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上的畸形“守财奴”五篇

第一篇：中国官场上的畸形“守财奴”

中国官场上的畸形“守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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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巴尔扎克在名著《人间喜剧》中生动刻画了一个守财奴葛朗台的形象，虽然两百多年已经过去，但葛朗台式的人物依旧活跃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社会当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贪婪跋扈、嗜财如命，在藏钱上煞费苦心，鱼肚、粪坑、枕头、仓库、鱼塘、垃圾桶、煤气罐、女厕所，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只有你我想不到的。他们被称之为贪官，他们家藏巨款，却明显过着表面“艰苦”的日子，当着一个个畸形的“守财奴”。“藏金阁”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贪官心态？

葛朗台式贪官

“老葛朗台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

马超群的床底、家具里全是一捆捆现金和一包包金条；呼和浩特市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在北京、呼和浩特买了两套房产，专门用来藏钱；河南五头镇一民政所所长住处被搜出200多本存折„„这样的官场“闹剧”已不是第一次上演，但每次都令人瞠目。贪官家中频现“藏金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贪官心态？“你知道什么滋味最过瘾？我告诉你，在家数钱的滋味最过瘾！”辽宁省清原县原副县长李树森因贪腐获刑前对下属如是炫耀。这样以在家里数钱为乐的贪官不在少数，如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李友灿，疯狂聚敛了4723万元巨款。但他却惜钱如命，他交代说，对他来说，最大的“享受”就是每次到藏钱的房子把那些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数上一遍，然后“静静地欣赏”。

“葛朗台靠投机革命发了财，当过行政委员、市长，任职时期，利用职务，大捞油水，仅十几年就成为索漠城首富，他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利用债务和商业信用大把赚钱。”

从1997年起至今年2月，马超群在水务系统浸淫了17年之久。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索贿。不管是民资兴办的企业、酒店，还是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只要是通水管，马超群都敢伸手要钱。“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同样，魏鹏远曾身处煤炭司，虽然只是个“正处级副司长”，但手握审批大权，最适合搞权力寻租，向他行贿的人排成队。所以魏司长这个职位上坐了将近6年，140个月，约4200天，算下来，包括节假日在内，平均每天挣95238元，这样的挣钱速度没有几个人可比。

“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他依旧住在阴暗、破烂的老房子中，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

不少家藏巨额现金的贪官对外却以生活俭朴甚至近乎吝啬的形象示人。不久前，当场烧坏4台点钞机的消息在各类媒体热传时，前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已然是财富榜上的亿万富翁的热门人选。然而出乎网友们的意料，这位魏财主一点也不懂得享受，平日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也不知藏着亿元现金干什么。河北“亿元巨贪”马超群虽然富有，对自己同样很抠，“都知道他并不舍得花钱，从不露富，如果自己一个人吃饭，只要一碗面条。”

贵州省毕节地区东关坡国家粮食储备库原主任姜继忠之“抠门”非常人所能想象。跟别人玩麻将，他从不玩“大的”；与各色人等聚会，也是别人宴请的时候多。令人咋舌的是，案发后，办案人员搜查姜继忠的住宅时，从楼内过道的天花板上搜出存折10余张，存款200多万元；从客厅天花板起出的30余万元现金不知放了多长时间，已经发霉了„„

有钱的烦恼：藏钱强迫症

目前已经实行的现金管理和大额数据报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迫使腐败得来的资金，并不是安全顺畅地流通到市场当中。于是，以藏匿现金保存贪腐所得，成了一些贪腐官员的选择，有数据表明，这种做法占据了样本总数的61.3%。辽宁大学金融学教授刘俊奇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这些贪官之所以不把赃款存进银行，是为了躲避银行的监测。根据我国《反洗钱法》，个人银行账户如当天存款超过20万的话，银行会进行甄别，有的可能会被留下记录。曾有媒体总结了贪官处理赃款的几种主要方式，其中包括投资艺术品、房地产，投入股市，存入银行或地下钱庄，转到国外等。与这些方式相比，将钱藏在家中相对简单，也较为“保险”——毕竟，小偷入室、厕所泡水等导致赃款被曝光的概率要低很多。

对于这些人大多保持简朴生活作风的现象，这可能是其深谋远虑的结果。如果把贪污来的钱都用在了平时的衣食住行，必然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注意，因为他清楚，单凭自己那点工资，再怎么懂得享受也不可能住得洋房，开得起宝马的，而保持一些“土气”反而有可能赢得上级的赏识和群众的信任，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贪污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降低贪腐被发现的可能，基于规避风险的选择，他们宁愿做一个葛朗台式的贪官，尽管这并非他们的本意。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大凡贪官，尤其是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贪官，在敛财时都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种守财奴心态。个别贪官有着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把囤钱当成一种爱好，就像集邮等收藏活动一样。他们的兴奋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怎样搜刮到更多的钱。他们就像葛朗台一样，得了藏钱强迫症。

守财奴心态又可称为金钱数字心态，心理学家曾经对这种心态作过这样的分析：人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一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两万，攒到两万时目标变成了五万„„当积聚到100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150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

柳宗元的《蝜蝂传》中说，有一种善于负重的小虫叫蝜蝂。这种虫在行路中遇物便取，将物负于背上。此虫昂其首，愈背愈重，乃至于倒在地而不能起。人看见了，将其负重去掉一部分，此虫便又能走了。但此虫不思悔改，仍见物便取。此虫又好往上爬，到了体力不支时，终于从高处坠地而死。此虫的悲剧在于它的贪欲，贪官的悲剧也在于其贪欲，柳宗元的话一针见血：“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惟恐其不积。”

当藏金阁不再固若金汤

除现金、金条外，贪官们藏的东西“花样繁多”。内蒙古自治区原副秘书长武志忠，以家人名义在国内拥有房产33处，在加拿大拥有房产1处，在清查财产时，仅房门钥匙就装了一提包。再比如一直流行的雅贿、裸官、海外资产等等。所谓贪腐藏钱，仍然只是贪官藏匿非法所得的一个视角。我们还要关注的是相比那些查到的贪官们藏起来的现金，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贪腐所得已经被“洗白”。

不过，事实证明，无论贪官隐藏得再深、把钱藏得再好、手法再复杂和隐蔽，也都是在掩耳盗铃，最终还是要露馅。葛朗台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以求感到暖和。而被查处非法所得的守财贪官们，等待他们的只有审判和牢狱。

第二篇：中国酒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

中国酒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

酒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古代的权力之争、军事谋略等大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

所以官场喝酒并不足为怪，适当喝点酒对于官员放松神经是有好处的，但是许多官员受到了酒精的“毒害”，而无法分清是公务性应酬还是私人性交往，使得酒精文化中的内容和涵义也越发的具有引申意味了。比如，有民谣道：“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有干部称：“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你不敬他酒，他说你不尊敬他；同事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瞧不起他；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乎，迎来送往要“以酒助兴”，请客吃饭要“以酒显赫”，结交办事要“以酒为媒”，酒消费成为礼尚往来的必不可少的感情投资。

其实，纵论起酒消费无非是在进行人情消费和人情投资而已。那么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为何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一捆一捆分得很清楚的柴火”的话，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则是类似于石子投向河里的水波纹衍生开来的“差序格局”，是由自己——家人——亲属——朋友——熟人——陌生人等逐渐推开出去的。而官场中人情消费的目的，是将坐落于外围水波纹上的个体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逐渐进入内圈层，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中，双方是陌生人的话，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熟人；是熟人的需要晋升为朋友；是朋友的如果拉上亲属关系则更为有力了。我们知道，正像水波纹一样，越到外围就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强关系”体现在水波涟漪的内层，而外层的仅是“弱关系”而已，或者干脆八竿子打不出关系来。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呢？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能喝酒的人就拥有在酒桌中迅速复制关系的能力，越能喝则能力越强。而那些能喝者除了拥有拉关系的能力外，还具备了为领导挡酒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举动已然就是“为领导两肋插刀”了。可见，喝酒不仅拉近了与外群体的人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了内群体的关系。

在中国官场，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

这不得不从酒本身的特点说起。关系和人情的构建需要沟通和交流，正式的沟通碍于一定的环境、时间和情境的限制，使其更具有正规和刻板的氛围，而非正式沟通更为随意和自由，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促进交流。吃饭席间，人们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更加随意，效果更加有效。加之酒精本身可以放松神经，使非正式沟通更加通畅。人们畅饮之后，兴奋多言，更加显露本真天性，于是没有了官场的架子，有的只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

因而，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情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中，官员们常常用人情网络来削减生疏，用关系来平衡法规，这常常让许多人认为“公事得按私事办，合理先得要合情”。在人情的消费中，酒精的搀合便助长了这种联结。这样看来，中国的酒楼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情与关系情结的恒久发作。

“官场酒文化”喝掉的是什么

先撇开个人的健康这一普遍要义来看，人情消费是一种投资，但凡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但所求回报可能种类繁多，有的人希望回报地位；有的人希望回报利润；有的人要的是铁关系；有的人要的硬靠山。既然有人投资，就要有人“欠债”，无论对方何种索取，人情投资都要求受惠者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所需，有责任为其“办事”。

理性人所需要的回报是预期的最大利益化，而人情往来中虽然不显现直接对于利益的追求，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好，比赤裸裸的利益谈判获得更多。

人情永远与权力相关，当权力不以民主、法治、标准与制度为核心的时候，当权力开始以人情和关系为连结的时候，官场的酒文化便会对民主和法治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设想，一个以偏重法规、制度和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消费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官场酒文化，无限泛滥下去的话，谁来埋单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款在埋单，是单位在埋单，是国家在埋单；而其实呢，酒文化背后可能促成了无数的非合理或非合法的合作与关系，结成了一些不良的契约和人情的债务，那结账的可能不仅仅是公款，也许还有许多潜在的隐患。

网上流传的官场喝酒八条潜规则

规矩一：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

规矩二：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

规矩三：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规矩四：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规矩五：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规矩六：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

规矩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不管领导怎么要你喝多少，自己先干为敬，记着啊，双手，杯子要低。

规矩八：花生米对喝酒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对领导酒后嘘寒问暖是少不了的，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都显得你关怀备至。

一位公务员眼中的官场酒文化：酒文化变异之官场乱象

酒文化成了擅权作为的杀手锏。原则和规矩成了摆设，喝酒的能量倒成了“杀手锏”。许多资金是靠酒灌出来的，“酒杯一响，黄金万两”、“十杯酒，十万元”；选人用人要“考核”酒量，“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许多工程项目、巨额贷款，是靠酒杯攻关夺隘、打通关节拿下来的，“杯子一端，合同就签”。以致许多梦寐以求者，为此输液打吊针，甚至丢掉卿卿性命。

喝酒致死的“黑色幽默”当止

近几年来，公款吃喝之风愈演愈烈，找个由头大吃一顿已成为个别人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安徽芜湖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在挂牌成立酒宴上喝酒致死一事就极具标本意义，是一个经典的官场“黑色幽默”。一叶知秋，这一事件本身再次说明，公款吃喝问题到了必须用“重典惩治”的时候了。

第三篇：古代官场上的正副职

古代官场上的正副职

古代官场上的正副职

明代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新任江西兴国知县海瑞，向江西巡抚吴尧山递交了一份题为《兴国八议》的呈文，就本县的各项政务改革逐一提出主张。其 中第八条称:兴国县人口不多，冗官不少，像清军县丞、捕盗主簿这些副县级职位，于政事无补，对民众无益，还留着有什么用？不如都裁革掉。一时间，这件事闹 得沸沸扬扬。小小的知县公然提出要为自己“减副”，江西官场上又多了一件轶闻。如果以此为切入，再对古代地方政府的副职设置、权力分配以及副职与正官相互关系的处理等，都作一番观照，看看副职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精彩和无奈，相信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正职与副职，到底谁怕谁？秦汉时期的郡县副职都以副署文书、佐理事务为日常工作，除非特许，没有过问其他政务的权力。西汉末年，庐江都尉刘敞下到基层，民众手里拿着枯萎的稻谷投 诉:“本地连年遭旱，县吏竟然还强逼我们完税！”刘敞说:“这事归郡守管。”于是他就拿着枯萎的稻谷去向郡守反映民意。郡守先否认旱情，等到刘敞拿出枯萎 的稻谷作为证据后，竟然恼羞成怒，反问刘敞道:“这是都尉该管的事吗？”刘敞不服，就与他争执起来。后来，分管该地区官纪监察的刺史向中央报告后，中央立 刻将刘敞免职，召回长安。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任永宁主簿时，与知县感情相恶。司马池去见知县，说要研究某项公事。知县故意面朝南坐摆出不予理睬的傲慢姿态。司马池不买帐，走上前去 硬将对方的身体扳转过来，迫使他恭敬有礼地与自己对坐论事。这种情形简直可以算作荒唐戏剧中的一幕，但是却真切地反映出正副职之间关系的尴尬与无奈。汉景帝时，郅都当济南太守，先后有几个都尉与他共事，都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他。后来中央调宁成来当济南都尉。宁成比老虎更厉害，气势一下子就超过了郅太 守，郅太守反过来还要小心敷衍他，向他笼络感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虽然同样是副职，但都尉与郡守的相处又有不同了。其主要原因大概在官职级 别上:郡守级别是二千石，郡丞级别为六百石，相差十分悬殊；但都尉级别比二千石只是稍微低一点而已。于是，副职对正官“不买帐”，甚至针锋相对，出现相互 对抗的现象，也不少见，前文所举庐江郡尉刘敞与庐江太守相争也是一例。唐代韩愈写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载了一个姓崔的朋友，在担任谏官时因上书言事而受人排挤，被打发到蓝田县任县丞。崔县丞本来想，当县丞就当县丞 呗，照样能够有所作为。可事情却不那么如愿。韩愈这样写道:办理文书时，办事小吏怀抱已经完成的案卷找到县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来，右手递上笔，站直了 看着县丞，说道:“你应该在这儿签名。”县丞抓起笔，在预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名字，再问办事小吏是否合适。小吏说:“可以。”公事就算办完了。至于 案卷上写的是什么，县丞一点不清楚。所以韩愈慨叹道，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好在庭院里有老槐树，靠墙有竹子，还有流水，崔县丞于是每天清 扫庭院，培土浇水，然后吟诗作赋。有人问他忙什么呢？他就说:“我正忙于办公，请勿打扰。”宋代州县的副职权位又有所提升。王安石初入仕途的差遣，就是去扬州当签书判官，由于在公事处分上常坚持己见，少不了与长官韩琦闹矛盾。因为他有通签文书的权利，着实让老韩挠头。州县正副相争的故事在宋史上很多，据欧阳修称，知州、通判相争时，通判的气焰甚至高于知州，曾经扬言，要对知州实行同级监督。有个叫钱昆的杭州人，喜欢吃 螃蟹。他原在中央任职，后来请求外放去做知州。人事部门问他想去哪个州，他说只要是出产螃蟹、又无通判的地方就行，可见知州对通判敬畏到了何种程度。明代起，地方正官权力反弹，即便是同知、县丞这种有“二堂”、“二尹”名义的第一副职，也不再有过问全局的职权，而是依惯例由正官委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 作。但若对正官的施政方针或具体处置有意见，也可以直接向上级申诉。副职难于驾驭，所以许多正官以裁减乃至清除副职为快事。本文开篇所述海瑞建议要求为兴 国县减副，固然有裁冗省费的正大名义，或许也有类似动机。以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个性，来自左右的制约自然是越少越好。何良俊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嘉靖时，先父做粮长，常在府县中听候差遣，亲见亲闻松江府的同知吴献臣是如何与知府刘琬相处的。按照惯例，每天早上知府升堂与同僚相见后，副职官员各自回自己的办公室办事，惟独吴献臣偏偏不走，就在府堂一侧坐着，监视刘琬办理公事。一旦刘知府言行稍微有什么不当之处，吴献臣马上当面指责。说起来刘琬也是一个在官场上颇有声望的官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受到这种制约呢？有次他看见吴献臣不走，就故意不办公，干脆和他相对而坐，忿忿地说:“看你有能耐闲坐到什么时候！”吴献臣也不甘示弱，悠哉悠哉地捉一只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围吐一圈唾沫（据说虱子怕唾），然后直视刘知府道:“看你这家伙能走到哪里去！”再如万历时广东番禺的县丞唐同，也是类似角色。有一回他去见知县议事，正好遇见知县与“诗友”在堂上歌咏唱和，当场板下脸来教训正官说:“县堂自有政事，放着堂堂正事不做，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历代正副官员相辅模式的演变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地方行政建置虽然历经郡县二级制、州郡县三级制、道(路)州(府)县三级制、省(司)府州县复合制等多种变化，但各级政权的“领导班 子”设置，基本上都是正副职官员相辅模式，且大多为一正二副到一正三副，只有京师、畿辅、陪都所在，因为政事繁杂而多设副职。如秦汉是郡县二级制，郡政府 的正官为郡守，副职为郡尉（后称都尉）、郡丞；县政府的正官称县令、县长，副职为县尉、县丞。小县一丞一尉，大县一丞二尉，京县三丞四尉。曹操的仕途从洛 阳北部尉起步，就是京县四尉之一。“领导班子”之所以多取正副官员相辅模式，一方面是借助副职对正官的辅助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寓有相互制约之意。此种通过副职设置实施同级监督以利于 朝廷控制的深意，可以以宋代为标本。宋代的州一级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种，州级政府各设知州（知府、知军、知监）一人为正官，通称郡守。此外还有身份特 殊的“通判”。赵宋开国之初，在逐次消灭各个割据政权的统一战争中，为笼络人心，稳定政局，往往留用前政权的所谓“伪官”继续担任州府领导，同时又在他们 身边设置中央派来协助工作的通判，凡是州府公事，必须由通判与知州同签，方得施行，实寓监督之意。往后，通判制度推广到宋朝全境。神宗朝官制改革，通判被 明确为副职，设置员数因衙门所管地域大小和地位轻重而定，大体为一至二员。其他像签书判官、推官等，实际上是“助理郡政、分案治事”的长官助理，而且有会 同知州、通判签署公文的权利。职权配置又对正官副职的关系相处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秦汉绝对是郡守说一不二的一长制，行政级别六百石的郡丞虽然有“二太守”的名义，但对于郡政的影响，其 实还比不上只有一百石级别的主簿，就是郡府办公室主任，因为主簿是太守自署的，既是亲信，又指挥自如，比起中央派来的郡丞，自然更容易得到郡守信任。郡守 与郡丞相处，亦非太守和“二太守”的关系。汉宣帝时严延年任河南太守，其郡丞看见领导就像老鼠见了猫。守尉相争影响施政，所以东汉曾一度取消过都尉，后来因为实际需要，又不得不恢复。但是魏晋以来，副职与正官在官员级别上的差距被明显拉开，如郡太守为五 品，其副职郡丞、长史都下居八品，后来又规定副职对正官要“施敬”，就是行下属谒见上司之礼。级别拉大，行施敬礼，肯定有助于克服守尉相争之类，但地方权 力过于集中在“一把手”手里而导致朝廷尾大不掉的问题却严重了起来，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受此困扰。所以到了唐代，又有新的对策来加以调整:一方面是缩小正副 官员级别差距。如上州刺史定为从三品，别驾为从四品，长史为从五品上，司马为从五品下，一正三副，使之成为一个梯级结构；另一方面是分曹治事的属官们也都 由中央任命（以往都由正职官员自己聘任），从操作层面上讲，州县的行政司法财经文教监察正是由这一班人具体执掌的。这种任官途径和在正职官员领导下分工负 责的施政形式，对于实施同级监督和提升中央集权，都产生了实效。两宋在限制正官擅权方面创意更多，比如前文提过的州县政府会签制度，说白了也是让正副官员相互掣肘的设计，好处是能够有效防止“一把手”专断独行，坏处是行政效率和同僚关系可能受到消极影响。副职该多少，痼疾何时了？晚明以后，州县副职地位急速跌落，到清代则跌到谷底，中央分配到地方的一切权力都无可分割地被确定为州县正官这一职位独享，州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副职 基本处在开会陪座、发告示联名的层次。因为已成为官场花瓶，故编制上也从紧，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要设副职，据《光绪会典》卷

四、卷五记:全国共有73个 直隶州、145个属州，仅设州同知52人，州通判70人；共有1314个县，仅设县丞345人、主簿55人，平均每三个县还摊不上一个副职。但“一把手” 不是千手观音，事实上绝无一个人承担州县政府所有职能的可能，结果就是幕友、长随、书吏、衙役四套班子合成一个“混沌整体”，按照与正官的关系亲疏、委托 轻重等差别，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上充当“一人制”的工具，由此造成的组织不善和缺乏协调必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在缺 乏同级监督的清代地方官场上，这一点十分凸显。所以到后来人们开始对正官的权力独揽产生了怀疑，纷纷提出在州县中增设副职以分正官权力的主张。惜乎还没等 到这一轮“分州县之职守以策副贰之精神”的机制改革启动，大清朝就折腾完了。综上所述，约知从秦汉到明清，地方政府的副职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制度，都经历了曲折多变的沿革。不过各具千秋之间，也有贯通历代的共同之处，就是副职 的实际人数，往往比编制所定要多。没有副职，难以实施权力制约；副职太多，也会造成行政成本暴涨、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为此，从汉魏到晋唐，诸如《裁减丞 尉诏》一类的“减副”文件常有发布，但是动真格很困难，如唐代德宗贞元三年，中央实施州县减副，总共才减了千余人，平均一个县还摊不到一个，居然“怨嗟盈 路”。历朝各代中地方副职超编最多的，要数宋朝。真宗咸平四年，有关部门汇报最新一次精官简政成果，谓裁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这么 多干部，虽然中央各机构已经“员外加置，无有限数”，毕竟只能收容极小一部分，其他都分流到各部门各单位充实领导力量。王禹偁告诉皇帝:臣故乡济州，早先 是一个刺史、一个司户(民政科长)，没耽误工作。以后陆续增添团练、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等各种官职，现在又安排了四个分管工商专营和特税征收的，一州 如此，天下可知。而这种现象，亦正是中国职官史上的痼疾之一。

第四篇：中国的医改发展畸形已经形成

中国的医改发展畸形已经形成 第一点，医疗改革的重点错误，医疗体制改革开始的地方应该是让老百姓看不起病的公立医院！而不是被国家榨干利润的村卫生室！应该改革的是拿着国家财政工资的医生们，他们拿着国家工资该为老百姓做事，但是**回扣不管，大处方，大检查大化验不管，虚高的药费不管，专管没有固定收入，为老百姓日夜忙绿，微薄的收入，没养老保险，没有防护措施的乡村医生们。因为你是农民，你是最底层，你再闹，翻不了天，你上诉也找不到门。在医院看一次病没一千两千的检查都不够，重复检查，超范围检查，没人会管，而乡医服务一两千人，没日没夜的就一两千元的收入，而且有的还是欠账，你们还要榨取，在卫生室看病看不穷，官老爷们，你们醒醒把，重点在医院。第二点，机构臃肿，互相推诿扯皮，卫生院的权利太大。我算看清了，卫生部，国务院只会喊口号，没一点有用的东西，把政策交给卫生厅，卫生厅没那权利，推给ZF，互相扯皮，市卫生局，县卫生局就是送信的，政策传达者，没一点用，卫生院确成了乡医的直接领导，什么都听卫生院的，确切的说是卫生院院长的，院长就成了天，考核，任务，钱人家说了算，盖卫生室，分设备装修，成了财主了。和院长关系好的，收入自然高，没关系的只能认了。政策不到位，缺少监控，卫生院成一真空地带，权利大的很，不听，滚蛋。改革政策五花八门，乡村医生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因为哪一个部门都得罪不起，就拿卫生行政部门的改革来说，表面上人减下来了，实际上机构增加了什么农村卫生科、合作医疗、卫生执法、卫生监督、医政科、防保科，再加是其他部门的如地税、药检、物价、质检、什么办公室、某某中心、某某大队等，地方ZF财政不开支，他们的工资哪里来，只有靠乱罚款、乱收费来补充。就连培训、资料费都要钱„„村卫生室的硬件建设更是一大笔钱，一个小小的村医一年能挣几个小钱呀？ 第三点，公共卫生服务劳民伤财，公共卫生服务是好事，但就目前中国农村条件来看不现实，拿发达国家的一套来用在中国老白姓身上，异想天开！国外执行公共卫生的不会是没有执业医师，没有高学历，大多都进入中年，老年的农民，在我看来就一笑话。国家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了那，我真是感受就是造假，太假了，外行也能看出是假的，只有一个名字是真的，种地回来，造几份档案就是钱，不干什么也没有，第三产业。农村账目可以造假，什么可以造假，老百姓的健康不能造假。1，人数假，在外常年打工，上学的都要建，凑人数。2查体假，卫生院组织没有任何证件的人给老百姓查体，能查处什么病，起什么作用？笑谈，查体就查是血糖，血压，心电图，做心电图看不懂化验单，你说有什么用，搞形式。3健康教育那就更假了，一块公示牌，就是健康教育，贴上宣传纸照相留存，就是完整健康教育。糊弄鬼去吧！！4，高血压，65以上，重症精神病查体随访，就更滑稽了，1300人的村子保守数字200高血压200老年人，8个精神病，408人次*每人每年4次*每人每次1小时=1632小时，2个乡医的话，一个816小时，一年365天，不休息一天2个半小时搞随访，什么时间看病，随访了谁看病，那怎么办 好办那-----瞎造乱编啦！第四点**问题，基本药物局限性大，**种类少，卫生院采购不及时，卫生院药库库存少的可怜，没有下面卫生室药房**多，去年突发流感，感冒药，消炎药全部缺货，卫生院反映不及时，他们没利润。没动力。**价格变动时间快。3个月一改。本来乡医就无利润可讲，自己承担**差价，天理何在。再就是**招标，暗箱操作，来的都是天价，比没招标的**价格高的惊人，这些差价都是乡医的血汗却被招标者及相关策划者呑吸去了，我们乡村医生只是一个小小的诊室，没有专门的行政人员，又没有专门的会计，叫我们建立一些没有用的台账，因为卫生室的**及所有耗材费用都是乡医自己掏钱置办，根本没有

ZF的投入！第五人员问题，人员老化，人员结构极其不合理40以上占到一半以上，没有新鲜血液注入，就是鼠目寸光，现在的制度是，高学历有执业医师的人员进不了卫生室，卫生院没助理医师的不在少数，社区服务谈何长足发展，卫生部门关于医疗诊所的审批制度，致使成千上万的大专中专医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个医学生从学医到考助理医师，再注册成为一名乡村医生，需要5—6年时间，人生有几个5—6年呀？满怀热情的投入到工作中去，又遇到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傻子出去打工每天都能挣四五十元，村医呢？希望有关部门深入基层调查一下，不要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琢磨鸡蛋是怎么下的！这些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只会搞得乡村医生人心惶惶。怨声载道！(老一代村医（赤脚医生）给国家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批人已经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诊疗方式落后。第六，乡医身份待遇问题，乡村医生的身份还是农民，待遇没有农民高，风险比什么都大，据我了解想在的乡医都无心看病，一个待遇最好的地方一个月收入在1千左右，能养活老婆孩子吗？反过来这种处境放到官员们的头上又当何想？ 随着卫生室的倒闭，赤脚医生改名乡医； 名字一改地位变迁。集体名誉个人发展； 房屋设备自己配置。靠艺吃饭亦算自然； 技术高低患者评议，挣钱多少自己本事； 输液打针自己本分。过敏反应时而碰见； 个别晕针吓你冒汗，大病小病让人崩溃； 重症病人送往医院，大夫未看先说来晚； 病人扯皮就得破费，稍不留神永难翻身； 若要告状患者总对，患者却说这叫实惠； 大人小孩不敢得罪，人前人后没有地位； 病人一叫立刻到位，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日不能息夜不能眠，一年到头比鸡还累； 半夜敲门肯定有人，掕起诊箱马上出门； 如此情况时有出现，大病小病不敢怠慢； 通讯发达乡医遭罪，寒冬半夜一个电话； 孩子发烧老婆胸闷，急忙赶到到晚得罪；

明确身份，完善保障

关于乡村医生补偿和养老的问题，长期以来呼声不断。养老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乡村医生身份不能够明确。对乡村医生定位为农民身份是有失公允的。即使是在半农半医的年代，许多乡村医生也因为从医需要而放弃了土地经营。王同昌告诉记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干农活，地里的活都是家里人去干，甚至有的医生连自己的地边在哪里都不知道。农民可以承包果园承包粮田，而他们却只能行医。经过考核后的乡村医生，有国家承认资质，他们的职责是代替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保障性卫生服务，其身份应该界定为技术性公职人员。

一些相关人士建议，政府应首先做的，是界定村卫生室属性，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共产品，那么为农村居民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村卫生室就是基本公共设施。只要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属性不改变，村卫生室的属性也就不可能改变。政府不应该以“农村情况复杂”、“基层政府财政困难”为理由，将村卫生室建设这个政府责任转嫁给乡村医生或者其他任何组织。因此，应在国家层面明确村卫生室的公共设施属性，界定各级政府对村卫生室建设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确由公共财政来保障村卫生室的正常运行。

同时，明确乡村医生身份，正确评价乡村医生工作的重要意义，承认乡村医生资质、解决劳务关系。制定全国统一的村医生退休机制和养老机制，发放退休养老金。对参加赤脚医生的年龄已高被卫生院劝退的老乡村医生们，国家也应给予一定的补偿。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禄生指出，乡村医生逐步转公是一个大趋势，但应该遵从“老退，优转，劣汰，严进”的原则。老退有两层含义，第一，到年龄的乡村医生要鼓励他们退休，根据各地的情况为其买一份养老保险，没条件的地区给予一次性补偿。第二，建立乡村医生退休机制。这样不会出现老的不退，新的不来的局面。优转也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身份转变。考取执业助理医师的乡村医生由农民转为卫生技术人员。第二，入编转公。乡村医生能考取执业助理医师后，不仅转为卫生技术人员，当地政府给予正规编制，工资纳入地方财政。劣汰，如果屡次考试不过，没办法只能出局。严进，必须采取严进的策略，规定他们上班实习1年后必须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通过10年逐步换血，相信这支队伍能走上职业化道路。

据了解，目前中国有许多地区已根据自身特点对乡村医生养老模式进行了有效探索。北京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的方式，将乡村医生养老保险的政府补助政策与北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衔接，使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问题得以解决；在此模式中，通过按执业年限给予财政补贴的方式，体现政府对乡村医生贡献的肯定。江苏将乡村医生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县级财政担当其用人单位的角色，承担筹资总额的12%，同时使其获得与城镇就业群体同样的保障水平；在养老保险金补缴方面，通过允许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延缴，直至缴足15年的方法，缓解一次性补缴给乡村医生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苏州的吴江市全市实施镇村一体化管理，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

为村卫生室的管理主体，村卫生室为乡镇卫生院派出机构，村卫生室人员实行聘用制，为被聘用的乡村医生统一办理养老保险。为配合医改推进，2010年起该市将农村公共卫生专项经费提至人均80元以上，同时通过考核保证至少30%落实到村级；提出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政策性补偿机制，由市、镇(区)两级财政分担，保证乡村医生年均收入不低于3．5万元。此外，根据苏州市文件，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按每万服务人口配备18名卫生技术人员的标准重新核定编制，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质的在岗乡村医生，经考核后可纳入正式编制。通过该项措施，一方面保证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中适当的人力配置；另一方面鼓励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化，转变其乡村医生的身份，为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医生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长期以来，乡村医生作为我国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体系的网底，肩负着为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责，是我国最基层、最基本的一个公共卫生服务部门，为我国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正确定位乡村医生的工作，完善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障和各种待遇，才能吸引人才，加强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满足八亿农民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才能使网底不破，长盛不衰。

转自【医界】刊 2011年10月2

第五篇：酒文化与官场学问_酒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

酒文化与官场学问 酒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转载）

酒文化与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酒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古代的权力之争、军事谋略等大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

所以官场喝酒并不足为怪，适当喝点酒对于官员放松神经是有好处的，但是许多官员受到了酒精的“毒害”，而无法分清是公务性应酬还是私人性交往，使得酒精文化中的内容和涵义也越发的具有引申意味了。比如，有民谣道：“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有干部称：“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你不敬他酒，他说你不尊敬他；同事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瞧不起他；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乎，迎来送往要“以酒助兴”，请客吃饭要“以酒显赫”，结交办事要“以酒为媒”，酒消费成为礼尚往来的必不可少的感情投资。

其实，纵论起酒消费无非是在进行人情消费和人情投资而已。那么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为何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一捆一捆分得很清楚的柴火”的话，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则是类似于石子投向河里的水波纹衍生开来的“差序格局”，是由自己——家人——亲属——朋友——熟人——陌生人等逐渐推开出去的。而官场中人情消费的目的，是将坐落于外围水波纹上的个体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逐渐进入内圈层，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中，双方是陌生人的话，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熟人；是熟人的需要晋升为朋友；是朋友的如果拉上亲属关系则更为有力了。我们知道，正像水波纹一样，越到外围就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强关系”体现在水波涟漪的内层，而外层的仅是“弱关系”而已，或者干脆八竿子打不出关系来。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呢？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能喝酒的人就拥有在酒桌中迅速复制关系的能力，越能喝则能力越强。而那些能喝者除了拥有拉关系的能力外，还具备了为领导挡酒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举动已然就是“为领导两肋插刀”了。可见，喝酒不仅拉近了与外群体的人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了内群体的关系。

在中国官场，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 这不得不从酒本身的特点说起。关系和人情的构建需要沟通和交流，正式的沟通碍于一定的环境、时间和情境的限制，使其更具有正规和刻板的氛围，而非正式沟通更为随意和自由，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促进交流。吃饭席间，人们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更加随意，效果更加有效。加之酒精本身可以放松神经，使非正式沟通更加通畅。人们畅饮之后，兴奋多言，更加显露本真天性，于是没有了官场的架子，有的只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

因而，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情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中，官员们常常用人情网络来削减生疏，用关系来平衡法规，这常常让许多人认为“公事得按私事办，合理先得要合情”。在人情的消费中，酒精的搀合便助长了这种联结。这样看来，中国的酒楼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情与关系情结的恒久发作。

“官场酒文化”喝掉的是什么

先撇开个人的健康这一普遍要义来看，人情消费是一种投资，但凡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但所求回报可能种类繁多，有的人希望回报地位；有的人希望回报利润；有的人要的是铁关系；有的人要的硬靠山。既然有人投资，就要有人“欠债”，无论对方何种索取，人情投资都要求受惠者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所需，有责任为其“办事”。

理性人所需要的回报是预期的最大利益化，而人情往来中虽然不显现直接对于利益的追求，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好，比赤裸裸的利益谈判获得更多。

人情永远与权力相关，当权力不以民主、法治、标准与制度为核心的时候，当权力开始以人情和关系为连结的时候，官场的酒文化便会对民主和法治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设想，一个以偏重法规、制度和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消费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官场酒文化，无限泛滥下去的话，谁来埋单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款在埋单，是单位在埋单，是国家在埋单；而其实呢，酒文化背后可能促成了无数的非合理或非合法的合作与关系，结成了一些不良的契约和人情的债务，那结账的可能不仅仅是公款，也许还有许多潜在的隐患。

综观当前流行风靡的“酒文化”，其实已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有客自远方来”的以酒待客，那种豪爽、热情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怕喝得胃出血”，那么这种“酒文化”其实处于偏离化状态，成为必须要修正的不良“亚文化”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延伸阅读

规矩一，酒桌上虽然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出血”之说，但是喝酒的时候决不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规矩二，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三下两下就把自己放到了。规矩三，领导之间相互喝完了才轮到你去敬酒。规矩四，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规矩五，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乎情况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但一定不能比对方喝得少，要知道是自己敬人。规矩六，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就说一句“我喝完，你随意”，这样能显出你的大度来。规矩七，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的时候，你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规矩八，一手端酒杯，一手垫杯底，记着：自己的杯子永远低于别人。当然如果你是领导，也得知趣点，不要把杯子放得太低，不然怎么叫人做人？ 规矩九，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规矩十，碰杯，敬酒，要有由头，编好说词，不然，我凭什么要喝你敬的酒？ 规矩十一，桌面上不谈生意。实际上，酒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心里面了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规矩十二，不要装歪，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规矩十三，遇到酒不够时，把酒瓶放在桌子中间，让人自己添，不要傻不垃圾的去一个一个倒酒，不然后面的人没酒怎么办？ 规矩十四，最后一定还有一个闷杯酒，所以，不要让自己的酒杯空着。总之，你是跑不了的。规矩十五，注意酒后不要失言，不要说大话，不要失态，不要口沫横飞，筷子乱甩，不要手指乱指，喝汤噗噗响，不要放屁打嗝，憋不住去厕所去，没人拦你。规矩十六，不要把“我不会喝酒”挂在嘴上（如果你喝的话），免得别人骂你虚伪。实际上，人能不能喝酒还是真能看出来的。规矩十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不管领导要你喝多少，你都要先干为敬。记住：双手端杯，杯子要低。规矩十八，酒后要向领导嘘寒问暖，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这些都能显出你对领导关怀备至。

如果你酒量不怎么样，那么：

1、不要主动出击，实行以守为攻战略。

2、桌前放两个大杯，一杯放白酒，一杯放矿泉水，拿小酒盅干杯，勤喝水。

3、干杯后，不要马上咽下去，找机会用餐巾抹嘴，把酒吐到餐巾里（女性最适用）。

4、上座后先吃一些肥肉类、淀粉类食品垫底，这样喝起酒来就不容易醉。

5、掌握好节奏，不要一开始就喝得太猛。

6、不要几种酒混着喝，特别容易醉。

7、喝到6分醉时，把你面前的醋碟中的醋喝下，再让服务员添上。8.每次干杯时，倒满，然后在喝前假装没有拿稳酒盅，尽量洒出去一些，这样每次可以少喝进去不少。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力量。网上流传的官场喝酒八条潜规则

规矩一：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

规矩二：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

规矩三：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规矩四：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规矩五：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规矩六：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

规矩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不管领导怎么要你喝多少，自己先干为敬，记着啊，双手，杯子要低。

规矩八：花生米对喝酒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对领导酒后嘘寒问暖是少不了的，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都显得你关怀备至。

一位公务员眼中的官场酒文化：酒文化变异之官场乱象

酒文化成了擅权作为的杀手锏。原则和规矩成了摆设，喝酒的能量倒成了“杀手锏”。许多资金是靠酒灌出来的，“酒杯一响，黄金万两”、“十杯酒，十万元”；选人用人要“考核”酒量，“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许多工程项目、巨额贷款，是靠酒杯攻关夺隘、打通关节拿下来的，“杯子一端，合同就签”。以致许多梦寐以求者，为此输液打吊针，甚至丢掉卿卿性命。

喝酒致死的“黑色幽默”当止

近几年来，公款吃喝之风愈演愈烈，找个由头大吃一顿已成为个别人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007年11月18日，安徽芜湖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在挂牌成立酒宴上喝酒致死一事就极具标本意义，是一个经典的官场“黑色幽默”。一叶知秋，这一事件本身再次说明，公款吃喝问题到了必须用“重典惩治”的时候了。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