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莲花的传入对唐宋诗歌的影响

第一篇：佛教莲花的传入对唐宋诗歌的影响

佛莲意承，深入文学

——试论佛教莲花意象的传入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相信北传佛教，而且影响深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而细眼观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脚下都踩着莲花，对着大千住宅洒下甘霖。更有甚者，寺庙大雄宝殿里低眉微笑的佛祖也跏趺于莲花座上。佛教与莲花的确有着深深的联系，而且随着佛教的传入，莲花所代表佛学理念更加深入文人的思想里，使得中国文学中莲花的意向得以转变。

佛教与莲花的渊源

佛教约于公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相传创造世界的大梵天，就是坐在莲花上出生的[2]。佛陀释迦牟尼①降生之初，在舌根中又闪出千道金光，每一道金光又化作一朵千叶白莲，每朵莲花之中还坐着一位盘脚交叉、足心向上的小菩萨[2]。印度佛经将释迦牟尼的诞生与莲花联系起来。释迦牟尼成道后，转法轮时坐的座位，被称为“莲花座”。除此之外，佛教的很多典籍都有出现莲花这一意象，《妙法莲花经》②即以莲花为喻, 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

为何佛教始祖的出生和佛教相关的典籍等等都离不开莲花呢？这就要追究于佛教创立的渊源。人们很少会知道，佛教的前身就是印度婆罗门教③。在佛教创立之前，婆罗门教的门徒就崇尚莲花。

据说，印度的天气比较炎热，人们比较喜欢靠水的地方，因此，印度自古就比较喜欢在水里生在的清香幽雅的莲花。而且，印度盛产莲花，更助长了莲花这一意象在佛教中的运用。据佛经记载，古时共有七种莲花（2 种荷花，5 种睡莲），有“七宝莲花”之意[4]。佛教创立后认为，人间烦恼多于恒河沙数，迷失自我如同沉积淤垢，有志者应当努力修行，净化自我，不受污垢，超凡脱俗，追求达到清净无碍的境地。而释迎牟尼主张种姓平等、清净、纯洁等都与莲花的特性相符合[1]。

在印度文化中，莲花是生的再生，莲即佛，佛即莲。除了在信仰上的意义外，莲花还经常成为清净、圣洁、美好、善良、尊贵、宽容等具有正面光明意象的象征。宗教总是通过一些代表性实物的特征来说明自己追求的内容和推行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道理，运用教徒最亲近的事物来引导教徒，实现传道的目标。就好像学校总是有校徽、校训，一个市里总要以一种花作为市花一样。把莲花的自然属性与佛教推行的教义相类喻，形成了对莲花的无上崇拜，因此，莲花成了佛教的重要符号。

莲花意象的传入与发展

莲花意象在佛教中内涵丰富，代表着佛陀的神圣、佛国的美妙、佛性的净洁和佛法的灵妙。佛教中莲花是清净、吉祥、圣洁的象征，具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和“ 四义”之美[4]，它是佛的示现，是净土世界的信使，是佛法大义的标志。莲花是有着浓郁宗教精神内蕴的象征符号，突出了佛教的神圣，成为一种负载着佛教抽象意义的宗教象征物。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喜欢莲花，常在艺术作品中诠释出圣洁的内涵。据史书记载周穆王曾制作过一盏青铜巨灯，装饰有莲花纹饰；莲花在秦汉还成为神仙信仰的产物，汉代帝王在甘泉宫建造人工的太液池，太液池中遍布溪流、峡谷、幽泉，荷花自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

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都不乏描写莲花的篇章。战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中，也曾用浪漫主义手法描述了介于天与地、神与人之间的神奇画面，其中不乏莲花。西汉时期，乐府歌辞逐渐盛行，产生了与莲花有关的许多曲谣。

由于印度莲花的生长特性、外形到内在的意蕴与中国的莲荷审美情趣有着某些方面的趋同性，它与中国莲荷的象征意味类似，都是意味纯洁高尚、清净圣洁、吉祥等，因此，人们选取中国传统元素与印度文化中具有交集的部分作为一个桥梁，从而为“佛教东渐”打开一条沟通的渠道，莲花成为沟通上的媒介和纽带。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由于长期社会动荡不安，频繁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也因此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兴盛，并赋予了莲花中国化的特殊精神内涵，成为佛教象征，形象更加神圣化。

到了唐代，统治者采取了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具有对外开放性以及创新意识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唐文化呈现出儒释道三教色彩。因此，佛教在这种政策之下更加“中国化”，莲花这种特殊的精神内涵也不断的深入人们心里。知识分子笔下的莲花由一种出于自然状态的赞美转向带有空灵、禅思、领悟的佛教色彩。

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的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刻。莲花作为佛教浓郁宗教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自然而然地也深入到知识分子的心中，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思想和思维方式。

中国历代文人就有不少崇尚莲花，对它歌咏赞叹，在《诗经》中赞颂它为：“灼灼芙蕖”；在《离骚》中屈原以：“集芙蓉以为裳”来表示自己高洁的追求；唐代诗人李白也有佳句留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千古绝唱，他赞美莲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和“出淤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高洁情操。但随着佛教的传入，莲花或被赋予美丽的传说，或被涂上神秘的色彩，从而把人们熟悉而又普遍喜欢的莲花涂上宗教的色彩，以达到宣传佛教的效果。

最明显的是在唐代的诗句上，诗人往往信佛后影响到诗歌的创作, 唐诗中含有大量的佛教的思想,佛意、佛理注入唐诗较为普遍。而且，诗中所描写的莲花，不单单只是赞颂其美丽高洁，而代表这一种佛教空宁纯净的境界。

如孟浩然的《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义公习禅处，结构一依林。户外一峰秀，阶前群壑深。夕阳过雨足，空翠落庭闲。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全诗似在写景，首句写寺中的布局，颔联、颈联写寺在风景优美的群山之中，雨后的寺更见幽深。后一句可体现佛意与诗人的心境，莲花是佛教的圣物，有洁净、身正、清高之意[6]。“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诗人看到莲花，被莲花所代表的清净、吉祥、圣洁感化了。

又如《过景空故融公兰若》：“池上青莲宇，林涧白马泉。故人成异物，过客独潸然。既礼新松塔，还寻旧石筵。平生竹如意，犹挂草堂前。”首联写景公寺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青莲，白马，泉，独具寺院清幽特色的画面。颔联写故人逝世，诗人万分的悲痛。后两句写寻找昔日的回忆，犹有竹是不变的。整首诗用池、泉、青莲、石筵、塔、竹等构成一幅宁静的画面，“故人成异物”，表达了在故人昔日的寺院里，深深地怀念故人，力创冷幽、沉寂的意境。诗中有“静”，万物谐和地结合，没有喧哗，诗也在透露出淡雅，空、静在其中。而莲花更是被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象征被写进诗歌里。

王国维的《辛夷坞》、郭震的《莲花》、张谓的《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 等等文学作品，其中的莲花意象已经转变为一种佛教的象征，文学创作家已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深入诗词里。

佛家的心境与文学创作家的心境融入了诗词里的画面，流露了他们的情愫，而莲花更是以一种象征性的事物写入中国的文学当中。莲即佛，佛即莲，深入知识分子心中，诗词中透露禅意，以莲代笔，写入诗词中。

注释：

①佛陀，佛教的创始人,俗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佛陀简称为佛,其意为“觉悟者”。因此，佛陀变为对悉达多的称呼。悉达多即后来的释迦牟尼。②《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是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一部影响十分广泛的大乘佛教经典。

③婆罗门教（Brahmanism），是印度古代宗教，现在流行的印度教的古代形式。以吠陀经为主要经典；因崇拜梵天及有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

参考文献：

［1］范丽丽.佛教中的莲花意象［J］.文学界，2009：211-212.［2］陈明松.佛教始祖与莲花［J］.Garden园林,2008（7）：24.［3］刘斌红，闵红茹.佛教文化对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影响［J］.陕西职业科技学院学报,2006（2）：38-40.［4］何青.来自莲花瓣间的声响——佛教对莲花纹样及内涵的影响［J］.黄河之声, 2010（8）：46—48.［5］蒋秉植，蒋玉兮.莲花与佛教［J］.民俗佛学，1998—2008：36-37.［6］名字不详.略论唐诗与佛教［EB］.http:/// 68918.html, 2009-4-12.［6］张鹏飞.论荷花情结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审美观照［EB］.http://wenku.baidu.com/view/f493ef6527d3240c8447efe2.html, 2009-9.我对此课程的感受：

写完论文后，自己发表一下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看法。

在我家乡，差不多每家每户家里都会供奉观音菩萨或“福绿寿”这三位神灵，我自己家里平时也有烧香拜佛，但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封建的迷信和封建的崇拜，究竟是否天上有神灵呢？我们谁也不知道，科技在发展，也不断地告诉我们其实天上没有神灵，一切都是要靠自己去创造，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主宰。

上完了本门学科，我对佛教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烧香拜佛是一种信仰，我的确没有反对，但是过度崇拜就变成一种迷信了。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那些神婆用香灰水给小孩喝，说什么驱除病痛，还有烧一个神符入茶，也说可以保佑长命。孩提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奇，但现在回想就觉得十分愚钝，这是封建的迷信。真正的佛学思想并不是要求我们烧香拜佛，长跪九叩的，而是要求我们顿悟佛教至真至善的哲学思想。

我最喜欢的是慧能六组的一句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真的觉得慧能大师思想觉悟性很高。有时候我会很烦恼，心里十分压抑，但又不明白压抑之处从何而来，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谈到了“心在何处”这个故事，顿时让我领悟了很多东西，其实烦恼并没有从何而来，而是自己的思想造成的，如果我们顿悟了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很多事都会放开，不会一直执迷于自己的烦恼或痛苦当中。

虽然我对“空”还不是怎样理解，但基本佛教思想中要告诉世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我都懂。佛学有一种教化世人的作用，在告诉世人向着至善至美的地方前进，它蕴含的内容博大精深。“缘起说”里面说到一切的因都是我们种下的果，其实我们没必要用前世或今生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拿我们这辈子来说，有些人如果没有抓好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握机会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在无声无息中消逝，并不是说命运没有眷顾我们。还有佛教的最初体系等等都是在不断地教化世人。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信仰的应该是佛教思想、佛学哲理，而不是那种鬼鬼神神的迷信。我十分崇拜那些真正的佛门大师，因为他们真的可以看破红尘，思想里没有杂念。听完老师讲中国禅宗谱系中的初祖到六组的故事，我变得十分崇拜佛教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佛学其实就是一种哲学思想，告诉我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使自己免受尘世的烦扰，如何使自己向善。

有时候我不懂为何很多国家都会有宗教间的冲突，或许是我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宗教文化吧。但是我也认为基督教的思想也是在感化世人，告诉世人应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是要我们去自虐赎罪。在我看来，宗教是有两方面的，如果我们懂得抓住其中的正确的哲学思想，必定在生活中顿悟很多，但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对待宗教的作用，必定沉迷于封建的宗教思想里。

有时，亲戚会问我相信有神佛吗？我会回答：相信，而且会告诉他们真正的神佛和其中的佛教思想，因为我也想把佛教那种伟大的哲学传扬开来，使身边的人顿悟真正的佛学文化。最后，要完全领悟佛学，必定需要很多的“智慧”，而且在现社会的确不能抛开一切的杂念，但我在人生道路上可以不断运用佛教的智慧去暗示自己，使自己向着至善至美的地方前进。

我真的很喜欢听老师讲课，我认为老师讲的内容不够全面，很不舍得就那样结束这门课程。学了这门课，把我以前对佛教迷信与不解都一一展开了，树立了我真正的佛学观。

第二篇：浅析佛教传入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浅析佛教传入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学生姓名：吴 吟 学号：2111015030

摘要：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教义，对人类文化、历史、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历史如此，对于中国美术同样如此。隋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教的盛行，对这个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使得隋唐关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关键词：佛教，隋唐，工艺美术，风格体现

引言

中国隋唐时代的工艺美术，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其门类品种之齐全，工艺技巧之高超，遗存物品之丰富，均超过了以往各代。

1．佛教传入的背景

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和美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宗教强烈支配人间生活的古代至中世纪，美术作品几乎全部由宗教中产生，美术成为宗教的贡物，以至成为宗教美术。宗教美术是一个庞杂繁紊的系统，在我国可以说历史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就是佛教美术。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传人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并由此走向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期的鼎盛时期。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色神人在殿前飞行。次日他询问朝臣得知神人乃金色佛陀。为了搜索佛的下落，明帝派遣使者西去天竺、大月氏。使者们带回两位西域高僧，并以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和画像圆满归来。明帝大悦，在洛阳建造了一座白马寺，置藏梵文佛经、佛像。又命宫中画家在白马寺墙壁上绘制《千骑万乘绕塔三匝图》，佛教绘画从此传人中国。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注重利用艺术形式，尤其是美术来宣传教化众生。佛教作为在我国影响最广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擅长以艺术的形式讲解枯燥抽象的经文。首先在图像上予以突破，以大量的雕塑、绘画、书法，特别是壁画等形式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壮大。与此同时，在佛教的传人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佛教对美术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美术也得以繁荣，逐渐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支奇葩。

2．隋唐工艺美术的风格体现 2.1 背景 隋唐是金银器艺术最辉煌的时期经过隋朝和初唐相对的社会安定，随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手工业在盛唐时期也迅速的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与工艺美术有关的占很大一部分。

城市作坊手工业成为唐代手工业的基本形态。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中唐以后手工业的一部分逐渐脱离了农业，而成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独立作坊。中唐以后城市作坊有织锦坊、毯坊、毡坊、染坊、纸坊、造船坊，以及酒坊、糖坊等。手工业作坊既是制造的场所，也是售卖的场所。同类商品生产的作坊和店铺在城市里都集中在一个街坊，称为“行”，长安城有二百二十行。手工业作坊之间并且成立了行会组织，行会组织的作用主要是调整各作坊之间的关系，避免竞争，并且负责和官府打交道，如纳税，应官差等。手工业经济方面的这些新现象对于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并且，手工业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影响了官办手工业。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国家政治统一稳定，社会经济繁荣兴盛，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各种民族相互融合，文化艺术群芳争艳。国力强盛促使工艺美术各方面的蓬勃发展，陶瓷、织锦、印染、金银器、漆器和木工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现主要从陶瓷工艺、织锦工艺来分析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隋唐工艺美术风格中的体现。

2.2 陶瓷工艺

以釉陶工艺生产中的富有时代特点，代表盛唐气派的唐三彩为例介绍一下。唐三彩，是一种低温多彩釉陶，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又是只在盛唐时期流行，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历史。它吸取众多艺术特点，融雕塑、绘画、釉陶等造型装饰技巧于一体，采用堆贴、印花、刻划、绞胎等装饰艺术，以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民族工艺，形成唐代陶塑艺术的独特风格。

唐三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器皿，有盂、尊、钵、壶、碗、盘、豆、盆、杯、盅、罐、瓶等盛贮器，及砚台、烛台、香炉、枕头等文房生活日常用具；二是模型，诸如房屋、厕所、仓库、车马、柜厨、假山、水榭、亭台楼阁等；三是俑像，人物造型多为天王、武士、文官、贵妇、女侍、男僮、牵马或牵驼的胡人以及骑马、杂技、乐舞俑等，动物俑造型主要有马、骆驼、牛、驴、狮、虎、猪、狗、羊、兔、鸡、鸭、鹅及镇墓兽等。

唐三彩中绝大部分是人物和动物的俑像。其整体雕塑手法采用洗练明快的线条来勾勒轮廓，摄取神态，局部则用浮雕手法来增加立体之感，再以写实手法细致刻画。这种表现手法达到了精致完美、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峨冠博带的文臣俑，高髻广袖、体态丰满的女俑，头戴尖帽、深目高鼻的胡俑，肌肉发达、怒目圆睁的武士俑等形象的塑造，无不给人以静中有动的艺术享受。千姿百态、出神入化的动物造型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尤以矫健的骏马和稳重的骆驼最为出色，其比例准确，结构分明，雕塑精美，神态万千。唐三彩作品也有表现唐代商人西出阳关，驮有丝织品和陶瓷器等货物的骆驼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到西域或西亚各国经商，以及往来于长安和洛阳的外域商旅和驼群纷至沓来的情景。

随着汉代西北绿洲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同西亚、中亚等地区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隋唐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良好文化心态接受着外来文化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外来文化，其中丝绸起了很重要的媒介作用。

2.3 织锦工艺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现从新式服装的出现与纹样内容的改变来浅析隋唐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胡服盛行，这是唐代服饰的一个奇观。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女着男装，盛唐时期，来自西域服饰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和数量巨大的异域人士留居中国有关，而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离不开大唐经济富足、国家极度昌盛而衍生出的宽厚与开放。

在唐代绘画或陶俑等艺术遗存物中都可以见到妇女穿着窄袖的衣服，袒着胸口，露出半只臂膊，系着束到乳房以上的长裙。在她们的肩背上还披着一条长长的披巾，它就是“帔帛”。

敦煌莫高窟许多唐代女供养人形象上都有帔帛，除此之外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及石椁线刻画宫女图，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图》、张萱所作《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的《宫乐图》也画出了帔帛的各种花色和披戴的方式。从战国秦汉到东晋，妇女服装常常做成长袖或飞动的带饰，用来美化妇女柔美轻盈的身姿。帔帛正是发展了传统服饰艺术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艺术法则，吸入西域服饰的特点为我所用，使汉民族服饰更加丰富。

然后，是纹样内容的改变。唐代丝绸纹样的题材已从原先充满神秘色彩的飞禽走兽转为充满生活气息的花鸟植物纹样。来自西方的忍冬纹、葡萄纹等颇为盛行。如要反映唐代文化那种兼收并蓄、雍容大度的时代风格，非宝花莫属。

隋唐丝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和中西合璧的艺术风采。通过丝绸之路，频繁的文化交流，唐代工匠不断汲取西方纺织文化的营养，不仅改进了传统技术，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丝绸图案，从而使中国丝绸进入了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中国工艺美术在隋唐获得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并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接受着外来优秀文化的影响，同时影响着外来文化。隋唐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3．佛教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的影响

佛教自传人我国之日起，很快地便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并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民生。佛教对我国工艺的发展，同样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工艺的发展，促进佛教深人人心，同时，佛教也丰富了工艺的精神内涵和创作技巧。因此，可以说，佛教与工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密切。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民间信仰佛教的风气相对提高，广大人民热衷于佛教工艺品的创作，因此带动了工艺美术的发展。例如隋朝年间的陶塑工艺，由于当时普遍建造石窟，佛教造像极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工艺品都以佛教为主要对象，从而提升了陶塑制作的技艺，促使陶艺工艺的蓬勃发展。此外由于帝王笃信佛教，也对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正面的影响。例如武则天祟信佛教，晚年特命绣工绣制净土经变图四百幅。可见，佛教对隋唐年间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佛教 的 盛 行，对于隋唐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的题材和风格，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美术得以迅猛发展，因深受佛教影响而形成并流传下来的美术瑰宝成为整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 任道斌.佛教文化辞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2] 周积寅.周积寅美术丈集[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1998.[3]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 1990.[4] 李玉爪.隋唐的佛教雕塑[J]，故宫文物(月刊)1984．

第三篇：佛教 传入的历程

佛教的传入

 BC565年释迦牟尼出生在尼泊尔南部的兰毗尼。他创造了佛教。

 汉哀帝元寿元年（BC2）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 东汉末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华译出大量小乘佛经。佛教的演变

• 四谛：苦集灭道。

• 个人摆脱到“慈悲普渡”。（小乘[minor vehicle]佛教到大乘[major vehicle]的转换。• 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了中国化过程。佛教经义

 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取蕴苦。

 佛教在中国的流派：

1、三论宗；

2、三阶宗；

3、天台宗；

4、华严宗；

5、法相宗；

6、律宗；

7、净土宗；

8、密宗；

9、禅宗。

《金刚经》选段。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 如理实见分第五：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中外僧人的交流

•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西行赴天竺求经。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抵长安。三月，驻弘福寺译经，奉敕撰《大唐西域记》。• 公元四世纪九十年代，师子国国王优婆帝沙一世遣沙门昙摩携带玉质佛像来访中国；中国僧人法显于东晋义熙六年至七年（410-417年）访问师子国。•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韩愈《华山女》。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姚合《听僧云端讲经》。

佛教的传播

1、经克什米尔 到新疆；

印度南部、佛教的传播和

以及到现在的泰国、2、经河西走廊到中国内地——〉柬埔寨。斯里南卡

——〉缅甸

佛教的传播



538年，佛教传入日本。732年，日本学问僧荣叡、普照等遣唐使来唐，在日本树立正规受戒制度，接着，742年请著名律宗僧人鉴真去日本。

 佛教经前秦经高句丽传入新罗。803年，新罗僧金乔觉在九子山圆寂。佛教的传播2 印度艺术

汉字文化圈

• 汉字是中国古代人民创制的表意文字。7世纪前后传入日本。AD75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后来日本还出现万叶假名的形式记录日语。《源氏物语》开始用假名和汉字混用记录日语。

 假名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由汉字草书演化而来，如“安”－ぁ；“衣”－ぃ；“加”－か等。片假名由汉字偏旁构成，如“亻”－ィ；“丷”－ソ；“七”－ヒ；“乂”－メ；“儿”－ル；“冫”－ン等。

• 汉语和越南的京语（越语）都属于单音语系。据统计，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中国词或发源于中国语的词，占总数的一半。汉字，越南人称“儒字”，约于BC100传入越南。• 大约13世纪，越南人创造字喃。Nam（年）写作“南年”－象声法;co（有）写作“固”－假借法;troi（天）写作“天止”－会意法。

汉字的传播

• 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就利用汉字专修本国史籍，有人用汉字记下高句丽史事一百卷，名曰《留记》。

• 百济也广泛吸收汉文化，346年到373年，近肖古王在位期间，博士高兴以汉文撰修百济国史《书记》。

• 545年，居柒夫等以汉文撰写新罗国史。

• 朝鲜现行的拼音文字，是以李朝（1392-1919）王室学术研究机构集贤殿的学士成三问、申叔周等为中心，于1443年制定出来的，国王世宗积极参与其事，这个拼音方案定名为《训民正音》，在此之前的三国鼎立时期，曾出现利用汉字的音或意表达意思的“吏读”文字。

汉字文化圈

朝鲜在15世纪前一直使用汉字。1443年，王室学术机构集贤殿的成三问、申叔周等撰成 《训民正音》。

马可·波罗与中国

 Marco Polo(1254-1324)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271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尼柯罗·波罗，叔叔马菲奥·波罗启程自罗马教廷东来，1275年到达上都。 1291年，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航行二年多时间，于1295年到达故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

• 早在十三世纪四、五十年代，教皇和法国国王就拍过两批教士和蒙古人接触：普兰诺·卡尔平尼(Plano Carpini)在1245至1246年间，鲁布鲁克(Rubruck)在1254年，都曾到达蒙古上都和林，但他们没有南游中国即返回欧洲。• 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来中国，1275年下抵内蒙多伦的元上都。• 1277年至1280年，马可·波罗首次离开京城去云南游历。• 1292年，奉元世祖令从泉州经海路回国。地中海和小亚细亚——〉伊朗高原和帕米尔——〉敦煌、酒泉和宁夏——〉1275：上都——〉1292年：泉州——〉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洋和波斯湾——〉高加索、黑海、君士坦丁堡——〉近东航道：1295年：威尼斯——〉1271：威尼斯——〉

蒙古人建立的王国

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漠北的蒙古诸部，建立了大蒙古国，五传至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元。蒙古贵族建立的其它三个汗国是：

1、钦察汗国（1243-1502）：疆域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黑海、里海，北至北极圈附近，国都莱萨（阿斯特拉罕北）。

2、伊利汗国（1258-1355）：疆域东起中亚的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南起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国都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3、察合台汗国：疆域东起吐鲁番，西至阿姆河，南越  兴都库什山，北至塔尔巴哈台山，国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 元朝疆域如此广大，以致当时人有言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 意大利商人皮果罗提在其《商业手册》（1340）里说：“据商人曾至契丹者言，由塔那至契丹，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

《永乐大典•今世大典•占赤》1290年9月21日

 上述阿难达，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歹、阿必失阿、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份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份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意大利教士孟特·格维诺（Monte Corvino）

 孟特·格维诺于1291年从伊朗的大不里士启程，经印度从海道抵达中国。蒙特·格维诺曾把在北京的传教活动写信报告给方济各会团和罗马教会，谈及他建造的两座教堂，其中第二封信说到第二座教堂：“耶稣纪元1305年，我已在大汗宫门前建造一座新教堂……我确实地告诉你们，从城内和其它地方来的人，看到新建成的房屋，并且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屋顶时，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

张骞

张骞简介

•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博望侯张骞

张骞墓在今城固县西博望乡，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竖有石碑三通，正中一通大书“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系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书立。

张骞，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其故里在汉中城固县城南2公里处汉江之滨的博望村。墓地在县城西2.3公里处饶家营村，现为张骞纪念馆，属陕西省人民政府1956年公布的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骞墓坐北朝南，南北长35.6米，东西宽20米，高5米，成覆斗形。四周古柏参天，竹影婆娑。墓前一对汉代石虎雕工粗犷，姿态雄伟，格局大方。百姓缅怀张骞，赋予石虎以神话色彩：传说他们是张骞泛搓时所得天宫织女的一对支机石。解放前，这一对石虎一直是当地百姓祷病乞嗣求雨的神灵。陵园整体以献殿为中轴，对称分布。献殿内置著名书画家张重光所绘大型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凿空图”。东西配殿为展室，分别推出“张骞生平伟绩”展览和具有鲜明陕南特色的民间艺术展览。阙式大门青砖筒瓦，古朴大方，两阙相对，飞檐斗拱，再现了两汉宫阙的建筑特色。1986年与1993年，两届“张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大力弘扬张骞“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今，城固每年举办一次张骞文化艺术节。

张骞出使西域的小故事

汉武帝建元元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

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

张骞出使西域遇佛的故事

依据《魏书·释老志》绘制，故事为：汉武帝天狩年间派遣大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霍去病大将军所率士兵英勇奋战，最终打败匈奴，匈奴王率领他的部属五万余人，投降了汉朝。霍去病从战利品中获得两尊奠天金像。霍去病班师回朝后，把这两尊金像奉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视金像为大神，把这两尊身高一丈余高的金像陈设在甘泉宫里，每日率群臣烧香礼拜，但汉武帝不知这两尊金像的名号，于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到大夏国去问金像名号。张骞辞别了汉武帝，带领侍从人马翻山越林，长途跋涉到了大夏国，见到了大夏国的僧人、寺院和佛塔。得知当时的大夏国盛行佛教。张骞从西域回来后对汉武帝说：在大夏国的旁边，有一个叫身毒（印度）的国家，那里有佛陀像，两尊金像就是佛陀之像。从此佛像从印度传入了中国。中国始闻佛陀之教。

张骞出使西域问佛名故事画位于初唐第323窟主室北壁，以全景竖轴式连环画描绘了故事内容，每组画面均有榜题，榜题字迹有的保存清晰，有的已模糊不清。共四组画面。第一组画面；汉武帝手执香炉与众臣在“甘泉宫”前跪拜金人。第二组画面；汉武帝同众多大臣给张骞送行，张骞带侍从牵马持节向汉武帝辞别；第三组画面：张骞和侍从在赴大夏国的途中；第四组画面：张骞和侍从翻山越林到达了大夏国，城内佛塔高耸，城外有两僧人相迎。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中亚国家，共同进攻匈奴，并非去问金人名号，这是佛教徒伪造历史，杜撰的故事而已，目的是为了提早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抬高佛教地位的附会之作。但张骞出使西域名垂青史，开拓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是真实可信的。此幅故事画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佛教东传史和中外交通文化交流史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引入石榴话传奇

• 张骞引入石榴，有一则传奇佳话。张骞在西域安息国的住家门前，有一颗石榴树，原本缺水而瘦小干枯，张骞惜之，经常为它浇灌，几年后长得枝繁叶茂，花开似火。后来张骞要回中原前夕，突然来了一位女子，请求与他一同前往中国。张骞唯恐是安息国的宫女想逃亡，为免节外生枝而拒绝了她。• 张骞回国时，带着那棵已经日久生情的石榴树，途中却遭匈奴人俘掳，慌乱中竟不知石榴树失落于何处。等他回到长安，在城外拜见出城迎接他的汉武帝时，忽然有一位红裙绿衣的女子，喘吁吁地向他奔来。

张骞大吃一惊，来人不正是那位要求一同回中土的女子吗？张骞问她目的为何，那姑娘垂泪回答：「奴只求回报浇灌之恩。」说完力竭倒地不起，随即化成一棵石榴树，正是张骞所失落者。张骞恍然大悟，向汉武帝禀报了原委；汉武帝大喜，命花工将之移植御花园中，从此中土就有了石榴。后人因此而尊张骞为五月石榴花花神。

有关西域

•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张骞与“丝绸之路”

•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丝绸之路的主线（长安—敦煌）

丝绸之路的南线（阳关—葱岭）

丝绸之路的北线（玉门关—葱岭）

丝绸之路的国外部分

西安

鼓楼

西安，古称长安，为中国六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之首，与世界名城雅典、开罗、罗马齐名，并称世界四大古都，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河西走廊

河西四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酒泉公园

葡萄美酒夜光杯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敦煌：东方艺术之都，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楼兰与罗布泊

玉石故乡——和田（于阗）

“地势高敞，人广昌盛”——吐鲁番（高昌）音乐之都——库车（龟兹）

龟兹是古代西域位极显赫的大国，丝绸之路中战略重地，中西文化的荟萃之所，也是著名的音乐歌舞之乡，隋唐时“龟兹乐舞，名噪中原”，唐玄奘西天取经到过此地，盛赞“管弦伎舞，特善诸国”。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1、张骞通西域，不仅获得了大量过去闻所未闻的资料，而且也传播了西汉的声威。

2、张骞通西域，开通了西域的道路，司马迁称此行为“凿空”。

3、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更频繁，规模与范围更大。使臣、商队、宗教僧侣的往来，使当时世界几大文明汇聚，西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4、张骞通西域以后，天山南北与内地首次联成一体，中原同西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封建国家的影响深入边疆，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近代中俄关系

中俄直到十七世纪初叶，才有外事交往。清人赵翼《檐曝笔记》“俄罗斯”条，可看出当时国人对俄罗斯的认识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其国历代皆女主，号察罕汗。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枕席上定盟，至今犹遵守不变。

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俄国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万·彼特林，奉托波尔斯克督军之命，经蒙古最初到达北京，返国时带回万历皇帝的文书；清顺治十二年（1655），俄国沙皇派遣的使臣费多罗·巴伊阔夫来到北京，带回顺治皇帝的文书。 顺治十七年（1660），俄国派遣的使臣伊万·别尔菲里耶夫到达北京，也带回了顺治的复文。这些文件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由里果来·斯帕法里（米利斯库）率领的俄国使团前来中国时，方在托波尔斯克和北京两地译成中文。 1788年涅恰耶夫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译成俄文。 当第十一届宗教使团在北京时（1830-1840），一个名叫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的学员，因病于道光十二年（1832）返回俄国时，带回一部我国的文学名著《石头记》手抄本，共三十五册，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

 十九世纪中叶，中俄两国开始有了互赠书籍之举。先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俄政府曾请我国赠送佛教重要经典《丹珠尔经》。数月后，沙皇政府因肄业换班学生来到北京，带来三百五十七种俄文书籍作为回赠。

中俄关系

 中俄直到17世纪，才有外事交往。清人赵翼《檐曝笔记》可以看出当时国人对俄罗斯的认识。 列夫·托尔斯泰：《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

 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开始有了互赠书籍之举。先是道光25年（1845），俄政府曾请我国赠送佛教重要经典《丹珠尔经》；数月后，沙皇政府因肄业换班学生来到北京，带来三百五十七种俄文书籍作为回赠。

近代中英关系

• 1287年，列班·扫马（Rabbann Sauma)作为中国使者，在法国南部第一次见到英王爱德华一世。• 1592年，英国舰队在阿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Madre de Dios)，船上有一本1590年在澳门用拉丁文印刷的有关中国的书，将它送给Hakluyt。• 《赵氏孤儿》法文本在1735年出现于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里，译者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emare).后译成英语，反响很大。

• Oliver Goldsmith《世界公民》一书，以一个叫李安济的河南人的书信形式，论述了中国和英国。

• 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是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二十多岁时对中文发生了兴趣，看过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在巴黎皇家图书馆看到《诗经》，对《淇奥》特别喜欢，把它译成拉丁文，寄给朋友。

• 马里逊在1815-1823年间，出版了六卷本的《中文字典》；麦都思编过两卷本的《汉英字典》（1842-1843）。• 同治元年（1862），在北京设同文馆，首先是英文馆。•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1867）记载了使英见闻，如说书（朗诵会），英轮风俗。

王韬作为中国人，第一次在牛津大学演讲，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

中法关系

 1253年,路易九世派遣一使团到和林（乌兰巴托西南），为首的是方济各修士吉尧姆·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Pubrouck,1215-1295)。卢布鲁克第一次证实了欧洲传闻的“丝国 ”就是中国，他称大契丹。

 医学：法国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刘应(visdelou)等曾用金鸡纳（喹啉）治愈康熙的疟疾。

 天文：介绍伽利略和哥白尼学说的蒋友仁  1777-1783年，法国耶稣会出版《通鉴纲目》（朱熹著，法文《中国通史》。 巴多明《论各民族的风俗精神》：“在他们那里医学知识 仍属无知与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相当成功。”

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定，张诚以三品官的身份始终参与其事，周旋在中俄外交官之间，并留下这次谈判的详细记录。

马赛曲第一阙        马赛曲第一阙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字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 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囚奸蠹。奋勇义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王韬《普法战记·麦须儿诗》卷一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一、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 中国同澳大利亚自1972年12月21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高层领导人保持经常互访和接触。

二、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

• 自建交以来，中澳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 目前，中国为澳第三大贸易伙伴（澳方统计，不包括澳与香港贸易额）；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方统计）。

三、文化、教育和科技交流及其他往来

• 中澳双方在文化、教育、体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持续发展。

• 70～80年代，中澳两国先后签有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航空协定及教育交流备忘录等。

四、军事交往

中澳军事交往始于1978年。1982年，中澳互派武官。进入90年代，中澳两军交往逐渐增多。

马凯主任与澳贸易部长特拉斯在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澳高层经济合作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2007-4-24]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任共平参观中国华能公司米尔麦润（Millmerran）电厂

中澳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等一系列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外长：借上海世博会稳固对华关系

互利双赢的中澳全面合作关系

中美关系

 1776-1781年,英国探险家柯克(James Cook)在一次太平洋探险航行中,随船有两名美国海员到过广州。其中之一的美国海员黎亚德(John Ledyard)发表了《柯克船长最后一次太平洋航行日志》。

 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来中国，Samuel Show（山茂君）的日记记载了在中国受到友好接待的情况。

1848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这是美国人著的第一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性著作。同时，中国的《四洲志》（1841）、《海国图志》（1844）（魏源）和《瀛环志略》（1849）（徐继畲）介绍了美国情况。

• 1810年，美建立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

• Arthur Smith(明恩溥)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 •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主持。• 杜威1919年5月来华，分别在北大、北高师、南高师讲学，出有《杜威五大讲演》、《民本主义与教育》，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职业教育，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

中德关系

 中国和德国的正式官方交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十三世纪蒙古大将拔都率军西侵欧洲，曾受到“伯烈尔乃”、“涅迷思”部的联合抵抗，其事载《元史》。 中德交往的奠基人是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m Leibnitz,1646-1716). 东亚艺术协会，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

中日关系

的交中国近代和日本流一是表现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另一表现是译书方面。1905-1906年留日人数达八千人之多。译书方面，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05种图书，其中译自日本者达51种，占一半左右。

1900年以后，聘请日本人来华教学，1906年来华的“日本教习”约有五、六百人之多，占外籍教师的84℅以上。

第四篇：佛教对市场营销的影响

宗教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影响

10级市场营销2班

田 野 宗教是文化中最敏感的要素，一方面，宗教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市场状况，而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仰着不同的宗教；另一方面，宗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购买商品的选择、购买行为模式扥个，都有深刻的影响，从事国际市场营销的人若对宗教要求、规定或禁忌不清楚，可能根本无法开展营销活动。而这些均是表面现象，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原因。

据统计，全世界信奉佛教的教徒有28亿人，基督教的教徒有10多人，信仰伊斯兰教有8亿人，印度教徒6亿人，泛灵论者3亿人，不同的宗教环境给营销带来不同的机遇或限制。

现就针对佛教及佛教教徒进行分析，如何做好市场营销。首先从佛教的教义角度切入，分析之所以令佛教教徒们恪守一条条严谨的教义是什么力量，分析我们在做市场营销的时候应如何注意谨慎，并取得成功。

一、持戒

对佛门的弟子，坚持“众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思想，在日常的行为规范上有严格和详尽的规定。

作为现代企业，在管理制度上必须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作业准则，来规范和指导员工的日常工作，只有人员工工作有章可循、有的放矢，才能建立责任心和自我反省能力，更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促进工作质量，使企业良性循环发展。

对于企业面对消费者来说，在一系列经营活动中体现严谨的企业文化，员工在执行中严格遵守商场的游戏规则，诚信经营，会增加顾客对企业的好感，提高忠诚度，既有利于提高企业信誉，又有利于增加市场占有率等相应的正面影响，可谓一举多得。

二、布施

布施要求人们有慈悲的胸怀，感恩的心态，奉献的精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企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企业的生存依靠市场，利润来源于消费者的回报，所以我们对客户和消费者应心存感激，失去了消费者，也就失去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我们个人也失去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销售企业定期的真情反馈新老顾客，服务企业在年终大会感恩各个重要客户等都是回报消费者的行为，深得人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社会，因此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反哺社会。如农夫山泉“每喝一瓶农夫山泉，就为希望工程捐赠一分钱”让我们真的觉得“农夫山泉有点甜”；人寿保险提供了一种对人类生命的关爱与保障；中国移动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和沟通无极限，都赢得了消费者的肯定。

用我们的心去奉献，以布施的心态去面对客户。欲强之，必先与之；欲取之，必先与之。

三、无常

“诸行无常”说的是一切有为法，皆生灭变异，不可常住。讲的是世间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每一刹那都处在生灭变异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常存不变的，相反，它们都是瞬息化、流变无止境。

对企业来讲，世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我们所处的所处环境时刻都变化，市场需求在变，竞争对手在变，经济环境在变，宏观政策也在变化„„而我们因时而变，以变应变，以变制变是上上策。如海尔总裁张瑞敏所说：“每天我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我们应探究市场的发展规律和需求，从而设定我们的战略方法和战术，根据实际不断更新我们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讲是增加了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增加的驻足顾客数量，为下一步营销提供了基础。

四、无我

佛教里讲“诸法无我”，讲天地宇宙包罗万象的一切东西，其演变与运行遵循着自有的诸多大法，万物皆不可能脱离大法。要达到“合于诸法”就必须先进入“无我”，因为“无我”而“法现”，因为“有我”则“蔽法”。

现实的市场的客观存在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应探究市场的发展规律和需求，从而设定我们的战略方法和战术手段，而不能主观的臆断和盲目决策。在大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遵循行业准则，有些甚至是潜规则，我们遵循客观的规则，并用我们的创造力改善不好的规则。

五、圆融

圆融是佛教徒的一种境界——功德圆满，成就人生；一种处世态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贯通。企业在偌大的市场中，有给你提供货物的供应商，有你要服务于他的消费者，有和你平起平坐的竞争者，而且他们无时无刻都在，用一种融合贯通的处世态度对待他们，那么在整个供应链中都是融汇贯通的一条康庄大道，无任何阻碍；而有的企业如安利做整条供应链的更是要融通整条链才能团结企业各个阶层的员工，共同忠诚于企业，更好的服务于顾客。

融通并非奸诈狡猾，而是提倡“方而不怪，圆而不滑”的处世原则。在企业运营中，圆融包含两个重要思想：一是在公司政策方针确定之后，重要的是我们的执行，但在实际运用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创造性的执行，不是墨守成规，也不能超越规则，适度灵活而已。另一个是在团队内部建立一种团结合作的思想，一个圆融的团队才是真正有执行又不乏温情的团队。

六、精进

不少人士认为佛教提倡与世无争，那是不思进取。实则不然，佛教不是求神，是学一种思想和智慧，指导自己的行为，在有限的人生里使生命更有意义。无论在企业的经营中，还是在个人职业生涯中，不懈精进永远是我们行动的动力，成功的保障、激情的源泉。

苹果的神话也是宗教营销的甜果。神话从苹果公司Mac开始，即使是跟PC不兼容，也挡不住追随者的脚步；随后一个小小的ipod，功能只是略微优于充斥市场的Mp3，但就像所有的苹果产品一样，代表了cool，不羁和潮流，每个人都置其高于普通产品三四倍的价钱于不顾而趋之若鹜，上市数年，每年维持上千万台的销量，世界上任何电子产品都望尘莫及。

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创新性的文化

创新性的文化是实现其宗教营销的一张好牌。在创新时尚的企业文化指引下，苹果公司不再驻足原来那副特立独行的模样。相反，更多的苹果人永远会问：我们的产品将会给消费者提供何种程度的便利？这将对用户提供多少需要？”

2、以消费者为本

以消费者为本的技术往往会加速新技术的普及。由于具备高超的技术能力，苹果拥有抗衡竞争对手的核心优势。但是苹果公司并没有把设计摆在第一位，而是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在一切看似复杂的技术面前，苹果公司往往能化繁为简，让消费者轻易使用。

3、核心领导人的宗教思想熏陶

青年时代饱受宗教熏陶的乔布斯是“宗教式营销”的大师，深知神秘感、疏离感和非理性是宗教式营销必不可少的元素。他不像其他成功人士，他不许别人为他写传记，他要留给苹果消费者，或者说是他的“教徒”的无非是一个神秘的教主身份，曾经有一个人笔下的乔布斯是全然不谙世事、孤芳自赏，为所欲为的做派，却赢得乔布斯的默许，因为这是对他的宗教营销有益无害的。无论怎样，他都有办法让“教徒”增加对自己的信仰：一个打破世俗的天才，一个对世界有独特见解的思想者，一个芸芸众生的拯救者。

佛教博大精深，这些只是对佛教教义部分分析，我们知道，一个宗教对人的影响是由内而外的，我们只有真正了解宗教的核心，才能和教徒们形成同一来源的价值观，才能观点我们一拍即合，才能达到我们的销售目标。而并不只是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忌讳等，这些也皆来自他们特有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从更高层次上分析佛教或其他宗教我们会有意外收获。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体会、挖掘、感悟。“观自在菩萨”，你就是佛，佛在你心中。

第五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

文物风华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宿白马寺》。在破旧的寺庙中，诗人目睹千年古寺的衰落荒凉，不禁遥思起当年高僧远行求法的艰难与辛酸，（图147）再对照自己孤身在外奔波劳苦，一抹愁思便再也挥之不去。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曾在山川名刹间流连忘返，感慨人世无常，哀叹浮生辛酸，虽然由于心情各异，他们所歌咏的情状也不相似，但佛刹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却给他们带来许多奇思异想，也为祖国的艺术宝库中增添了不少锦绣篇章。至于那精巧玲珑的建筑，金碧辉煌的佛像，琳琅满目的壁画，则更是令人浮想连翩，神思飞扬。禅房花木，思之遥深；敦煌飞天，望之起舞。古刹与文艺的因缘可谓经久不衰，艺术家们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中，创作出内涵丰富，意趣万千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并未随着历史的钟声而远去，而是仍然活在人们的眼前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生活的启迪和美的享受。由于建筑和雕塑前面已有阐述，加上篇幅所限，故本章仅对中国其他佛寺文艺略作点染，以现其情状。

文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许多佛经本身就可看作是优美的文学著作，如《妙法莲华经》设喻巧妙，《维摩诘经》语句华丽，《华严经》雄伟庄严，《须赖经》则如同小说。大乘佛教兴起后，文风更加趋向于华美壮丽。著名的马鸣尊者就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佛所行赞》是他最重要的梵文诗歌作品，述说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用诗歌来表达哲理，在梵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还有三部佛教戏剧作品行世，其中《舍利弗故事》为现在最古老的梵文戏剧作品。（图148）

佛教传入中土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佛教与文人名士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加上寺院讲经的普及，使得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形式上讲，佛教的讲经唱导、以及禅宗语录等对于白话通俗文学的产生，有着莫大的关联。从内容上说，佛经丰富的譬喻故事让中土文人大开眼界，禅宗的高妙思想对于诗文中意境的塑造也产生过不小的作用。至于世事轮回、因果报应，则更是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为体裁的，可谓不胜枚举。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代不乏人，如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等。特别是寒山、拾得的诗，清新雅致，充满禅味，在二十世纪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人的喜爱。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许多文学家或皈依佛教，或对佛教怀有深厚的兴趣，如晋代孙绰、谢灵运，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唐代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苏轼、黄庭坚，明代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

物。他们或喟叹佛法，或点染风景，或吟咏心情，或顿悟世事，用他们不朽的笔墨，与名山古刹相辉映，描述他们精彩的生命风华，以及与佛教结下的殊胜因缘，浇灌出大批美仑美奂的艺术之花。

变文

由于受到印刷术、民众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佛教的弘传最初仅限于贵族社会或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为了使佛法普及，佛教徒们采取了一些浅显而活泼的弘法方式，其一为长于咏经和歌赞的经师。慧皎《高僧传》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又说：“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可见其影响。另一种方法则为“唱导”，增加了说的内容。慧皎《高僧传》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生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对唱导之效，《高僧传》说：“谈无常则会心形战栗，话地狱则布泪交零，征（表现）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示来报，„„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常，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南朝末年，这两种方式逐渐合流，到唐代发展成为“俗讲”，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而变文就是俗讲所用的话本，以通俗文字显示佛经中神通变化之事，故称“变文”。变文采用骈散并用的形式，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佛教故事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图149）还有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其后更发展成不仅法师可以讲变文，连民间艺人也跑来分一杯羹了。有些变文还配有画像，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如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这些变文体制宏伟，描述活泼，词藻华丽，想像丰富，对后世的宋人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戏曲、小说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真宗时开始禁止僧人讲唱变文，所以变文作品大多失传。直至近代以来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唐人写经，变文的价值和意义才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楹联

在中国的各钟名刹中，悬挂着各种名联佳句。一般来说，这些楹联的书写并非随意制成，不仅其立意包含了佛学的内涵，而且往往跟当地风光、寺院历史相关联。佛殿内外，挂着的许多楹联中，以抱柱联最为常见，佛龛联也有一些。对于寺庙来说，楹联兼具文学、书法、工艺等多种功能，故而至今仍为民众喜闻乐见。以下即试举几例。

最早为寺院撰写楹联的据说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他为江西省广信县南岩寺撰写了一付对联：“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对仗十分工整。今天的泉州开元寺天王殿内还悬挂着他的另一付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 为弘一法师所书。这付楹联是称颂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地百姓民风淳朴，颇有圣人之风。又如峨眉山雷音寺原名观音堂，亦名解脱庵。寺中有一付楹联写得颇有意味：“解去尘氛，愿尔休作隐蔽恶；脱离苦海，看我大开方便门。”这付对联暗含“解脱”二字，跟庵名相吻相合，诚属佳构。又如杭州西湖边上的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背靠北高峰，南临飞来峰，此地岩峰峥嵘，林樾苍

翠，溪涧萦回，素有“东南第一峰”之美誉。寺内有一付楹联：“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便很好地描绘了灵隐寺位于湖光山色之间的秀丽景色。其天王殿前还挂有另一付妙联：“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巧妙地将飞来峰的传说溶于联意之中，让所有前来探幽访胜的游客见了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图150）

还有些楹联的解读并不容易，因为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典故。如云南昆明筇竹寺的大雄宝殿有一付楹联：“西方有圣人，曾凭引路神犀，妙比莲花开福地；东土传圣旨，共仰明灯法象，春留筇竹证诸天。”如果不明白筇竹寺建寺之传说，则不太容易明白。原来在唐代唐代贞观年间，南诏的鄯阐候（昆明的最高统治者）高光、高智兄弟在昆明西山狩猎，追一犀牛到玉案山北忽然不见了，却看到云雾缭绕，有一群形象怪异、鹤发童颜的僧人立在山巅，等走到跟前却又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几支插在地上的筇竹杖，用手去拨却拨不起来。第二天再去看竹杖已蔚然成林。兄弟二人惊异不已，认为这是神灵的启示，于是便在此地建寺，命名曰筇竹寺。意义接近的对联寺中还有一些，如“地座灵山，白象呈祥，青狮献瑞； 天开胜境，犀牛表异，筇竹传奇。”即用同一典故。再如前一章提到的净土宗祖庭东林寺中建有“三笑亭”，是为了纪念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亭中有一付楹联：“松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话；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里的三教三源流即是指当时虎溪送别的三位朋友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分属释、儒、道三家。（图151）

还有些楹联虽然也是从佛教出发，但由于设喻巧妙，往往能够逸出宗教之外，给人带来更多的思考。如北京潭柘寺那付著名的弥勒座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堪称经典。又如四川内江圣水寺有一付楹联，相传为清初默野和尚所作，“不可说不必说默而识之真智慧，无幻相无呆相僧者净也极空明”，意蕴深长，读之口齿留香，历来解者不衰，成为蜀中楹联绝唱。（图152）

诗歌

中国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僧人自己便会作诗。诗僧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推寒山、拾得了。寒山是中唐一位隐士，出身官宦之家，由于科举不第，受人冷落，愤而出家，三十岁以后隐居浙东天台山国清寺附近之寒岩，自号寒山子。（图153）他和国清寺僧拾得的关系很好，拾得于食堂洗碗，常将一些剩菜残羹倒在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之而去。（图154）清雍正皇帝后来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赞赏他们的友谊如同新婚夫妇，不离不弃。寒山的诗多表达自己清虚无为、逍遥自在的心态，“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在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这种随缘自适的追求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比寒山、拾得稍早的同类诗人还有王梵志，其诗以说理劝世为主，多宣传佛教思想，语言俚俗，时有诙谐之趣，如著名的“梵志反穿袜，众人皆曰傻。宁可乍你眼，不可隐我脚”，其中透露出对个性的坚持以及对世俗目光的不屑。其诗失传已久，清末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其诗写本数十种，才开始为世人所重视。

佛教对诗歌的另一种影响表现在诗人对佛家思想的向慕上。即使是杜甫这种一向被看作忠实的儒家思想信徒的诗人，在游龙门奉先寺时也禁不住要发几声感慨：“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而以王维等人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则更是受到禅宗的直接影响，后世续其精神者仍绵延不绝。王维是中国唐代的大诗人，号称“诗佛”。相会其出生时，其母梦见维摩诘入其室内，故号“摩诘”。（图155）他一生信奉佛教，先受北宗神秀一脉禅学影响，后又曾皈依荷泽神会，从其参南宗禅。他还曾受神会所托，撰《能师傅碑》，这是关于慧能生平的重要资料。王维对净土宗也很有兴趣，其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即为净土寺院。（图156）王维的诗作受到禅 59 宗思想很深的影响，他的山水诗和酬赠诗中往往包含深远的禅意，此外他还专门写了一些以佛教修行为主题的咏禅诗。王维诗歌的一大特征是用闲定从容的心态去观照世间万物，特别擅于捕捉在大自然一瞬间显露出来的灵机禅趣，在动静、冷暖之间求得内心的平和。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夜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世界是一空灵澄明的世界，世间万物在他看来，都只如自在花开花又落，所以他提倡自由地思考和生活。我们来看这一首《送别》：

下山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在这里，人生不得意的喟叹被轻松的冲淡了，在王维的眼中，世间荣辱，也不过缘起缘灭罢了，不若学白云悠悠，轻逸自然。他的这种轻松率意的生活态度反映在诗中，有时候却反而带来更深的哲理，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他看来也许只是率性而为，但读者却能从中得到诸多生活中的感慨。

王维的诗中有不少是直接以寺庙为题的，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里借着自然的山水之气，来平和动荡不安的内心。又如《蓝田山石门精舍》描写他所亲见的寺僧日常生活：“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在《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中，他更写道：“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这句诗表明他已经深得禅宗三味，将人与佛以及世界相融合起来。（图157）

中国古代跟王维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文人可谓不少。而相关的奇诗妙句更层出不穷。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语言简单，而意趣缥缈。刘长卿《送长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则在对自然的观照中凸显自己幽独的情怀。相形之下，韦应物《善福寺阁》则显得更加心境明朗些：“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图158）表面上在吟咏桃花，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向往。再如宋之问咏杭州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前一句气势逼人，而后一切又回到清远悠然。古刹幽深，佛灯幢幢，禅宗虽然认为日常生活，处处皆有禅机，然究其修行，毕竟仍是远离世俗的。佛家的出发点既然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归宿，它便会想尽各种办法寻求解脱之道，而山水园林在这方面带有远离尘世、纯净无染的特性，跟佛家所推崇的净土世界至少具有表面上的联系。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学士愿意跑到山间涧畔、古刹丛林来寻找心灵慰藉，在他们看来，佛法跟自然是合而为一的。王士禛在评价唐代山水诗人时曾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

相较于唐代的山水诗人来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于佛法的领略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图159）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关于佛法的很有气魄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也就是 60 说心如磬石，完全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苏东坡写完这首诗，不禁有些得意，认为自己领悟了佛家的真谛，于是派家人过河送给佛印禅师看，结果佛印禅师阅罢，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看了气坏了，立刻坐船过来跟佛印论理，走到门前，却见禅师门口贴了一张纸：“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原来禅师早有准备，知道苏东坡惊不起这一激。这个故事说明许多在家居士虽然能够领悟到佛法所指的意思，但要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苏东坡也是如此。他虽然对佛教很有兴趣，但毕竟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思想于他来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用佛禅来调节调节心情还可以，但其内心毕竟不是心如枯井之人，而蕴含着汹涌澎湃之激情。如著名的《念奴娇》起首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等句子，气势逼人。不过苏轼往往能够在进取与退隐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态。《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却又接近于佛老思想了。在苏轼的诗词中，浸透着一种沧桑豁达的美。苏轼还有一首咏寺庙的诗很出名，即《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就是庐山西林寺，原为东晋太府卿陶范为高僧慧永所创建的庐山三大寺之一。此诗通过对庐山山峰观察视角的不同，写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自然巧妙，设喻生动，历来脍炙人口。苏轼对于佛理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曾作《阿弥陀佛偈》颂：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

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

生灭无尽处，则我与佛同

因为有这种缘生缘灭的思想，他对于人生的浮沉、仁途的盛衰便能够坦然面对。“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正是在这种对世事的证悟中，苏轼与大自然结成知交，餐风饮露，不亦快哉。（图160）

跟寺庙相关的绘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僧人所作的绘画，另一种是所谓的佛画

有不少僧人自己就是著名的画家，如北宋初的僧巨然，受业于南京开元寺，喜作竖式构图，擅画山水。多于峰峦岭窦之外、林麓之间，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等，画中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爽气怡人。（图161）又如清初著名的八大山人，他是当时画坛“四僧”之一，善以简笔写意花鸟画，开一代新风。在其所画山水花鸟各种作品中，以神情奇特的水鸟最为引人注意。（图162）另一位僧人画家石涛擅长兰竹花果，笔意纵恣，功力精湛而又尽脱窠臼。其《苦瓜和尚画语录》，是论画的著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模拟，坚持创造，主张以心中之理想，写天地之万物。（图163）

再说到佛画，关于它的起源，最早有一段传说：释迦牟尼成佛后，一位名叫“给孤独长者”的大富商皈依了他，并专门提供了一座花园给佛居住，园中设施齐全，独缺彩画。他便去请示佛陀意见：“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佛于是同意让他画。后来他又去问佛该画什么，佛说：“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旁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旁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尊荩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旁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躬身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应画白骨髑髅。”这就是佛画的最早起源。但是如同雕塑一样，最开始的 61 时候并没有佛本身的画像，因为佛教徒认为佛是不可以用画来形容的。直到公元2世纪印度才开始出现佛的画像。

中国佛画的最早记载是在东汉明帝时。永平求法建白马寺，在寺内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而较早出名的画师则是三国时东吴的曹不兴，他模仿康僧会从西域带来的样本，绘制五尺长的佛像绢画，令人叹为观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而且运笔比例适当，可见其才华。据说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孙权见了误以为是真蝇，竟用手去弹，一时传为美谈。到东晋时，卫协声誉尤高，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因画像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值得注意的是顾恺之所画的佛像跟印度本土已有不同，据说他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在病中与人交谈的特殊神态。（图164）又有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棺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东晋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随着佛教美术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梁武帝所造佛寺多命其画像。传说他在金陵安乐寺中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众人不解，他便给两只点上了眼睛，霎那间雷电交加，二龙竟破壁飞去，这就是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多画打座入定的印度佛教人物，其画像特定是衣服紧窄，代表人物有《禅定图》，人称“曹衣出水”。当时佛教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其“以形象教人”的示范作用，遂不遗余力以绘画为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慈悲为怀、佛法的广大无边。通过栩栩如生的绘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世间真有因果轮回，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举“两京外寺观画壁”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寺观画壁二十处，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吴道子画就有三十二处，（图165）他在长安、洛阳等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各不相同，人称“吴带当风”，后世推其为“画圣”，其在长安菩提寺画的“维摩诘变”，其中舍利弗，有转目视人的传神效果。（图166）吴道子的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图167）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人称其壁画为神品。（图168）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其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被称为“周家样”。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所画罗汉形象夸张，大异常人，被称为“出世间罗汉像”。（图169）五代以前的佛画风格，大多中规中矩，以表现菩萨的庄严静默为目的，故而大多体态娴静、清净慈悲。从唐代开始，佛教绘画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根据佛教仪轨而创建的佛的形象开始充分体现来自世俗人间的现实审美要求，而菩萨天女也便逐渐染上了体态丰腴、容貌端丽的人间情调。这些在保存下来的敦煌画中还可以看出来。据说以高尚闻名于时的道宣和尚曾慨叹过庙中的菩萨居然和妓女一个模样。宋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宋后的佛画中仍有不少名作，如赵孟頫的《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的《罗汉图》，丁观鹏的《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等。（图170）

佛画在唐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宋以后虽继续有发展，但在整体声势上已大不如前。可惜由于会昌法难，唐代的佛画所存已经不多。但敦煌千佛洞仍保存了一些唐代的壁画。其作品虽大多为无名氏所作，但从其风格大致可推出当时的画风。这些壁画的内容，主要是佛 62 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佛经变故事画大都是一些生动的小幅故事画，用连续的图画展示其内容，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整个画面古朴雄浑，线条粗放，颜色奔放，给人带来一种动感。经变故事中，法华经变和报恩经变都很有特色，（图171）故事内容丰富而富予变化。净土变相则是佛教净土信仰流行的结果，用图画描写西方极乐世界的楼台伎乐、水树花鸟、七宝莲池等美丽景物，以诱引人们尊奉阿弥陀佛，表现了宗教世俗化的浪漫气息。（图172）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统计，莫高窟壁画有492个洞窟，就有270绘有有飞天图像，共计4500之多。最大的飞天每身约2米高，最小的飞天只有5、6厘米。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的石窟艺术。敦煌的飞天从艺术上讲，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在敦煌的壁画上，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既不借助翅膀，也不需要彩云，就这样凌空飘舞，给整个壁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天才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图173）

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最初的佛教徒对于佛教的宣传，只是停留在译经上。但后来他们渐渐觉得要让人们主动去阅读佛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便开始主动出击，采取公开宣讲的方法。但如果只是大段大段的经文背诵或教义的阐述，恐怕人们听了就会昏昏欲睡。故而渐渐便有了佛教音乐。佛教称自己有八万四千法门，只要有利于众生，皆是方便，佛教音乐在这方面可谓是具有很大的优势。它既能直接传达佛教的理念，而又通过美好的旋律吸引民众，激发其情感共鸣。譬如古寺晨钟，远远听着，便觉余音绕梁，发人深思。而丛林寺院传出的念佛声，也往往给人带来庄严恬和的感受。在繁乱嘈杂的世俗环境中，佛乐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静化，妙音清心，觉悟最美，特别是在禅宗的观念中，追求顿悟的效果，而在佛音的感染下立地成佛的，历代不乏其人。

佛教的音乐大致可分为佛事音乐和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佛教音乐。佛事音乐是在寺庙内部，由僧众操持的，包括僧众平时早晚的唱诵、佛菩萨圣诞时的庆祝活动，以及举办各种法会时所唱的各种曲调。而佛教音乐的范围就比较广了，一般只要以推广佛教为目的的音乐就可以包括在内，甚至还可以涵括一些通俗歌曲。中国佛曲的兴起，是以梵呗为始端的。梵是印度语“梵览摩”的省略，是清净的意思。呗是印度语“呗匿”，意指赞颂或歌咏。印度婆罗门自称为梵天的后代，因此习惯指印度为梵，如古印度文为梵文。所谓梵呗，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演唱佛曲。最早的梵呗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制成的鱼山呗，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记载其：“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其声动心„„乃摹其音，写为梵呗。”。同时制成的梵呗还有吴国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的菩萨连句梵呗，以及康僧会传授的泥洹呗。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正如慧皎大师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所以说梵呗的产生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是有裨益的。到了晋代，庐山慧远创立唱导制度，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辨、道慧、慧璩等。《高僧传》曾记载昙宗“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到了隋代由于中西交流的便利，西域佛教的音乐开始传入中土。唐代佛乐则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一时之间，佛曲大兴，加上俗讲的盛行，庙会的轰动，朝野上下，对佛曲都有些如痴如狂。加之寺院之内，净土宗流行，而净土要求多诵法号，63 以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些都为佛曲的大兴创造了条件。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晚唐少康则另辟蹊径，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但具体使用情况已不可考。

唐代的佛教俗讲如前面所言，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述唐代长安的娱乐场所有歌场、变场、道场和戏场。道场本应是高僧大德聚会讲道的场所，但实际情况却沦为声色交杂之地。唐代戏场也多集于寺庙，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寺庙。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音乐得到大的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为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当时的寺庙继承了唐代的特征，仍然十分开放。宋代说话技艺的演出场所之一就是寺庙。开封相国寺是当时演出最为繁盛的地方，至今仍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佛典痕迹。如在音乐典籍中只有曲名未见乐谱的《驻云飞》，在相国寺乐谱中可找到，其结构极似隋唐的大曲。（图174）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曲也有不少唐宋大曲或法曲的特点。另外，从曲名和曲谱中也保存有不少词曲音乐的踪迹，如菩萨蛮、浪淘沙、望江南、水龙吟、山坡羊、醉太平等。相国寺音乐集中州佛曲、词曲和民间音乐的大成，是音乐宝库中灿烂的明珠。此外，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在民间的戏曲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佛曲跟民间音乐的融合，佛教法器在明清众多地方戏中经常使用，包括《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这些都是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娱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这一时期的佛曲跟唐代相比，表面上是大大衰微了，但实际上佛教音乐仍然很盛行，只不过佛曲的歌唱更多地被化为故事性的唱诵，并且跟通俗音乐逐渐结合起来。从总体上说，佛教音乐柔而不弱，清而不躁，对于陶冶身心、愉悦精神都能起到重要的功用，对于宣扬佛法也是大有助益的。

中国佛教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景德传灯录》卷十二睦州道明章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师以柱杖空中点一点‘会么？’”秀才罔措。师曰：“又道会二十四家书，永字八法也不识。”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禅门公案。主人公道明禅师是唐代高僧，住睦州龙兴寺，人称陈尊宿或陈蒲鞋。这位秀才号称能写二十四家书，但他学习的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书法精华，或者更直接地说，实际上是禅的精华，他并不曾领会。而在道明禅师看来，如果不能理解宇宙间的根本大法，以佛性入书，则无论对二十四家的书体如何熟悉，也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道明在空中的随意一点，绝不是指习书者熟悉的那个“永字八法”，而是佛家的心法。由此我们可以悟出佛教与书法的关系。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人们只得靠手抄佛经来弘扬佛法，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历来是修心养性的绝佳艺术，而其与佛所倡导的境界也有相符之处，故而佛教对书法一直都很重视。《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中说到，“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僧众抄写《佛经》，本来就需要净心屏气，专心致志，而这对于书法的提高，却是大有助益的，（图175）所以历代以来，有不少高僧也兼为著名书法家。如高僧智永为王義之七世孙，著名的“永州八法”的发明者。智永善书，颇有家法。他曾将 64 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后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一时求书者纷至沓来，门槛都被踏烂了，只好换成铁的，人称铁门槛。其“千字文”用一千个不同的字书写而成，奠定了后世草书的笔法规范，历代大家临摹者不计其数。（图176）又如唐代书僧怀仁，曾书《三藏圣教序》，碑文集自義之真迹，苦心经营达二十四年，最终集成此碑。此书点画纵横，结构完整，天衣无缝，充分体现了王书的特点和意味，给人以温润和谐之感。再如唐代的怀素禅师，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时人称之醉僧。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曾署其屋曰“绿天庵”。后来芭蕉树的叶子竟被他用光了，用过的叶子堆满了整个房间。他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终于得草圣三味，“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其《自叙贴》、《苦贴》为书法中的瑰宝。（图177）李白很佩服他的字，其《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由于寺院僧侣中书法家很多，故而社会名流往往纷涌而至，与其交游往来，历代文人墨客因此而对佛法耳濡目染，写下与佛教相关的经典或碑文书贴。如王義之曾书《遗教经》、柳公权曾书《心经》、《金刚经》（图178），苏轼更写有《心经》、《华严经》等十余种，再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均有跟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图179）至于撰写碑文、题记者，历代更是不胜枚举，而留下的经典作品也不计其数。如佛教祖庭白马寺，山门内东侧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字体工正秀丽；再如唐代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终南山佛寺，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碑书法平正清穆，笔清意长，于雄健中富含深雅之韵，堪称“欧体”的杰构。又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底层，嵌置着唐代诸遂良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字里行间，温润生焉，如美人婵娟，增华绰约；再如山西龙兴寺有一以大篆而称誉全国的《碧落碑》。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个字。碑文的用字和结体，杂取钟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在前代诸家古体书法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创造，整体风格舒畅秀逸，为历来金石书法家所珍视。关于这块碑文，还有个动人的传说。此碑本为唐代的几位王子为其亡母祈福所立，碑成之日，尚缺碑文，恰巧有两位道士前来请求刻之，二人拿到碑文后，便关门封户，闭目静坐，一连三日，昼夜不出。众人觉得好生奇怪，便一起开门看看动静。不料房中空空如也，唯有一对仙鹤在翩然起舞，而碑文却已刻成，且似鬼斧神工，宛然在目。因此事甚奇，此碑甚妙，不少书法名流慕而观之。当时著名书法家李阳冰见了此碑后，爱不释手，徘徊数日，反复研习，但终于未能琢磨出门道来，最后无名火起，竟以槌击碑，羞愧而去。碑上有一块残缺，相传就是李阳冰的槌痕。

除了碑刻之外，有许多书法作品或书于寺院匾额之上，或题于廊柱之间，或藏于经阁之内，寺院赫然成为中国古代书法的一大圣地。如四川峨眉山报国寺为峨眉山进山的门户，其山门“报国寺”匾额为乾隆皇帝手写；而其七佛殿内，藏有宋代文豪、书法家黄庭坚的四幅《七佛偈》木刻条文真迹；藏经楼内更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兰亭集序》大条幅及郑板桥、康有为、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墨迹。（图180）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用毛笔写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是佛教徒，也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汲汲于抄写佛经。但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如果能适当抽出一点时间来浏览名山古刹，感染佛法的澄澈无边，观赏古代名书家的轻逸之气，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或者仍是值得肯定的吧。而当我们学书问禅，与高僧墨客展开精神交游之际，恍然神与佛交，飘飘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心寂如烟，渺渺不知所归，这种游心骋目，物我两忘的情怀，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领会。（图181）