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植的不同评价

第一篇：对曹植的不同评价

对曹植的不同评价

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有争议的人物中，曹植还不算是歧见最多的。不过在他的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还是不少。这种分歧在古代即已存在，延续到现代又有所发展。本文只着重就发生在晚近的一场讨论试作回顾和评述，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笔者的一些意见。

这场讨论发生在50年代。问题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论曹植》(以下简称“郭文”)一文提出的。文章最初写于1943年，1947年收入《历史人物》一书中出版，解放后此书又于1952年改订再版。郭文从批驳钟嵘、王通、丁晏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人手，对曹植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文章认为，曹植在前期(建安时期)与曹丕争为太子中“用术”，“相欺以诈”，在后期受曹丕、曹叡的猜忌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文章还就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认为《洛神赋》“感甄”，“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说《与杨德祖书》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标准的„文人相轻”‟等等。文章在全面贬低曹植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历史人物》再版后三年，有人出来着文商榷了，这就是刊载在《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上的贾斯荣先生的《关于(论曹植)》(以下简称“贾文”)。贾文对郭文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持相反意见，文章在列举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建安时期丕、植兄弟太子之争中，“曹丕是一个十分阴毒奸险的人”，曹植则是有着“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说，“至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数千年来已有定评”。文章从方法上批评了郭文，说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见，歪曲了许多事实。在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极尽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来打一场糊涂官司，翻一翻旧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的”。文章还表示不同意郭文对《洛神赋》、《与杨德祖书》、《七哀诗》等的解释。贾文发表一年多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载了张德钧先生《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为郭文辩护，而对贾文提出驳难。张文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在建安时期“与丁仪、丁翼、杨修等交构，谋夺王位继承权，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曹丕以兄长身份本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关于曹植后期的受迫害，张文则说“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叡当政时”，认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与曹丕无干”。关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张文不同意贾文“在他(曹植)的作品里就出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说法，认为曹植许多作品“都还没有出离曹植个人的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了一点”，与此相对，张文认为曹丕的作品“单从题目上看，就可发现有许多是批判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对于曹植的一些作品如《七哀》诗等等，张文也作了与贾文相反而与郭文相同的解释。张文最后又专节批评了贾文的“态度问题”。

到1959年，又有廖仲安先生《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廖文”)一文发表(《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廖文在开始部分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分析”。不过廖文并没有直接介入郭文——贾文——张文的讨论，廖文批评的对象，主要是1957年8月出版的由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文章说《大纲》“在介绍曹植生平时，对他的前期生活只强调他„生于乱，长于军‟，后期生活中则强调他„遭受政治压迫‟。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突出强调其„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反映出社会衰败面貌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流露出他的壮志热情和关怀国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些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廖文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直接参与讨论的文章发表。这次讨论，文章虽然不多，但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分歧颇尖锐，而四篇文章又都比较有影响，所以也可以说是解放后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讨论。从基本观点来说，郭、张、廖三文比较接近，它们都从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角度提出问题，并对有关史实作出新的解释，它们不为旧说所囿，敢于提出新见的精神，对于深入探讨曹植这一重要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无疑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就这几篇文章本身来说，它们也各自包含着不少好的意见。如郭文说钟嵘《诗品》把曹丕、曹操分别列入中、下品是“分明的不公”，对曹丕的诗歌创作成就及文学批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性评价，批判了王通、丁晏诸人的曹植“以天下让”、“忠君爱国”等腐说，指出他们是“抑丕扬植”；廖文不同意某些论者把曹植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曹植“词采华茂”的诗歌艺术做了细致的论述，分析其优缺点，等等，都是颇有启发性的意见。不过需要指出，郭、张、廖三文在努力提出新说的同时，也不免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在有关曹植生活思想和创作的不少重大问题上，立论存在着偏颇，对某些重要的史料，解释不够确切。对此，贾文曾针对郭文提出了异议。不过贾文并没有紧紧抓住关键的观点和要害的材料来进行驳论，而是较多地在“方法”问题上做文章，因此不能使问题得到应有的澄清，相反地，还引出了张文反过来谈贾文的“态度”问题，使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问题本身，给人以节外生枝的感觉。从那次讨论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但是，由郭文等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却仍然存在，成为今天深入研究曹植工作中有待于解决的疑点，所以，把曹植的评价问题再一次提出来加以探讨，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以下把问题归纳为三个大的部分来分别加以陈说。

如何评价前期曹植的问题

对前期(建安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争夺太子地位问题上。郭、张、廖三文对此都有较多的论述。三文的共同观点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曹植历来受偏袒，而曹丕则受到不应有的指责；三文在为曹丕的一些历来被认为是用术的行为辩护的同时，都认为曹植是个善于“用术”的人。

郭文说：“杨修为魏武帝主簿，与植暗通关节，„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行事也未免太欠磊落。故文帝是怎样„御之以术‟我们不得而知。……”“其实平心而论，丕之饮饯逼醉，未必出于有心：因为临行之前要被召见，丕于事前未必知道。即使认为有心，但植并不是不晓事的孩童，何至于一逼便醉?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修的暗通关节以争求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不仅兄弟之间未能相待以诚，即父子之间亦实际相欺以诈，这何尝是有心韬晦，„以天下让‟的人呢?”

张文说：“杨修常阴伺操旨，给曹植豫作答教，焉知植此番送行，„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文章又引《典略》所载杨修事，说“他交关诸侯，又自认为早就该死。这里面不包含有许多阴谋诡计么?”又引《世语》载杨修使曹植出邺门斩守者事，说“这不是杨修„惯弄权术‟的事迹吗?”

廖文说，曹丕是长子，本来最有权继承父位，而且在建安十六年封为五官中郎将，曹操已有意叫曹丕继承自己的爵位了，“这一过程的明确，就更可以表明曹植处心积虑地去夺取已经初步决定了的太子位置的野心，他并不是一个像一般人所描写的单纯、善良的„被压迫者‟。”文章又举“杨修和曹植互相勾结，暗通关节，„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和擅开司马门这两件事，说：“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曹丕的行为是阴险权诈，曹植的行为是光明磊落，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益价‟之论。”

以上所引，包括了三文在太子之争问题上贬抑曹植、为曹丕辩护的基本论点。这些论点，我认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三文贬抑曹植的立论根据，无非就是这四条：(1)杨修与曹植擅开司马门；(2)杨修教曹植出邺门斩守者；(3)曹丕为长子，又任五官中郎将在先；(4)杨修给曹植豫作答教。而对这四条根据作仔细推敲，它们全都不能得出三文所说的“阴谋诡计”之类的结论来。下面逐条进行分析。

关于擅开司马门事，《魏志·陈王传》是这样记载的：“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续汉书》则说：“人有白修与临菑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阻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此外《曹操集》中也有两条令文说及此事，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这是曹植犯的一大错误无疑。问题在于此事的性质如何?从事实经过情况看，它是曹植醉酒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一件违犯礼制的行为。曹植明知父亲执法严峻，他也不会不懂司马门不可妄开，可他却借着酒性，公然去以身试法，自触霉头。曹植做这件事，对他争为太子毫无好处，他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应当说主要是愚蠢和荒唐，是肆意妄为。如果一定要从“用术”的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毋宁说他很不会用术，对阴谋诡计颇不在行。

关于出邺门斩守者事，见于《世语》：“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这则记载，贾文曾指出它近乎开玩笑，于事理上不大可信。即使实有其事吧，我认为也很难说曹丕、曹植谁做得对。曹植奉父王之命而出，受门者阻拦，在这种情况下，他斩守门人自然做得过分，但他严守父命，从原则上说不能算错。曹丕受阻即还，实际上则违背了要他出门的指令。执法严明的曹操难道从中就得出了曹丕可用和曹植不可用的结论?再退一步说，即令曹植在这件事上完全错了，那也不能解释成他在“用术”。郭文在引述这条记载以及擅开司马门事之后说：“曹植的飞扬跋扈，不守纪律，真是足以惊人”，张文也说：“杨修教曹植斩门夺出，简直是暴戾恣睢了!”“飞扬跋扈”也好，“暴戾恣睢”也好，不管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它毕竟与“用术”、“阴谋诡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关于第(3)点，在丕、植关系中，曹丕处于长兄地位，按照封建时代传统，他确实具有继承优先权；建安十六年他又受任为五官中郎将，按曹操事后的解释，是有立他为太子之意的。廖文指出此点，是正确的。但是，要说在建安十六年“曹操和他的儿子们心目中已初步明确曹丕为太子了”。就又未免有些过头。因为《立太子令》：“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也。”毕竟写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立曹丕为太子时，令文中所说的主要是曹操当时的意思。至于此前的想法如何?那是必须结合曹操此前的言行来考察的。而我们从他此前写的《诸儿令》“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一语中即可得知，他起先无疑更加属意于曹植，不存在早就“初步明确曹丕为太子”的事。至于廖文引曹植《离思赋》序中称曹丕为“太子”，来证明建安十六年就已“初步明确”，也是不可靠的。我们看这篇序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

从“植时从焉”一句的语气就可看出此序是事后追写的，并非建安十六年原作。这类现象在曹植集中是不少的，如《侍太子坐》，题中作“太子”，诗中却只称曹丕为“公子”，这诗题也显系后来改拟，非作诗时原有。所以丕、植之间的斗争，很难说一定就是曹植在夺曹丕既有的太子地位。廖文还引了《魏志·贾诩传》的一段文字，来证明是曹植要“夺宗”，但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可见是“各”方都在夺，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当然，在夺嫡之初，曹植是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形势对他比较有利，这是事实。但这种形势的出现，也不能说就是曹植及其支持者“处心积虑”地“用术”的结果。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因素毋宁说是在曹操身上。是他看到曹植多才，“特见宠爱”，产生了曹植“最可定大事”的想法，才形成了那种局面。至于杨修、丁氏兄弟等的“吹嘘捧场”，也不可能起决定作用。《魏略》说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这里清楚地表明，是曹操本人先有立植之意，丁仪等只是顺着他的意思“共赞之”而已。他们这些当着曹操之面的“赞”，言过其实，胡吹乱捧是不免的，“用术”、“阴谋诡计”却还说不上。

关于“豫作答教”事，亦载于《世语》

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

对这件事，郭、张、廖三文都把它当作曹植与杨修“勾结的阴谋”的典型例子来谈。但是我认为，三文对这段记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体味原文，其实这里同曹植没有什么大关系，它只是发生在杨修与曹操之间的一个事件。这段记载说的是，杨修担任着丞相主簿。主簿居掾史之首，是长官的重要助手，管文书及庶务，当然要经常在府中人值供职。杨修同曹植交好，每当要去曹植那里时，他怕走开后自己的工作会有阙失，就忖度着曹操的意向，豫先写好“答教”十余条，指示门下吏员：曹操的“教”下来，就把“答教”依次呈送进去。由于门下送得太快，“教”刚出，“答”已入，使曹操感到很奇怪。推问门下，终于弄明真情。

理解《世语》这段记载，我认为关键在于其中所说的“教”。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文心雕龙·诏策》)。这是一种专门文体，是官长对下级的指示。我们检看今本《曹操集》****有“教”七则，它们是《授崔琰东曹教》、《决议田畴让官教》、《与韩遂教》、《征吴教》、《原贾逵教》、《合肥密教》、《赐袁涣家谷教》，都是对部下官员所发。其中二则(《征吴教》、《原贾逵教》)对贾逵发，而贾逵就是杨修的同僚、三名丞相主簿之一。至于曹操对诸子，却并无发“教”之例，今本《曹操集》中对诸子所发的，有《诸儿令》、《立太子令》、《高选诸子掾属令》、《又下诸侯长史令》、《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五则全是“令”，没有一则称“教”。由此可见，《世语》中所说的“教”，是曹操给主簿杨修的衙门公文，不是给儿子曹值的。正因此，《世语》说杨修写好“答教”后，他直接交给了“门下”，而没有说他交给曹植。

反过来，倘若按郭、张、廖三文所说，曹操是给曹植发的“教”，杨修去替曹植写“答教”，那就不但不合以上所说曹操发“教”的通例，而且在事理上也讲不过去。第一，《魏志·陈王传》说得很明白，曹植在幼年时就“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文思非常敏捷。曹操起先怀疑有人替他捉刀代笔，他却反驳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后来真的面试，他“援笔立成”，曹操很惊讶。这样一位使当时许多文人折服，并得了“绣虎”雅号的曹植，居然要请别人来替他写“答教”，而且一下子就要代写十余条，实在难以想象。第二，具体到杨修文才，曹植是做过评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把杨修与王粲、陈琳等并提，说“足下高视于上京”；但是他接着又说：“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可见他对包括杨修在内的“今世作者”，并不怎样佩服。所以要说他请杨修来代笔，也极不可能。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曹植自己写不了“答教”，而且正是请杨修代写，那么，杨修写好了理应交给曹植才是。但是《世语》中却明明写着杨修交给了“门下”，由“门下”直接进呈曹操，不仅没有说给曹植，连经曹植之手都没有提到。这不是太蹊跷一点么? 总之，《世语》所载“豫作答教”事，其性质正如着名的“鸡肋”故事一样，只是杨修自己在对曹操耍他的小聪明。要说他玩忽职守、欺哄上司，都无不可，但要说这就是他勾结曹植“惯弄权术”的证明，就未免言之不实了。” 当然，把“豫作答教”解释为杨惰替曹植“代作答教”，不自郭、张、廖三文始，《三国演义》第72回里就是这样写的

……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来答教告操，操见了大怒日：“匹夫安敢欺我耶!”……

这里的描写固然热闹生动，但显然与历史上的曹植其人其事不合。对于这里面的矛盾，毛宗岗是看出来了的，他批评说：“子建亦请人代笔耶?”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小说中容许虚构，我们不去苛责，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沿用小说的方法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郭、张、廖三文所举出的四条理由，其实都不足以证成曹植“用术”、搞“阴谋诡计”。其中第四条与曹植无关，第三条本身是一种不很可靠的推理，即使推理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用术”的结论；至于第一、二条，则不但不能作为“用术”的证据，而且恰恰表明了曹植颇不会用术。

郭、张、廖三文同时又都以很多文字来为曹丕的用术辩护。我认为，三文的辩护也是缺乏力量的。曹丕究竟有无“用术”，这也应当根据史实材料来说话

(1)《魏志·陈王传》注引《世语》：“(杨修)与丁仪兄弟，皆欲以值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日：„何患?明日复以簏内受绢车内以惑之，倚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2)《魏志·王粲传》注引《世语》：“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蓄侯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日： „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成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3)《魏志·陈王传》：“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裴注引《魏氏春秋》：“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也。”

第(1)条材料，不知是什么缘故，郭、张、廖三文都没有说及。这是丕、植及其同党双方斗法事件。在这事件里，杨修采取的行动是到曹操那里去告曹丕、吴质的状，告状自然有他的倾向性，但他说的还是实话。而曹丕与吴质的行为，起先是鬼鬼祟祟地密“谋”，当行迹被发觉后，又设计引导对方上当“受罪”。是哪一方在“用术”，还不清楚吗? 第(2)条材料，三文都提到了，但都否认曹丕是用术者。当贾文列举此史实，指出吴质“经常以诈术教文帝”时，张文还辩解说“事情恐怕也不能完全作这样解释”，“吴质教曹丕虽然是做作，但还顺契人情，而杨修教曹植斩门夺出，却简直是暴戾恣睢了!”又说“况杨惰阴伺操旨，给曹植豫作答教，焉知植此番送行，„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事情究竟应作何解释?我认为，从材料本身看，丕、植二人的表现，一伪一真，是不容误解的。曹植的“称颂功德，发言有章”的表现，我们可以说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但他并没有矫情伪饰，他的一贯性格作风就是如此；而且这种事上文已经说过了，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完全毋需请别人“预先作好”。张文按照自己对“豫作答教”事的不确理解，用“焉知……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这种方式，来推测史料中所没有记载、也与曹植平生作为不相合的情节，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至于曹丕在这里的作为，他始而“怅然自失”，这当是真实心情的表露；但后来经过吴质的“耳曰”，一变而为“泣而拜”，却完全是精心策划下作出的虚假姿态。张文承认这是“做作”，很对，但又说“还顺契人情”，就是强为之说了。用做作的姿态讨得别人的同情，用并非出自真意的表演来骗取“诚心”的评价，这不是“顺契人情”，而是伪善。

第(3)条材料，郭文、张文也说及了。但是，郭文辩解说，曹丕“逼醉”曹植是“未必出于有心”。记载中明白写着“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还能说不是有心么?郭文大概自己也觉着这样说颇难于服人，于是又接着说“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修的暗通关节以争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郭文不得已勉强承认此事中曹丕“即使”用了诈术，随即就又不举出任何事实地将杨修和曹植拉来陪绑，曹丕用术，曹植也是用术，两人不分轩轾，在伯仲之间!郭文在这里的论证方式，其缺陷是颇明显的。贾文驳郭文这一段，说作者“讲起歪理来了”，“偏要打反头官司”。这两句话后来引起了张文的愤慨。我认为，贾文在批评用语上未免尖刻了些，但郭文本身存在的缺点是首先应当看到的。

总之，把有关史料归纳起来看，在建安时期的丕、植关系中，说曹丕有权诈行为，决不是厚诬古人，而曹植总的来说没有用术，也不是故意为他洗刷。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陈寿在《魏志·陈王传》中的叙述是颇为确切的，他说：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翼、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肜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里把争太子位的基本过程，丕、植双方各自的基本表现——包括用术与否——说得都很清楚，与其他史料中反映出的情形也完全符合，不妨可以把它看作是个结论。

当然，有两点意思也是必须说清楚的，第一，我们讨论丕、植在争太子位中的表现，目的只在于澄清有关史实，因为这对于评价曹植(当然也有曹丕)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谁该当、谁不该当太子的用意。争立太子，或者“夺宗”、“夺嫡”，一般来说，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牵涉的方面往往很多很复杂，个中的是非很难作简单的判断。丕、植争立事件，同样如此。第二，我们讨论曹丕、曹植用术与否，也并不意味着要对丕、植兄弟作总体性的褒贬。前期的曹植，无论从阶级地位或政治处境看，他基本上就是个颇得优宠的贵介公子。他有他的优点，如能够关心现实，有雄心壮志；而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作风浮华，把很多精力消磨在斗鸡走马宴饮游乐上。在这些方面，丕、植兄弟其实并无根本的差别。而“用术”之类，毕竟只是一种行事手段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手段同目的是有密切关联的，“用术”、“阴谋诡计”一类事，终究是剥削阶级本性的反映，所以不管是谁，那怕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吧，他运用权诈手段去达致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污点。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含糊过去的。

如何评价后期曹植的问题

关于后期(黄初、太和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曹植政治上、生活上是否受到特别苛待?(2)怎样评价曹植的不满情绪? 在前一个问题上，廖文谈得比较多些，其论点与一般说法的不同之处是认为，曹魏统治者对待同姓诸侯王虽然“比过去的朝代苛刻”，“但是，以对曹植来说，却未见得比别的同姓诸侯刻薄”。这说法我以为是不够确切的。实际情形是，曹植在黄初、太和年间，无论政治上、物质待遇上，都受到比其他同姓诸侯王更加刻薄的对待，这种苛待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曹植在黄初2年前后，曾经被两次治罪。这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是“黄初2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魏志》本传)，第二次是在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之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黄初六年令》)。两次获罪起因，都是曹丕派出的“监国使者”、“防辅吏”奉曹丕之旨，制造借口，构陷而成。而两次获罪结果，都差一点被议成“三千之首戾”，有性命之虞，幸赖生母卞太后一力回护，才得免于“大辟”惩处。此后虽然再没有发生治罪之事，但黄初4年他由鄄城徙封至废丘，“又为监官所举”(《黄初六年令》)，可见仍旧在曹丕使者的严厉督责下讨生活，随时都有获罪的可能。这种被两次治罪的情况，在当时曹丕诸弟中是仅有的。

其次在封爵方面，他也有异于诸兄弟。他在“贬爵安乡侯”时，诸兄弟都是县侯，惟独他是乡侯，低了一等(详见拙文《曹植生平八考》，载《文史》第十辑)。黄初2年，诸兄弟“进爵为公”(《魏志·任城王传》)，他只是被改封为鄄城侯，还是低一等。黄初3年3月，“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魏志·文帝纪》)，这十一人中不包括曹植。“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文帝纪》)，可见他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王爵。即使这样，他的这个王爵实际上还是比诸兄弟低一等，因为鄄城王只是个县王，其他诸王却都是郡王，如曹彰的任城王、曹宇的下邳王、曹衮的北海王等，都以郡为国。到了黄初5年，曹丕下了一道诏令：“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把所有郡王都改为县王，曹植才在爵号上同他的兄弟们处于平等地位。所以，不能说“曹丕作了皇帝后虽然对他很不放心，加以拘束，但是在封爵等方面仍然给以一视同仁的待遇”(廖文)。

另外，在具体物质待遇上，曹植也不如诸兄弟。《魏志》本传载：“时法制待蕃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可知他只享受诸侯王减半的待遇。由于史料有限，我们现在已找不到很多“减半”的事例。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食邑户数。这是衡量封爵者经济待遇的最主要标志。曹植的食户情况，据本传记载是这样的：他在建安16年初封平原侯时，食户五千；22年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2年被治罪，“我削我黜”(《责职诗》)，在贬爵安乡侯的同时受到削邑处罚。削去多少?具体数字阙载。不过我们从黄初3年4月他被封鄄城王时食邑仅二千五百户，可以推算出当初削去很多，大约削剩千户左右。因为这两千五百户，是他经过了由安乡侯转鄄城侯再转鄄城王的两次升爵增秩才达到的。黄初6年，曹丕又给他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数目，直到太和6年，曹彀最后一次给他增户五百，共三千五百户。而同期他的兄弟们食户情形如何?我们可以看曹彰。据《魏志·任城王传》载，彰于建安年间的食邑数是五千，只等于曹植的一半。而在曹丕即位后，就“增邑五千，并前万户”，直到黄初4年6月去世，还是这个数目。两两相较，对比鲜明，曹植在鄄城王时期的食邑数只及曹彰的四分之一，至于安乡侯时期则还大大少于四分之一。可见“事事复减半”的说法，揆诸事实是不算夸张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可以说曹植后期特别是在黄初年间，政治上生活上都受着苛待，这是有史实作依据的。这些苛待，也显然不是所有同姓诸侯王的普遍遭遇，这里确实表现着曹丕及曹叡对曹植的迫害。

后一个问题，关于怎样评价曹植后期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廖文也谈得较多。其基本观点是：“曹植在后期生活中牢骚怨愤之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政治野心遭受挫折”，“其次，曹植本人的豪华享受的欲望也比别人特别强烈……”。这说法我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也还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

曹植后期的痛苦或不满，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诚然，曹植在政治上有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因而心怀不满和苦恼，这情况是有的，我们看他《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求自试表》等文章，这种情绪表现得确实颇强烈，“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臣……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等等。但是，曹植的抱负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其中包含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对此下文还要详说)，所以“野心”之说似乎过于严厉了些。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一点，上述这些文章，全都作于太和年间，这只须查一下《魏志》本传即可明了；而在黄初年间，他却并没有写过此类文字。当时曹植也有痛苦，而且痛苦的程度比太和年间更甚，但究其原因就与“野心”更加不相干了。

上文已经说过，曹植在黄初年间两次被治罪。他差一点“将真于理，元凶是率”(《责躬诗》)，他丧失了人身自由，在封地上形同“圈牢之养物”，而且时时受到“监国使者”、“防辅吏”的“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黄初四年他到洛阳“会节气”，是“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然而曹丕“犹严颜色”，并不稍予见怜。在这几年里，他的最强烈的考虑就是求生。他曾在《上责躬应诏诗表》中写道：“窃感《相鼠》之篇„天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恐惧。所以，他在黄初时期的痛苦，主要是属于“忧生”性质，而不是还想在政治上捞些什么。正因此，我们看他在黄初中写的表令文字，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要求之类，只是一片诚惶诚恐的气氛。这是不能以“政治野心遭受挫折”来概括的。

曹植后期的不满痛苦，同他“豪华享受的欲望”，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廖文列举《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以及《名都篇》中的一些游猎、宴饮描写，指出曹植前期生活的享乐倾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名都篇》，过去一般把它解释为对贵游子弟的讽刺，廖文提出它是自叙之词，很是。作为一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贵介公子，曹植在后期过不来相对艰苦的生活，他在怨怼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有时甚至夸张地说“饥寒备尝”，这是确实的。不过，若说曹植的豪华享受欲望特别强烈，他后期的不满主要在这一方面，就不见得妥当了。首先，象曹植《箜篌引》、《名都篇》中的那种描写，在建安诗人中并非绝无仅有。即以曹丕来说，他就写过“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铜雀诗》)、“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于谯作》)、“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功拙更胜负，欢乐美人肠”(《夏诗》)等等，这些诗句，不见得就比曹植的那些描写逊色多少，要谈“豪华享受”，这些恐亦应算入。此外，刘桢、阮璃、应埸等也有类似描写，不过数量较少罢了。所以“特别强烈”之说，还可以斟酌。退一步说，即使“特别强烈”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曹植后期的痛苦源出于此的结论。关键在于，在后期，曹植过的是“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袁子》)的生活，在那种严重政治迫害下，很难设想曹植还有心思去想望“豪华享受”。我们去看曹植后期的诗文，无论黄初还是太和年间的，里面写了多少“豪华享受的欲望”呢?可以说极少。而廖文所举的几条“豪华享受”的例文，却都可以判断是曹植前期所作，以前期作品来证明他后期的“欲望”，这无论如何是显得勉强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认为曹植在后期，特别是在曹丕黄初年间受着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苛待，是不能****的事实。而他在后期诗文中所表露的痛苦和不满，主要源出于这种迫害和苛待，不能仅仅以个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释。他的痛苦和不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是不能予以否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政治生活体验中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与矛盾，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存在拔高或夸大曹植其人的问题。

如何评价曹植文学成就的问题

郭、张、廖三文都认为曹植得到的声名过高了，三文对文学史上关于曹植成就的评价都提出了某种异议。不过三篇文章论述的问题及具体论点又是不完全一致的。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郭文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再看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文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文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着、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文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这种异议主要存在于廖文之中。廖文从两点上作了论述。首先认为 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其次廖文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着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难道还不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吗? 以上主要就郭文、张文、廖文所涉及的有关方面问题作了讨论。如前所述，这几篇文章都有一些正确意见，我所未敢赞同的，只是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对曹植的过低评价，以及在丕、植关系上对曹丕的某些曲意回护。归结起来说，郭、张、廖三文反对抑丕扬植，是正确的，但它们矫枉过正，在一些问题上实行着抑植扬丕，又是于义未妥的。曹植有句云：“弹冠俟知己”(《赠徐干》)，本文不敢谬托知己，自以为是，只不过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探讨商榷，使对曹植的评价逐渐接近于平允罢了。

第二篇：曹植名言精选

第一部分：

1，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2，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3，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

4，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5，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6，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

7，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

8，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9，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

10，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

第二部分：

1，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3，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4，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

5，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

6，立功立事，尽力为国。曹植名言

7，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

8，隐然长寝，其乐无逾。

9，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

10，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

11，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12，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13，傥终顾盼恩，水副我中情。

14，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15，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16，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

17，炎光再幽。殄灭无遗。

18，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19，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20，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21，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22，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

23，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24，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25，愿为西南凤，长逝人君怀。

27，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28，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29，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0，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

31，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32，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

第三篇：曹植诗歌研究 毕业论文

曹植诗歌研究

——创意是手段，创“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要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诗歌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努力创作，不仅诗歌艺术更加觉醒、独立，题材范围扩大，而且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对于建安时期开拓出文人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汉魏风骨”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来说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三方面：曹植长于五言古体，对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上的牢固地位影响深远；曹植诗歌抒情味浓厚，对中国文人诗歌的抒情传统影响深远；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对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风格和文质彬彬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同时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研究；五言诗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Key words: Cao Zhi;Poetry study;Five-character poetry

目录

引论................................................................1

一、曹植简介........................................................1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2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3

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5

（一）曹植前期诗歌..................................................5

（二）曹植后期诗歌..................................................7

五、曹植诗歌的影响..................................................9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10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10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11

六、结束语.........................................................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2 谢辞...............................................................13

引论

诗歌作为人类吟咏性情的产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态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诗歌，带有较大的自发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群情等功能占有较大的地位，诗歌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语言艺术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处于蒙昧的、不自觉的状态，原始的发展很缓慢。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大概到《诗经》时代，就取得了对诗歌的初步自觉。但《诗经》和汉乐府与音乐、娱乐、祭祀等功能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中，不能算是纯粹的诗歌艺术，没有真正的独立与自觉。诗歌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它走上自觉的发展道路之后，这时的诗歌不但远离了原始的诗歌状态，而且也摆脱了音乐的母体，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而存在。这种自觉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萌芽于《诗经》，初现于屈宋的楚辞，而最终成立于中古时期的文人诗歌艺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系统的确立，以及从自然的诗向自觉的诗的转变，是由以五言诗为主要体裁的魏晋诗人来完成的，而处于魏晋最前沿的建安诗人，尤其是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诸子则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诗歌发展过程中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向着文学的觉醒与独立而发展，为诗歌的自觉而努力。

一、曹植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与父亲曹操、兄长曹丕被后世称为“三曹”。以“三曹”为中心，“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和蔡琰等人为羽翼，共同构成建安文学的代表，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先锋文学家。他们创造出来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三曹”作为建安文学的奠基人备受关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固然与他诗歌创作成就更为突出有关，“邺中诸子，陈王最高”，其人生遭遇使历代读者为他洒一掬同情之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敖陶孙《诗评》论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1]将青年曹植才情非凡、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个性及精神风貌概括无遗。曹植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章，深得曹操宠爱，甚至曹操曾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吾欲立为嗣”，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观感情强烈、行为放任、屡犯法禁、任性而为，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成熟与稳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最终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称帝。从此，曹植生活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公子，变成处处 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根本无从发挥个人政治才能，建功立业的壮志落了一场空。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文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曹植《迁都赋》中写道“余初封于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号，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得不到信任和处处被折磨的艰难处境跃然纸上，尝尽世间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说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体味了生命的无限尊贵，又遭遇了极度卑微，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陈郡，于公元232年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

在整个汉代，文人写作诗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行为，直到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才日益觉醒，诗歌创作风气日益兴盛，开始出现了一些追求审美意蕴，作风较多越出经学与经世之学范畴的五言诗人，初步形成诗人群体。魏晋时代，虽然已经形成了群体的诗歌创作风气和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但还不普及，即使在“五言腾踊”的建安时期，写作诗歌也还只是曹魏士人集团中以“三曹”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吴蜀两国基本上还没有进行五言诗创作的风气。

汉末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思想产生剧烈震荡，开始以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希望赢得人生的不朽。汉代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因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两汉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旧有的道德信条和礼教规范的重压，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兼之沉浮于风云变幻，目睹人间种种悲剧，深感到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兴衰荣辱难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汉人“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在奋进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认识与发现自我，儒学之外的思想（玄学）因之兴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学的功利束缚又相对松弛，诗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建安时期，思想上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诗歌艺术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悲凉的美，兼之汉末文章渐趋华丽，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废，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也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出现了飞跃式发展。当然建安诗歌的发展也遵循着诗歌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既吸收汉乐府 “缘事而发”和《古诗十九首》无名氏诗人单纯抒情的特点，又吸取汉末名士以气节志望为诗为文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七子”等人在学术倾向上，儒学自然是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上的重要渊源，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传统的经学和礼学，而且子学范畴也不局限于儒学，他们重视博涉多通，善于表达和表现，关注现实，主张学术和文学应有经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奋发有为之外，兼有务本尚用的特点，企图通过学术和文章培养思想能力和从事政治事务能力。这是一种务本尚用的治学主张。

“建安”是一个有作为的时代，无论是实际的政治，还是思想、学术都显示出质朴、明朗、刚劲、大气、有为的特色。建安诗人的思想风貌，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锐气以及自觉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历代文人少有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素质，使得士人们面临劫乱仍能关注文化，而且正因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坏的景象所刺激，激发起复兴文化，建设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刺激而生的热情毫无疑问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大忧患的时代和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士人建功立业的直接动力，此时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又导致了其悲叹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思绪，使建安文人普遍产生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因此，建安文人尽管个性有异，风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凉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流露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总之，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诗歌艺术的觉醒与独立，以及建安时期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较为全面地表达其文学观点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对诗文的爱好，提出了文人之间应有正确的批评观。同时他也表露了一些轻视文学的倾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重谈扬雄所谓辞赋是“篆虫雕刻，壮夫不为”之论，并强调自己意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远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声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讲文章可以“经国”，是从“文武之道，备随时而用”（《典论·自序》）出发；曹植不屑作辞赋君子，是因为他志在建功立业。曹丕强调的是文章的体用，曹植强调的是人生最高理想，两人侧重 不同。曹植的文学创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矣。”志在建功立业，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诗还更明白地表达了致力于政治功业的想法：“„„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勋，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灿已分。骋我寸迳翰，流藻垂华芬。”表白他即是用笔创作，也要为“王业”效力，所谓“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

这些诗文流露出来的思想都可确切地证实，曹植与曹丕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中，文学思想有较大的差异。很明显，曹丕文学思想开放而洒脱；曹植则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羁绊。曹植《与杨德祖书》也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关于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前录序》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暠暠，与雅颂争流可也。”由此，可以见出，从文学的批评、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都有较为自觉的认识。这一自觉认识，为文学由汉而魏的渐尚华丽，建安文学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诗歌创作主体，曹植本人更是富于诗人的气质，他才思敏捷，性格外向，善交友，好表现，善言谈，“任情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他受到的思想影响也是纷繁复杂的，最主要的还是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曹植理想是建不朽功业，志在政治。强烈的诗人气质，使曹植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继嗣的资格，更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但天然地，曹植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心高气傲。黄初以后，曹植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猜忌与迫害的对象，“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愿望理想就此破灭，“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心理承受能力差，难以接受挫折和失败，无可奈何的闲愁之外，更频添了几多恐惧。不得不面对后半生穷苦困顿的生活时，他文人的高傲无处安置，他脆弱的心灵也就不堪一击。现实的困境无法改变，只好求得精神解脱，于是他的热情、才华和不幸遭遇促使他倾注大量精力于诗歌创作。他兼善各类文体、诗体，尤长于五言，又精通音律，通晓佛经，能注意追求诗歌的音律和谐之美，这些都成为曹植本人诗歌产生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

对于诗歌艺术的新变，曹氏父子的接受程度与创作表现也有所不同。曹植紧跟诗歌发展时代潮流，主要是从事五言诗的创作，五言占他现存完整诗篇的70%，虽然多是乐府歌辞，但五言是其主要形式。《古诗十九首》在五言兴起的时代，[2]尚属凤毛麟角之杰作，曹植已使五言杰作成为洋洋大观，钟嵘《诗品》屡称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警策”，在现存的63首五言诗中的确比比皆是，他为五言诗的发展并走向艺术的成熟做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在“五言腾踊”的时代，曹植诗歌之体又突破《诗经》的四言体和带“兮”字的楚辞体而兼有六言、七言和杂言体，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

就“五言腾踊”的文人诗歌自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来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其创作成就上，曹植都远远高出其父其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了基础并创作了大量抒情诗的一代大家，钟嵘称为“建安之杰”（《诗品序》），其诗歌被钟嵘《诗品》推崇为“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列为上品。由此可见，曹植在这个特定的诗歌历史发展阶段上对诗歌发展贡献尤为卓著，具有鲜明的代表意义，是魏晋时代文人五言诗歌自觉创作蔚然成风的一个缩影。

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

曹植一生以公元220年（这时曹操去世，曹丕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奋发进取与后期的失意痛苦，所以他的思想也相应地从前期的积极乐观、奋发有为转变为后期的抑郁痛苦，无可奈何，甚至悲观消极。无论哪一时期的思想倾向，都主要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他的人生遭遇决定的。当然这也就造成他的生活状况的前后不同，从而见出诗歌题材内容的前后差异。

（一）曹植前期诗歌

在建安时期昂扬向上、奋发有力、大气磅礴、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激励下，建安文学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阳刚霸气，折射出了以曹操为核心的军事集团雄才伟岸的气魄。因此，受此风气影响熏陶的曹植，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位置。加之由于曹植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聪颖才华，让曹操在太子的人选上也想打破“立长不立幼”的常例，考虑立曹植为嗣，这也更增强了曹植施展政治才华的斗志和期待。有了这样的有利背景，就更激起“生于乱长于军”的曹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数也是吐露这种志趣和抱负。于是，曹植作为一个天才人物在整个建安文学中横空出世，卓然不群，透射出他深受儒家思想及任侠时代潮流的影响。前期体现这种思想和抱负的作品有《白马篇》、《鰕鳝篇》、《名都篇》等。

《白马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正面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这样一位武艺精湛、忠勇爱国、勇于牺牲，以身报国的“幽并游侠儿”，正是曹植青年时期理想的人生形象写照。诗歌以“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领起，又以“借问谁家子”十二句来补叙“西北驰”的原因。诗人说，健 儿立功扬名于边陲已非一日，连翩西北而驰当然也非第一次，描写了健儿的武艺高强，背景广阔辽远，由近及远，先马后人，轮廓渐渐清晰，“游侠儿”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继而又倒叙“名编壮士籍”，告别家人时的心情；最后策马“赴国难”的一幕则与开首重合。使白马英雄的形象渐次深化，忧国去家，捐躯济难的主题得到了鲜明突出的表现。最后几句赞扬人物“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道出了“游侠儿”的思想底蕴和壮烈情怀，写的声沉阔远，荡气回肠。这样豪壮的诗句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曹植前期思想的真实反映。《鰕鳝篇》中曹植以“鰕鳝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六句诗用了三组鲜明对比，最终引出“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服。”仕宦之徒唯势谋，壮士抚剑志在报国，构思别出心裁。诗人以豪迈气势登五岳而小陵丘，“俯观上路人”，以居高临下之势藐视那些“泛泊徒嗷嗷”的小人，表达了自己愿“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抚剑雷音，猛气纵横，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充满英雄气概，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名都篇》表面写战乱之后洛阳城市终于恢复昔日的繁华，贵族子弟斗鸡走马、射猎饮宴、寻欢作乐的情景，诗人选取少年游乐的片段来概括名都繁盛，而少年的游乐又集中选取驰骋来表现、极力描写驰骋少年身手的轻捷、射技的精湛，绘声绘色。同时也写出了都市富贵子弟游手好闲、终日斗鸡走马，饮宴嬉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虽然也有高强的骑射技艺，“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但止于佚乐，无益于国家，表达了一种对世俗的轻蔑，以及高行远志而不被人理解的思想感情。结尾四句“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流露出了作者对盛年不在、人生易老、寿命不长的忧惧，以及居安思危的家国意识。也表现了作者对高超的骑技和精湛的射技的欣赏，以及不甘于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终日游乐，沉湎于享乐，希望利用青春生命和时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以利于国家。

游侠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惜其躯的化身，不管是《白马篇》中的“游侠”，还是《鰕鳝篇》中的“壮士”，《名都篇》中的“少年”，身上都凝聚着一股侠气。曹植借用其来形容马上健儿，主要着眼于不惜其躯而为国立功这一点上，以及漫漫滋生出的侠情结上。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精彩纷呈的一面。而侠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非天然地属于儒家文化，亦非天然地属于道家文化，而是在这两个文化体系中分别注入了属于自己的特质。于是就产生了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从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支柱和核心，他的影响遍及社会方方面面，从而使侠儒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强烈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己任”；三是“自我”的牺牲精神。而道家之侠更注重自然本性和个体智慧，个性鲜明而不容于世。显然，曹植的侠偏重于儒家之侠。结合《白马篇》、《鰕鳝篇》和《名都篇》，可以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在世，讲究立功、立德和立言，并把立功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对曹植的深刻影响，以及曹植身上潇洒自由、重情尚义的游侠气质和游侠情结，结合起来的表现就是为国建立不朽功业的迫切愿望及为此而愿不惜一切的豪迈气概和英雄精神。

（二）曹植后期诗歌

黄初（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以后，即逐年收杀曹植集团的重要成员，如以“私受西域货赂” [3]杀了孔桂，有“以市不丰乐” [4]冤死杨俊。对于曹植及诸王，曹丕令他们回归封地，并派监国使者对其进行监视。曹植因有争太子之嫌，更遭罪贬，朝廷不让他久任在任何一地方，常常改换他的封地，“十一年中而三徙都”，也不许他和亲戚来往，不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备受精神折磨。加上曹丕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形同囚徒，他曾说自己是“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其物质生活也很匮乏，曾自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僚属皆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许多的艰辛在诗中都有反映。由此其诗歌创作也就转入了第二个时期。

刘大杰曾说过：“中国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 [6]这种危机和苦闷往往来自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环境由于处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曹植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精神消失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人生短促、命途多舛、祸福无常的感慨，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思想深度上来说，更高地则是以个人生命的悲剧来理解整个社会的苦难，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志向，表现得更深刻、更执着。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薤露行》、《当墙欲高行》、《仙人篇》和《升天行》等。《赠白马王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全诗气魄宏伟，章节蝉联，结构严谨。这首诗的题目是“赠白马王”而不是“吊任城王”，但这“赠”是赠别，为临别歧路而作。曹植不免回想起黄初四年五月他和任城、白马诸王一同朝京师会节气时的情景，来时大家一起来，归去时却少了曹彰。对曹植来说，和曹彪是生离，和曹彰是死别，生离是这首诗的主线，然而写生离却又不能不带出死别，从更深的层次看，诗人写与任城

[5]王的死别，意在点醒这与今日和白马王的生离实无二致，与曹彰的死别很悲痛，而与白马王彪的生离无异死别，更是悲痛。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使全篇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悲愤之情。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当时走投无路、悲愤交加的痛苦境遇和心情连结起来，文气贯通，使全诗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情感表达上，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比兴寄托，都是“悲”、“愤”两字的不同表现，富于变化的表达方式，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赠白马王彪》诗序中的“大别在数日”似乎是对自己的命运唱挽歌，沉痛之及，令人闻之颤栗。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诗人为国效力的宏志不仅得不到实现，而且还感受到生命的恐惧和生命的悲哀。这种生命之悲既是诗人的自觉在情感形式上的体现，更是苦难现实与自己苦难处境的共鸣音。但是这种对死亡的强烈感受和巨大悲哀只是诗人的弦外音，而表现出来的是超脱生命的悲哀。其中饱含着哀伤、愤慨和悲惧，但又显出慷慨激昂的格调。曹植的“知命复何忧”就是一种生命理想的追求，是一种对未来生存满怀信心的憧憬中的苦恼。表现出的情感基调是富有追求精神和抗争力量的建功立业之曲，这才是其生命之歌的主旋律。“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飘尘，愿得尺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悲哀之中升腾起一股忿争的激情，深沉、激昂，具有非常强悍的生命强度。这正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建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慷慨之情。这种感情以一贯之于曹植生命的始终，同时也是曹植情感思想的本质特征。抓住了这一本质，曹植后期创作的两种很重要的题材内容的诗就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了。那就是游仙诗和饮酒诗，其中无尽的惆怅和深沉的悲哀，镂心刻骨的悲凉，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情感现象，深层次上是假游仙诗、饮酒诗以寄慨，以表现建功立业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对遭受严重压抑的不满和“冷”反抗。诗人蒙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迫害，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一再幻灭，苦闷与彷徨无法解脱，于是精神的安慰变得异常迫切。假诗歌希望自己的精神得到一点安慰，苦闷得到一些解脱，心灵得到一丝慰藉。

“曹植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诗人，但在黄初、太和时期，他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的发展的机会。这使得曹植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心灵陷入矛盾痛苦之中。力求恢复平衡正是曹植后期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主题。” [7]，“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抗精神。” [8]曹植后期的作品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较多的游仙诗，这主要是受到当时诗歌创作风起的影响使然，游仙诗名为游仙实为咏怀，以此作为安慰自己痛苦灵魂的一种选择和方式，通过虚幻的时间和空间意象使自 己解脱。曹植后期局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致“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现了封建上层统治的当权者对他的压制与防范，以及对他自己在失势后所遭受的严重压抑的不满与反抗。《当墙欲高行》借用“鼎湖飞龙”的神话传说来作起句，将“龙”比作跃跃欲试的自己，把“天”比作施展抱负的舞台，把“浮云”比作“谗巧令亲疏”的监国使者，进而感到骨肉谗间，真伪莫辨，流露出一种心事难言的痛苦和受尽压抑的愤懑之情。还有《仙人篇》的“乘龙出鼎湖”和《升天行》的“愿得行阻辔，回日使东驰。”对天上神仙世界热烈赞美，实际是对人间的否定，对曹丕一伙人一再迫害的愤怒控诉，也是对自由生活的热切向往。都深切地表现了他爱国忠君的高尚品格，以及强烈地希求待时而动，徘徊天上、转日回天的积极进取精神。尤其是《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一首，曹植自喻为高达千丈的扶桑神木，倾心向日，守护天涯海角。红日西颓如国家衰败，想将象征着权力的疆辔抓在手中，把装载太阳的车子扭转，使之转日回天。而《野田黄雀行》则很特别，采用比兴手法，以一个很感人的寓言故事，寄托自己愿“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奋身拔剑，捎破落网，挽救丁氏兄弟。可惜“利剑不在掌”，有负于朋友，虽然很无奈，但还是表现了作者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精神和对险恶政治环境的反抗。

同时，这种假诗寄慨，释放自己的情感状态，也是曹植儒道互现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侧面。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一生用力在儒，儒家传统文化赋予其固有的道德规范及价值取向，志在立功济世，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撞使得其理想志向幻化成了一场迷梦，且带来了恒久的痛苦。为了化解人生的痛苦，平衡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曹植心灵中的道家思想开始奏效，以诗歌为媒介，向着艺术想象世界的空间开掘。在道家思想中，没有绝对对立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互相依存，曹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亦是如此，是道家思想给曹植指出了一条实现精神自由的道路，给其无拘无束的想象思维提供了艺术渊薮和广阔无垠的伸展空间，也给其伤痕累累的心灵开出了一剂拯救的良药。而根本上，道家追求超越现实和自然规律的终极目的，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超脱，成为曹植解构精神与肉体双重痛苦压迫，在诗歌面貌上的一种外在情感表现。

总之，无论曹植诗歌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多么丰富复杂，但都不过是其在理想、志向、追求支配下激烈的建功立业旋律的一个个符号，真正的思想感情是潜意识中终生奋斗不息的建功立业和报效国家。

[9]

五、曹植诗歌的影响

曹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的天才诗人，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多方面 的努力和贡献。为我国古代诗歌在建安时期的发展，后世诗歌艺术的承继和新变，以及在唐朝发展为显赫的“一代之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10]、“门户各立”[11]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 [12]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13]更是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曹植正是这一时代诗歌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他长于五言古体，大力创作五言诗歌。“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曹植五言诗在数量上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个建安诗人的五言 [14]诗。”因此，我们可以说曹植才是诗歌艺术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从题材范围上来看，有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 [15]，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郭璞、谢灵运、李白、杜甫惠泽甚远。在艺术上，由于精通音律，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调谐、音节铿锵，对五古到五律的规范有着重要影响；而其诗深于取象，善为比兴，也是一大创举，如《野田黄雀行》、《美女篇》等。诗歌语言清丽，出语自然，浑然天成。吴乔《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王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孟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虽不免溢美，但确实道出了曹植于五言诗方面的重要贡献。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建安文学是在继承和创新两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两汉时期，抒情因素在诗歌中只是一股流于内层的潜流，但这股潜流反映了诗歌的本质特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和文人诗歌创作意识的觉醒，抒情遂被确立为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汉乐府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很少超脱出事件和具体感受去表现某种情感，事件为汉乐府的基本要素，抒情依附于叙事过程进行。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等文人无名氏古诗中，在某种程度上则摆脱了单纯的“缘事而发”的创作观念，更加趋向了抒情性的写作原则，“事”被提炼为诗歌抒情活动的主要元素，这也是诗歌艺术由民间向文人变化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曹丕的“文气”论的诗歌理论探索，诗歌艺术方才觉醒，以情为本，但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诗人当为曹植，他既吸取了汉乐府“缘事而发”和无名氏诗人趋向抒情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超越了前代。其诗“本乎性情”[16]，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 [17]，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庾信《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岁寒堂诗话》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王世懋《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较为中肯地概括出了子建诗对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确立的影响和贡献。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华美壮丽，到了《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易淡远。建安时曹植“檃栝《风》《雅》，组织屈宋”，吸取乐府诗精髓，“法《十九首》意象” [18]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锻炼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品质，而且“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19]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鰕旦篇》)，“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闲情》）；“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这类诗句或悲壮宏阔，或凄恻委婉，或清丽工致，无不气韵流注，意象相生，都充分显示了诗人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锻炼字句相结合的用心，“意厚词赡，气格雄浑”（方东树《昭昧詹言》），总体上呈现出壮美的风格和文质彬彬的总体特征，后世的阮籍、左思、乃至鲍照、庾信等，受曹植“骨气奇高”、文质彬彬的影响，诗歌创作有风有骨、重文存质，到了唐代的陈子昂更是高举“汉魏风骨”，为唐诗开创了一条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总之，曹植以五言体式、抒情为本、情文并茂为诗学品格，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同时也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贡献。

六、结束语

本文在前人关于曹植诗歌研究的基础上，对曹植本人生平经历做了简单介绍，从时代文化背景、学术文化风貌和曹植的人格理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原因，讨论了曹植的文学思想，并以具体作品为例，论述了其前后期诗歌的不同题材内容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以及贯穿始终的情志旋律。最后，简单地概括出了曹植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但建功立业的理想愿望难以实现，于是退而立言，“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最终被后人垂范并师法千秋，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为后世诗歌艺术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故曹植被誉为“诗歌隋珠”[20]、“五言圣境”[21]、“百代宗工”[22]，正如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说曹植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注释

本文所引用的曹植诗文均来自傅亚庶注译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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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曹植《朔风诗五章》

《朔风诗五章》是三国时期曹植的组诗作品。这组诗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诗经》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朔风诗五章⑴

【其一】

仰彼朔风，用怀魏都。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凯风永至，思彼蛮方。愿随越鸟，翻飞南翔。【其二】

四气代谢，悬景运周。别如俯仰，脱若三秋。昔我初迁，朱华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其三】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风飘蓬飞，载离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其四】

子好芳草，岂忘尔贻。繁华将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岂云其诚！秋兰可喻，桂树冬荣。【其五】

弦歌荡思，谁与销忧？ 临川慕思，何为泛舟？ 岂无和乐，游非我邻。谁忘泛舟，愧无榜人。译文

【其一】

抬头仰望那呼呼的北风，心中怀念着魏国的国都。多么希望骑上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然而）在那总是和风徐徐的南方，我却要思念着那蛮北的江南。多么希望能跟随在那些南飞的鸟儿身后，去实现我南征的宏图大志。

【其二】

时光荏苒，（从太和元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看起来并不太久，可对我来说却像过去了漫长的三年。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

【其三】（八年之中），就好像翻越于高山峻谷之间，（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年复一年的风飘蓬飞和寒来暑往，不知何时才有我安定之所？千难万险纵可翻越，你我同胞骨肉却好像面临的是生离死别。

【其四】 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在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你（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还谈什么诚信？（请你明白，）我忠贞的意志就像那寒霜中的秋兰，北风前的桂木，决不易改。

【其五】 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却无人能帮我除去忧愁；雍丘之地，亦有川泽可供“泛舟”。可是，不是我不想高高兴兴地去“泛舟”游乐，而是一起同游的跟我志趣不投。即便是有雅兴泛舟，却连个撑船的人都找不到啊（指了解我政治怀抱的人）

背景

公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的一个冬日，北风挟裹着飞雪，越过豫东平原，刹时间便把小小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化为茫茫白地。一位神色憔悴的诗人，却还在庭中徘徊——他就是屡遭朝廷贬谪疑忌的雍丘王曹植。一年前，他才被明帝“徙封浚仪（今河南开封北）”；而今，又被责令“复还雍丘。”诗人壮志难酬、身如飘蓬，再也按抑不住心头的悲怆，终于用那“骨气奇高”之笔，在风声雪影之下，写下了名作《朔风诗五章》。

鉴赏

这首诗共分五章。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开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公元223年（黄初四年）旧历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二、三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公元227年（太和元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从公元221年（黄初二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作者 曹植（192～233），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受曹操宠爱，尝随征伐，诗文多写其安逸生活和建功立业的报负；后期备受曹丕父子迫害，郁郁而终，诗文多表现其愤抑不平之情及要求个人自由解脱的心境。其诗注意对偶、炼字和色彩，富于音乐性，被钟嵘称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有《曹子建集》。

第五篇：曹植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曹植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文学院1202班

曾晓瑜 121040064

摘要：曹植（公元192年-232年）是我国魏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他的诗、赋、散文成就均高于同时代人，其中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更是卓有成就。他的五言诗不但继承了乐府民清新流丽的特点，而且将其改造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其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刘勰曾说，“古诗”是 “五言之冠冕”。本文将从数量上，形式上，表现上具体分析曹植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

关键词：曹植 五言诗 发展历程 艺术特色 一、五言诗的发展历程

1.1五言诗发展的阶段

五言诗的成立期——东汉，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数东汉班固的《咏史》。五言诗自班固开始成立起，作家们便不断吸收汉东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的营养，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写现实的生活，抒发真实是感情，至东汉末年，把这种新型的诗歌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五言诗的成熟期——东汉末年。五言诗的兴起，为叙事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五言体式的成熟，叙事诗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另外，这个时期，真正称得上普遍意义上的成熟的作品是《古诗十九首》。

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魏晋。建安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1.2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数量跃居第一

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的出现最早源于民间歌谣。大约在春秋未、战国初，民歌中就已经有了较之“文繁而意少”的四言体更便于容纳双音词，以表现愈来愈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五言体雏形。在建安时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出现诗人众多，作品繁盛，特别是五言诗数量比例跃居第一的局面。这是中国诗坛前所未有的。

1.3曹植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是曹植一人的功劳，建安时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诗人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其中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曹植对五言诗形式上的影响

1.1语言形象性增强

曹植善用比兴,但又不拘泥于比兴的一般形式,而是将比兴与诗歌深厚的历史理性和强烈的情感评价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象征意象,创造出情景交融、韵味深长的艺术境界,借此寄寓自己的遭遇感慨和困顿愁情、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其中,最善以女性、动物、植物和典故来寓象征于比兴之中。

曹植继承了自屈宋以来以香草美人比喻和象征贤能达士的文学传统,但又比前者蕴含更深刻丰富的情思意蕴。其中,《美女篇》最富代表性。《美女篇》全诗十五句,一百五十字,在当时可谓长诗。诗人调动各种艺术手法,精细刻画了一个“荣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的光彩照人、貌若天仙、但又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美女怨妇形象。但立意却不在此,而在借美女求贤不得、盛年未嫁幽愤情怀的抒发,倾吐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相悖的矛盾心理与愤懑。从而使整首诗情兼雅怨、沉郁悲凉、深厚蕴藉。《杂诗》亦借南国佳人空有绝世之貌而不得知己,寄寓自己正当盛年却无法施展抱负的深切慨叹。1.2联句，对偶，比兴增多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唏”，“孤城翔故城，灵柩寄京师。”“清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这些诗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仗工整，大量运用对偶修辞手法，节奏和谐，尤其是叠词的连用给人以美感，增强语言的音律性与和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熟记，同时曹植诗歌比兴手法运用明显，明明要说此事，偏论彼事，以彼事谈及此事。《野田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喻人才能出众就容易引起祸端，“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赠白马王彪》）既写实又比兴，既写道路的艰辛又写人生的艰难；“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烘托出了当时周围的情景，使哀怨更哀，更伤感，“燕雀戏藩篱，安识鸿鹄游”表现了有志难发的痛苦和郁闷，慷慨之音激烈。

1.3层次审美取向定型

曹植常以植物作为比喻象征物。在《赠白马王彪》中,“ 转蓬”象征在外漂泊的游子征，以“浮萍”象征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愁妇。虽咏征夫愁妇的悲叹，却暗喻自己漂泊在外的身世,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引人以丰富深刻的想象。尤其《弃妇诗》，诗人悲歌绝唱道：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处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通篇咏石榴,但深刻丰富的意蕴无不见于言外：美丽的石榴花可喻美女秀色可餐的容颜，石榴华而不实不就象征美女因无子而遭遗弃的悲惨命运?再进一步探究：个人的遭遇，世事的艰辛，人生的思考，情感的悲慨无不寓于其中。

由此可见,曹植笔下的人、事、物、景等的描绘，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所负载的人生 意义，诗人对自己、对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这也就是古代文论中所谓的审美意象。

三、曹植在五言诗表现上的影响

1.1手法多样，有机融合

曹植的诗歌创作一般都注重章法结构,其中有的崇尚自然流露，有的则讲究精工构思。曹植五言诗在章法结构上虽不拘一格,但偏重于“刻意求工”之美。如《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四句对仗严密而工整,词性虚实相对。这些“有意而为”的作法,自然为后代格律诗的兴起起了很好的先导作用。

长篇组诗《赠白马王彪》更是结构独特。全诗借鉴乐府古辞中常见的“顶针”之法,创造了章章蝉联的结构形式,每章可独立成篇,综合起来又可表达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意蕴。用现代诗文结构理论的说法,实际是一种纵横网式结构。1.2 精于炼字与炼句

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可见名言警句在整篇中的作用。故此，大凡优秀的古代作家都非常注重炼字炼句。曹植亦然。他虽然没有留下“推敲”之类的传说，然而对字、词、句的锤炼却是毫无疑问的。《白马篇》字字珠玑，其中 “控弦破左的，右发催月支。仰首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最为精彩。诗人准确地选用了“控”、“催”、“接”、“散”四个动词，并且从左、右、上、下四个不同的方向对少年游侠进行了精妙描写。“接”言其敏捷,“散”言其力猛；行动描写极尽夸张、比喻之能事,把一位骑射精湛、武艺高强的少年游侠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蹈”、“凌”二字更是传神地描绘出少年游侠英勇顽强、锐不可当的神威。总之,曹植的五言诗,章无虚句,句无冗词,叙事抒情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综上所述,我们从曹植五言诗艺术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曹植对于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是极大的。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切中肯綮的。正因为如此，曹植无愧于“粲溢今古,卓而不群”的“建安之杰”的称誉。

5哥 综上 所述

曹植王子对五言诗的形成发展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独特的风格，想说又不说，欲言又止的写作手法为不少人称颂，亦可能为“类鲁迅先生”的现代人批判。曹植公子的七步诗家喻户晓。

曹植先生其它流传的作品，为文人和后面有文化的人，或现代的学文学的师生津津乐道，其它专业人士忙玩上网和刷微信无心体会，还有推广的价值。

曹家是一个超级牛B的家庭，曹操有的霸气和勇气。

参考文献：

[1]高国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浅析曹植五言诗的艺术特色》[D].新疆：新疆师范大学，2010.感觉像新华社 的稿 差不多呀。

只听见大声喊口号，不见具体分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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