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语文课为何难于引起读书的兴趣

第一篇：温儒敏：语文课为何难于引起读书的兴趣

温儒敏：语文课为何难于引起读书的兴趣

日前在人大附中召开“北京市名著阅读现场会”，我提交了书面发言，并刊载在11月26日《中华读书报》上，题为《如何提升青少年名著阅读的兴趣》。文如下：

让中小学生多读名著，非常重要，不只是学语文的需要，也是为学生的一生“打底子”的需要。现在的学生读书很少，好多人除了教材教辅，基本上不读书，课外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也未能认真列入教学的视野。我们老是抱怨语文教学低效、贫血、不健全，什么原因？很多人可能全归咎于考试，认为是中考高考和各种考试制约了语文教学，所以学生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都在责怪应试教育，就是没有从自己教学上找找原因。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我们肯定会受到制约，但总也还会有些空间，我们可以让学生考得好，但又学得不那么死板。如果一个学生阅读面广，视野开阔，语文素养一般也会比较高，考试也不会差到哪里。不要把一切负面的东西全都归咎于应试教育，我们要面对应试教育这个现实，采取某些必要的平衡。让学生多读书，同时又应对考试，考得好，这两者完全可以结合。所以你们倡导经典读书风气，我是非常赞成的。不过我希望大家最好还能研究一下，如何帮助一线教师改善他们的教学，在语文课中多激发读书的兴趣，学习读书的方法。

现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在读书方法的引导上，做得很不够。很多语文课几乎全都是精读精讲，什么写作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生词修辞，等等，扣得很细，就如同手术解剖。老这样，学生会腻味。课改之后想改一改，又增加了许多课堂讨论，很热闹，但读书兴趣还是起不来，阅读能力和口味也不见得提高。现在的语文课是分精读与略读两类课的，本来精读课就是给例子，给方法，举一反三，激发读书兴味，然后在略读课中让学生用这些方法去读，多做自主性的泛读。可是老师担心考试，生怕有什么遗漏，把所有课全都讲成精读，细嚼慢咽，学生就没有自己阅读延伸的空间了。而且精读课全都是差不多的面孔，都是为了应试，怎么还会有读书的兴趣？孩子们本来有些兴趣，也可能被扼杀了。

另一个弊端，就是不教或少教读书的方法。上了那么多课，做了那么多题，考了那么多试，还是不会读书，特别是不会完整地读一本书。最近我在海淀区给高中语文老师上课，我说，泛读很重要，要教浏览和快读，这是学生们日后生活中最有用的。我举例说，要求高中生在２个小时之内读完一本15万字的小说，行不行？在场的老师几乎都轰动起来了，说这怎么可能？我说应当有这种浏览泛读的能力，这也是读书的方法之一呀。你们的学生不会，只会精读，他们就缺少这种能力，日后在他们生活中精读毕竟少，泛读浏览反而是常用的。你们为什么不教这个？这是缺陷。所以我主张语文教学改革要重视精读与泛读（略读）结合，并且一定要指向课外阅读，把课堂教学引申到课外，和学生们语文生活联系起来。现在有些语文老师不一定了解学生们的语文生活，你讲你的，下课后学生开个玩笑就给你颠覆了。

要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除了精读，还有浏览、猜读、跳读、群读，等等，都是有用的，也都需要给具体方法。但是现在的语文课对此很少关注，专家也很少研究。这是个大问题。我现在特别要提出，让中小学生“海量阅读”，学会“连滚带爬”地读。不要每一本书都那么抠字眼，不一定全都要精读，要容许有相当部分的书是“连滚带爬”地读的，否则就很难有阅读面，也很难培养起阅读兴趣来。我说的“连滚带爬”地读，包括浏览、快读、猜读、跳读，学生可以无师自通，但有老师指导一下，甚至纳入教学，就事半功倍了。这可能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办法。回忆一下，小时候我们读书，很多情况下都是“连滚带爬”、老师不怎么管，但我们自己也读得不错。记得我小学四五年级读《西游记》，很多字都不认识，按照现代的语文教学的要求，不认识的字就要查字典，可是如果每隔几行就查字典，大概也就读不下去、趣味索然了。所以我那时的读法就是跳着读，猜着读，大致能懂就一气呵成读下去。小孩子嘛，看到写风景的跳过去，看到诗词也不去管，遇到写妖怪的就多看两眼，很快读完一本，就有信心了。后来又读三侠五艺、七侠五艺、包龙图什么的，阅读面就上去了，读书的兴趣也有了。对学生来说，课外阅读很重要，但不能都是精读，在很多时候，应当是“连滚带爬”的读。语文老师应当鼓励，而且给方法。

我最近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一篇讲稿，建议让学生多读“闲书”。“闲书”是指规定读的书之外的那些课外书，是学生自己有兴趣选择读的书。现在很多家长老师是不让学生读“闲书”的，怕耽误考试，学生自己选书还要经过老师批准，怎么可能还有兴趣？家长老师越是不让孩子们读“闲书”，就越是打压阅读兴趣，语文素养也就不可能提高，考试也不见得考得好。检讨一下，我们有些关于读书的传统的观点是不一定对的，比如“不动笔墨不看书”。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强调读写结合，可以这样要求。但这不应当作读所有书都必须遵循的戒律，凡是读书全都要求“动笔墨”，那就不切实际了。还有，现在的阅读教学往往都要指向写作，作家的意图呀、手法呀、篇章呀，处处都是导向练习写作，这也未免太累了。能不能不那么“实际”，多让学生欣赏和感悟一下？有些司空见惯的观念，也未见得就正确，要想一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过犹不及。

如今读书的风不盛，甚至低迷。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有过调查，发现国民读书读得较多的还是小学生，但到了初二，就几乎是个转折，之后便一路下滑。现在高中生几乎都是应考，除了教材教辅，就很少读课外书。高中三年完整地读过几本书的是少数。大学生读书状况也不乐观，很多大学生没有读书的习惯，即使读书，也是为了考试或者求职，读的是很实用的书。还有，就是网上的作品。

前几天有一个家长送他的孩子到国外留学，去之前到我家里玩。我问那个同学平时多读什么书，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几乎全是上网阅读，最喜欢网络小说。他可能连一本正经的书都有完整读过。我为他感到有点可惜。跟他说，网上阅读也是阅读，也能提升阅读能力，但网上的确有太多的垃圾，要注意选择分辨，老是读那些消遣的刺激的甚至低级的东西，上瘾了很难办，培养什么口味还是要留意。年轻人还是要读一些有经典性的基本的书。

我们的学生读书情况不够好，国民阅读状况很差，那么语文教师如何？据调查，也是很不理想的。有的教师阅读甚至比学生更糟糕。很多老师也不是不读书，他们读的主要是与职业需要相关的实用的书。我称之为“职业性阅读”。明后天就要上课了，赶紧找有关材料读一下。或者要评职称了，立竿见影读一些“救急”的书。此外，就很少自由的读书了。很多老师一年到头除了读几本备课用的书，其他很少读，除了上网，就是读一些畅销杂志。其实杂志是不能取替读书的。语文老师要养成读书的良性生活方式。如果老师自己不是“读书种子＂，你的学生就很少可能会喜欢读书。

第二篇：1语文课标解读的几个问题 温儒敏

温儒敏：关于学习语文新课标的若干问题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已正式颁布，今年9月就要实施。我想就老师们关心的九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新课标篇幅不大，涉及面宽，凡课程性质、理念、总目标与学段目标、教学内容、方法、评价、考试、教材编写，等等，都说到了，但多是一些很精练的原则性的表述，需要认真学习、体会和探讨。最好能结合自己教学实践，对照课标的要求，看哪些符合标准，哪些还有差距，或者哪些一时很难做到，看有没有办法逐步达到要求。和平时培训不同，课标学习不能只注重教学技巧模式的模仿，应侧重在教学理念、目标上的思考、对照与探究。课标的学习，为老师们更新观念、全面提升教学水准提供了契机，也为继续推进课改提供了动力。我虽然参与了课标修订，但这里的意见不是代表修订组的，是自己的思考，愿意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课标的功能是什么？

国家那么大，学校那么多，从管理上说总得要有一些基本的规范，课标就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也是管理和评价课程的依据。教材编写、教学评估、考试命题都应当以课标为依据，以后相关部门对学校进行教学的检查评估，就要以课标为依据，不能另立标准。中考、高考情况如何？升学率多少？都不应当作为检查评估的标准。中考的考试大纲要以课标为依据。课标是有一定的政策约束力的。对老师来说，有了课标，教什么，怎样教，学生培养起码达到什么水平，也就有依据，做到心中有数。应试教育仍在发挥其负面影响力，课标的功能就更加重要，它代表正面的力量，对不良倾向起着抑制、抵挡的作用，引导教学往健康的方向走。

课标实施是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系统的枢纽。10年前有过语文课标的实验稿，这个实验稿的推行，其实就是课改。课标提出了一些新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在10年课改中，我们已经接触和实践过，现在需要总结。课标实施与课改推进是紧密联系的，学习新课标，也是为了深入课改。

有的老师阅读新课标，关注的是有哪些改动与自己的教学有关，有哪些教学的重点、难点，教学时间如何安排，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抱着这种期待，课标可能不太“解渴”。因为课标毕竟和教学大纲或考试大纲不同，它是指导性文件，在教学的安排上不可能做很具体、统一、硬性的规定。大家不要因此觉得课标是“务虚”的，与自己关系不大。其实课标不完全“务虚”，即使是所提出的那些新的理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框架、评价原则，都很切中教学的时弊，并非穿鞋带帽的空论。我们要通过课标的学习，掌握国家对课程教学设定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这些标准具体体现到各个学段，我们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个标准。至于如何去教，课标虽有指导性建议，但不是具体方法。教无定法，学校和学生的情况不同，每个老师都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做创造性的发挥。新课标不是一根绳子，不是用来束缚大家的，它是动力，激励我们在教学中大胆创造。

新课标提出的那些标准，有些城市的学校觉得标准低了，而农村有些学校还觉得高了。其实课标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国家标准。如果学校条件好，稍微超越一点课标无可厚非，但不应搞很大的“提前量”。条件差的学校跳一跳也完全够得着，应当努力达到课标的要求。全国的教育不均衡，学校情况不一样，但在这些基本标准和要求上，应当都能共同遵循，课标应当能面向全体学生。

二、课标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老师比较习惯“教学大纲”，而不太习惯课程标准。其实“课程标准”不是新概念。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颁布过《普通教育临时课程标准》，民国时期一直沿用“课程标准”这个概念。新中国建立初期，也还是叫“课程标准”，当时有“小学各科和中学个别科目的课程标准（草案）”。到1952年，才改为“语文教学大纲”。当时这是为了向苏联教育模式看齐。

五、六十年代的语文教学大纲并不涉及教学理念，只规定每一学期甚至每一课应当传授哪些语文知识，教学内容偏难、偏深、偏窄。教学大纲比较具体，每一教学环节要求是“刚性”的，老师只能照此办理，很少选择性。现在以课标代替教学大纲，应当说是一种进步，是全面的提升。

那么课标是怎样出台的？取代教学大纲带来什么变革？这得从16年前说起。1996年教育部就义务教育状况组织进行9省区的大型调查，发现原有教学大纲要求过高，教学内容存在繁、难、偏、深、旧、窄的情况，大多数学生不能达到大纲规定的要求。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中小学比较，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较深，但面较窄。以往通过大纲对各科教学的内容、要求都做了统一的硬性的规定，缺乏弹性和选择性。这种现状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不利于全面发展。当时就决定要实施课程改革，首先为义务教育制定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

课标的制定，试图改变过去那种比较偏狭的教学状况，着眼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于是这些年一个词叫得很响亮：素质教育。回过头看，不管如何评价得失，有一点是公认的，课标和课改带来新的教学理念，这是了不起的变革。前后比较一下可以看到，过去教学大纲以及大纲所规定的各个教学环节，所关注的中心是知识和技能；课标与课改关注的中心则是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而不仅仅是知识技能。新课标强调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宗旨，确立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实际上是向素质教育靠拢。还有一点也是进步，就是从以往按照教学大纲只关注教师教学，转向关注课程实施过程，特别是关注学生学习过程。所以我们学习新课标，不要停留在原来使用教学大纲的水平，眼界要高一点，让自己的课程目标意识更加明确，以观念的变革来带动教学变革。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实验稿早在2001年研制成稿，随后在全国多个省、市、区试验，多种按照课标编写的实验教材投入使用，也就是课程改革。课改推行至今10年了。从2007年4月开始，教育部组成课标修订组，着手修订。先对29个省、市、区的课改情况进行大面积调查，征询对课标的内容及试验结果的各种意见。然后修订组用了近4年的时间，反复调研、学习、修改，数易其稿，最终形成定稿。课标经过十年课改的试验，集思广益，是全国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并非少数专家的产品，也不是一般的论著，而是国家的政策性文件，学习时要调整心态，认真钻研，考虑如何实施。

三、如何看待前一段课改以及课标实施的效果？

对语文新课标颁布，有些老师可能不是那么期盼，也不见得多有兴趣。大家对原来课标实验稿也有所接触，但现实状况是，课标的实施好像很难，很多学校的课改也是“水过地皮湿”，见不到突出的效果。大多数人并不否认改革的必要，但要真正推进新课程，从自己做起，又感到非常艰难，从小学到高中，越往上走，难度就更大。课改10年了，一些地区和学校我行我素，仍是老一套。最让人揪心的是学生的学业负担减不下来，甚至比10年前加重了。课改在竭力反对竞技式教育，可是“竞技”在不断加重与提前，提前到小学、学前班，甚至“胎教”，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担心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成为集体无意识了。一方面是对现下应试教育强烈不满，另方面又都不敢轻易放弃应试教育；道理上赞同新课程，实际上却又紧张、担心，结果就形成巨大的社会障碍力，大家都很无奈。当然，课改以来也有另一种趋向，就是把课标片面理解为颠覆性的，不顾实际条件，一味追求课改的形式与声势。强调语文课的人文性，就不敢再提工具性，两者被生硬地割裂开来，语文课上成了思想教育课，掏空了语文；强调学生为主体，就死板规定老师不能多讲，课堂教学追求无边的讨论，一堂课下来没有多少“干货”。“花架子”并不可能提升教学质量，反而把新课程“名声”给败坏了。

新课标的实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十年课改真的很艰难，可以用四个字说明：举步维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课改与课标本身有问题吗？不是。主要是这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但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拉大，竞争加剧，社会心理紧张；最近十多年大学扩招，本来可以让更多青年上大学，可是竞争反而加剧，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所以，课标和课改提出的那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社会心理面前，被虚化了，很多人认为课标与课改的理念不错，可是在当下难于实施。我们的确应当正视这种现实，看到课标实施和课改推行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也要看到，老百姓对现行的教育状况是很不满的，他们希望改革，所以课标与课改还是有巨大的潜在动力，势在必行。课改与课标实施举步维艰，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只能从长计议，适当调整步伐，坚持下去。

在“举步维艰”的同时，应当有信心，给自己打打气。课改与课标的实施还是取得显著的成绩。在课程与教学观念上，已经产生大的冲击和突破，象“以人为本”，重视学生整体素质发展，注重学生身心健全发展，以学生为主体，启发式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注重基本能力培养，等等，这些观念过去也有提过，但课标的实施和课改推行，从理论到实践那么集中强化提倡，使之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课改激活了对于教育某些根本问题的认识，社会对教育必须改革有了更多的关注与共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一大收获。这次课标修订，经过大面积的调查，征求各方面意见，特别注意把课改中实施并逐步得到认可的那些新的理念和做法，坚持下来，体现出来。经过4年时间修订的语文课标，比实验稿更完整、更科学，也更有可行性。学习新课标，应当总结十年课改的得失，树起更大的信心，更稳妥有力地前行。

四、课标修订怎样面对这些年的争议？

语文是一门主课，在小学与初中阶段到底应当学什么？怎样来教，又怎样来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围绕语文的争议也特别多。这次课标修订，当然也会注意到各种争议，吸纳那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但更主要的工作，是针对长期以来语文教育方面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总结这十多年来课改的经验，同时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的总体要求，面向未来，提出语文课程的基本标准。

这次修订，在如何让核心价值观渗透到语文教学中，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课程的定位，这次修订比较明确说明：“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当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这样，就把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了。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曾经引起一些讨论。课标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理念，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更加丰富语文课程的价值追求，促进学生在语文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思想观念多方面和谐地发展。

关于语文知识的问题，也是有些争论的。现在老师们受制于应试教育，很注重做题，注重讲授和操练所谓系统性的语法修辞知识，这并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发展个性，而且容易让学生对语文产生厌烦。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要摆脱对语法修辞等概念定义的死板记忆，必要的语文知识的学习可以保留，办法是随文学习，不必刻意追求系统性。这次修订将原来的附录《语法修辞知识要点》内容扩充了，增加了关于汉字、拼音、阅读、写作、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不过并没有完全采纳将语文知识“细化、系列化”的建议，因为过分细化和系列化，有可能使课程标准显得繁琐，并对教师造成束缚。

还有，就是“三个维度”问题。过去，语文课程基本目标曾经是“语文知识”，后来则突出“语文能力”，关注点集中于语言文字运用的技术层面。新课标则要求关注学生的全面素质，为语文课程标准的目标系统建立了“三个维度”的模型，即包括：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知识、能力，是语文课程目标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语文课程需要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和内容，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新课标强调教学的“三维目标”，但不是每一堂课都落实三维，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是长期、隐性的目标，语文教育要靠熏陶，不可能在每一节课内全部“落实”三维。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必须相对集中，不可能完成太多目标。要特别注重引导阅读。阅读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理解、感觉、体验、察悟，包括语感，主要靠大量阅读中去“涵泳”，逐步习得。如果缺少个人的阅读体验与感觉，没有个性化的阅读，而老师讲得太多、太细、太零碎，不见得好，还可能破坏那种“涵泳”的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重视，即课标四个基本理念中的一条“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怎样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近年来杜郎口等中学自主学习模式流行，模仿非常多，但一些核心问题如老师的作用怎么体现，合作学习的内容与时机怎样把握，仍有争议，还有待实践中完善。

【作者简介】

温儒敏，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第三篇：温儒敏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考点汇总

第二讲：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

1．从时代的隔膜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等方面，分析对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并由此掌握和掌握对于那些时代感强的作品。将直观感受、设身处地与名理分析结合起来阅读，以达到比较有历史感的评价。

2．分析郭沫若文艺型的人格心理特征，对其天才与凡庸的两面都给以同情的掌握和客观的评价，肯定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和文化建设上的崇高地位。

3．掌握郭沫若研究在20-40年代、50-60年代和新时期以后三个时期的概况。

第三讲：茅盾研究中的“矛盾” 1．掌握关于当前学术界茅盾研究的概况，特别是当前一些否定茅盾的观点，并以此为个案，学习用文学史的眼光观察有争议的问题，逐渐进入研究领域。

2．通过文本分析，掌握茅盾《子夜》存在的概念化弊病，同时掌握作品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把握，以及对生活描写的现实主义笔法等对于现代长篇小说新潮流与新局面的开创。了解那种认为《子夜》是所谓“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的贬斥。

3．分析茅盾创作心理特征及其在作品中的影响和得失。

4．掌握茅盾在三十年代社会分析派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这一流派的文学史地位。

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 1．了解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和人文景观。掌握老舍的艺术视点：人性与人伦的关系。分析老舍笔下老派、新派与正派等三类人物形象的内涵。掌握老舍批判传统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失落感与对“新潮”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感情。

2．理解《骆驼祥子》可能存在的不同层面的主题意蕴。通过祥子这样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掌握老舍对于病态城市文明造成人性伤害的忧虑。

3．从老舍作品的风俗描写、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幽默的手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几个方面，去把握“京味”的风格，掌握“京味”小说的源头，并掌握风格评析的一般方法。

4．了解有关樊骏、赵园等老舍研究的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

第五讲：曹禺与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

1．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精神分析派的观点运用、比较文学的视角、传统文化的视角以及接受美学的层面等向个方面，掌握曹禺研究的现状。

2．通过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等作品，掌握曹禺话剧中的诗意特征等。

3．掌握《雷雨》等经典剧作的内涵，包括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象征性意象、超越客观真实的表现性和多义性。对周朴园、蘩漪的形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解折。

第六讲：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1．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掌握京派与现实保持距离及偏于古典审美的倾向，肯定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掌握京派的共性特征及主要作家。

2．从沈从文的写作心理、姿态，看其作品的特色与得失。理解构成湘西文学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的元素，掌握像沈从文这样对现代化和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的作家的观照价值。

3．了解沈从文研究在历史上的不同情况。

第七讲：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 1．掌握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以及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特点。

2．从意象营造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分析张爱玲小说艺术的创新和袭旧。掌握张爱玲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掌握其作品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具有的缺陷。注意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

3．掌握两次“张爱玲热”出现的不同情况。包括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80年代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形成热点的过程和原因。90年代成为研究热点的过程、社会消费心理，及其身世被传媒热炒和商业包装，并在社会上流行的现象。

第八讲：穆旦与九叶诗派

1．了解新诗发展的历史轮廓，掌握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出现的“历史意识的浮现”、“诗歌散文美的追求”和“新诗现代性的拓展”等创作趋向。

2．了解九叶诗派的形成情况，包括他们在40年代的两次聚集、他们同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关系等。掌握九叶诗派的诗学主张及其共同追求。

3．掌握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和艺术创新的基本要素。

第九讲：现代散文五家

1．掌握“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格外发达的主要情况和原因，掌握现代散文的“闲话体（风）”和“独语体”两个主要语体的特点。通过对几位代表性散文家创作特色的分析，大致把握现代散文的几种主要风格类型，掌握散文鉴赏和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角度。

2．掌握周作人的“言志”散文以及基本体式，了解“言志派”的其他散文作家。

3．比较“冰心体”与朱自清的抒情文体。4．掌握郁达夫的行旅散文的特点。

5．掌握何其芳散文的特点”独语体“的特征。

第十讲：赵树理评价问题与农村写作

1．了解赵树理小说的创作在解放区文艺界受重视的情况，以及赵树理获此殊荣的原因。了解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点和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以及作家自身的局限。

2．掌握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和他受到的褒贬毁誉，以及人们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3．掌握”文革“后赵树理研究的特点和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

第十一讲：“样板戏”及对它的评价

1．了解”样板戏“在中国的戏剧性遭遇。

2．掌握”样板戏“的产生与京剧现代戏的关系，京剧现代戏产生的时代背

”的作用。

3．了解戏剧艺术家和观众在京剧现代戏和“样板戏”创作过程中的影响，以及斗争哲学和道德理想在其中的作用。

4．分析“样板戏”为了适应表现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而在艺术上对传统京剧进行的主要改革。

第十二讲：朦胧诗及其叙述

1．了解由朦胧诗的“朦胧”所引起的论争情况以及发展结果，掌握朦胧诗以及论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2．了解朦胧诗进入文学史的情况，掌握舒婷、北岛、顾城的创作风格特点，并比较他们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3．掌握朦胧诗的发展和变异，包括它对新生代的影响和新生代对它的反叛。主要掌握海子等“后朦胧”诗人和韩东、于坚等“第三代”诗人的情况。

第十三讲：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

1．掌握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散文化的结构和由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形成的语言风格。

2．通过《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了解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了解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3．了解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第十四讲：王安忆与女性写作

1．掌握“女性文”、”女性主义文学“与”女性写作“等概念。了解女性写作的三次高潮以及其中出现的主要作家作品及主要特点。

2．了解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和创作主题、题材的发展变化以及其中的重要作品。掌握张爱玲对王安忆的影响和王安忆对张爱玲的发展。掌握王安忆小说描写城市变迁与都市女性命运时叙事空间开放性的特点。

3．掌握”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王安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了解《叔叔的故事》在叙述手法上的变化和王安忆小说观念发生的变化。

第十五讲：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1．了解现代主义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时的异同及意义。掌握”先锋"的概念、性质和特点，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说明余华与先锋小说的悲剧性命运。

2．掌握余华小说的主要特点、研究者对余华的不同态度，以及余华创作发生变化后的情况。掌握先锋小说发生变化的原因和趋势，余华小说从先锋到世俗的变化对于先锋小说的象征性意义。

3．了解马原在先锋小说从发生、发展到变化的作用与意义，先锋小说解除体后，余华、北村、吕新等其他先锋小说家的情况。

第十六讲：王朔现象与大众文化

1．了解王朔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矛盾现象，人们对王朔截然不同的看法。

2．掌握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特点，特别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性。

3．掌握王朔作品的大众文化特征，包括消费与娱乐、批量与复制、利用大众媒体等。掌握王朔作品反叛精神和调侃语言等主要特征。

第四篇：兴趣-引起读书的兴趣

如何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本人在深圳从事培训教育十多年来，在语文方面教学并不是很多，但有几个暑假期间，我也曾对学生的语文进行过补习。在补习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孩子在听、说、读、写方面，往往倾向于听、写，而轻说、读，尤其是那些语文成绩差的人，在听、说、读、写方面几乎没有一项能说好的，为了提高学生对说、读兴趣和热情（尤其是“读”更为突出）。本文就激发阅读兴趣，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水平，创设阅读氛围等进行了探究。

经过教学实践，我认为“朗读‘PK’游戏”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激发兴趣

兴趣是人前进的内驱力，是永不枯竭的动力源。先有兴趣，后才有热情。学生参与的热情、动力皆源于兴趣。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就说朗读课文吧。我对全班学生提出如下五点要求：

1、大声（声音宏亮，全班人都听得到）；

2、清晰（全班人都听得清楚，没有含糊不清的字词）；

3、快速（以最快的速度去读）；

4、正确（不添字、不漏字、不错字）；

5、有感情地朗读（把自己溶入文章，体会文章中的喜乐悲疚等感情）。学生之间“PK”，进行朗读课文比赛。按上述评分要求，所有学生都参与，既是参赛者，也是评委，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比赛，学生之间展开 “对决赛”。

头一天宣布这个游戏，第二天上课我就实行比赛，学生一听说这么快就可以比赛，立刻来了劲，个个昂首挺胸、跃跃欲试，充满自信。就连班上的“闷

肚子”也是激情高涨，要知道，他可是班上出了名的“不说话”，一天下来难得跟其他同学说上几句话。现在，映入我眼帘的他与以前判若两人：双手捧书、目不转睛，仿佛书中有他最喜欢的玩具，口中念念有词„„此时此刻，我想，任凭什么好玩的也不会吸引他。比赛过程中，大家都捏着一把汗，生怕读错一丁点儿，格外小心，一点儿都不敢马虎。那份专注，那份谨慎真叫人感动。

二、增加了阅读量，提高了阅读水平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大量的阅读可以为学生提供广博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书面写作能力等综合素质，促进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从而使其个性健康发展。

由于每次“PK”，朗读的内容都不同，有的是我从网上随机选择的一段文字，有的是自己最感兴趣的文章（可以预先读熟练），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学生自主阅读课外书的习惯。

自从实行了“PK”制后，学生一周得交流一次读书心得，谈谈自己读课外书的收获、感受。在我的提议下，学生书包里不但装课本和纸笔，还把课外书带到了教室，有：各类作文书，科技类，军事方面的，经济类等各种书籍，更有甚者，把《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著也带来。学生之间交换阅读，一改往日自习课及课余时间无所事事的局面，学生坐得住、静得下心来看书。

后来，通过一些家长反映，孩子回家以后，与以前判若两人，变得爱读书了，不再那么痴迷电视动画片、网络游戏。还询问我给他们施了什么魔法。

我想，如果所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能多举行一些类似这样的“PK”，那么学生不但能极大地增强阅读的兴趣，也能极大地增强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这样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一定能保证阅读的量，学生的知识面宽了，眼界也越来

越开阔，口头表达能力也增强了，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看着这些惊人的变化，面对学生那股不服输的犟劲，我只能惊喜万分。

三、丰富了学生词语的积累

经过几次“PK”之后，我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和标准，那就是：

1、每人每天都要能说出一个成语。

2、每人每天必须积累一段自己喜欢的话或一句名言警句，达到背诵，并作好记录，抄写在笔记本上，比赛时，形式由学生定。

3、每人每天至少说出一句赞美人的话语：“你好厉害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读得好好听哦！”“你这个字写得太好看了，能教教我吗？”

“没有什么东西比赞美他的成功更能鼓起他进一步求得成功的欲望的！”学生一旦尝到成功的滋味，有了成就感，而且每天还可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赞美，还愁读书没兴趣？

作为老师，常常感慨于学生习作的词汇匮乏，语句干巴，也曾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多读课外书，多积累词汇，然而都无济于事，学生难得动起来，即使动也不能持之以恒。但是，学生之间进行“PK”之后，由于不断地阅读，不断地听到来自别人口中的词语，自然而然地就起到反复记忆的作用。

亚洲成功学大师陈安之说过：“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反复地做。”我觉得语文的学习也在于两个字-----“反复”。

几个星期练习下来，“栩栩如生生”“虎虎生风”“如虎添翼”“义不容辞”“兢兢业业”“龙飞凤舞”“道听途说”“闻鸡起舞” “望尘莫及”“势利眼”“物以稀为贵”“神不知，鬼不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学生嘴中脱口而出且用得恰如其分。这样检测学生阅读的“质”。学生们一个个精美的笔记本上留下了自己阅读的足迹，当他们再去翻阅时，脸上写满了自

豪，显得那么满足。学生习作中分明出现许多好词佳句，写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很多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真不愧是“教学相长”，看到学生们这么喜欢我的课，这么有长进，我就想起了一句话：“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想，今后的教学中还真得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去探究新的教学方法。

但愿在校的老师也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多多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我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教学经验中的一部分，能否适合所有的老师和学生，还是个未知数，需待大家的检验。

谢谢阅读！认为好的请转发，认为不好的，请多多指教！

黎勇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

第五篇：温儒敏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温儒敏老师“北大忆旧系列随笔”之一：《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温儒敏: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7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1978年3月，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3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在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得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

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4道题，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的，主要考察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属七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6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教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拉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3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三十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象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七十五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老师。我上大学时就读过严老师许多著作，特别是关于《创业史》人物典型性的争论，严老师的见解很独特，也更能体现批评的眼光，我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文章问题意识很强，很扎实，有穿透力，为人也很严谨认真，人们都说他是“严加严”。有一回我有论文要投稿，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我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他指出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快三十年了还还历历在目。那时他正和唐弢先生合编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改文章。毕业前安排教学实习，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几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2个学时，写了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乐黛云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我们研究生班的许多事情都是她在具体操持，我们和乐老师也最亲近。入学不久，乐老师就带着我们搜寻旧书刊，由她主编了一本《茅盾论现代作家作品》，是北大出版社恢复建制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乐老师五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居然达到能读能写的程度。她的治学思路非常活跃，当时研究尼采与现代文学关系，以及茅盾小说的原型批评，等等，原先都是给我们做过讲座的，真让我们大开眼界，领悟到研究的视野何等重要。后来乐老师又到美国访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但根据地还是现代文学，和我们的联系几十年没有断。我非常佩服乐老师，甚至一度还跟着她涉足过比较文学领域。记得北大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大概是1980年吧，在西校门外文楼一层会议室，有20多人参加，季羡林、杨周翰等老先生都是第一批会员，乐老师是发起人，她把张隆溪、张文定和我等一些年轻人也拉进去了。我还在乐黛云老师指导下，与张隆溪合作，编选出版过《比较文学论集》和《中西比较文学论集》，还尝试翻译过一些论文。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比较文学有关，跟乐老师的影响分不开。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太臭，难于适应这门“交通之学”，后来也就“洗手不干”了。之后也有过赴美留学的机会，我也放弃了，还是主要搞现代文学研究。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先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寻找历史感。钱理群比我们有经验，他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如法炮制。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并非杂家那种“漫羡而无所归心”，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中找到源头。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我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难忘的还有研究生同学和当时的学习生活。我们读研时都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快到“不惑”，而且都是拖家带小有家庭的，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我们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琏，是现代汉语研究生，原来学俄语，现在却要过英语关，他采取的“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据说有一回边走路边背英语还碰到电线杆，幸亏他那厚度近视眼镜没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读写全能。

我们那时大都还是拿工资，钱很少，又两地分居，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什么消费。可是碰到好书，就顾不得许多，那怕节衣缩食也得弄到。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60元一套，等于我一个月工资了，毫不犹豫就买下了，真是嗜书如命。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我当过一两回看客，就再也没有去过。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我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自行车去观赏。电视不像如今普及，要看还得到老师家里（后来29楼传达室也有了一台电视）。日本的《望乡》，记得我是到燕东园孙玉石老师家里看的。下午五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一大群“老童生”那么灰头土脸卖力地鼓捣这种活动，又有那么多啦啦队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是有趣的图景。

那时的艰苦好像并不太觉得，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度”不低。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真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后来知名的学者，如数学家张筑生、哲学家陈来、比较文学家张隆溪、外国文学家盛宁、经济学家梁小民、李庆云、历史学家刘文立、评论家曾镇南、古文字学家李家浩、书法家曹宝麟、语言学家马庆株，等等，都是当时29楼的居民，许多活动也一起参加。张筑生是北大授予学位的第一位博士，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我至今还能想起他常来中文系宿舍，蹲在地上煮“小灶”的情形。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钱、老吴、凌宇和张国风住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特别是凌宇，有湘西人的豪气，声响如雷，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还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2008年1月29日

以上文章选自温儒敏《书香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