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论诸葛亮廉政思想及其对当时及后世和后裔的影响
浅谈诸葛亮廉政思想及其对后世和后裔的影响
陈 星 潘锡光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代不乏人，然而能如诸葛亮那样为历代人民所崇敬和敬仰者，却实属少见。
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大名垂宇宙”的伟人，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乃至在周边各国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人民中间久享盛誉，传颂不绝，除了诸葛亮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外，更是他以垂范后世的廉政思想及其感人至深的思想品格深刻影响于当时和后世的结果。本文试就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几个方面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内涵。1．不怙权，不专断，不以权谋私。诸葛亮出山之初，因年纪轻，资历浅，未建功绩，虽然与刘备“情好日密”，但并无多大权力，据《魏略》与《九州春秋》记载，此时刘备仅“以上客礼之”，尚未授以实职。至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战后，刘备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亮专任一方，尽忠职守，每“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成都后，“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后，“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继续“竟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悉心辅佐刘禅。建兴元年（223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权力达到高峰，但亮仍说：“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以上均见《三国志》本传），当权臣李严为了自己个人的种种目的，力劝诸葛亮接受“九锡”，进爵封王时，诸葛亮作书答曰：“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 1 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以拒加“九锡”的实际行动规劝李严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不要妄自尊大。诸葛亮把权力集中运用在治政治军、强国强兵方面，不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2．以身作则，俭以养德。诸葛亮平时生活相当俭朴，以一国之相做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病重期间，向刘禅呈上一份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奏表，“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不仅是诸葛亮一生廉洁从政的真实写照，也是古代高级官员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表。诸葛亮死后，丞相府清点财产，“卒如其所言”。廉洁从政往往要由俭朴的生活作风来支撑。诸葛亮一生崇尚节俭。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自称“禄赐百亿”（《答李严书》），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诸葛亮集·将苑》）。在平定南中诸郡的叛乱中，“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的饭，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诸葛亮一生南征北讨，戎马倥偬，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统一大业，至死“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给后世留下了为政清廉的典范。诸葛亮不仅生前生活俭朴，也是丧事从简的倡导者和带头人。他“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魏时期是难能可贵的。3．不沽名钓誉，不居功自傲。诸葛亮曾说：“将贵不骄，胜而不恃”，“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不离则众叛。”（《诸葛亮集·将苑》）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率大军出祁山，南安等三郡叛魏降蜀，又收纳了长于军事的姜维，打下了冀城。他的部属纷纷向他祝贺。诸葛亮不仅不以为喜，反而心有愧疚，写了《谢贺者》表达了他对国家分裂、民不聊生的无限惭愧之情：“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之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恳切地表达了他以兴复 汉室为己任，不居功自傲的高尚情操。4．虚怀若谷，虚心纳谏，通于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诸葛亮具有虚怀若谷的磊落胸怀。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挥泪斩了他所器重的马谡。但他作为主帅，也主动承担了责任。诸葛亮特上疏刘禅，请求给予自己贬官三等的处分。他在疏中诚恳地检查了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以及身为三军主帅而“不能训章明法”等过错，于是降诸葛亮为右将军，代行丞相事。在政权建设中，诸葛亮还特别注意“集众思，广忠益”。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鼓励部属勇于发表不同见解，在争论中求得统一，以减少和避免过失。他在给下属的指示中，公开宣称自己“任重才轻，故多阙漏”，多次鼓励下属直率地向他提意见。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分析了失败原因，认为不是兵少而是指挥不当。他特地发布了《劝将士勤攻己阙教》，号召部属为了国家利益，要勇于经常指出主帅的过错。对于向他提过意见的部属，诸葛亮十分看重他们。曾诚恳地劝止诸葛亮自校簿书的杨颙，官职并不高。他去世时，诸葛亮纡尊降贵，写信表达哀悼之情，并“垂泣三日”。王安石为此作《感旧》诗：“恸哭杨颙为一言。”5．对子女不娇不纵，从小处着眼，励以忠贞大节。诸葛亮对于子侄、外甥等要求甚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如对于饮酒，他要求只要“适体归性”即可，不能酗酒。当他的继子诸葛乔办完公务，正要返回成都时，各位将领的子弟正在执行后勤运输任务。考虑到应该让诸葛乔与大家同甘共苦，就派诸葛乔带领五六百名士兵，同各位将领的子弟在山谷中转运粮草。《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甥书》是诸葛亮在如何对待学习和如何做人等方面对晚辈的严格要求，也是他一生勤于治学、严于律己的经验之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当存高远”；“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这些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是他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这些内容，不仅教育了他的子侄、外甥，也成了诸葛后裔的传家之宝。
二、诸葛亮廉政思想的来源。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如“克已复礼”、“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等等，但诸葛亮自青少年起就博采众长，精研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刑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廉政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抱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思想。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抱负从他以后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写的《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瑾言子乔书》、《与兄瑾言子瞻书》中可以明确看出。他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如《诫外甥书》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抱负的自述。同时诸葛亮也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史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所以他们能够深入基层，了解实情，体察民意，从而提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兼爱、非乐、非攻、非命、明鬼、天志等十大政治主张。《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夏政。”可以看出：第一，墨子倡导节用、节葬；诸葛亮反对奢侈厚葬，力主节流、积蓄。东汉末年，政治极为腐败，豪强地主无度奢侈，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数，徒附万计„„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诸葛亮反对这种奢靡的风气，他要求蜀汉属吏们“清心寡欲，约已爱民”。并告诫自己的子孙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他不但严纪于人，而且身体力行。作为一国丞相，出则“乘素舆”，戴则“葛巾”；“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 五顷，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他教育子孙要约制酒量，“适体归性”。面对着时尚厚葬之风，诸葛亮力主节葬，在处理先帝丧事时，他规定“百僚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三日使除服。”他临终之时，“遗命葬于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第二，对工作墨子是“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诸葛亮则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罚二十以上，皆亲览”，事必躬亲，食少事烦。诸葛亮思想体系中所存在的这些墨家思想，显然是他廉政思想的一大重要来源。
三、诸葛亮廉政思想对后世的深刻影响。陈寿的《三国志》是认识、评价诸葛亮的最基本的资料。陈寿认为诸葛亮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同时也认为诸葛亮是一位军事家，只是将略不及政理。“然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见《三国志》本传）。他的评论得到魏、吴人士和晋人的认同。魏国谋士贾诩说：“诸葛亮善治国。”（《贾诩传》）吴国的大臣张俨说：诸葛亮“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本传注引《默记》），西晋张辅著《名士优劣论》盛赞诸葛亮治国统兵的才干和他为相的功绩，然后说：诸葛亮“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全晋文》卷一百五）晋人傅玄也认为：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有余粮。”（《全晋文》卷四十九《傅子》）南朝梁将陆法和在白帝城对人说：“诸葛孔明可谓名将，吾自见之”。（《北齐书》卷三十二）到了唐代，对诸葛亮评价更高。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大臣房玄龄说：“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贞观政要》第十六）唐代中期宰相裴度曾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 他还说，诸葛亮如“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其才“兼齐管、晏，总汉萧、张。”（《唐文粹》卷五十五《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碑今存，在成都武侯祠内）唐代诗人讴歌诸葛亮形成一个高潮。《全唐诗》书中可见咏及诸葛亮事的诗人50多位，诗歌近100首，其中以孔明为主题的约40首。诗圣杜甫咏孔明的诗最多。他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等，已经成为后世评价诸葛亮的名句而广为传颂。宋、明时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对诸葛亮多从仁义、礼理的立场，大加推崇。宋代学者苏轼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东坡续集·题三国名臣赞》卷十）他又说：汉末“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收许、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东坡应诏集·诸葛亮论》卷十）著名理学家朱熹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张木式 说：汉代“相传四百年，而曹氏篡汉。诸葛忠武侯当此时，间关进折，左右昭烈父子立国于蜀，明讨贼之义，不义强弱利害贰其心，盖懔懔乎三代之佐也。„„虽不幸功业未究，中途而殒，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主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明代理学家宋濂说：“三代而下，有合于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理学家方孝孺具体分析说：“孔明以布衣至于为相，而人不以为速；以讨贼为已任而任将帅，人不以为自用；兵败而功不成，人不以为无勇；一国之政，赏罚予夺无所贷，人不以为专。„„孔明之为相，欿然虚已以求闻已之过，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败论孔明哉！”（以上引文均见明·诸葛羲、诸葛倬辑《诸葛孔明全集》卷十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诸葛亮是治国治军的奇才，他说，“军 不治而唯公（孔明）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读通鉴论》卷十）这些评价显然大都从诸葛亮的治国治军之才出发，但也包含了后世对他廉政思想的肯定和追慕。
自诸葛亮之后，历史上所有清廉有为的官吏如宋代包拯、明代于谦、海瑞等等，无不以诸葛亮为楷模，事例之多，不胜枚举。仅以有清一代为例，如王熙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祭祀不用三牲，以蔬果代之；汤潜庵为苏州巡抚时，行李萧然，春日采野荠为豆羹，民间称其为豆腐汤；于成龙任两江总督，日啖青菜数把，江南人呼为于青菜，死后堂后仅瓦瓮米数斛，盐豉数盎而已；朱可亭任浙江巡抚，食粝衣粗，夫人亲自下厨做杂务；邵基任江苏巡抚，妻不衣帛，旁无姬侍，客至，鱼菽萧然；米石君崖岸峻绝，一介不取；刘绳庵任工部侍郎，衣履极敝而不改作，王安国累官至吏部尚书，早餐与子只食大饼数枚；刘墉官至相国，而常敝衣恶服，周旋于朝班之中；曾国藩治家力崇节俭，驻师安庆时，夫人欧阳氏亲率媳妇同纺棉纱，夜纺四两棉花方歇；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常布衣草履，状如村夫子，惟嗜辣椒及豆腐。山西巡抚阎丹初，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浙江巡抚卫静澜，亦以节俭著称，衣袍多补缀痕，夫人诞辰，仅购烧饼油条而已；左宗棠青年时即以诸葛孔明自居，以清廉自守。清代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而见于史册的清官特多，所以能延绵国祚近三百年，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四、诸葛亮廉政思想对后裔的影响。诸葛亮的的廉政思想对他的反裔的影响同样也是十分巨大的。在兰溪诸葛村这一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诸葛亮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质，尤其是他的《诫子书》，教育和勉励他的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务农经商者求真务实，步入仕途者清正廉明，显示了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巨大力量。明、清两代，诸葛村共出进士5人，举人11人，全村担任过正七品以上的官员有知县13人，京官及州、府、道官员10人。其中在光绪《兰溪县志》 上列传的就有16人。如诸葛伯衡，明洪武年间曾任北平染杂造局大使，后任广东参议，是一位，“性清介，持名节”的“清修直谅之士”。诸葛岘，曾任刑科给事中，“不徇私以苟容”，39岁时积劳成疾死于任上，连丧葬之费也全靠同僚资助。诸葛桂，清康熙间职授都司，后“辞富居贫，月支石米”过活。诸葛諟，乾隆间任山西怀仁县知县，在任十余年，兴利除弊以清廉自励。其余如先后任江西新建县、广西桂平知县的诸葛铿，任江西永新、新城等县知县的诸葛槐，无不关心民瘼，勤于职守，公正廉明，诸葛槐甚至在太平军攻城城陷时投井殉职。他们继承先祖遗风，鞠躬尽瘁的事迹记载在《浙江通志》、《金华府志》、《兰溪县志》和《诸葛氏宗谱》等方志、家谱中，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赞颂。
五、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廉洁文化。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文化的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否包含廉洁文化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重要指标。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以廉洁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洁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否包含廉洁文化。缺乏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不够深入的文化是不完善的，排斥廉洁精神文化更是腐朽落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廉洁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一定的市场。而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 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压力，从而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积极吸收和借鉴诸葛亮廉洁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廉洁文化，坚持古为今用，对于建立健全廉洁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以制度和规范作保障，特别是建立起与廉洁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和规范，显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让廉洁文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
2007年9月
作者：陈星，兰溪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兰溪市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9
第二篇：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第三篇：罗马继承法对后世影响
罗马法继承制度及其对当代继承制度的影响
[ 麻广 ]——(2005-4-17)/ 已阅13825次
罗马法继承制度及其对当代继承制度的影响
罗马法的继承制度历经数代，其原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一、由身份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
“继承”一词的拉丁文是successio，其原来的意思是指继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继承人的地位，即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使之得以延续。到了法律昌明时期后期，罗马的继承，已经由身份继承演变成为财产继承了。当然，即使在这时，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以绵延家祀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只不过继承的主要对象已经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而不再是被继承人的人格了。
二、由概括继承发展为限定继承
罗马的继承制度最初是采取概括继承主义（successio per universita），即除了与被继承人之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之外，继承人要总括地继承被继承人的一切财物和财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问资产、负债的多少，纵使死者遗产中的负债远远超过资产，继承人仍然要全部继承下来，替死者还清负债。
概括继承制度与罗马古代的身份继承制度相联系。随着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概括继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据，而显得对继承人过份苛刻。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利益，适应继承制度变革的需要，罗马法逐步废除了概括继承制度，赋予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债务仅以其遗产为限负清偿责任的权利。限定继承制度确立，并为后世各国继承法所采用。
三、以遗嘱继承（successio secundum tabulas）为主，法定继承（successio ab intesta）为辅
《十二表法》确认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两种继承的关系可具体归纳如下：
第一，法定继承不得和遗嘱继承并用。凡遗嘱有效时，就不适用法定继承。对同一项遗产，除军人遗嘱之外，亦不得以遗嘱处理其一部分，而按法定继承处理其另一部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被继承人用遗嘱的方式指定继承人，但只给他一部分遗产，而对其余遗产的处理没有表示意见，或者明确表示其余的财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就视为被继承人用遗嘱处分了他的全部遗产，他的全部遗产就由他指定的继承其一部分遗产的继承人继承。至于被继承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遗赠给受遗赠人，其余财产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则为法律所许可，因为遗赠和遗嘱继承是不相同的，在长时期内，罗马的继承是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而遗赠则仅仅是涉及特定的财产，同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没有关系。第二，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就是说，只要死者生前立有有效遗嘱，就要按照遗嘱来办理。只有在死者生前没有立遗嘱，或者所立遗嘱不合法律规定，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或者遗嘱上所指定的继承人已经先于遗嘱人死亡或拒绝继承时，才可按法定继承办理。故法定继承一词的拉丁文原意即是“无遗嘱继承”。第三，法定继承最初是由宗亲来继承，到后来，法定继承由宗亲继承演变为以血亲继承为主的继承。到了优帝一世时更明定法定继承也以血亲为基础。这样，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基础就一致起来了。不过遗嘱继承是被继承人明白表示把自己的财产交由他选定的人继承，而法定继承则是按照一般被继承人的意思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由此可见，这时的法定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法律推定的默示的遗嘱继承。
四、两种法定继承长期并存，但后来以血亲为基础。
从共和国末年起至公元6世纪中叶，罗马并存着两种法定继承制度，一种是市民法的法定继承制度，一种是大法官法的法定继承制度。市民法的法定继承以宗亲为基础，不是宗亲即不得继承。大法官法的法定继承则是以血亲为基础，只要是血亲，不管是不是宗亲，一律享有继承权。后来优帝一世于公元543年和548年以第118号和第127号新敕，把罗马法的继承制度作了彻底修改，完全以血亲作为继承的基础，宗亲继承制度从此废止。
五、罗马法的法定继承人分当然继承人（heres suus）、必然继承人（heres necessarii）和任意继承人（heres voluntarius）
当然继承人是指直接在家长权下而在家长死亡后便成为自权人的家属，他们由于古代继承家祀和家产公有的关系，即理所当然地继承家长的遗产，所以也称当然和必然继承人（heres suus et necessarius）；必然继承人是指奴隶被家主解放，同时被立为继承人的，他们和当然继承人一样，不得拒绝继承，因而在家主死亡时也直接取得遗产；任意继承人亦称外来继承人（heres extraneus），是指那些在被继承人死亡前不处于家长权下的法定继承人，他们有接受或拒绝继承的自由。
六、法定继承是均分继承
当继承人有数人时，按照他们同被继承人之间亲等的亲疏顺序，依次继承。同一亲等的，不分男女长幼，按人计算，一律平均分配遗产。子女的后裔，则按支计算，共同继承其直系尊长应继承的份额。七、一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
继承人接受继承后，一般不得中途反悔，因为继承人要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而人格是不能由个人意志而使其因时间的经过而终止的。其后，法学家们认为，在不违背“一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这一原理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在指定继承人时附加期限或条件。因此，虽然不得附加终期和解除条件，但可以附加始期和停止条件。
八、罗马法适用代位继承（successio in locum）
根据罗马法，不仅限于直系血亲卑亲属可以代为继承，兄弟姐妹的子女（被继承人的侄儿侄女等）也享有代位继承权。罗马法继承制度对当代的影响：
一、在罗马法的体系中，继承最后演变为财产继承，所以继承法归于物法，后世各国大都将继承限于财产的继承，但在体列上有所不同，如法国民法典将继承法归入财产取得方法一编中，而后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继承单独成为一编。继承法逐渐独立。
二、当代各国承袭了罗马法继承的基本制度框架，规定了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代位继承以及在遗产分配时的特留份制度等等。
三、罗马法法定继承中的继承人的范围是以血亲为基础的，后世的诸国民法典在规定法定继承时大都从罗马法，以血亲为基础。
四、罗马法继承制度以遗嘱自由为其原则，之后各国大都从罗马法之规定，规定了在继承法中以遗嘱自由为基本原则，而且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
五、对特留份的保护。为了限制遗嘱自由的滥用，罗马法规定了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乃是自然法平等、公平、和谐诸理念带给罗马法的影响,旨在限制完全的遗嘱自由,保护近亲的继承权,衡平遗嘱人意愿及近亲权益两方关系,以达到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在特留份范围外之财产,为遗嘱人得自由处分之部分,对此部分财产,遗嘱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情感好恶,或遗于其喜爱之特定人,或通过遗赠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业,谋求社会公益。后世各国在此问题上也大作了相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471条、德国民法典第2303至2338条，并赋予相应的诉权予以保护。
六、罗马法继承有遗产信托制度，这可以说是现代信托制度的一个雏形。总之，作为包括了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罗马法，其基本精神和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而作为罗马法重要部分的继承制度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诸国，直到今天，在我们现代的各国继承法中，还是能看到罗马法的影子。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民法典制定活动同样也不能不考虑罗马法，只有这样才能制定一部及科学又顾及传统的继承法。
第四篇：罗马法律对后世影响
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古代世界各国中，罗马法是内容最完整、体系最完善的法律。它既是维系和稳定帝国统治的工具，也是罗马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卓越贡献。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 产，罗马法无疑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对近代世界，尤其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罗马法反映的是罗马帝国的现实，它却成为现代西方的法学渊源和法律先导，以及大陆法系的立法基础。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采用了《民法大全》中四种法律文献之一的《法学阶梯》(又称《法理概要》)的结构体系，并确定了所有权绝对化、契约自由、过失责 任三项基本原则。这样，它与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构成了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因为《法国民法典》而与罗 马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法国民法典》对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以及《六法全书》《中华民国民法》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虽然普通法系(不列颠法系)看起来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小，与罗马法之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包括英国、英联邦国家、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也 从罗马法有关契约、债务和继承制度等内容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事实上，不论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它们都吸收了罗马法的陪审制度、律师制度以及诉讼原则。所以，一位美国法学家不得不承认：“尽管罗马帝国的人口或许为5千万，但现在有8亿7千万人生活在由罗马法所造就体系之下。”
第三，如果说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以“宪法至上，民法轴心”为理念，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马法正是现代西方民法的源头。今天，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就是 以罗马法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它们从法源上继承了罗马法的许多概念、术语、理念和原则。例如，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以及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系，一直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的依据和当代国际私法的起源。
第四，罗法学家的思想、学说以及罗马法的发展成果，正是现代西方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塞罗指出：“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 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罗马法体系涉及自然理性、现实实践、法律与正义、人作为人的权利、法律与道 德等基本问题，构成现代西方法学的重要内容，而罗马人所秉持的自然法思想对后世信奉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观，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 理念，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正如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9世纪德国伟大的法学思想家耶林甚至做了这样的评价：“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为罗马帝国的 灭亡而消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政府世界是最为永久的征服。”
第五篇：杜甫对后世的影响
诗圣杜甫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圣”乃至高无上者，这足以说明杜甫的诗坛地位之高。杜甫在世时应该是像圣人般享受着崇高的礼遇、为世人所追捧的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诗圣杜甫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苦难坎坷常伴左右，用“悲惨”一词形容毫不为过。杜甫早年就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也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追寻的目标，然而仕途坎坷的他并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诗文在当时也并没有得到很高赏识。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不受欢迎，并非诗写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杜诗的内容和风格与当时的时代审美相悖。盛唐时期的社会风气整体是乐观积极的，人们喜欢歌颂大好河山的诗、歌颂理想的诗、表现创造力的诗，欣赏像李白那样孤傲、浪漫的诗人，而杜甫诗大多都是抨击现实、揭露黑暗的。还有格调上来讲，盛唐的诗人更喜欢明快的，乐观的，高昂的诗，杜甫的诗比较沉郁，比较委婉，比较浑厚，比较低回。与时代审美趋向的错位使得杜甫的诗在他生前没有获得很好的赏识，影响力也就及其微弱。杜诗的影响是在杜甫去世后才发挥出来的，“诗圣”、“诗史”的盛誉也是后人给予杜甫与其诗。
杜甫死后，中晚唐时期，以元稹、白居易、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当时的著名诗人，开始极力推崇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的诗文中也都有杜诗的影子出现。白居易、元稹等人领导的“新乐府运动”中，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第一个把杜甫与圣人的圣联系在一起的，是宋代大词人秦观，他在《韩愈论》一文中说杜甫的诗和圣人孔子的思想一样是集大成者。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杜甫的诗被称为一代“诗史”，是因为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的诗不仅是自己抒发情感的载体，也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在诗歌创作上，杜诗是唐代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杜甫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光是律诗他就写了九百多首，占了一大半。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被认为是“千古七律第一”，全诗之中句句皆律，字字之中字字皆律，诗律诗的最高境界。杜诗不但是对以往艺术传统的集大成，也是开辟了律诗创作的一种新的规范。此外，杜甫对语言的锤炼更是达到了极致。杜甫有诗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正是秉着这样的创作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句千古佳句。流传至今的一些成语中，甚至有些就出自杜甫的诗。例如，“别开生面”一词就出自杜甫《丹青诗》:“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历历在目”一词出自杜甫《历历》诗：“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诸如此类的成语不在少数。这种对语言艺术的极致追求，对后世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杜甫一生可谓受尽苦难，但他却始终没有忘记忠君报国的远大志向，他在自身饥寒交迫的处境下仍能发出“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声，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鲁迅也曾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可诗圣杜甫的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而且，诗圣杜甫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中国，还名扬海外。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说杜甫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
诗圣杜甫之圣，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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