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97-2008汪曾祺研究综述
1997—2008年汪曾祺研究综述
伍娜
摘要：回顾这十几年汪曾祺研究所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离世后更为寂寞了，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有关他的评论文字已不多见，而且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观点的更是少见。这当然与时代的审美趋向的转变有关，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网络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产生的一些影响，是人的心灵的选择，而非文学史的选择。可以说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国文学的寂寞，就是我们心灵的寂寞。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研究 散文研究 比较研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有小说《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写过京剧剧本，60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淖记事》、《跑警报》、《泡茶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陆续出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几个小说集，散文结有《蒲桥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19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确是晚翠花香。他于1997年5月去世，离开我们已近十二个年头了。小说《受戒》令人耳目一新，由此人们开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1980—1989年可以看作是汪曾祺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进行较为全面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90年代则可看作是深入发展阶段，研究面扩大，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而在汪曾祺逝世之后对他的研究开始出现下坡趋势，小说研究依然是重点，但并没有重大突破，散文方面虽一度出现“散文热”，但犹如昙花一现。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其逝世至今这段时间之内的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小说研究
小说研究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重点，在他去世之后这一重点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研究者们大多把汪曾祺小说当作美文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考察，延续了上一阶段的思路，形成了这么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他的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孙会平指出汪曾祺的童年生活、求学历程以及创作思想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1]梁素芳认为汪曾祺作为20世纪的“乡土作家”，其创作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润。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时时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处处流露出与世无争、致虚守 静的人生观。这些无疑都与道家贵自然、顺天命的思想一脉相承。[2]而陈丽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新时期的主要小说，庄禅文化意味在其中通过超脱世俗的市井众生、随缘任运的逍遥人士、清风明月的真情之人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体现了庄禅文化以平常心在不离世俗中超越世俗的生存方式、以随缘的人生态度追求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以及重情惜缘的精神意旨。[3]但近些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刘明就是研究者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20世纪的宏观文化背景上考察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发现其文化意识与审美取向表现出极为突出民间意识。正是由于汪曾祺的文人品格、传统精神和民间意识的有机统一，才使他的小说创作 升华到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而民间意识在汪曾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精神的贯注，才使汪曾祺的创作独树一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继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精神，更在于他在庙堂和广场文化之外，焕发出了灿烂的民间性艺术光辉。他让我们切实地领略到民间这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所蕴含着的无比深厚的诗性价值和精神宝藏。[4]刘明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达到了如此高超的艺术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实现了民族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与融合。如果缺少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当代性影响。[5]而在刘明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舍乎人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6]而柯玲却进一步论证了汪曾祺创作当中的现代意识，她指出汪曾祺是一个传统文化色彩较浓的现代作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较强的作家。他的现代意识的萌发始于西南联大。他的创作无论在题材的探索、写法的革新方面，还是在语言观念、体裁特色方面都含有显著的现代性，并且对中国80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先锋派小说也起着一定程度的先导作用。[7] 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卢军和程悦明则认为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8]肖莉则指出汪曾祺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体家，以“小说是回忆”的诗意构成、“气氛即人物”的诗学意境的理论自觉，实践着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9]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自己的影响：“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诃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所以董建雄在他的论文中提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到契诃夫较大的影响。与契诃夫小说比较，汪曾祺同样以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描述对象，并通过对他们平凡生活的展示，表达人道主义的关怀。艺术上，汪曾祺的小说也有淡化情节、结构自由的特点，重视“留白”处理和细节描写，具有和契诃夫小说类似的风格技巧。[10]马金起指出存在主义对汪曾祺小说影响是多层面的，它的本体论和自由选择等命题影响到了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同时存在主义美学精神也制约了小说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使一些作品染上了荒诞的美学风格。[ 11 ]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已成为汪曾祺研究的重心。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耿红岩指出：汪曾祺小说在结构和文体上最为突出的特色是散文化。在结构上，他苦心经营的不是结构的严谨，恰恰是结构的“随便”。他的散文化小说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树枝状结构、云朵式结构、画簿式结构。汪曾祺小说结构的随意、多元，突出表现在虚实相生、卒章显志、顾盼流转三方面；其显性结构的“松散随意”又造成了其文体特征的散文化。[ 12 ] 胡秦葆在他的论文中分析了汪曾棋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上的四个独特之处：“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13]他在自己的另外一篇论当中谈到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文化意义，在文中他指出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的影响，继而着重从文化学的层面探讨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因为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范式，既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表征着文化。[14]而肖莉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语言特征。[15]熊修雨指出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破除了待统的审美认知模式，表征着特定的社套文化内涵。[16]在他的另外一篇论文当中则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文体与其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文章分别从汪曾棋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多土文化氛围、童年般事、懦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 在联系。[17]
二、散文研究
在先生去世以来的十多年，针对其研究的最大亮点即是“散文热”。沈秀英和王青在他们的论文当中对汪曾祺散文热现象进行了透视，阐述了汪曾祺散文热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指出由于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使汪曾祺的散文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汪曾祺独特的散文创作观也迎合了新时期读者的消费观念；同时，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热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18]郭之瑷指出汪曾祺抒写“凡人小事”的散文是其平民意识的一种理性张扬；梳理昆明情结构成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大量文字；在其“滋润”散文观主导下选择的“闲语”话语方式实现了当代读者的“文化休闲”愿望。人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是汪曾祺散文不衰的艺术魅力。[19]而仕永波由散文的地位和价值、散文和传统的关系、散文与抒情的关系、散文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散文和读者（接受者）的关系五个方面入手，对汪曾棋的散文观进行了系统性规整和要论述，从而梳理出了汪曾祺散文观的大致脉络。[20]王凤玲则对汪曾祺散文话语形式特点作出了概括，汪曾祺独特的语言把握方式，其散文话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魅力。摆脱主流语言束缚的审美自觉性，讲究气韵流动的朴实美，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的音乐美，富有多重变化的交响美。这些话语特点统合在汪曾祺散文的话语形式中，显示出其成熟的散文话语组织系统的厚度和张力。[21]季红真认为汪曾祺的散文属于丰富而驳杂的古典散文传统。他对散文情有独钟，并赋予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决定汪曾祺基本人格修养的是儒家思想，也熔铸了他文体意识的核心。他的散文以文体为纽带，连接起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脉。从这个文化的源头出发，他理顺了文章学中“文气说”的一脉潜流，开辟出自己的文章之道，由内在的气韵到外在的文体，然后进入散文风格的美学理想。
汪曾祺在散文文体方面的建树，从理论到实践，沟通了中国文章学的渊源，形成中国散文的重要传统。[22]而杨晖则从内在意蕴、情感和语言三个方面概括了汪曾祺散文的85美学特色。[23]罗尚荣和王琪立足于传统文化、艺术继承的基础上，从写作思想、创作风格、感情表现以及作者的文[24]人气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找出了其文化、艺术渊源。..黄科安指出汪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它们是空灵与充实的合一，是物与我，自然与人的交融贯通，这种贯通是深层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与回应。[25]刘明则从民间角度阐释汪曾祺散文创作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和意义。..[26]而续静则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散文写作是一种真正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其文化关怀的内容和意义——融入民间，带给人们文化探索的新路，揭示出汪曾祺写作的边缘化审美意义。汪曾祺散文通过写风俗，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和生命意识，其“民俗”散文有三要素：人物、意象、环境。[ 27 ]
三、比较研究
对汪曾祺作综合研究，最重要的即比较研究。研究者们往往把它纳入京派系统来考察，无疑汪曾祺、沈从文仍是这一研究热点，如傅书华强调了汪曾祺的小说延续了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28]周龙则认为汪、沈都注重对于作为人类诗意栖居地的自然的讴歌，注重对于诗化之人的塑造，却又悖论性地包含了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诉求。[29]管粟认为汪曾祺是一位京派代表作家，可以说，汪曾祺是通过“旧梦重温”把一个久被冷落的文学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30]而翟业军却是同中求异，他认为看似极相近的两位作家，其风貌其实迥异。他从汪曾祺的“沈从文论”的症候出发，层层论述他们一冷一热、一真一善、一楚一儒的差异。[31]对汪曾祺创作从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就是对汪曾祺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作了评定，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延续与艺术接轨，这个价值已被充分认识。张华在其论文当中写到汪曾祺以自己的艺术观、创作论去挖掘故乡的风俗人情中别具特质曲形式美感和精神底蕴，形成其文化型乡土作品。其作品表现出特有的东方乡情是对时代和经验的感悟和超越——在乡土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辉力量。[32]柯玲指出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汪曾祺的特色，是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他文化个性在创作中的反映。“土性”（民间性）是他全部的审美基调；“水性”（机智性）是他鲜明的艺术风格；中和性”（兼容与对抗）是他独具魅力的根本。[33]回顾这十几年汪曾祺研究所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离世后更为寂寞了，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有关他的评论文字已不多见，而且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观点的更是少见。这当然与时代的审美趋向的转变有关，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网络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产生的一些影响，是人的心灵的选择，而非文学史的选择，我们曾上过文学史的当，我们只应相信自己的心灵。而事实上我们见得最多的是汪曾祺这些记录20世纪中国人心灵的文字，却没有赢得应有的阅读热忱，这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国文学的寂寞，就是我们心灵的寂寞。[34]这种寂寞所带来的精神的清贫将使我们后顾时无家可归。参考文献：
[1]孙会平:《从<大淖纪事>看汪曾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9卷,第3期,第119-121页。
[2]梁素芳:《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略论道家思想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吉林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2-65页。
[3]陈丽：《庄禅文化意味在汪曾祺小说中的体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卷，第1期，第81-83页。
[4]刘明:《民间的自觉:汪曾祺的文化意识及其小说创作》,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50-57页。
[5]刘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79-85页。
[6]刘明:《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性意文》,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67-70页。
[7]柯玲:《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盐城师专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第35-39页。
[8]卢军,程悦明:《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69-72页。
[9]肖莉:《回忆和氛围: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6年,第2期,第65-69页。
[10]董建雄:《论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第42-45页。
[11]马金起:《存在意义的艺术追问——试论存在主义与汪曾祺小说的艺术追求》,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07-109页。
[12]耿红岩:《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结构与文体》,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4卷,第l期,第69-72页。
[13]胡秦葆:《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13-116页。
[14]胡秦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文化意义》,江汉论坛,2005年,第122-125页。
[15]肖莉:《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语言特征》,修辞学习,2000年,第2期,第14-15页。
[16]熊修雨:《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9卷,第l期,第63-68页。
[17]熊修雨:《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江汉论坛,2002年4月。[18]沈秀英,王青:《“汪曾祺散文热”现象透视》,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卷,第2期。
[19]郭之瑷:《汪曾祺散文创作探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4卷,第3期,第69-73页。
[20]仕永波:《汪曾祺的散文观探析》,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第28-30页。
[21]王凤玲:《自觉·厚度·张力——论汪曾祺散文话语形式》,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8卷,第6期,第13-15页。..
第二篇：汪曾祺和沈从文
汪曾祺和沈从文：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被视为独异的作家,风格中有几点相同的特征:
1.他们的作品都是着力表现对贫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满与思考,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传统的鞭鞑,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从沈从文家境中衰与少年时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这段经历,使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温暖。
2.他们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动的支配。《边城》、《受戒》中两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
3.字里行间蕴含着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受戒》《边城》里有很多诗意化的其乐融融的自然乡村美景的画面。
不同：从思想内容看,二人都着力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追求,但沈从文更多地对不平等的物质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汪曾祺则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求发展,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
2.所显现的感伤色彩和成分来看,沈从文更忧郁些、压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时不够明确,呈现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较清晰,所呈现的力度是一种为理想斗争的顽强精神。:“《边城》是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从表现手法来看,沈从文节奏迂缓,叙说中写实成份较多,而汪曾祺迂缓中夹杂着跳荡,有一些心理探索,还有哲理性议论。
第三篇：浅论汪曾祺小说
浅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孙汉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而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关键词：语言；短句；叠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发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文化小说的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语言更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语言表达的作用不可忽视。作家的艺术追求也可以从其语言风格特点上反映出来。”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1]《受戒》的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明快，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不拘世俗、热爱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从三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化效果。阅读《受戒》犹如在欣赏一幅美妙的风俗画。《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对小说的风俗效果化功不可没。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使表达事情或描写事物更加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现的场景。
小说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苏北方言或俚语。例如在对赵大伯形象描述时。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 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能干人”、“全把式”说明赵大伯是个手艺多样的能人。“罩鱼”、“洗磨”、“凿砻”、、“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动宾短语的描写，是对赵大伯具体手艺的展示，他行行精通。这些词语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干净利落，增添语言的音乐美。在对赵大伯两个女儿形象刻画时，作者也舍弃了常用的修饰性书面语言，充分运用民间语言。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鸭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鲜、形象、生动，在接连不断的比喻中，表现了两位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美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还注重对文言的借鉴和运用。古代汉语经过长期的运用和发展，具有了许多现代汉语不可比的长处，凝练、含蓄、古朴、省俭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 现代汉语中，“开蒙入学”就是“上学读书”，“直呼之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开现代汉语中一般的书面语言，而采用古代汉语的词语，使得文章语言更简洁、凝练。
对方言和文言的借鉴和融合，使小说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二、叠言的运用
“汪曾祺曾自称‘通俗抒情诗人’。所谓‘通俗’就是要语言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口语化，所谓‘抒情’，除了内容之外，在语言方面则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叠言在民众口语里很活跃，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见。汪曾祺的小说里叠言使用频率高，与他的艺术追求和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在小说《受戒》全文中使用叠言达到了30多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惯用叠言，也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叠言频率高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叠言使用形式多种多样。
（一）AA式
“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前一句写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脚留下的脚印，“小小”、“平平”、“细细”三个叠字，将脚印描绘得如此美妙，表现出一种轻轻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叙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场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现了一个十五六岁小女孩的好奇心，不仅是自己没到过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N——’。”
“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
（三）AAB式 “明子点点头。”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 [2]“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第一句是对赵大娘形象的刻画，“滑溜溜”、“格挣挣”描写了赵大娘衣着整齐、干净，打扮得得体，说明她是个爱漂亮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荠“时的情景，“凉浸浸”、“滑滑溜”不仅从触觉上逼真地描写了踩在烂泥里的感觉，而且还能让人联想到小英子的活泼可爱。第三句“无端端”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还有如“凉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这类叠词的使用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形成了一种鲜活的语言音乐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前一句“瘦长瘦长”表明赵大伯身体依然硬朗，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压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红紫红紫”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荸荠叶和荸荠的具体形态，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
“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确确实实”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个管家务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实实”描述了仁渡平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衬了他在某些时候的不老实。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现代汉语叠词的普通形式外，还创新了一种叠词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在这句中本来用“扑鲁鲁”就可以了，作者在这去又加了“鲁”成了“扑鲁鲁鲁”，描写青桩发出的声音更加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受戒》的叠音形式音节匀称、具有和谐的音韵美。叠言又多以两两相对或排比形式出现，符合汉民族“成双作对”的民族心理，从而增添了行文的流畅自然和连绵不断的回环美。而且小说的语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语言便是口语化，叠字叠词正是我国汉民族口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大量运用叠言手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与作者追求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有关，叠言的运用使《受戒》的语言既富有音乐美有亲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的干净，无拖泥带水之病，且跳荡活泼，富于生气。例如：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全段共一百零九个字，却形成了二十三句。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句子字数时多时少，长短不齐，抑扬顿挫，好似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轻快而平缓，将江南水乡的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南方群众的热情及友爱。
汪曾祺《受戒》中对短句的使用还体现在对人物对话的描写。小说人物对话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而且极富诗的韵味。如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对话式的场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吗？”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会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这些语句看似平淡，然而细细回味，却又韵味深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而且从文本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间的爱慕之情。读这段对话象犹如在欣赏一首诗，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叙述中的诗意美，也表现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却开。”短句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变得简洁、准确，看似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形成了干净简洁、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以《受戒》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说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们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而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与作者语言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朱志刚在《节奏与词语的选择》中说道：“汪曾祺对语言运用是如此的熟练、老到，他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把握和对特定词语的准确选择，使得其小说整体上突出了一种饱含韵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满节奏感的和谐美，一种由特定词语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美。”[3] 通过分析《受戒》语言运用的技巧，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汪曾祺善于运用语言，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这对他文化小说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页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第5、6期合刊 72页
[3]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52页
参考文献
[1]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说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陈望道著 《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4版 [4]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三版
[5]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 第5、6期合刊
[7]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 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第四篇：汪曾祺评论
汪曾祺
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随意漫谈
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第五篇：汪曾祺读后感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身边平凡的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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