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答辩选题：如何看待雄安新区的建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第一篇：时事答辩选题：如何看待雄安新区的建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题目：如何看待雄安新区的建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答辩时间：5分钟

作为5分钟内容 1.要点

2.不要有创新，把已经阅读背诵的资料，讲一讲要点可以了 3.提纲要清除

4.1秒3个字，5分钟800~1000字

第二篇：关于建立雄安新区的调查问卷

关于建立雄安新区的调查问卷

据新华社4月1日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县、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未来承担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作用，雄安新区一出世，就被定位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之计、国家大事”。

1.您的性别 [单选题] [必答题] ○ 女

○ 男

2.您是否了解雄安新区的建立 [单选题] [必答题] ○ 是

○ 否

3.您从那些途径了解的？ [单选题] [必答题] ○ 新闻、报纸

○ 微博、微信等

○ 听他人说

○ 其他途径

4.您是否看好雄安新区的未来建设？ [单选题] [必答题] ○ 看好

○ 不太看好

5.您认为为什么建立雄安新区？ [多选题] [必答题] □ 京津两地过于“肥胖”、大城市病突出

□ 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质量和水平

□ 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及空间结构

□ 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6.您觉得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单选题] [必答题] ○ 利大于弊

○ 弊大于利

7.您觉得雄安新区的建立是否有利于中国城市职能的转变？ [单选题] [必答题] ○ 有利于

○ 不利于

8.您觉得雄安新区的建设对您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单选题] [必答题] ○ 有

○ 没有

9.您认为选择雄安新区的理由有哪些？ [多选题] [必答题] □ 交通便捷

□ 环境优美

□ 人口密度低

□ 开发程度低

□ 发展空间充裕

10.如有机会，您是否考虑去新区发展？ [单选题] [必答题] ○ 会

○ 不会

11.您认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应优先发展那些产业？ [单选题] [必答题] ○ 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

○ 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 培育新功能

○ 其他产业

12.您认为雄安新区的主导功能将集中那几个方面？ [多选题] [必答题] □ 部分国家行政功能

□ 文化功能

□ 科技创新功能 □ 国际交往功能

□ 其他功能

第三篇：雄安新区建立背景下教育现状及发展分析选题依据及意义（范文）

雄安新区建立背景下教育现状及发展分析选题依据及意义

选题依据

建立雄安新区的意义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的定位是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同时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城市.雄安新区的设立，对其教育事业既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改革和发展机遇。

雄安新区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可能会因经济重组、城乡交融、居民动迁、人员流动等一系列区域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受教育人数激增、流动人员子女入学难、城乡差别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传统教育结构与现代城市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问题。

选题意义

雄安新区教育现状未来雄安新区的教育应该是与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相适应的“新教育”。通过对雄安新区教育的现状调查，加强教育科学规划、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构建适应新区发展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大力发展教育产业等建议，助力雄安新区的开发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继尧.中国教育现状及思考[J].神州（上旬刊）,2017,(13):147.[2]肖阅文, 王明宇.浅谈在线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J].中国商论,2017,(18):176-177.[3]王素丹, 朱磊, 王大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雄安新区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科技风,2017,(23):8.[4]姜小丽.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有效思考[J].中国科技投资,2017,(31):368.[5]张强.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基于服务雄安新区的视域[J].职教论坛,2017,(19):66-70.[6]殷凤, 程小华.校际合作,扩大优质资源的规模效益——以浦东新区教育均衡发展探索实践为例[J].基础教育研究,2013,(9):3-5.[7]赵惠娟, 胥佳慧, 蔡禹龙.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7,(24):61-65.[8]邵婧博.中国教育现状及思考[J].才智,2016,(16):31.[9]毕栋栋.论中国教育现状与发展[J].中国外资（下半月）,2013,(11):256-256.[10]乔彬.中国教育现状与原因分析[J].教育界,2015,(22):8-8.

第四篇：梁陈方案与雄安新区论文

对“梁陈方案”与雄安新区的共同思考

摘要：本文分析同为疏散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区与“梁陈方案”，思考和评价两个思想方案的不同，研究前者成功，后者失败的原因，并总结经验，分析雄安新区对北京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影响

关键词：“梁陈方案”；雄安新区；京津冀

4月1日，清明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消息。央视播发的新闻表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标志，浦东新区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开放的产物。雄安新区的建设被比喻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其历史定位将超越深圳和浦东。不仅显示出雄安新区分量之重，而且给社会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和解读空间。与此同时，这也让人们掀起了对建国初期时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的激烈讨论。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未来中国发展的引擎，就是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深圳经济特区，带动了珠三角发展；上海浦东新区，带动了长三角发展；而“首都北京”，过去被赋予了各种功能，不但没能带着津冀发展，反而由于虹吸效应，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发展条件严重恶化——交通拥堵、雾霾锁城、房价居高不下。十八大后，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两项战略举措，其一是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即北京市搬到通州；其二就是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二者将形成“首都北京”新的两翼。这就是说：我们的“首都北京”，先从行政层面，建一个“北京市”；再从产业层面，建一个“雄安新区”。剩下的部分，就是专注首都功能的中央政务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雄安新区”就是把“首都北京”过去吃进去但又消化不良的“非首都功能”放在河北，打造京津冀城市群的引擎。

“梁陈方案”再次被翻出，重回历史，总结原因

由于雄安新区的提出，使得“梁陈方案”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两个方案同是疏解首都的功能，但是“梁陈方案”在建国初期是被否定的，而现在却实行了一个跟“梁陈方案”起着共同作用的方案，对此，大家众说纷纭。

建国初期，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

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们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而当时同为被邀请参加首都规划的苏联专家则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最后被当时的政府采纳。而“梁陈方案”方案十分合理但还是没有被实施，究其原因，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方案自身成本原因，而另一部分则是政治背景上的原因。在我看来，“梁陈方案”的规划理念和思想无疑是先进的，运用了当时西方最热门的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但是当时“梁陈方案”只落脚于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方面，缺少了对领导人人心、当时经济实力和历史背景的综合考量，因此“梁陈方案”从经济上需要的资金是要大于苏联专家的方案的，建新城的费用要远比拆迁费用更高；从对领导人人心的考量和历史背景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自古以来，最高领导人或者机构都是安置在北京皇城这一片区，于是这一片区在中国人心中代表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因此，新中国领导机构想要坐落在古往今来权利的最高地是人之常情；同时在历史背景上，当时战争刚结束，全国百废待新，推翻了以前的旧政府和旧思想，人们去旧革新的想法很浓厚，对于旧城的拆除与北京城的改造起着推动作用；另外采用苏联专家的方案还有可能与当时苏联在世界的地位有关。

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梁陈方案”尘封历史长河，虽说“梁陈方案”是十分科学合理的，但试想如果当时方案真的被实施了，如今的北京城又会如何？

我认为，在一方面，如果“梁陈方案”得到实施，会很好地保护了北京城的古城墙等遗址；但是北京如今的现状不是因为“梁陈方案”没有得到实施而造成的，比如它的交通、环境等各种病症，这些“大城市病”是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建国后，北京产生了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导致空间的变化，第一个是“大跃进”时期，开始修十大工程，大概有六七个都在城中心内，特别急剧地改变了古城的格局；第二个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把规划资料烧掉，把私有产权的地契、房契都烧掉了，这使得以后恢复产权变得不可能，城市管理瘫痪了很多年；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运动经济能力还是有限的，还不足以撑破整个古城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大的地产商进驻，在旧城里面修，规划大的房子、道路，这才导致了北京的混乱。那么再回到“梁陈方案”，里面完全没有那么清晰的逻辑。如果当年方案实施了，先不说它有多大实施的可能性，实施了的话，可以疏散旧城的密度，但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比如政治运动、城市规划的失控、地产商摆脱城市规划的条理，在我看来“梁陈方案”也是无法解决的，因此现在的北京是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

在保护古城完整性方面，“梁陈方案”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这同时也是梁思成规划思想的体现，当然，“梁陈方案”也不仅仅是保护古城，“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以前北京城根据《周礼.考工记》兴建，如今以此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到来，早已不能满足现在城市的生存模式，“梁陈方案”运用了芬兰学者埃列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二战后，西方纷纷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伦敦规划和大巴黎规划，这个理论很好的为过度膨胀地大城市，有效地疏散了不必要功能。

结语：“梁陈方案”已成过去，雄安正在进行。

不管历史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着眼未来，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依托国情的基础上，着眼未来，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探讨而总结出来的，可以说在一个新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再次实行了另外一个“梁陈”方案，同为疏解首都的功能，但是雄安新区顺应了历史的脚步，解决了“梁陈方案”没有考虑到的时代背景等主观问题，国家强大了，社会发展了，雄安新区的提出合理地减轻了首都的各类问题。

随着北京的不断发展，城市不断膨胀，在京津冀城市群，天津的不愠不火，河北的相对落后，北京的繁华并没有带动周边的发展，反而产生了虹吸效应，不断使得资源流入北京，不仅影响了周边的发展，还给北京带来了严重“大城市病”。雄安新区设立，是要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并使得雄安新区成为另一个高速发展点，平衡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减轻甚至抵消首都的虹吸效应，使得地区资源得到均衡，同时也能减轻北京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北京也可以再向立体发展，加强开发强度，增加建筑密度，使土地利用率再次提高。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梁陈方案与北京》：《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2】 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梁陈方案”的不具可行性

第五篇：雄安新区历史沿革与区位优势探析

雄安新区历史沿革与区位优势探析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并称这一重要举措为“千年大计”。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明确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本文不揣浅陋，试对雄安三县历史沿革、地域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略作钩沉及探讨。

一、雄县历史沿革钩沉

（一）燕国最早临易水建临易，后为燕南赵北之地雄县很早就有华夏先民的活动足迹。西周建立后，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奭长子燕侯克代封。春秋时期，燕桓侯（公元前698年—公元前691年在位）即位之初，山戎强大，南下侵袭，燕桓侯被迫迁都。《史记集解》引《世本》云：“桓侯徙临易。”[1]1551“临易”之名，取濒临易水之意，这是雄县最早的名称。治所在今容城古贤村一带（一说在南阳村“燕国城”遗址一带），即所谓“易别都”。考古显示，燕襄公（公元前657年—公元前618年）在位期间，将都城从临易迁回蓟城[2]13-14，此后临易为燕国易邑。之后迫于山戎侵袭，燕前文公（公元前554年—公元前549年）再次迁都至“易”，《水经注·卷十一·易水》：“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3]235战国时期，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易地属赵国[4]595。公元前295年沙丘之乱后，赵室衰弱，惠文王五年（公元前294），“与燕鄚、易”[1]1816。此“易”地，当即临易。可知其曾一度归赵，后又重新回归燕国。此后，燕王喜十二年（公元前243），“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今徐水西北）、方城（今廊坊固安）”[1]1560。易邑恰在两地之间，雄县再次纳入赵国版图。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秦军在易水破燕，县境纳入秦国版图[4]595。

（二）秦汉统一之后分别建易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为四十郡），在雄县之地建易县，治所仍在“易别都”处，先属广阳郡，后属上谷郡。汉五年（公元前202），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九月，击灭臧荼，“破之易下。”《正义》引《括地志》：“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临易是也。”[1]2069刘邦封卢绾为燕王，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改上谷郡为燕国，分置涿郡，易县属涿郡[4]1578[5]27（今河北涿州一带），治所仍在古贤村，即燕之易邑。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易县改属河间国。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卢绾之孙卢他之以东胡王身份降汉，被封为亚谷侯[1]2639，今雄县城内有亚古城村，是为亚谷城旧址，《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引《城冢记》认为，汉景帝封卢他之就在此地（一说在安新县三台镇），这应是在今雄县县城建城的开始。东汉时，易县仍属涿郡，汉和帝永元二年（90）改为河间国[6]3436。

（三）公孙瓒筑易京城东汉末期，公孙瓒于雄县筑易京城（治所在今容城南阳、暂村一带）。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公孙瓒杀幽州刺史刘虞，尽占幽州之地。此前有童谣说：“燕南陲，趟北际，中间刚好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6]2362公孙瓒认为说的就是易京之地，随即迁至，修营垒，筑楼观数十重，临易水，通辽海，成为魏晋时军事重镇[6]2363。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袁绍派遣部将麹义与刘虞之从事鲜于辅合兵,率十万之众攻打公孙瓒，公孙瓒数败，只得退还易京固守并“开置屯田，稍得自支”。之后，“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重”[6]2363。汉献帝建安三年（198），袁绍大举进攻公孙瓒。次年，易京城破，公孙瓒自杀而亡，易京城遭到破坏，但规模尚存。易京城被彻底毁灭，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319年，石勒命令大将孔苌趁段匹 固守穷城之际，“讨平幽州诸郡”[7]2729。建武四年（338），东晋所封的幽州刺史段辽袭后赵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同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征辽西归来时，路过易京，看到城池的规模和坚固程度，十分厌恶，以为非吉祥之兆，遂派两万士兵加以毁坏，城壁被夷平，从此易京城在雄县境内彻底消失[3]234。

（四）三国时期建易城县，南北朝时期“易”之名消失三国时期，雄县之地为曹魏之易县，后更名易城县，治所在今容城县古贤村（旧名古县）以北，属河间郡。曹操为统一北方，于建安十二年（207）秋，开始远征乌桓的作战，路过易县时，采纳郭嘉建言，“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8]434。西晋时仍作易城县，属河间国[7]424。东晋仍之。治所在今雄县西北容城县境内的古贤村。北魏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后燕辽西太守以涿郡属魏，魏复故名易县，改属高阳郡”[9]28。东魏沿袭北魏易县置，又改名曰易城县，治所仍在今容城县境内的古贤村。北齐天宝七年（556），废易县入莫县（今任丘市北），属高阳郡[9]28。从此，“易”作为县名在雄县历史上基本消失，当它再次出现时，已经迁移到今天雄县的西北方向百余里之外。

（五）唐初到五代设归义县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析固安县及莫县原易县属地，置归义县[9]29，属北义州，县治于州中，治所在今雄县县城西北15.4公里容城县王路村北。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州县俱废，入河北道。贞观八年（634）复置归义县，属幽州[10]1517。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改属莫州，同年还属幽州[10]1020；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属范阳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又还属幽州；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改属涿州[9]29。五代时期，后梁乾化元年（911）归义县入燕，属涿州；乾化四年（914），后唐灭燕，归义县入后唐，仍属涿州[5]597。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归义县随入辽，属涿州。

（六）后周及北宋建雄州，“雄”字首次作为雄县地名出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世宗亲征伐辽，收复瀛、鄚二州，取瓦桥关（唐末五代初建，旧址在今雄县城关）。瓦桥关和霸州益津关、瀛州高阳关相犄角，控扼幽蓟，为当时军事重地。周世宗移县治于瓦桥关，建雄州，“以其地南邻易水，北有拒马河，所谓当九河之末，控扼幽蓟，为军事重地”[11]1663，治所在今雄州镇，戍重兵，“雄之名自此始”[9]30，“雄”字第一次出现在雄县的大地上。之所以命名雄州，其一，是为了与霸州相呼应，取威烈之意，以彰武功，震慑辽邦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大雄山”下注：“县治西南二里。高峙数十丈，峰顶平广。一名望山，以其标领群岫，为众望也。其左翼为小雄山，奇峰牙列，石罅甘泉出焉。五代周置雄州，盖因山为名。”按此说有误，《雄县乡土志》载大雄山本北宋景德初年，黄湾河（易水支流，早已废），自南经此东入瓦济河，当时雄知州李允则积土为土山，以捍冲刷而成。可知雄州在前，大雄山在后，山因雄州而得名。其二，是形容地势险要，雄州瓦桥关是南北必经之路，兵家必争之地。其三，表达了周世宗胸怀壮志，统一中国雄霸天下之义。从此，唐所置归义县以白沟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县，南归义先属后周，次年即960年，归北宋，仍属雄州。北归义则隶属辽之涿州。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为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雄州之归义县改归信，以雄州之新镇（今属廊坊文安县）置平戍军。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使曹利用与契丹于今雄县狄夏台(今雄县龙湾镇狄头村）定和议，遂以白沟河为宋辽分界，县境亦以白沟河为界而分为南北。南为宋之归信，属雄州；北为辽之归义，属涿州[12]2124。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以雄州在易水之北，赐名易昜郡，属河北东路。这是“易”字最后一次在雄县地名历史上出现。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金灭辽，涿州辽将郭药师降宋，北宋收复涿州后仍置归义，于是归义、归信两县并存。金太宗天会三年，即北宋宣和七年（1125）郭药师叛宋投金，归义为金土，属涿州。靖康之初，宋之归信陷于金，金后将归义并入归信，仍隶属雄州，为州治所在地。天会七年（1129）在雄州置永定军[13]576，增领保定（今文安新镇），隶河北东路。金贞元二年（1154）改隶中都路。

（七）元代雄州开始隶属保定元初太祖年间，雄州领归信（州治所在）、容城、保定（今文安新镇），先隶燕京路，后改隶顺天路。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废雄州，至元四年（1267），归信县并入容城县。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雄州、归信县同时复置，县仍治于州中，雄州属大都路，二十三年（1286）改属保定路，雄县与保定的隶属关系由此开始[14]1355。

（八）明代始称雄县，延续至今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七月，废归信县入雄州，属保定府。七年（1374）四月降雄州为雄县[15]889，雄县始得名于此，属保定府。同年容城县并入雄县。此后，虽然隶属多经变更，但“雄县”之名未改。洪武十三年（1380）一月复置容城县。清军入关后，顺治元年起（1644）继续沿用明置，雄县仍隶属保定府。1913年2月雄县改属范阳道，1914年改属保定道，1928年直隶省改河北省,属河北省保定道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雄县区划几经更迭。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投降，废联合县，恢复雄县单县建制，再次组建县政府，属冀中第十专区[5]13。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雄县属天津专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雄县改属保定专区。1958年10月2日雄县、新城、涿县和涞水县东部地区合并，称涿县。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县政府改称）驻地高碑店，属保定专区。1960年5月3日专区与市合并，改属保定市。1961年4月28日析置雄县，同年专区与市分置，属保定专区。1970年4月26日专区改为地区，该县属保定地区。1994年，保定地市合并，雄县属保定市。2017年4月1日，雄县划归雄安新区。

二、容城历史沿革钩沉

（一）容城早在战国时期即设置“县”级行政单位容城之得名，始于战国时期燕国。考古出土的战国燕系大量带“都”字的官印可证，“都”为燕国地方行政设置，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战国时期燕系玺印有“容城都□□左”[16]32，1984年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盆有“容成”戳印文[17]，可知容城早在战国燕国时期即已得名，并成为“县”级行政单位。

（二）秦代正式设置“容城县”秦朝建立之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实行郡县制，置容城县，属广阳郡。考古显示，秦代确已设立容城县。20世纪90年代，河南出土一枚“容成”钱，孙仲汇从钱文书体风格和历史特征等角度考之为“汉武帝行五铢之前物”，“战国末年，秦有长安君铸‘长安’钱及文信侯吕不韦铸‘文信’钱、性质和容成钱同”[18]47，后晓荣先生进一步指出：“‘容成”钱也应为秦某封君铸币”，容成为地名，古代“成”“城”相通，“容成”即“容城”，“秦置容城县，西汉因之置县”[19]。

（三）汉代容城县隶属于涿郡汉代仍置容城县，隶属于涿郡[6]1578，治所在今城子村一带。汉初，“高帝封赵将夕为侯邑”。《史记》载，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以匈奴降王唯徐卢封为列侯。《索引》曰：“《功臣表》唯徐卢封容城侯。”[1]2078王莽立新朝，改容城县名为深泽县[6]1578。东汉章帝建初二年（77），封曹谌为容城侯[20]54。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废容城入范阳国。晋武帝重置容城县，属范阳国[7]425。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废容城入范阳县[20]54。

（四）隋唐时期几经裁撤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改范阳县为遒县，治所仍在今城子村一带。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容城及幽州之固安、归义置北义州。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裁撤北义州，“三县各还本属”[21]1512，容城地隶属河北道易州。武周圣历二年（699），契丹入侵，容城军民奋起抵抗，固守得以保全，因而赐名为全忠县。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复名遒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恢复容城县，改易州为上谷郡，容城隶属之[10]1019。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又罢上谷郡，改为易州，容城隶属易州。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又改容城隶属雄州[20]54。

（五）宋金元时期或属安州，或属雄州五代时，因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容城属契丹易州。后周世宗收复容城南境，移县治于雄州城内。宋建隆四年（963），重新设置容城县。契丹则于拒马河以北侨置容城县，这一时期，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形成南北两个容城并存的局面。金国兴起之后，先后灭辽和宋，南北容城归一，县治地仍在城子村一带，隶属雄州。金大定六年（1166）析容城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定兴县[20]54。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析容城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渥城县，隶属安州[20]54。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割隶安州[13]577。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容城划归安州。金宣宗贞祐二年（1215），改属河北东路安肃州[13]577。后仍属雄州。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割雄州三县容城隶属顺天路”[14]1355。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渥城县并入容城[20]55。至元二十三年（1286），容城属保定路雄州[14]1355。

（六）明代起容城县复置，隶属保定府明初容城隶属雄州。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四月雄州改县，废容城入雄县[15]889。明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复置容城县，属京师保定府。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县治由古城（今城子村）迁往现址[15]889。清代，容城县隶属直隶省保定府。1913年，容城属范阳道，次年范阳道改为保定道，仍属之。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同时废道，容城隶属河北省。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根据抗战的需要，先后与邻县设置联合县。1940年8月，属晋察冀边区第十专区。1941年8月，成立容定新雄霸联合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联合县撤销，恢复容城县建制。1947年土地改革时期，也曾一度划分为容定（兴）县和容新（安）县。1949年初恢复原建制。1949年，容城县属河北省保定专区。1958年，曾一部分划归定兴，一部分归雄县，同年又划归徐水县。1962年1月恢复容城建制。1970年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容城县属保定地区。1994年保定地、市合并，容城县属保定市。2017年4月1日，容城县划归雄安新区。

三、安新历史沿革钩沉

（一）战国时期燕国建安邑，“安”字首次作为安新地名出现安新建制始于战国时期的“两国三城”，其“安”字得名即源于此。战国时期，燕国筑阿邑，《史记·赵世家》载：“（赵成侯）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洲高阳县西北五十里以徐、滱二水并过其西，徂经其北。曲曰阿，以齐有东阿，故曰西阿。”[1]1801可知阿邑又名葛城、依城。史籍又载，阿邑又称“安邑”。《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周显王）十三年，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22]121《史记·六国年表第三》集解引《纪年》：“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1]721邯郸成侯即赵成侯，周显王十三年和赵成侯十九年系同一年，即公元前356年，可见以上两种文献所记录的是同一件事。考之史籍，战国时期魏国有安邑（今山西夏县），在当时的秦国和韩国之间，属于魏国辖地，也是战国时期魏国早期都城。战国时期，赵国和燕国边界在河北，赵成侯和燕成侯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秦韩之间的魏国属地去会盟。由此可知，此安邑即阿邑，也就是葛邑，也称葛城(今安州镇政府所在地）。这是“安”字作为安新地名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阿邑（即葛邑）之所以名之为“安邑”，当有两层含义。其一，从音韵学角度看，“阿”和“安”在上古音中，同为同声影纽字，阿属“歌部”，安属“元部”；直至《广韵》，阿属“歌韵”，安属“寒韵”，仍属同纽字。安应是阿的音转，也就是“一声之转”。其二，从赵成侯和燕成侯会盟的历史背景看，赵成侯自其即位起，便开始与周边国家连绵不断的战争，在进攻卫国和齐国时取得一些胜利，但在与强魏的战争中，却屡遭失败。赵成侯晚年与齐国、宋国、燕国等周边国家积极修好，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连年战争后的赵国得到喘息的机会。因此，称会盟之地“阿邑”为“安邑”，应是会盟双方希望和平安定之意。此后，本属燕国的安邑即葛邑，在赵孝成王十九年（247）划归赵国，“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集解》引徐广曰:“葛城在高阳。”《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洲高阳县西北五十里。”[1]1829《水经注》载，“滱水又东北迳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地说》无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国志》曰：高阳有葛城，燕以与赵者也”[3]247。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葛邑，在今河北安新县西”[23]1095。

（二）战国时期的“两国三城”，奠定了今天安新县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务，燕国在白洋淀之北岸燕南长城以南除葛城（安邑，今安州镇政府所在地，因其在濡水之阳即北岸，亦称之为濡阳）之外，燕国还修建了三台城和浑埿城，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台城，即今天安新县三台镇政府所在地，当时是燕国边界上的军事要地，又邻水而修建浑埿城（今安新县政府所在地）。据《太平寰宇记》载，“浑埿城，在旧县南四十里”。“按《城冢记》云：燕、魏（此处“魏”应为“赵”之误）二国各据一方，分易水为界，燕筑三台，登降耀武。汉赤眉贼起兵于此，亦增筑三台。”[24]1365《太平寰宇记》虽为宋代地理著作，但此处引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城冢记》，又记述西汉末期的赤眉军曾起兵于此，由此可知三台城与浑埿城之悠久。

（三）秦汉魏晋时期分属高阳、容城两县辖域秦代，安新为广阳、钜鹿两郡交壤地。西汉至隋代，安新县建置较为复杂，三城所在地区，大都属高阳、容城两县辖域。在西汉时期，白洋淀曾出现了多年枯水期，故1985年在安新王家寨、边村、安州东角等地均发现大片的汉墓群[25]905，出土了“五铢钱”等大量文物。在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赤眉军曾在此筑城起兵。据《安新县志》记载：“公元18年，新朝王莽天凤五年，赤眉军起义至县境，乡人在三台因城筑寨以防入，开通从敬业禅寺至山西村隧道用以藏身，三台因此称刘盆子寨。”[25]11东汉末年，安新现境的西南部建有依政县。西晋时期，沿用东汉末期设置，为依政县，后改为依城县[25]12，“晋为高阳国地，后魏为高阳郡地”[25]534。

（四）唐至五代，四易县名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设置武兴县[25]79。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分河间县在葛城置武昌县[21]1515，治所在今河北安新县南。神龙元年（705）改为武兴县，代宗广德二年（764）置唐兴县，先后属瀛州、易州、莫州，均为河北道[10]1021。五代时，后梁开平二年（908），改唐兴县为顺安寨，隶属于保寨军节度使[23]279。后唐建立，再次改为唐兴县。后晋初，改唐兴县为宜川县，属莫州。后晋天福元年（936）割让给契丹。后周显德六年（959）五月收复，废宜川县入莫州。

（五）宋代设立顺安军，“安”字再一次作为地名出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因故唐兴县而设唐兴寨。淳化三年（992）于唐兴寨设置顺安军（今安州垒头）[12]2130；至道三年（997）移军治于高阳县，在即今河北省高阳县东25里（今高阳旧城）。金世宗时期，升顺安军为安州，并将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安州徙治葛城，并设置葛城县，为安州附郭。泰和四年（1204），金章宗因宠爱元妃李师儿，在其故里置渥城县（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渥”字乃“埿”字之形讹。），隶属安州。泰和八年（1208），安州又移治渥城县，称新安州，葛城仍为县[25]1079。

（六）元明两代隶属保定，元代“新”字首次作为安新地名出现元代，安州仍领渥城、葛城二县，并徙治葛城。至元二年，州县俱废为镇，渥城改为新安镇，“元以金人移安州治此，故曰新安”[20]529，这是“新”字作为安新县地名第一次出现。新安镇并入归信县。安州并入高阳县[14]1355。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渥城又并入容城县。此后，至元九年（1272）安州、葛城、渥城复治，渥城县更名为新安县，新安县之得名由此开始。此时，安州继领葛城县，与新安县同属保定路。明洪武二年（1369）七月以其州治所葛城县划入安州，明洪武七年（1374）七月将新安县划入安州，安州降为安县。洪武十三年（1380）十一月复设安州（安县即废）和新安县，安州治新安县，属保定府[15]890。

（七）1914年始建“安新”县至今1913年，废安州，改安州为安县，属直隶范阳道。1914年，安县（安州）与新安各取其名之首字合并为安新县，属直隶省保定道，这是安新作为县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1949年8月，安新属河北省保定专区。1950年4月，安新县驻地由安州迁至新安。原有的安州则降为安州镇，两地之分合就此结束。1958年，与徐水、容城合为徐水县。1961年，析出复名安新县至今。1970年，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安新县隶属之。1994年12月23日，保定地市合并为保定市，安新县隶属保定。2017年4月1日，安新县划归雄安新区。

四、雄安新区区位优势作为元明清三代京畿腹里重地，雄安新区位当联系北京、天津、河北的中心枢纽位置。从历史上雄安三县的地理位置、建制、沿革可知，三县很早就有着自然地理、地缘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战略协作关系。

（一）雄安新区位当河北古文化走廊上古雄安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地区人类的生息、繁衍和发展。地质时代太行山东麓二级台地的形成，以及东部大小洼淀组成的古白洋淀原始形态，奠定了新石器时代保定地区定居聚落形成和分布的模式，即古白洋淀北部、西部高地，古黄河西道以西及至太行山东垣连接燕山与冀南的狭长地带。特有的地理环境，使雄安三县先民在保留原有文化传统和区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接受来自于燕山南北文化的渗透，进而融合传递于中原并与之互相交流发展，形成了河北文化史上的开放地带。从南北方向看，太行山东麓作为北方草原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流碰撞的接合部和过渡地带，也是两种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处和战争走廊[26]12；从东西方向看，易水流域因众多水流和湖泊又成为连接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中间地带。雄安新区位当这两条开放地带相交的核心地区，其开放、吸纳、交融的河北古文化走廊特征十分突出。

（二）雄安新区深受易水文化和燕文化影响雄安三县之所以很早就建城或建县，离不开易水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易水最早见之于《山海经》，称燕水。据谭其骧先生考证，燕易音近，燕水即古易水[27]51。由此可知，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燕文化，源于易水文化，并且是易水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其精神实质就是易水文化。雄安三县虽位当游牧和农耕文化融合的河北古文化走廊，但易水流域因其独特的地域特征所形成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质朴务实、正道直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千百年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悄无声息、潜移默化地传承，从心理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方言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影响着雄安三县的人文精神演变和发展，成为雄安地区历史文化积淀中最鲜明的特征。

（三）雄安新区位扼南北咽喉、辐射远及东北和关中雄安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雄安地区自古以来就处于政治、军事和交通重镇，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从横向看，这一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燕晋、燕齐、燕赵必争和分界之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抵御和招降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可靠后方。北宋时期，雄安三县更是位当北部边境的战略要地，处在抗辽的前沿，以白沟为界，利用白洋淀水域和平原区地下栈道，建“水长城”和“地下长城”相结合的工事来抵御辽军南下。从纵向看，这一地区位当南北交通要道，严耕望先生曾指出，唐代平行于太行山东麓大道的两条交通要道中，东线“南北交通唯此一线，宋人奏事云‘雄州河北咽喉’”，此亦天然形势所形成者[10]1666。三国时期，影响历史走向的袁绍攻灭公孙瓒、奠定河北霸主之战，也发生在这里。唐初太宗东征高丽、震慑东北亚的战略进攻路线，穿越三县以西的易州（今易县）。明代雄安三县又是“靖难之役”前期河北主战场，著名的雄鄚战役和白沟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不仅如此，连接雄安三县的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因其“处东西两孔道罅地，三面水环陆居，其北川堑渎沟，葭苇丛蔽，兵法谓泉土纵横，天半之地”[28]，以其上下游众多河流和因自然地质湖盆地形等不可多得的天然屏障，使得这一地区在冷兵器时代的战略地位极为突出，这对未来雄安新区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四）宋元明清以降的经济枢纽和文化重镇雄安三县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经济和文化传承底蕴。北宋景德元年（1005），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结束长达30多年的战争。双方以今易水、白沟为界，互开榷场，为边贸场所。通过榷场的商业贸易，促进了雄安地区契丹与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催生了绵延至今的白沟市场。明代“靖难之役”后，雄县成为连接北京至南京之间的官吏往返、商货运销的重要交通枢纽，南可到达经济发达的松江、浙江地区。同时，白洋淀沿岸的安新、容城商船，也通过白沟等九河之水交汇到雄县，使得这一地区水上贸易往来也非常发达，“天津舟榷泊于城下，而渔人日中为市，亦有通商便民之利矣”[29]。雄安三县历史上的经济贸易传统，为今后雄安新区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雄安三县经贸发展，为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元代容城县成为文化重镇，著名理学家刘因，“明代第一直谏义士”杨继盛，清初创立“夏峰学派”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儒孙奇逢，被誉为“容城三贤”。“三贤”虽然非同时代之人，但他们的精神上承易水文化、燕文化的任侠勇义、慷慨悲歌之精髓，贯通理学北派的经世救世、躬行践履的旨要，开启雄安三县百姓厚重淳朴、尚义求实的民风。“三贤”精神已然成为雄安新区文化传承之源，必将在未来发展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软实力作用。

（五）“华北之肾”彰显环境特色并维持生态平衡雄安新区最大的地理优势，莫过于历经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而形成的“华北之肾”白洋淀。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文精神都深深地打着白洋淀水乡区位特色的烙印。白洋淀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控制污染、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生态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容城县大儒孙奇逢曾写诗赞美白洋淀：“芦月凄凄轻艇横，暝烟初破晚钟声，菱荷香遍白洋水，烂醉渔歌天海宏。”在雄安新区的七个方面重点任务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在普遍干旱缺水的华北地区，雄安新区“绿色”的自然地理、天然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在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未来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孙进柱，王大林.保定历代大事记略［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3］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5］雄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8］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9］雄县新志［O］.影印本，1929.［10］宋 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脱 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宋 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罗福颐.古玺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7］蔡全法.近年来新郑“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简释［J］.中原文物，1986（1）：78-89.［18］孙钟汇.西汉“容成”钱［J］.中国钱币，2004（2）：47.［19］后晓荣.秦广阳郡置县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2-45.［2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2］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3］中国历史地名辞典［K］.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24］乐 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25］安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6］詹文红.中国地域文化通览［M］.北京：中华书局，2014.［27］谭其骧.长水集·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8］中国地方志集成·新安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6.［29］保定府志［O］.明隆庆五年刻万历三十五年增修本.Abstract: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decided to set up Xiong’an New Area in Hebei,which is a thousand-year plan.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s of Xiong County,Rongcheng county and Anxin county,from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unique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and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ocation advantage of Xiong’an New Area.Key words:Xiong’an New District；historical evolution;regional culture;location advantage（责任编辑 陈 静）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of Xiong’an New AreaZhao Yungeng（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Baoding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2494（2017）05－0001－08收稿日期：2017－06－08作者简介：赵云耕（1971-），男，河北顺平人，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