人类社会的沉重摧残。公元541年西亚地区的一场疫情中，民众像“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搾干、碾碎，收获的季节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一些村镇的居民甚至死绝”。[14]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场疫情导致田园荒芜、无人耕耘，酒窖洞开、无人问津，奶牛像是无主似的在大街上闲逛，当地十室九空。[15]古代的人们也认识到疫情的普遍性及其防护的重要性。疫情在中国古代史料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疠、时疫、瘟疫等都是表达重大疫情的词语。人类历史上多次惨遭疫情的大面积蔓延、肆虐，古代西方的“黑死病”在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肆虐波及整个西欧。因而，疫情在古代社会就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16]《千金要方》中就很重视对水源和居住环境、个人卫生方面的防疫防护。古代西方认识到“来自瘟疫地区的病人或者死尸、甚至是没有生病者，都可能引发瘟疫”[17]。只有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联系，以战略视角梳理疫情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才能够有效防范在安全领域中形成负面的“蝴蝶效应”。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不时地猖獗泛起的疫情警示着人类：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需要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18]这不仅是2020年全球重大疫情所引发的思考，而且是人类医学通过长期探索认识到“同人类争夺地球的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19]也是古代疫情引发的多重危机给予人类的历史反思。无论是现实的疫情还是历史上的疫情，不仅会推动人类探索新的医疗技术，而且会推动国家、政府在社会领域更好地防范、应对疫情，更好地维护国家与人类的生物安全，不断追求“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20]这一“人的安全”“人类安全”的美好理想。人类历史上多次惨遭病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甚至影响到朝代更替。古代疫病多发，但也相应地酝酿出了许多有效应对措施，其中部分措施特别是社会危机方面的应对举措，至今实用并能够启迪现代社会如何更好地维护生物安全。

二、古代疫情的直接冲击与破坏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疫情，如公元165年发生的安东尼大瘟疫、公元541年发生的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1346年发生的黑死病。[21]这些疫情在古代社会显示了对人类安全的剧烈冲击力与破坏力。（一）扩散的地域广且主要在人口密集、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古代疫情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基数大、流动性强，疫情易于传播。疫情发生的这一特点，在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都很突出。首先，城市是疫情的重灾区。作为国家（政权）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城及其附近人口基数大，故瘟疫多发生在都城附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关于“都城”“都下”“都邑”发生瘟疫及其具体情况的记载较多。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都城及附近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22]中世纪的大瘟疫也突出地发生在大城市，许多大城市人口死亡超过半数以上。[23]其次，古代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地区。如两汉时期的黄河流域，唐宋时期的江浙及淮南地区，明清时期的湖广地区、江西、山东、陕西等地，都是疫情发生的重灾区。这些地区正是人口密集、社会交流密切的地区。中世纪欧洲的疫情也主要发生人口密集、经济社会交往繁荣的地区。（二）疫情持续时间长、多有反复且发生频率高。由于医疗手段、社会与政府的管控能力、地区间合作等方面的限制，古代社会的疫情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查士丁尼大瘟疫持续半个世纪；明末一次大规模鼠疫持续11年，直至明朝灭亡。古代社会的疫情多有反复且发生频率高。如“中世纪大瘟疫”从14世纪中叶起反复发作，持续了近300年，在15世纪约每隔10年左右就会复发。[24]希腊城邦时期的雅典大瘟疫持续了两年，且时隔不久又爆发了一次。两汉时期平均每11.18年就会爆发一次瘟疫[25]；唐朝诗歌对疫情的描述贯穿于唐朝289年的历史[26]；明朝平均1.77年流行一次瘟疫[27]。所有这些都突出地显示了古代疫情反复发作、长期持续的特点。（三）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疫，民皆疫也”[28]，“皆疫”二字表明古代疫情的传染性和死亡率是极高的。如468年10月，中国北方豫州地区发生的一次疫情导致14.5万人死亡。[29]1444年冬季发生在绍兴、宁波、台州的疫情在一个冬季就导致3万多人死亡。[30]查士丁尼大瘟疫波及地中海周边诸多区域地区，高发时段每天死亡万人以上。[31]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尸体堆积街头，幸存者甚少，以致掩埋死者都甚艰难[32]。十四世纪中叶英国伦敦的一次鼠疫导致1/3的人口死亡。[33]

三、古代社会对疫情管控的主要措施

（一）预防发生与防护控制相结合及应急报告制度。古代有“治未病”的控防结合理念，我国战国时期和西方古罗马时期都将疏通城市水道视为预防疫情的重要举措。我国殷商时期曾用刑罚惩处向街道乱倒垃圾之人[34]；宋代认识到“疫之所兴，或沟渠不泄，畜其秽恶，熏蒸而成者”，[35]并在城市中设有专人来收取、清理日常生活垃圾和粪便；清代晚期出现了海港检验检疫制度。当然，总的来说，古代社会的疫情预防能力非常薄弱，疫情发生之初的警示、防护等举措便成为防范疫情扩散的第一道屏障，并逐步演变成为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秦汉时期就已出现疫情报告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要求在疫情早期就实施隔离。[36]明洪武年间发布过关于灾情奏报的规定：灾伤去处、有司不奏…有司极刑不饶[37]。此后，这一制度被不断完善、强化，要求对疫情受灾“顷亩分数”等“明确具奏，毋得先行泛报”、及时奏报。[38]疫病发生之初的及时报告制度，有利于国家政府及时有效地展开防控行动，增强应对措施的及时性、有效性，因而成为一项基本制度。（二）疫情期间的医疗防护举措。我国古代有制度规定，疫情期间政府的医疗机构应当向民众开放。宋代官方医疗机构中的一些部门（如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等）就有在疫情期间为民间提供医药资源的职能[39]。明朝建立之初，政府设有地方医疗机构———惠民药局，府、州县设有专业医疗人员，在疫情等灾情中面向普通民众特别是“贫病者”“给之医药”[40]。中央政府向疫情严重地区遣医送药，也是一项普遍性政策。隋唐时期就有类似制度，如唐太宗时期，政府在疫情发生后会非常及时地向灾区遣派医护人员。[41]到了宋代，这一制度更加规范化、固定化。[42]1642年（明末），中国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瘟疫的著作《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字又可）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心的医生，他经常深入疫情流行地区，一方面救治民众、一方面研究疫情传染病。《温疫论》在病理分析上有重大突破，它将疫情中的病情与其他热性病进行区别，重视机体抗病功能，并认识到空气接触、口鼻传染等传染途径，首次将疫情传染的病因与外科感染疫病视为同一范畴。正是由于《瘟疫论》在病理认识上的突破，催生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此外，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明代的《痘诊心得》中也有关于疫情防治的专门论述。（三）有组织的隔离及制度。由于疫情传染的特性，隔离处置成为一个关键性环节、基本手段，古代社会世界各地都重视这一举措。在中国，这一举措经历了从观念到制度的过程。先秦时期就认识到身患疾病就不能与人交往，以防止传染他人。[43]秦代法令中有对传染病患者（包括罪犯）实施隔离的规定。[44]西汉时期，如“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45]隔离安置措施逐步制度化、完备化。到了清代，相关规定被进一步具体化，要求隔离者远离京城20里路以外[46]。古代疫情期间，多安排专人收集、掩埋尸体，以隔绝疫情传播，这既是防范疫情的需要，也是让死者“毋使暴露”[47]。宋代的“漏泽园”是政府出资专门为疾病或者贫穷者设立的公共墓地，当疫情发生时，漏泽园便成为疫情尸体的掩埋地，此举能够有效防范尸体传播疫情。中世纪大瘟疫时，英国对葬礼时间及疫情家庭隔离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48]，对疫情严重地区（如东部郊区）也实行区域性强制隔离[49]，规定疫区的人不能远离疫区[50]。《十日谈》中的十位青年男女就是因佛罗伦萨流行瘟疫而进行了自我隔离。

四、古代疫情衍生的社会危机

疫情的发生及其扩散，会对社会、国家（政权）形成全面挑战，会在医疗水平、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等层面充分暴露各种问题与紧张关系。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疫情都是对社会关系的严峻挑战。（一）冲击医疗资源、物资等管控能力。古代社会的医疗资源，与现代社会相比是非常紧张的。资源越是有限，其社会组织能力越是易于产生、暴露流弊。在我国古代，每当疫情发生时，皇权与权贵往往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用于统治阶层，其出发点是保证皇权的核心力量、保持政府的运作。虽然这对于稳定政权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但因用于民众的医疗资源太少，政权的社会基础会被严重削弱。显然，面对疫情，古代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在组织化有序分配中是很难平衡的。食物（有时还包括衣物）资源，在疫情中与医疗资源是同等紧迫、重要的资源。疫情一旦持续时间较长，古代社会中的食物供给就可能崩溃，这在古代疫情中是常见的。政权防控疫情的一个要务或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管控好食物资源。古代疫情中，政权的有效运转也会遇到重大挑战，如“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以至于“王者宫省空矣”[51]。而更严重的是，政权的腐败以及政权最薄弱的环节，往往会在疫情中加倍地暴露。（二）疫情与其他灾害并发全面引发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往往与自然灾害相关联。“大灾之后，必有大疫。”[52]如公元291年7月，秦、雍二州旱灾之后产生了疫情[53]；公元330年，“夏五月，旱，饥且疫”[54]。在自然灾害与疫情形成的灾害链中，农业恢复往往很迟缓，人口大批减少，疫情后民众在体质、心理方面也比较脆弱。“民必疾疫，又随以丧。”[55]疫情往往会导致“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56]，使大量人口死亡、农业衰退、社会危机风险急剧上升。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医疗设备较为完善的当今社会，大型的瘟疫或者传染病都会给一国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隔离、经济运转的停滞等都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拜占庭六世纪的大瘟疫就曾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基础设施被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3500万金索利迪。灾害相连，会对社会秩序形成巨大冲击。（三）社会心理与社会认同危机。唐朝诗歌中有“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的疫病灾情描写。疫情直接关乎生死，直接冲击心理安全，民众很容易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如“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57]。再加之疫情隔离、争夺有限资源等方面的压力等，人们会感到绝望甚至崩溃、会感到“没有人能够逃避疾病的侵染”[58]。因此，人们在疫情中会疯狂地“四处寻找上帝的惩罚”[59]，如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疫情中常常被谣言中伤，成为被迫害及虐杀的对象。宋代江南经常发生严重疫情，民众在疫情中往往向鬼神“求助”，甚至不信医疗而信鬼神，进而影响疫情的有效应对，使得政府不得不专门出台禁止巫蛊之术的政策。[60]疫情中的人们安全感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宗教安抚吸引，甚至正常社会秩序也因此而会受到影响。（四）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疫情持续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严峻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如思想与认同危机、流民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等。疫情等灾害在古代社会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灾难,有时远甚于阶级、阶层的对立与剥削。而疫情等自然灾害与阶级对立（剥削）会相辅而行、互为作用，将疫情灾害扩大化。[61]疫情及其防控进程中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思想冲击波。如黑死病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曾动摇了民众对宗教救赎的信仰，助长了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的兴起，助长了思想解放———人们寻求对苦难的新的解读。在我国疫情中也往往会出现宗教观念、意识的强化，这对世俗政权构成了挑战。疫情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流民，而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产生及长期存在会成为社会安全甚至是政权安全的重大难题。[62]如疫情的蔓延、持续曾是英国16—17世纪流民产生的重要原因。[63]流民是一种失范现象及行为[64]，因为脱离社会整合、脱离原有的社会角色，成为游离于社会管控（如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群体，使得流民群体中弥漫着排斥情绪的隔离型、消极心态[65]。大批流民的长期存在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准备了条件。[66]虽然流民社会危机直接演化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流民的存在会成为社会危机的“助燃剂”。疫情会影响国家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军队战斗力，如战争的国内经济基础、[67]兵员与供给、士气等。[68]如英法百年战争就因疫情而被迫暂停。战乱持续、朝代更替的东汉末年、明末清初，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时期。由此可见，古代疫情与国家政权安全之间有着直接关联。

五、古代应对社会危机的举措

每当疫情来临时，古代政权（国家）会面临医疗与物质资源不足、社会与政治资源衰减、社会治理能力脆弱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古代国家政权以民生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稳定、政权稳固为目标，通过化解、遏制社会危机来维护政权安全，其核心是推行“仁政”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开仓赈济灾民，维持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除医疗救助外，为灾民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也是疫情中一项最基本的政权（国家）行为。我国隋唐时期就已形成疫情中开仓赈济的固定制度；金朝疫情期间的“粥厂”在时间与空间场所上都被固定化，这奠定了后世的“粥厂”赈济制度；[69]宋代在疫情期间的赈济，既有政府开仓行为，也有得到政府支持的地方“义仓”；明朝的“粥厂”赈济制度在管理方面更为严格，且扩大了救济范围，救济对象既包括疫情灾民也包括贫困疾苦者。[70]古代社会疫情中的食物救济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71]统治者从“仁政”思维出发，通过“勿绝廪”保持食物的基本救济、通过“存恤抚循”以达到“称吾意”的社会秩序。公元275年，西晋都城洛阳发生重大疫情，城中民众死者过半，政府便在救济措施中增加了向疫区地方“赐丝”的内容。疫情中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温饱供应，是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72]可以快速安抚疫区民众的恐慌情绪。（二）减税免赋、促进经济恢复，维护民生基础。赋税沉重是古代农民抛弃土地的突出原因，[73]而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古代中国的农本经济结构就会瓦解。因此，减免赋税是古代中国疫情后促进经济恢复、稳定社会的一个基本举措。疫情会导致社会劳动力严重衰败，正常状态下的赋税政策及标准远远超出民众的承受范围。中国古代普遍采取这一举措。如汉宣帝曾在一次重大疫情后诏令“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74]。公元前48年，“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汉元帝诏令“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75]，将减免赋税扩大到增加农民的一些耕作权。明太祖曾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凡四方水旱辄免税。”[76]清代在疫情中减免赋税的力度有所加大，如1667年甘肃发生大范围的疫情时，康熙皇帝将“田赋丁银并免”[77]。减免租税的方法，古代西方社会在疫情处置中也会采用。伦敦大瘟疫时国王就曾下令减免赋税。[78]减免赋税关乎民生，也关乎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成为古代社会在疫情后恢复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举措。（三）安置民众，恢复社会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疫情中的救济是临时性的，疫情之后要迅速恢复被疫情扰乱的社会秩序，推动营造和谐宽松而又有凝聚力、充满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社会关系与氛围。疫情后的社会秩序恢复需要解决一些核心议题，这些议题多与“人”有关。首先是安置疫情中流离失所、丧失家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如中世纪英国，就曾由政府出面为疫情中流离失所的大量儿童寻找监护人。赤壁之战曾伴随着一场重大疫情，疫情后曹操特别重视老年人、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注重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79]其次是增加劳动力。重大疫情后增加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突出议题。其基本举措包括：一是增加人口。古代社会十分重视人口增长，而疫情后会更加积极鼓励生育。二是大赦。被赦免、减轻刑罚的人能够迅速转化为劳动力。三是放松对人员流动的管控，包括放松对地主豪强收容“奴婢”“仆从”、扩张势力的管控，其核心是增加人口自主谋生的机会，保存劳动力。四是国家（政权）在疫情中也会停止一些大型工程，将劳动力集中在农田。再次是安置流民。对疫情中产生的流民进行妥善安置，既是增加社会劳动力的需要，也是化解社会、政治风险的需要。无论是就地安置、回乡安置、迁移第三地安置，都能够增加社会劳动力，也能够强化对人口的管控。[80]英国曾在对流民的管控中采取了极刑，在“英王亨利八世就曾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81]其目的是将劳动力固定在某一地区、某一领域。（四）通过强化管控力度凸显政权的主导力及形象。面对疫情中的社会危机，古代国家政权一方面积极、有效控制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一方面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化”分配，以凸显政权的主导性、主导能力、主导形象。其核心目的是消弭不利于政权的社会因素，强化政权的治理能力，增强政权的社会基础。1.政府的医疗应对及在医疗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疫情的医疗救治中，皇权会特别重视统治阶层，但也会较为积极地救治贫民，包括边疆地区民众、囚徒等。这一做法体现了民本思想，也能够增强政府的社会基础、全民政府的社会形象。政权（国家）对医疗资源有力管控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迅疾动员有效资源以应对疫情。古代中国的政权牢牢控制着医学研究与医疗资源，在疫情中统一协调全国的医疗资源包括统筹安排医疗机构实施救治；疫情过后，或者王朝兴替时，政府往往会强化医学经验的总结。如北宋时政府支持刊印《四时摄生论》《集验方》等医学书籍并面向民众发布，这对疫情预防和处置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培养医学人才、储备大量的疫情防控专业力量，是古代政权的一项基本政策。古代中国的医学人才大多为政权所控制。“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82]南朝宋政权开始创办官办医科学校、北魏也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医学机构[83]。中世纪黑死病疫情中，政府推动的城市公共卫生“第一次卫生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药品及其发展在中国古代也受政权（国家）的管制。2.引导、管控社会力量参与疫情救助，并避免社会力量膨胀失控在疫情等灾害防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义仓，源自于公元585年隋朝时期，自创设之日起，义仓就必须接受官府领导，“委社司，执帐检校”[84]。之后历代义仓制度都遵循接受官府领导的基本原则。清代各州、县义仓有统一的规定。[85]这一原则，意在强化政府主导，避免形成游离于政府之外的重大社会力量。疫情期间，宗教组织与力量会比较积极地投入疫情防控，包括医疗救护、隔离及掩埋、增强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心理安抚等。[86]宗教组织与力量在疫情救治的同时也会有效吸引民众的信任，一些具有野心的宗教力量可能会趁机兴起、谋取重大政治目标，中国历史上一些起义、**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中世纪疫情中基督教教士将行医与传教结合起来，其势力强大后，罗马皇帝不得不对其采取怀柔政策。[87]古代中国政权在引导、管控宗教力量参与疫情救治、防控的政策一般包括：一是禁绝将医疗活动神秘化、巫术化。如宋代就严厉禁止巫医活动[88]。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巫医会与政权争夺民众，且巫医活动本身也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二是有序引导宗教力量参与疫情救助，并将其活动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一般以政府、皇权的名义赋予寺院相关活动以合法性并加以节制。三是在疫情中、疫情后主导“祈天”活动，强化皇权的“天意”及合法化。“昨者郡家……为之举行祈禳之典，民间感激……真仁侯也。”[89]古代皇权通过疫情的斋戒祈祷，将民间舆论走向掌握在手中，还通过“罪己诏”上达天听、下达民心[90]。3.以法令权威强化治理疫情发生后，古代中国政权往往以诏令的形式将各项政策法律化，诏令成为古代中国疫情防控的重要法律手段。诏令能够体现政权的最高权威性，最大程度地保障疫情防控中各项举措的推进、特别是紧急状态下应急举措的落实，虽在实际中有临时性、针对性、具体性的特点，但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强。诏令还会将一些政策制度化，如在疫灾的及时上报、层层上报制度中，规定各级官员需要承担明确的责任，并设有较为明确的问责条例和相关督察机制。中国古代以法律形式规范抗击、防控疫病的历史也很久。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关于传染性疾病预防、疫情报告等规定；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商时期曾对向街道倾倒垃圾者施以刑罚，以免造成疫情传播。在古代中国综合性的法律中，零散地有一些关于疫情防控的内容。16世纪英国鼠疫时，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没有特许不得放任何…出境，如有违者，立即逮捕，所有财物一律充公”，[91]以实施严格的疫情隔离措施。这一法令与规范劳动力不得随意流动、保障劳动力资源的《劳工法令》相结合，[92]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后来英国的《政令大全》逐步完善，成为防疫减灾的重要法律基础。[93]六、结语：一般共性中何以产生差异古代世界疫情衍生的社会危机及路径，古代世界国家政权的应对重点（环节），都具有一般共性。但是，古代世界的疫情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导致了差异巨大的后果。如东汉末年、明朝末年的疫情，都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国家政权的覆灭；但其随后出现的局面大有不同，东汉末年出现了长期战乱，而明朝之后很快出现了统一的王朝。唐朝在太宗、武则天时期都出现过疫情，明朝初年也有重大疫情，但其对社会的冲击远没有东汉末年、明朝末年那么严重。明朝末年的疫情及社会危机导致了朝代更替。英国16—17世纪的疫情及社会危机推动了时代变化，而14世纪欧洲的疫情则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推动因素。古代疫情管控的一般路径中，差异（包括行为、结果）何以形成？其关键因素是国家政权的活力。面对疫情及社会危机的挑战，由国家政权活力差异所决定的应对能力差异，会导致疫情的走势及其结局的巨大差异。历史，不会只发生在过去、不会只发生在他人（者），[94]疫情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并深刻反映了时代特征、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政权应对疫情及社会危机的能力特征。疫情过后人类终将实现新的进步，[95]但疫情冲击、挑战着人类的文明，不仅有疫情中的道德考验[96]以及人情冷漠、社会失范的考验，[97]更有国家、国际社会、人类整体的应对疫情、推进文明进步能力的考验。如果人类文明的进步仅仅能够诱发疫情,[98]而非更好地防范、防控、处置疫情，人类就只能在灾难中打转转。中国古代在疫情等危机处置中特别强调“控制主体的贤能”[99]，因为这是国家政权活力的一个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