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网络生活中真相与谬论的甄别

第一篇：谈谈网络生活中真相与谬论的甄别

谈谈网络生活中真相与谬论的甄别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的发展，人们和网络的亲密度也越来越高。不仅在家可以享用到便捷稳定的宽带，出门在外，也常常能找到wifi覆盖的区域联网。除此之外，3G，4G等服务，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与乐趣。网络无处不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我们通过网络可以查找各个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到不同的知识，可以最快的获得新鲜劲爆的消息，还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得到更多的朋友。在学习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的过程中，可以知道，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和对立统一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正面和负面。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不知不觉，其阴暗面也越来越清晰地被人们所知。网络给与人们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以匿名的方式畅所欲言，毫无阻碍地传播一些信息或宣泄自己的情感。常常，被人们所传递的消息并非是真实可靠的，一些错误信息的传播，误导了一部分人群，传递了负能量，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还会丑化社会，造成社会困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恶化的影响。由此可看出，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造福人类，一旦用错，可能伤己伤人。对于网络造成的危害，我们应该清楚认识事情的重要性，同时，还要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来面对。

一、错误信息随处可见

（一）心脏病突发时吃阿司匹林能救命

前段时间流传“心脏病突发时吃阿司匹林能救命”，有一则微博是这样发表的“在睡眠时心脏病突发，剧烈胸痛足以把人从沉睡中痛醒，立刻口含两颗阿司匹林嚼碎咽下去，接着立刻联络急救中心，然后坐在椅子或沙发上静候援助，千万别躺下！心脏科医师强调，如果每个看到这条微博的人，能够转发10份给其他人，肯定至少有一条命将会被救回，请扩散！”此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发布量达到了三十八万多条，在百度上的搜索达到了一千九百多万条。从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出，了解到并转发这条消息的人有很多。人们都是因为善意而转发的，想到可能会救到人，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的把这条消息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么，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口含阿司匹林而且一定不能躺下才是对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条消息后，知道真相的网友开始反对。之后，又有专家给出了答案：阿司匹林对于心脏病人是很重要的，吃阿司匹林的目的是防止心脏病的进展。但是在心脏疾病发作时，临时含阿司匹林是不够凑效的，因为阿司匹林起作用需要几个小时。心脏病一旦突发，唯一的一个总体原则是保持平静，不要再动。

所以，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口含阿司匹林而且一定不能躺下，这是错误的。微博上的这条消息打着救人的幌子，蒙骗了浏览并相信这可以救人的网民。或许这种错误的指导还给遇上心脏病突发的人造成的不好的后果。

（二）外国小伙子摔倒中年女子疑遭讹诈

这是2013年12月在“国际在线”上发布的新闻。报道称，一名东北口音女子在经过一个骑车老外旁边时突然摔倒，随即瘫软倒地不起。外国小伙下车急忙搀扶女子，却被女子一把揪住，自称被老外撞到腿部受伤无法行走，需要该老外负责。外国小伙大惊失色，却被女子死死拖住。最后双方在调解下，外国小伙不得不给付1800元“医药费”，女子方才作罢自行离开。

然而事件的真实情况随后曝光出来：一中年女子经过人行横道时，被一外籍男子驾驶摩托车撞倒。在现场处理过程中，倒地女子称身体不适，民警立即拨打120将其送往附近医院。经检查，该中年女子伤情轻微。老外无证驾驶，车辆被扣且受处罚。

（三）网络购物时图片与实物的差别

除了信息的获得有真有假，我们在网络生活中，还有不得不面对而自己又不能辨别的真假问题。比如，在购物时，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会勾起买家购买的欲望。购买到合意的商品后，收到的货物却不一定会让人满意。在这样的一种买卖环境下，大多数买家都会在寻找到相应的商品后，花一点时间看看售后评价、卖家信用等相关信息。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评价和信用也有可能作假，商品详细的信息不一定是可靠的。于是，网购的缺点也越来越不可忽视。

二、造成网络虚假信息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虚假的信息常常是为了哗众取宠，获得利益而发出的。这些信息蒙骗了网民，使他们面对事物失去了正确的理解。有些时候，当虚假信息被曝光，又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愤慨，造成社会的不和谐。那么，这些伤人的信息为什么会被发表出来呢？以下对其原因的分析：

（一）人们负面情绪的发泄

有些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与多不满，负面的情绪无处发泄，而网络，就给与了他们一个自由安全的环境，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发表出来。他们所描述的所见所闻所感，没有用标准的尺度来衡量，缺乏真实可靠性。然而，他们描述的信息也很容易被类似的人感悟到，尤其是有着相似经历和感受的人。于是，带有阴影的信息也会很快地扩散。

（二）追逐名利刻意炒作

有一些虚假信息是背后操作者为了得到名或利，刻意制造的假象。这样的假象，在网络新闻方面特别突出。虚假新闻随处可见，这与媒体和公众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名与利的追求，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就需要能刺激到群众能提供群众引发话题的新闻。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有独家报道，才有人气，才有胜利。所以，在网络中，新闻的真实性在逐步的减少。

（三）网络漏洞

网络是一个巨大的平台，他给予人们相同的身份地位，消除了人们在大多数场合“敢怒不敢言”的心理状态。这样一个自由的平台，不得不说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福利，但这也是网络的漏洞之一，人们的语言文字可以任意发表，不需要通过审核，而且，网络大量信息也难以一一管理，这给管理者造巨大的压力和困难。

（四）网络道德感的缺失

关于种种造成网络虚假信息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人类本身。一个人，如果有良好的道德感，能清楚的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么，他就能监督好自己，不做害人利己甚至于害人不利己的事。在没有任何阻碍的网络环境中，这份道德感，显得更为重要。

三、如何面对网络上的信息

丰富的网络信息，是我们无穷的宝藏。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拥有的能力。

（一）加强辨别能力 头脑清晰地看待网络上的各种评说，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是真是假，我们要有一定认识能力。因此，要加强自我对事物真假的辨别能力。不要看到什么都相信，要客观地看待并进行正确的思考。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如微博、微信、贴吧、空间、群等，常常会见到他人转播的信息或舆论。这时，就很需要我们冷静，头脑清晰地分析信息的可靠性。

（二）不要盲目从众

从众心理使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产生的。当一个群体在某一观点上趋向于一致时，我们就会自觉地相信那是真的。即使自己本来有着与大群体不同的想法，也会因为大众的选择而开始怀疑接着否定自己的观点。然而，从众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就如微博上被大量人转发的看起来是传递正能量的信息，当你自认为是好心转发时，造成的并不是好的结果。

（三）遵守网络规则

和现实生活相同的是，网络也有相应的规则。规则的制定，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它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不恶意传播负面、虚假的信息是我们需要遵守的规则。恶意挑起是非，引起网络的不和谐也是我们绝对禁止的。我们应遵守规则，成为良好的网民。

四、如何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网络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相比于我们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圈更为复杂。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我们该如何行动呢？这需要我们网民、媒体以及政府等一起去共同去建设。

作为网民，不随意宣播虚假负面的消息。同时，若发现不良信息，及时举报遏制，不可在一旁起哄，将事情扩大。成为知法懂法，正确使用法律的网民，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媒体是网络信息传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各媒体都应该重视新闻的真实性，给人们带来真实客观的报道，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刻意搬弄是非，制造和发表虚假的新闻。关于政府，政府应该是我们维护良好网络环境的强大力量。政府应加强力度，强力制止虚假信息的传播，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健康良好网络环境的重要性，尽力行使我们应有的责任，以积极向上的姿态面对网络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我们一定会构建出更加美好的网络世界！

第二篇：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

英国统计局局长安德鲁·迪尔诺特爵士表示，这是在误导且破坏对官方统计数据的信任。财政研究所把该数据称之为“荒谬的”。但脱欧派丝毫不为所动，继续高喊口号：“我们每周向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我们为我们的国民健康系统提供资金。投票离开欧盟。”在赢得全民公投之后，如此耸人听闻的承诺被一位脱欧领导人轻描淡写地当做一个“错误”而打发，而另一位则把它解释为“一个愿望”。[1]

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2]这位喜欢发推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比为2016词汇，抓住了时代精神。所谓后真相被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3]在后真相政治（也称为后事实政治）中，辩论主要被情感诉求所左右，与政策细节相脱离。后真相赋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虽然始终争论何为真相乃至伪造真相，至少还承认真相的重要性。然而，2016年，在大西洋的两岸，人们似乎都受够了“事实”，这一年将因真相成为滑动概念而为后世所铭记。真相已经变得如此贬值，以前它是政治辩论的黄金标准，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残币。

由于24小时新闻周期的出现、新闻报道的虚假平衡以及社交媒体的无孔不入，后真相被描述为一个当代问题，但存在一种可能性，它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有关后真相的最好陈述，可能是乔治·奥威尔作出的。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他建构了一个意识状态被大规模改变的反乌托邦世界，政府宣称自己拥有真相的垄断权，“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4]

毫不意外，1949年首次出版的这本书，于2017年1月上冲到了了亚马逊美国畅销榜单首位。在美国以外，对《一九八四》的兴趣也在重新点燃。出版商企鹅公司称，该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销售额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五分之一。[5]特朗普就任以来，他的政府及其盟友宣告总统是真相的唯一可靠的来源；[6]将很容易被证伪的假象当做真相来售卖；[7]并且，把谎言冠以“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美丽”称呼。[8]德州众议员拉玛·史密斯说：“最好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得新闻；事实上，这可能是获得未经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特朗普本人向媒体全面宣战，而媒体则回应说，特朗普的媒体之战实则为事实之战，他消除媒体合法性的手段在于，首先消除事实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四》想不畅销也难。

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相，究竟发生了什么？讨论后真相，首先要回顾事实的近代历史。

事实的近代史

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戴维·温伯格根据事实的基本形式的变化，将事实的近代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9]

第一阶段是经典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实相对稀缺，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于证明理论。历史学家将此追溯到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从培根之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

事实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这带来了新的证据原则和新的调查方式，并导致了历史学家芭芭拉·夏皮罗所谓的“事实文化”（the culture of fact）：观察或目击到的行为或事物——也就是事实——可以导出真相，事实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从法律到科学，从历史到新闻。[10]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入了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实”一度占据的地位现在被“数据”所取代，这造成了很多的认知混乱，不仅是因为收集和权衡事实需要调查、辨别和判断，而且也因为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被外包给机器了。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事实；相反，我们下载事实。当然，我们也会上传它们。

因为数据堆积如山，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工具其实结合了两者。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么这种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网络上。

由此我们进入了事实发展史的第三阶段：网络化事实（networked facts）的阶段。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做是从根本上孤立的知识单元，那么网络化的事实则被认为是网络的一部分。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用温伯格的话讲，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大到不可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第二，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了。第三，有鉴于此，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

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后事实世界”，几乎所有权威信息来源都受到质量和出处皆十分可疑的相反事实的挑战，那么骗子将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羞耻。在缺乏知识守门人的时代，谁说好的信息会注定战胜坏的信息？最终，“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11]

事实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最大原因。事实本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方式。然而，网络化事实却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已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12]然而在网络化事实阶段，每个人都开始拥有自己的“事实”。

现实永远可塑？

摆脱事实的重力给人们带来一些十几岁孩子般的喜悦——那些教育和权威的重要象征终于可以被抛弃了，没有人希望不断地被提醒自己的地位和局限。然而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对事实的叛乱现在发生了？

许多人把原因怪罪在技术身上。信息时代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说真话的新时代，反而让谎言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事实核查者捕捉谎言的速度赶不上谎言被制造出来的速度。而且，谎言发现了进入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的途径：只需契合人们现有的偏见。相当多互联网公司开发的算法基于用户以前的搜索和点击，因此，每次搜索和每次点击都会发现自己的偏见得到确认。所谓算法过滤，意味着使用个性化算法，预测用户想要的内容，从而呈现与用户已建立的偏好相一致的东西。

媒体的进化也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社交媒体，现在是许多人的主要新闻来源，导致人们进入相似想法的回声室，只带来令自己感觉更好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是否真实。在一个人们从朋友那里获得大量信息的世界里，事实核查无法达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手中。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悖论：那些积极寻求信息的人往往是占有信息比较多的人，而信息闭塞的人则满足于已有的信息。事实核查尽管构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但是，它只能为那些想要其工作的人而工作，而这样的人的数量正逐渐缩小。

此外，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人们对事实的怀疑。如果所有的事实都说你不存在经济上的未来，那你为什么要听事实的呢？在一个不乏蝴蝶效应的世界里，一个印度的小事件会导致有人在马德里失去生计，政府似乎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态，在此情况下，信任旧的权威机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媒体——听上去像是一场玩笑。英国脱欧派领导人迈克尔·戈夫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13]爱德曼公关公司在一系列国家发布有关人们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调查。2015年的调查显示，“拥有受信任机构的国家数量在知情公众中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14]

矛盾的是，不信任“主流”媒体（被特朗普攻击为“跛脚媒体”）的人，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更有可能接受虚假信息。“令人惊讶的是，另类新闻的消费者，即试图避免主流媒体‘大规模操纵’ 的消费者，对于虚假主张的注入最易产生感应。”[15]这项研究显示出阴谋论出现的一种有趣机制。阴谋论似乎来自于普通的讽刺评论或明显的虚假内容以某种方式诱使人们轻信的过程。而这似乎又是经由那些主动寻求另类新闻来源的群体来实现的。无论如何，到处都可以看到，健康的怀疑已经被狂热的阴谋论所取代。例如，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电视台发现美国的一切都是阴谋，而英国部分脱欧派眼里则满是英国在遭受德国-法国-欧洲的阴谋的攻击。

最后，令真相和虚假混为一炉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深入，它们在过去30年中从学术界传播到媒体，然后出现在所有地方。这样的思想流派采纳了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16]事件只意味着叙事版本的不同，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法拉利斯是后现代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高潮。启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把界定现实的权力从神的权威那里掠走，转移到理性的个体手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已经把知识的位置移到人的大脑中，康德进一步认为整个现实只能依赖于大脑而存在，然而，如果你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世界是我的再现”。[17]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说“文本之外并无其他”，[18]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强加给我们的权力模式中推断出来的。[19]这导致了法拉利斯总结的三段论：“所有的现实都是由知识构建的，而知识是由权力构建的，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由权力构建的。……现实被证明是一种权力的建构物，这使得它既可憎（权力主导我们），又可塑（我们拥有权力）。”[20]

后现代主义认定自己具有解放性，构成使人们免遭压迫性叙述的一种方式。但是，正如法拉利所指出的那样，“媒体民粹主义的到来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的告别，可它远远不是解放性的”。[21]如果现实永远是可塑的，那么贝卢斯科尼就可以辩解说：“你难道不知道电视上不存在的东西就不曾存在——不论是一个想法、一个政客还是一个产品？”[22]而布什政府就可以使基于错误信息的战争合法化。“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布什的一位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告诉《纽约时报杂志》，“当你正在明智地研究这个现实时，我们会再次采取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23] 更糟的是，通过认定所有的知识都是压迫性的权力，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剥夺了反对权力的基础理由。相反，它认为理性和智力是宰制的形式，必须通过感情和身体来寻求革命性的解放。宁要情感也不要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由此获得了正当性。我们可以听到脱欧运动最大的资助者阿伦·班克斯对此的回响：“留欧派不停地唠叨事实，事实，事实，事实，事实。那一点用也没有。你必须在情感上与大家形成联系。”[24]

放弃事实即放弃自由

2016年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对民主造成巨大挑战。在特朗普到来之前，政治辩论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信息：粗疏的夸张，精心算计的无前提推论，有意的遗漏，无法证实的指控，蓄意的模糊，彻头彻尾的谎言。只将特朗普与这个据称是不真实的新时代联系起来似乎是错误的；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前做了他们的那部分。

令特朗普凸现的是他对真相的蔑视态度。他如此公开地、兴奋地表现出这种蔑视，好似他发现，让所有人都战战兢兢的神话不过是个虚伪的赝品。民主世界第一次遭遇这种“后真相政客”。

即使在一种宽容和道德多元化的文化中，“诚实”和“诚信”也仍然是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术语。几乎每一场活动演讲和政治广告都会以某种方式诉诸诚实；候选人的话必须符合他或她的行为，修辞必须与行为一致。

然而，特朗普正确地发现，美国的政治言辞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充斥陈词滥调和虚伪说法，与真相毫无关联。每个人都假装意味他们说过的话是真的，特朗普只是放弃了伪装。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是使用言辞作为表达思想和论据的手段，而是以之作为武器——用以打击对手，或是在对手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混水摸鱼。

良好的政治辩论与民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路易斯·布兰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中写下的协同意见中，描述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功能”。他向“勇敢而自力更生的人”提出吁求，他们“相信作用于民主政府过程的那种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布兰代斯坚持说，“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揭露虚假和谬误，通过教育过程来避免邪恶”，对言论造成的伤害所应用的补救办法是更多的是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25]

使布兰代斯在言论自由史上占据里程碑地位的是，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体中公民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根本保障：“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那些懒惰的人”。[26]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奥利佛·霍姆斯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表示，即使是不受公众欢迎的思想，也应该有机会在“观念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27]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建立在抽象基础上，而布兰代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更进一步，将言论自由与民主进程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公民有义务参与统治国家的活动，而且仅当他们能够充分并毫无畏惧地议论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时，他们的上述义务才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可以惩罚某些不受欢迎的观点，那么就会束缚自由，长此以往，民主进程就会被扼杀。因此，言论自由不仅是一项抽象的价值，而且是民主社会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兰代斯对政治辩论的重视建立在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原则之上，相信人们能够拥有集体美德，而政治慎议的目标是共同善。今天，人们是否还能够对“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抱有那么大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它是通过民主政府的过程来应用的？这两者实际上都已被证明为艰难之事。而且，布兰代斯认定“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能够对“虚假和谬误”作出补救的看法，似乎也正在变得幼稚起来。

“后真相政客”因为具有认识论的缺陷而无法认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证据，甚至是客观的现实。而没有了事实，新的政治大师就会变成政治化妆师和政治技术专家。如此的后真相政治，会对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导致暴政的卷土重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在特朗普当选后出版了《论暴政：20世纪的20个教训》一书，其中指出，当你放弃你想要听到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你就是在承认暴政。[28] 斯奈德也提到了美国的建国先哲。他说，先哲们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他们所知道的威胁，即那种摧毁了古代民主的暴政。然而，美国的政治秩序所面临的新的威胁，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并无不同。美国人并不比看到民主屈服于各种极权主义的欧洲人更聪明。如果在暴政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接受不真实构成了暴政的先决条件。我们仿佛在回归奥威尔所描述的真切场景：过去被抹掉，而“抹掉过去”这件事本身又被遗忘，谎言由此成了真话。所以斯奈德斩钉截铁地断言：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义。他警告说：“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

然而，正像我们会逃避自由一样，我们有太多的动力放弃事实。在21世纪，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数据、多广的网络、多自由的言论，都无法确定人们是从信仰还是从事实知其所知；并且，可能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对任何事情还能够加以充分的证明。

没有统一的背景标准，无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可靠的调查方式，因而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价值观。我们不再为真相承担责任，而且缺乏如何将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更大整体的能力。基本上，我们放弃了理性，连同我们的公民身份一起。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首先来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人类需要以一套共同的事实为基础进行讨论，而当我们不这样做时，有用的民主辩论也就消失了。但这套共同的事实基础已然很难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我们要么需要找到每个人都同意的除经验主义之外的一些认识论原则，要么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不再用理性捍卫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林奇怀疑，第一条途径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条途径则不无可能。他认为最佳的辩护是共同的实践和道德承诺。[29]

这不禁让人想起200多年前，美国立宪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当时的民众提出的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30]时至今日，我们并未回答好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道德层面，社会的反思越来越缺少意义，选择也越来越少；人们被赶入专断权力的统治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机遇和暴力。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共同体，不妨重读《联邦论》，并相应地思考今天的政治。《联邦论》第一篇说得很清楚：

（1）你被要求选择；

（2）你的根本选择是，要一个（罕见的）好政府还是（常见的）坏政府；

（3）你的选择会为你和你的后代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改变；

（4）人性的缺陷使好的选择变得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个政治填海工程，要求的是愿意提出论据（也就是事实）的领导人，以及愿意考虑论据并有权作出选择的公民。对于此种基于事实的政治的回报将是“反思和选择”的力量的复兴，以及这种力量可以造就的的和平、繁荣和人类共处。不能够开创这样的政治的风险则在于，丧失了对于善治的共同理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越来越习惯于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把任意独断的政府，连同死刑和税收一起，并列为最可靠的事实。

注 释

[1] “Nigel Farage: ￡350 million pledge to fund the NHS was “"”“"”“"”“"”“"”“"”“"”“"”“"”“"”“"a mistake”，The Telegraph, 24 June 2016, http://www.xiexiebang.com/abs/1403.3344.[16]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1977, p.458.[17]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Katz），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0.[18] 雅克·德里达说过，”there is no outside-text“（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即“没有外在的文本”。这句话被误译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即“文本之外并无其他”，经常被用来表明德里达认为除了言语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例如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就是如此。实际上德里达只是想表示，区分何为“内”、何为“外”简直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上下文（context）是延异的核心，不存在意义整全的那一刻。

[19] 福柯将知识作为权力的历史表现而进行的考察，参见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ited by Colin Gordon），New York: Pantheon, 1980.[20]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Katz），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2.[21] Maurizio Ferraris, Introduction to New Realism（translated by Sarah De Sanctis），London: Bloomsbury, 2015, p.21.[22] Alexander Stille, “The Corrupt Reign of Emperor Silvio”，11 March 2010, http://alexanderstille.net/the-corrupt-reign-of-emperor-silvio/.[23] Ron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2004.[24] “Leave donor plans new party to replace Ukip – possibly without Farage in charge”，The Guardian, 29 June 2016，https://www.xiexiebang.com/politics/2016/jun/29/leave-donor-plans-new-party-to-replace-ukip-without-farage.[25] Whitney v.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26] Whitney v.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27] Abrams v.United States,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50/616.[28]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7.[29] Michael P.Lynch, The Internet of US: Knowing More and Understanding L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Liverigh, 2017.[30]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评述》，尹宣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页。

第三篇：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材料)

网络色情、网络诽谤、网络黑客攻击等都已冲破了社会文明的道德伦理底线，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依法惩治。

北京轻点万维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无限互联网业务部4名员工，因通过手机WAP业务传播淫秽图片，于2008年底被北京西城法院判处3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沉迷于网络，引发的社会问题

●“手头紧”，不够上网打游戏，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三名90后少年沉迷网络 深夜设伏抢劫村民十多起

三个沉迷网络的小青年，因手头拮据，在南安溪美一处村道旁深夜设伏，抢夺村民。之后更是在光天化日下实施抢劫。三个多月里，抢劫十几起。前晚，三名抢匪终于被南安警方抓获。因涉嫌抢劫罪，三人被刑拘。

男子沉迷网络7天7夜 为上网以卖子要挟逼老母给钱

趁家人不在，将电视、冰箱等物贱卖，七天七夜玩“传奇”;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威胁母亲，要钱上网，声称不给钱就卖掉儿子„„省城一名男子沉迷网游，做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看到别人数钱，我就有一种想上去抢的冲动。”这名男子坦言，他也想过要改，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

合肥市望湖派出所民警在开门评警大走访中，听说这名男子的事情，十分痛心。29日下午，民警专程来到该男子家中，做其和家人的思想工作。男子表示，他将痛改前非。养成网络自律精神

●不因一时好奇成为“黑客”，走向计算机违法犯罪之路

黑客技术网上高价出售 慎防助长网络犯罪

“想学会制作木马病毒吗？120个Q币即可。破解密码？150个Q币。”近日有读者报料，称有人在学生QQ群兜售黑客技术，内容包括定做木马、软件破解等，黑客培训网站也呈泛滥之势。律师认为，网上招黑客学徒本身属于违法行为，面对目前没有秩序的黑客培训市场，专家呼吁应该出台措施进行规范。

·链接

黑客不以盈利为目的

黑客分为Cracker和Hacker两种，主要指的是热衷研究、撰写程序的专才，且必须具备乐于追根究底、穷究问题的特质。根据开放原始码计划创始人 Eric Raymond的解释，Hacker与Cracker是分属两个不同世界的族群，基本差异在于，Hacker是有建设性的，而Cracker则专门搞破坏黑客基本上是一项业余嗜好，通常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非为了赚钱或工作需要。

近年来，中国连续发生的多起“黑客”侵入电脑网络事件，已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高科技时代里高智能犯罪率也在不断攀升，尽快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刻不容缓。继1994年国务院发布《计算机网络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后，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首次将“计算机犯罪”列入刑法，1999年再次修订的《刑法》中，增加了对非法侵入重要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从而进一步为打击计算机违法犯罪提供了锐利的法律武器。

互联网自由的边界是法律

互联网的开放、自由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但互联网自由不是绝对的，互联网自由也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律。网络空间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只概括性地承认互联网上的一般自由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看到互联网自由也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律。

青少年深受“网瘾”、低俗信息之害引发的社会问题，“艾滋女”网络诽谤事件，黑客攻击事件，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引人警醒。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承认，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

在网络空间，不同的权利之间产生碰撞、冲突的概率较之于线下的世界更高。只概括性地承认互联网上的一般自由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看到互联网自由也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律。网络空间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制于现实法律的约束。健康进行网络交往

网络“裸聊”陷阱骗惨阜宁女大学生

利用QQ聊天，以将女网友的照片合成色情照片相威胁，要求对方与其“裸聊”。被害人“上钩”后，又以将“裸聊”视频散播到网上相威胁，迫使被害人与其见面，进而实施强奸。近日，阜宁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周新有期徒刑9年。尽管不法之徒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受害女生也为其无知付出沉重的代价，案件引发的教训发人深省。

正确使用网络工具，微博不能成“危博”

——微博成瘾有危害 专家称过度沉迷引发焦虑症

“今天你织围脖了吗？”

随着微博的火爆，越来越多人开始“迷恋”微博，网友中甚至出现了一大批“微博控”，他们没日没夜地上微博，一上就是十多个小时，甚至放弃睡眠时间„„继网瘾成为热议话题之后，微博成瘾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专家警示，微博成瘾不可小看，它很可能导致焦虑症和强迫症。

近来，继网瘾成为热议的话题后，微博成瘾也为人们所瞩目。对于什么是微博成瘾，心理学家解释，根据2008年11月8日出台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如果个人平均每天用于非工作学习目的连续上网超过6小时，且符合以下症状标准超过3个月，即为“网络成瘾”，主要表现为对网络的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减少或停止上网时会出现周身不适、烦躁、易激怒、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反应。正确的使用网络工具

“巧”用QQ，广东端州警方用QQ成功劝网瘾少年归家

事主张某的儿子留下一张纸条称自己已离家出走，希望父母不要怨。广东端州警方新闻发言人21日表示，20日警方通过QQ将已沉迷网络的少年劝回到父母身边。

警方介绍，事发17日晚，事主张某向端州睦岗派出所警方报案，称其儿子中午12时许留下一张纸条离家出走，并说儿子沉迷网络喜欢上Q，当日早上因儿子沉迷网络被打。

接报后，警方随即对辖区的网吧展开调查，同时将该少年的QQ加为“好友”。不久，警方发现少年正在上Q，于是，警方从普通网友的角度与其聊天。

警方称，在聊天过程中，该少年逐渐对警方产生了信任，并说出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而警方在Q聊中解答了青春期少年的许多困惑。

20日早上，该少年在警方的劝导下，回到了父母身边。

第四篇：网络生活中的道德问题

网络生活中的道德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QQ，微信，微博，等 聊天交流工具的广泛使用，互联网已然成了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在给人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目前，我们在网上进行社交和网上购物以及网上办公等活动，其中每一方面都充斥着或大或小的网络道德问题。

网络虚拟社会具有信息传播快捷，传播渠道多样性等特点，我们可以从网上获取各种新闻资讯，了解国家大事，但同时，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虚假，淫秽，低俗，甚至反动，暴力恐怖的信息，特别是一些有组织的网上恶意攻击和思想渗透行为，更是严重影响了生活秩序。

一。网络上突出的道德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诈骗行为，传播不良或虚假信息，网络行为失范。

诈骗行为利用了网络的隐蔽性，不法分子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或直接植入病毒等行为盗取网民的个人身份信息，从中获利，或在购物平台上冒充商家，骗取消费者钱财，甚至通过网络社交骗取网友的信任，最终实现其骗财的目的，这些年来，因网络社交而失去生命的人数也在逐年攀升。

传播不良信息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淫秽，暴力的信息让网友们避之不及，无数青少年遭到毒害。最可恨的是有些外国敌对势力在网络上肆意诋毁国家形象，意图挑起人民内部矛盾，甚至企图煽动国家分裂。现在，在网上随便浏览新闻就会看到各种诋毁河南人是言论，有的甚至是谩骂。还有南方与北方，内陆与沿海，海峡两岸都成了不法分子挑起争端的借口，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政治目的。

网上行为失范的现象最为普遍，很多网友借助网络上的隐蔽性，在与人交流或评论时肆意谩骂，对网民进行恶意攻击，发送匿名消息，给别人带来了很多困扰。尤其是网络造谣现象，他们编造谣言

原名秦志晖，男，30岁，湖南省衡南县香花村人，高中毕业，曾是尔玛公司员工，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员工，利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如“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故意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2个小时就被转发1．2万次，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编造雷锋生活奢侈情节，污称这一道德楷模的形象完全是由国家制造的；利用“郭美美炫富事件”蓄意炒作，编造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必须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恶意攻击中国的慈善救援制度；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并将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和一些普通群众作为攻击对象，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恶意造谣抹黑中伤。这并不是特例，而是当前我们所处的网络环境中的普遍现象。网络社会道德已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三、要想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严防网络网络诈骗，恶意造谣和行为失范等网络道德问题，网络技术，网络法律，网络监督，网络教育等方面可以进行完善与创新。网络技术上，可以建立啊防火墙和过滤机制，帮助网民过滤掉不健康的网页和消息，筛除诈骗信息。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安全性是互联网道德建设至关重要的一步。很多网民之所以在网上胆大妄为，是因为在网上的言行不需要付任何责任，但网民的道德意识水平不高，又缺乏相法律约束的时候，只要有少许的环境因素诱导，很可能导致人的行为失常。由于互联网发展的不成熟，缺少一套相应的规范体系，网民在上网时高度的自我卷入，在不太友好的气氛中，不道德的行为就展现出来。因此，网络法律的制定是互联网道德规范的保证。完善网络道德规范，加强监督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监督能够发挥广大网友的作用，通过举报奖励等机制可以增强网友的积极性，只有让网民行动起来，才能让能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只有让网民互相监督才能将不文明的现象降到最低。同时，可以利用互联网良好的传播性进行互联网健康教育，让广大网友能够认清道德标准，学会网络自律，提高网民的道德认知能力和辨别真假的能力，达到减少网络不道德行为的目的。

第五篇：法律事务中的证据甄别(案例)

以案说法：关于证据的甄别

案例：基本案情及法院判决

原告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因与被告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6日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其工程款、质保金、违约金共计201万元。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00四年九月二十日作出了（2004）郑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00五年二月一日作出（2004）豫法民一终字第327号民事裁定：

一、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郑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7月29日向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和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于2005年8月12日向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和开庭传票，于2005年9月8日向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送达了开庭传票。于2005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黄正国、高华，被告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学刚到庭参加诉讼。本 1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诉称，其在1998年6月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原告承揽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信息工程大学院内的国家通讯设备工程研究中心（971）工程。原告于1999年安装装饰完工，通过了验收。双方委托郑州市定额站做出决算审查报告。被告至今拖欠原告工程款、质保金、违约金共计241万元。故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质保金、违约金共计241万元；

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答辩称，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举证期限，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其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原告和被告的诉辩及陈述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1、原告当庭增加的40万元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期限；

2、被告是否拖欠原告工程款、质保金和被告是否违约，其款项各为多少；

3、原告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针对争议的焦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广州市工商局档案室《证明》，以证明原告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系由广州市城总装饰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2、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以证明被告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由巨龙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而来及巨龙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分支机构巨龙通讯设备有2 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变为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分支机构；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双方签订有书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4、广州市城总装饰有限公司付给巨龙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30万元及20万元的票据，以证明原告交付了工程质保金；

5、巨龙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向广州市城总装饰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票据5张，以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1201662.42元的工程款；

6、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广州市城总装饰有限公司和巨龙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以证明工程完工后，原、被共同委托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对971工程的装饰安装工程决算进行审定；

7、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关于对971工程决算审查的报告》，以证明工程造价为24821285.64元，其中甲方设备款为12305209.65元，减去已支付的工程款，现还有1314413.57元未支付；

8、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关于追付欠款的函》二份，证人徐惠星的证言、工作证、工资卡及证人徐惠星开庭时出庭所作的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政治部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

经质证，被告认为，在2000年2月份之前被告已付了11201662.42元工程款，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关于对971工程决算审查的报告》中工程名称数据是“917”，而本工程为“971”，报告前后没有联系，不能证明是“971”工程的决算报告。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 3 未注明是何事项，两份催款函没有收到。证人徐惠星无法证明其2000年后回公司工作了，也没有邮政快件转交的记录，证人的证言缺乏真实性，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政治部出具的证明，认为该大学是部队，不是被告单位股东，不可能派徐惠星到被告公司工作。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到中国工商银行郑州海特支行对原告所称的50万元质保金的银行进帐单进行了调查，该银行出具了银行的电划报单和进帐单的存根各一份。经质证，原告对该两份存根没有异议。被告认为该二笔款也可能是其他业务往来的帐，不一定是保证金。

被告提供的证据为：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卷宗中复印的陶诤诤出具的证明，以证明被告未收到原告的催款函，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不真实，当时发的邮件是针对公司办公室，不是对着陶诤诤本人，办公室是否转给陶诤诤，是其内部管理问题。

本院认为，对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关于对971工程决算审查的报告》，虽然该报告的首页中是“917”，但因原、被告双方均委托了该办公室对“971”工程进行决算审查，且该报告的审查统计表中为“971”，统计表中工程款总造价与首页中的工程款造价数额相一致，被告又无其他该办公室的“971”审查报告，故本院对该报告4 予以采信。对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两份催款函、证人徐惠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政治部出具的证明，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且证人徐惠星已出庭作证，接受了法庭和当事人的质询，本院予以采信。对中国工商银行郑州海特支行出具的银行电划报单和进帐单的存根，与原告所提供的银行汇款单复印件相一致，被告又无证据证明该款是其他业务款项，故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因被告均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被告提供的陶诤诤出具的证明，原告不认可，该证据属证人证言性质，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陶诤诤仅出具了证明，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又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依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该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

1998年6月19日，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甲方）与广州城总装饰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其中约定，工程内容：971号建筑；工程地点：河南省郑州市俭学街；工程内容：971号建筑装饰安装工程；承包范围：971号建筑室内外细装修、中央空调、供电防雷、动力照明、消防给排水、楼宇自控及通讯信息系统工程；承包方式：施工图预算加签证竣工后据实决 5 算，工程款支付方式：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甲方应按合同总造价（除去约定的设备及原材料）的30%支付给乙方；工程进度达到30%，再付工程总造价款40%；工程进度到70%，再付工程总造价款20%；工程全部完工交验再付工程总造价款7%；余3%作保修金（安装工程保修期半年，装饰工程保修期六个月），工程价款结算至合同价款的90%，俟本工程竣工验收后清算，扣除甲方供应的主要材料设备款。该合同的补充条款2约定：合同签订后7日内，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质量保证金50万元（伍拾万元整）待验收合格后返还乙方。合同签订后，广州城总装饰有限公司分别于1998年6月26日和1998年8月28日两次共向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汇款50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按时进行施工，于1999年完工，通过验收。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于1999年12月1日、广州城总装饰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15日共同委托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对971工程决算进行审核。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和郑州市室内装饰工程定额管理站于2000年1月30日作出《决算审查报告》，该工程总造价24821285.64元，其中甲方设备款12305209.65元。截止2000年2月22日，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共向广州城总装饰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1201662.42元，下欠1314413.57元工程款至今未付，原告所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至今也未返还。为此，原告分别于2002年1月17日和2002年7月22日向被告发出追讨欠款的函。另查明，广州城总装饰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心是该公司的分支机构。

再查明，原告于2004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于2004年4月14日又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二00四年六月一日作出了（2004）郑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为此，原告交纳了6900元的诉讼保全费。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1998年6月19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了保证金，进行了施工，并于1999年完工，通过验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委托，郑州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和郑州市室内装饰工程定额管理站作出的《决算审查报告》中，该工程总造价24821285.64元，其中甲方设备款12305209.65元。被告已支付了11201662.42元，下欠1314413.57元工程款至今未付，50万元的保证金也未返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所欠的工程款和保证金共计1814413.57元及利息的理由成立，其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开庭时增加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就所增加的请求部分重新交纳了诉讼费，因此，原告当庭增加的40万元诉讼请求未超过期限。7 关于被告所称原告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原告已于2002年1月17日和2002年7月22日向被告发出过追讨欠款的函，属原告提出了要求，诉讼时效中断。所以，原告于2004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辩称的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广州城建开发装饰有限公司所欠工程款、保证金共计1814413.57元及该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00年2月1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付款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22060元，诉讼保全费6900元，共计28960元，由被告巨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评 析

本案的案情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合议庭在审判中所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之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这一问题则是本案前提和关键，审理中，合议庭必须首先对此作出评判，而对此评判的前提则是如何正确运用相关法律8 对有关证据作出甄别与认定。

本案中，原告为了证明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提供的证据是：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关于追付欠款的函》二份，证人徐惠星的证言、工作证、工资卡及证人徐惠星开庭时出庭所作的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政治部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为了证明其“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是：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卷宗中复印的陶诤诤出具的证明，以证明被告未收到原告的催款函。以上证据究竟应该采信谁的就需要首先作出认定，由于原告提供的的证据相互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且证人徐惠星已出庭作证，接受了法庭和当事人的质询，因此，合议庭最终予以采信。相反，被告的证据则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证人陶诤诤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合议庭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认为被告所提供的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所以未予采信。合议庭正是基于对上述证据的甄别和认定的前提下，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适用了诉讼时效中断，从而进一步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从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审判实务中，准确地运用法 9 律对证据作出甄别与认定是法官对案件作出公正判决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